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大家自卫！大家自卫！到处都是敌人！
法军大炮持续轰击英军战线的时候，威灵顿公爵说：“先生们，这是很猛的炮击。我们看看，谁的炮击更持久。”
公爵的策略非常简单。他早就决定在这道山岭坚守，希望能牵制住拿破仑，直到布吕歇尔赶来。此时布吕歇尔已经到达战场，但普军的前进似乎非常缓慢，让人心焦。威灵顿表现出镇静自若的样子，但士兵们注意到他经常看表。后来公爵说，表的指针慢到了肉眼无法察觉的地步。普军向普朗斯努瓦的攻击迫使法军从两座山岭之间的主战场抽调兵力，但威灵顿及其部下目前还感受不到敌人兵力的削弱。他们仍然遭到密集炮火的轰击，而法军正在山岭上集结步兵，准备向公爵的阵地发动新的攻势。
拿破仑“美丽的女儿们”在猛击威灵顿的山岭，但仅仅靠炮兵是无法驱逐英荷军的。法军必须发动新的进攻。目前为止，法军的举动无意中帮了威灵顿的忙。法军为了等待地面干燥，推迟了进攻，而这一天的每分每秒都很宝贵，这对公爵来说简直是上帝的馈赠。后来埃尔隆以笨重的队形进攻，士兵们无法组成方阵，于是被英军骑兵突破。而奈伊在极度乐观的狂傲中，竟然用皇帝的骑兵去冲击英军的火力网。现在，在普朗斯努瓦周围的炮声猛烈响起之时，法军总算做对了一回。
拉艾圣（字面意思是“神圣的树篱”，带有神秘气息）是公爵阵地的中央壁垒，这座要塞位于布鲁塞尔－沙勒罗瓦主路旁的山岭前方。这是一座相当大的农庄，不过远远没有乌古蒙那么大，完全是石质建筑。离法军最近的地方有一座果园，更远的地方是农家场院，而最靠近英军山岭的地方，离十字路口约200码处，有一座菜园。农家场院的三面有房屋，第四面是路旁，得到一堵长长石质高墙的保护，墙上有两个门。农家场院的南面是一个大谷仓，谷仓的门很大，可以向田野敞开，法军骑兵就是从这里冲锋的。但在大雨如注的大战前夜，守军为了生火取暖，将两个大门拆除、砍碎并烧掉了。农家场院的西侧是一排马厩和牛棚，而北面就是农舍，一条从场院通往菜园的小径穿过农舍。
在整个战役期间，农庄遭到攻打。但与乌古蒙不同的是，此地的英军未能做好防御准备。谷仓大门已经不复存在，法军能够轻松地冲进来。而且，外墙也没有凿出枪眼。英军工兵都被派去加固乌古蒙的防御工事，拉艾圣被忽视了。英军的一名参谋军官对这些疏忽感到愤恨：
守军兵力不足，工兵被调走。此地缺少防御手段，却被说成足够牢固。夜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加强防御。原本理应在夜间搭建脚手架、凿出枪眼、修复大门、拆除部分屋顶、扔掉干草并保证弹药充足。
即便如此，德意志守军还是打退了法军的每一次进攻。法军占领了果园和菜园，但被固若金汤的方形石屋和英王德意志军团的来复枪火力阻挡住了。埃尔隆军被打败和撤退时，菜园被守军夺回。但是，法军散兵还留在果园里。他们企图放火焚烧谷仓屋顶，但场院内有个小池塘，所以守军能够及时灭火。指挥守军的是经验丰富、颇具才干的格奥尔格·巴林（George Baring） 少校。战斗打响时他有400人，下午得到了一些增援，现在指挥着约800人。
他们的存在给法军制造了很大麻烦。攻击威灵顿山岭的法军必将遭到英王德意志军团的来复枪，以及农庄后方不远处和路对面沙坑内英军的来复枪袭击。拉艾圣阻止了法军直接攻击威灵顿山岭的中路，迫使他们在拉艾圣和乌古蒙之间前进，或者在拉艾圣与英荷军战线左翼背后的建筑群之间进攻。
所以尽管拉艾圣的防御准备不足，但仍然给法军攻势造成了重大障碍。法军整个下午都在尝试占领它。巴林写道，敌人“打得非常勇敢，我之前从来没见过法国人这么勇敢”。敞开的谷仓大门被封堵起来，现在部分被敌人的死尸阻挡住，守军还在谷仓外墙凿出了粗糙的枪眼，敌人炮火也在外墙上打出了一些窟窿。双方都通过这些窟窿射击。下午晚些时候，在突破英军左翼的企图失败之后，奈伊元帅奉命拔掉拉艾圣这根眼中钉。他集结了埃尔隆军的各营，率领他们沿着公路北上，这一次他还带来了骑兵和机动炮兵。
虽然奈伊没有机会知道，但法军对拉艾圣攻击的结果是没有悬念的，因为守军的弹药即将告罄。巴林派出了多名传令兵，绝望地恳求弹药支援，但没有弹药被送来。弹药都在山岭后方，随时可以分配，但不知为何，巴林的消息都没有被传达给弹药的负责人，于是守军的弹药继续减少。巴林写道：“清点弹药之后，我发现平均每人只剩下三四发子弹！想想看我是什么感受！”
就这样，在西沉的太阳和逐渐稀薄的云朵下，在硫黄气味的大团浓烟之下，法军又一次发动了进攻。他们包围了农庄。随后发生的故事，一名幸存的德意志士兵讲得最精彩。他是来复枪兵弗雷德里克·林道（Frederik Lindau）。巴林称赞他为英雄，因为在下午早些时候，林道头部两次负伤，长官命令他返回山岭找医生，他却拒绝离开战友。他用浸透朗姆酒的纱布包扎了自己的头部（这样的包扎是不够的），坚持战斗，血不断从伤口渗出，流到他脸上。法军的总攻开始时，他在谷仓内：
我们身后的枪眼没有足够的人员把守，于是法军透过这些枪眼，猛烈地向我们射击。我和一些战友站在这些枪眼前，于是敌人的火力弱了一些。我刚开了一枪，一名法军抓住我的来复枪，要将它拽走。我对身旁的战友说：“看！那狗东西在拽我的枪。”他说：“等着，我刚装好子弹。”他开了枪，那名法军倒了下去。这时另一名敌人抓住我的枪，但我右侧的战友用刺刀戳了他的脸。我把枪抽回，准备装填的时候，一大梭子弹从我身旁飞过……其中一发子弹打掉了我的羊毛包袱，另一发子弹打碎了我的枪的击铁。为了换一个新击铁，我走到池塘，里斯（Reese）中士在那里奄奄一息。他已经不能说话，我想把他的枪拿走。一摸就知道这是支好枪。他凶巴巴地瞪了我。我拿了另外一支枪——这里地面上到处是枪，然后回到自己的枪眼处。但我很快就把子弹打完了，于是翻看牺牲战友的弹药袋，它们大多已经空荡荡了……不久之后，我听到一名军官在农庄里呼喊：“大家自卫！大家自卫！到处都是敌人！”我看到好几个法军爬到了墙头。其中一人跳了下来……就在那一瞬间，我将刺刀插入了他的胸膛。他跌倒在我身上，我将他掀翻，但我的刺刀弯了，只能丢掉。我看到我的上尉在屋门口与法军肉搏。其中一个敌人正要向掌旗官弗兰克（Frank）开枪，但格莱莫（Graeme）中尉用剑刺穿了他，然后砍到另一个敌人脸上。我想跑过去帮忙，但突然自己也被法军包围了。我好好地利用了自己的枪托。我挥舞着枪托，直到我的来复枪只剩下枪管，但解救了自己。我听到背后一声怒骂……注意到两名法军将霍尔策曼上尉赶到了谷仓里。我正要过去帮忙，一名法军抓住了我的胸口……然后另外一个敌人用刺刀戳我。我将扭住我的法军推到一边，结果他被戳中了；他放开了手，喊道：“上帝呀！我的上帝！”然后倒下了。我匆匆跑向谷仓，希望从那里逃跑，但我发现谷仓入口被一大群人堵住了，于是我跳过一面隔板，霍尔策曼上尉和一些战友站在那里。很快，一大群法军冲了进来……
林道被俘了。他很幸运。他之前抢来的很多战利品又被法军抢走，但俘获他的法军没有杀他。法军在战斗的狂怒中屠杀了许多企图投降的守军。原先驻防的400人中只有42人从通过农舍的狭窄走廊逃走。其中之一是乔治·格莱莫中尉：
我们全都需要通过一条狭窄走廊。我们想在那里停下，发动一次冲锋，但办不到；敌人向走廊里开枪。一名法军就在五步之外，端枪瞄准我，这时我们连的一名军官用刀戳他的嘴，从脖子里穿刺出来；他当场倒下。现在他们一窝蜂涌了进来。
巴林少校讲述了后来的故事。尝试通过走廊逃走的人并非全都能抵达花园，因为狭窄的走廊被死尸和垂死的人堵住了：
在这里受罪的人当中有掌旗官弗兰克，他已经负了伤；他用军刀刺死了第一个攻击他的敌人，但同时他的胳膊被另一名敌人的子弹打断了；他走到了一间卧室，躲在一张床后。还有另外两人也躲在同一个房间，但法军紧随而来，喊道：“绝不能饶了你们这些绿鬼子！”当着弗兰克的面将那两人打死。
掌旗官弗兰克藏在床后，始终没有被敌人发现。格莱莫中尉也躲过了敌人，冲过菜园，返回山岭顶端。这场激战还在持续的时候，奥兰治亲王苗条的比利命令英王德意志军团的一个营前进到农庄，以救援那里的守军。该营的指挥官昂普泰达（Ompteda）上校 抗议道，法军有骑兵支援他们的步兵，他的营没有办法同时对抗敌人的骑兵和步兵，但乳臭未干的奥兰治亲王自以为是地命令经验比他丰富得多的昂普泰达服从命令。昂普泰达执行了命令，阵亡了，他的营几乎被法军胸甲骑兵全歼，又一面军旗被法军缴获。苗条的比利又出了一个昏招。
拉艾圣失守，是因为守军的弹药耗尽，所以士兵们不得不用刺刀、剑和枪托与兵力远超过他们的敌人厮杀。威灵顿本人承担了此次失败的责任。多年后，第五代斯坦诺普伯爵（Earl Stanhope）记载了他与公爵的一次对话，公爵：
哀叹道，拉艾圣的失守，罪责在指挥那个地段的人，“就是奥兰治亲王”；但公爵立刻纠正道：“不对。其实是我的错，因为我原本应当亲自注意那里。”
法军在攻击中损失惨重，但他们占领了拉艾圣，这意味着他们能够将骑炮兵调到这座农庄。他们在房屋里派驻了士兵，还派遣散兵上坡去骚扰英荷军战线。尤其是法军大炮对威灵顿的人马造成极大杀伤，因为它们现在距离敌人更近，可以发射霰弹。16岁的掌旗官乔治·凯佩尔（George Keppel）属于第14团，该团奉命去支援威灵顿受到威胁的中路战线。因为敌人的骑兵近在咫尺，所以该营不得不组成方阵。第51团的一名号兵之前和散兵一起出动，现在撤退了，误以为第14团是他自己的单位，躲进了第14团的方阵。凯佩尔记得这名号兵说：“在这里，我又安全了。”
他话音刚落，一发实心弹就把他的脑袋打掉了，他的脑浆溅到我们全营官兵身上。军旗和掌旗官们被溅得特别多。掌旗官之一查尔斯·弗雷泽（Charles Fraser）是一位优秀的绅士，谈吐特别文雅，他慢吞吞地拉长调子说：“真是恶心透顶！”
大家都笑了。第14团很年轻，没有和威灵顿一起在伊比利亚半岛作战过。大约一半士兵和一半军官的年龄不超过20岁，现在该团损失惨重，因为按照凯佩尔的说法，法军炮手“将我们完完全全地控制在炮火射程内”。该团奉命卧倒，但凯佩尔在一面鼓上坐下，轻轻拍着上校战马的口鼻。
，我屁股底下的鼓被掀翻了，我被摔得趴倒在地，感到右脸颊被打了一下。我伸手去摸头，觉得我的半张脸都被打飞了，但其实皮肤连擦伤都没有。一发榴弹击中了那匹马，正好打在我的手和头部之间，把马当场打死了。我脸上被打的那一下，是被马嚼子上作为装饰的突起的王冠打的。
榴弹、霰弹和实心弹狠狠轰击着第14团。“如果我们在这个暴露的地方再待久一些，我应该就不能活下来讲这个故事了。”凯佩尔写道。但后来该团奉命后撤，离山顶远一点，因为那里已经过于暴露，任何部队都坚持不下去。
奈伊看到英军后撤，也看到威灵顿战线的中路人手不足、摇摇欲坠。威灵顿的中路部队在炮火下损失很大，奥兰治亲王又毁掉了英王德意志军团的整整一个营。但法军也遭到了削弱。占领拉艾圣的部队损失极大，力量不足以向山顶发动新的攻势，于是奈伊给拿破仑送去急信，请求增援。增援部队可以沿着主路径直上来，能够在拉艾圣的大炮和法军骑兵（他们已经缴获英王德意志军团的一面军旗）支援下，突破英荷军阵地的中路。这的确是个机会，奈伊也看到了这个机会；他只需要更多部队。
拿破仑拒绝了。“他觉得我在哪儿能给他找到增援部队？”他讥讽地说道，“他是不是觉得我能变出军队来？”
但他确实有部队可以调用。那就是皇帝的预备队，帝国近卫军。它没有参加今天的战斗，仍然完好无损。但拿破仑将大多数近卫军都留在后方，作为预备队。有些近卫军被派往普朗斯努瓦，普军正在那里猛攻，气势非常凶悍，以至于普军大炮发射的实心弹开始落到皇帝身后的布鲁塞尔－沙勒罗瓦公路上。但大多数近卫军被留作预备队，可以调去支援奈伊。然而，皇帝在等待。
现在，傍晚时分，英军山岭上最艰难的时刻到了。仿佛法军感受到了英军的薄弱，加强了炮击。法军的一些大炮部署在拉艾圣和十字路口的榆树之间。“我们非常愿意向那些大炮冲锋，”第30步兵团的掌旗官爱德华·麦克莱迪（Edward Macready）回忆道，
但在我们部署的时候，大炮两翼的法军骑兵会把我们杀得血流成河……现在大家倒要看看，哪一方的定力最强，能够承受最长时间的杀戮。在这关键时刻，公爵常常来视察我们；他无比冷静沉着。他经过我们方阵的后方时，一发榴弹落在我们的掷弹兵当中，他勒住马去查看榴弹爆炸的后果。有些人被炸得粉身碎骨，而他仅仅拉了拉自己战马的缰绳……没有一位领袖像他那样得到士兵们的绝对信任，但“没有人会爱戴他”；不管他走到哪里，都会听到压低嗓子的“保持安静！看前方！公爵来了！”……然后大家都精神抖擞，仿佛在阅兵。他的副官坎宁（Canning）上校和戈登（Gordon）上校在我们方阵附近中弹倒地，坎宁上校在方阵内死去。傍晚，威灵顿走近我们的时候，霍尔基特（Halkett） 骑马到他面前，报告了我们的脆弱状态，恳求公爵允许我们撤退。
威灵顿的答复非常冷酷。他说，他不可能答应霍尔基特将军的请求。“战场上的每一个英国人都必须在我们目前的阵地上宁死不退。”形势多么严峻，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第30团奉命将团旗转移到后方。“很多人批评这个举动，”麦克莱迪说，“但我看到我们亲爱的破破烂烂的老军旗被送到安全地带后，一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喜悦过，也从来没有这样视死如归过。”
只有在十万火急的时候，才会将军旗送到后方。这样能避免在战败的情况下军旗落入敌手，让敌人得意扬扬。其他营也在考虑把军旗送走。掌旗官詹姆斯·霍华德（James Howard）属于第33团，也就是公爵的老部队。6月18日是年轻的霍华德的生日。他在给兄弟的信中写道：“我们打得很激烈。那场面，那血腥，我永生难忘。”拉艾圣失陷之后，霍华德看了看四周：
我们能看到的部队就只有我们旅和近卫军的一个旅。我们非常孤立……我以为战局非常糟糕。我们决心将所有军旗送往后方，我们自己则要坚守到最后一兵一卒。我们就在那儿，坚守阵地。让我们欢欣鼓舞的是，来了很多援兵。
威灵顿亲自带来了援兵。这是他最后的预备队。目前他能做的，就是让他的人马留在山岭上，并尽量躲避敌人的炮火。但当各营撤到背坡以躲避实心弹和榴弹的时候，山顶就被敌人的散兵主宰了。法军派遣了数千散兵去骚扰英荷军战线。攻克拉艾圣之后，法军得以占领英军山岭绝大部分的前沿山坡，法国腾跃兵在那里非常活跃，而在他们的背后，法军骑兵隐藏在浓密的硝烟中。第52团的掌旗官利克写道：
各团站立在山顶之后约40步的地方，所以基本上避开了敌人炮火。实心弹的呼啸还在继续，很多实心弹从我们头顶掠过，其他的则打中了我们阵地的顶端，从我们身267上弹跳过去，也有的实心弹已经是强弩之末，落到地上，缓缓向我们滚来。我们组成横队的时候，一发实心弹像板球一样向我们滚过来，速度非常慢，我打算伸出脚去拦住它。我的掌旗中士迅速恳求我不要那么做，并告诉我，那样很可能严重炸伤我的脚。我们以横队站立的时候，就在我前方2码的地方，躺着一只死了的小三色猫。它可能是因为害怕而跑出乌古蒙的，因为乌古蒙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房屋。
榴弹以曲线弹道飞跃山顶，造成了更大破坏，不过第23团一名17岁列兵捡起了一发正在冒烟的榴弹，它的引信还在发出嘶嘶声，烧得越来越短，已接近榴弹中央的火药。这孩子将它抛出去，就像投球一样。它爆炸了，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实心弹的弹道比较平直，对那些得到背坡掩护的人来说不是那么危险，但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实心弹从士兵们头顶上掠过，他们不得不低头躲闪。第52团那位富有魅力的团长约翰·科尔伯恩爵士（Sir John Colborne）告诉大家不要躲闪，否则别人会以为他们是第2营。至少在两营制的团里，一般的习惯是第1营作战，第2营留在基地，承担新兵训练任务。这严厉的批评发挥了效力，士兵们昂首挺胸，站得笔直。第52团可能不太需要害怕实心弹，但山顶的法军散兵给他们造成了不少伤亡。帕特里克·坎贝尔（Patrick Campbell）上尉是一位连长，此前在休假，当天下午才返回团里。他说公爵骑马走过的时候，敌人火力特别密集。
第52团隔壁是第1近卫步兵团的一个营，它和第52团一样，因为害怕法军骑兵再次冲过山顶，组成了方阵。方阵特别容易受到散兵的袭击，成为他们的活靶子，而在山顶的法军散兵非常多。公爵看到这种情况，接过第1近卫步兵团的指挥权，命令它改为四排的横队，并亲自率领横队向前推进。他们用滑膛枪齐射火力将法军散兵驱逐下山。掌旗官利克从第52团的两个方阵之一看到了这一幕：
我们看到一群骑兵过来了，但近卫军的营迅速组成了方阵，干脆利索。敌军骑兵不敢与方阵对战，吃了一轮子弹，沿着第52团的正面冲过去，又遭到一轮凶猛的射击，于是这群骑兵几乎被全歼。第1近卫步兵团第3营井然有序地撤回原先的阵地。
其他营效仿近卫军，组成了横队去驱逐法军腾跃兵。尽管英军步兵纪律性极强（利克语调平直的叙述足以证明英军步兵在这凶残环境里表现出的绝好纪律和高超技能），但仍然无法防止炮弹造成的杀伤。榴弹四处开花，实心弹从队列中掠过，法军散兵潮水般涌回来。但法军散兵至少给联军帮了一个忙：一名法军神射手开枪击中了奥兰治亲王的左肩。苗条的比利离开战场去求医，这意味着他不会给己方造成更多损害了。法军可不需要他的“帮助”。默瑟说，“乌云般的散兵”逼近了英军山岭，猛击英军阵地，同时大炮在持续轰鸣，炮弹尖声嘶鸣着划过浓烟滚滚的山谷。随着天色渐晚，影子越拉越长。可怜的巴林少校被从拉艾圣驱逐出来，他和少数幸存者加入了英王德意志军团的另一个营。他发现了一匹被法军炮兵抛弃的军马，于是翻身上马，但五发子弹击中了马鞍，另一发子弹将他的帽子打掉。他写道：
这场杀戮似乎没有止境，非要到其中一支军队被彻底歼灭为止。我现在骑的马是今天一天时间里我骑的第三匹。它头部中弹，腾跃又倒下来的时候压在我右腿上，把我紧紧压进肥沃的泥土里。我使尽浑身解数，也没办法从269马身下挣脱。
他最终得到营救，但他注意到威灵顿战线的中路“防守很弱，失去了章法”。此时他在第27步兵团右侧，该团是英荷军损失最惨的单位之一。这是一个爱尔兰团，是从预备队调上前沿加强威灵顿中路的，离位于拉艾圣的法军很近。爱尔兰士兵坚守阵地，但也在那里牺牲：他们的19名军官有16人阵亡或负伤；一共700人左右，损失了多达463人。战役结束时，第27团还是方阵阵型，但方阵里已经大都是死人了。第73苏格兰高地团曾在四臂村血战，他们方阵内的士兵不愿意排得太密集，可能是害怕敌人的下一发实心弹会沿着刚刚屠戮他们战友的路径射来。指挥官哈里斯中校骑马到了缺口处，说道：“孩子们，既然你们不肯，那我来吧。”可能就是这句话劝服士兵们尽忠职守，恢复了队形。在第73团遭受磨难期间，公爵来到他们的方阵，询问指挥官是谁。约翰·加兰德（John Garland）上尉回忆道：“我回答：‘是哈里斯中校。’然后公爵‘指示我通知哈里斯中校，组成横队，但如果我们遭到胸甲骑兵的攻击，就重新改成方阵’。”横队，哪怕是四排的横队，面对炮火也比方阵要坚强得多。
可怜的加兰德负了重伤，在布鲁塞尔一家医院住了几个月才返回家乡多塞特，后来将自家房子命名为四臂村小屋。他与威灵顿的这次邂逅也印证了公爵始终处于最危险的前沿，随时向部下发出建议或命令。拿破仑是在远方观战，但威灵顿需要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战局进展。他短暂地接管了一个近卫营的指挥权，然后沿着山岭巡视前线，鼓舞将士，并让将士们看到他，这是最重要的。英军参谋军官肖·肯尼迪（Shaw Kennedy）谈到公爵的“冷静”，他的“精准和活力”，以及他“百分之百的沉着”。
公爵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在战役的所有阶段，不管局势多么严重，他都完全镇静自若。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引导正在他周围肆虐的风暴；从他当时说话的坚定态度看，显然他下定决心要坚守当前阵地，直到最后。
公爵一定知道，拿破仑会做最后一次努力，去突破他的战线；公爵能做的，就是让自己的战线严阵以待，所以联军官兵必须忍耐炮击。马克·阿德金对本次战役惊人的统计数据做了最优秀的分析，他估计公爵军队伤亡人数的2/3是由于炮击，而且大多数伤亡也是在这个阶段产生的。山岭全线血肉横飞，死神徘徊。奈伊元帅可能是正确的。再来一次炮兵、骑兵和步兵协同有力的猛攻，一定能够突破威灵顿已经薄弱很多的战线，但拿破仑拒绝给奈伊增兵，于是给了公爵喘息之机。他利用这一时间重整旗鼓，而且由于普军冯·齐滕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山岭东端，公爵可以从最左翼调兵到中路。他命令赫西·维维安（Hussey Vivian）少将爵士将他的轻骑兵旅调到山岭中路，但维维安是一个聪明而经验丰富的骑兵指挥官，已经预料到公爵会下这样的命令，所以已经前往山岭中路了。他率部队来到英国步兵正在承受磨难的地方：
我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景象：地面完全被死尸和垂死者覆盖，炮弹和榴弹来势汹汹，比我听过的滑膛枪响都要密集。我们有些士兵退缩了。
退缩的士兵是一些缺乏经验的年轻不伦瑞克士兵，他们惊慌失措地从山顶的残杀中撤退。维维安的骑兵拦住了他们的退路，但公爵亲自将这些退散的士兵收拢，率领他们返回山岭。他还把一个兵力很强的荷兰－比利时营带到了山岭，这是他最后的预备队之一。亨利·杜佩里耶（Henry Duperier）的姓氏是法国的，但他是英军第18骠骑兵团的一名军官，在维维安将军麾下效力。他被安排到这些缺乏经验的新兵后方，观察他们的军官：
用鞭子抽打士兵（就像西班牙牧人用鞭子驱赶牛群一样），催动他们去前线嗅火药味……我也像那些比利时军官一样，用剑威逼那些调头想逃跑的士兵，警告他们，若是不回前线，我就戳死他们。这种威胁发挥了我们需要的效果，他们全都坚持下去了。
公爵将自己的各营组成强大的四排横队，成功肃清了山顶的大部分法军散兵，使得第95团的来复枪兵得以狙杀盘踞在离十字路口很近的法军炮兵。但英军横队不能在山顶久留，因为害怕遭到更远方法军大炮的轰击，所以一旦联军步兵后撤，法军散兵又潮水般涌上来。对联军的很多人来说，此时就是整个战役中最危急的时刻。法军占领了公爵阵地的前坡，法军大炮对守军造成了极大杀伤。但陷入危局的不是公爵，而是皇帝，因为普军已经到了战场，此时拿破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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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比洛元帅的部队将法军逐出了普朗斯努瓦。这是一场极其凶残的近距离肉搏战，双方用刺刀和枪托在小巷和农舍花园内厮杀。大炮向狭窄街道发射实心弹和霰弹，街上硝烟滚滚，满地血污。一些法军士兵坚守着村庄西部边缘的一些房屋，但他们有可能被在村庄两侧田野里前进的普军包围。
拿破仑不能丢掉普朗斯努瓦。它就在他的战线后方，如果落入敌手，就会成为布吕歇尔的基地，普军就会长驱直入、冲向布鲁塞尔公路。如果那条公路被切断，那么法军就没有可以撤退的道路了，他们就会被包围。于是，皇帝派遣他的青年近卫军去夺回普朗斯努瓦村。
青年近卫军是帝国近卫军的一部分，而帝国近卫军是皇帝钟爱的精英部队。要想加入近卫军，士兵必须参加过三次战役，并且他的品行（指的是纪律方面，而不是道德方面）要得到证明。近卫军士兵享有更好的装备、更高的军饷和特色鲜明的制服。近卫军有自己的步兵、骑兵和炮兵，所以组成了军队中的军队。根据传统，近卫军一般担任预备队，在需要他们的时候才参加战斗，向敌人发出致命一击。自然而然，法国军人对近卫军享有的特权颇有些怨恨，但绝大多数士兵还是渴望被选人近卫军。近卫军的绰号是“长生军”（the Immortals），这有点讽刺意味，因为很多战役中，近卫军根本没有参加战斗。而近卫军自称为“抱怨者”（grognards），因为他们常担任预备队，眼睁睁看着其他人战斗，感到受挫。虽然大家对近卫军有些不满，但也很仰慕。近卫军对拿破仑忠心耿耿，都是久经沙场的勇士，打起仗来像老虎一样凶悍，他们自夸战无不胜。任何敌人都不敢低估他们的战斗力或者效率。
青年近卫军是散兵，但他们也可以像其他步兵营那样组成横队或方阵。在滑铁卢的青年近卫军兵力只有4700人多一点。洛鲍的部队寡不敌众，被逐出普朗斯努瓦后，皇帝派遣了青年近卫军全部8个营去收复普朗斯努瓦。指挥这支青年近卫军的是纪尧姆·菲利贝尔·迪埃姆（Guillaume Philibert Duhesme）将军，他是法国大革命的孩子，一个非常卑鄙的角色。他是劳工的儿子，凭借精明强干攀升到高层，但他也腐化、贪婪、残忍，还是个虐待狂。他学过法律，后来成为军人，对拿破仑颇有些疑忌，认为皇帝背叛了法国大革命的许多原则（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迪埃姆是一位优秀的军人，不容忽视，所以拿破仑将青年近卫军托付于他。迪埃姆是轻步兵战术的专家，他撰写的薄薄教科书《轻步兵历史概论》（ Essai Historique de I'Infanterie Légère）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该主题的权威著作。
轻步兵受到的训练是要独立地思考和行动，所以非常适合进攻普朗斯努瓦。青年近卫军开始前进，遭到村庄外围房屋的滑膛枪火力袭击。但迪埃姆不准部下还击，而是率领他们径直冲上大街小巷，用刺刀肃清那里的敌人。这种战术奏效了，普军跌跌撞撞地逃出村庄，甚至被追击了一段距离。在这场凶残的激战中，迪埃姆将军头部负了重伤，两天后去世。
青年近卫军圆满完成了任务，捍卫了帝国近卫军的传统，然而冯·比洛的部队每分钟都得到增援，因为更多普军越过了拉恩河谷，穿过树林，奔赴战场。普军发动反击，将法军逐出村庄西侧的房屋，并围攻石墙环绕的教堂墓地。约翰·冯·希勒（Johann von Hiller）上校是普军两个纵队之一的指挥官，他回忆道：
我们成功缴获一门榴弹炮、两门加农炮、好几辆弹药车，俘虏2名参谋军官和数百名士兵。教堂墓地周围的开阔广场被房屋环绕，敌人坚守在那些房屋里，我们无法将其逐出……在15-30步的距离上，爆发了一场激烈枪战，普军各营最终损失惨重。
青年近卫军在殊死搏斗，但布吕歇尔可以派遣更多人加入混战，所以青年近卫军渐渐不可避免地被打退了。普军夺回了教堂及墓地，然后争夺每一间房、每一座花园，在两侧都是燃烧着的房屋的小巷里厮杀。青年近卫军寡不敌众，面临绝境，不得不撤退。
拿破仑的预备队还有13个营的帝国近卫军。他将这些预备队部署在南北两面，构成防线，以防止普军在普朗斯努瓦取得突破。但为了阻止普军占领普朗斯努瓦，他又派了两个营的老近卫军去支援在村内苦战的法军。这两个营的老近卫军端着刺刀冲进硝烟和混战，他们的到来鼓舞了村内的法军幸存者，于是普朗斯努瓦争夺战再次逆转，这一次是法军占上风。新近抵达的老近卫军杀到地势较高的教堂墓地，将其占领，驻扎在墓地的石墙内。即便此时，他们仍然承受着巨大压力。有一次他们的将军珀莱男爵抓起宝贵的鹰旗，喊道：“猎兵，跟我上！挽救鹰旗，或者死在它周围！”近卫军重整旗鼓。后来，珀莱发现一些近卫军士兵割断普军俘虏的喉咙，感到十分憎恶，阻止了屠杀战俘的行为。至少目前珀莱稳住了法军防线，普朗斯努瓦仍在皇帝手中，所以拿破仑后方的威胁解除了。
但冯·比洛的部队并不是唯一抵达战场的普军部队。汉斯·冯·齐滕中将的第一军在下午早些时候离开了瓦夫尔，选择了比冯·比洛部队更偏北的路线。他们耽误了一点时间，因为皮尔西（Pirch）将军的第二军走的是与冯·比洛相同的偏南路线，于是冯·齐滕军和皮尔西军（各自有数千人以及火炮和弹药车）在一个十字路口相遇了，两个军都想穿过对方的行军路线，因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混乱。冯·比洛和皮尔西奉命去攻击拿破仑的右翼（在普朗斯努瓦），而冯·齐滕的部队走了更偏北的路线，以便与山岭上的威灵顿部队连成一片。
冯·齐滕将军的部下曾在利尼血战，兵力损失了将近一半。此刻，在傍晚的斜阳下，冯·齐滕率领差不多5000人奔向威灵顿的阵地。他们在看到战场之前很早就听到了战斗的喧嚣，尽管烟团在树梢上方飘浮，被片状闪电般的炮口焰照亮。冯·齐滕军的首次接“敌”是他的前锋抵达弗里谢蒙庄园时，这是一座相当大的建筑，位于威灵顿阵地最左端。驻守此地的是萨克森－魏玛亲王伯恩哈德的拿骚部队，也就是两天前凭借极大勇气挽救了四臂村的那支部队。萨克森－魏玛激战整个下午，打退了法军对帕普洛特和拉艾的进攻；此时他的后背突然遭到攻击。他的军官之一冯·雷特堡上尉回忆道，他的步兵“被不计其数的散兵以及紧随其后的步兵纵队”逐退：
甚至有散兵从我后方的树篱攻击我。我打退他们之后，发现他们竟然是普军！他们也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友军的互击持续了不到十分钟，但双方都已有多人死亡和负伤。
冯·雷特堡没有说的是，正是他的勇敢，结束了友军之间不幸的误击。他穿过枪林弹雨去告诉普军，他们犯了错误。拿骚士兵穿的是深绿色军服，可能会被误认为是法军的深蓝色军服，而拿骚士兵的军帽也是类似法军的形状。
随后发生了更多混乱。山岭上急需冯·齐滕将军的部队。威灵顿知道法军可能发动新的攻势，如果普军来增援他的左翼，他就可以将左翼部队抽去支援中路。冯·齐滕将军派遣侦察兵先行，其中一人是一名年轻军官，返回后报告称，大局已败，他看到威灵顿军队在全面撤退。就像奈伊元帅一样，他也误将威灵顿战线后方的混乱理解为战败撤退，以为英荷军在仓皇逃跑，而实际上那仅仅是被送往后方的伤员、弹药车、仆人和脱缰的马。榴弹在他们当中爆炸，而掠过山顶的实心弹在落地时激起尘土。这看上去像是法军在炮击惊慌失措的败兵，更让人以为这是英荷军在溃败。这名普鲁士军官除了山岭上的情况之外，能看得到的应当不多，因为山岭被硝烟笼罩，但透过这浓烟，他能看到法军大炮发射时的红色闪光和较小的滑膛枪枪口焰，这些火光猛然照亮了烟团，然后迅速消失。不时发生更大规模的爆炸，那就是榴弹击中了英荷军弹药箱。“乌云般”的法军散兵接近山顶，一些法军大炮也前进到那里，而在散兵后方是严阵以待的骑兵，透过烟雾可以勉强看到他们。难怪这位年轻军官相信法军已经占领威灵顿的山岭，公爵的军队在全面撤退。他骑马返回冯·齐滕身边，告诉他，大势已去，与威灵顿会合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公爵已经败了。
就在这时，布吕歇尔派遣的一名参谋军官送来了新命令。这位参谋军官是冯·沙恩霍斯特（von Scharnhorst）上尉，他找不到冯·齐滕，于是骑马到纵队前方，直接向官兵下命令：他们应当立即调转方向，向南方前进，去帮助布吕歇尔进攻普朗斯努瓦。这样似乎就不会再去援助威灵顿，而是由普军在拿破仑山岭以南打一场单独的战役。
威灵顿身边的普军联络官冯·穆弗林将军在等待冯·齐滕的到来。他原以为冯·齐滕会更早抵达，但现在冯·齐滕军终于出现在了威灵顿阵地最左翼的视线之内。然后，令冯·穆弗林大吃一惊的是，那些部队转身离去了。“由于这一次后退，”他写道，“战役可能会失败。”于是冯·穆弗林催动坐骑，奔向正在离去的普军。
与此同时，冯·赖歇（von Reiche）中校（冯·齐滕的参谋军官之一）和冯·沙恩霍斯特上尉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冯·赖歇主张服从原先的命令，去援助威灵顿，尽管有报告说威灵顿已经战败。但冯·沙恩霍斯特坚持要求服从布吕歇尔的新命令。冯·赖歇回忆道：
我向他指出，我们已经和冯·穆弗林做好了安排，威灵顿指望我们很快会去援助他，但冯·沙恩霍斯特什么都不肯听。他宣称，如果我拒绝服从布吕歇尔的命令，就要负责任。我从来没遇过这样的两难困境。一方面，我军在普朗斯努瓦遇险；另一方面，威灵顿依赖我们的援助。我一筹莫展。到处都找不到冯·齐滕将军。
他们争吵的时候，部队停下了脚步，但随后指挥冯·齐滕部队前锋的施泰因梅茨（Steinmetz）将军纵马赶来，对部队的停顿非常恼怒，粗暴地告诉冯·赖歇，必须服从布吕歇尔的新命令。于是部队转向东方，寻找一条向南通往普朗斯努瓦的道路，但就在这时，冯·齐滕出现了，于是刚才的争吵又重新上演了一次。冯·齐滕听了大家的争论，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他主张忽略布吕歇尔的新命令，相信冯·穆弗林的保证（公爵并未全面撤退），于是命令部队前往英荷军的山岭。普军第一军终将与威灵顿会合。
第一军拥有自己的火炮，包括6磅加农炮和7磅榴弹炮，这些火炮是冯·齐滕对法军使用的第一批武器。它们可能是沿着山岭正面射击的，可能瞄准了拉艾圣周围的炮口焰和烟雾。普军大炮开火不久之后，就遭到了法军大炮的还击。英国皇家骑炮兵部队的默瑟上尉把这个故事讲得最精彩：
我们向正在纵向射击的炮兵阵地刚打了几炮，就有一个身穿黑色不伦瑞克军服的高个子骑马从后方冲到我面前，喊道：“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干了些什么呀，先生！那是你的友军普鲁士人，你却在杀他们！”
普军大炮瞄准了默瑟的炮兵阵地，造成了一些伤亡，而默瑟不顾公爵禁止用火炮攻击敌人火炮的命令，向普军还击。这个错误很快得到纠正。友军误击的错误可能是很难避免的：联军中有太多陌生样式的军服，而且烟雾笼罩着战场，被火光照亮。现在是晚上将近7点，战局猛地转为对皇帝有利，但最终结果还远远没有决定。
拿破仑的帝国近卫军发挥了魔法般的神奇力量。10个营的帝国近卫军足以阻挡普军向普朗斯努瓦的进攻，还有11个营担任预备队。法军在猛攻威灵顿战线，现在已经打到了接近山顶的地方，尤其是在拉艾圣上方的中路。奈伊恳求拿破仑给他更多部队，以便向威灵顿中路发动致命一击，拿破仑拒绝了他。但现在，普军力量在增长，拿破仑也觉得必须投入法国最精锐的部队（如果不是欧洲最精锐部队的话）去攻击公爵伤痕累累的战线。
约翰·克罗斯（John Cross）是第52团的一名上尉，该团是威灵顿最大的一个营，足以组成两个方阵，而不是一个。克罗斯是半岛战争的老兵，在这一天早些时候被严重擦伤，但留在自己的连队。该团多次前进到山顶前方，以便将法军散兵从前坡驱逐下去。他们又一次这样前进，向法军腾跃兵发出齐射火力。这时克罗斯看到敌军胸甲骑兵在烟雾中奔向乌古蒙。这本身不算特别不寻常，自法军骑兵发起冲锋而未能突破联军方阵以来，法军骑兵就一直在山谷内徘徊。但这时，克罗斯看到一名胸甲骑兵军官突然脱离了队伍。克罗斯回忆道，这个法国人全速“向第52团猛冲过来”，接近的时候劲头十足地呼喊“国王万岁！”他高举着剑，但剑未出鞘，这是一个信号，意思是他不是来战斗的。他是一名保王党人，带来了警示：“帝国近卫军正在前进，准备发动一次总攻。”
帝国近卫军是战无不胜的长生军。
他们将会结束这场战役。
第十二章除了输掉一场战役之外，最惨的事情就是打赢
此时是晚上7点，影子在拉长，不过天色还很亮。天气晴朗起来，最后的阵雨转向东方，即格鲁希元帅与普军后卫在瓦夫尔厮杀的地方。圣约翰山上的天空乌云密布，太阳穿过云缝斜射，照亮了飘浮在黑麦、大麦和小麦上空的阴森森的烟团。据一位英国军官说，这些庄稼被踩踏得像印度的灯芯草垫子一样。成千上万的死尸躺在山谷内，躺在威灵顿军队坚守了8个小时的山岭上。战役尚未结束，但拿破仑知道自己只剩下一个机会。皇帝是一位赌徒，于是他掷出了两枚骰子。显示数字分别是5和3。
5个营的中年近卫军和3个营的老近卫军将开赴那血染的山坡，向联军战线发动最后一次进攻。一共8个营。这一天战斗开始的时候，拿破仑拥有21个营 的帝国近卫军，但他被迫将其中10个用于阻挡攻击普朗斯努瓦的普军。有1个营在洛索姆，负责守卫皇帝的辎重，而且距离太远，无法赶来参加最后的攻势。余下的12个营中，他留了4个作为预备队。拿破仑向近卫军指挥官德鲁奥（Drouot）将军下令：“近卫军前进！”
8个营的总兵力顶多约有5000人，可能少一点。法军向威灵顿山岭的第一轮步兵攻势动用了1.8万人，第二轮进攻（由巴舍吕和富瓦指挥）有约8000人。埃尔隆伯爵的1.8万人已经接近成功，但英军重骑兵的干预将他的部队打散了。巴舍吕和富瓦被轻松地打败，在英军滑膛枪火力下被轰下了山坡，所以帝国近卫军的进攻在发动之前，看上去就完全无望，尤其是老近卫军的3个营被留作预备队。这3个营进入山谷，停留在那里，随时准备跟进中年近卫军5个营的成功。这5个营有约3500人，远远不足以进攻威灵顿公爵防守的阵地，但这3500人全都是老兵，也全都是皇帝的狂热支持者。他们需要捍卫自己的声誉，而且极度自信。他们知道只有在形势危急的时候皇帝才会派遣他们上场，他们也自夸战无不胜。很少有人会否认，拿破仑的帝国近卫军或许是欧洲最优秀的部队。
中年近卫军并非孤军奋战。拿破仑的所有剩余步兵被派上前沿，向联军山岭施加压力。这些步兵不是以纵队前进的，而是构成厚厚的散兵线，他们背后还有皇帝的剩余骑兵。帝国近卫军骑炮兵的2个连伴随着进攻的8个营。在法军接近山岭之前，大炮群一直轰击着那里。
拿破仑亲自率领近卫军前进。他骑马为近卫军带路，从法军山岭走到山谷，然后将指挥权交给奈伊元帅，后者将率领部队冲向英荷军山岭。在拿破仑的右侧，在浓烟（笼罩了埃尔隆军的死尸）的远方，可以看见联军山岭上出现了新的部队和新的大炮。皇帝知道普军抵达的消息会损害自己部队的士气，于是向官兵撒了谎。他让军官传播假消息，即在近卫军突破英军中路的同时，格鲁希的部队将前来袭击威灵顿的左翼。奉命传播假消息的军官之一是奥克塔夫·勒·瓦瓦瑟尔（Octave Le Vavasseur）上校，他是一名炮兵军官，也是奈伊元帅的副官之一。勒·瓦瓦瑟尔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骑马快跑，用剑尖挑着我的军帽，沿着全线呼喊：“皇帝万岁！士兵们，格鲁希到了！”1000个嗓门重复着这呼喊。官兵们的激动情绪到了疯狂的程度，他们全都在呼喊：“前进！前进！皇帝万岁！”
勒·瓦瓦瑟尔纵马奔驰的那条线差不多就是整个战场的宽度。每一个有能力前进的士兵都被敦促前进。占领了拉艾圣的步兵冲上山岭，埃尔隆军的残部也上去了。巴舍吕将军的旅的幸存者在靠近乌古蒙的地方进攻，乌古蒙农庄也再次爆发冲突，富瓦的部下攻击那里的围墙。雷耶将军的部下在近卫军后方推进，他们全都知道这将是当天最大的努力。奈伊向官兵们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皮埃尔·罗比诺（Pierre Robinaux）上尉是围攻乌古蒙的步兵之一，他听到红发的元帅喊道：“勇敢些！法兰西军队胜了！各处敌人都被打败！”不久之后，一名参谋军官抵达，送来了皇帝的宣言，即格鲁希的部队抵达了战场。拿破仑欺骗部下，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士气。大多数士兵相信他的话，但一位遇见了勒·瓦瓦瑟尔的将军知道真相。他指了指威灵顿山岭左翼，厌恶地说：“看呐！那是普军。”
当然，投入近卫军是一场赌博。然而，拿破仑面对着严峻的选择。他曾说：“我能收复空间，却永远不能收回时间。”布吕歇尔向普朗斯努瓦的进攻被洛鲍的部队拖住，又被支援洛鲍的10个近卫营阻挡住，但拿破仑知道普军的兵力会越来越强。他也知道普军增援部队已经抵达威灵顿战线东端，这些新来者分散到整个山岭只是时间问题。简而言之，他很快将面对两支军队，后者加起来的力量将远远超过他。但还有两个小时的日光，这足以让他歼灭其中一支敌军。如果近卫军能突破威灵顿战线，那么法军就能潮水般涌上山岭，迫使英荷军混乱地溃败，然后他就能转身去对付普军。普军看到自己的盟军一败涂地，可能会选择撤退。普军也可能停留在原地。6月19日将会发生新的战役，不过那时候格鲁希就真的回来了，能够参战。这是赌博，不过若在英军控制的山岭取得胜利，战局将重新变为对法军有利。拿破仑曾说：“先与敌交战，然后视情况而定。”他经常发表类似将战争大大简化的说法。所以他将与敌交战，让世界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
他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如果他不进攻，就会被敌人攻击。他在普朗斯努瓦已经遭到攻击，如果他将部队撤到他们在这一天开始时占据的山岭，就可能遭到英荷军与普军的联合攻击。理智的办法是撤退，将他的军队残部撤过桑布尔河，生存下去，择日再战，但撤退会很困难，如果并非完全办不到的话。如果撤退，他将不得不带领成千上万的官兵沿着沙勒罗瓦公路南下，并在撤军过程中阻挡住敌人。在这条公路走几英里，就是热纳普的狭窄桥梁，它只有8英尺宽，是他的所有大炮、弹药车和辎重车越过较小的迪尔河的唯一通道。撤退可能导致混乱和失败，所以他选择进攻。他派遣近卫军去做他们非常擅长的事情：为皇帝打赢战役。皇帝曾说：“命运是个女人，水性杨花。”但命运需要帮助，这就是为什么要有帝国近卫军，他们的使命就是确保命运给皇帝带来胜利。
近卫军前进！前进！皇帝万岁！战无不胜的近卫军沿着公路向北前进，战鼓奏响了冲锋曲，引领近卫军前进的是150人的乐队，他们演奏着爱国主义歌曲。乐队在距离拉艾圣较远的地方停下，皇帝和乐队一起看着8个营转向公路左侧。他们到了山谷的平坦谷底，5个营的中年近卫军组成了攻击纵队。实心弹和榴弹嘶鸣着从他们头顶飞过，猛击英荷军山岭。近卫军没有派遣散兵上前，因为山坡上已经有法军散兵了。近卫军将向前推进，接近敌人后分散成横队，用滑膛枪火力将敌人从山顶赶下去。有些历史学家感到困惑：为什么奈伊带领近卫军向左转，而不是沿着公路径直前进？但如果要近卫军通过拉艾圣旁边的低洼道路，更不要说农庄本身以及外围的沙坑、被摧毁的炮车和黑麦地里的数百具尸体，就几乎无法保持纵队队形。于是奈伊率领他们走向他曾带领骑兵冲锋的山坡，那里的山坡也是满地死尸，但障碍物较少，地形较为平坦。近卫军士兵头戴高高的熊皮帽，看上去简直是巨人。他们身穿蓝色大衣，肩章是红色的，高高的熊皮帽上的羽饰也是红色的。他们并不总是戴羽饰，如果不戴，可以将其存放在一个硬纸板做成的圆筒内。但上级告诉他们，他们将在布鲁塞尔的大广场以全副威仪接受检阅，所以他们在这个夏日的晚上也佩戴了羽饰。通往布鲁塞尔的道路就是延伸至山顶的开阔地，那里的山坡上满是死马和垂死挣扎的人。那是通向胜利的道路。
军官们带领各纵队推进。他们透过浓烟可以看见前方的山岭，看到那里除了敌军炮手之外没有敌人。近卫军各纵队刚刚组建完毕，这些炮手就开火了。榴霰弹在近卫军头顶上爆炸，实心弹从队列中穿过。纵队迅速整队，保持密集队形，继续前进。战鼓齐鸣，鼓声间歇时，近卫军士兵们呐喊：“皇帝万岁！”
他们在进攻威灵顿的右翼，最强的一翼，也是打退了巴舍吕和富瓦的那一翼。在山顶之后，法国近卫军看不到的背坡上，威灵顿拥有他的3个最强单位。在西面，靠近乌古蒙的地方部署着亚当将军的旅，它的每个营都是半岛战争的老兵。该旅包括第52团，即来自牛津郡的兵力很强的营。他们的左侧是梅特兰的近卫旅 。英国近卫军将与法兰西帝国近卫军决一雌雄。最靠近十字路口的地方是汉诺威人的一个师，得到英王德意志军团各营和霍尔基特的英国部队的支援。他们在背坡上，所以法军在攀登山坡的时候没有看到敌军步兵。他们看到熏黑的炮口发出火焰，看到滚滚浓烟，看到实心弹冲进自己阵列时战友倒下。他们接近敌人之后，英军炮手改为同时装填霰弹和实心弹，于是法军损失更加惨重，但这都不足以阻挡近卫军。他们是长生军，正在向命运开进。
拿破仑在山谷远端观战。他看到帝国近卫军分为两个纵队；没有人确切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两个纵队爬上了远方的山坡。拿破仑有没有回想起这天早餐时他与将军们的谈话？他问将军们对威灵顿和英国军队的看法如何。将军们的回答让他很不高兴。雷耶将军说，占据了良好阵地的英国步兵是不可撼动、不可战胜的。是否果真如此，大家拭目以待。先与敌交战，然后视情况而定吧。长生军即将与不可撼动的英国步兵交锋。战无不胜的法国近卫军将与不可战胜的敌人厮杀。
＊＊＊
奇怪的是，帝国近卫军与威灵顿步兵的这场高潮大冲撞仍然有些不解之谜。帝国近卫军运用了何种阵型，众说纷纭。他们前进时用的是纵队还是方阵？原先的队伍为什么一分为二？我们不知道。随后发生的战斗是世界战争史上最著名的篇章之一，留下了许多目击者记述，有成千上万人参战，其中很多人后来回忆了自己的经历，但我们仍然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连谁应当获得胜利者的荣耀，也没有一致意见。不过这都不奇怪。在战斗过程中，双方都没有人去记录战局发展情况。幸存者对交战开始的时间也没有统一看法，不过帝国近卫军可能是在7点半后不久接到前进命令的。战斗到8点半就全部结束了。在那里的人们，那些创造历史的人，其实只能看到自己周围几码远的地方，而且浓烟遮蔽了他们的视野，滑膛枪弹飞行的嘶嘶声、大炮的轰鸣、伤员的惨叫、军官与士官们的呼喊、榴弹的爆炸、持续不断的滑膛枪齐射的声响、远方大炮的闷响、战鼓声和军号声，都冲击着他们的耳膜。这些喧嚣一刻不停，震耳欲聋。一名英国军官回忆说，他高喊着命令，但就连站在他旁边的人也听不见他的话。人们能看见的只有硝烟、鲜血和火焰，耳朵几乎被震聋，虽然内心恐惧，但要想活命就必须尽忠职守，此时人们哪里还能准确判断战场上发生的事情？训练和纪律的目的就是让官兵们尽忠职守，让他们在命运攸关的时刻、在一片混乱之中、在死神逼近之时还能坚守自己的职责。人的本能是逃离恐怖的战场，但纪律为人提供另一种出路。
老近卫军的骑炮兵是第一支投入战斗的近卫军。他们分成四支队伍，各连在山坡最陡峭处的边缘摆开阵势，以便在相当平坦的山顶边缘射击。山岭一线有所弯曲，所以帝国近卫军进攻的是一个弧线的凹陷处，联军炮火可以集中射击不断前进的密集队列。现在，近卫军自己的炮兵投入了战斗，法军可以还击了。“这火力的迅猛和准确令人震惊，”默瑟上尉回忆道，
几乎每一发炮弹都发挥了杀伤力，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被消灭。我们的马匹和前车位于背坡较后处，此前得到背坡的保护，避开了直接炮火轰击。但法军的炮火如今径直倾泻到它们当中，将其成对地击倒，制造了恐怖的混乱。车夫还没来得及从一匹死马身下逃脱，又有一匹马中弹倒下……我看到一发榴弹在我们部队最优秀的两匹辕马之间爆炸，它们就这样倒下去。
联军的火炮并非全都可以射击。有的炮组阵亡了，有的炮车的一个轮子被打碎，还没来得及更换。但仍然有足够的火炮向法国近卫军射击，对其造成严重杀伤，不过不足以阻挡其前进。每一次开炮之后，烟团就更浓密一分。有人记得看见实心弹从近卫军的队列中穿过。法国近卫军的滑膛枪仿佛在云雾中飞行，他们迅速恢复队形，继续前进。在鼓乐伴奏下，他们向山坡推进，奔向平坦的山顶，联军步兵在那里严阵以待。掌旗官麦克莱迪（上文讲到他看到自己的军旗被送到后方）的位置在法国近卫军最东面纵队（最接近山岭中路）的对面。麦克莱迪年仅17岁，面对着皇帝的老兵。他回忆道：
法国近卫军以整齐的队列登上我们的阵地，仿佛在接受检阅。他们在我们眼前一步一步攀升，越过山脊。他们的红肩章和蓝色大衣上的交叉皮带让他们显得特别魁梧雄壮，高高的毛茸茸帽子和长长的红羽饰也让他们形同巨人。他们根据纵队中间的一面战鼓的乐声来把握节奏，羽饰在他们头顶晃动。“厮杀的时刻到了。”我低声说。我承认，当我看到这些壮汉威风凛凛地进军时，再想起他们曾赢得的极高声望，觉得自己的命运必然是被刺刀捅。我吐露了一个狂妄的希望，就是不要被戳到要害。
麦克莱迪和他的营——第30团，将遭到中年近卫军两个掷弹兵营的攻击。“掷弹兵”这个名号非常古旧，他们实际上已经不再携带手榴弹，但根据传统，掷弹兵是重步兵，承担突击任务。英军的一个营下辖一个轻步兵连，就是散兵；还有一293个掷弹兵连，负责激烈的近距离厮杀。中年近卫军的两个掷弹兵营径直奔向科林·霍尔基特少将/爵士的旅。霍尔基特是半岛战争的老将，军旅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在英王德意志军团度过，不过在滑铁卢他指挥着英军的4个营。由于苗条的比利的愚蠢，这4个营全都在四臂村蒙受了惨重损失，所以被改编为2个营。麦克莱迪的第30团和第73团联合组成一个方阵，而在他们的西侧是第33团和第69团组成的一个方阵。第69团很不幸，在四臂村丢失了军旗。当然这4个营并不孤单。他们的右侧是英国近卫军，左侧是两个营的德意志和荷兰部队。进攻的两个法国近卫军掷弹兵营也不孤单，他们得到雷耶军的大群步兵支援。后者潮水般跟随在近卫军后方，登上山岭。
他们还得到近距离炮火的支援，剩余的法军骑兵也做好了利用突破扩大战果的准备。历史学家马克·阿德金称：“事实上，法军在滑铁卢的此次进攻几乎可算作一次总攻，由近卫军打头阵。”
法国近卫军前锋到了平坦的山顶。他们的阵型是纵队，还是方阵？马克·阿德金非常有说服力地证明，尽管联军的很多目击者看到了纵队，但法军实际上是方阵，可能是因为他们害怕重蹈埃尔隆的覆辙、遭遇被骑兵冲垮的灾祸。一个紧密的方阵，在遭到炮击后收拢阵列而恢复队形，四边会缩紧，看上去很像纵队。而在这个夜晚，任何阵型，不管是纵队还是方阵，都不可能是完全整齐连贯的。不仅官兵遭到了实心弹和霰弹的袭击，他们的前进路线上也到处都是死马或受伤的马匹。在这种条件下，只有最优秀的步兵才有可能保持队形紧密，帝国近卫军就是最优秀的步兵。所以，虽然障碍重重并且遭到炮火攻击，他们还是抵达了山岭的宽阔顶端。在那里，他们必须改为横队。霍尔基特将军的4个英国营也构成了方阵，因为法军骑兵在整个晚上都对他们构成威胁。但随着法国近卫军抵达山顶，霍尔基特将军命令部队改为四排的横队。“孩子们，”他喊道，“我所有的希望，你们都做到了。你们的表现比我希望得更优秀。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此时此刻，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冲锋！”
麦克莱迪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敌人停下了，在距离我们大约40步的地方端起枪，来了一轮齐射。我们开枪还击，高声呐喊，然后端着刺刀冲锋。我们冲过正在消散的烟雾，却看到了帝国掷弹兵的后背，此时我们的惊讶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我们停下脚步，大眼瞪小眼地看着对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右翼后方的一些9磅炮向敌群发射了葡萄弹，那残杀真是恐怖！在战场的任何地方我都不曾看到尸体这样一层层地堆积如山。
战役大约三周之后，麦克莱迪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
他们冲到20步距离时，我们向其发出齐射，并高声呐喊，准备发动冲锋，但他们给我们省了不少力气，因为他们自己调头逃跑了……但我在尝试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因为要描述一场战役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对战役知之甚少……我们的旅长霍尔基特将军……在战斗过程中向我们发表了一次优雅的演讲。我们的勇士们不断用呐喊回答他：“让我们冲锋吧，我们一定坚持！”
麦克莱迪的描述听起来很简单，但事实并非如此。英军左侧的一个汉诺威旅被法军击退，一名汉诺威军官称其为“极其猛烈的进攻”。这些汉诺威人的弹药不多了，他们撤退的时候，指挥官也阵亡了。与此同时，霍尔基特的旅用齐射火力和刺刀的威胁打退了法国近卫军，但随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帝国近卫军的炮兵距离霍尔基特的旅很近，向越过山顶沿295线道路的英军开炮。目前来看，法国近卫军步兵似乎被打败了，但炮兵在扫射英军的四排横队，所以霍尔基特的旅奉命调头撤退，躲在路边树篱之后。麦克莱迪记述道：
我们听到命令，转过身去，以完美的秩序撤退。我们走下背坡的时候，火力大大增强了，被炮火击倒的人的惨叫以及我们四面八方伤员的哭喊，真是撕心裂肺。那些伤员以为自己被战友抛弃了。几乎一瞬间，两个团就损失了极多官兵。我们团的普伦德加斯特被榴弹炸得粉身碎骨，麦克纳布被一发葡萄弹打死。詹姆斯和布伦的双腿都被实心弹炸断，要么是在撤退过程中，要么是在撤退之前的炮火中。我不慎跌倒，爬起来的时候，一位朋友撞到我身上，他因为身上的五处伤和周围的凄惨景象而几乎发疯，他喊道：“伤口深吗？麦克，深吗？”此时我们与第33团和第69团混在了一起；秩序大乱。
霍尔基特旅惊慌失措。他们打退了帝国近卫军的掷弹兵，但随后自己乱了阵脚，开始撤退，恐慌情绪迅速蔓延。军官和士官努力让大家停下，但徒劳无益。“50名胸甲骑兵就足以把我们旅全歼。”麦克莱迪估计。一时间，该旅的纪律似乎彻底崩坏了。士兵们在拼杀，跌跌撞撞、推推搡搡地退回后方。据麦克莱迪说，就在这时有一个人呐喊起来，其他人也跟着呐喊起来，这欢呼声遏制住了恐慌。据说霍尔基特将军抓起了第33团的一面军旗，就像珀莱将军在普朗斯努瓦抓起一面鹰旗一样。霍尔基特举着军旗站在原地，直到官兵们在他周围聚拢。威灵顿到了现场，他的存在就是一种安定人心的力量。而且他曾是第33团的老长官，士兵们绝不肯辜负他、让他丢脸。一个荷兰炮兵阵地在近距离向法军开火，给法国近卫军伤痕累累的队列造成了严重杀伤。一个荷兰－比利时旅向法军齐射，后来英军的恐慌就消失了。“军官们创造了奇迹，”麦克莱迪说，“但挽救我们大家的，是那一声呐喊。我一直没有搞清楚，是谁喊了那一嗓子。”于是，在暂时的恐惧之后，英军的4个营转过身，再次构成横队，坚守阵地。亨利·杜佩里耶（Henry Duperier）是英军第18骠骑兵团的军需出纳官，在他看来，霍尔基特旅的重现出乎意料。他和英军骑兵部队停留在威灵顿山岭上的步兵后方，观看着荷兰步兵开火射击，这时，“威灵顿大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带来了一些穿红衣的小家伙。我透过烟团能看到他们”。
麦克莱迪在给父亲的信中说：“我在尝试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因为要描述一场战役就是不可能的。”那么，帝国近卫军的第一个纵队或方阵攻击的时候，山顶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双方都发生了一些混乱。汉诺威人有些凌乱地撤退，英军也撤退了。荷兰－比利时军队打得不错，他们的炮兵表现特别突出。法军也撤退了，被霍尔基特将军横队的齐射火力轰下了山。法军炮兵给对方造成了很大伤害。令霍尔基特将军旅惊慌失措的，主要就是法军的炮火。不过这个旅的确了不起，恐慌只是暂时的。但他们很幸运，法军没有好好利用他们的短暂混乱。法军自己可能也接近恐慌了。他们在英军可怕的齐射火力下退缩，荷兰大炮向他们发射霰弹和实心弹，山岭被浓烟笼罩，法军的前面几排非死即伤。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帝国近卫军最西端的纵队失败了，他们被从威灵顿的战线打退，一直没有再攻上去。霍尔基特将军在战斗中负伤，但很满意地看到，他的部下重整旗鼓，守住了阵地。
与此同时，法军第二轮规模更大的进攻攻击了霍尔基特右侧的山顶，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英军近卫旅和亚当将军精锐的轻步兵旅。哈里·鲍威尔（Harry Powell）是第1近卫步兵团的一名上尉。和该营其他人一样，他卧倒在背坡地面上：
阵地的这个部分有一条供大车行驶的道路，它的一侧是壕沟和堤道。在炮击期间，我们旅就掩蔽在壕沟内、堤道下。炮击持续了可能有45分钟。若没有这堤道的掩护，所有生灵都得完蛋。皇帝可能指望着这种效果，因为炮击突然停止了，浓烟散尽后，我们眼前出现了一幅壮观景象。一个密集的中年近卫军掷弹兵纵队（正面大约有70人），共约6000人，在冲锋曲伴奏下登上山坡，呼喊着：“皇帝万岁！”我们后来听说，指挥他们的是奈伊元帅。他们继续前进，一直走到距离我们正面50步或60步的地方。我们旅奉命起立。不知是因为突然间出乎意料地出现了这么强大的队伍，而且距离那么近（看上去一定像是从地下猛地长出来的），还是因为我们向他们发射的极其猛烈的火力，从来没有在进攻时畏缩过的近卫军突然停住了脚步。
鲍威尔上尉和英军整个近卫旅都相信，他们面前的法军是中年近卫军的掷弹兵，而事实上这些法军是近卫军猎兵。就是由于这个错误，英国今天还有一个团叫作近卫掷弹兵团。第1近卫步兵团被冠以敌人的名字，以资嘉奖，不过事实上与法军掷弹兵交战的是霍尔基特的部下。鲍威尔估计敌人的兵力为6000人，在这个喧嚣和混乱的夜晚，这是个可以原谅的错误。事实上法军较大的纵队不超过2000人。
公爵当然也在现场。他坐在备受信赖的战马“哥本哈根”背上，观看着法国近卫军逼近。他等到敌人已经非常接近的时候（鲍威尔估计距离为50步或60步），又一次接过了指挥权。他向旅长喊道：“现在，梅特兰！轮到你了！近卫军起立！”他们站起身，组成横队。“预备！”沉重的滑膛枪被端到瘀青的肩膀那里。“开火！”
屠戮开始了。这是英国步兵最擅长的事情。哈里·鲍威尔称其为“极其猛烈的火力”，那是在近距离齐射的纪律严明的滑膛枪火力。鲍威尔回忆道：
不到1分钟时间里，有大约300人倒地。他们现在动摇了，后方好几个分队开始撤出，仿佛要部署阵型，而后方的一些人开始越过前方士兵的脑袋射击，这清楚地表明他们方寸大乱。
帝国近卫军尝试改为横队，但正如半岛战争中很多战例一样，这一次他们也太晚了。近卫旅的兵力超过他们，而且战线两端超越他们，滑膛枪弹从法军前方和两侧射来。他们尝试分散成横队的时候，被那些稳健的、无情的齐射打退了。对前面几排的帝国近卫军士兵来说，这一定是场可怕的意外。他们攀上了山岭，遭到炮火重创，正当抵达山顶、准备潮水般冲过沿着山顶的道路时，敌人突然从低矮堤道后出现。敌人的兵力超过他们，而且距离太近，法国近卫军无法部署成横队，而且敌人以极其恐怖的效力猛烈射击。缺乏经验、训练不足的部队常常在过远的距离开枪，并倾向于射得太高，但近卫旅不是这样。他们射击的距离极近，滑膛枪弹基本上百发百中。而法军若要重新装填弹药，就必须停下，后面的一排排士兵就会将他往前推。所以法军猎兵陷入混乱，而那些残酷无情的齐射还在持续，更多法军士兵中弹丧命。现在法军被己方的死者和伤员严重阻碍，英军近卫旅持续射击，直到索尔顿勋爵（Lord Saltoun）亚历山大中校呼喊着命令他们前进。索尔顿曾率领一个连去乌古蒙援助麦克唐奈，在乌古蒙损失了2/3兵力。他率领该连剩余的1/3兵力，返回山岭，参加了本次战役的这些最后战斗。“时间到了，孩子们！”他喊道。英国近卫军端起刺刀，猛冲上去。里夫上尉也是半岛战争的老兵，他回忆道：“就在这时，我们向敌人冲锋，他们抱头鼠窜，四散溃败。”
英国近卫军下了山坡，驱赶着惊慌失措的法国近卫军。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攻击霍尔基特旅的法国近卫军掷弹兵也撤退了。奈伊元帅的最后一匹战马在他胯下被打死，但法国近卫军的进攻还没完。有目击者称，法军的第二轮更大规模的进攻由两个纵队（或两个方阵）发起，不是一个纵队。他们看到的是近卫军第4猎兵团，它落后于其他单位，可能是因为它距离战场的路程最远。近卫军第4猎兵团现在攀上山岭，发动了自己的进攻。他们是距离乌古蒙最近的帝国近卫军单位，在英军右翼。他们井井有条的火力遏制住了英国近卫军。同时，法军骑兵出现在山谷的硝烟中。英军上级命令近卫军组成方阵。一时间有些混乱，因为有的军官在努力让士兵维持横队以抵挡第4猎兵团。直到英国近卫军撤回山顶，才消除了混乱。他们在山顶又一次组成了四排的横队。
人们很自然地倾向于从混乱中梳理出秩序，用最简单的话来描述一场战役，以便更容易理解混乱的战局。在关于滑铁卢战役的大多数记述中，帝国近卫军的冲锋都被认为是一个高潮，是决定当日战局的一个孤立事件。它虽然具有决定性作用，却不是孤立事件。战场上几乎所有剩下的人都在战斗。所有可用的火炮都在射击。在主路以东，埃尔隆的部下在向山坡推进，与英国、荷兰和普鲁士军队作战。战场的喧嚣震耳欲聋，以至于士兵们听不见身旁的军官或士官呼喊的命令。冲到山顶又被英荷军滑膛枪火力打退的帝国近卫军没有撤回山谷，他们而仍然在前坡上，在那里得到雷耶将军的步兵的支持，准备再一次冲入恐怖的火网。他们有些混乱，但还没有被打败，而且他们的敌人也是方寸大乱。威灵顿战线的整条弯曲山岭都笼罩在浓烟中，人们看不见几步远之外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知道，参加进攻的帝国近卫军5个营当中有4个被遏制住和打退了，但在此地以西200码或300码的亚当将军的旅却不知道此事。他们看到的只是被炮火照亮的浓烟，听到的是延续不断的大炮轰鸣、滑膛枪的脆响和呼喊。他们还听到了冲锋曲，那是法兰西武士在战鼓声中奔向荣耀的吟唱。那是第4猎兵团，帝国近卫军参加进攻的各营中的最后一个。他们攀上了山坡。英军第52团的掌旗官利克仍然看不见敌人，因为敌人还在前坡上，但他能听得见敌人：
鼓手们在演奏冲锋曲，据我的印象，听起来像是“噔当，噔当，噔噔噔噔，噔，噔”，然后是呐喊“皇帝万岁！”这呐喊一次又一次响起。
法军第4猎兵团是最后一批尝试突破威灵顿战线的勇士。但在他们的左侧山顶，亚当将军的旅严阵以待。该旅包括第52团，这个团来自牛津郡，兵力很强，指挥官是约翰·科尔伯恩爵士（Sir John Colborne）。约翰爵士37岁，经验极其丰富，参加过整个半岛战争。在那个时代，大多数军官的晋升都是买来的，用金钱为自己的攀升铺路，而科尔伯恩的每一步晋升都是凭借战功。他曾受过约翰·摩尔爵士的提携，被提升为少校。摩尔在拉科鲁尼亚战役阵亡，遗愿是让科尔伯恩晋升为中校，这个愿望得到了满足。科尔伯恩既高效又深得官兵爱戴。如今，法国近卫军第4猎兵团抵达了山顶高地，尝试组成横队。科尔伯恩将在此扬名立威。
他把第52团从横队中带了出去。他麾下的一半人是半岛战争的老兵，军事素养极高。约翰爵士率领他的营前进，然后调转方向，让他的部下面对近卫军猎兵的左翼。他的旅长弗雷德里克·亚当（Frederick Adam）爵士骑马过来查看他究竟在干什么。科尔伯恩后来回忆说，他当时答道，他要“让敌人的纵队感受一下我们的火力”。只有34岁的亚当将军明智地选择让科尔伯恩继续。他还骑马到第71团，命令他们跟随第52团。此时第52团已经到了前坡，侧翼暴露，很容易遭到隐藏在山谷烟雾中的敌人的袭击，但他们有能力屠戮法国近卫军，也确实做到了。他们开始向法军侧翼齐射，于是帝国近卫军的前方和左翼都遭到攻击。这攻击真是残酷。战无不胜的法国近卫军遭到不可战胜的英军的残杀。科尔伯恩的部下也损失惨重，但他们的齐射撕裂了第4猎兵团，而英国近卫军的正面火力也猛击第4猎兵团的前面几排，于是第4猎兵团像帝国近卫军的其他营一样，也崩溃了。他们不仅仅是后撤，而是溃散。他们被英军的齐射打垮了，拼命逃离那恐怖的滑膛枪火力。他们逃跑的时候，其他近卫军也纷纷逃窜。
他们溃散了，法兰西的希望也瓦解了。皇帝曾说：“命运是个女人。”现在命运狠狠啐了他一脸。第4猎兵团溃败了，他的大军也溃败了。法军士气瓦解，恐慌蔓延，士兵们看到战无不胜的帝国近卫军败退逃窜，于是也抱头鼠窜。就连拿破仑也承认：
好几个团……看到近卫军部分单位逃跑，以为那是老近卫军，大受震动；有人呼喊：“全完了！近卫军败了！”士兵们甚至宣称，在某些时间，一些品行不端的人喊道：“大家各自逃命！”……整个战场陷入恐慌气氛；士兵们凌乱地奔向我们的撤退路线。士兵、炮手、大车，全都推推搡搡地逃向撤退路线。
这太突然了。法军猛攻威灵顿战线，激战了整个下午和晚上。如今，突然间、一瞬间，法国军队就土崩瓦解了，变成了一群张皇失措的乌合之众。
威灵顿骑马返回己方战线中路。在第52团离开横队去粉碎皇帝的梦想之前，利克看见了威灵顿。利克说，公爵身穿“一件蓝色大衣、克尔塞梅尔呢子马裤和黑森皮靴。他腰带上配着剑，但没有戴绶带”。朴素的蓝色大衣和黑色三角帽特色鲜明，让士兵们一眼就能认出威灵顿。如今，法军开始逃跑，他在山岭中路观看了一会儿。他看到的是敌军惊恐万状地撤退，他们即将陷入一败涂地的混乱。他观看着敌军的溃散。有人听到他喃喃低语：“既然已经开始，就干到底吧。”他脱下了三角帽。士兵们说，就在这时，一缕斜阳透过云层，照亮了他的身躯。他就这样站在保卫了一整天的山岭上。他向敌人的方向挥舞帽子。他挥舞了三次，这是让联军全线推进的信号。
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个信号。正如恐慌蔓延到整个法军需要时间，联军全体得知胜利喜讯也需要时间。约翰·金凯德上尉正在率领他的来复枪兵与法军散兵作战，这时：
突然右翼远方响起一阵欢呼，我们知道那是英军的欢呼。我们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那是威灵顿大人让我们期待已久的前进命令。欢呼声逐渐接近了，越近就越响。我们本能地也跟着欢呼起来，冲过树篱……用刺刀驱赶我们的敌人。这时威灵顿大人骑马冲到我们面前，我们的士兵开始向他欢呼。但他喊道：“不要欢呼，孩子们，前进，争取彻底的胜利！”
几分钟前，第52团越过前坡，然后转向右侧，沿着公路向佳姻庄推进。他们误将一些英国轻骑兵当作法国骑兵，打死了一些骑兵。威灵顿在现场。他向科尔伯恩喊道：“不要紧！前进！前进！”第95团的一些来复枪兵和科尔伯恩的营一同前进。“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残杀”，第95团的约瑟夫·洛根（Joseph Logan）上尉写道，
高贵的威灵顿大人和第95团一同前进，不时喊道：“前进，我的勇士们！”我为他的安全担忧。至于我自己，我是无所谓的。上帝呀！若他牺牲了，对英格兰来说将是多么悲惨的一天！
于是联军全线向山谷推进，不过联军已经不是一条连贯的战线，因为他们已经蒙受了太多伤亡。普军联络官冯·穆弗林男爵回忆道：
步兵横队向前推进，每个队伍只是几百人的一小群，间隔极大，各处都在前进。目力所及范围之内，不计其数的红衣死者或伤员躺在地上，标示出了英国步兵曾战斗过的地方。
这是一条由死者、奄奄一息和受苦受难的人组成的红线。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意象。在他们前方的山谷内，是更多的死伤者，以及成千上万受伤和垂死的战马。利克说：
有些马躺着，有些站着，无论躺着的还是站着的马都有一些在吃被踩倒的小麦或黑麦，尽管它们的腿都被炸断了……此时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气味，那是被踏平的小麦气味和火药味的混合。
联军步兵就踏过这些被踩倒的小麦和黑麦，经过垂死挣扎的马，穿过一片狼藉的战场，向前推进。“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皇家骑炮兵部队的指挥官奥古斯塔斯·弗雷泽爵士回忆道，“浓烟遮天蔽日，太阳正在落山。”在这耀眼而诡异的光线下，联军开进了山谷。“任何语言都不能表达英国陆军在此刻的感受，”第92苏格兰高地团的罗伯逊中士回忆道，
他们欣喜若狂……我们没有花时间去装填子弹，现在只用刺刀……周围尽是毁灭和混乱。法军终于四散逃跑，丢弃了他们的背包、步枪和所有笨重的东西，以及所有可能阻碍他们逃跑的东西。
英国骑兵加入了追杀，残酷无情地猛冲张皇失措的法军。第18骠骑兵团的亨利·杜佩里耶上尉记得自己纵马冲锋，“一瞬间，我们向法军骑兵猛扑过去，他们的反抗非常弱；他们逃跑的时候撞倒了自己的步兵”。杜佩里耶的部下很多是爱尔兰人，他们随后屠杀了一些法军炮手，然后攻击了一个混乱不堪的步兵营。法军步兵企图举手投降。“现在他们全都喊：‘国王万岁！’”杜佩里耶说，“但已经太晚了，而且我们的人不懂法语，所以他们继续劈砍。”
法军皮埃尔·罗比诺上尉一整天都在徒劳无功地攻打乌古蒙，现在恐慌情绪蔓延到还在围攻乌古蒙的士兵那里。他们迅速撤退了。“我们背后遭到袭击，”罗比诺写道，
我们的士兵原本就战战兢兢，看到了我们的波兰枪骑兵，误以为他们是英国骑兵，喊道：“我们败了！”这喊声在各处回荡，很快我们就乱作一团。大家都只想着自己逃命。满心恐惧的人是无法控制的。骑兵效仿步兵，也四散逃窜；我看到龙骑兵全速逃跑，从不幸的步兵身上踩踏过去。我有一次被撞倒了。
罗比诺可能觉得“满心恐惧的人是无法控制的”，但他成功地控制了一些士兵。他举枪威胁一些龙骑兵，阻挡住他们的逃跑。他集合了约60人或70人，带领他们南下，但理智地避开了主要道路，因为联军在那里迅猛地追杀法军败兵。他逃了出去，但在山谷内，在西沉斜阳下，杀戮还没有结束。
＊＊＊
法国军队死亡了，但不是一瞬间就死掉的。过了一段时间，噩耗才传到防守普朗斯努瓦的部队那里，他们一直打到晚上9点左右。大炮群的一些炮手在己方陆军就在他们周围崩溃的时候还在坚持射击。最后的炮弹之一从威灵顿身旁掠过，离他只有几英寸，打断了他的副将的一条腿。“上帝啊，先生，”据称阿克斯布里奇说道，“我丢了一条腿！”“上帝啊，先生，”公爵答道，“你说得对。”
老近卫军还有3个营留在山谷内。他们还在那里，处于方阵状态，依然维持了纪律。他们在联军炮火逼迫下缓缓撤退。英军第10骠骑兵团的一个中队向老近卫军的一个方阵发起冲锋，被猛烈火力打退了。该团的军官弗雷德里克·霍华德（Frederick Howard）少校是卡莱尔伯爵的儿子，也是当天最晚阵亡的英国军官之一。他失去了知觉，跌落在老近卫军方阵前。一名近卫军士兵走出方阵，用枪托猛击霍华德的头部。一些惊慌失措的法军步兵企图躲进方阵内，但近卫军老兵经验丰富，不肯接纳他们。如果允许友军进入方阵，就可能为敌军骑兵打开通道，所以近卫军不加区分地向敌我都开枪射击。
皮埃尔·康布罗纳（Pierre Cambronne）将军指挥着近卫军的一个旅 ，他就在其中一个方阵里。他们的处境已经让人绝望。英国和汉诺威的步兵追上了他们，军官们呼喊着要求近卫军投降。滑铁卢战役最经久不息的传奇之一就这样诞生了。据说康布罗纳答道：“近卫军宁死不降！”这的确是豪言壮语，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它是战役多年后一位法国记者虚构的。传奇的另一个版本是康布罗纳呼喊着答复：“他妈的！”这两个版本都变得闻名遐迩，象征着面对不可避免失败时精彩的反抗。康布罗纳自己回忆说，他当时的答复是：“我们这样的混蛋是不会投降的。”但他还是投降了。一发枪弹擦过他的头部，将他从马背上打落，失去知觉。休·霍尔基特（Hugh Halkett）中校，一个为汉诺威军队效力的英国军官，俘虏了康布罗纳。康布罗纳指挥的几个方阵在滑膛枪和霰弹火力冲击下不断萎缩，变成了三角形，最后在佳姻庄附近瓦解，法国近卫军士兵也加入了惊慌失措的逃亡。
英军第71步兵团的一名军官自称打了滑铁卢战役的最后一发炮弹。第71团残部与约翰·科尔伯恩爵士的第52团一同前进。在老近卫军最后几个拼死抵抗的方阵附近，第71团掷弹兵连找到了一门被抛弃的法军大炮，附近还有正在燃烧的点火棒。大炮的火门伸出了一根点火管（它是用来点燃炮膛里的火药的），说明大炮已经装填完毕。托里阿诺（Torriano）中尉和他的一些士兵将大炮调转过来，对准老近卫军，用点火棒接触点火管，向老近卫军的队列开了一炮。
此时差不多是夜晚了。太阳已经落山，浓烟笼罩山谷，但再也没有诡异的炮口焰照亮烟团。布吕歇尔骑马经过普朗斯努瓦废墟，来到布鲁塞尔公路，在佳姻庄以南某地遇见了威灵顿。大约晚上9点半，两位统帅握了手。有人说他们从马背上往前探出身子，拥抱了一下。“我亲爱的战友，”布吕歇尔说，“多么厉害的一仗啊！”
战役结束一个月之后，公爵对雪莱夫人弗朗西斯说：“愿上帝保佑，这是我的最后一战。”威灵顿在女人面前总是比在男人面前更直率，尤其是在和年轻貌美而聪明的女人说话时。年轻貌美而聪明的雪莱夫人成了公爵的毕生好友。“不停地打仗，是件坏事，”他告诉她，
在战斗过程中，我总是非常忙碌，所以什么都感觉不到；但战斗结束之后的感觉就非常糟糕了。简直不可能想到光荣。人的头脑和情感都枯竭了。甚至在胜利的时刻，我也感觉很痛苦。我总是说，除了输掉一场战役之外，最惨的事情就是打赢。你不仅失去了曾和你同呼吸共命运的亲爱伙伴，还不得不将伤员留下。我们当然会尽可能地照料他们，但我们能做的实在太少了！在这样的时刻，胸中的每一种情感都麻木了。我现在才刚刚开始恢复自己天生的性情，但我再也不想打仗了。
战争真的结束了。
终章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这灾不得临近你
威灵顿在夜色中骑马前往滑铁卢。他从“哥本哈根”背上下来，亲切地拍了拍它，“哥本哈根”伸出一只蹄子踢了踢。公爵非常疲惫。“头脑和情感都枯竭了。”他后来这样告诉雪莱夫人。他一定也长舒了一口气。“感谢上帝，我见过他了！”后来他曾这样说。他不仅见过了拿破仑，还在这次会面中生存下来。次日在布鲁塞尔，他告诉克里维：“真是虎口脱险，我一辈子最侥幸的一次！”他还告诉克里维：“上帝作证！我觉得，若不是我在那里，一定赢不了！”他这话肯定是正确的。他在给兄长威廉的信中写道：
你会读到我们绝望的鏖战和大败拿破仑的胜利！！这是我经历过的最惊险的事情。我从来没有为一场战役费过那么多精力，也从来没有这么接近失败。我们的损失很重，尤其是最佳武器——英国步兵的损失很重。我从没见过步兵的表现这么精彩。
他在滑铁卢单独吃了晚饭。他不能睡自己的床，因为他的一名副官躺在那张床上，奄奄一息。于是，他睡在一个草垫上。次日清晨，约翰·休姆（John Hume）医生唤醒了他，呈上伤亡清单。休姆记述道：
他看到清单，大受震动。我感觉到有泪水快速滴落到我手上。我抬头看他，只见他那满是灰尘的脸颊上流下一滴又一滴泪，流出一道道沟渠来。他突然用左手拭去眼泪，用充溢感情的颤抖的声音对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知道打败仗是什么样子，但没有什么比打了胜仗却失去这么多朋友更痛苦的了。”
前一晚，他精疲力竭，没有洗漱便睡觉了，而公爵平素是一个对生活最为一丝不苟的人。6月19日，星期一的黎明，他开始撰写给英国政府的正式报告，然后返回位于布鲁塞尔的寓所，将报告写完，然后写了几封信。其中一封信是给弗朗西斯·韦伯斯特女士的：
我亲爱的弗朗西斯女士……昨天，在极其艰苦和血腥的战斗之后，我大获全胜，追击法军一直到天黑之后。法军土崩瓦解，我相信我缴获了150门大炮，我的士兵累得要死。布吕歇尔追击了一整夜，他今天早上送来消息，说他又缴获了60门炮。我军损失很重。阿克斯布里奇勋爵、菲茨罗伊·萨默塞特勋爵（Lord FitzRoy Somerset）、库克将军、巴恩斯将军和伯克利上校负伤；德·兰西上校、坎宁、戈登、皮克顿将军阵亡。上帝佑护我，我毫发未伤。
关于德·兰西上校，公爵的说法是错误的。德·兰西还活着，不过伤得很重。战役快结束时，一发炮弹从他后背擦过，皮肤虽然没有破损，肋骨却被震断了。他是威灵顿的副军需长，肯定是威灵顿的朋友之一，所以威灵顿因他的“牺牲”而悲哀。威廉·德·兰西生于纽约，父母是保王党人，在美国独立战争时失去了财产。他们举家迁往英格兰，威廉的军旅生涯颇为优异，参加过半岛战争，赢得了威灵顿的信任。1815年4月，德·兰西（此时的名号是威廉爵士）迎娶了苏格兰姑娘玛格达莱妮·霍尔（Magdalene Hall）。公爵要求德·兰西当他的副军需长，玛格达莱妮陪同丈夫到了佛兰德。德·兰西夫人在战役之前去了安特卫普，但很快返回，在圣约翰山一座农舍找到了身负重伤的丈夫。她悉心照料丈夫，他似乎能够奇迹般地生还，但在6月26日，星期一，也就是负伤八天之后，威廉爵士去世了。玛格达莱妮悲痛欲绝。他们结婚还不到三个月。她后来记述了自己的爱情悲剧，题为“滑铁卢的一周”（ A Week at Waterloo in1815）。
普军承担了彻夜追击法军的任务。这么安排是有道理的。英荷军和普军之间已经发生了不少误击事故，而在月光下这种错误更容易发生。格奈森瑙组织了追击作战，聪明地让鼓手骑着马参加追击，让法军误以为普军步兵已经接近。普军一直追到午夜过后，让法军愈发狼狈，将拿破仑军队的幸存者驱散，屠杀逃亡者。布吕歇尔在热纳普（通往四臂村道路上的小镇）过夜，于次日早晨给妻子写了一封信：
敌军占据兵力优势，所以我不得不在17日彻夜追击，但在18日，我与我的朋友威灵顿配合，一劳永逸地彻底结束了波拿巴的表演。他的军队被彻底击溃，他的全部火炮、辎重、弹药车和装备都落入我军手中；他曾佩戴的所有勋章和徽章都被送到我手里。有人在他马车的一个箱子里发现了这些东西。昨天我有两匹坐骑被打死。
“我的朋友威灵顿”的说法表现出了布吕歇尔的慷慨精神，而格奈森瑙完全没有这种慷慨，威灵顿也没有。格奈森瑙确实承认英军打得“非常勇敢”，但他对威灵顿的看法始终没有改善。
热纳普的狭窄桥梁对撤退的法军来说是一个巨大障碍。辎重车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完全堵住了街道，以至于逃跑的士兵不得不从大车底下匍匐前进，以抵达桥梁。拿破仑找到了自己的马车，但车夫无法穿过村庄，所以皇帝不得不放弃马车。几分钟后，普军骑兵赶到，缴获了他的马车。拿破仑还抛弃了大量珠宝。法军的资金被大车运到了沙勒罗瓦，又被交通堵塞阻挡住，在那里被逃跑的法军士兵大肆掳掠。败兵用剑和刺刀戳破了装金币的袋子。
拿破仑得到一匹马，在一小群帝国近卫军的护卫下，继续南下。在四臂村的月光下，皇帝看到战场上遗留的成千上万赤裸裸的死尸——死者全被当地农民剥得精光，抢走所有衣服和财物。他避开了沙勒罗瓦的拥挤人群，于星期一上午9点越过法国边境，停在那里。他口述了一封给自己的兄长约瑟夫（留在巴黎担任他的副手）的信。“全完了，”皇帝写道，
我估计，算上我的全部兵力，应当还剩15万人。国民自卫军和一些勇敢的营能有10万人；各新兵营有5万人。那么，我现在一共有30万人可以面对敌人。我可以用拉车的马拖曳大炮；我可以征募10万新兵……我要动身去拉昂，在那里肯定可以找到一些部队。我还没有格鲁希的消息。我担心他已经被俘。如果他没有被俘，我在三天内还会有5万人。
他这是在搭建空中楼阁。格鲁希得知滑铁卢的噩耗后心惊胆寒。他在瓦夫尔取得的胜利是毫无意义的。但他秩序井然地撤退，将2.5万人安全地带回国境线之内。然而不管拿破仑做什么谋划，他败局已定。皇帝于6月21日（星期三）抵达巴黎，发现这座城市已经因为惨败的传闻而骚动不安。埃米尔·拉布雷托尼埃尔在星期日听到荣军院礼炮宣告胜利的假消息时欢呼雀跃，如今得知了惨败的传闻，来到爱丽舍宫，那是拿破仑的夏季官邸：
宫殿庭院内到处是满身尘土和汗水的马。不断有副官抵达，他们看上去精疲力竭。帝国近卫军的好几名骑兵凄凉地坐在一条长凳上，而他们的马被拴在院子里等候。其中一名骑兵的脸上包扎着一条黑色围巾。整个景象流露出羞耻和悲痛。
法国给了拿破仑最后一次机会，而这个机会在圣约翰山的山谷丧失了。议会下院再也不肯支持皇帝。布吕歇尔和威灵顿在率军南下，进军巴黎，奥军已经越过了法国东部边境，俄军也快来了。拿破仑为自己的命运暴跳如雷，然后接受了命运。巴黎于7月4日向联军投降，不过联军部队直到7日才入城。此时拿破仑已经退位。他在位于马尔梅松（Malmaison）的约瑟芬家中，考虑移民美国。他订阅关于美国的书籍，然后去了罗什福尔（Rochefort），希望在那里找到一艘船去新大陆。然而，他发现英国海军已经封锁了罗什福尔。他向英国皇家海军“柏勒洛丰”号（就是特拉法尔加战役成名的“比利恶棍”） 的梅特兰船长投降，开始了去往圣赫勒拿岛的旅程。
在遥远北方的热纳普，泥地里还散落着数千份宣言书。这些宣言是在巴黎印刷的，不过宣言抬头声称它是从“布鲁塞尔的拉肯王宫”发布的。宣言书是写给比利时人民的：
我的敌人的短暂成功让你们在短期内脱离了我的帝国，但我在海岛流亡期间听到了你们的哀叹之音。战争之神已经决定了你们的美丽省份的命运：拿破仑来到你们当中了！你们有资格成为法国人！崛起吧，加入我不可战胜的大军，消灭与你们和我为敌的残余野蛮人；他们会满怀愤怒与绝望地逃窜。
然而，满怀愤怒与绝望地逃窜的是皇帝。现在普鲁士人决心要将他处死。格奈森瑙写信给冯·穆弗林（目前仍然在威灵顿身边担任联络官），要求公爵同意处决皇帝。“那是永恒正义的要求，也是3月13日宣言 所要求的，我军将士的流血牺牲……才能得到报偿。”
穆弗林转达了普鲁士方面的要求。普鲁士还向巴黎临时政府发布了最后通牒，称必须将拿破仑交出，“无论死活”，布吕歇尔才肯接受停战。穆弗林记载道：威灵顿公爵
震惊地瞪着我，首先质疑了普鲁士方面对3月13日《维也纳宣言》的解释是否正确，因为该宣言的本意绝不是用来杀掉拿破仑……这样的行为将让我们的名字在史册中被永久玷污，后世会说，我们不配成为拿破仑的征服者。
“若各国君主希望处死他，”威灵顿辛辣地写道，“那么就指定一个刽子手吧，但不能是我。”格奈森瑙总是抓住一切机会指控威灵顿有不可告人的、狡猾的动机，称威灵顿这一席话为“戏剧性的仁慈”。普鲁士人虽然不情愿，但还是在这一点上让步了。这不是反法同盟内部唯一的分歧。另一个比较小的争议是，布吕歇尔希望将6月18日战役称为“佳姻庄战役”，德国至今仍然使用这个说法；但威灵顿主张“滑铁卢战役”。法国人一般将此役称为“圣约翰山战役”。联军占领巴黎之后，普军希望炸毁耶拿桥，塞纳河上这座桥梁的名字是为了纪念1806年拿破仑大败普军的耶拿战役。威灵顿觉得普鲁士人在无理取闹。桥是多么有用的东西！炸桥有什么意义？雪莱夫人告诉我们，公爵挽救了这座桥：
他简单地在桥上部署了英国哨兵……普军企图将哨兵赶走，因为他们决心炸桥。但哨兵就是不肯离开岗位。“你们要炸就炸吧，”哨兵说，“但我不会走。”他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桥就这么得救了！
拿破仑于6月21日抵达巴黎。同日，英军第14轻龙骑兵团的亨利·珀西少校抵达了伦敦。他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天气很热。他去了唐宁街10号，给陆军大臣巴瑟斯特伯爵（Earl Bathurst）送去威灵顿的报告。他经指点去了格罗夫纳广场，伯爵正在那里用晚餐。珀西从那里被派往圣詹姆斯广场，将捷报送给摄政王，后者正在参加舞会。珀西六天前参加了里士满公爵夫人的舞会，后来没有机会换下丝袜和舞鞋，就上了战场。此时他的丝袜和舞鞋都满是泥巴。摄政王所参加舞会的女主人是一位商人的妻子贝姆（Boehm）太太，她很富有，能够把贵族吸引到她举办的舞会和宴会。多年后，她向朱利安·杨（Julian Young）牧师描述了这个夜晚的事件，牧师记载了她的话。当晚大约10点，贝姆太太：
走到摄政王面前，问殿下是否允许舞会开始。第一支夸德里尔舞正在开始的过程中，摄政王走到他的座位所在的高台上，这时我看见所有人都丝毫不顾礼节，涌到窗户边。因为天气特别闷热，所以窗户是敞开的。音乐戛然而止，舞会中止了；因为我们满耳朵都是拥挤人群的吵闹喧嚣。这些人刚刚走进广场，在一辆四轮马车旁奔走。马车的窗户里悬挂着三面丑恶的法国鹰旗。一瞬间，马车的门被猛地打开，亨利·珀西不等梯子放下，就跳下车来，风尘仆仆！他两手各拿一面鹰旗，推开所有挡住他去路的人，快步跑上楼梯，走进舞厅，匆匆走到摄政王面前，单膝跪下，将鹰旗摆在他脚下，然后宣布：“胜利！先生！胜利了！”
三面鹰旗？叙述中是这么说的，威灵顿的正式报告也提及三面鹰旗，但贝姆太太说珀西少校两手各拿一面鹰旗，说明只有两面。第三面鹰旗其实可能是一面骑兵三角旗。贝姆太太听到捷报应当高兴，然而她只觉得自己的舞会被毁了。杨牧师用不无讥讽的笔调记载了贝姆太太的想法：
为宾客准备的山珍海味摆在餐厅，没有人碰……我们所有的麻烦、焦虑和花销，全都白费了。为了什么呢？我该怎么说？啊，我必须说出来！为了不合时宜的滑铁卢胜利的捷报！当然，想到我们打败了那些恐怖的法国人，我们应当高兴；但我始终觉得，最好还是让亨利·珀西静悄悄地等到第二天早上，而不是像这样闯进来，这么匆忙太不体面了。
她还说，或者亨利·珀西能懂些礼数，把捷报小声告诉摄政王，而摄政王“一定会照顾我的感受，等到第二天早上再宣布消息”。她的这种希望一定会落空的，因为舞会的一位客人记载了摄政王听到捷报后的反应。这位客人在给丈夫的信中写道，摄政王“陷入了一阵女人般的歇斯底里。我们洒水到他脸上，希望他冷静下来。但那不管用。给他喝了点葡萄酒，效果才比较好。他狂饮波尔多红葡萄酒，淹没了自己的情感”。
喜讯于次日抵达爱丁堡。在此之前有谣言称，英军惨败，普军被全歼，威灵顿在四臂村被狠揍。并非所有人都相信这谣言，有人打赌看是真是假。随后，官方的消息从伦敦送来了。律师詹姆斯·泰勒在法庭上得知了喜讯：
送来捷报的信使很快到了法庭，法官们正在审案。外厅的欢呼声传到内厅。案子肯定是审不下去了。法官宣布休庭。法官、律师、代理人和官员们都很快跑到街上。大街小巷已经挤满了欢呼雀跃的市民。没有人待在家里。学校也没人管了。生意暂时中止，群众欢呼着决定放假一天。
爱丁堡城堡的24磅炮鸣了19响礼炮。送来伦敦报纸的邮车上装饰着花环，悬挂显眼的旗帜。打赌输掉的人向赢家付了钱。据泰勒说，这些赌资被迅速捐给抚恤滑铁卢战役伤员与孤寡的基金会。
伤员与孤寡实在太多了。
＊＊＊
捷报是在星期三抵达伦敦的。当夜，也就是战役结束整整三天之后，战场上仍然躺着一些没有得到救治的伤员。最后一批伤员直到星期四才得到营救。很多伤员若是及时医治，可能会活下来，然而在此期间死去了。死尸堆积如山。半岛战争的来复枪兵英雄哈里·史密斯少校在战役结束后骑马游历了战场：
我到过许多战场。但除了新奥尔良的一个地方和巴达霍斯的突破战之外，我从来没见过能和我眼前景象相提并论的。在滑铁卢，整个战场从右到左到处是成堆死尸。在一个地方，拉艾圣的右侧，法国胸甲骑兵简直是一个堆在另一个身上。很多没有负伤的士兵被自己的马压在身下；有的人伤很重，有时被他们的马压着，马还在挣扎。这景象令人作呕。在战场上，到处都能看到军官和被允许离开队伍的士兵倚靠着战死或者垂死的兄弟或战友哭泣。战役是在6月18日（星期天）打的。我背诵了当天要吟诵的《诗篇》（ Psalms）第91章第7节的诗句：“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
夜间，有匪徒到战场上抢劫死者和伤员身上的财物，伤员若是反抗，就被杀害。男女匪徒用钳子摘掉死者的牙，以至于多年后假牙还被称为“滑铁卢牙”。
有些伤员被送到滑铁卢。拿骚步兵约翰·多林（Johann Doring）中士在战役次日随部队穿过这个小镇：
我们经过滑铁卢的最后一片房屋时，看到一座谷仓前堆满了截下来的胳膊和腿，有的还带着军服的碎布。外科医生们卷着袖管，就像屠夫一样，还在忙碌。那场面看上去就像一个屠宰场。
还有一些伤员被一直送到布鲁塞尔。在那里，由于缺少床位，他们被安顿在城市广场，睡在稻草上。来复枪兵爱德华·科斯特洛看到这景象，大为震惊：
这景象令人难以想象，更无法描摹：数千名负伤的法国、比利时、普鲁士和英国的士兵；大车、马车和各式各样的车辆不断抵达，车上堆满了受苦受难的人们。伤员不分敌友，全被安顿在稻草上，伤员之间留出通道，城市各部分都挤满了伤员，几乎完全没有得到诊治。但布鲁塞尔的美丽女士们充满了人道精神，她们不知疲倦地辛劳，大大弥补了这一缺陷。很多妇女投身于忙碌的服务，有的包扎伤口，有的送来茶水、咖啡、汤和其他抚慰人心的饮食。
外科医生查尔斯·贝尔在英国得知了滑铁卢战役的消息，自费来到布鲁塞尔。令他震惊的是，他看到伤员还在被陆续从战场送来。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在一家医院里，负重伤的法军士兵被带到那里，但那里没有医生。贝尔从早上6点开始做手术，一直工作到晚上7点，连续这么干了三天：
做外科手术的所有体面很快都被抛在脑后。有一次，我在给一个人的大腿截肢时，旁边有13个人在等待，都哀求我下一个给他们治；一个伤员苦苦哀求，另一个提醒我曾答应下一个轮到他，还有一个伤员在咒骂。我的衣服浸透了血，变得僵硬，我的胳膊因为不断使用手术刀而累得软弱无力，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们恐怕永远没有办法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在滑铁卢阵亡或负伤。当然各团有自己的记录，但在战役之后的混乱中，数千人下落不明，最后有机会清点人数的时候，没有办法知道这些没了踪影的人是当了逃兵，被俘了，还是已经伤亡。法军尤其是这样。我们知道，战役开始时，拿破仑有约7万人，大约一周之后的清点表明，有超过4.6万人下落不明。马克·阿德金对此役的数据做了非常仔细的研究，他给出了最佳的估计。威灵顿指挥的英荷军在战后有1.7万人下落不明，其中有3500人阵亡，1.02万人负伤，其余的当了逃兵。大多数逃兵是荷兰－比利时人，他们距离家园很近；还有坎伯兰公爵骠骑兵团的人也大量逃跑，这个团虽然名字是英语的，但其实是一个汉诺威骑兵团，他们干脆溜之大吉。普军在利尼战役、撤往瓦夫尔和滑铁卢战役的三天损失惨重，共损失了3.1万人。其中1万人在撤退过程中逃跑，其余的是战场伤亡。普朗斯努瓦的战斗特别凶残，那里有约7000名普军伤亡。法军的损失比这多得多。在滑铁卢可能有超过3万法军伤亡，但这个数字只是估算。我们知道英军有840名步兵军官参加了四臂村和滑铁卢的作战，其中将近一半阵亡或负伤。英军骑兵有1/3的官兵阵亡或负伤。苏格兰皇家第1步兵团的37名军官损失了31人。第27步兵团的19名军官损失了16人。6月18日夜幕降临时，战场上可能有大约1.2万具尸体和3万-4万名伤员，全都在3平方英里范围内。很多伤员将在随后的一些天内死亡。英军第32团有28人阵亡，146人负伤，但伤员中有44人在随后一个月内死亡。
联军雇佣当地平民清扫战场。他们挖掘了壕沟来掩埋联军死者，不过壕沟深度不够，一位游客说看到人脸和肢体露出了地面。法军的尸体则被火葬。战役结束十天后，参观战场的一名游客看到了乌古蒙的火葬柴堆：
柴堆熊熊燃烧了八天，到那时燃料完全是人体油脂。人的大腿、胳膊和腿脚堆积如山，大约50名工人用手帕捂住口鼻，用长长的叉子翻动大火和骨骸。
一年后，当地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死人的遗迹，有些是被寻找纪念品的人挖出来的。最后，一家公司签了一个合同，去收集看得见的骨骸，将其磨碎，用作肥料。
＊＊＊
战役结束了，但争议没有消失。战役的胜利者是谁？这个问题似乎有些可笑，但它在许多年里引发了许多激烈争吵，激起了不少怒火，如今仍然如此。但至少有一种理论可以被否定了。维克多·雨果在他的名著《悲惨世界》中满怀激情地描写了滑铁卢战役，但创造了好几个至今仍然被法国人信以为真的神话。他声称：“法军胸甲骑兵消灭了英荷军13个方阵中的7个，缴获或破坏了60门火炮，并缴获了英军的6面团旗。3名胸甲骑兵和3名近卫军猎兵将这些旗帜呈给了皇帝。”这是假的。英荷军没有一个方阵被突破，没有一门大炮被法军破坏，也没有一面英军旗帜被俘获。雨果还声称，乌古蒙守军将战俘活活扔下了农庄的水井：
这井很深，变成了一座墓穴。300具死尸被投入井里。或许投得太匆忙了。他们全都死了吗？传说他们并没有全死。在他们被埋葬于井内的夜晚，有人听见井里传出微弱的呼喊。
考古学家勘察了这口井，没有发现任何人类的遗迹。活人在井底缓缓死去的传说是维克多·雨果虚构的。他问道：“拿破仑有没有可能打赢这场战役？我们的回答是，不可能。是因为布吕歇尔吗？不，是因为上帝。”这种说法让胜利者的身份有些模糊不清了，这也是雨果有意为之。他宣称，滑铁卢战役不是一场战役，而是“宇宙的运转改变了方向”。这样的传说和抒情将滑铁卢战役提升到了神话层面，仿佛法军不是被光明正大地打败的，而是宇宙命运的牺牲品。
“苗条的比利”相信自己是本次战役的胜利者。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们今天大败拿破仑……作战主力是我的军，我们赢得胜利要感谢它。”更公正的说法应当是，联军的胜利与其说要感谢他，不如去感谢那个一枪打中奥兰治亲王肩膀的法军散兵。
威廉·利克牧师提出了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观点。1866年，他出版了自己的著作《西顿勋爵团（第52轻步兵团）在滑铁卢战役的历史》[ The History of Lord Seaton's Regiment（The 52nd Light Infantry）at the Battle of Waterloo]。该书的前言写道：“世人越来越普遍地理解到，西顿勋爵（Lord Seaton）和第52轻步兵团蒙受了极大冤屈。”西顿勋爵就是约翰·科尔伯恩爵士，他在担任上加拿大副总督期间表现突出，于1839年获封爵位。利克抱怨称，科尔伯恩和第52团是打败帝国近卫军的功臣，却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该书的广告词用粗体字印在书名页上，写道：
本书作者认为，西顿勋爵和第52团在未曾得到第1近卫步兵团或其他部队支援的情况下，孤军奋战，光荣地击败了正在向英军阵地发动最后总攻的部分法兰西帝国近卫军，约1万人。
利克声称，第52团：
独自从英军阵地前进了300码或400码，然后单枪匹马地攻打并击溃了法兰西帝国近卫军的两个强大纵队，共约1万人。我们还亲眼看到，法军吃了这个亏之后，全军就败退了……
利克是个肌肉发达、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因为信守安息日而得到很多磨砺，他在很多年里奉行安息日的礼拜仪式。他还长期为英国陆军信奉新教的官兵“被强迫”参加“罗马天主教和希腊教会的亵渎神灵的仪式”而愤愤不平。所谓英国官兵“被强迫”，指的是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参战时采取的一些无伤大雅、无关紧要的临时性措施。利克牧师虽然是个教士，却激情澎湃，他的著作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约翰·科尔伯恩爵士在滑铁卢的行动无疑是非常勇敢的，也收到了奇效。他自行决断，率领第52团离开横队，将其带到帝国近卫军第4猎兵团侧翼，向其队列倾泻了毁天灭地的火力。有一个问题是，帝国近卫军的最后一次进攻有没有抵达山岭中路。第52团的军官帕特里克·坎贝尔（Patrick Campbell）曾经历过半岛战争中一些最艰苦的战役。他写道，第52团发动侧翼攻击的时候，法国近卫军已经“在混乱地撤退”，这说明英国近卫军已经击败了敌人，第52团只是补了一刀而已。让这个问题愈发复杂的是，第52团另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人约翰·克罗斯（John Cross）上尉相信，是科尔伯恩营的火力迫使法军纵队停止前进：“法军纵队被第52团散兵的火力击中的那一瞬间，他们就止步不前，似乎出现了混乱，向第52团猛烈射击。”克罗斯声称当时英国近卫军“静止不动，没有开枪”，这说明法军最后一个营还没有进入英国近卫军的射程。那么，如果克罗斯和利克是正确的，第52团就是打退帝国近卫军最后一次进攻的大功臣。但利克说第52团“单枪匹马地”打败法国近卫军，肯定是错误的，因为英国近卫军已经击败了法国近卫军的一次规模更大的进攻，山岭较远处的荷兰和比利时部队也打退了法国近卫军。
利克可能根本不知道法国近卫军那些较早的进攻。战场上有太多硝烟、噪声和混乱，所以利克极不可能知晓他所在的营左侧上坡处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大可能知道山坡更东方的情况。何况他是个17岁的小角色，第一次参加实战，在第52团横队的中央捧着团旗。该营的横队有两排，每排半个连，两排间隔十步。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利克在横队最后方，那里最容易保护团旗。如果是这样，他的视野肯定更加有限。第52团也没有像利克说的那样击败了法军两个纵队。他们攻击的是法国近卫军的最后一个营，但另外4个营已经被打下山坡了。1万人？在恐怖的交火中，科尔伯恩的士兵损失惨重，一定觉得敌人非常强大，足有1万人，但法国近卫军的总人数并不到1万。
约翰·科尔伯恩爵士本人的记载是，击败法国近卫军的功劳应当由第52团、英国近卫军和“F. 亚当爵士的旅和亨利·克林顿爵士的师向敌人侧翼发动总攻”来分享。这些友军的帮忙都不会减少约翰·科尔伯恩爵士的积极主动性和辉煌战绩的光辉。他的举动非常勇敢，并且光荣。利克和第52团的其他一些军官觉得自己的团没有在公爵的报告中得到特别嘉奖，感到委屈。他们这么感觉，是有道理的。公爵提及了英国近卫军，说他们“树立了榜样，受到全军的效仿”。这话让利克十分不满，他觉得自己的营理应得到同等表扬。其他团的幸存者也可能有同样的感觉。第92团以寡敌众，用刺刀遏制住了埃尔隆的纵队之一，将其击退。第27团防守着公爵战线最薄弱的环节，几乎全军覆没。这些单位都为胜利做出了贡献。公爵晚年的时候有人问他，他最遗憾的是什么。他的回答是，他遗憾自己没有多多赞扬别人。利克的抱怨肯定来源于此。利克看到公爵在报告中将主要功劳给了英国近卫军，感到委屈，于是写了一本言辞激烈的书来驳斥，但第52团并没有“单枪匹马地”击溃法军，英国近卫军也没有这样的功绩。
最激烈的争吵发生在格奈森瑙支持者与威灵顿拥护者之间。格奈森瑙对公爵的苛评和谩骂一直延续到今日。宽泛地讲，格奈森瑙对威灵顿的指控是，威灵顿没有认可普军的功劳，将胜利全部据为己有。但也有一些更具体的指控。格奈森瑙认为，威灵顿在利尼和四臂村战役之前故意欺骗盟友；没有兑现去利尼援助布吕歇尔的诺言；在战役之后，威灵顿还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地位来压制“普军挽救战局”的说法。
第一项指控最严重。格奈森瑙说，早在6月15日，即利尼和四臂村战役的前一天，威灵顿就得知了法军集结的情况，但为了自己不可告人的阴险目的，假装直到当晚才知道。如果我们要相信这种指控，就要相信，给威灵顿送去消息的那名普鲁士军官在布鲁塞尔只告诉了威灵顿一人，法军即将发动进攻。我们不禁要问，公爵隐瞒这个消息，对他有什么好处呢？通常的回答是，那样的话就可以使布吕歇尔暴露在敌军面前，威灵顿就有了撤退的时间。这毫无道理。如果公爵这么害怕与法军交锋，他为何不在得知消息后立刻撤军？这个问题实在太愚蠢。还有，如果布吕歇尔被打败，对公爵有什么好处？整个战役的前提就是联军必须互相配合。联军一开始就知道，仅凭威灵顿或布吕歇尔，都不足以打败皇帝，所以他们必须合兵一处。如果公爵故意让布吕歇尔暴露在敌军兵锋下并被击败，那么等于是确保自己的军队也一定会失败。布吕歇尔的确吃了败仗，但普军并未被击溃，而是顽强生存下来再战，所以本次战役于千钧一发之际维系下来。联军最后取得胜利，是因为布吕歇尔做出了撤往瓦夫尔而非列日的勇敢决定，而他之所以能做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他坚信威灵顿做好了战斗准备。威灵顿之所以愿意死守圣约翰山，是因为他坚信布吕歇尔一定会来援助他。简言之，联军之所以打赢了本次战役，是因为布吕歇尔和威灵顿互相信任。要说威灵顿不顾盟友对自己的信任去欺骗盟友，是极不可能的，也不符合我们对威灵顿性格的了解。
关于第二项指控，威灵顿有没有向布吕歇尔承诺，要去利尼支援他？答案很简单，他做出了承诺，但条件是他自己没有遭到攻击。他确实遭到了攻击，所以没有机会去援助普军。他的承诺是有条件的，是在布吕歇尔与威灵顿在布里的风车会面时许下的。普鲁士方面对此次会面的记载没有提及“如果我自己没有遭到攻击的话”这样的条件，而冯·穆弗林记载了这句话。冯·多恩伯格（von Dornberg）将军是普鲁士人，但在英国陆军服役，他回忆了类似的话。他说，威灵顿的说法是：“我要看看敌人的情况，我有多少兵力已经抵达，然后见机行事。”但普鲁士方面有三份记载称，公爵不仅承诺要来援助，甚至告诉了布吕歇尔，他将在何时抵达。不过其中一份资料说公爵预计自己抵达的时间是下午2点，第二份资料说是3点，第三份资料来自冯·克劳塞维茨（他根本不在现场），说是下午4点。这些说法是非常可疑的。威灵顿已经亲眼看到位于四臂村的法军，极不可能许下一个自己知道很难兑现的诺言。他预计在四臂村必有一战，一定提醒了他的普鲁士盟友这种很大的可能性。格奈森瑙一直责怪威灵顿造成了利尼战役的结果，说此役是“我们被他害得输掉了”，但此事更能揭露格奈森瑙的心胸狭隘，而不是威灵顿不诚实。
还有一个问题是，两位统帅是面对面直接交谈的，还是借助于翻译？威灵顿的法语很流利，但不懂德语。布吕歇尔不懂英语，法语很差。滑铁卢战役结束后，布吕歇尔与威灵顿见面时说：“多么厉害的一仗啊！”公爵开玩笑说，布吕歇尔只会说这么一句法语。但布吕歇尔的参谋长格奈森瑙既懂法语，也会说英语。我们怀疑，在布里，是格奈森瑙说了大部分的话。我们知道，威灵顿建议普军将步兵部署在利尼的背坡上，回答他的不是布吕歇尔，而是格奈森瑙，而且格奈森瑙的答复非常愚蠢：“普鲁士人喜欢看着敌人。”格奈森瑙不是傻瓜，这个轻蔑怠慢的回答几乎到了狂妄无礼的程度。这说明格奈森瑙即便到此时仍然无法克服自己对英国人的憎恶和对威灵顿的不信任。布里的风车下可能有一次会议，但留存至今的文献表明，双方的交流并不多。对此事的讨论充满了猜疑和误解。布吕歇尔似乎对他的“朋友”威灵顿没有怨言，如果布吕歇尔觉得自己被威灵顿骗了，肯定不会默不作声的。
何况格奈森瑙自己也有食言的行为。18日，他派遣普军去援助威灵顿时，他的参谋工作可以说是粗心大意，或者是故意制造障碍。他为什么将离战场最远的军首先派去？他为什么做了那样的安排，导致两个军的行军路线在一个十字路口交叉？难道格奈森瑙坚信威灵顿一定会输，所以故意延缓了普军的行军？最有可能的真相是，这些安排是在匆忙混乱中做出的。派遣冯·比洛的军先去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没有参加利尼血战，实力完好，而且没有人能预料到一个粗心的面包师竟然点燃了自己的房子。但如果一定要用责难来玷污联军的伟大胜利，我们必须记住，指控不应当是单方面的。
威灵顿有没有贬低普军的贡献？有证据表明他有这样的意思，不过是在战役结束很久之后。在正式报告中，他用赞美之词认可了普军的贡献：
我必须承认，这艰苦一日的胜利，要归功于我从布吕歇尔和普军那里得到的热情而及时的支援。若不承认这一点，就违逆了我自己的情感，对布吕歇尔和普军也不公正。比洛将军对敌军侧翼的打击是一次非常有决定性的行动。即便我没有机会发动制胜的攻击，比洛将军的行动也会迫使敌军在败阵之后撤退。即便敌军的攻势得手，比洛将军的行动也能阻止他们继续扩大战果。
这似乎很清楚了，普军的干预是“非常有决定性的”。格奈森瑙阵营抱怨称，公爵仍然将最终胜利归于自己的进攻。但公爵这么说肯定是有道理的。法军崩溃的直接动因是帝国近卫军被打败，而他们是被威灵顿军队打败的。公爵没有否认，如果不是普军吸引了拿破仑的预备队去保卫普朗斯努瓦，法国近卫军的进攻一定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胜利是联军共同取得的。
随着时光流逝，公爵无疑希望独占大部分功劳。滑铁卢战役是他战功的巅峰，是打败了拿破仑的胜利，公爵由此获得了不可撼动的英国最伟大英雄的地位。他拒绝谈论滑铁卢战役，也不肯向作家们提供任何信息（他非常讨厌作家）。他说，讲述一场战役的故事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陆军军官威廉·西伯恩想出了一个主意，即建造一个巨大的滑铁卢战役模型，比例尺为9英尺：1英里。模型被制作出来，现存放于切尔西国家陆军博物馆。这是一座庞大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模型，有超过7万个士兵模型展现了“危机”时刻（西伯恩指的是打败帝国近卫军的时刻）三支大军的状态。西伯恩在滑铁卢居住了几个月，以熟悉战场地形地貌，并在陆军的协助下，给几乎每一位仍然在世的参战军官写信，请求他们写下对战役的回忆。由此得到的回信构成了一套独特的目击者记述档案。
公爵不肯撰写自己的回忆，尽管他似乎对西伯恩的工作不满意。1837年3月，菲茨罗伊·萨默塞特勋爵写信给西伯恩。在滑铁卢战役期间，菲茨罗伊·萨默塞特是公爵的军事秘书[他后来的称号是拉格伦勋爵（Lord Raglan），在克里米亚战争扬名]，与公爵很亲近。他给西伯恩的信的笔调相当和蔼，但指出：
我仍然觉得，对于你希望展现的那个时刻而言，普军的位置不对。看到你的作品的人会觉得，战役胜利的原因不是英军的英勇奋战和英军统帅的卓越领导，而是普军的侧翼行动。
西伯恩表示愿意对模型进行修改，但政府已经购买了模型，所以来不及修改了，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模型仍然是菲茨罗伊·萨默塞特反对的那种样子。模型很可能是准确的。随着年龄增长，公爵可能的确贬低了普军的贡献。这是虚荣的表现，但他就是一个虚荣的人，也有很多值得虚荣的功绩。1821年，公爵得知拿破仑死讯后，对哈丽雅特·阿巴思诺特（Harriet Arbuthnot）（可能是他所有女性朋友中与他最亲近的一位）说：“现在，我或许可以说，我是在世的所有将军中最成功的一位！”他对此肯定很自豪，因而讨厌看到任何可能减损他名望的事情。
滑铁卢战役的胜利是联军的胜利。联军的打算是这样，后来的结果也是这样。如果威灵顿有一瞬间觉得普军会辜负他，就绝不会留下来决战。如果布吕歇尔觉得威灵顿会临阵脱逃，也不会进军。普军抵达战场的时间确实比威灵顿希望的要晚，但可能恰恰是这一点促成了战役的胜利。如果布吕歇尔早到两三个小时，拿破仑就可能脱离接触，率军撤退。但普军发起干预的时候，法军已经几乎完全卷入战斗，无法脱离战场。皇帝不仅仅是吃了败仗，而且是一败涂地。
雪莱夫人弗朗西斯曾问威灵顿，他在四臂村战役之前是否感到措手不及。她指的是里士满公爵夫人举行舞会的那个夜晚，当时公爵宣称自己上了拿破仑的当。他于1820年3月回信给她：“关于我是否感到措手不及……假设我的确如此，我毕竟还是打赢了。即便我没有感到措手不及，还能做得更好吗？”
公爵对所有批评者都是这么答复的：“我打赢了。还要我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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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谁是胜利者？”更容易回答的问题是：“谁是输家？”答案肯定是拿破仑。威灵顿公爵和布吕歇尔都亲临火线，他们的官兵看到他们，受到鼓舞。而拿破仑把指挥工作交给奈伊元帅，后者虽然勇冠三军，却只会一次次投入部队去迎头猛撞当时最擅长防御的将领。法军有足够的时间和兵力去突破威灵顿的战线，却失败了。一部分原因是，公爵的防御非常聪明；另一部分原因是，法军始终没有组织协调好一次多兵种配合的攻势。在威灵顿为更多时间祈祷的日子，法军却推迟了开始进攻的时间。法军在攻打乌古蒙的战斗中浪费了兵力。奈伊将法军骑兵投到一场耗时甚久（延续下午大部分时间）的进攻，白白浪费了骑兵。拿破仑为什么将战役指挥托付给奈伊，也是个未解之谜。奈伊固然是个勇士，但皇帝曾谴责他“太蠢，没有能力取得成功”，那么为什么还要依赖他？当法军取得了一个大胜利，即攻克拉艾圣，并得以占领威灵顿山岭前坡时，皇帝却拒绝向中路增兵，于是给了公爵时间来调遣他的增援部队。最后，帝国近卫军发动进攻的时候，为时已晚，兵力也不足，而且那时普军已经杀到了法军侧翼，威胁了法军的后方。
威灵顿公爵的话常常是正确的，他的这句话也是对的：要想讲述一场战役的故事是不可能的。因为有太多故事交织在一起，没有人能够理清这团乱麻。对有些人来说，滑铁卢战役模糊不清，是个恐怖的日子，他们只看得见硝烟。有些营只能通过硝烟中滑膛枪的枪口焰来判断敌人的位置，于是向火光的位置开枪。战后，他们努力理解他们经历过的混乱，于是写出了他们各自的故事。第2近卫骑兵团的下士约翰·肖（John Shaw）有自己的故事，他是个虎背熊腰的壮汉，曾是不戴手套的拳击运动员。有人说他随自己单位冲锋的时候酩酊大醉，但他仍然杀死了七名胸甲骑兵。他的剑断了，于是用自己的头盔当棍棒来打人。他最后牺牲了。还有约翰·道森（John Dawson）的故事，他是第二代波塔灵顿伯爵（Earl Portarlington），在战役前夜失踪，可能是为了与布鲁塞尔的一位女子幽会。因此，他错过了战役的开端。由于他是第23龙骑兵团的团长，所以这是奇耻大辱。于是他加入了第18骠骑兵团，与他们一起在战役末期冲锋，但他还是无法洗净耻辱，最后不得不辞去军职。《滑铁卢战役花名册》（Waterloo Roll Call）记载道：“他后来沉溺于放荡生活，死在伦敦的一个贫民区。”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圣约翰山的一名农妇，她因为害怕遭到士兵抢劫，将所有家禽藏在农舍阁楼，在战役期间一直守卫自己的鸡鸭。一位年轻的普军士兵在战役之后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告诉我妹妹，我没有吓得拉一裤子屎！”战役之后，第95来复枪兵团的查尔斯·史密斯中尉承担了一个阴森的任务，即掩埋绿衣士兵们的遗体。他的工作组翻检了堆积成山的死尸，发现一具法国骑兵军官的尸体“形态和外貌纤细”。那是一个穿着军装的年轻女子。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知道她是谁，只是查尔斯·史密斯觉得她很美。或许她不愿与自己的情人分离，于是女扮男装上了战场？
故事很多，却很少有圆满的结局。在滑铁卢战役前一天，英军第40团的少校团长写信给妻子。他34岁，是爱尔兰人，指挥萨默塞特郡的一个营。他的信是一封遗书，以防万一。在战役前夕写遗书的官兵很多。在滑铁卢前夜，法国人、荷兰人、普鲁士人、汉诺威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威尔士人和英格兰人都在写遗书。“我亲爱的玛丽，”阿瑟·黑兰（Arthur Heyland）少校写道：
我的玛丽，希望你能从我的心里话中得到慰藉：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是享受你的爱与温情的日子，我至死只爱你一个人，并热切希望我们的灵魂能够团聚，再也不分离。我的玛丽，我把我们可爱的孩子们，都托付给你。我的玛丽安娜，最温柔的小姑娘，愿上帝保佑你。我的安妮，我的约翰，愿上天佑护你们……我亲爱的玛丽，我必须再一次告诉你，假如命当如此，我会宁静地死去；我的爱人，我们没办法一起死。我们当中的一人必须见证我们最爱的东西逝去。让我的孩子们慰藉你，我的爱，我的玛丽。
阿瑟·黑兰少校在滑铁卢战役中阵亡。
后记
战后大多数法国将军流亡海外。他们几乎全都向路易十八宣誓效忠过，因此害怕保王党的报复。但他们渐渐都回国了，恢复了地位，重新得到很高的荣誉。例如，苏尔特元帅成为首相。他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出席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加冕礼，并在那里与威灵顿公爵亲切会面。格鲁希被普遍认为是皇帝战败的罪魁祸首，流亡美国，但在1821年（拿破仑去世那一年）得到赦免。
路易·康莱在滑铁卢战场的早餐是用火药作调味品。他后来在法国警察队伍中担任侦探，职业生涯非常成功，之后成为警察总长。另一个后来出人头地的年轻人是普军士兵弗朗茨·利伯，他在柏林非常热情地参了军。他于1827年移民美国，成为南卡罗来纳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但在南北战争之前搬到了北方，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后来编纂了《利伯法典》（Lieber Code），这是历史上首次编纂战争法则的努力。他一直活到1870年。
冯·穆弗林将军被晋升为元帅。有一段时期，他是占领巴黎的联军部队的指挥官，后来被任命为普鲁士军队的总参谋长。他于1851年去世。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后来撰写了经典名著《战争论》，闻名遐迩，这是关于战争的政治后果的开创性著作。冯·克劳塞维茨担任过格奈森瑙的参谋长，但两人都于1831年死于霍乱。陆军元帅冯·格奈森瑙在德国被誉为伟大的爱国者，这是非常准确的。他和冯·沙恩霍斯特一起重组了普鲁士军队，将其改革为一支强大力量，做好了与拿破仑对抗的准备。他与布吕歇尔的合作是军事史上最成功的例子之一。
陆军元帅冯·布吕歇尔在战后退隐到位于西里西亚的庄园，1819年去世。滑铁卢战役结束之后不久，他访问了伦敦，受到英国政府的热烈欢迎和感谢，因为他在打败拿破仑的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在多佛登陆，途经布莱克希思去往伦敦。途中他的马车停下，让他观看向西延伸的英国首都的壮丽景色。他大感震撼，说道：“这样的城市，抢劫起来该多不得了！”他是个卓越的人。
“苗条的比利”不是出色的将军，但成为一位贤君。他的父亲于1840年退位，于是他成为荷兰国王威廉二世，那时荷兰已经失去了比利时省。通常认为，他思想开明，鼓励选举改革，接受宪法对君主制的约束。他一直统治到1849年驾崩。
在滑铁卢战役中幸存的大多数英国军人都留在了军中。奈德·科斯特洛（Ned Costello）和约翰·金凯德都成为伦敦塔的卫士，而其他一些人从此默默无闻，过着贫困的生活。还有一些人，如约翰·科尔伯恩爵士，在政府中前程远大。科尔伯恩成为西顿勋爵和上加拿大副总督。弗雷德里克·庞森比（Frederick Ponsonby）虽然被剑砍、被长枪戳又被过路的步兵抢劫，但还是顽强地生存下来，后来成为马耳他总督。卡瓦利埃·默瑟（Cavalié Mercer）在皇家炮兵部队获得高位。对所有这些人，无论是名人还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滑铁卢战役都是决定了他们命运的大事件。此前任何事件都不曾有这样的重大意义，此后发生的事情都被人从恐怖的滑铁卢之日的角度来审视。威灵顿公爵的人生就是这样。此后，虽然他担任过很多高级职务，但大家一般都只知道他是滑铁卢的胜利者。他担任过首相，颇不成功；他的绰号“铁公爵”（the Iron Duke）不是来源于战争，而是因为他为阿普斯利府邸安装了铁制百叶窗，以防暴民用石头砸碎他的窗户。他于1852年去世，享年83岁。尽管他在政治上是失败的，但已经赢得了无与伦比的威望和名气。在滑铁卢战役之前，他被誉为自马尔伯勒公爵以来最成功的英国将领。而滑铁卢战役让他的名望再也无法撼动。
这场战役是一个转折点。18世纪下半叶，为了争夺霸权，英法进行了长期斗争。七年战争将法国人从北美逐出，但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报了仇，法国陆军与乔治·华盛顿的军队结盟，决定性地击败了英军，为美国赢得了独立。十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了，除了1802年的短暂间歇之外，这些战争将一直持续到1815年。滑铁卢战役结束了英法两国的斗争，确保英国在19世纪处于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是威灵顿公爵防守圣约翰山的战斗所奠定的。
致谢
不管是谁，如果要写作关于滑铁卢战役的书，必然要依赖其他历史学家的努力。我尤其感激马克·阿德金，他的著作 The Waterloo Companion真是不可或缺。这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资料汇编，囊括了关于此役的几乎全部知识。这部书的插图非常精美，地图非常讲究，研究非常全面详尽，观点也十分公正到位。我对某些问题感到糊涂的时候（一般是不同目击者的描述互相矛盾），总会发现马克·阿德金已经在分歧意见之间开辟出了一条道路。我很感激他。
今日的滑铁卢战场被巨大的狮子山俯瞰，这是“苗条的比利”的父亲在他儿子负伤的地点建造的纪念碑。威灵顿公爵看到狮子山后说：“他们毁掉了我的战场。”的确如此，因为当初为了建造这庞大的土堆，从山岭顶端挖了许多吨泥土，所以今天的游客看到的地貌与当年帝国近卫军发动最后进攻时已经大不相同了。不过滑铁卢战场仍然很值得参观，最好的参观指南就是David Buttery的 Waterloo Battlefield Guide。它不仅能指引游客参观战役的主要地点，还能讲述那意义深远的四天的故事。对任何参观滑铁卢战场的人而言，这本书都是很重要的指南。
最能帮助我们了解滑铁卢战役的，就是亲历者的介绍。这些亲历者的记述能够保存至今，最大的功臣是Gareth Glover。我在本书中引用的大部分记述都来自他编纂的书，要么是 Letters from the Battle of WaterLoo，要么是他的三卷本The Waterloo Archive。我对他的细致工作非常感激。
我非常幸运地结识了Jac Weller（已故），有幸听取了他关于威灵顿、拿破仑和滑铁卢战役非常鲜明有力的观点。Peter Hofschröer的观点同样有力度，他的著作引发的讨论拓宽了我们对此役的知识视野。我很感谢他，并同样感谢所有让我的工作轻松许多的作家们。Patrick McGrady慷慨地允许我使用他关于伊丽莎白·盖尔的研究，这个五岁小女孩见证了滑铁卢战役。
我的整个写作生涯始终与同一家出版社合作，这也很幸运。我从Susan Watt、Helen Ellis、Liz Dawson、Kate Elton、Jennifer Barth、Jonathan Burnham、Myles Archibald和Julia Koppitz那里得到的帮助极大，感谢你们！还要感谢我的经纪人Toby Eady，从我的第一本书开始他就帮助我。若没有他，或许我一本书也写不出来。
如果没有我太太的支持，我肯定一本书也写不出来。Judy一直是我的灵感源泉。正如威灵顿对滑铁卢战役的英国步兵的评价一样，对我来说，Judy也是“最佳的帮助”。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