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在欧洲重压下强力崛起
（一）美国独立并没有使欧洲放弃对美国的军事围剿
（二）美国本土在经受欧洲国家的军事围剿的同时，其国民精神也经历着欧洲的文化打压
二、美国利用“欧洲的灾难”走向世界霸权
（一）“欧洲的灾难”，就是“美国的机会”
（二）从反霸到争霸：美国要求与欧洲平分天下
三、简短的小结
美国在利用欧洲国家之间矛盾中获得了难得的崛起机遇，但利用这个机遇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既要被迫接受欧洲主要国家的战争威胁，又要直面几乎是铺天盖地的来自欧洲的文化打压。可以说，美国的崛起始终伴随着屈辱、泪水、忍耐和“马基雅维里”式的谋划。
有种种迹象使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美国商业特征所表现的冒险精神，已经使欧洲的几个海上强国感到不安了。它们似乎对我们在运输业方面造成的太多干扰感到忧虑，而运输业却是它们航海业的支柱和它们的海军力量的基础。几个在美洲有殖民地的国家，担忧地期待着我国可能发生的变化。它们预见到，自己在美洲的领地由于邻近美国而可能遭受威胁的危险;美国有建立一支强大海军所必需的一切，而且拥有一切手段。这种想法自然会表示需要鼓励我们分裂并且尽可能阻止我们独立地从事积极的贸易的政策。这样就能符合以下三项目的：阻止我们干扰他们的航海事业，独占我们的贸易利益，剪掉我们的翅膀，使我们无法飞到危险的高度。[1]
事实也正是如此。如果从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的《巴黎和约》算起到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的82年间，英国一刻也没有放弃分裂美国的实际努力。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截击美国商船，阻挠美国与欧洲的贸易。1812年，美英开战，1814年8月，在拿破仑6月滑铁卢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英国占领华盛顿，烧毁白宫、国会大厦并于8日借有利的战争形势企图肢解美国，它向美国议和代表提出“沿美国边界成立一个中立的印第安缓冲国”[2]的要求。只是欧洲维也纳会议谈判不顺和法国国内的混乱，才使英国放弃这一要求并与美国于12月24日签订《根特和约》。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英国就曾宣布对美国内战奉行中立政策，承认南方同盟为交战国，同时英国秘密向南方提供援助，还将海军开入美国海域。只是由于后来的战场优势迅速倒向北方，“英国承认南方和干涉美国内战的计划彻底告吹”。[3]
1．欧洲人眼中“丑陋的”美国人
早在欧洲殖民主义者来到美洲之前，北美的印第安人还处在原始阶段。从1603年到1733年，英国人进入北美并对印第安人进行掠夺和屠杀，建立了东起大西洋沿岸西至阿巴拉契亚山脉狭长地带的13个殖民地。殖民地的建立吸引了大批欧洲移民，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欧洲受到迫害的清教徒、资本主义造成的两极分化中落到生活底层的穷人，特别是英国圈地运动中失去土地的农民。
这样，在欧洲人眼中的大西洋两岸便出现完全不同的景观：位于欧洲一方代表“上帝的选民”，北美一方则代表“上帝的弃民”[4]。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较早提出这些偏见的，有些不是神学家，而是科学家和启蒙主义思想家，如法国自然学家布丰、哲学家伏尔泰和历史学家雷纳尔等。这些人不顾美洲大陆各地区差异，将北美的自然条件概括为：寒冷、潮湿和盐化。他们用这里的动物重量、体长和特征试图证明——用现在的话来说——这里根本就不是人呆的地方，因而美洲不可能有发展。布丰在《动物的退化》一书中论证北美人种与整个北美动物一起处于一种“退化”状态。伏尔泰挖苦说，如果人们对美洲会出现苍蝇不感到奇怪的话，为什么对美洲会出现这一群人感到惊讶。[5]
为此，杰弗逊写了《关于弗吉尼亚州的笔记》据理反驳，富兰克林在法国巴黎的住所请《两个印度的历史》的作者雷纳尔及其他几位法国学者，他同时也带了同等人数的美国学者。先让雷纳尔大谈一通美国人种怎么不行后，富兰克林说“全体起立”。起立后一看，美国这边个子都比法国人高，最矮的就是那个作者。雷纳尔笑笑，很尴尬。[6]
汉密尔顿则以犀利的笔调揭露欧洲实行的文化殖民的本质在于欧洲想作“全世界的主人”，他并号召美国人民联合起来，“教育那个傲慢的弟兄谦虚一点”，为捍卫自己的尊严而斗争。他写道：
2．欧洲人对美国内战幸灾乐祸，落井下石
如果说，美国独立战争前后，欧洲人是在以贵族式的轻蔑眼光在矮化和丑化美国人的话，那么，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欧洲人则更是幸灾乐祸并等待林肯落井而后下石。
战争起始阶段，除了我们已熟知的英国直接干预外，法国政府对北方怀有敌意，倾向于所谓“南方联邦”，法国外交部也认为，“一场持久的战争，由于积累的仇恨和痛苦，必定造成分裂。帝国的观望等待政策来源于这个‘预见’：一方面，南方并不追求胜利，而是更倾向于一种自治;另一方面，北方无法战胜南方，而更不知道怎样长久地控制南方。根据这种逻辑，就出现了既不帮助南方获胜也不阻止北方取得决定性成功的政策。一场天昏地暗的恶战，如果不借助外力，只能导致联邦的解体，而这正是有利于法国的国家利益。只要给它足够时间就可以了，只要交战双方不断怒火冲天就可以了，并谨慎鼓励英国进行有利于南方的干预，而这种干预法国自己是不愿去干的。”[8]
与此同时，法国人担心美国南北统一，将导致美国成为一个独裁国家：“美国将不再是一个由平等的主权国家组成的联邦，而将成为一个不平等的、只有主人和附庸的联邦”，“这种独裁最终将可能发展成为帝国，或一个独夫政府”。这种对美国“独裁”的指责，为欧洲人肢解美国的企图在做理论准备。一些人认为：“如果民主制度被保存，让美国国土缩小也在所不辞。”北美分裂国家，分成多少块?《论坛报》在1861年年初就把分裂看成既成事实，后来继续认为有一部分州可能不会回到北方，但希望这些州的数目越小越好。一些更大胆的分析家倾向于把这块美国蛋糕分割成三块。在最盲目乐观的时候，有的政府媒体甚至把美国分成五块。同年3月《祖国报》文章则大胆预测：“美国将被分割成北方、南方、中部、西部和太平洋五个共和国”。[9]即使到了1863年，北方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时，法国《新闻报》还认为：“把一个分裂的联邦用武力统一起来变得一天比一天不可能”。一家还是亲北方的《两个世界的杂志》也认为：一个被占领的南方将是新世界的“艰难时世的爱尔兰，匈牙利或波兰”，战胜者永远的肉中刺，一块永无宁日的被占领土。战胜的北方也意味着失败的联邦，并将使北方像普罗米修斯那样因其盗火行为而受到天罚。[10]
在英国，尽管态度不如法国那样明朗，但希望美国南北分裂也是主流意见。1862年，一个美国南方分裂势力的主要支持者约翰·A.罗巴克在英国下院说：“北方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的朋友，南方倒是我们结交的对象。他们是英国人，而不是欧洲的弃民。”[11]当时影响英国政策的主要因素是这样一种信念，即联邦制恢复是不可能的。到1861年春，特别是在布溪战役之后，分裂的灾难已被认为是在所难免了。许多人认为，因为英国将不得不与南部邦联同处于一个世界，所以不与它交往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如果能帮助北方承认南方不可避免的结局进而结束战争，那将是一件真正的好事。[12]1862年，英国财政大臣威廉·E..格拉斯通在公开场合不无惋惜地说，北方的民众“还没有喝下这杯苦酒，……但全世界所有其他人都看出他们必须把这杯苦酒喝下去”。[13]“格拉斯通演讲虽然激起了美国的愤怒——这种态度被看成是亲南部邦联的，但他只不过是说出那些最了解情况的英国人的观点。”[14]
3．欧洲人编织“文明的冲突”
当时推动这种“文明冲突”论的还有另一本名为《泛拉丁主义——南方邦联和法国结盟的必要》的小册子。全书的首页就提出：“三种力量、势力和文明在当今得以发展并试图瓜分世界，这就是俄罗斯—斯拉夫主义，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和高卢—拉丁主义”，“俄罗斯对那些愚昧无知的、野蛮的、衰老和腐朽的文明的统治对欧洲来说是灾难性的，但只要欧洲维持现状，遵守纪律而自身强大，俄罗斯—斯拉夫民族只能在亚洲发展。沙皇的大炮不可能敲开欧洲的大门”。[17]其次是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如果说英国作为盎格鲁撒克逊比较文明的一面的代表，美国则代表了该民族对其他文明进行破坏的侵略的另外一面。与其说它顽强不如说它顽固，比狂暴稍好一点，美国人是这个民族中比较有本领的学徒。就像世界的压路机，他们把“美国南方的森林破坏殆尽”，将整个大陆都平整过来;他们“随意创造城市”;“他们制造民族”。他们用同样的手段破坏一切，“在这个广阔的空间里，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消灭或想要消灭所有其他的人：赫德森河边的荷兰人、德拉华的瑞典人、密苏里、阿肯色、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威斯康星、亚拉巴马的法国人，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的西班牙人;他们正在吸收白人的不同民族。而对于红种人和黑人，他们把第一种人消灭了其中的大部分或者把他们彻底边缘化;而第二种人，在北方，他们对待黑人非常冷淡并用一种社会等级式的傲慢与之相处，甚至有人以和黑人做邻居为耻。在南方，他们能在一起生活，但互相的关系则按照更加社会化的方法来管理”。[18]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两个民族，即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和高卢—拉丁民族冲突，而以林肯为首的美国北方人则是这场冲突中拉丁民族的主要敌人!
4．欧洲人的“邪恶轴心”论
欧洲还将美国人描写成犯有“种族灭绝罪”的刽子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美国人也曾利用同样的手法妖魔化其政治对手即苏联的斯大林、南斯拉夫的米勒舍维奇和它认为是敌人的民族和国家。《泛拉丁主义》一书认为，美国北方人“已经当真地用死亡和流放的手段对一个800万人口的国家进行清洗”。对这些无心无肺的人，“历史告诉他们这种大规模的屠杀并不是不可能，不用到古代历史中寻找例证，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数不胜数，就是在北方佬的身边和新近历史中就能找到：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不是将红种人(印第安人的一支)一个不留地屠杀掉了吗?”该书大声疾呼：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我们的敌人!。[19]
5．欧洲人也抛出“美国威胁”论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迅速崛起。这时欧洲又出现“美国威胁”论。先是渲染美国经济威胁论。1893年，埃米尔·巴比埃写了一本《在金元帝国旅行》指责美国商品——火车头、煤、丝织品、水果、棉花以及美国的葡萄酒——已充斥欧洲。经济学家保罗·德·卢西埃在1892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写道：“美国从一件令人好奇的东西变成了一件令人恐惧的东西”，美国“已成为旧大陆的一个可怕的对手”;“法国士兵的背包里装着在芝加哥生产的牛肉罐头”。[24]
接着就是美国军事威胁论。1898年，美国拿下夏威夷，并向西班牙挑战，入侵古巴和菲律宾。这在欧洲掀起“美国威胁”论声浪。1899年有一个叫奥克塔夫·诺埃尔的人写了一本名叫《美国祸害》的书，认为：从门罗时期开始，美国“对旧大陆一直怀有很深的敌意”。这种敌意如今终于爆发出来了，对抗在所难免。“在地球的各个地方，美国不久将必然与欧洲发生冲突”。[25]美国“朝着全球干涉主义刚刚迈出了新的一步——在古巴的是一小步，在马尼拉的则是一大步”。[26] 菲律宾只不过是“吸引美国的远东贸易的钥匙”。[27]作者认为全书内容可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世界属于美国人”。[28]
尽管如此，此时，甚至今后更长一段时期内的世界还不是美国的世界。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基本上还是由欧洲主宰的。[29]进入20世纪的美国人对欧洲人，尤其是对欧洲的大国保持着相当的警惕，欧洲对美国的安全仍有相当的压力，欧洲仍是美国的真正威胁。而彻底解除欧洲威胁仍是美国人关注的主要安全问题。
“欧洲的灾难”，就是“美国的机会”，这是杰出的外交史学家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1926年写的《平尼克条约——对欧洲灾难和美国机会的研究》一书中的主题。[30]当然这也是理解美国崛起进程中“战略机遇期”一拨拨出现的重要线索。
1．少年欧洲遭遇“粉碎性骨折”
前面讲过，公元843年欧洲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将欧洲三分天下，这无异于将欧洲在成长之初就使其脚跟部遭遇粉碎性骨折，由此造成欧洲地缘政治的破碎板块。而这又恰好为欧洲大陆以外的其他国家得以以所谓“均势战略”加以利用：先是由英国利用，美国强大后，美国也利用欧洲这种天然破碎的格局介入继而主导欧洲事务。换言之，正是欧洲地缘政治的天然破碎性，才为英国、继而美国提供了成长为世界性大国的条件。
2．拿破仑战争：杰斐逊趁“危机时刻向英国背上捅上一刀”
19世纪初，欧洲爆发拿破仑战争，杰斐逊与拿破仑之间似乎有两国联合从大西洋两岸削弱英国的默契。
当时杰斐逊在与汉密尔顿的争论中确实表达过这种意思。汉密尔顿认为，“美国惟一真正的政策是与英国结成某种形式的联盟”;但杰斐逊反问汉密尔顿：“美国是否也应与拿破仑一起制衡英国呢?”杰斐逊等人的理由是：“对美国的利益而言，英国毕竟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英国的舰队是能够对美国采取行动最强大的军队。正是英国的商人，在其祖国的支持下，拥有在伦敦融资的便利，在世界各地与美国的利益竞争。两个大陆国家，一个在欧洲，一个在北美，可以共同限制英国的抱负;同时英国的海上力量也可把欧洲大陆国家稳妥地限制在大西洋的己方一侧。”[31]杰斐逊的想法与大西洋对岸的拿破仑不谋而合。
3．林肯在关键时刻赢得俄国支持
1861年美国爆发内战，美国北方统一南方的行动首次遇到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欧洲列强的联合抵制。但美国还是利用法国“在英国不予合作的情况下，是不愿意采取行动的”心理，以及英法之间“从来没有谁相信过谁”这种欧洲政治的“十分有趣的纠缠状态”，千方百计与英法缓和，同时，林肯利用俄国要报克里米亚战败之仇的心理，在关键时刻赢得了俄国海军支持，不仅最终获得国家统一的胜利，而且还在内战结束后获得俄国沙皇同意卖给美国的阿拉斯加。
4．只有英国“在西美战争中偏袒美国”[41]
19世纪末，美国开始向远东进发。1898年4月，美国向西班牙开战。当时欧洲大陆都把美国发动这次战争看做是侵略，美国则利用英国当时相对孤立的处境，希望美国在其与法德俄斗争中给予支持的心情，赢得英国“在西美战争中偏袒美国”的立场[42]。事实上，此时的英国正在准备次年发动的英布战争[43]和应付英法两国为争夺非洲殖民地在法绍达于9月引起的冲突。战争开始前，西班牙女王曾向其姨妈、大不列颠维多利亚女王求救，法国和德国等列强也讨论出面调停和避免战争的可能，但由于英国政府拒绝合作，致使这些努力无果而终。当得到英国人宣布他们“将完全遵循总统的意愿”后，麦金莱总统委婉地拒绝了欧洲列强调停的建议并于4月29日签署了宣战声明。[44]“正是英国的友好行动，把美国从外交困境中拯救出来，使美国在这次战争中的预定目标得以顺利实现”。[45]
进入20世纪的世界政治，北美行情明显看涨：1898年，美国夺得夏威夷、波多黎各、关岛、古巴和菲律宾，并由此进入远东地区，提出“门户开放”，要求与列强一起瓜分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利益。1900年美国参加八国联军入侵中国，1903年美国唆使巴拿马从哥伦比亚分离出来，并取得驻军和运河控制权。西奥多·罗斯福执政期间(1901-1909)，美国逐步夺取圣多明各、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的财政监督权。1913年伍德罗·威尔逊时期(1917-1921)于1914年和1916年两次武装干涉墨西哥，同期又将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和海地置于美国保护之下。与此同时，在北大西洋的东岸，欧洲各大国战云密布，德、奥、意三国同盟与英、法、俄三国协约势不两立，大战在即;在北太平洋西岸，西方帝国主义支持的中国军阀混战，中华民族处于危险关头，民族民主革命方兴未艾。而这时的美国蓄势待发，从受欧洲压迫转入与欧洲争夺世界阶段。
1．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世界金融中心迅速从英国向美国转移
值得指出的是，以往我们研究这场战争更多的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大发横财”[46] 的角度看美国参战的意义。除此之外，如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美国出兵将“胜利近在咫尺”的德国一举击败的重大意义在于欧洲再次恢复很可能为德国人改变的有利于美国的德、法、英之间传统均势——这个均势给欧洲带来的灾难，却总能使美国在每次重大关口逢凶化吉。不仅如此，美国还进一步通过“道威斯计划”[47]和 “杨格计划”[48]重新培植起德国抗衡英、法的力量——同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将已被美苏打倒的英法再次扶起以抗衡苏联一样，并由此再制造新的“欧洲的灾难”以重新获利。
总之，“美国扩张的历程，突出的是实力的作用，而不是像许多人常常认为的那样，是美德或道义原则的作用。”[49]美国就像古罗马观看角斗的主人，将战败的角斗士养壮，并不是出于怜悯之心，而是为观赏下一场角斗。这是老英国实现其世界霸权的重要经验，作为老英国大弟子的美国，还没上场就已对这份经验心领神会并玩得得心应手(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说，要不要学在其次，但不能不懂。套用斯大林讽刺丘吉尔的话说就是：因为中国人相当单纯，因此就认为他们没有识别能力，看不见眼前的事物，那是错误的。[50])。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世界金融中心迅速从大西洋东岸向西岸转移。战争期间，美国工业公司所获纯利润1914年为39.4亿美元，1918年增至83.62亿美元。钢产量1913年为3180万吨，1918年增至4510万吨。大战期间，美国一方面供给欧洲各交战国以武器和粮食，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地抢占欧洲的世界市场。对外贸易激增，从而积累了大量资本。大战结束时，全世界黄金储备1/3集中在美国。1914年，美国洛克菲勒的“花旗银行”在国外只有一家分行，1919年底增至74家。美国垄断资本在全世界大肆夺取销售市场、原材料产地和投资场地，美国已取代英、德、法等欧洲国家掌握了世界经济霸权。“世界金融中心，由伦敦转到了纽约。”[51]
2．“决心已下的美国人努力运用二战的机遇来摧毁英国”
上面只是美国历史上合纵连横与欧洲大国进行战略博弈的头几场剧幕，第一次世界大战只不过是一个小高潮，但还不是剧终。因为这时的世界还是由欧洲主宰的世界，美国的外交这时还只不过是欧洲规则下的外事活动。[52]下一步，对美国而言，就是由世界金融中心，取代英国和欧洲成为世界政治中心。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大障碍还是位于大西洋东岸的英国和欧洲大陆。
但是，与亚洲和北美洲不同，欧洲大陆破碎的国家板块发展的前提是必须有更大的外围地区支撑。因此，从“农村包围城市”，即釜底抽薪，从外围压挤欧洲，尤其是英、法的生存空间，是削弱欧洲的终极方式。这是拿破仑曾用以打击英国的方式，现在美国人也开始用这种方式打击欧洲：从世界范围“解放”英法殖民地国家，让它们独立，从外围截断支撑英法国家的超额利润。另一方面，美国又从欧洲大陆内部通过纵容苏联占领东欧，从欧洲大陆内部挤垮支撑西欧列强在欧洲大陆的生存空间。
最终让美国拉下世界霸权更替剧幕的时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轴心国败局已定的1943年。
直到二战结束前，美国的主要对手是欧洲。雅尔塔协定既是打败法西斯的结果，同时也是美国通过深思熟虑的战略力量布局削弱欧洲的产物。1943年反法西斯战争快胜利的时候，“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西方的同盟国家和苏联之间，已经开始产生了裂痕”。[53]英美之间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对法国的处置;殖民地的民族自决;第二战场开辟地点。
1943年3月丘吉尔派他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去见罗斯福，首次谈论有关战后安排事宜。罗斯福告诉艾登，“解放法国的军队应该无限期治理法国，管理法国本土各地方当局以及该国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54] 。此前，罗斯福同苏联莫洛托夫讨论时，曾把法国列入战后应解除武装的国家之一。当莫洛托夫特别问到法国重建为大国的问题时，罗斯福说“那是在十年至二十年内也许可能”。在卡萨布兰卡时，他责备罗伯特·墨菲向自由法国作出的把法帝国的每个部分都归还法国的承诺。他还同墨菲和艾森豪威尔讨论大幅缩小法帝国的计划。[55]为此，罗斯福长期冷落和不承认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关于苏联，罗斯福表示他“并不反对寇松线，这意味着将苏联边界大幅西移，并以东普鲁士补偿波兰。对苏联恢复苏德战争前的苏芬边界，罗斯福没有异议。他甚至不反对苏联重新吞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几个波罗的海国家。尽管他希望从国际尤其是美国的舆论考虑，最好能有一场全民公决装饰门面，即使受操纵的”[56]。罗斯福的这种对苏立场，《罗斯福传》的作者加拿大人康拉德·布莱克有精彩的分析。他说：“罗斯福在有关苏联的问题上并没有不切实际的幼稚看法，对东欧也并非感情用事，苏联在赢得战争的过程中付出巨大的生命和财产代价，罗斯福期望它因此而得到补偿;他还就此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即美国将一劳永逸地摆脱孤立主义，并在全世界发挥领导作用。”[57]其实，“在全世界发挥领导作用”，对这时的美国来说还是一个目标而不是现实。而实现这个目标则是需要平衡欧洲和苏联之间力量的智谋和手段的。
11月28日，即德黑兰会议召开当天早晨，斯大林与罗斯福会前交换战后政治安排。斯大林支持美英联合进驻法国北部。而罗斯福和斯大林都认为印度支那不应该在战后归还给法国，而应该在20-30年的时间内，让它逐步独立。[60]据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披露：罗斯福向斯大林“甚至提出美苏共谋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可能性”[61]。当时担任斯大林翻译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在《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一书中披露斯大林与罗斯福在德黑兰第一次会晤时，在描绘了太平洋上的苦战之后，罗斯福提到殖民地帝国问题，他对斯大林说：
罗斯福说，愿意在将来仔细探讨殖民地战后的地位问题，但最好是在丘吉尔缺席的情况下做这件事，后者对印度没有任何计划。
斯大林显然避免了被拖入如此敏感的话题。他仅仅指出，战后殖民地的问题可能会变得紧迫，并且表示同意，即苏联和美国，与那些拥有殖民地的国家相比，较容易讨论这个问题。而我则惊讶于罗斯福的一项动议，跟前不久，1940年11月在柏林与莫洛托夫谈判时我所听到的希特勒的建议一样，即苏联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一起分享英国的殖民遗产。显然，这些土地吸引了不少人……
整体上，我的印象是，斯大林和罗斯福对第一次接触感到满意。但这并不能使他们改变自己的原则立场。[62]
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拒绝单独与丘吉尔会见，“理由是斯大林可能会觉得他们在一起协调行动和政策来对付他”;“使丘吉尔更加不安的是，罗斯福出于安全原因并不是住在本国的大使馆而是住在苏联大使馆，这样似乎随时都可以同斯大林进行私人接触”。[63]而对“苏联安排来照顾总统的服务人员和其他居住在这些房间里的人，都是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成员”的可能性，“罗斯福则不在乎。但是，罗斯福认为和斯大林建立正常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罗斯福的谈话被偷听了，这可能更有助于与狐疑心过重的东道主建立信任的方式”[64]。
实际上，丘吉尔在1943年就被他的盟友罗斯福联合斯大林给出卖了。支撑英国和法国国家利益的是广大的海外殖民地，对此戴高乐看得明白，他知道罗斯福支持世界上殖民地的独立，而这些新成立的、羽毛未丰的国家，一定会依靠美国的慷慨度日，这些国家政府的人事和决策也会受到华盛顿和罗斯福的遥控指挥。[65]
在关于第二战场的地点问题上，丘吉尔与罗斯福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争论。丘吉尔回忆录中说他自己“更喜欢的方案是，利用伊斯的里亚半岛和卢布尔雅那峡谷，从意大利北展开右翼攻势，直向维也纳”。丘吉尔说：“这个路线得到了参与德黑兰三方会谈的英国三军参谋长的完全同意。”[66]而罗斯福则坚持在英国南部渡海经法国进入德国。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中，丘吉尔还力争将进攻兵力重心部署在地中海一线。此前，美国盛传丘吉尔“极力阻挠横渡英吉利海峡的‘霸王’计划”。当德黑兰会议经过激烈辩论最终使英方认可以“霸王计划”为重心的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方案后，罗斯福的军事顾问们长松口气说：“我们总算是没有被丘吉尔拉到巴尔干半岛去。”[67]罗斯福则注意到“进攻巴尔干半岛的计划这一点也可能是以政治考虑为基础的”。[68]
其实，读者只要看看地图就明白，如果盟军从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势力范围就会大大缩小，而苏联的势力就会扩展到东欧并形成对西欧的威慑。如果采取丘吉尔的路线，即从意大利攻入德国，则英国就会保持对整个欧洲及其战后政治的实际影响力。这是因为，军队所向乃国家权力所至;国家乃至地区的影响力是随军事力量的进入而存在和继续的。斯大林对此看得明白，他私下对当时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米洛凡 • 杰拉斯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69]美国的战略家们也看得明白，他们认为除了打击希特勒这一目标外，“英国人的另一点考虑是，在地中海采取的新措施能最终制止苏联在巴尔干半岛各国的扩张”。[70]而在苏、美、英三家中，只有丘吉尔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说英美盟军向罗马以北推进，是为了“能很好地减轻俄国的负担”。[71] 丘吉尔和他的参谋长们声称：“在地中海的进一步战斗根本不是出自边缘战略或战后政治考虑的产物”。[72]对此，姚有志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略指导教程》有比较到位的分析：
英国一再拖延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如果说是军事原因，不如说是政治原因。据有关材料分析，英国是着眼于维持和保卫自己的殖民地，而中近东地区正是英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只有控制了北非和中东，才能确保苏伊士运河通向远东殖民地的航路安全。因此地中海对英国来说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把用兵重点放在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和巴尔干，英国就有希望在战争结束时控制地中海、巴尔干和南欧，保住自己的传统利益。二是出于意识形态和地缘利益方面的利害冲突，英国不希望战后出现一个强大的苏联，企图通过拖延开辟第二战场，进一步削弱苏联的力量。[73]
现在看到，恰恰是在削弱战后苏联方面，美国与英国存在着更大分歧。英美双方都明白，英美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地点对英国战后势力范围大小至关重要。在丘吉尔看来，战后当美国军队退回美洲后，能够影响欧洲的力量只有英国和苏联。因此，防范苏联，尽可能缩小苏联在欧洲的影响力，是英国战后是否能够保持世界大国地位的关键。而这时罗斯福也在考虑战后世界力量安排，1942年夏罗斯福曾对他的加勒比海问题首席顾问查尔斯·陶西格说：“我们战后将会同英国发生的纠纷，也许比目前同德国发生的纠纷来得大。”[74]
自18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受着欧洲在世界政治中的挤压。一战后，美国崛起，但由于介入这场战争的力度有限，这时的美国还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75]因而没有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霸权地位。尽管英国在世界上仍拥有广大殖民地，二战中，英国国力已在希特勒的冲击下大为衰落，各殖民地的民族民主浪潮也正在削弱着英国的国际霸主地位。英国丘吉尔在战争中考虑的首要任务是战后保持英国帝国的完整和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1942年秋，奥利弗·斯坦利被任命为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丘吉尔对他说：“只要我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坚持传统，毫不放松地保持帝国的完整。我们决不让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通过普选把白人扔进海去。”[76]同年11月，丘吉尔利用伦敦市长举办的宴会发表讲演，向英国人民作出领土承诺：
我还要在此明确宣布一点，以免有任何地方会产生任何误解。我们决心保住我们自己的所有。我担任国王陛下的首席大臣，决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清算破产的。如果真有那么一天，需要有人来承担这一任务，那就另请高明吧。[77]
与此相反，美国考虑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削弱欧洲，尤其是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要保证有一个最好是能够从东面牵制欧洲的国家力量，显然苏联将是美国实现这项战略目标的最佳“搭档”。这用罗斯福的话解释就是“美国和苏联不是殖民大国，我们更容易讨论这些问题”[78]。如果苏联能从东面牵制欧洲，就能为美国减轻来自大西洋东岸的西欧对美国的传统压力;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则是从地缘政治上将苏联战后的势力范围扩大到东欧，由此大幅压缩欧洲列强的战略空间;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就是避免英国军事力量大规模地从东欧切入，而丘吉尔开辟第二战场的方案恰好就是英国实现这一战略意图最有利的选择。
“但是，罗斯福也是一位为避免损失而两边下注的谨慎之人。他颁布命令，宣布其亚洲盟友中国为一个大国，可以分享对战后世界的共同管辖权，并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一席之地”，[79]这既可在联合国里制衡英国和俄国，在地缘政治上也可利用中国从南部抵挡俄国的影响力。最后“倘若苏联人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给予足够的合作，罗斯福还另有一手，那就是秘密备用的更为可怕的武器——原子弹”。[80]曾有科学顾问及一些原子科学家提议与苏联分享原子武器的秘密，而“罗斯福愿意与英国分享情报而对苏联实施封锁”，以防“如果苏联人蜕变到像1941年德国军队入侵之前那样令人讨厌，美国还是有办法对付的”。[81]“罗斯福确定要保持美英两国对原子武器的垄断，其想法是英国仍然是平衡苏联力量的一个重要国家”。[82]当然在德黑兰会议前后罗斯福的考虑的重点是如何削弱战后欧洲而不是苏联。
丘吉尔一直到晚年仍耿耿于怀，指责没有从意大利乘胜北进，使“在意大利的盟军已失掉了在俄国人之前到达维也纳的可能性，失掉了‘到达维也纳以后可能得到的一切……’”他下结论说“除了在希腊，我们影响东南欧解放的军事威力失去了大好机会”，[88]“这在战争导向上是一个错误，即使没有采取以上方案而最终取得胜利也不能作为辩解之词”。[89]丘吉尔可能已经意识到，大英帝国及欧洲霸权的掘墓人并不是共产主义的苏联，而恰恰是反对共产主义却又觊觎世界霸主地位的“民主”的美国。
对此，还是美国人自己看得明白，说得明白。就在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驻欧洲记者霍德华·史密斯(Howard K. Smith)站在易北河畔，眺望对岸的俄军，发现“新俄国”进入欧洲太深了。然而他再看看地图，又进一步发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自二战爆发以来，扩张得最厉害的还不是俄国，而是美国。“从边境算起，俄国的统治新范围扩增600英里，而美国则是7000英里”。[90]美国作家沃尔特· 拉塞尔·米德在《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一书中更进一步认为：“英国的崩溃，至少部分上是美国造成的，而且是故意造成的。”[91]“美国人不费一枪一弹就摧毁了英国，而且事实上还保护它不受更加残暴的敌人的伤害。”[92] 凯恩斯传记《为英国而战》的作者斯基德尔斯基认为：“决心已下的美国人努力运用二战的机遇来摧毁英国。”[93]
诺曼底登陆造成的后果，是苏联势力上升和苏联对欧洲强国的战略空间的大幅挤压，历史上的大欧洲，现在变成夹在苏联和美国之间的“西欧”。从此，西欧就成了美国的附庸。美国是远交近攻，把苏联放大，欧洲压缩，亚洲这边尚未崛起，美国就这样布置了一个两翼弱势并由此对美国形成双向绝对依赖的布局。“1948年3月，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借助布鲁塞尔条约联合起来，旨在保护自己免遭苏联、如果需要也免遭一个复兴德国的侵略，希望美国也加入他们的联盟，因为他们深知美国的力量对他们的安全是绝对必要的。”[94]简而言之，后来的北约及欧洲的联合，与其说是欧洲自觉的产物，还不如说是苏联和东欧压迫的产物。而这种“压迫”又恰恰是由美国人安排好的。
美国在二战前基本任务是反对欧洲霸权。而美国的霸权则是从和苏联对阵后才开始的。所以真正导致欧洲衰落的是美国人;极而言之，欧洲的衰落，是资本主义的美国人联合共产主义的苏联人对欧洲人落井下石的结果。而二战结束和雅尔塔体系的建立敲响了大英帝国和欧洲霸权的丧钟。与此同时，“美国与苏联已从战争中崛起为世界的支配力量。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里，它们时而对立，时而合作，努力探索创建秩序和自己与友邦安全的道路”。[95]
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对美国的外交思想有一段精彩的概括，他说：“美国的官员都是一向从长计议的优秀的世界主义者，不是那种在每天结束的时候只关心账簿上数字的短视的买卖人。”[96]其实，除马歇尔等少数人外，大部分美国人并不具有“从长计议”的政治视野。
乔治 • C. 马歇尔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从长计议的优秀的世界主义者”，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称马歇尔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第一战略的设计者”。[105]他把英国的“均势”策略发挥到极致，他站在罗斯福后面，不事张扬，但却像一位外科手术医生肢解并重新安排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并由此实现了使美国长治久安的战略目的。
1945年乔治 • C.马歇尔在五角大楼的告别演说，继而194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说中表露出对美国削弱欧洲战略成功的喜悦及战后美国的全球抱负，他告诉美国人应该了解他们的历史，了解他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了解美国在世界上的新地位。美国应该担当起一个世界强国的责任，美国对外政策的视野，再也不能局限于美洲了，而应以全球作为美国利益的着眼点。[106]这些话的潜台词就是，我们不应忘记欧洲压迫美国的历史和政治关系，现在这种历史和关系已经倒置，今后美国应有从欧洲手中接“棒”的抱负并“以全球作为美国利益的着眼点”。
马歇尔可以说是推动这场利用二战达到资本主义阵营内部角色“和平演变”的最重要幕僚。[107]而实现这一历史转折的关键并不是美国与英国的合作，而是美国与自己未来的对手苏联的合作，换言之，不是美国一家，而是美国和苏联两家联手最终击败以英法为首的欧洲帝国的。[108]20世纪20年代，蒋介石在广州时曾在日记中说：“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及抵南昌，又续记说：“历史无事实，事实决不能记载也。”[109]其实，上述“权谋”也正是美国一直在各种文件中最讳莫如深且“决不能记载”的“事实”部分。
值得说明的是，这种合作不仅仅在二战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期间，而且在战后相当一段时期还在英法力量没有退出的重要地区继续发挥作用。比如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110]发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就致函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建议美苏共同出兵，制止英法对埃及的侵略”，而“美国同情埃及人的抱负，对纳赛尔印象甚佳，并渴望赢得他的友谊，因此主张英国主动撤离”[111]。美国在联合国与苏联联合一致谴责英国和法国。尽管以色列向艾森豪威尔作出自由进出亚喀巴湾的保证，英国、法国最终还有以色列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撤退。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对美国大为不满。对此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解释道：美国应当填补英法走后留下的“政治真空地带”，“并将苏联的影响排除出这个地区”[112]。与此同时，美国仍坚守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与苏联的默契，“匈牙利动乱时，美国口惠而实不至，空唱高调”[113]，任由苏联对发生在匈牙利的政治事件[114]及较早的波兰的“自由主义运动”[115]采取强力干涉和军事镇压。美国学者对此解释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不愿意冒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干预苏联势力范围的事务，因为那里的利益对苏联而言是生死攸关的，苏联人肯定会为此而战”[116]。这里的问题是，这个“势力范围”是罗斯福、马歇尔为了击败欧洲帮着苏联人在德黑兰会议及雅尔塔会议上争得的。
对于这个结果，欧洲人也早是心知肚明，但只是无能为力。1954年4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访问英国，当时法国军队在奠边府即将遭到重大军事失败，雷德福敦促丘吉尔帮助法国人维持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丘吉尔感到恼火并粗暴地问：英国自己不愿为保住印度而作战，为什么要为法国保住印度支那去打仗?雷德福对这位曾以“铁幕演说”震动西方世界的反共斗士说：如果英国人拒绝与我们一起去击败共产主义在亚洲的侵略，国会也许对英国人会不高兴的。丘吉尔一听这话就气不打一处来，生硬地回击说：“当我们不再依赖美国的援助时我将感到高兴。”[119]
对于美国人的阴招，看得最明白的，除了深受其苦英国人外，还有总是从欧洲分裂中受益的俄国人。1897年7月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在与来访的德国威廉二世皇帝谈到美国对欧洲的新威胁时断言：“要不了多久，欧洲就会变成一个被文人雅士仰慕过的曾经美似天仙而现在已经老态龙钟、步履艰难的妇人了。”[120]德皇问：“那末，依您看，怎样才能避免发生这种状况呢?”维特正面回答道：
陛下设想如果欧洲是一个大帝国，欧洲各国之间不花那么多的财力、资源、鲜血和劳动来相互竞争，这些国家不拥有千百万军队来进行角逐，欧洲不象现在这样由于各国彼此害怕邻国而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兵营;那么，欧洲就会富强得多，文明得多，它确实将成为全世界的主人，不至于因为互相竞争、互相敌视、互相残杀而衰败下去。要做到这点，首先必须力求在俄、德、法三国之间建立巩固的同盟关系。一旦这些国家建立起牢国稳妥的联盟，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无疑也会趋附这个中心联盟，从而形成一个大陆总同盟，它能使欧洲摆脱它本身为了相互厮杀而造成的沉重负担。到那时，欧洲就将成为伟大的欧洲，就能东山再起，它在全世界所起的主宰作用将强而有力，并将长期保持下去。否则，欧洲和欧洲各国就会有大难当头的危险。[121]
维特的这种后来发展为“欧盟”的看法为当时的欧洲各大国视而不见。欧洲果然在几十年后便“大难当头”，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俄国人算是看透了欧洲人的没出息，在德黑兰和雅尔塔经历西方国家矛盾内幕的斯大林1952年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比维特的话说得更透。他说：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122]
斯大林的这句话，既是对他在1940年与德国人及1943年在德黑兰与美国人的交往经验的高度总结，同时又是对西方阵营的所谓“民主和平”论的辛辣讽刺。
欧洲的武力和文化的剿杀毕竟没有吓倒美国人，相反，美国人在欧洲的重压下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奋斗反而强力崛起。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资本主义工业飞跃发展。1860年，美国工业生产居世界第四位，到1894年跃居世界第一位，工业生产量占欧洲各国生产总量的一半左右。从1860年至1900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了6倍。20世纪初，美国工业优势更加突出，1913年美国工业产品已占世界工业产品总量的1/3以上，比英、德、法、日四国工业产品的总和还要多。其中煤、铁、钢和石油的产量增长尤为显著。19世纪最后30年，美国铁路增加14万英里。[123]从国家独立到1867年购买阿拉斯加，美国从在半个多世纪前版图仅限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狭长地带的国家，扩张成为一个拥有位于北纬35-70度之间庞大版图的大国。从此一个强大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在大西洋西岸迅速崛起。
美国，这个被欧洲丢弃在北美荒野的“俄狄浦斯”(Oidipous)[124]，在欧洲人无名的恐惧中，终于长大了。
纵观历史，美国——当然欧洲也是一样——的表现显然不够厚道。美国学者孔华润先生对此总结得比较深刻，他说：“尽管美国在历史上一直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诉求，然而一旦机会出现，这种诉求并不能使它获得对帝国主义流毒的免疫力。”[125]历史的真实是，只是当英法霸权在世界范围为美苏两家彻底挤垮并对美国形成绝对依附后，美国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冷战”才成为时代的主要矛盾。后来，美国又联合中国和欧洲在这场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打败了苏联霸权，继而反转联合欧洲通过推动东欧政治“巨变”和科索沃战争夺回了西方在德黑兰会议上被迫让渡给苏联的巴尔干地缘政治利益。“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为罗斯福在雅尔塔勉强承认，长期以来被莫斯科视为它生死攸关的利益——就这样消失了。”[126]基辛格说：
要不是俄国，拿破仑与希特勒几乎笃定可建立世界性的帝国。因此俄罗斯对欧洲具有双重意义，既是均势的威胁，又是均势的关键国之一，对均势重要但又不完全属于均势。[127]
基辛格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特点的概括是相当精辟的。这句话换个说法就是：要不是俄国，美国也不可能赢得二战后的世界;要是俄国过于衰弱，美国还会失去这个世界。此中地缘政治含义奥巴马心知肚明，所以他说：“如果普京总统溺水，我当然会救他。”普京回答说：“奥巴马是一个相当正派和勇敢的人，他肯定会这样做。”[128]
[1]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2页。
[2]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1卷(1648-181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57页。
[3] 王绳祖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第2卷(1648-181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页。
[4] “上帝选民”，16世纪欧洲瑞士新教卡尔文教术语。卡尔文(1509-1564)出生法国，因接受新教受法国政府迫害，遂流亡瑞士日内瓦。1536年发表《基督教信仰典范》一文，对新教原理作系统阐述。提出“先定论”，认为人的得救与否不依靠斋戒、忏悔和赦罪，而完全靠上帝的先定旨意。认为从创世时人类就有“选民”和“弃民”之分。“选民”注定得救，“弃民”注定受穷和失败。
[5] [法]菲利普·罗杰著，吴强等译：《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8页。
[6] 朱曾文译：《杰斐逊选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177、182页。
[7]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7-58页。
[8] 转引自 [法]菲利普·罗杰著，吴强等译：《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
[9] 转引自 [法]菲利普·罗杰著，吴强等译：《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78-79页。
[10] 转引自 [法]菲利普·罗杰著，吴强等译：《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77-78页。
[11] 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页。
[12] 参阅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页。
[13] 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227页。
[14] 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页。
[15] 转引自 [法]菲利普·罗杰著，吴强等译：《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
[16] 转引自[法]菲利普·罗杰著，吴强等译：《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17] 转引自[法]菲利普·罗杰著，吴强等译：《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
[18] 转引自[法]菲利普·罗杰著，吴强等译：《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19] 转引自[法]菲利普·罗杰著，吴强等译：《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
[20] 王绳祖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第2卷(1648-181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61页。
[21] 转引自[法]菲利普·罗杰著，吴强等译：《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
[22] 转引自[法]菲利普·罗杰著，吴强等译：《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
[23]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页。
[24] 转引自[法]菲利普·罗杰著，吴强等译：《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页。
[25] 转引自[法]菲利普·罗杰著，吴强等译：《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页。
[26]转引自[法]菲利普·罗杰著，吴强等译：《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页。
[27]转引自[法]菲利普·罗杰著，吴强等译：《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
[28] 转引自[法]菲利普·罗杰著，吴强等译：《美利坚敌人——法国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
[29] 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等学者甚至认为欧洲主导世界的形势一直延续到1945年，他说：“在我们追溯1913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时，重要的一点是应当认识到美国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笔者认为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30]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31] [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曹化银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213页。
[32]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页。
[33] 参阅王绳祖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第1卷(1648-181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54页。
[34] 参阅王绳祖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第1卷(1648-181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54页。
[35]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
[36]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页。
[37] 1803年4月拿破仑就出售路易斯安那与美国达成协议时说：“我放弃路易斯安那。我要割让的不仅仅是新奥尔良，整个殖民地都要毫无保留地让出去。”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页。
[38]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页。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页。
[40]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页。
[41] 转引自王绳祖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第3卷(1648-181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42] “在欧洲列强中，只有英国‘在西美战争中偏袒美国’。英国所以采取这种立场，不是因为英国特别同情美国的欲望，而是因为英国这时在国际舞台上陷于孤立，这就使得英国不得不去寻找像美国这样的大国的友谊，希望以此换取美国在非洲和远东事务中支持它反对德、法、俄三国。正是英国的友好行动，把美国从外交困境中拯救出来，使美国在这次战争中的预定目标得以顺利实现。”参阅王绳祖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第3卷(1648-181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43] “英布战争”，亦称“布尔战争”或“南非战争”。英国对南非布尔人的战争。布尔人是荷兰人南非移民的后裔，19世纪在南非建立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由于该地发现重要矿藏，英国力图吞并这两个国家，于1899年发动战争。布尔人战败，1902年媾和，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被英国吞并。1910年并入英国自治领南非联邦。
[44]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22-424页。
[45] 参阅王绳祖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第3卷(1648-181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46] 刘明翰、海恩忠主编：《世界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00页。
[47] “道威斯计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提出的德国赔款计划。因由美国代表道威斯(Charles Gates Dawes,1865-1951)策划制订，故名。1924年起施行。规定德国于该计划生效的第一年支付赔款10亿马克，以后逐年增加，自第五年起每年支付25亿马克，但没有规定终止时间。为确保德国能按期支付赔款，决定由美、英两国提供德国8亿金马克的复兴贷款，并把复兴后的德国置于外国的监督之下。道威斯计划使德国工业得到巨大发展。为德国军国主义复兴奠定了工业基础。
[48]“杨格计划”，协约国于1930年起实施代替“道威斯计划”。因由美国代表杨格(Owen D. Young, 1874-1962)策划制订，故名。1929年德国借口经济危机无力偿付赔款。美国支持德国要求，在本计划内降低德国赔款额，比道威斯计划每年少20%。并取消对德国经济的一切管制，便于大规模发展重工业，恢复其垄断资本势力。1931年德国停付赔款，1932年洛桑会议协约国同意停止索取赔款，计划因而结束。
[49]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页。
[51] 刘明翰、海恩忠主编：《世界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00页。
[52]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在我们追溯1913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时，重要的一点是应当认识到美国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53] [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页。
[54] [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29页。
[55]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42页。
[56] [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30页。
[57] [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30页。
[58] [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1页。
[59] [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页。
[60] [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页。
[61]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页
[62] 瓦列金·别列什科夫著，薛福岐译：《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页。
[63] [英]伊恩·格雷著，张志明等译：《斯大林——历史人物》，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477页。
[64] [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347页。
[65] [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83页。
[66] 〔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8、907页。
[67] 〔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9页。
[68]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6页。
[69] [南]米洛凡••杰拉斯著，赵洵、林英译：《同斯大林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70]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62页。
[71] 萨本仁、萨支辉著：《丘吉尔与英国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59页。
[72]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62页。
[73] 姚有志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略指导教程》，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74]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明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2页。
[75]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76]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明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2页。
[77] 温斯顿••S•丘吉尔编选，李阳译：《永不屈服——丘吉尔一生最佳讲演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页。
[78] 瓦列金·别列什科夫著，薛福岐译：《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页。
[79]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页。
[80]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
[81]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
[82]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
[83] 萨本仁、萨支辉著：《丘吉尔与英国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页。
[84] 韩永利著：《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194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页。
[85] 转引自[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7页。
[86]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6页。
[87]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41-742页。
[88] 转引自[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52页。
[89] 〔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9页。
[90] Donald W. White: The American Centur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 World Power,The Comosing Room of Michigan,Inc., 1996, P.46
[91] [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曹化银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页。
[92] [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曹化银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
[93]转引自[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曹化银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页。
[94]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68页。
[95]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48页。
[96]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14页。
[98] 威廉·B.布鲁尔著，王献志、曾文辉译：《盟军首脑决策内幕解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3页。
[99] 转引自威廉·B.布鲁尔著，王献志、曾文辉译：《盟军首脑决策内幕解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页。
[100] 威廉·B.布鲁尔著，王献志、曾文辉译：《盟军首脑决策内幕解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1页。
[105]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页。
[106] 熊伟民：《权利的考验——乔治••C •马歇尔传记》，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页。
[108] 迟至1946年9月的民意测验显示，只有8%的美国人愿意放弃与莫斯科的和解，而74%的人则认为，美苏两国对它们之间已出现的不和都负有责任。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48页。
[109] 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
[111]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30页。
[112] [美]罗伯特·H. 费雷尔著，陈子思等译《艾森豪威尔日记》，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438页。
[113]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13页。
[114] “匈牙利事件”。 1956年匈牙利发生的一场大规模动乱。
[115] 指“波兰十月事件”，又称“波兹南事件”，是 1956年发生在波兰西部城市波兹南的一次事件。
[116]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12页。
[119] 转引自[美]尼克松著，尤勰等译：《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120] 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著，张开译：《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96页;另可参见同书第383、36页。
[121] 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著，张开译：《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96页;参见第366、367页。
[122]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5页。
[123] 刘明翰、海恩忠主编：《世界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92页。
[124] 俄狄浦斯，希腊神话中底比斯国王拉伊俄斯的儿子。因神曾预言他将杀父娶母，出生后就被其父弃在山崖，但为牧人所救，由科林斯国王收养。长大后，想逃避杀父娶母的命运，却无意中杀死亲父并娶其母为妻。此处比喻美国的命运是生于欧洲但注定要毁灭欧洲的“俄狄浦斯”式的命运。参见梁德润编著：《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小辞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44页。
[125] 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28页。
[126]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65页。
[127]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