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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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忆研究的开展,本来是对近代史学注重政治史这一传统的反叛。但近年来的记忆研究,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治史研究的复兴和回归。本文试图揭示记忆研究与政治史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甚至是近似于悖论的关系,以期引起史学界同仁的重视。应该指出,这个问题已经有学者予以关注。比如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阿伦·康菲诺教授,他在近年出版的《牛津史学史》的第五卷中撰写了“历史记忆”(History and Memory) 一章,并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参与了对相关问题的讨论。1不过阿伦·康菲诺只是指出了记忆研究与政治史的关系,并未进行较为深入的论述。本文试图从史学史背景出发来做更多的分析和说明。

注释:

1. Alon Confino,“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History:Problems of Method”,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2,Issue 5,1997,pp.1386-1403;“History and Memory”,in Axel Schneider and Daniel Woolf,eds.,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Vol.5,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36-51.

3. Peter Burke,“Ranke:The Reactionary”,Syracuse Scholar: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Ideas,Vol.9,No.1,1988,pp.25-30.该期以 “Leopold von Ranke”为主题,选择发表了一些参加1986年会议学者提交的论文。

4. 列奥波德·冯·兰克:《近代史家批判》,孙立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0页。

5. 对于兰克弟子的治史路径,可以参考Herman Paul,“The Virtues of a Good Historian in Early Imperial Germany:Georg Waitz's Contested Example”,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Vol.15,No.3,2018,pp.681-709。

6. 参见王晴佳、李隆国:《外国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6—252页。

10. Peter Burke,“Aby Warburg as Historical Anthropologist”,in Horst Bredekamp,Michael Diers,and Charlotte Schoell-Glass,eds.,Aby Warburg:Akten des Internationalen Symposiums Hamburg 1990,VCH,1991,pp.39-44.

11. 参见勒高夫等:《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12. Lawrence Stone,“The Revival of Narrative: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Past and Present,Vol.85,Issue 1,1979,pp.3-24.

13. 参见钟孜:《新文化史、阐释人类学与历史想象:试论格尔茨对娜塔莉·戴维斯的影响及其蜕变》,《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

14. 参见Jan Assmann,“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New German Critiques,No.65,1995,pp.125-133;Aleida Assmann,“Transformations Between History and Memory”,Social Research,Vol.75,No.1,2009,pp.49-72;Jan Assmann,Cultural Memory and Early Civilization:Writing,Remembrance,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16. Aleida Assmann,“Transformations Between History and Memory,” pp.49-72.

18George Orwell,1984,Coradella Collegiate Bookshelf Edition,2004,p.46.

THE END
0.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理论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jvzq<84vjgus{7ugqrrf0lto0et0IK4p31814<4232?0e=5753344?5458>/j}rn
1.欧洲史学新方向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9-10.格奥尔格*伊格尔斯 . 欧洲史学新方向[M]. 北京: 华夏出 版社,1989.伊斯格尔.欧洲史学新方向[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41.乔治*伊格尔斯 ,1989《, 欧洲史学新方向》,北京 :华夏出版社 .jvzquC41yy}/|qfpisobqtj{cp4dqv4dqqq.ew42:3;15@:6827/j}rn
2.《欧洲史学新方向》读书报告本书共有五章,按内容分的话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章是第一部分,传统史学的危机,可以看作是对年鉴学派之前旧的史学传统的回顾,主要以18世纪德国哥廷根学派和柏林大学的兰克学派为主,前者称为博学学派,重视对原始材料的搜集,将对证据的精密考证和对一系列事件的叙述性重现结合起来,企图建立一种能把握事件相互联系的历jvzquC41dqul0mtwdct/exr1cptpvjykqp523;=:54761
3.西方史学的四大转向、文学的五大转向及哲学的八大转向美国史学发展的总体特点是后发先至,最后引导西方史学的发展。美国史学的早期流派大都受欧洲史学的影响产生,直到特纳的“边疆学派”的兴起,美国的史学才真正走上了独立发展之路。其思想受欧洲正在流行的经济史观的影响,也受到了当时流行的庸俗进化论的影响,片面强调了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等。 历史哲学 这一时期的历史哲学可以分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和批 jvzquC41yy}/5?5fqe4dp8ftvkimg8<877862Ad332999?;7;0nuou
4.欧洲史学新方向欧洲史学新方向定价:¥4.95作者: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著;赵世玲,赵世瑜译 出版社: 华夏出版社 丛编项: 二十世纪文库 第二批 标签: 史学史 史学流派ISBN: 9787800531750 出版时间: 1989-03-01 包装: 开本: 19cm 页数: 267页 字数: jvzquC41yy}/f~xjw0ipo8gqqm522=68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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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趋新反入旧:傅斯年史语所与西方史学潮流摘要:20世纪前期的世界史学正处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前夜。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危机四起,针锋相对的批评质疑之声遍布欧美各国,新史学的崛起已不可遏制。达到巅峰的欧洲汉学也非语文考据派一枝独秀,同样孕育着变革的因素。法国汉学内部分化出以葛兰言为首的社会学派,主张社会科学化的美国中国学也正处在上升时jvzquC41yy}/nqu0uf{/gmz0ep5jpot132641:8340n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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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反思中成长的外国史学史学科美国的新史学对19世纪传统史学进行反思,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和方法,推动了美国、欧洲乃至世界史学的发展。法国年鉴学派的兴起、发展和持续影响,就是这波史学反思的重大成果。思辨的历史哲学、批判的和分析的历史哲学、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近年来方兴未艾的全球史学等,纷纷登场、jvzquC41euyo0ls1fm€hzy4|izv`|pxjmzvk1;544pj5sh653:>61;545290v;5452918h:823;197xjvor
11.超越“欧洲中心论”的总体史在主张“历史综合”的亨利·贝尔的支持下,受社会学涂尔干派和地理学拉布拉什派等的影响,布洛赫提倡用比较的方法探索历史上的各个社会如何相互影响,最终找到社会中历史现象的多重原因,开出一条有别于实证主义史学的新路。例如,将法国的历史放到欧洲史中,将欧洲史放到全世界范围内考察,“指出它们的共同性的同时指出其jvzquC41yy}/e|xp0et0utl|1d}ze87246661}7246663>d79773393ujv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