本节比较明代中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是为了两项考虑：一则，两者的时代跨度几乎相当；再则，二者都承受新大陆白银大量流入其经济体的影响。然而，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与其发展模式却完全不同。
明代享祚几乎三百年（1368—1644），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也延续了近二百年（1516—1700）。尤其16世纪至17世纪，两国在经济发展方面都有巨大改变，于国际活动方面也都十分活跃。
朱元璋建立明皇朝政权，在元之后恢复了汉族为主流的中国政权。皇帝的权威与儒家思想培育的文官制度，已在中国根深蒂固。元代是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其本质与中国传统王朝并不相同，即使忽必烈及其子孙的统治，已吸收了不少中国皇朝的传统特色。朱明则是恢复了中国大一统帝国的统治，其领土大致与中国前朝的疆域相同，民族成分以汉族为主体，文化则是儒、道、佛三家融合的系统。
简言之，中国的文化与社会经过长期的整合，呈现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在这一整体结构中，专制的皇权掌握了主要的政治权力，儒家理念则是中国思想方式的主要形式。明代中叶以后，南方经济十分发达，南北人口分布及财富分配都呈现巨大差异，而阳明心学的兴起，与明代后期南方文化以个人为主体的趋势，都可能挑战上述的一致性，甚至撕裂其整体的格局。但是，这些发展似乎只是削弱了明代中国的体质，却没有演化为多元性的文化与政治格局。
是以，中国北方的贫穷孕育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事，“流寇”在北方流窜十余省，终于拉垮了大明皇朝，但却只能扰及江西、湖南，不能深入富庶的南方。在满洲入关之时，八旗铁骑在北方几乎未遭遇抵抗，而南方的抗争则延续了数十年之久。然而，中国终究是一个整合的整体，北京政权解体，犹如中枢断裂了，南方的抗清活动还是不得不失败！
西班牙的历史完全是另一番情势。西班牙的崛起是经由错综复杂的婚姻与继承，将许多不同的区块集合为王朝疆域。腓力二世（Felipe II，1527—1598）在位时是西班牙的极盛之世。西班牙王室统治的领土，有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半岛中部、欧洲的低地（今荷兰与比利时），海外领土则有东方的菲律宾（从腓力的名字命名），及美洲广大的殖民地。中欧的奥地利也是由同源的哈布斯堡王室统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也在同一家族手中。英国的皇室与西班牙皇室有婚姻关系，两国曾由腓力二世夫妇分别统治。法国与西班牙毗邻而居，双方竞争甚烈。哈布斯堡王朝终于由法国系统的波旁王朝取而代之。英、法、奥三个强权与西班牙的关系离合不定，昨为姻娅，今为寇仇。西班牙统治的这一大片领土中，人民种族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经济形态不同，各地封建贵族各有其权力上的基础。西班牙是十足的多元混合体，其皇室从未有过真正号令全国的权威，也未能熔铸为一个整体。
西班牙战争不断。初起时，西班牙人花了不少气力将伊斯兰教的势力逐出伊比利亚半岛，但是终哈布斯堡王朝之世，改宗基督教的摩尔人是西班牙无法融合的不安成分。西班牙在北方的臣民之中，有不少新教的信徒，例如中欧的加尔文派，而西班牙王室矢志保卫天主教的正统信仰，为此而有宗教裁判法庭，致力于压制新教。各地贵族领主，又各有其地方势力，并不心甘情愿地接受王朝号令。
腓力二世西班牙帝国疆域及大洋商业路线图
凡此内部的不安与动乱之外，西班牙还必须面对伊斯兰教势力的竞争。奥斯曼帝国在苏里曼一世（Süleymān I，1494—1566）时，其舰队横行地中海，欧洲国家不能抗衡。直到1571年，西班牙舰队在希腊南部外海勒班托（Lepanto）海战，击溃奥斯曼舰队，基督教国家才不再担忧奥斯曼在地中海的海上势力。然而，西班牙的无敌舰队（Armada）却于1588年征伐英国之役，被英国海军击溃。
西班牙的两百年霸权，在17世纪末叶已经黯淡。西班牙从新大陆掠夺的财富支撑了西班牙的霸权，却没有为西班牙带来经济繁荣。新大陆的黄金与白银，分别流向西班牙与中国。在中国，活跃的国际贸易壮大了东南沿海的经济，丝绸、陶瓷诸工业的发达，使东南的繁荣惠及一般小民百姓。江南与闽粤富庶，人民生活舒适。元代与明代，使用“宝钞”作为货币，自从新大陆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白银代替宝钞成为大额通货。白银与铜钱同时流通的双重币制，为明清经济发展提供了充沛的货币。中国外销市场与货币增加，两者皆刺激了中国南方经济，造成三百年持续增长的景气。
明代政府的财政似乎并未因为南方经济繁荣而有所裨益，一则对外战事耗费不少，二则官员贪黩成风，三则政府税源仍以田赋与徭役为主，并未合理开拓商税及工业税。这三者之中，最后一项事涉财政结构，也许是关键所在。
西班牙方面的情形，则又与中国不同。西班牙与葡萄牙地滨地中海与大西洋，在开辟新航道的事业上，既是前驱，也获利最早。新大陆的黄金、白银及东方商货的利润，撑起了西班牙霸权。但是，西班牙本土并未因为大量财富流入而改变产业结构。西班牙的牧羊业，为贵族领主的传统收入，他们甚至没有将牧业改变为农业之想，遑论以财富投资于工业生产了。于是，大量黄金、白银，一部分用于皇室及贵族的豪华生活，大部分辗转流入中欧及地中海的商业城市。这些城市只生产消费品，吸收皇帝及贵族的财富，又以所得之收入投注于生产。欧洲的工商业经济，随着重商主义而增长，得益者不在西班牙，而在其分散各处的城市与商港。到西班牙势力衰退时，荷、葡与英国均以“东印度公司”的公司组织，为其经营市场与开拓殖民帝国的工具，这种运作方式与海口商港及商业城市的繁荣，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西班牙、葡萄牙开拓了许多新航道，航海事业刺激了造船业及相关的事业，与此相关的实用数学、天文学与地理学都有相当进展。不过，在学术方面，当以天主教耶稣会为最著。西班牙皇室是天主教中保守教派的主要护法。当时耶稣会与多明我会斗争极为激烈，在华传教的多明我会教士攻击耶稣会不遗余力。西班牙皇室自始至终都护持保守的多明我会，疏远耶稣会。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耶稣会会士介绍欧洲学问的贡献，厥功甚伟，不能忽视。耶稣会会士的通信，也大量介绍中国的知识与工业技术。但中华文化的影响，却在法国展开，而未见于西班牙。此中原因，当与天主教保守教派的反智主义有关。
在明代晚期，中国在思想与文化活动两个领域，有过崇尚个性的运动。这一潮流，出现于东南，后来未能滋长为类似欧洲的启蒙运动，更未转化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当然有中国历史条件的限制。同时代的西班牙，其实也面对正在酝酿的族群民族主义与市民意识，前者终于成为建构民族主权国家的动力，后者在日后滋长为民主与人权的思想。但是西班牙的统治阶层，完全没有察觉二者正在逐渐茁壮，而当时的新教活动及工商城市经济实为其嚆矢。
这一现象，与中国的情形有些相似。明代皇权以宦官为税监，收夺民间财富，激发民变。这些群众活动，其实也是新兴现象。同时，明代江南东林、复社等知识分子的大规模集会结社，也是值得注视的新兴现象。明代统治阶层及知识分子中的正统保守者，都未察觉其可能孕育的动力。明代晚期的新潮，在清军入关后未有进一步开展，中国历史走入停顿。相对的，欧洲的新潮风云际会，兴起此后启蒙运动与民主革命的洪流。欧洲历史为之丕变，西班牙却失落于历史的巨变之中，终于为西欧及中欧的重大转变，挤到了历史的边缘。
西班牙曾经拥有庞大的财富，现在只有旧日皇宫的金碧辉煌，见证一时的烜赫。西班牙极盛时的巴洛克艺术风格，富丽烦琐，装饰重于内涵，倒与清乾隆时代的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处，远远不如明代家具的素朴与明代青花瓷器的淡雅！
明代晚期的文学，曾有过辉煌成绩：小说、散文、戏曲……都在崇尚个性的运动中，提出对于传统与权威的反思。相对而言，当时西班牙文学有塞万提斯（1547—1616）的《堂吉诃德》，也是针对时代的消逝，投下最后一瞥，其中既有惋惜，也有讥讽——也许是两者的混合，留下非凡的效果，颇符合《诗经》哀婉的风味。塞万提斯这位西班牙永垂不朽的文学家，曾参与过勒班托海战，而且在战火中丧失了他的左臂，由这样一位人物担任西班牙盛衰的见证人，也令人低回于历史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