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主会场： Collegium Minus, Adam Mickiewicz University
如往常的大会安排一样，这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讨论分为四个层次：主题发言、专题发言、圆桌会议和附属学会所组织的专场讨论。这些发言、讨论的组织和安排，加上开幕式上的主题演讲，有助让人窥测世界范围内历史研究的现状和趋向，也是本文写作的一个主要目的。笔者希望通过对这次大会的观察，让中文学界的读者了解当代史学的发展和走向。
开幕式
开幕式主题演讲，由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主席Catherine Horel （左一）主持
这次大会的主题发言安排了三场，第一场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Intertwined Pathways: Animals and Human Histories）；第二场是“记忆、考古、认同：对远古时代的认同建构”（Memory – Archeology – Identity: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on the Antiquities）；第三场是“走向平衡的历史知识：比较视角中的国家和民族—研究、叙述和阐释的范式”（Toward a Balanced Historical Knowledge: State and Nation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 Paradigms of Investigation, Narratives, Explications）。与之前大会将主题发言的时间均衡安排的做法不同，这次大会似乎将第一场视为重中之重，像往常一样安排两个整天的讨论，而第二和第三场则只安排了两个半天。从考察史学潮流的角度衡量，第一场主题发言检讨动物与人类在历史上的密切互动，反映了当代史学的一个明显的趋向，那就是希图走出长久以来，历史书写一直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传统。顺便提一下，有关动物史的研究，中文学界也已经出现了相关的论著。（参见陈怀宇：《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史学月刊》在2019年第3期也发表了陈怀宇、沈宇斌两人有关动物史的文章。有关走出人类中心的历史研究趋势，参见王晴佳：《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西方史学二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本场的主题发言，由四个方面组成，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照顾到了动物史研究的主要方面，比较充分地展示了动物史研究的现状和特点。（“Program,” X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oznań 2020/2022, 28-29.）
开展动物史的研究自然是走出人类为中心的历史书写的一个方面，但并不是其全部和唯一的取径。探讨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也是近年史学界和历史理论界出现的一个新趋向。在这次的开幕式上，有三位学者做了主题演讲，其中一位是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印裔学者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查克拉巴蒂早年从事后殖民主义研究，在2000年出版了影响甚大的《将欧洲地方化》的著作。近年他的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全球环境史，对“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概念做了理论的分析。2021年他出版了新著《地球时代的历史气候》（The Climate of History in a Planetary Age），从环境史、大历史的角度讨论当代世界面临的气候问题。由此来看，查克拉巴蒂已经从后殖民主义、劳工史的研究转变成为当代的一位历史理论家。自2017年之后他也被选为国际史学史、史学理论委员会的理事。
查克拉巴蒂在大会开幕式的演讲，围绕他本人史学生涯的转变，题为“资本主义、劳动和地球史的基础”（Capitalism, Work, and the Ground for Planetary Histories），而他的解释就是为了阐明他自己的研究如何逐步走向“将人类非中心化”（de-centering human）的道路，也即如何从人类史（他自己的专题——劳工史）转向了地球史。查克拉巴蒂的发言，从讨论字词“劳动”（labor）和“工作”（work）的异同出发，引经据典，引述了比如欧洲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等人的观点，指出了近代以来人类的“工作”，如何改变了地球的自然环境。因此他指出今后的历史研究，需要走出人类为中心的传统视角，更多地从地球为视角来考察人和自然、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查克拉巴蒂在演讲结尾的时候，语重心长地讲道：“地球在敲着我们的门，希望我们将之不但视为科学思想的范畴，也视之为人文和历史思想的范畴。”（“Opening Ceremony,” X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oznań 2020/2022, 35.）
由此，动物史、环境史和地球史抑或“大历史”，其研究分享一个共同的前提，也即希望看到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人类并非主宰一切、统辖一切，而是与所处的环境和其他生物产生了密切的关联。而它们在方法论上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些新兴的史学流派，纵横交错，水乳交融，没有明确的界限。譬如上面提到的动物史研究的主题发言，其“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的论文，便十分关注动物生长的环境（天然环境和人工建造的动物园等等）及其变化。同时，如何展现和管理动物，又牵涉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层面，而探讨动物的“主体性”（agency），希望探究人对动物的态度和观念的变迁，显然亦是一个思想史的课题。从查克拉巴蒂本人的学术转向来看，同样无法清楚界定他在目前从事和提倡的研究，是环境史、大历史的一项专题研究还是在阐发一种历史哲学。因此，如同本文标题所示，兼而有之已经成为当代历史研究的总体趋向；我们已经无法用之前的学派划分来概括某人或某项研究了。
如果说兼而有之是当代史学的总体趋向，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和表述的话，也就是表明现代学术的跨学科趋势，已经在历史研究的领域生根开花，成为当代历史著述的一个主要趋向。从上面提到的动物史、环境史和“大历史”的流行来看，历史研究自二十世纪初开始的“科学化”潮流，虽在二十世纪末期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冲击，经历了一段短期的消退，但在最近的十余年内，又重振旗鼓，势头更为强劲。因为上述这些新兴学派的特征，表现为将“科学化”从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扩展到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手。显而易见，对人和动物、人和自然关系的研究，单靠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显然不够。本届大会的第二场主题发言，有助反映了这一多种学派之间互动、融合的新趋势。如上所述，第二场的主题是“记忆、考古、认同：对远古时代的认同建构”，也即从多学科、多方面来展现全球范围的“古典时代”。以多学科而言，这场发表的论文显然并不都由单纯的历史学家所写，譬如人类学者王明珂就提交了有关四川三星堆遗址的论文，另一位来自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类学者蒂亚戈·维拉尔（Diego Villar）则研究了玻利维亚境内、亚马逊森林所传闻的蒸汽船故事，而来自荷兰学者蜜尔燕姆·霍廷克（Mirjam Hoijtink）则讲述了十九世纪荷兰考古学家卡斯帕·流文斯（Caspar Reuvens, 1793-1835）研究古希腊帕特农神庙大理石雕像（Elgin Marbles）并将之运到荷兰展览的事迹。同时，这场讨论也充分显示了全球史的影响；不少论文关注的远古时代，并不局限于西方，而是涉及了北非、北美、西亚和东亚。再者，从其标题所示，参加本场讨论的学者关注的重点是后代人如何看待、发现和呈现远古的时代，而不是对远古时代本身的研究，因此在方法的层面考量，这场讨论又展现了记忆研究与历史研究的高度结合。（“Program,” X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oznań 2020/2022, 30.）
学派之间界限日渐模糊，其实也表现为新与旧的结合。如所周知，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德意志史家一马当先，推进了历史研究和教学的职业化。利奥波德·冯·兰克及其弟子强调一手史料、档案文献的重要，并以讨论班（seminar）的形式，师生共同核查、鉴定史料的真伪和价值，逐渐为历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教学和研究的范式。而以政府档案文献为基础的历史研究，则又自然地以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为中心，将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建构树立为历史书写的主体。如上种种，在二十世纪开始也为世界各地的史家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但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批评的声音。二战之后，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近代史学在观念和方法上都受到了更大的挑战，譬如妇女史、性别史的开展，指出了兰克史学侧重男性精英的局限，劳工史、庶民史和“自下而上”（history from below）的历史探索，让史家的观察视角从“俯视”转为“仰视”，看到历史演变的背后，有着多种力量的推动，而全球史、环境史、情感史的兴起，又揭示若仅仅以民族国家为视角，并无法反映人类历史活动多方面、多层次的互动和交流。自2000年第十九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开始，全球史便登堂入室，成为当代史学的一个主流趋势。这一趋向在之后的几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参见王晴佳：《文明比较、区域研究和全球化——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所见之史学研究新潮》，《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但民族国家作为近现代历史的主要政治形式，在当代还远远没有丧失其作用——全球史和全球视野的历史研究在本世纪初的流行，现在看来或许体现了史家对世界历史走向的一种“预流”。而贝格尔等人对民族国家史的回顾和鉴定，其另外一个目的则是为了指出这一历史书写形式在当今世界，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毋庸赘言，自本世纪初以来，民族主义思潮在政治、经济和观念等方面，均有强劲复苏的趋势。譬如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时，企业家唐纳德·特朗普采用“让美国再次伟大”和“美国优先”等民族主义的口号参加竞选并获胜，便是一例。本次大会的第三场主题发言，题为“走向平衡的历史知识：比较视角中的国家和民族——研究、叙述和阐释的范式”，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史学希望新旧折中、平衡全球史和民族史的倾向。的确，从该场发言的设计和发表的论文来看，组织者有兼顾民族国家史和全球史的努力。从其副题来看，民族国家无疑是考察的重点，但参与者的论文则有着全球的范围：既有欧洲（侧重中欧和东欧）的例子，又包含了东亚（日本）、南亚和中东等地区。该场主题发言的组织者有三位：波兰学者托马斯·施拉姆（Tomasz Schramm）、捷克学者雅罗斯拉夫·帕尼克（Jaroslav Pánek）和匈牙利学者阿提拉·帕克（Attila Pòk）。（“Program,” X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oznań 2020/2022, 31.）施拉姆是位于波兹南市的波兰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大学历史系的外交史荣休教授，也是本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筹备委员会的成员，而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是本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所在地，在人文学科的研究方面享有声誉。本场发言的欧洲部分侧重中欧和东欧，与这三位学者的背景不无关系。换言之，民族国家史在世界各地的发展程度和趋向并不一致。如果说斯特凡·贝格尔及其同事在二十年前讨论西欧历史的时候，尚需要为民族国家史的传统辩解和正名，那么在西欧之外的地区，民族主义的思潮和民族国家史的书写，自那时直至今天，则一直保持着颇为强盛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今年以来欧洲局势的突变和东欧国家对之所采取的立场，也无疑有助证明这一现象。
事实上，上述这些汇合新旧、融合学派的当代史学走向，在主题发言之外的其他场次，也有明显的表现。从各个层次的发言、讨论来看，全球史/比较史、女性/性别史、环境史和记忆研究已经成为各国、各地史家研究历史乐意采用的取径。但饶有趣味的是，参会者发表的研究论文，则并不为一种理念和方法所限，而是常常兼而有之，体现本文所概括的当今史学流派的“消失和融合”的总体趋向。下面稍举几例用作说明，作为本文的结束。在专题发言讨论的第十二场，法语国家的学者组织了“个词在政治和社会词汇中的历史”（L'histoire du mot dans le vocabulaire politique et social），结合了概念史、思想史、政治史和社会史，考察“民族主义”这一词的历史。第十八场题为“移民和社会-政治革新：历史实例比较研究”（Migration and Socio-political Innovation. Comparing Historical Case Studies），将移民史的研究与政治史、社会史结合，并采取了全球比较的视角。第二十三场题为“共享的空间、冲突的记忆？跨宗教的记忆之场”（Shared Space, Conflicting Memories? Interreligious lieux de mémoire），第二十六场则是“跨越大洋：西班牙北美帝国和物品、人群和思想的循环”（Through the Ocean: the Ibero-American Empire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Goods, People and Ideas），前者结合了记忆史和宗教史，后者则从全球史的视角研究海洋史和帝国史，并兼涉思想史、商品史和移民史。（“Program,” X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oznań 2020/2022, 44, 50, 54, 57.）
开幕式上Adam Mickiewicz 大学合唱团表演
与专题发言相比，圆桌讨论的本意是围绕一个主题，因此在具体做法上略有区别。在本次大会的圆桌讨论中，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探究相对多一些，比如圆桌讨论的第五场是“碰撞和共生：全球史理论和方法的革新和进步”（Encounters and Concurrences: new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s in Global History），第七场是“从性别作为一个有用的范畴到反性别主义”（From Gender as an Useful Category to Anti-Genderism），第十七场是“重估历史方法论：经验在历史知识中的价值”（Reassessing Historical Methodology: the Value of Experience in Historical Knowledge），分别就全球史、性别史和史学理论的发展方向进行探讨。（“Program,” X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oznań 2020/2022, 63, 65, 75.）第十七场的圆桌讨论，由史学史、史学理论委员会的成员组织，其设计受到了荷兰史学理论家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相关理论的启发，并在次基础上深化讨论。顺便一提的是，作为该委员会的理事之一，笔者也参与组织了史学史、史学理论委员会在大会的一场有关史学方法论的专场讨论，题为“东亚和欧洲史学方法论的渊源”（Sources of Historiographical Methodology in East Asia and Europe），采用了东西比较历史文化的视角，发言人除我本人之外，还有意大利学者爱德华多·托塔罗罗（Edoardo Tortalolo），波兰学者大卫·罗嘉熙（Dawid Rogacz）和日本学者冈本充弘。罗嘉熙新近出版了《中国的历史哲学》一书，而冈本则与我和李隆国在今年年初一起主编了《西方史学在东亚：传播、评介和比较》。（“Program,” XXII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Poznań 2020/2022, 91. 另见 Dawid Rogacz, Chinese Philosophy of History: from Ancient Confucianism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Bloomsbury, 2020; Q. Edward Wang, Okamoto Michihiro & Li Longguo, eds., Western Historiography in Asia: Circulation, Critique, and Comparison,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2022.）
闭幕式上演奏波兰作曲家Ignacy Jan Paderewski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