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甘肃、青海和新疆却有更为集中的发现，其中年代最早的小麦见于马厂文化—四坝文化过渡期的西城驿遗址，其他也大都在四坝—齐家文化时期，如民乐东灰山、金塔火石梁、缸缸瓦、大通金蝉口、罗布泊小河、古墓沟和和硕新塔拉等遗址。有可能是大麦的线索则见于东灰山、西城驿和陶寺晚期。
绵羊和黄牛也普遍见于海岱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齐家文化、二里头文化、四坝文化、朱开沟文化、陶寺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多个遗址，王城岗、新砦、陶寺和二里头四个遗址的统计情况表明，龙山文化时期绵羊和黄牛的最小个体数可以达到10%，二里头文化时期则达到20%～30%。
在西北、北方和燕辽地区，这个数据的比例还要高一些，喇家遗址可鉴定标本数绵羊为48.11%，山羊为0.46%，黄牛为16.72%。朱开沟遗址的绵羊与猪的数量几乎相当，占三分之一强。
大山前遗址的牛和羊占肉食动物的比例为40%（猪为47%）。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家马发现于约距今4000～3600年的甘肃地区。原产于中国的粟（黍）作农业出现在中亚地区也约在公元前2000 年。
这些铜器绝大多数出自二里头文化时期，龙山时期的数量不多，其中山东龙山文化只有小件铜器。
而下王冈和新砦有铜容器，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陶寺中晚期出土的5 件铜器，包括环、铃、盆、齿轮形镯和蛙，这些铜器的器形独特，看不出外来的影响，表明中原地区已经掌握了铜器冶铸技术。
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无疑形成了当地的冶铜业体系，但相关遗物的发现却远不如西北地区的数量多，而且从新疆东部的天山北路到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北方地区的朱开沟文化和燕辽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所见的铜器均与草原地带的赛依玛—图尔宾诺文化(Seima -Turbinno Culture)和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Culture)有关。
赛依玛—图尔宾诺青铜矛甚至出现在山西和河南西部的淅川下王冈。
此外，在天山北路、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峁遗址所见的金器、权杖头、石人像等有中亚和草原地带的影响。
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新疆北部地区连续发现发源于萨彦—阿尔泰和中亚地区的奥库涅夫文化（Okunevo Culture）、赛依玛—图尔宾诺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
同时，新疆东部哈密地区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已经有了马厂文化的踪迹，到四坝文化时期，天山北路墓地可见稳定的聚落并持续发展。四坝文化西城驿遗址的土坯房屋、齐家文化喇家遗址房屋的壁炉等受到了中亚地区绿洲农业聚落的影响。
从中原地区经甘青向西至新疆的丝绸之路上在这一时期有定居聚落的发现，成为稳定的青铜时代全球化形成的标志。
五 两个世界与两种文明
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核心区域的衰落最早始于长江中下游石家河、良渚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其结果是造成了该地区的空心化。
直到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一期，山东和河南东南部地区继而衰落，河南中西部郑洛地区也有衰落的迹象，仅余新密新砦和洛阳二里头两个100 万平方米还算比较大的遗址，但远不如同时期的晋南和北方地区。
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二期至四期），传统新石器时代核心区域中仅剩下洛阳盆地一块唯一持续发展的地方，更像是一处文化孤岛，外围聚落则渐次减少，临近地区郑州、晋南乃至嵩山东南侧尚好，再往四周的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关中地区则人烟稀少，无一不是衰败的景象。
龙山晚期—二里头文化时期乃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文化核心区史上最黑暗的时段。
在新石器时代核心区域衰落的同时，核心区域的周边特别是从燕辽经北方、西北至西南地区的半月形地带开始逐渐兴盛。
这一区域（除燕辽以外）原来只是核心地区开发的边际地带，仰韶文化人群曾不断向北方和西北地区拓展，至仰韶晚期，这些地方的聚落逐渐增多并形成当地的文化特点，继而向更加远离中心的地区开拓，如马家窑文化向西进入河西走廊，向南进入甘南和川西北。
经半山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阿善三期文化到龙山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宝墩文化时期，终于形成了与原新石器时代核心区域一样发达的文化区，彻底改变了此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格局。
二里头文化时期燕辽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兴起，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形式，但其间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北方地区和四川盆地也有衰落迹象。
公元前3000 年开始，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已经显露了与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早期文化交流的迹象，但联系似乎并不密切。跨欧亚大陆的青铜时代全球化直到龙山文化时期开始形成，至二里头文化时期达到了稳定的状态。
公元前2300～前1500 年的800 年间，传统核心区域的衰落、半月形地带兴起造成文化格局的改变以及欧亚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同时发生，成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中国乃至东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大变局，影响之大目前还难以作出充分而合理的评价。
对于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衰落的解释有禹征三苗说、消耗说、洪水说、气候变化说等。这些说法都还只是对局部地区或短期事件的解释，年之久大范围长期持续的社会文化衰落应该有更为复杂的原因。
历史上造成人口的大量下降和社会文化衰落往往是出于气候变化、移民、疾病、饥荒和国家灭亡等多种原因的集合。
历史时期社会人口大量减少和文化衰落均与疾疫流行和社会动乱相叠加有关，特别是在所谓全球化最初形成或加强的时期尤为突出，极端的例子如地理大发现时期美洲原住民人口的急剧减少以及中世纪游牧民族加速流动带来的黑死病爆发。
原来相互隔离的区域间，因农业人群病毒交换所造成的疾疫消灭过彼此大量的人口。
在青铜时代全球化形成的时候，农业区的各种病毒如鼠疫就携带在从黑海向东扩张的彦那亚文化人群中，同时也发现在萨彦—阿尔泰地区的阿凡纳切沃文化人群中，这支文化正是目前所知迁徙至新疆北部地区最早的欧罗巴人，随后来到新疆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人群也同样携带有这类病毒。
相关研究在中国考古中尚未开展，还没有更多的证据，但从庙底沟二期开始到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江淮之间出现的大量的灰坑葬是公认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大量增加的结果，显然与动乱和疾疫有关，而非零星的冲突所造成。
实际上，这个时期也是旧大陆西部古代文明的衰落时期，如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和两河流域的阿卡德帝国的消亡，其原因至今尚无确切的解释。
中国半月形文化带的形成显然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出现有很大关系。刘莉和陈星灿认为：“青铜冶金术、车和驯化的小麦、大麦、马、牛、绵羊、山羊都是从中亚来到中国的。中国与欧亚草原的交流也许通过了北方与西北方的多条不同路径发生，但直接的联系最有可能发生在北部边界，那里的人们充当了两个地区中间人的角色。”
还可以进一步加以解说的是，小麦进入中国的初期（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在大多数地方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山东和中原地区出土的地点虽不少，但在每个地点所占的比例极小，而兴隆沟第三地点、三座店、喇家等遗址出土的是粟、黍、大豆三类作物，没有小麦，说明小麦对北方、燕辽和甘青地区尤其不重要。
一般认为这是由于西方传来的小麦一时还没有适应中国的环境，北方、燕辽和甘青地区特别干旱，致使早期小麦无法利用。
但小麦在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却十分重要，发现了很多四坝文化的大麦和小麦，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和古墓沟墓地也都出土了小麦，说明这里已经形成了与中亚一样的绿洲农业，从中亚地区传播来的小麦在这一地区显然不存在适应环境的问题，四坝文化和新疆地区的绿洲聚落遂得以稳定发展，连通了早期丝绸之路，因此可以说丝绸之路就是欧亚青铜时代全球化的产物。在北方和燕辽地区仰韶文化时期的肉食来源中，狩猎的野生动物占了最大的比例，龙山文化以后则是以家养动物为主，其中绵羊和黄牛的比例接近半数，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的这一比例更高，而且这个时期还有了利用羊毛等农副产品革命（次级农业革命）的证据。
在河西走廊和燕辽地区都发现了当地冶金技术的确凿证据，但产品却与赛依玛—图尔宾诺等草原文化并无二致，说明欧亚草原与中国半月形地带存在长期而稳定的文化交流，形成了相似的生活方式。因此青铜时代全球化也应当是甘青、北方和燕辽地区农业、手工业经济体系形成的一大原因，为这一地区社会文化的繁荣和人口的大量增加奠定了基础，半月形地带从此才有了重要的战略地位。
没有青铜时代全球化带来的冶金术、麦类作物和食草家畜就没有中国的青铜时代，没有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转变也就没有三代的历史。传说中的夏代崛起于晋南，先商和先周文化一个来自冀南一个来自西北，分别出自北方、燕辽和西北文化系统或至少是半月形地带与中原交界处，按照李零的说法，三者都“大有胡气”。
而不论出自何种原因，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地缘关系得以形成的另一方面，即新石器传统核心区域的衰落同样值得重视，试想如若不然，夏代王权国家的东南还有龙山、石家河、良渚文化的青铜时代后续王国，神州何处是中原也许就另当别论了。
因此，从地缘关系上看，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是中国历史乃至东亚历史的一个关键时段，此前和此后的中国乃是两个世界。
此前中国的世界体系在东亚，东亚的文明中心在黄河、长江两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在这里成长起来了庙底沟二期、大汶口、石家河和良渚文明。这些文明曾四处拓展至西北、东北、西南和华南，并持续影响了中亚、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文化。
此后中国的世界体系一变而成为欧亚，原来的新石器时代文明在核心地区衰落，处于欧亚接触地带的半月形地带兴起，在与豫西和晋南这一唯一没有衰落并保存了新石器时代以来复杂社会的区域互动中，形成了随后中原地区的青铜时代文明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