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雅典一步步从反抗恶龙的勇士成为了新的恶龙，令盟邦们被自己拥立的庇护者一口口地反噬，以至于连强大的斯巴达人都不得不警惕提洛同盟这一新兴的力量。
《希腊史：讫至公元前322年》指出，希腊同盟从内部分裂的危险，在萨拉密斯之战[ 萨拉密斯之战应该就是萨拉密斯海战，发生于公元前480年。]之前就有所显示。那时，雅典人因为斯巴达人不愿保护雅典城，而对斯巴达产生了不满。但在笔者看来，那时提洛同盟尚未建立，斯巴达和雅典间没有后来般互相忌惮。而在修昔底德笔下，愈演愈烈的矛盾和雅典力量的勃兴始于对塞斯托斯的围困。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告诉读者：
“以下将追述雅典是怎样获得如此强大的势力的。波斯人在海上和陆地上被希腊人打败之后，从欧罗巴撤兵回国，他们当中那些乘船逃往米卡列的，又被歼灭了。随后，在米卡列指挥作战的拉栖代梦人的国王列奥提基德斯也和来自伯罗奔尼撒的同盟者一同回国了。但是，雅典人和新近叛离了波斯国王的伊奥尼亚和赫勒斯滂地区的同盟者没有回国，他们在围攻塞斯托斯，当时塞斯托斯还控制在波斯人手中。冬季过后，波斯人撤离塞斯托斯，他们就占领了那个地方。随后他们从赫勒斯滂航行出来，返回各自的城邦了。”
尽管修昔底德是从这件事情开始讲述雅典的崛起的，但是笔者认为他的叙述过于简略。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一书中，则有更详尽的介绍。在这本书中，此事的前因后果是这样的：
当时，伊奥尼亚的城邦揭竿而起，希望脱离波斯的统治。他们向希腊同盟寻求帮助。然而，希腊军队无法一直保护它们。只要希腊人一离开，伊奥尼亚人就得面对波斯人的报复。就这个问题，希腊同盟分化为两个敌对的阵营。伯罗奔尼撒人认为伊奥尼亚人应该放弃自己的土地，希腊同盟会没收那些与波斯人为伍的希腊人的土地，把这些土地交给伊奥尼亚人居住。但是伊奥尼亚人不会愿意离开自己的城邦。而雅典人因为自己在伊奥尼亚人有着自己的殖民地，且不愿放弃，所以强烈反对伯罗奔尼撒人撤军的计划。他们赢得了盟友的支持。于是揭竿而起的岛邦加入了希腊同盟。[ 修昔底德提到了伊奥尼亚和赫勒斯滂地区的盟邦与雅典一起围攻塞斯托斯。
根据徐松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详注修订本》中的注释，修昔底德笔下的伊奥尼亚和赫勒斯滂地区的盟邦应该是小亚细亚沿岸诸邦及爱琴海诸岛国。
值得注意的是，徐松岩在注释中称，希罗多德仅提到诸岛国，未提及伊奥尼亚和赫勒斯滂地区诸邦。
而《历史：详注修订本》的说法是：“萨摩斯人、开俄斯人、列斯堡人和所有其他出兵援助希腊人的岛上居民，都被接纳而成为同盟的成员国。”
而《希腊史：讫至公元前322年》则认为，希腊同盟只吸收了岛屿上的城邦为盟友，没有吸收亚洲大陆上的希腊城邦，并称：“这样的安排可能使斯巴达人和伯罗奔尼撒人有所满足，因为它和几乎一百年后斯巴达与波斯谈判的临时协定中的要求基本一致。与此同时，小亚细亚的各个希腊城邦却被甩在一边而没能得到任何条约的保护。”]希腊人前往赫勒斯滂，计划摧毁波斯国王薛西斯修建的连接亚细亚和欧罗巴的大桥，可当希腊人到了之后，却发现波斯人已经拆了这座大桥。于是斯巴达国王列奥提基德斯决定返回希腊，克桑西普斯统率的雅典军队则留了下来，对塞斯托斯展开围困，并在几个月内攻陷了塞斯托斯。
书中评论道：“修昔底德正是从此处起笔，描述雅典的崛起。他认为，正是雅典的崛起让斯巴达感到不安，并最终选择了战争。”书里还指出，斯巴达虽然是希腊同盟的盟主，但是在这次事件的考验中，因为保守而拒绝承担责任。而雅典则跃跃欲试地要承担这份责任，而且，塞斯托斯在几个月内就被攻陷，表明了雅典有能力承担这份责任，斯巴达不再是唯一一个有领导能力的城邦。学者伯里也在其著作三卷本《希腊史》的第二卷中称，“塞斯托斯的陷落标志着雅典帝国的肇始”。在这里，伯里使用了“雅典帝国”一词，唐纳德·卡根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四卷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唐纳德·卡根所著四卷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分别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阿奇达慕斯战争》《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雅典帝国的覆亡》。]中也使用了这一词汇，足见雅典未来的强势。
值得注意的是，徐松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详注修订本》（系徐松岩翻译、修订，并加以注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注释中称，迄今为止，国际学术界尽管对“雅典帝国”历史内容的认识不尽一致，但一般认为它不同于雅典同盟。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据修昔底德所言，伊奥尼亚人以雅典为母邦，是雅典人的同族。这样看来，雅典人与伊奥尼亚人本就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而如今雅典人又帮助了伊奥尼亚人，或许又拉近了二者间的距离，可能为后来伊奥尼亚人拉拢雅典人，请雅典人做他们的领导者埋下了伏笔。
此外，希罗多德的著作《历史》也记载了这些岛屿上的城邦加入了一个同盟，而徐松岩在《历史：详注修订本》（该书系徐松岩翻译、修订，并加以注释的《历史》）的注释中认为，这个同盟是此前的伊奥尼亚诸邦的反波斯同盟，也是后来的提洛同盟的前身。这就似乎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相左了。如前所述，按照《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的说法，这些揭竿而起的岛邦加入的是希腊同盟。笔者认为，希罗多德原文的本义似乎是它所说的的这个同盟是希腊同盟。
如果说围困塞斯托斯让希腊人看出了雅典也是一个有领导能力的城邦，那么与此同时发生的另一件事，则让他们看见雅典人敢于忤逆斯巴达人。
那时候，波斯人已经从雅典人的领土上撤离，而那里的城市和城墙则严重损毁。根据修昔底德的描述：“四周的城墙只有一小部分被保存下来，大多数房屋变为废墟，只有少数曾被波斯显贵作为寓所的房屋还保存着。”于是雅典人准备重建他们的城市和城墙。斯巴达人听说了此事以后，派遣了一个使团来到雅典。使者们建议雅典人不要修筑城墙，并和斯巴达人一道摧毁伯罗奔尼撒诸城邦以外所有现存的城墙。这样一来，如果波斯人再度入侵，他们就得不到像底比斯这样坚固的据点作为进军的根据地，而伯罗奔尼撒完全可以成为希腊人的根据地，既可以用于进攻，也可以退守。《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认为，斯巴达人隐藏了他们的真实想法，他们这么提议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一些斯巴达的盟友看见近来雅典海上势力的增强，和雅典人与波斯人作战时的勇气，感到了恐慌，因此怂恿了斯巴达人，以及斯巴达人不愿看见雅典或任何其他城邦修建城墙。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没有提及怂恿斯巴达的是哪些盟友，《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则认为，可以猜到这些城邦里包括雅典的宿敌埃基纳和麦加拉。该书还说斯巴达人希望希腊城邦不要修建城墙的原因是那样方便他们用重装步兵方阵部队向这些城邦施压。这样看来，虽然身为希腊同盟的盟主，但是斯巴达方面已经意识到将来可能和雅典这样的盟友同室操戈，因而在此时就设计防患于未然。
可是，雅典人并不想服从斯巴达人，虽然他们也不想和斯巴达人作对。雅典方面的泰米斯托克利想出了一个好计策。他一面告诉雅典人要加速修建城墙，另一面以最快的速度亲自出使斯巴达，施展计策，用欺哄的方式为雅典人筑墙争取时间。当雅典的城墙高到足够防御的时候，斯巴达方面还不知情。这时，泰米斯托克利才告诉斯巴达人雅典已经设防，足以保护它的居民。并说，如果以后斯巴达人或其盟友派使者去雅典，他们应当料想到，雅典人能够区分雅典的自身利益和希腊共同利益。他指出，雅典拥有一道城墙，无论是对雅典人，还是对希腊同盟都是更为有利的，“因为没有同等的军事力量，就不可能对共同利益作出同样的贡献，也不可能公平地商讨共同的利益。他又指出，如果不能让同盟的每一个成员国都拆毁城墙的话，那么雅典现在所采取的步骤就是正确的”[ 引文来自《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详注修订本》。]。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中，唐纳德·卡根如此评价泰米斯托克利的言论：“这番话是发表脱离斯巴达领导的独立宣言，也是对在处希腊同盟事务中拥有同等地位的要求。这为提洛同盟的成立做好了铺垫，同时也埋下了猜疑与担忧的种子，而这种猜疑与担忧使斯巴达在未来选择了与雅典开战。”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则认为泰米斯托克利的作为不止于此，他还开始为雅典建立帝国的基础,书中如此评价他：“他是第一位敢于对雅典人说他们必须统治海洋的人，他还不失时机地开始建立帝国的基础。”
雅典人忤逆了斯巴达人，但是斯巴达人没有公开发作。因为雅典人在和波斯人的战斗中展示了爱国主义精神，斯巴达人在那时对雅典颇有好感。可修昔底德说，斯巴达人的希望毕竟落空了，所以他们在暗地里不能不烦恼。不过，修昔底德的记载还是风平浪静：“两国的使者各自回国，没有任何怨言。”
直到此时，斯巴达人并未对雅典人的做法做出反击。而雅典身为希腊同盟的一员，也依然支持盟主斯巴达的行动。就在雅典人建筑了他们城市的城墙的同时，斯巴达人任命另一位国王——按照斯巴达的制度，国王有两位——波桑尼阿斯为希腊联军总司令，率领舰队远征塞浦路斯，征服了该岛的大部分土地，又攻克了波斯人手中的拜占庭。雅典人有30艘舰船加入这支斯巴达人统率下的军队。可见雅典仍在与斯巴达合作。
但是唐纳德·卡根认为，泰米斯托克利的那番言论令斯巴达国内的一个政治派别有所抬头。这位史学家称，在此之前，由于保守派的作用，斯巴达人不再理会仍然处于波斯统治下的那些希腊城邦，选择了撤军，以为这样就能结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外的行动，让一切归于平静。出人意料的是，雅典人接过了斯巴达人的大旗，他们攻克了塞斯托斯，又在雅典修建了城墙，泰米斯托克利还发表了很大胆的平等宣言，这些事件必然令斯巴达的保守派失势。好战派因为斯巴达人的愤怒和不满而得势，他们改变了之前召回列奥提基德斯的方针，派出波桑尼阿斯国王进入爱琴海地区，企图恢复斯巴达的霸权，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在波桑尼阿斯统率的舰队中，有30艘船只来自雅典的事实表明了雅典人接受了斯巴达的领导。
根据《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在唐纳德·卡根看来，如果一切就这样继续下去，斯巴达就能继续充当霸主，领导希腊同盟对抗波斯。但他又表示，令他遗憾的是，波桑尼阿斯个人的过犯将一切都葬送了。关于这一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只告诉读者这位斯巴达国王粗暴蛮横，引起了希腊人，尤其是伊奥尼亚人和其他新近获得解放的那些人的反感。书中称：“这些人常去他们的同族雅典人那里，请求雅典人做他们的领导者，以制止波桑尼阿斯的横蛮粗暴的企图。”引文来自《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详注修订本》，在该书中的这句话里，译者徐松岩在“同族”一词后做了注释，称：“伊奥尼亚人以雅典为其母邦。”那么，既然这句话说请求雅典人做领导者的人是雅典人的同族，那么这些人应该就是伊奥尼亚人，此外，笔者认为应该还有其他以雅典为母邦的人。但是从这句话的整体来看，这些人似乎应该包括其他希腊人。笔者不能确定这些人的成分。
徐松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详注修订本》的注释中称，这些人请雅典人做领导者的事发生在公元前478年。这一年将是不平凡的一年。言归正传，在记录了波桑尼阿斯引起反感一事后，修昔底德又记录了波桑尼阿斯导致的恶劣后果：“同时，拉栖代梦人由于得到各种情报，召回波桑尼阿斯加以审问。那些来到斯巴达的希腊人都对他提出各种各样的严重的控告。种种迹象表明，他更像是在模仿专制君主，而不是一位将军的态度。”
对于波桑尼阿斯做了什么，以致犯了众怒，修昔底德没有细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则称这位国王傲慢、专制，并且贪财，还引用了更详细的资料（应该来自《希腊罗马名人传》）：“盟邦将军们忍受着他的怒火和粗暴，至于士兵们，更是常常受到鞭打，或是被迫肩扛铁锚站上一整天。无论上床休息、排队吃饭，还是去泉边饮水，斯巴达人总是排在第一；他们的仆人会手拿皮鞭，把其他想越位的人赶开。”在描述了波桑尼阿斯的恶行后，这本书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样记录了波桑尼阿斯导致的恶劣后果，并且同样更加详细。该书称：
来自伯罗奔尼撒以外地区的希腊人不能习惯斯巴达人的这种傲慢，就不断地控诉这位斯巴达国王。控诉他什么的都有，比如专制，又比如里通外国。斯巴达方面不得不召回了波桑尼阿斯，并审判他。斯巴达方面这么做，绝非只是想调查国王是否有罪。事实上，这是保守派和好战派对抗的一部分。好战派利用自己依然强大的势力保护这位国王，使他不至于被判叛国罪，而波桑尼阿斯的任务被多基斯接替。但是他们没有完全胜利，波桑尼阿斯的一些个人罪名还是被判成立。而且，多基斯所统率的军队规模很小。更糟糕的是，希腊人不愿接受多基斯为自己的统帅，好战派方针路线彻底失败，多基斯一行人只得回到斯巴达。
不过，按照《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描述，似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所说的有一点小问题，那就是在前一本书中，似乎斯巴达人不是只派遣了多基斯去充当希腊联军统帅，而是让多基斯一行人去共同担任这一职位。不管怎么说，多基斯一行人都失败了，而斯巴达人也没有派人去接替他们。希腊联军的统帅不再由斯巴达人担任，而这一切都仅仅源于波桑尼阿斯一个人的坏性格。唐纳德·卡根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中不由地感叹道：“在此之时，历史动力那超凡的影响力——无论这种影响在其他时期作用如何——却输给了个体之癖性。”
对于斯巴达人而言，这只是形势扭转的开始。由于波桑尼阿斯的不得人心，许多希腊人的人心归向了雅典。在这个过程中，雅典将领阿里斯提德和客蒙的处世之道为雅典赢得了不少支持。史学家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写道，当阿里斯提德以将军的身份被派出与客蒙一道处理军务时，看见波桑尼阿斯和一些斯巴达将领对希腊联军傲慢无礼、态度严酷，他就以温顺、和蔼的态度对待这些希腊联军，并劝客蒙也对他们宽厚相待，和他们和睦相处，一同参加战役。在普鲁塔克笔下，阿里斯提德和客蒙的礼貌和人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位史学家写道：“由于阿里斯提德的正义和客蒙的通情达理，希腊人都愿意顺从雅典人。”相比之下，波桑尼萨斯为人严酷，让人心流向了雅典。普鲁塔克告诉读者：“希腊人更愿意阿里斯提德和客蒙拥有更高的权威。”他甚至如此高度评价阿里斯提德的成果：“所以，他不是依靠披甲武士、战船或骑兵，而是凭着他的机智和外交才能，在斯巴达人还没有察觉之前，已经剥夺了他们的领导权。”
修昔底德指出：“巧合的是，波桑尼阿斯被召回，正是除伯罗奔尼撒的士兵以外的其他同盟者都疏离他，并且倾向于投靠雅典的时候。”在斯巴达人失去希腊联军统帅一职后，希腊人自然而然地要寻找一个新的领导者，继任斯巴达的希腊同盟盟主之位。这时，推举雅典为新盟主的计划便呼之欲出了。
此时的斯巴达人则同样愿意接受雅典成为盟主。修昔底德告诉读者，斯巴达人之所以没有派人去接替多基斯一行人，是因为如下原因：
“他们担心这些将官到了国外，生活堕落，就像他们从波桑尼阿斯的经历中所看到的一样。另外，他们不想再负担对波斯的战事了。他们认为雅典人是完全能够胜任领导职位的，而且当时雅典人对他们是友好的。”
按照《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的说法，斯巴达的方针路线发生了变化：“在斯巴达，保守派一定也是用这些理由改变了之前的方针路线。”好战派失败了，保守派得势了。
这样看来，雅典人当上盟主是众望所归的事。而雅典成为盟主意味着提洛同盟的诞生。修昔底德表示盟邦是“自愿接受雅典的领导”的。唐纳德·卡根对此表示赞同：“要想弄清楚提洛同盟早期的历史就必须知道，提议建立同盟的不是雅典，而是她后来统治的那些城邦。”这位学者所说的“那些城邦”指的是伊奥尼亚的希腊人城邦与其它岛上诸邦。并且，他认为盟邦说服雅典出任盟主需要时间。如果笔者对其言论的理解没错，雅典对出任盟主有以下顾虑：
一来，伯罗奔尼撒人在斯巴达人的领导之下，雅典在出任盟主后，不会得到伯罗奔尼撒人的支持，在未来甚至可能受到他们的反对。在这种情形下，领导盟邦反对波斯是有一定风险的；
二来，雅典人担心伊奥尼亚的希腊人城邦和岛上诸邦会不会对自己忠心耿耿，他们也担心这些盟邦只是以雅典人为筹码，迫使斯巴达在爱琴海地区积极行动。
唐纳德·卡根还表示，面对那些劝说雅典出任盟主的城邦，阿里斯提德出于自己的顾虑，要求这些城邦采取一些行动，以增加雅典人对它们的信任，也让它们无法反悔。于是这些城邦满足了雅典的要求：萨摩司的游利亚德与来自开俄斯的安塔戈拉斯立即对波桑尼阿斯进行了一番羞辱，并将他赶出了拜占庭。
根据普鲁塔克所著《希腊罗马名人传》，希腊人的首领和将军来到阿里斯提德面前，想要说服他掌握领导权，这会获得希腊联军的支持，因为当时的希腊联军长期以来想要摆脱斯巴达，重新与雅典人站在一起。[ 希腊人表示要“重新”和雅典人站在一起，说明他们曾经和雅典人站在一起过，后来又不再这么做。笔者才疏学浅，并不知道希腊人此前和雅典人站在一起这件事的始末。再此向读者致歉。]阿里斯提德回答说他们的建议是当务之急，也是正义的，不过尚需公开的行动才能坚定他们对雅典人的信任，使群众保持忠诚。而唐纳德·卡根口中的波桑尼阿斯的遭遇是这样的：为了满足阿里斯提德的要求，萨摩司的游利亚德与来自开俄斯的安塔戈拉斯在一起密谋。当波桑尼阿斯的战舰起航前往战线时，他们俩从两侧包围，在拜占庭附近撞坏了他的战舰，波桑尼阿斯见此情况，勃然大怒，跳起脚来并威胁道不久全世界就会看到这些人撞坏的不是他的战舰，而是他们自己的城邦。可是他们却吩咐他走开。他们说希腊人尚未对他给予应有的惩罚是因为希腊人对命运仍有敬畏之感。然后他们离去，加入到雅典人一边去了。
此时，雅典人出任盟主的条件已经成熟，正如《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一书所说的：“木已成舟，盟邦已经用行动证明，大家是多么渴望雅典出来领导他们。”
事态发展到了这一步，雅典人也放下了顾虑，同意由自己的城邦出任盟主。不过，并不能就此认为雅典人是在他人的一再劝说之下才决定登上盟主宝座的。事实上，雅典人对于盟主之位也有野心。
因为爱琴海及其沿岸的安全关乎着雅典的安危。雅典人吃的粮食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乌克兰，是经由赫勒斯滂海峡和爱琴海运输过来的，而雅典越来越依赖的贸易在很多时候都是在爱琴海与海勒斯滂地区进行的。因此，雅典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在柯松半岛建立了殖民地。可以说，这一地区对雅典而言至关重要，绝不容外人侵犯。而波斯正是能威胁这一地区的大敌。在希波战争中，波斯人已经证明了在他们面前，雅典是一个脆弱的对手。虽然雅典人不能坐视波斯人染指爱琴海北部和赫勒斯滂地区，但是他们势单力孤，也不能寄希望于斯巴达的援助。这是因为爱琴海及其沿岸地区不在斯巴达的传统势力范围之内，尽管它对斯巴达人是有吸引力的，但是斯巴达人不能不顾及插手这一地区的事务会带来的风险。不过，如果能够领导一个反波斯的同盟，情况将会更加有利。
除开对实际利益的考虑，雅典人对伊奥尼亚人的民族感情也促使他们乐于出任盟主。如前所述，伊奥尼亚人是雅典人的同族，视雅典为自己的母邦。可他们却处于波斯的统治之下。因此，他们发动了起义，企图脱离波斯之手。据希罗多德在《历史》中的记载：波斯人镇压了这次起义，并攻破了伊奥尼亚人的城市米利都。雅典人对米利都的沦陷十分同情，以至于在当时的诗人弗里尼库斯把他的题名为《米利都的陷落》的剧本搬上舞台演出的时候，全场的观众都痛哭起来。于是，雅典人对这位诗人处以1000德拉克玛的罚金，因为他使他们回忆起“自己的灾祸”，雅典人还立法规定，从今以后，任何人都不得再上演这出悲剧。
“德拉克玛”是古希腊的银币单位，不同地区的德拉克玛含银量不同。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1德拉克玛大约相当于一个人两天的生活费。这样看来，1000德拉克玛实在不是一个小数目。从这笔罚金和它的数额之大就可以看出雅典人对伊奥尼亚人的感情，更不用说他们把米利都陷落视为“自己的灾祸”（《历史》原文）了。
在雅典人战胜波斯后，他们的情绪随之高涨，他们不愿意继续目睹伊奥尼亚人被波斯统治，按照唐纳德·卡根的说法：“没有人能够拒绝去支持爱奥尼亚人的第二次起义。”而成为盟主，恰恰是帮助这些同族的一条有效途径。
有着这些理由，雅典人已经没有理由拒绝出任盟主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一书中如此总结致使雅典出任盟主的各种因素：“盟邦需要，斯巴达保守派得势，雅典人自己也有利益与野心，这一切促成了一个对抗波斯的新组织。”
而在希罗多德眼中，雅典人的野心似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在《历史》中声称：在希波战争中，雅典人曾经主张把海军指挥权交给自己，但在遭到同盟者的反对了，就放弃了。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希腊人为取得指挥权而互相争吵不休，那么希腊就必然毁灭。而在他们的心目中，希腊的安全是最重要的。雅典人是正确的，因为在对外作战时，内部纷争远不如团结一致，正如和平远不如战争。但是，雅典人主动退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很需要其他希腊人的援助。当波斯人被逐出希腊，雅典人认为威胁不再来自波斯人，而是来自本地希腊人的时候，雅典人就设法剥夺了斯巴达人的领导权。
《历史》一书中描述雅典人剥夺斯巴达人领导权的原文如下：“他们就以波桑尼阿斯的专横傲慢为借口，剥夺了拉栖代梦人的领导权。”既然说雅典人是找“借口”剥夺了斯巴达人的领导权，那么可以看出，在修昔底德看来，雅典人是出于何等的野心在假公济私了。
事已至此，雅典终于坐上领袖的第一把交椅，继任希腊同盟盟主之位。雅典人公开宣称自己的目的是劫掠波斯国王的领土，为希腊人的苦难而做出报复；还有将那些依然生活在波斯人统治之下的希腊人解放出来。为了组织进攻波斯的行动，雅典人规定了同盟中哪些城邦负责缴纳金钱，哪些城邦负责提供舰船。公元前477/前476年，雅典人首次设置被称为“希腊司库”的官职。[ 这一对“希腊司库”的记载来自徐松岩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详注修订本》。
而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则称：“在这时候，所称为‘希腊财政官’的官吏第一次由雅典人任命。”“希腊财政官”应该就是“希腊司库”的另一种译名。根据该书注释，“这时候”即公元前476年。
谢德风译本的说法和徐松岩译本的似乎有所不同。
首先，徐松岩译本称：“从这时候起，雅典人首次设置被称‘希腊司库’的官职。”根据该书注释，“这时候”即公元前477/前476年。而谢德风译本认为雅典人于公元前476年首次任命这一官职。
以及，徐松岩译本的行文似乎有问题，“从这时候起”似乎应该改成“在这时候”。
其次，徐松岩译本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希腊司库”这个官职由雅典人首创，之前并不存在。而谢德风译本给人的印象是这个官职本就存在，在公元前476年，它第一次由雅典人任命。
所以这两份资料可能是互相矛盾的，笔者不了解“希腊司库”一职在何时被创立，也不知道雅典人到底在何时首次任命“希腊司库”，无力判断是非，只得将这一问题交予读者分辨。]这些官员收取贡金，即各邦所缴纳的金钱。贡金之数最初被定为460塔连特[ 徐松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详注修订本》的注释中如此介绍“塔连特”：“当时雅典通行银币，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中凡未特别说明的，通常都是指阿提卡币制的银塔连特（1塔连特=26.86千克）。”]。公元前478/前477年，同盟大会在提洛岛的神庙中召开。雅典将领阿里斯提德令希腊诸邦立下盟誓，而他自己则代雅典人立下盟誓，并将祭坛上的铁块投入海中作为誓约。唐纳德·卡根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中表示，将铁块投入大海的仪式是为了象征着结盟的永恒：“只要这些铁块不浮起来，大家就永远是盟邦。”但有的学者则持另外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个仪式并不意味着永久的结盟。就这个问题，唐纳德·卡根写道：“在这件事上，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次结盟是永久性的，而非临时的，对此我们表示赞同。”
这场在提洛岛举行的会议意义深远，唐纳德·卡根评价道：“这次会议可以称为一次立宪大会。”这次同盟大会意味着一个新势力的诞生：雅典领导下的这个同盟并非单纯是既有的希腊同盟的延续，它也被视为一个诞生于这个时间点的新同盟。新同盟的同盟大会被设立在提洛岛，同盟的公共金库也是如此，因而被近代学者称为“提洛同盟”。它与过去的希腊同盟存在着若干区别。
按照学者徐松岩在论文《关于雅典同盟的几个问题》中的观点。提洛同盟并不包括雅典，，雅典是其领导者，而非成员。因此，对于雅典及其盟友，应该统称为“雅典同盟”，而非“提洛同盟”。在下文中，笔者将较详细地介绍徐松岩的这一观点。不过，正如这篇论文所言：“提洛同盟即雅典同盟 , 雅典是提洛同盟的成员国之一 , 这是久已公认的说法。”笔者无意挑战约定俗称的说法，所以，就像笔者在前文的注释中所说的那样，为了称呼方便，在文中提及提洛同盟时，笔者会使用“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这样的说法，并且在提及“提洛同盟”时，一般会默认包括雅典，除非有特殊说明。
言归正传，徐松岩在上述论文中指出，提洛同盟的前身其实是帕尼奥宁同盟。坎帕奥宁同盟是由殖民于小亚细亚及其附近岛屿的伊奥尼亚人各邦所组建的城邦联盟，以各邦共同的宗教圣地坎帕奥宁为活动中心。徐松岩认为，这个同盟一开始大概只是一个松散的宗教性质的同盟，但自从它臣服于波斯之后，它就成为了伊奥尼亚诸邦及其追随者——埃奥利亚诸邦——反波斯斗争的中心，并演化为军事同盟。随着对波斯的战事有所进展，一些新成员加入了坎帕奥宁同盟。希罗多德指出，在雅典的呼吁下，萨摩斯人、开俄斯人、列斯堡人和其他岛民加入了它。后来，坎帕奥宁同盟和雅典结盟，并将总部迁至提洛岛（笔者认为迁移总部一事即将同盟大会和同盟的公共金库设在提洛岛一事），被近代学者称为“提洛同盟”。
接下来，这篇论文又解释了坎帕奥宁同盟迁移总部的原因：
“那么，这个同盟的总部为何由帕尼奥宁移至提洛岛?其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提洛岛乃是伊奥尼亚人的传统圣地，把同盟总部设于此同原先的选址传统是完全一致的；其二，提洛岛地处希波交战双方之间缓冲地带西缘，希罗多德说，不习海战的波斯人不敢贸然进入萨摩斯岛以西的海域，总部迁于此比较安全。反之，继续设在小亚细亚则随时有可能遭到拥有陆军优势的波斯人的攻击。”
看来，这个将同盟大会和同盟的公共金库设于提洛岛的提洛同盟并非整个希腊的同盟，它原本是小亚细亚及其附近岛屿的希腊诸邦组成的同盟——坎帕奥宁同盟，逐步发展壮大为后来的提洛同盟。而它与雅典的联合——无论雅典是否是这个同盟的一份子——则缔造了一个强大的雅典同盟，为后来呼风唤雨的“雅典帝国”打下了基础。或许可以说，最初的雅典同盟，便是雅典和扩大了的坎帕奥宁同盟的结合。
正因如此，不能把提洛同盟视为希腊同盟的延续。唐纳德·卡根把提洛同盟与希腊同盟的关系类比为北约与联合国的关系，并声称：“这种比较很能说明问题。”他指出：北约是一个区域性组织，名义上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运作。但是实际上是完全独立的机构。北约的一些成员也是联合国成员，但它对联合国的另一些成员却明确拒绝。提洛同盟也是一个区域性组织，它的一些成员城邦也是希腊同盟成员，但是它对希腊同盟的其它一些城邦也明确拒绝。北约在采取行动时不需要征得苏联的同意，提洛同盟在采取行动前也不需要得到斯巴达的许可。联合国可以要求其成员国提供经济或军事上的支持，希腊同盟也可以要求同盟中属于提洛同盟的成员提供帮助。该同盟在原则上可以这么要求。与联合国秘书长一样，希腊同盟盟主对成员国的反应也不敢打包票。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有斯巴达的同意，提洛同盟无法以希腊同盟的名义行事。
提洛同盟的成员构成也和希腊同盟不同。尽管二者的成员存在重叠，但希腊同盟是由伯罗奔尼撒人和来自希腊本土的城邦组成的，后来才有一些位于周边岛屿和小亚细亚的城邦加入；而提洛同盟的成员中有大约20个是岛屿城邦，另有36个是伊奥尼亚地区的希腊人城邦，35个是赫勒斯滂地区的希腊人城邦，24个是卡里亚地区的希腊人城邦，33个位于色雷斯地区。在提洛同盟里，没有成员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雅典贡赋列表》第3卷告诉读者，提洛同盟“在成立之初，主要由来自爱琴海诸岛及沿海地区的城邦组成”。
可以看出来，和伯罗奔尼撒同盟一样，提洛同盟是一个不属于希腊同盟的区域性同盟，尽管提洛同盟在地域范围上和伯罗奔尼撒同盟不同。而且，虽然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代表着不同的地区，但这两个同盟的盟主，即雅典和斯巴达，都有成为希腊同盟盟主的资质。希腊同盟盟主之位本在伯罗奔尼撒同盟盟主斯巴达手中，可到了后来，雅典在伊奥尼亚人等希腊人的拥护下将斯巴达取而代之，并建立了提洛同盟。笔者认为，大概正是出于对此事的感慨，亚里士多德在回顾提洛同盟的成立时声称，这是伊奥尼亚人对斯巴达同盟的反抗。依笔者愚见：“斯巴达同盟”则是指斯巴达领导下的希腊同盟。由于斯巴达人失去了人心，伊奥尼亚人拥立雅典为希腊同盟的新盟主，并与雅典人等希腊人一起创立了独立于希腊同盟的提洛同盟。所以亚里士多德说的反抗“斯巴达同盟”，既是指雅典人成为了希腊同盟的新盟主，也是指提洛同盟的诞生使得伊奥尼亚人不必一味地忍受、服从希腊同盟的恶劣领导。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言论，并评价道：“这样说虽然不够准
确，但清楚地点明了这个新的同盟是完全独立于旧同盟之外的。”这里的“新同盟”应该是指提洛同盟，“旧同盟”应该是指希腊同盟。之所以书中说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不够准确”，可能是因为斯巴达人失去希腊同盟盟主之位的原因并不能简单归结于伊奥尼亚人的反对，其他希腊人的作用也很重要。
唐纳德·卡根认为，提洛同盟诞生以后，希腊同盟的影响力日渐减弱，而提洛同盟却愈发重要。这是因为该同盟的目的——蹂躏波斯领土，为希腊苦难报仇——对于该同盟成员十分重要，而且它的组织结构清楚、简单、有效。
提洛同盟以雅典为中心。雅典在提洛同盟中的盟邦宣誓了要将要将雅典的朋友当作自己的朋友，将雅典的敌人视为自己的敌人。他们委派雅典人计算每个盟邦应该缴纳给雅典的贡赋，只有雅典人才能出任提洛同盟的财政官员。并且，这个同盟的军事行动全部由雅典将军指挥。
不过，唐纳德·卡根认为，虽然雅典拥有霸权，但霸权并不意味着统治。也就是说，在他的对这时的提洛同盟的设想中，雅典是提洛同盟的一份子，和其它成员是平等的。
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中写道：“至少在同盟成立的初期，用修昔底德的话来说，雅典人‘作为盟主，管理的是一群独立自主的盟邦，这些盟邦都参加同盟大会’。”他继续指出：在刚开始时，一切政策均由同盟大会决定，另外，同盟大会还负责商定对那些不守规矩、意图谋反的城邦采取何种措施。在同盟大会中，包括盟主雅典在内，所有的成员都只有一票。从理论上讲，雅典在同盟大会中是与其它城邦是平等的一员，其政治权利不比其它城邦更多。
不过，《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一书也说了：其实，正如另一个城邦密提林的人在后来所指出的，所有城邦的投票权是相等的这一点对雅典最为有利。雅典倚仗自己强大的海上力量与军事实力，以及很高的威望，足以影响众多的弱小城邦。至于那些较大的城邦，诸如萨摩斯、密提林等等，虽然可能对雅典的统治地位构成威胁，但由于雅典很容易就能拿到多数票，所以不用担心这一点。密提林人说过，“正是因为拥有投票权的城邦太多了，所以这些盟邦根本无法联合起来保护自己”。这样子，雅典就可以放心地在提洛同盟中占据统治地位，而不会给人留下缺乏合法性和实行僭政的印象。
按照卡根的说法，雅典属于提洛同盟，可它虽为提洛同盟盟主，但是比起其它成员，并没有更多的政治权利。手中也只有一票。只是它通过自身实力来获得弱小盟邦的拥护，从而达成得到多数票，左右同盟大会的目的。
不过学者徐松岩在论文《关于雅典同盟的几个问题》中这类观点进行了驳斥。徐松岩认为：雅典不是提洛同盟的一份子，而只是其领导者。雅典和提洛同盟这两大成员一同组成了雅典同盟。因而，在雅典同盟中，雅典的地位高于提洛同盟。一种在史学界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雅典同盟即提洛同盟，它由独立、平等的希腊城市国家组成，至少在成立之初，提洛同盟的各成员国对有关同盟的一切问题皆有平等的发言权。持此观点的学者们一方面强调雅典和每一个加盟国一样，在“同盟会议”[ 此处的“同盟会议”系徐松岩原文，应该就是指提洛同盟的同盟大会。下文中出现的“同盟会议”一词同理。]上有着一票表决权，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承认雅典人自一开始就几乎独占同盟的领导权。这种观点既自相矛盾，也与基本史实不符。
徐松岩在上述论文中就此展开了论证。笔者将其主要内容简单地整理如下：
一、就雅典不属于提洛同盟，而是提洛同盟的领导者这一观点，徐松岩首先做出了分析，以下是笔者的整理：
作为提洛同盟的成员国，必须同时具备如下条件：第一，承担军事义务，即向公共金库缴纳金钱作为对波斯作战的经费，或自费提供舰船及其人员、装备；第二、参加同盟会议的讨论、表决；第三，在外交政策方面，原则上应该无条件服从同盟会议的决议。
然而这些条件雅典并不具备。
首先，雅典从未向提洛同盟的公共金库捐款。虽然该同盟中的盟邦向公共金库缴纳的公款由雅典委派官员负责征收、管理，但是雅典不是这笔盟金的所有者之一。也就是说，盟金属于雅典人的同盟者，而非雅典人及其同盟者。
其次，雅典官员出席同盟会议，并非是以作为成员的身份来参加讨论和表决，接受同盟会议领导的。而是以领导者身份来主持和监督同盟会议的。同盟会议的决议虽然代表提洛同盟多数国家的意志，但是它能否施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雅典公民大会的表决结果。因为决议的结果在原则上须经过双方（雅典为一方，同盟者为一方）赞同，雅典人可以否决同盟会议的决议。甚至，连同盟会议是否召开，也是由雅典人决定的。所以同盟会议非但难以成为高于雅典的权力机构，反而只是它领导下的一个议事机构。
在前文中，笔者提到唐纳德·卡根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中写道：“至少在同盟成立的初期，用修昔底德的话来说，雅典人‘作为盟主，管理的是一群独立自主的盟邦，这些盟邦都参加同盟大会’。”卡根在此引用了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一句话。在《关于雅典同盟的几个问题》中，徐松岩同样引用了这句话，并将其翻译为：“在雅典人的领导下，同盟者各国起初是独立的，并在（他们的）公共议事会中议决。”笔者认为，“公共议事会”即提洛同盟的同盟大会，徐松岩在这篇论文中一般称其为“同盟会议”。徐松岩写道，修昔底德的这一记载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前文中所说的那一点：提洛同盟的同盟会议非但难以成为高于雅典的权力机构，反而只是它领导下的一个议事机构。
再者，在雅典同盟中，雅典的舰队不归同盟会议及其下属机构管辖，而同盟者提供的舰队却全部归雅典管辖。故而主要作为军费的盟金，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只出舰船和兵员，却不出军费的雅典人管辖。
综上所述，徐松岩表示，由此可见，“设在提洛岛的两个公共机构”（此为笔者引用的徐松岩原文，应该是指同盟会议和公共金库，因为二者设在提洛岛上）的成员是雅典的同盟者各国，并不包括雅典，同盟会议充其量是同盟者的最高权力机关，不是雅典同盟的。雅典同盟的总部位于雅典，而非提洛岛，该同盟的领导权为雅典人所有。所以，如果说古代希腊历史上出现过一个提洛同盟，按它的定义，它的成员国是雅典人的同盟者各国。这样说来，雅典同盟实则为雅典人与提洛同盟结成的同盟。把雅典同盟视为提洛同盟，从而把雅典视为提洛同盟中的成员，是一个误解。
这位学者又补充道，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有时把同盟者称作“同盟”，还区分了雅典人和同盟者建立联盟的目的，指出雅典人建立联盟是为了劫掠波斯国王的领土，同盟者们则是为了解放希腊人，以免受波斯人的压迫。
二、就雅典的地位高于提洛同盟，与提洛同盟的各成员国的关系并不平等这一观点，徐松岩也做出了分析，以下是笔者的整理：
提洛同盟各国自愿把同盟的领导权交给雅典人，使后者在军事、财政、外交等方面拥有许多重要特权，成为了雅典同盟中唯一的特权者。提洛同盟的任何成员国都没有这样的特权，更无权像雅典人那样否决同盟会议的决议，从而也绝对不可能与雅典城邦平起平坐，处于原则平等的地位。虽然在提洛同盟内部，各成员国原则平等，各有一票表决权，但雅典有权对同盟会议的决议加以表决，显然处于支配者的地位。这足以说明雅典的地位高于提洛同盟，更高于任何单个成员国。修昔底德声称，即便是同盟者中那些最强大的城邦，也从未把本国与雅典相提并论，而是把除雅典以外的盟邦视为平等者。可见，提洛同盟各成员国与雅典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当时已经得到国际公认。因此把雅典与提洛同盟各国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平等关系，看来并非基于史实，而是基于“雅典同盟等于提洛同盟”（此处的引号及内部内容均为笔者引用的徐松岩原文）这个错误的前提而做出的推论。
最后，徐松岩总结道，虽然雅典同盟的组织形式[ 徐松岩的原文称“组织型式”，笔者怀疑这是笔误。]有利于大权在握的雅典人统一指挥对波斯作战，但是不必否认，雅典的地位表明它是“国上之国，邦上之邦”（此为笔者引用的徐松岩原文）。总的来看，雅典与同盟者各国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原则平等的伙伴关系，也不是上下臣属关系，而是一种不平等的同盟关系。
对唐纳德·卡根和徐松岩的不同观点的介绍到此结束。笔者无法判断二人的观点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只得将判断的任务交给读者。
不过，无论谁的观点才是真知灼见，有一点都是不可否认的，那便是雅典是提洛同盟当之无愧的领袖。然而，历史证明，雅典和它的盟邦绝非同心同德。按照上述的徐松岩的说法，在建立同盟的目的上，雅典人就和盟邦并不相同：雅典人的目的是劫掠波斯国王的领土；盟邦的目的是解放希腊人，以免受波斯人的压迫。对于那些心甘情愿拥立雅典为盟主的盟邦而言，不幸的是，即便它们在建立同盟的初心上与雅典没有不同，也会在利益的需要上和雅典产生冲突，最终导致二者在目标上分道扬镳。而恰恰是这一点，令雅典一步步从反抗恶龙的勇士成为了新的恶龙，令盟邦们被自己拥立的庇护者一口口地反噬，以至于连强大的斯巴达人都不得不警惕提洛同盟这一新兴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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