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16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举办“走向欧洲命运共同体之路”欧洲史博士生论坛。来自海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80余位学者和研究生参加此次活动,围绕如何开展跨学科、跨国别的欧洲史研究进行了交流。
探讨多元化欧洲
在中世纪欧洲，天主教会、世俗王国、自治城市彼此纠葛,相互影响。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宁研究了13—15世纪英国城市堂区的自治权利,认为城市发展与自治权利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堂区职权和地位的上升也是自治权利发展的结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周程祎从圣德尼修道院的方形王旗入手,认为以苏热为代表的修士团体通过授旗实践与历史书写,推动了法国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莹以十字军东征时期医院骑士团的世俗化为研究对象,认为在中世纪教俗二元权力体系下,军事修会最终沦为教皇和国王的附庸。
宗教改革深刻影响了生活习俗与城市发展。1522年四旬斋期间,苏黎世一个印刷商及其工人以进行体力劳动为由,食用了香肠,触犯了教会有关四旬斋的规定,这一事件直接导致苏黎世新教与天主教的矛盾公开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付家慧认为,天主教和新教对四旬斋的不同看法反映了世俗生活与宗教改革的相互影响。16世纪初,南德施瓦本地区的宗教改革运动如火如荼,奥格斯堡作为政治、经济、印刷、文化中心,汇聚了最多的早期教派因素。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吴愁以奥格斯堡为研究对象,认为在早期教派多元化局面下,诸多势力博弈,作为世俗权威的市议会采取“兼容并包”的教派政策,使奥格斯堡成为独一无二的具有宗教和平意义的“双教派”帝国城市。
文本分析是重要的史学研究方法。艾萨克·牛顿不仅是经典力学的创始人,而且是人文主义者,著有普世史相关书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一博通过分析牛顿普世史的历史编年方法及同时代人对他的批评,探讨在科学主义兴起的背景下时间精确化如何成为双方争论的基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子悦通过对比《约翰逊传》与塞缪尔·约翰逊本人所著的日记以及其他文学著作,揭示了约翰逊对于以地方语言写作的通俗文学的热情,进而将约翰逊的文学阅读观与“地方语文化”兴起这一背景相联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刘佑民重点考察了西耶斯的宪法评议会构想,认为这体现了他超越左与右尖锐对立、捍卫宪政秩序与个人自由的诉求,而作为被否决了的制度,它又体现出热月—督政府时期大革命政治文化的某些内在困境。
开拓欧洲研究新视角
从军事史与海洋环境史角度重新审视欧洲史,是此次论坛的一大亮点。鳕鱼战争是1958—1970年冰岛与英国争夺冰岛附近水域捕鱼权的斗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张秦瑜探讨了鳕鱼战争的缘由,不同于以往的国际关系史角度,而是从海洋环境史角度另辟新径,指出英国拖网渔船破坏了冰岛海域的鳕鱼物种繁殖与海洋生态系统,是促使冰岛挑战英国的重要原因。1941—1942年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曾被歌颂为英雄战役,但在苏联解体后的历史虚无主义乱象下逐渐被淡化甚至扭曲和诋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谭学超认为,这一保卫战挫败了德军全面控制南俄地区的企图,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许婷婷根据《消息报》相关报道,考察了一战与十月革命的相互作用,认为对外征战占用了俄罗斯帝国主力军队和基础财力,为革命提供了可突破的薄弱环节,十月革命后苏俄退出一战,对协约国造成重大打击。
发掘、使用原始材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功。20世纪80年代,西德爆发了一场遍及社会各阶层的和平运动,抗议美苏军事竞赛,抵制美国在西德部署导弹,和平主义者因而被扣上了反美主义者的帽子。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范继敏以柏林绿党档案馆的材料为基础,认为和平主义者并非都是反美主义者,而是有着多层次的美国观,草根民主与和平主义是其美国观的思想内核。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取得巨大成就,这与普鲁士文化部教育司大学事务主管弗里德里希·阿尔特霍夫紧密相连。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栗河冰通过分析阿尔特霍夫体制的人事任命政策及政策制定过程的细节,揭示了威廉帝国时期官僚政治与学术群体的微妙关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马麟贺从工程史的视角分析基佐及法国空论派的政治理念,认为工业主义时代法国政府就工程问题征求民意的过程充分体现了民主与理性、公平与效率的微妙平衡。
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特长,是此次论坛的特色。北京大学哲学系冯子龙以《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为基本文本,重构了费希特关于想象力这一概念的基本观点,认为想象力作为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能力,构成了费希特认识论的基础,其众多重要的概念如实在性、自由活动等,都需要借助想象力理论才能被理解。想象力是构建费希特自我意识理论的重要工具,相对完整的自我意识概念正是他对康德重要的继承和创新,想象力是形而上学的概念,可以运用于本体论领域。南开大学哲学院彭晓涛研究了康德的欧洲一体化构想及其限度,揭示了这一思想的现实化条件,即国际联盟的制度条件、历史机制条件以及国际舆论条件。
解读欧洲一体化危机
近年来,欧债危机、难民危机相继爆发,欧洲一体化进程困难重重。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陈扬认为,自欧债危机以来,德法合作模式之所以转变,是由于机制化的双边合作、“欧洲代言人身份”、互补嵌合的国家间实力与角色分工等条件发生了变化。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陈富以巴登符腾堡州为例,解读了德国中学历史教育政策与历史教科书,认为中学历史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德国公民欧盟归属感的提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宋舒杨考察了欧盟建立初期德国的难民问题,认为当时德国与欧盟的限制性难民政策有效控制了难民数量,欧洲一体化程度尚低,关于难民政策的相关讨论主要限于政治精英内部,并未出现大规模“疑欧”现象。
难民危机余波未平,又衍生出社会新问题。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温婧阐释了难民危机背景下欧洲穆斯林群体面临的困境,认为西方部分新闻媒体片面地、有选择地对穆斯林群体进行负面报道,极右翼政党刻意宣扬外来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带来的威胁,使得他们难以融入欧洲主流社会。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叶婧分析了2015—2018年上半年欧洲统计局数据,认为欧洲难民危机有四个特征:欧盟尤其是德国仍是重灾区;进入欧盟的难民数量持续减少;来源国国别结构有变化,但叙利亚仍为主要来源国;非法移民新路线“改道”西班牙。由于欧盟内部矛盾分歧日益严重,单边行动与小团体主义倾向不断加剧,加之与第三方的合作存在变数,难民问题仍是欧盟及其成员国不得不面对的长期难题。
今年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齐思和诞辰111周年。他学贯中西,不仅是我国世界中古史学科的奠基者之一,而且在先秦史、晚清学术思想史、乾嘉考据学等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此次论坛召开了齐思和先生纪念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彭小瑜主持纪念会并致欢迎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资深教授马克垚、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廖学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资深教授徐蓝、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高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先后致辞,讲述了对齐思和的珍贵记忆,回顾了他的学术贡献,并勉励青年学者坚定中国文化自信,在欧洲史研究工作中取得更大成绩。（范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