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用来唤起人民意志、建造乌托邦的引擎和燃料。这种狂热已经超出了政治领域，政治范围的火苗借势蔓延到了艺术、文化领域，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拉丁美洲在世界上的定位。
诸如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写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类书，尖锐地指出了从政治和社会科学领域向文学领域的转变过程，对这种全新的、普遍的共存给予了回应。玛塔·特拉巴（Marta Traba）的小说标题对拉丁美洲的文学野心做出了定义：《拉丁美洲史诗》。文学作品的身影开始频频出现于这片大陆的不同地区，它们不再只是描绘有限视野中的内容，而是成为可接触、可分享的经历。
——安赫尔·拉玛（.ngel Rama）
拉丁美洲的 20世纪60年代给这里的人留下了强烈而坚固的记忆。人们对这段记忆达成的共识是，该时期的政治、艺术、思 想和人文风情都获得了解放。拉丁美洲青年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 的国际化进程。青年阶段不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过渡时期，拉丁美洲的青年被道德、政治、美学以及市场塑造成社会角色。在这次国际化进程中，当时被人们称为“第三世界”独有的特质构成了拉丁美洲。团体和集体成为拉丁美洲重要的符号。美国的嬉皮士借助“权力归花”（ flower power）运动、公社和毒品来摆脱消费主义社会，而在拉丁美洲，运动的性质就不一样了。拉丁美洲的青年并不逃避世界，而是参与、沉浸到拉丁美洲政治和社会变革的紧迫性中。他们有时力量十分强大，堪比社会变革中最强大的推动者。
1959年的新年，几个年轻人率领一支起义军进入古巴哈瓦那。菲德尔·卡斯特罗（ Fidel Castro）时年 32岁，埃内斯托 ·切·格瓦拉（ Ernesto Che Guevara）30岁，卡米洛 ·西恩富戈斯（ Camilo Cienfuegos）在这一年逝世，享年 27岁。他们结束了富尔亨西奥 ·巴蒂斯塔漫长的独裁统治，并为古巴开启了新的文化和政治时代。1962年 2月 4日，古巴通过了《第二个哈瓦那宣言》，将古巴革命定义为拉丁美洲的第一次社会主义实践。受到何塞 ·马蒂的“第二次独立”的鼓舞，古巴革命本着反独裁和反帝国主义的原则，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在距美国约 144千米处，表达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倾向。
革命是用来唤起人民意志、建造乌托邦的引擎和燃料。这 种狂热已经超出了政治领域，政治范围的火苗借势蔓延到了艺术、文化领域，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拉丁美洲在世界上的定位。
1967年，拉丁美洲团结组织（ OLAS）在哈瓦那举行会议。拉丁美洲团结组织的决议以西蒙·玻利瓦尔的一句话为标题：“对我们而言，祖国就是美洲。”革命应当席卷整个大陆。这一年，美洲之家出版社出版了雷吉斯·德布雷（ Régis Debray）的《革命内部的革命》一书，这部作品对古巴革命进行了概括性的分析，被许多政治斗士当作满足他们自由主义幻想的世俗版圣经。同一时期，巴西作者费尔南多 ·恩里克·卡多索和智利作者恩佐·法莱托（ Enzo Faletto）正在撰写一部奠基性著作——《拉丁美洲的依赖与发展》。瑞典科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危地马拉作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称其是“拉丁美洲现代文学的代表”，而且“有趣的事情正在拉丁美洲发生”。
阿斯图里亚斯的演说体现了拉丁美洲的文学气候。他的演讲，语气无比肯定，内容旁征博引：“我们被我们无法否认的现实所迫害，我们是墨西哥革命中的人民，是马里亚诺 ·阿苏埃拉、阿古斯汀·亚涅斯（ Agustín Yáz）和胡安·鲁尔福（ Juan Rulfo）作品中的人物。”接下来，他还提到了厄瓜多尔作家豪尔赫 ·伊卡萨（Jorge Icaza）、秘鲁作家西罗·阿雷格里亚（Ciro Alegría）和玻利维亚作家赫苏斯·拉腊（ Jes Lara）的小说，称它们是“印第安人反抗剥削和遗弃的呼声”。还有罗慕洛 ·加里戈斯的《堂娜芭芭拉》——女主角堪称拉丁美洲的普罗米修斯；奥拉西奥 ·基罗加和他那“既是自己的也是美洲的噩梦”；何塞 ·玛利亚 ·阿尔盖达斯（ José María Arguedas）的《深河》；巴拉圭小说家罗亚 ·巴斯托斯（ Roa Bastos）的《人子》；秘鲁作家巴尔加斯 ·略萨（ Vargas Llosa）的《城市与狗》，这部小说“让读者看到了我们土地上的工人是如何破产的”；米盖尔 ·奥特罗·席尔瓦（ Miguel Otero Silva）的《死屋》；戴维 ·维纳斯（ David Vis）和韦尔比特斯基（Verbitsky）都展示了“我们这些大城市中的贫民区，以及可怖的、非人住的居民区”；泰特尔鲍姆（ Teitelboim）的《硝石之子》描述了“硝石场上的艰苦劳作”。米格尔 ·安赫尔 ·阿斯图里亚斯就和串珠子一样，悉数列举了拉丁美洲小说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是对遭受苦难和剥削的人的救赎，是对权力和资本家的控诉。在他的话语中，人们隐约看到了一种文学类型和一群文学家的诞生。或许，加布里埃尔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在这一年出版并非偶然。
和 20世纪 20年代一样， 20世纪 60年代的拉丁美洲也是一个多元化的集体。哲学、社会学和艺术领域中，出现了一些既普 遍、又带有拉丁美洲特色的意象、隐喻和符号，它们试图对这一 地区的面貌进行定义。这个过程向来都很困难。还有更多的人想在这面镜子里看到自己。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和智利的读者在这个敏感的政治领域中对彼此有了认识。诗歌、流行歌曲和电影强化了这一理念。“我喜欢学生们。”智利歌手比奥莱塔 ·帕拉（Violeta Parra）这样唱道。学生们不仅仅在智利受到欢迎。面对在乌拉圭展开的一场刻不容缓的土地改革，乌拉圭歌手丹尼尔 ·维列蒂（Daniel Viglietti）唱出了《拆掉铁丝网》一曲。巴西歌手希科·布阿尔克（ Chico Buarque）面对独裁政权的非难，谱写了歌曲《虽然你当权》，还把“盘球”这个足球术语改造成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词。
本图由AI生成
在所谓的“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中，该地区的符号化创造过程与文化产业的现代化过程交织在了一起。20世纪 60年代的出版社既激励了这种对话，又被这一对话所推进，其中有时代出版社（1960年）、华金－莫尔蒂兹出版社（ 1962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1965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出版社的发展轨迹很有意思。这个出版社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时任校长里谢里·佛朗利基（Risieri Frondizi）的倡议下创建的，是他推进大学升级及其现代化进程的一项举措。校长将出版社的设计工作委托给了拉丁美洲出版界一位绕不开的重要人物：阿纳尔多 ·奥尔菲拉·雷纳尔。
他是墨西哥经济文化基金会的负责人，后来创立了二十一世纪出 版社。他是连接阿根廷和墨西哥的桥梁，是拉丁美洲与世界沟通联系的桥梁，也是连接 20世纪 20年代和 60年代的桥梁。阿纳尔多·奥尔菲拉·雷纳尔活了 100岁，一辈子都在跟书打交道。据说，他选择鲍里斯·斯皮瓦科夫（ Boris Spivacow）当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出版社的负责人，是因为得知鲍里斯建立了图书馆。1966年，胡安·卡洛斯·翁加尼亚（Juan Carlos Onganía）的独裁政权对阿根廷的大学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打压，也称不幸的“长棍之夜”，在那之后，斯皮瓦科夫成立了拉丁美洲出版中心（CEAL），名称中的“拉丁美洲”一词并非异想天开。大多数阿根廷人对拉丁美洲并不了解，拉丁美洲出版中心以分册的形式出版了广受欢迎的拉丁美洲历史系列，在报摊上以非常实惠的价格出售。庞大的读者群头一次在书上了解到了有关潘乔·维拉、埃米利阿诺 ·萨帕塔、卡米洛·托雷斯（独立战争英雄）、路易斯 ·埃米利奥·里卡巴伦、路易斯·卡洛斯·普雷斯特（ Luis Carlos Prestes）和热图利奥 ·瓦加斯的事迹。该时期的杂志也起到了同等作用。古巴的《美洲之家》、乌拉圭的《前进》等几百种杂志，它们在知识领域中将关系密切的集体串联起来。
阿根廷学者克劳迪亚·希尔曼（ Claudia Gilman）指出：“美洲大陆知识群体的特点是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结成了一张强大的人际关系网，强大到足以对专业批评的模式以及文学联盟、文学分歧乃至文学典范产生影响。卡洛斯 ·富恩特斯将《阿尔特米奥 ·克罗斯之死》献给美国社会学家赖特 ·米尔斯（ Wright Mills），将《换皮》献给科塔萨尔（ Cortázar）及其妻子奥罗拉 ·贝纳德斯（ Aurora Bernández），将《命中注定》这个短篇故事献给加西亚 ·马尔克斯。马里奥·贝内德蒂（ Mario Benedetti）将他的诗《哈瓦那人》献给古巴诗人费尔南德斯·瑞特马尔（ Fernández Retamar）。何塞 ·多诺索（ José Donoso）将《没有界限的地方》献给卡洛斯 ·富恩特斯及其妻子丽塔。海地诗人热内 ·德佩斯（ René Depestre）将《加勒比自传》的一个章节——《地缘自由主义回忆录》 —献给雷吉斯·德布雷。戴维·维纳斯将他的《骑马的男人》献给巴尔加斯·略萨、鲁道夫·沃尔什（Rudolph Walsh）和卡洛斯·戴尔·佩拉尔（Carlos del Peral）。格雷戈里奥 ·塞尔泽（ Gregorio Selser）将一本关于‘进步联盟’的书献给卡洛斯·富恩特斯。”
1968年前后，迸现出很多思想和社会运动，成为青年抗议和反叛的主场。墨西哥的学生运动和铁路工人运动蔓延到了其他行业，他们聚集在三文化广场，并在 1968年 10月 2日的“特拉尔特洛尔科之夜”遭到残酷镇压。同年，开展了乌拉圭左翼的学生抗议活动，要么围绕着全国解放左派阵线（ Fidel）进行，要么是在工人学生抵抗组织（ ROE）内部进行。这些反抗行为证实了卡 洛斯·雷尔·德·阿苏阿的高度一体化的社会理论已经过时，也 体现了乌拉圭新巴特列主义（neobatllista）体制的危机。在巴西，圣保罗的冶 金工人大规模罢工接踵而至，里约热内卢、贝洛奥里藏特、库里蒂巴、巴西利亚、萨尔瓦多、累西腓等地的示威游行和攻占大学事件频发。1968年 6月 26日，里约热内卢街头出现了 10万人大游行，这是反对军事独裁的一次大规模运动，聚集了学生、知识分子、艺术家、宗教人士和一般居民，这些人共同反对警察镇压。几个月后，卡洛斯 ·马里盖拉（ Carlos Marighella）领导的民族解放行动组织在桑托斯 .容迪亚伊路线上袭击了一列火车，这是用武装力量进行的一次暴力洗礼。
受到 1968年事件的影响，在 1969年 5月，发生了“科尔多瓦风暴”事件，这一事件将科尔多瓦工人运动的阶级潮流和学生们聚集在了一起，反对胡安 ·卡洛斯·翁加尼亚将军的独裁统治，并成功地推翻了他的政权。科尔多瓦风暴是政治激进化进程的一个转折点。部分庇隆主义者的左派化和部分左派人士的庇隆主义化，引起了人们对社会主义革命或对民族解放革命的思考。1955年，庇隆总统被政变推翻，庇隆主义也受到了压制，因此 1955— 1973年间愈发激进的左翼思想与运动状况在社会史上被称作“没有庇隆的庇隆主义”。
关于法国的“五月风暴”事件对 1968年拉丁美洲学生运动的 影响，一直有很多争议。标语和演说都雄辩有力，学生运动受胡 志明和毛泽东的影响更大，菲德尔 ·卡斯特罗或卡米洛·托雷斯被提到的频率也要高于法国的科恩·本迪特（ Cohn Bendit）。当然，还有切·格瓦拉的影响。1967年 10月 8日，切 ·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被杀，他那时正在进行最后一次革命行动。次年，阿尔贝托·柯达（Alberto Korda）拍摄的一张格瓦拉的照片被贴在了巴黎的路障和布拉格、都灵、哥伦比亚学生的示威牌子上，照片中的切 ·格瓦拉留着胡须，戴着贝雷帽，望向远方。当时人们穿的 T恤衫正面是切·格瓦拉的形象，背面是鲍勃·迪伦，或位置相反。
然而，在普遍性和特殊之间向来复杂的这种对话中，地区记忆巩固和拉近了“五月风暴”和拉丁美洲学生运动之间的关系。地区记忆可能不是以扩散的方式出现，而是作为解释的背景出现，或者更常见地，作为传记的背景出现。
1968年，墨西哥的游行牌子上写着：“要组建青年党！”“我们的运动不是学生性质的。我们的事业具有战斗精神和批判精神，要去抨击、驳斥、改变和革新现实。”这句话体现出这些青年之间的情谊，就和那句广为人知的口号“严禁‘严禁’”一样。“五月风暴”和拉丁美洲学生运动的结果或许是不同的。巴黎、伯克利和都灵的事件催生了共同经验，除了带来的影响之外（这种影响在政治思想中往往很复杂），这些事件还具有同时代性，几乎就像是共谋，伴随着美学精神和反抗意志。这些特点可能更多地体现在符号上，而非在内容中。因此，那个时期图画传媒的现代化产物——报纸和杂志摄影 —中往往会有几个穿牛仔裤、披散着长发的年轻人，他们在城市里展开活动，攻占大学，并经常在他们临时搭建的路障所在的街道上与警察对峙。这样的行动源自强烈的认同感，就和涂鸦一样，是一种既短暂又不可磨灭的存在。
另一个涉及意识形态的方面是，有关法国“五月风暴”的重要文献以及欧洲左翼的作品被迅速地翻译和传播：让－保罗 ·萨特（Jean-Paul Sartre）、安德列 ·高兹（ André Gorz）、罗兰 ·巴特（Roland Barthes）、欧内斯特 ·曼德尔（ Ernest Mandel）、科恩·本迪特和赫伯特·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的作品被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们阅读和讨论，并在起义的环境中得到了新的诠释。在 1968年的拉丁美洲，受到震撼的不仅是敏感的年轻人。那些对剧烈变化不是很敏锐的组织（武装部队和教会），也暗暗酝酿着激进变革的政治方案。
在秘鲁，建筑师出身的费尔南多 ·贝朗德·特里（ Fernando Belade Terry）于 1963—1968年担任总统，他推行的发展主义模式已经山穷水尽。胡安 ·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上台后，宣称要进行一场“民族主义、人道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独立于各种意识形态、政党或权力集团”的秘鲁革命，提议“改变经济、 社会、政治和文化结构，以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让秘鲁人都能自 由和公平地生活”。社会总动员体系（ Sinamos）要求终结这个严重分层的社会及其闭塞的传统结构。贝拉斯科在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下，推动了一场空前的土地改革，将石油收为国有，实行企业国有化，尝试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教育改革，承认克丘亚语为官方语言。在秘鲁政府宫主厅，图帕克 ·阿马鲁二世的画像替代了原有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的画像。
1962—1965年，罗马天主教会召开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使罗马天主教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场热潮的影响下，第二届拉丁美洲主教会议于 1968年在哥伦比亚的麦德林举行，会议要求宗教权力的民主化，主张对社会不公正现象进行世俗的谴责和采取行动，坚决致力于社会变革，并确定了“优先拣选穷人”的牧灵方针。米歇尔 ·洛威（ Michel Lwy）认为，拉丁美洲的解放主义基督教（cristianismo liberacionista）相当于创造了一种新的宗教文化，体现了拉丁美洲的特殊情况：对外依附的资本主义、大规模的贫困、制度化的暴力和大众的宗教狂热。尽管“优先拣选穷人”表现在组织形式、方案提议、社会运动，以及将信仰和现实联系起来的宗教职务的施行模式上，但这种宗教文化仍被称为“解放神学”。
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复杂的意识形态交汇，显示出了革 命思想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拉丁美洲舞台上不尽相同的参与者。
拉丁美洲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不同的是，其教会和天主教由多种成分构成，就和自由主义或实证主义一样。在墨西哥，瓜达卢佩圣母最早代表的是下层民众和混血种人，而在伊达尔戈之后，它则被赋予了革命性。然而，秘鲁利马的圣罗莎和巴西的阿帕雷西达圣母并不是这种情况。卡米洛 ·托雷斯、埃内斯托 ·卡德纳尔（Ernesto Cardenal）、奥斯卡 ·罗梅罗（ .scar Romero）、埃尔德 ·卡 马拉（ Helder Cámara），以及巴西和智利的基层社群等社会团体， 还有阿根廷的工人教士，不仅参与了革命，还参与了游击队。
革命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用来解释拉丁美洲大 陆衰落原因的方式，同时也是拉丁美洲人民行动的前景，是成为 拉丁美洲人、做拉丁美洲事的合法性表现。
本文节选自|《拉丁美洲政治思想简史》
作者|帕特里夏•富内斯著，张贝贝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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