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至40年代是拉丁美洲电影的令人注目的发展时期。代表人物和作品有墨西哥的费尔南德斯，他继《野花》(1943）获得成功后，又拍摄了《玛丽娅.坎德雷利娅》(1943），获戛纳电影奖。《珍珠》(1945）获第8届威尼斯4项奖。布拉乔的《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1942）、加瓦尔东的《茅屋》(1949），都受到观众的喜爱。阿根廷电影的发展势头也不错，它的情节剧、历史片、喜剧片、特别是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探戈影片打开了国际市场，在拉丁美洲更受欢迎。巴西创造了一种非常有地方特色的"土风歌舞片"的样式，颇有魅力。如《哈罗，哈罗，巴西》(1935）等。米兰达因演这类影片而成为最红的女演员。委内瑞拉有博尔贾的《难忘之夜》等。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除阿根廷亲近纳粹而受到美国的经济报复、停止供应胶片等原因，电影变得不景气外，拉美其它电影发展较快的国家，都有较好的影片生产出来，有的还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50年代初期，欧美各国的电影摆脱了战争的创伤，走向恢复发展的道路，并向国外寻找市场，拉美电影因此受挤而变得处境艰难了。如墨西哥电影在40年代末期年产量达80-100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确保优势，大量拍摄确有利润的影片，然而到底竞争不过欧美电影大国，市场还是日趋缩小。拉美那些实力还不如墨西哥的地区和国家，面对潮水般涌来的外国影片，处境便更加艰难了。
这个时期，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以其内容的深刻和制片成本的低廉对拉美电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墨西哥就拍摄了一些反映现实的影片。阿拉斯拉基的《命根子》(1953），获1955年戛纳电影奖。旅居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布努艾尔的《被遗忘的人》(1950），描写流浪儿童的悲惨生活，获戛纳电影奖。贝罗也是侨居墨西哥的西班牙人，他的《斗牛士》获威尼斯电影奖。加林多的《偷渡的苦工》(1953）也是反映下层人民现实生活之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阿根廷政府曾严密限制电影，但德里卡里尔还是拍撮了反映20世纪初上巴拉那河种植工苦难的《血的河流》(1952）。50年代中期，阿根廷的政治环境宽松了许多，电影也出现繁荣的景象。德里卡里尔拍了《白土》(1959）、《这是我的土地》(1961），反映农民的痛苦。德马雷的《寂静之后》(1956）、《大墙后面》(1957）等，更是揭露现实尖锐矛盾的影片。
巴西为了振兴自己的电影，成立了韦拉克鲁斯电影公司，虽只存在5年(1949-1954），但生产了18部影片。巴雷托的《强盗》(1953）是其中的佼佼者，获戛纳电影奖，并且打入国际市场。一些年轻导演立志振兴巴西民族电影，也有佳作问世。如维亚尼的《干草堆里的针》(1953）、多斯.桑托斯的《里约四十度》(1955）等。这些影片具有明显的新现实主义倾向。
50年代末期，美国的独立制片制度就出现了发展的趋势，到60年代，就形成了气候。深受美国影响的拉丁美洲各国，也相继出现了独立制片的形式，力图改变电影不景气的局面。墨西哥电影劳工者工会于1965年举行了第一届实验电影竞赛活动，促使一批有才华的新导演脱颖而出。如加梅斯的批评墨西哥现状的《秘密公式》在竞赛中获头奖，阿尔柯利萨的《特拉尤坎》(1961）、《捕鲨鱼的人》(1962）、《基拉与马拉》(1964）在国际电影节上都获了奖，布努艾尔的《比里迪亚娜》(1961）获戛纳电影节 的"金棕榈奖"；《沙漠中的西蒙》(1965）获威尼斯电影节的"银雄狮奖"。其他作品如《消失的琴声》、(1960）、《跟斗》(1960）、《空旷的阳台》等等反映现实的影片，正是独立制片的产物。
巴西在60年代有一批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为了振兴民族电影，以独立制片的形式掀起了"新电影运动。"主张正视现实，创造扎根巴西民族文化土壤的巴西新电影。以反对好莱坞对巴西电影的冲击。他们运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制片方法，正视巴西的社会矛盾，制作了一系列优秀影片。代表作品有萨拉赛尼的《卡伊萨斯港》(1962）、迭戈斯的《悠扬笛声》(1964）、罗查的《太阳国里的上帝和魔鬼》(1964）、多斯一桑托斯的《干涸的生命》(1963）、《爱的饥饿》(1968）。这些影片广泛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甚至号召用暴力来摆脱贫困，但是1968年受到政府的严厉镇压，新电影运动就被迫消失了。
阿根廷这时也出现了"阿根廷新电影"运动。有的是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响下，创作现实主义的电影，如比利的《被大水淹没的人》(1962）、菲尔德曼的《大生意》(1959）。有的在法国新浪潮影响下，表现人的孤独和迷惑，艺术形式讲究完美。如库恩的《年轻的老人》(1961）、科恩的《安娜的三个故事》(1961）、安廷的《奇数》等。最有成就的当推阿亚拉，他的影片多涉及政治问题，如《首领》(1958），在意大利圣玛赫里达里古雷国际电影节上获大奖。他这时期的作品还有《候选人》(1959）、《客栈》(1966）、《我是当家人》(1967）、《庄园》(1968）、《嬉皮士老师》(1969）等，他到80年代还拍出了《恶梦中的过客》(1984）等影片，并多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托雷.尼尔松也是阿根廷享有国际声誉的导演。这时他有《天使之家》(1957）、《1900年的一个美男子》(1960）、《圈套里的手》(1961）、《马丁.菲耶罗》(1968）等，因把矛头指向独裁政治和贵族观念，常常受到当局的严格审查。
这个时期，委内瑞拉女导演贝拉塞拉夫的《阿拉维》(1958），获戛纳电影节奖。查布的《犯罪青年》(1959）、《大人的故事》(1963），秘鲁昌比的《雪节》(1957）、《城市住宅区》(1967）、《渔民》(1968）等。尤其是戈多伊的《空中没有星星》(1966）更是秘鲁第一部获得国际声誉的影片。哥伦比亚的阿苏亚加的《石根》(1961）、杜兰的《复仇的阿基列奥》(1968）也都获得较好的评价。
拉丁美州在70年代，为了挽救电影滑坡的局面，各国都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效果并不理想。
墨西哥任命曾当演员的埃切韦里亚为国家电影银行行长，采取种种措施，发展电影事业。阿尔科利隆的轻喜剧片《有生力量》(1975）、卡萨尔斯的揭示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在那些年代》(1972）、《卡诺阿》(1975）、《瘟疫年》(1978）、里普斯坦的反映家庭问题的《没有进步的地方》(1977）、埃莫西略的《我亲爱的玛丽娅》(1979）、戴维森的文艺性的情节剧《玛丽娅》(1971）、卡多纳的风光片《幻想的气球旅行》(1974）、韦斯的《泥瓦匠们》(1976）等等，都在国内或国外的电影评奖中获奖。可见，这时期墨西哥影片的样式是相当丰富的，年产量也达70部左右，但是仍没达到墨西哥历史上最好的水平，而且到70年代末期已显出后继无力。据资料统计，墨西哥20000多家电影院上映的影片80％是外国片。而国产片往往被挤出首都，挤到外省或边远小镇上放映。
墨西哥在拉美国家还是不错的。巴西、阿根廷由于政局的不稳，情况则更差一些了。
70年代的巴西，一些早已成名的导演，如迭戈斯、多斯.桑托斯也拍出一些新作，而给人印象深刻的是新涌现的巴雷托拍摄的《弗洛尔夫人和他的两个丈夫》，引起过轰动，并打入美国市场。阿根廷因政局反复很大，进步艺术家受到迫害，电影很不景气。倒是拉美其它国家和地区反而有些佳作问世。秘鲁的隆巴迪尔那反映农民命运的《他在黎明时死去》(1977）、哥伦比亚米特罗蒂的《候选人》(1978）、委内瑞拉德拉塞尔达的《我是罪犯》(1976）、古巴索拉斯的《智利民谣》(1975）等都在各种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智利民谣》在卡罗维发利等几个电影节上还获大奖。
80年代，拉美电影在有的国家获得复兴，在有的国家则是江河日下，发展很不平衡。
墨西哥的电影市场几乎被外国影片垄断了，由于资金不足，刮起了与外国公司合拍之风。但许多艺术家却顽强搏斗，卡萨尔斯拍了《洛斯的动机》(1984），莱杜克拍了《弗里达》(1985），并在一些电影节上获奖。
阿根廷电影由于政府重视，出现了复苏。本贝格的《瞬间》(1981）、《谁的太太也不是女人》(1982）、胡西德的《参议员谋杀案》(1984）、普恩索的《官方说法》(1985），揭露阿根廷最敏感的"失踪者"问题，获198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巴西电影在80年代也有可观的发展。伊尔茨曼的《他们不穿礼服》(1981）、迭戈斯的《逃奴堡》(1984）、巴本科的《蜘蛛女之吻》(1985）都在国内外获得好评。
拉美其它地区的电影值得提及的还有哥伦比亚奥斯比纳的《纯血》(1982）、委内瑞拉查布的《暗无天日》(1983）、托雷斯的《奥里亚娜》(1985）获戛纳电影节奖。古巴索拉斯的《成功的人》(1986）在当年的第8届拉丁美洲新电影国际电影节上获最佳影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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