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裴安平（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湖南省考古学会秘书长）
全世界的民族学和考古学都已证明，聚落群聚现象不仅是人类血缘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形态，而且还是血缘社会特有的居住与生活方式，是史前历史发展和演变的载体与平台1。因此，关于聚落群聚形态研究的理论与思想方法就是以人为本先复原历史再研究历史的必由之路。
此外，考古还证明文明起源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血缘社会的人类组织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以血缘为纽带独立、平等、分散、长辈领导管理的聚落组织，过渡到以实力为纽带、抱团相聚、“核心”领导和管理的一体化聚落组织。其中，以聚落为组织单位的一体化聚落群就是文明起源的标志，而中国长江以南的澧阳平原就是中国文明早期起源的代表和领跑者。
现代澧阳平原，位于湖南省洞庭湖西北岸的澧水中下游，西起石门，东至津市，地处武陵山脉的东北边缘，西、南、北三面环山，南临澧水，东向洞庭湖敞开，面积约600平方公里。
由于整个湘北地势西高东低，所以地处西北高位的现代澧阳平原至今仍保存着几百处史前古文化遗址，为探索中国史前文明起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一、文明起源渊源流长
事实证明，澧阳平原之所以在全国能率先引领文明起源的潮头，还能成为中国最早文明起源的领军，关键是距今3--1万年之间良好的发展状态。虽然表面上是它只是以往历史的平静简单的延续，但实际上却是在不声不响之中为文明起源预备了基础和条件。
（一）主要发现
发掘证明澧阳平原就是中国最早具备了文明起源社会条件的地区。其中，澧县澧东乡十里岗、临澧官亭乡竹马遗址就是这一阶段的突出代表，并有四项重要发现
第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人类住宅建筑
图一：湖南澧县十里岗遗址出土物
1、十里岗海星状半地穴式房址；2、八十垱海星状半地穴式房址；3、十里岗高台建筑；4-1、2、3，法国ANDSSON 教授鉴定的十里岗稻属植硅石；5 中国张文绪教授鉴定的十里岗稻属植硅石。
（1 引自：作者为发掘领队自拍；2 引自：《彭头山与八十垱》（下））彩版一九：2；3 引自：储友信《湖南发现旧石器时代末高台建筑》；4、5 皆引自：裴安平《史前广谱经济与稻作农业》）
十里岗遗址座落在平原东部地势低洼的东田堰南岸的岗地上，现代相对高度约十米；属于新旧石器过渡时期，距今约3--2 万年；2000 年正式发掘，发掘面积300 平方米，发现半
地穴式住宅建筑遗迹2。
已发现的半地穴式建筑，海星状，四角都有斜坡门道，中间地面比较平整（图一:1）。
由于这类遗迹不仅在同时期的临澧官亭乡竹马遗址3，距今约8 千年的澧县八十垱彭头山文化遗址4（图一:2）都有发现，所以毫无疑问属于当时当地人类的居住遗迹。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露天的住宅建筑遗迹还是目前中国所见时代最早的居住建筑遗迹。
第二，发现了中国最早第一个高台式建筑遗迹。
临澧县官亭乡竹马村位于澧阳平原西部边缘的低山丘陵岗地。1996 年为配合襄樊至石门铁路复线的建设，在取土场的岗地发掘中发现了中国最早第一座高台式建筑（图一:3）。
高台完全是土筑，面积约24 平方米，高出地表约0.7 米，外轮廓椭圆形，南部有门道。
发掘者当时就认为“该处建筑遗迹可能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建筑遗迹”5。
不过，目前还不清楚建筑的具体作用。
第三，发现了“远古中华第一村”。
仅仅由于碳十四的测定，距今一万多年，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就被抬举为“远古中华第一村”6。然而，考古表明这是完全错误的。
一方面，临澧竹马和澧县十里岗遗址都是新旧过渡时期遗址，年代绝对早于一万年，早于浙江上山遗址。
另一方面，在临澧竹马的发掘报道中，发掘者还特别指出：“值得一提的是，在湖相的黑色土中发现了二处地穴式遗迹……”。应该说明的是，当时我和澧县文管所封建平先生一
起到遗址参观，在当时铁路取土场实际一共发现了三座半地穴式建筑，南北一排，每座相隔约10 米，每座长约5 米，深约40-50 厘米。其中，最近的一座距离高台建筑约15 米。遗憾
的是，这些发现全部被工程推土机毁掉了。
由于这些建筑明显成群成排分布，所以它应该就是一处与澧县十里岗类似的人类最早有地面居住建筑并聚氏族而居的聚落，应该是真正的“远古中华第一村”。
第四，发现了中国最早第一个露天聚落遗址的稻属植硅石。
1998 年12 月，在十里岗遗址高丘顶部现场调查中，对相距20 米的黑色黏土进行了取样，结果中国农业大学的张文绪教授和法国的ANDSSON 教授分别从土样中都发现了稻属植硅
石。其中，张文绪教授发现的哑铃形植硅石属于稻叶上的（图一∶5），而ANDSSON 教授发现的则全部都是稻壳上的扇形7（图一∶4-1、2、3）。
由于岗上没有水源，所以遗址中发现的稻属植硅石只能源于周围的低洼地或湿地，即直接取自古东田堰。
据有关资料，与十里岗年代纬度都很接近的江西万年吊桶环洞穴遗址8，也发现了稻属植硅石，从而共同表明长江以南地区当时已进入野生稻的利用和稻作农业的初始阶段，并为中国早期文明起源准备了物质基础。不过，十里岗与众不同，属于中国境内第一个发现了稻属植硅石的露天聚落。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发现虽然没有一个是绚丽多彩的，可它们却实实在在地显示都是全国第一。之所以中国最早的文明起源会选择在澧阳平原，这充分地说明澧阳平原早已拥有当时国内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发展品质出类拔萃的基础和面貌。
二、文明起源开始萌芽
考古证明，距今9—7.5 千年就是中国和澧阳平原文明起源的萌芽阶段。其中，距今9千年的澧县彭头山、距今8 千年的八十垱就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性遗址，并有四项重要发现。
第一，发现了距今8 千年以前中国时代最早数量最多的稻谷稻壳
实物证明，中国最早最多的稻谷稻壳，不是出自用碳十四测得1 万年的浙江浦江上山文化和上山遗址，而是出自有二万年稻作渊源9（图一）和传统器物形态学证实的彭头山文化和有关遗址10（图二）。
彭头山遗址的发现主要是在陶片上。一是，陶片的胎色当时全国最黑；二是，陶胎中掺杂的稻谷稻壳数量也是全国最多；可以说这种夹稻陶就是彭头山文化的显著标志之一。
彭头山文化之所以要在陶器中掺和大量的稻壳，目的在于增加厚胎器壁的结构力和改善透气性。又由于制陶时陶土的反复揉练和烧造的高温，夹在陶壁中的稻壳和谷粒大部已形状破碎，完全炭化，并与陶壁紧密地烧结在一起了（图三，1）。
图二：彭头山遗址与上山遗址出土陶器器型对比图
（上山遗址器物未统一比例尺）
（彭头山遗址陶器引自：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 年第8 期，P22；上山遗址陶器引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浦江上山》，文物出版社，2016年,P73--98）
八十垱遗址除了陶片中掺杂的大量稻谷稻壳以外，更令人惊喜的是1996—97 年，在遗址西部古河道与河岸坡结合部的淤泥中还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稻谷和稻米（图三，2）。这些稻谷稻米大部形态完好，许多谷粒上还带着芒（图三，3），有些出土时还呈金黄新鲜如初。
显然，彭头山文化陶片中的稻谷稻壳和八十垱淤泥中的稻谷稻壳，不仅又早又多，而且还表明当时的澧阳平原就是全国稻作和农业最发达的地区。
图三：彭头山、八十垱遗址出土稻谷稻壳
（皆引自：：八十垱遗址发掘原始资料）
一方面，为即将来临的文明起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稻作农业本身就是文明起源的始作俑者。稻作所需要的土地与水资源就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就是社会矛盾的主要来源，也是社会矛盾激化和扩大化的主要来源。为了土地和水资源，为了命根子，文明起源了，社会也一体化了。
第二．发现了中国时代最早带土垣的聚落围沟
距今8.5—6.5千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各地聚落遗址流行围沟的时代。
共有四个特点11。
1、规模很小，口宽不过5 米，深不过1 米。
2、开口与聚落居住面等高。
3、沟内无长年积水。
4、沟旁无土垣。
图四：八十垱遗址聚落平面与围沟平剖面图
（皆引自：八十垱遗址发掘原始资料）
然而，八十垱的聚落围沟不仅时代较早，距今约8 千年（图四，左）；而且还与众不同，在沟的内侧筑有土垣（图四，右）。
1994—1995 年发掘，不仅发现了围沟，即东发掘区的G10、G7 与南发掘区的G9。其中，G7 口宽约4.5 米，深约0.5 米；位于G7 围沟内测的土垣，宽约4 米，高约0.6 米。
八十垱遗址围沟的发现意义重大，不仅是中国时代最早的第一个在沟内侧筑有土垣的聚落围沟，更开了中国古代城墙城濠配套而建模式的先河与雏形。
第三，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治水工程
一般而言，治水工程就是改变水的流向以利于人类生产生活的工程。其中，有的工程有利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如八十垱所见；有的则有利于农业生产，如澧县李家岗所见（正在发掘）。
①八十垱利于日常生活的治水工程
一共有二项。
第一项：位于遗址西部边缘的挡水坝和陆桥。
遗址西部地势最高，还是古河道的东岸，所以那一带也是遗址的主要居住区。由于长期以来在水浪的冲下，西部部分河岸塌陷形成了河湾，且面积日趋扩大。因此，为了不影响正常的居住，人们就在枯水期利用河床原有灰色静水淤积土在河湾的二端之间垒筑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挡水坝”，高约2 米，上宽不足1 米，底宽约3-4 米（图五，右）。与此同时，又为了方便河湾东岸人们的取水和洗涤，于是在拦河坝与东岸之间又用同样的灰色淤积土垒筑修
了一条“陆桥”，桥的西头在拦河坝外坡面上还铺就了方便上下的卵石阶梯12(图五，左)。
图五：八十垱遗址西部拦河坝外坡石梯照片（左）与拦河坝、陆桥平面示意图（右）
（皆引自：八十垱遗址发掘原始资料）
第二项：就是遗址东、南部围沟内侧的土垣。
由于遗址位于澧阳平原海拔最低区域的沼泽边沿，又由于遗址东、南地势较低；所以为了改善地势对居住造成的不良影响，人们采取了二个措施。其一，通过挖沟，降低遗址居住区范围的地下水位，改善居住环境。钻探表明，从东发掘区到北部古河道之间50 多米的距离内，沟底的最大落差近1.5 米，这说明平日排水确实是这条围沟的基本功能。其二，在遗址东、南沟畔垒筑土垣。因为那里地势较低，垒筑土垣的功能就像现代许多城市周边高约1 米的钢筋水泥挡水墙一样13，可以阻挡特殊年份高涨洪水的漫灌，以保护遗址居住区的安全。特别是地势比东部更低的南发掘区土垣还比东部要高近0.4 米（图3,3），约1 米高，更说明地势越低越是当时人们用力的主要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统一的高度，才能统一拒水于家门之外。
②李家岗有利于农业的灌溉设施
（正在发掘）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挡水墙”、“土垣”和灌溉水沟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都是中国史前最早的治水工程，它们不但显示了当时人们的智慧与追求，显示了人定胜天的意志，更显示了改善生活质量，改善社会品质的决心和能力。
图六：澧阳平原彭头山文化（1）与皂市下层文化（2）聚落遗址分布图
（皆引自：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
第四，出现了中国最早准一体化的聚落群
根据已有资料，在现代澧阳平原约600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共发现彭头山文化遗址16 处（图六，1）。其中，占总数81%以上的13 处遗址分别近距离相聚，相互距离2—5 公里，共为6 个聚落群。
八十垱遗址不仅与附近同期遗址聚为一群，而且还是所有这些聚落群中的品质最优者。其一，八十垱遗址本身就是当时澧阳平原彭头山文化面积最大的聚落，3.5 万平方米；其二，拥有当时全国数量最多的稻谷稻壳；其三，拥有当时中国最早带土垣的聚落围沟；其四，拥有当时中国最早的挡水坝和陆桥等公共设施，从而突出地显示中国的聚落群已出现了实力不一般的“核心”、不一般的地位和面貌；唯一不足就是“核心”还没有特有的保护设施。
显然，以上发现虽然因为时代早都不如当代学术界主流崇尚的史前晚期那些遗迹遗物光彩夺目，但它们却是在有限的社会和资源条件下默默无闻地显示了当时澧阳平原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品质正处在中国文明起源萌芽的最前端。
二、文明起源
以一体化聚落群和单聚落“核心”的出现为标准，澧阳平原不仅拥有中国最清晰的早期文明起源的历史过程，还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距今7—6.5 千年，出现了初具防御功能的晚期类型围沟考古证明，开口与居住面等高的聚落外围的环形沟状设施就是“围沟”。其中，没有防御功能的就是早期类型，而有明显防御功能的就是晚期类型。
然而，为什么要以初具防御功能的晚期类型围沟作为文明起源最早的标准？
因为，一方面有防御功能的晚期类型围沟的出现说明当时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已非常激烈，
不可调和；另一方面说明实力已超越血缘成为了新型聚落群的组织纽带；再一方面说明聚落群内部已出现地位等级分化，有实力的聚落已超越长辈成为了“核心”，并受到有防御功能的晚期类型围沟的刻意保护。
临澧胡家屋场距今约7 千年的聚落围沟就是澧阳平原皂市下层文化晚期类型围沟出现的代表14。
图七：临澧胡家屋场遗址聚落围沟剖面图
（引自：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临澧县胡家屋场新石器时代遗址》）
遗址位于澧阳平原西部的低矮岗丘上，面积4.5 万平方米，也是当时平原上规模面积最大的聚落遗址（图六，2）。1986 年发掘，发现了具有保护功能的晚期类型聚落围沟（图七，
1、2）。虽然它的开口还与聚落居住面等高，沟内也没有水成淤土，但它新的时代特点非常明显。
第一，开口宽10 余米，深0.75—0.9 米，无论宽深都是八十垱早期类型围沟的二倍。
第二，沟开挖的难度明显大于八十垱，因为八十垱地势低洼，地下水位较高，地表土层相对松软；而胡家屋场所在为平原中西部的小土岗，地势较高，土壤又粘又硬，有的“与下
面第四系更新世网纹红土属同一类型土壤”15。
第三，虽然沟边没有土垣，但比以前更宽更深的围沟已显示了初期明显的防御功能。正因此，相对八十垱的早期类型围沟，胡家屋场升级了，成为了晚期类型围沟；更重要的是，它标志文明已经起源，标志一体化聚落群的核心聚落已经出现。与此同时，一体化聚落群的其它组织成员则成了随从或从属。
第二阶段：中国最早的聚落濠沟诞生了，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最早的巨变
（一）中国最早的聚落濠沟诞生了。
所谓“濠沟”就是有终年积水和保护功能的大型水沟。
2001 年城头山发掘16，发现了中国最早距今6.5 千年汤家岗文化的濠沟，开口位移到了遗址所在岗地与外围平原面的交接部位，距山上现代地表3 米，与现代平原面的高度几近持平。整体圆形，口宽约15.3 米，沟深约0.75 米，沟“内为黑褐色淤泥”，内坡之上还有一道土垣，也高约0．75 米。
比较而言，新式濠沟的出现比晚期类型围沟有四个方面的重大进步。
1、历史性的降低了沟的开口高度。
为了避免水患，人类的聚落遗址多选地势较高的岗地；又由于当时聚落组织之间的关系相互独立平等，所以全国距今6.5 千年以前的聚落围沟，即使人类第一代有防御功能的晚期类型围沟也都开口在聚落居住面上。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澧阳平原的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就需要进一步拓展防御功能。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濠沟就诞生在了澧阳平原上。它的最大变化就是将沟的开口位置降低到了聚落所在土岗的底部，并与周围平原面大体持平。
2、长年有积水。
由于以前的聚落围沟全国的开口都与聚落居住面等高，所以都是长年无积水的干沟。但是，城头山人在中国第一次革命性的将沟的开口高度从聚落居住面下降到了与周围平原面接近的地方，从而使沟内不仅可以积蓄地下渗水，还可以与平原面的河沟连通，从而保证沟内有长年积水。
图八：城头山各期城墙与汤家岗文化聚落环濠平面位置图Ⅰ、Ⅱ：大溪文化城墙，Ⅲ、Ⅳ：屈家岭文化城墙（引自：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
3、进一步拓宽了沟的开口。
发掘表明，城头山的濠沟比八十垱早期类型围沟宽三倍，比胡家屋场的晚期类型围沟还要宽5 米。
由此可见，当时要强化聚落沟状设施防御功能的重点，一是要降低沟的开口高度，二是要拓宽沟的开口。正因此，当时沟的深度变化不大。
4、沟旁土垣初具防御功能。
由于以前聚落围沟的开口与聚落居住面等高，所以围沟内侧土垣的功能如八十垱主要就是防洪。但是，新时代濠沟的开口位置下降了，围沟内侧土垣的防洪功能也就彻底消失了，而历史性地出现了防人的防御功能。实际上，加上濠沟0,75 米的深度，城头山0.75 米高的土垣也足以阻滞敌人的进攻了。
显然，城头山距今6.5 千年前中国史前最早的聚落濠沟，不仅显示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升级了，也显示核心聚落的防御设施更新升级换代了，同时还意味着社会的文明化又前进了一大步。
（二）发现了中国最早适合个体劳动的稻田
1996 年，城头山遗址发掘，在汤家岗文化聚落濠沟东部外侧，发现了同时期的古稻田（图九）17，并有四个方面的突出特点。
1、田块是人工有意挖成的，并堆垒田埂。
根据土壤的颜色，这里的稻田都是在网纹红土的生土面上有意挖出来的，总体凹槽形（图九，3），中间是人为有意垒筑的平行田埂（图九，1—3）。目前，已确认最大的一丘，南北长40 米，宽约4.6 米，面积至少约合现代0.28 亩。田土也较平整，厚约30 厘米，纯净黑灰色（图，2），与现代农田的水稻土相似。
2、使用期长，以致耕土底部与原生土层面的交接部形成了一个渍水面，并伴生有大量的铁锰斑与结核。
3、据显微观察，田泥中的稻属植硅石含量非常接近现代的农田18。
图九：澧县城头山汤家岗文化水稻田2 1、水稻田平面图；2、稻田发掘照片；3、水稻田剖面图（皆引自：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上）P166、146-147;(下)彩版一九）
4、每当黑灰色稻田土增高并即将与原田埂顶面持平的时候，人们还会继续用红色网纹土在原田埂上再重新垒高一次（图九，3）。
值得注意的是，城头山人之所以要如此精心地打造这里的稻田，无论田块的形成、面积、田土的结构、田块的分割使用都表明当时人类的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开始由以往广种薄收粗犷的集体劳动模式转变为分田到户长期定点精耕细作的个体生产方式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意义巨大，为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基础上流行个体劳动与个体经济，促使有中国特色的财富私有制的形成和出现，也为男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和一夫一妻制的普及，父系社会的诞生等社会品质的改善都奠定了基础19。
如果说聚落群核心防御设施的变化还只是社会文明化外部形态轰轰烈烈的变化，那生产方式的变化则是社会文明化内在品质悄无声息的提升与进步。
第三阶段：距今6—5 千年，中国时代最早的城址开始崛起
澧县城头山就是中国史前时代最早的第一座城址。
澧阳平原的大溪文化早期，距今约6.1 千年，城头山首次筑城。墙底宽8—10 米，顶宽5.2 米，高1.6—2 米；濠沟开口宽12 米，底宽5.5 米，深2.2 米（图九）。由于城墙以内面积较小，约6 万平方米，而且城内北部近1/3 面积不见居住设施，说明城址一直是一个单聚落驻守。
根据已有的资料，这座城址的崛起有三方面值得注意的背景，所以崛起的意义也特别重大。
第一，标志澧阳平原拥有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农业。
为什么澧阳平原的彭头山文化会拥有当时全国胎壁最黑掺和稻谷稻壳最多的陶器？为什么八十垱会成为当时全国出土稻谷稻壳最多的遗址？
为什么城头山会发现中国史前最早最明确的人工开挖并垒筑田埂的稻田？
为什么中国史前最早最明确最适合个人劳动的人工稻田会和最早的城址同在一个遗址？
为什么当时中国最早的城址会出现在澧阳平原？
毫无疑问，这不仅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也与农业的发展状况存在明显的联系。一方面，农业引起了土地与水资源的争夺，导致社会矛盾和冲突激化，导致聚落群的一体化不断升级；
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又导致有关聚落群的实力大增。
假如相似的单位面积承载相似的人口数量，那么聚落数量与规模的增长实际也就意味着人口的增长20。
由于澧阳平原大溪文化时期的聚落数量为46 处（图十），彭头山时期为16 处（图六，1），故前者是后者的2.87 倍；又由于大溪时期聚落的个体平均规模是15850 平方米，而彭头山时期不足8 千平方米，约大溪时期的1/2。如果将聚落数与规模同时换算成人口数量，大溪时期就是彭头山时期的5.7 倍。又由于澧阳平原的面积是基本固定的，所以人口的增长实际就意味着大溪时期人均资源与土地占有面积只有彭头山时期的约1/6。
显然，种种迹象表明，澧阳平原就是当时中国社会人均农业土地、水利矛盾最激烈的地区，所以哪里有超群的农业哪里就有超群的激烈矛盾，哪里有激烈的矛盾哪里就有生产方式的变革，从而导致文明在那里就最早起源并不断进步了。
第二，标志澧阳平原拥有当时中国最密集的人口和最激烈的社会矛盾。
城头山城址的崛起实际也意味着的社会一体化又上了新台阶。
图十：澧阳平原大溪文化聚落遗址分布图
（引自：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
由于新石器中期及以前的史前社会组织“就像绝大多数的美洲印第安人，都没有超过联合为部落的阶段”21，所以中国文明起源初期全国各地崛起的都是一体化的部落或聚落群。不过，考古发现历史背景不同，聚落群和部落的特点也互不相同。在澧阳平原，之所以一体化的聚落群会经历晚期类型围沟、濠沟、城址代表的三个小的发展阶段，就说明这些变化表面上是核心聚落防御设施的进步和防御功能的增强，但实际上更是聚落群一体化程度步步高的标志。
一方面，这些“核心”保护工程一个比一个体量大，一个比一个工程更难，一个比一个设计更先进，一个比一个后勤保障工作更艰巨，所以它们的完成就意味着一体化聚落群具有了越来越强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
另一方面，彭头山与大溪文化聚落分布图（图六、图）清楚地显示，不同时期一体化聚落群的规模完全不同。彭头山时期整体只有16 个聚落，大部聚落群只有2 个聚落；而大溪时期不仅整体扩大了，有46 个聚落，而且大部聚落群都是3—5 个聚落。其中，城头山所在就有4 个聚落。显然，这种变化不仅是社会矛盾与冲突规模升级了的标志，更重要的是还标志聚落群一体化的规模也升级了。事实上，那些“核心”保护工程，先后历时近1 千年，都与聚落群组织规模的扩大存在明显关系。
显然，聚落群一体化又上新台阶的标志不仅只是“核心”实力的增强了，更是整个集体的规模与实力都增强了。
第三，标志中国第一代城址在澧阳平原崛起了。
图十一：澧县城头山东北第一期城墙剖面图
（引自本文页下注14，P146-147）
由于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对抗在不断升级，又由于澧阳平原当时是中国土地和水利矛盾最激烈的地区，所以澧阳平原新式的“核心”防御工程频频问世，而且每一次都是创新和革命！
特别是城址的崛起，它不仅催生了中国第一个水濠加城墙的双重防御体系，而且防御功能还明显超过了晚期围沟和第一代濠沟的前二次革命的综合成果。与此同时。它还同时将以前濠沟与土垣的规模与工程量都成倍翻翻升级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史前城址的发展不仅是以城圈的形状和大小为标志，而更重要的是以城内居民的组织为标志，并经历了三大阶段。其中，早期，作为聚落群的核心，都是单聚落城址；中期，作为聚落群团的核心，都是聚落群居于其中22。
截至目前，全国已发现的距今5 千年以前的城址都是圆形单聚落城址，一共4 座，湖南澧县城头山、湖北石首走马岭——屯子山23、湖北天门龙嘴24、河南郑州西山25。其中，城头山总体面积约8 万平方米，湖北天门龙嘴约8 万平方米；湖北石首走马岭——屯子山是二座单聚落城址连起来的双城城址，总体约20 万平方米；河南郑州西山最小，只有3.5 万平方米。
之所以全国各地史前第一代城址都是单聚落城址，就因为文明起源第一阶段崛起的都是一体化的聚落群，核心只能是其中的一个聚落。
由于城头山崛起的年代早，又是圆形和单聚落，所以它就是中国第一代城址的代表，就是中国文明起源初始阶段的代表。
三、澧阳平原的历史地位
澧阳平原是中国文明起源早期阶段的最佳地区。从距今约3 万年开始，澧阳平原就显示了不一般的发展状态。
为什么那里会出现中国人类时代最早的距今约3 万年的露天居住建筑和露天聚落？
为什么那里会出土距今9--8 千年以前中国数量最多的稻谷稻壳？
为什么那里会出现距今8 千年以前中国最早的治水工程？
为什么那里会出现距今8 千年以前中国最早的围沟加土垣的公共工程？
为什么距今6.5 千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条濠沟会诞生在澧阳平原？
为什么距今6 千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城址会诞生在澧阳平原？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生产方式变革是在澧阳平原？
就现有的发现和证据而言，澧阳平原不仅是当时中国社会品质最佳的地区，是当时中国农业最早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农业生产方式最早变革并最成功的地区，还是聚落群一体化三级跳不断进步的地区，是核心聚落保护设施不断更新的地区，是中国城址最早出现的地区，所以它就是中国文明起源早期最耀眼的明星，早期的领跑者和领跑地区。
结束语
为什么中国的文明探源工程至今也没有探到源？
为什么至今也不知道中国文明起源最突出的标志是什么？
为什么至今也不知道中国文明起源经历了几个阶段？
为什么一直就不肯认定澧阳平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重大历史贡献？
除了现代考古学的目的不纯以外，还有三个重要的学术问题。
第一个，流行错误的认识标准。
以往学术界的主流总是将文明起源与国家起源混为一谈，出现了国家就等于出现了文明；
此外，还以规模大小和出土物的品质为遗址的定性标准；因而距今6—4.5 千年之间，澧阳平原与文明起源有关的所有重要发现，没有一个穿金戴玉，也没有一个被认为与领军国家起源有关，所以对于崇尚遗址规模和贵重物品的中国考古学主流而言澧阳平原就等于没有重要性可言。
第二个，缺少以人为本的认识历史的理论。
由于学术界的主流对有关理论既没有追求也没有创新，所以中国考古学就一直缺少以人为本，以社会组织为载体和平台复原历史研究历史的思想和理论，并将聚落群聚形态的认识与研究视为异端邪说，不予理睬。
第三个，固持偏见。
以往的学术主流总以为，从史前开始中国就存在以中原为核心的“玫瑰花瓣形”多元一体结构26，如果承认中国文明起源还有阶段性，澧阳平原还曾引领过早期的文明起源，那就意味着将彻底颠覆以往中国考古学主流对历史的认识和认识方法，所以坚决不能承认。
正因此，澧阳平原在中国史前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历史地位被人为埋没了，中国考古学必须走以人为本的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的必由之路，公正地还原历史的清白。
索引：
1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14 年，P96—106。
2 李意愿：《湖南澧县十里岗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0 年第1 期，P3—13。
3 储友信：《湖南发现旧石器时代末高台建筑》，《中国文物报》，1997 年4 月6 日，第1 版。
4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与八十垱》（上），科学出版社，2006 年，P250—252；（下）P 彩版一九：
5 储友信：《湖南发现旧石器时代末高台建筑》，《中国文物报》，1997 年4 月6 日，第1 版。
6 中国新闻网，童笑宇：《浙江考古人忆严文明：“他是我们真正的导师”》，2024 年4 月15 日，
7 裴安平：《史前广谱经济与稻作农业》，《中国农史》，2008 年第2 期，P3—13。
8 姜欣华：《江西万年县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期遗址的孢粉与植硅石分析初步报告》，《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 年，P152—158。
9 裴安平：《史前广谱经济与稻作农业》，《中国农史》，2008 年第2 期，P3—13。
10 裴安平：《上山文化根本不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和彩陶文化》，《问道：中国考古学现状反思与前瞻》，（台湾）台湾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22 年，P117--132。
11 裴安平：《中国史前的聚落围沟》，《东南文化》，2004 年，第6 期，P21—30，
12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与八十垱》（上），科学出版社，2006 年，P216—217。
13 问政湖南：《开福区湘江中路挡水墙变成挡人墙》，
14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临澧县胡家屋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3 年，第2 期，P171—206.
1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临澧县胡家屋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3 年，第2 期，P171—206。
16 郭伟民等：《澧县城头山考古发现史前城墙与城濠》，《中国文物报》，2002 年2 月22 日，第1 版。
17 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上），文物出版社，2007 年,P164--167。
18 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上），文物出版社，2007 年，P164。
19 裴安平：《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P78—148、 205—218。
20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14 年，P73、117—118。
2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4 年，P85。
22 裴安平：《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P609—645。
23 荆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公安、石首三座古城址勘察报告》，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古代文明》第4 卷，P404。
2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天门市龙嘴遗址2005 年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8 年，第4 期，
P3--14。
25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发掘》，《文物》,1999 年,第7 期，P4--15。
26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 年，第3 期，P38—50。
作者简介：
1985—2002年，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员、副所长、湖南省考古学会秘书长、湘鄂豫皖四省楚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曾先后主持澧县彭头山、澧县八十垱、安乡汤家岗等遗址发掘；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对中国新石器早中期文化、稻作农业、文明起源、长江中游史前文化序列的研究成果突出。1994年八十垱遗址发掘获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发掘三等奖，2000年被国家文化部评为优秀专家，获湖南省文化系统一等奖。2002年至今，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工作，任教授、博导、考古学一级博士点带头人、中国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1990、2001、2010、2017年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项，普通项目二项，后期资助项目一项。
已正式出版的代表作有《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第一作者，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农业·文化·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史前稻作研究文集》（第一作者，科学出版社2009年）、《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入选2013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华书局2014年）、《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问道：当代中国考古学现状的反思与前瞻》（2022年台湾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此外，2016年《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入选为国家社科基金外译（英语）项目。2020年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和德国Springer正式出版。2020年《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又入选为国家社科基金外译（英语）项目，将于2024年由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和德国Springer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