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报道》记者 徐豪
“辽宁西部山区东山嘴、牛河梁遗址发现的红山文化‘坛庙冢’这种三合一的建筑遗址，有点类似于明清时期北京的天坛、太庙与明十三陵。”1986年7月，牛河梁遗址发掘出祭坛之后，《光明日报》刊文称。
“坛庙冢”体系无疑是红山文化后期形成国家雏形的重要证据，在中华文明起源中意义重大。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将其概括为“红山文化坛庙冢，中华文明一象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贾笑冰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不晚于距今5500年，红山文化在牛河梁完成中国史前时代第一次礼仪制度的创新，以祭祀礼仪、玉礼器使用为核心，礼制已经成为红山社会团结、发展和秩序建立的基础。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的祭坛，构筑独特，规格甚高，其位置恰在女神庙的正南部，呈现“北庙南坛”的布局。 （摄影/滕妍妍）
从牛河梁到天坛
在北京城南离紫禁城直线距离约3公里处，有一个礼仪性建筑群，三色琉璃三重檐的祈年殿，汉白玉栏杆筑起的三层祭坛圜丘，一条长360米、宽30米的神道将它们串起，其他礼仪建筑沿着中轴线分布。这是明清两代皇帝每年冬至举行祭天大典的地方——天坛。
这种礼仪性祭祀建筑群形制源远流长。三层起坛、天圆地方、沿中轴线布局的建筑理念，连同“北庙南坛”“敬天法祖”的传统，早在5500年至5000年前的“红山古国”就已出现并形成规制，一直绵延至今。这一礼制的滥觞，就是牛河梁遗址特殊的“坛庙冢”组合。
在1983年秋冬，牛河梁积石冢和女神庙遗址先后发现，苏秉琦就将其与远在30公里以外东山嘴遗址的祭坛放在一起，归纳为“坛庙冢”，并指出“这是活动于大凌河流域的红山人举行类似古人传说的‘郊’‘燎’‘禘’等重大祭祀仪式活动留下的遗迹”。
几年后，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3号冢经发掘解剖确认为祭坛，而且是规模更大、结构更为标准的祭坛，牛河梁遗址“坛庙冢”祭祀建筑组合得以确认。苏秉琦先生将其与北京的天坛进行比较：“坛的平面图前部像北京天坛的圜丘，后部像北京天坛的祈年殿方基。”
现有考古资料表明，牛河梁遗址已具有按南北中轴线分布的“北庙南坛”布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认为，红山文化已进入高度发达的祖先崇拜阶段，而作为红山文化中心的牛河梁女神庙已是宗庙或其雏形。他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以血缘为纽带的祖先崇拜是中国人信仰和崇拜礼仪的主要形式，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根脉。”
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晚期最重要的遗址，在上世纪80年代曾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被称为“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2020年，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重启了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发掘。“牛河梁遗址范围内，当时发现了16个遗址地点，这几年新确认遗址点已达67处，极大丰富了牛河梁遗址群的规模和数量。”贾笑冰介绍说。
基于礼仪行为的信仰体系
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和半拉山遗址都发现了神庙建筑;东山嘴遗址、草帽山遗址和牛河梁遗址都发现了祭坛;牛河梁遗址和半拉山遗址都有祭祀坑发现。辽西和蒙东的红山文化遗址中，祭祀遗迹类型、结构、布局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出一致性，这说明红山文化中已经有了达成一致规范的思想制约和认同。
“祭祀礼仪活动设施在红山文化分布区的普遍出现，表明信仰和礼仪活动在红山社会中的广泛流行，祭祀礼仪活动遗址之间规模的差异或者趋同，说明与祭祀礼仪相关的社会规范已经出现，礼制已经成为红山社会团结、发展和秩序建立的基础。”贾笑冰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在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当时命名为3号冢的遗址，后来经过发掘被认为是祭天的坛。贾笑冰介绍，祭坛由直径不同的3个同心圆，逐级升高形成了三层台阶。而围成圆圈的三重坛所用的石头都是挑选过的六棱石柱，并非加工所成，而是依据石头的自然节理形成的，内层石头圈里面还摆放了祭祀用的陶制筒形器。
有意思的是，祭坛3个同心圆直径分别为11米、15.6米和22米，3个数等比近于√2。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时的测算，这3个大小不同的圈分别对应着冬至、春秋分和夏至，与地上所观测的太阳的运行轨迹相同。“从牛河梁遗址分布情况来看，坛位居整个遗址区偏南侧，与后世的礼仪制度——北郊祭地南郊祭天完全吻合。”贾笑冰说。
基于礼仪行为的信仰体系，筑就了红山文化社会团结和发展的根基。贾笑冰表示，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第十三地点等大型社会公共礼仪活动设施的建设显示了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由石墙、筒形器所构筑的大型墓葬的附属设施的建设、玉器的规范化使用与分配，表明社会等级规范的确立，高等级墓葬在祭祀礼仪中心的聚集显示祭祀礼仪活动是社会秩序建立的基础;与祭祀礼仪相关的筒形器与玉器的生产及专业化分工代表了生产技术和社会管理的最高水平。
1983年 11月 2日，女神像出土时仰面朝天，双目圆睁，略带微笑，摄影师李振石抓拍了这一“五千年后的历史会见”瞬间。 （资料图翻拍）
红山文化何以成“礼”?
贾笑冰认为，红山文化礼仪活动与古礼相对应有三级中心，以牛河梁遗址群为代表的红山文化礼仪中心;以胡头沟遗址群、东山嘴遗址群为代表的区域礼仪中心;以半拉山遗址、田家沟遗址、草帽山遗址为代表的三级礼仪中心。
除了“坛庙冢”和玉器的显像，“礼”在红山文化中是如何体现的?
“礼是红山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体现。”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之一的郭明认为，红山文化后期，礼仪明显地用以规范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等级，通过作为个体身份标识的玉器就可以确定社会中的等级关系。
“还有一个核心的关系，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天上有神，地上有神，还有祖先，所以《周礼》就做了规定，什么样的方式祭天，什么样的方式祭地，以什么样的方式祭祖先。”郭明告诉《中国报道》记者，在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发掘中，就发现了这种不同祭祀行为的遗迹，“虽然不能和《周礼》记载的方式完全吻合，但牛河梁的方式在周礼形成的几千年前就有了，已经形成了‘礼’的体系。”
贾笑冰也表示，红山文化礼仪类遗存，很像是《周礼》《礼记》等文献中记载的“燎祭祀天、瘗埋祭地、肆献祼享先王”等礼仪制度。而燎祭遗迹中发现的不同焚烧物则诠释了文献中古礼所言的祭祀等级规定，类似“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币。立小祀，用牲。以岁时序其祭祀，及其祈珥”。这显示了牛河梁遗址已经出现了较为完备的祭祀礼仪体系和相关的规制。
儒家文化核心特质的直接源头
考古学家张光直说：“与西方以发展生产和贸易、改造自然的‘断裂性文明’不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具有将世界分为天地人神等不同层次的宇宙观和通过沟通天与神以取得政治权力和财富的‘连续性文明’。在这种类型文明的形成过程中，精神领域、思维观念往往得以超前发展。祭祀活动频繁有序推动祭祀建筑的发达和礼的形成。”
贾笑冰告诉记者，随着红山社会进一步发展，祭祀活动这种神权、宗教权日益与社会政治紧密结合，巫术活动中的“礼”和“仪”进一步系统化、理性化，形成礼制。“祭祀活动在西方演变为伦理宗教，而在中国，则演变为处理社会关系的礼乐制度，最终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以儒教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他说。
“天神、地示、人鬼的古代宗教体系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始终。以玉明礼、以玉比德的玉礼制、玉文化到后期甚至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所以可以认为以牛河梁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特质的源头之一。”贾笑冰说。
贾笑冰进一步表示，红山文化创造的基于祭祀礼仪体系的礼制是后世文献记载的礼制与礼仪活动体系的雏形，礼制及以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认同为基础的社会团结与发展模式是中国文明的精神内核，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兼容并包的弹性社会系统则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的开端。
贾笑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摄影/胡俊）
对话贾笑冰——
为什么可说“礼出红山”?
中国报道：从后世礼制的内容来看，为什么可说“礼出红山”?
贾笑冰：文献和古史领域里对礼制的表述来看，“礼”有这些特点：祭祀主体等级不同，祭祀场所规模不同;祭祀对象不同，祭祀方式不同;祭祀对象等级不同，祭品种类、组合不同;玉礼器显示身份等级。无论是形而下的“器”，还是形而上的“道”，都可以看出红山文化与礼制的源远。
中国报道：从考古发掘来看，牛河梁遗址所代表的红山社会在宗教信仰方面有哪些发展?
贾笑冰：红山社会在宗教信仰方面，首先形成了红山社会最高等级的祭祀礼仪中心牛河梁，形成了“天神、地示、人鬼”的崇拜体系;其次已脱离巫术阶段，进入了古代宗教的阶段，形成了玉器及其组合区分等级身份的玉礼制。
中国报道：在统一的礼制规范和信仰体系下，红山文化表现出怎样的发展趋势?
贾笑冰：红山文化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不仅实现了对本地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改造发展，使之以全新的特征展现在红山文化中，同时还以开放的态度接纳来自其他文化的包括技术、装饰等各种要素并重新为我所用，将之有效融入自身的文化系统中，内化成为红山文化不可分割的要素。红山社会是上层远程交流网络的重要参与者，比如可以证实的是与长江流域凌家滩文化进行长距离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