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兴趣是经济发展，这很好。你喜欢研究环境变化，也很好。你还对社会阶级的形成感兴趣，也很不错。但是，研究中国是怎么回事？日本才是变化在发生的地方啊！”
说这话的人是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的妻子在法学院的教授。当时，是1985年，彭慕兰正在耶鲁大学攻读中国史的博士学位。
这一席话也代表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美国社会对中国普遍的看法：中国的人口众多不假，历史悠久也是事实。但是，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家，和经济发展之间大概还是没什么关系的。当时，闪耀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是中国的邻国：日本。
“现在讲起来，这番话就是笑话了。但是在1985年的那个时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的确是非常合理的建议。” 彭慕兰在和记者回忆起这件事情时，自己也禁不住笑了出来。
如今，距离他第一次打开中国史的大门，已经过去了将近40年的时间。彭慕兰也早已成长为一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第一本著作《从中心到边缘：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与经济》，获得了1994年的费正清奖。此后，他在世纪之交出版的著作《大分流》中论证的，欧洲得以在18和19世纪快速抛离旧大陆上的中国和日本的条件，更是至今都还在引发学术界的讨论。彭慕兰也在2013年当选为了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他作为一个学者，一位历史学家，已经获得了学界以及社会的广泛认可。
于此同时，他研究的对象，中国，在这40年间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的东亚之星日本早已光芒不在，中国成为了世界舞台上冉冉升起的全新力量。当初是怎样的因缘和机遇让彭慕兰选择了研究中国？这些年来，中国研究在美国经历了怎样的发展与转变？中国研究的未来又在何方？最近，笔者有幸在芝加哥专访了彭慕兰教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学者的人生故事。
初探中国史：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彭慕兰教授，本名Kenneth Pomeranz，说起他当初为什么会选择研究中国史，这背后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彭慕兰虽然在大学就读期间就定下了以后研究历史的道路，但是当时他的想法还是选择欧洲史，特别是现代德国史。但是，他的父母都是二战期间逃亡到美国的犹太人。他的外祖父在将女儿送出德国后，自己留了下来，不幸殒命集中营。因此，研究德国史总是让彭慕兰隐隐有一些担忧。毕竟这段历史和他本人的家庭背景联系得有点太过紧密了。这时，他偶然在大四时听了一门中国史的课，开始萌发了研究中国史的想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研究中国史为他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让他可以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研究的领域。同时，他当时就已经萌发出了以后要进行区域间的比对研究的想法。这也就意味着，研究中国，总是要做的，而且晚做不如早做。
“我生来就会讲英语，大学期间也学会了法语和德语，对欧洲史也有了不错的了解。这也就意味着我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总是可以把欧洲史重新拾起来的。但是，如果我以后希望好好地做对比研究，肯定不能依靠英语的二手资料，那我就必须要自己去学汉语和日语。我要是在二十来岁的时候不去学习汉语、日语以及东亚历史，那么等到我三十多岁，写完了毕业论文，出版了一本著作之后，肯定更学不来。”
但是，要说研究中国在当年最吸引年轻的彭慕兰的地方，还是中国在1980年代所蕴藏的无限潜力。他当时已经清楚地看见，中国代表的是一条不同于当时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发展将会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因此，他希望近距离地观察中国的巨变，他希望在未来能够就中国的变革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当时美国国内学术圈对于中国的研究和了解还停留在工农革命的阶段，关注点还是农民革命。虽然中国开启了新时代，但是研究中国的学术领域还在过去踟蹰着。
“身处1980年代的我们当然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他们对越南战争，以及美国在战争期间接触到的‘农民革命’这一概念还是记忆犹新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了解什么是‘农民革命’自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他们也只是单纯地想要理解‘农民革命’这种现象罢了。断然不会有人觉得它会成为某种模板或是榜样。事实上，我认为在那个时候，学术圈里没人可以预料到，在接下来的25年里，‘农民革命’在我们对现代中国的理解中会被边缘化。”
因此，在当时的美国，现代中国研究完全不是一门显学。从另一个侧面来说，这也意味着当时在美国进行与现代中国相关的研究，那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相比之下，当时美国的现代欧洲史研究已经非常成熟。虽然还有发展的空间，但是毕竟没有现代中国那种‘新边疆’的感觉。他身边研究历史的师长们也充分地肯定了他的见解，对他的看法表示了认同。因此，尽管身边的许多人都对他选择研究中国表示了不解。彭慕兰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研究现代中国的道路。在这片广阔的天地里，他也的确做出了一番事业。
中国史四十载在美国的发展：中国研究进入学术主流
在采访中，彭慕兰用了“迷人”和“困惑”这两个形容词来描述自己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时的感受。那时正是文章开头提到的1985年，他带着自己的妻子来到了中国，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造访了济南、北京、南京等中国的多个城市。中国“迷人”在哪，自然是很好理解的：当时的中国，刚刚打开国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充满了对外界的好奇，以及对未来的向往。这种昂扬的精气神，给年轻的彭慕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说起“困惑”，则更多的是出于外国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不了解。
谈到这里，彭慕兰对记者说起了他在中国获得的第一段友谊。他和妻子在济南认识了一对年轻的夫妇。友谊的开始，在哪都一样：大家约定相互到家中做客，有空的时候一同出去吃个饭，每次见面的时候，双方还会互相交换一些小礼品。就这样你来我往地发展了大概一个月之后，发生了一件让彭慕兰夫妇很是疑惑的事情。有一次，男方突然把彭慕兰拉到了一旁，并向他表示，彭慕兰夫妇此前送来的小礼物都好，但是他们现在需要买一台彩色电视，最好是日本进口的，因此他们需要外汇，而彭慕兰外国人的身份正好可以帮上忙。因此，这位男友人向彭慕兰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作为外国人的他可以帮自己在黑市上兑换一些外汇。而与此同时，女方也正在和彭慕兰的妻子进行类似的谈话，并做出了类似的请求。当天晚上，回到家中后，彭慕兰和妻子都感到非常的失望。
“从当时西方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不需要通过关系就可以进入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向朋友提出帮忙换钱的这个请求，就让我们感觉对方是出于利益或者是某些物质需求才和我们进行接触的，而不是单纯地想要和我们交朋友。我们之后花了一些时间才了解到，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因为物资都是凭票供应的，人们很多时候只有通过找关系才能获得某些商品。因此，拜托朋友帮忙，搞到一些物资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这并不代表别人就不重视这段友谊。”
当时的中国和西方社会之间的差别是如此的巨大，产生误会是难免的。但是，随着中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的飞速发展，不论是中国还是中国史，在美国都完成了“正常化”的历程。彭慕兰正是这一过程的亲历者。
如今，在美国的历史研究圈子里，以及整个学术圈中，中国也已经成为了主流的一部分，那份“异域感”已经几乎完全消失了。彭慕兰表示，现在所有的美国大学里，只要有历史系，不论规模大小，肯定会至少有一个研究中国的人。同时，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们在美国，也可以将自己的学术成果发表在圈子里最主要的期刊上。从各种意义上来说，现在，中国研究在美国已经成为了一门显学。
但是，这并不代表，今天的美国学术圈在研究中国时，就不存在问题了。在彭慕兰看来，今天，有一部分美国的学术界人士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无视了中国的特殊性。在这部分研究者看来，中国和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没有什么两样，中国是一个“后发的发展中国家”。这个术语本身就足以让他们了解关于中国的一切了。
“这也是为什么，在某些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中，你会发现一些抱着这样的思想做的研究。看着这些研究，你都忍不住要提醒一下他们，不能随便把他们在其他地方获得的模型搬到中国来，然后就想当然地觉得这个模型在中国也肯定行得通。”
展望未来：中美应积极对话，携手共建属于中国的知识体系
说起未来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彭慕兰有很多的期待。在他看来，虽然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史以及中国研究逐渐在美国学术圈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但是西方在进行与中国有关的讨论时，使用的依旧还是自己的那一套观念和术语。换句话说，实际上，西方的研究者们还没有真正地将中国和西方放在平等的地位上。美国大学的历史教授们，如果要教授世界史的课程，现在都意识到他们不能单纯地把重点放在西方，中国肯定会至少占据一个课时的内容。但是，他们很少会认为，为了将中国纳入到自己的系统中来，他们必须要重新思考自己的这套系统。
彭慕兰举了个例子：“研究者们很容易说出类似‘中国在帝制时期的士绅，并不太像欧洲的贵族或是资产阶级这样是一个社会阶级’这样的话。那么自然而然地，你的下一步就是要找出一个新的词汇来替代‘阶级’这个词，好让我们继续进行有关社会阶层划分的讨论。而我们在这方面，应该说还处在一个非常早期的阶段。”
在彭慕兰看来，为中国的研究开发出一套全新的词汇，一个全新的体系，这是需要太平洋两岸的中美两国同行们在未来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而中美两国之间学术界的交流一直是越来越紧密的，良好的学术交流势必将为新体系的诞生提供土壤。
“如果你是一个今天在美国开始研究中国史的学者，那么你和我们这一代人之间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你从第一天起，就在太平洋的另一边有一群真正意义上的同行：他们阅读的著作以及学术论文和你读的差不多；虽然他们提出的问题可能跟你提出的问题不大一样，但是他们也可以理解你提出的这些问题。30年前，中国的学者更有可能用一句‘这是中国特色’就把你给堵回去，不会和你进行有意义的探讨。今天我们已经都意识到了，许多西方理论体系都不能完全契合中国的现实。那么我们现在要提出的问题就是，‘什么理论体系契合中国的现实呢？’找到这样一个，契合中国的现实，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理论体系，是现在太平洋两岸的许多学者们都在思考的问题。我们已经开始进行这个工作了，但是还只是开了个头而已。”
结语
根据彭慕兰教授自己的说法，他本来给自己起的汉语名字是“彭慕然”，但是不知道怎么的，被打成了“彭慕兰”，这样一来二去，以讹传讹，大家也就都叫他彭慕兰了。兰者，香草也。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墨客们就为兰的兀自芬芳，遗世独立而倾倒。兰之猗猗，扬扬其香。不采而佩，于兰何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慕兰”也不失为一个好名字，也恰似彭慕兰教授的人生写照。当他在四十年前下定决心研究中国史的时候，他选择的恰是一条与兰类似的道路：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地方，潜心研究，暗自芬芳。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今时今日的中国研究，形势已经大不相同了。正如教授在采访中所说的，新时期的中国研究必须要跳出西方的条条框框，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找到属于自己的体系。这一点，光凭借美国的学者，是做不到的。我国的研究者们，也要在其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合作和交流中共建新时代的中国研究体系，是现代中美学者共同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