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为什么要重构中国远古史
先说中国远古史的概念，是指自从人类诞生到夏代结束（按夏商周断代工程最终的意见，是公元前1600年）这阶段的中国历史。中国远古史的概念直接来自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他在主编十卷本的《中国通史》时，把这一段历史称为“远古史”，而把夏、商、周三代的历史称为“上古史”，“远古”与“上古”更多的只是个时间标志，没有什么别的含义。我与白先生不同的是，将夏代的历史归于远古史，是因为迄今为止，关于夏代的历史资料主要来自考古学和传说，没有文献资料，这和商代不一样，商代历史已有成熟完备的甲骨文字资料出土，虽然在文字释读方面尚有待于突破，但原则上说，已是有文字后的历史了。夏代之前的历史没有成熟的文字史料存在，一般人们又把这段时期的历史称为“史前史”，也就是说，中国远古史和中国史前史，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是完全一致的。
再说我们为什么要重构中国远古史。
其实，现存的关于这段历史的知识体系，本身就是后人根据自己理解的情况，构建出来的，是否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有很大的探讨空间。如今，种种条件的变化促使我们再次提出了重构中国远古史的任务。
从史料学的角度看，中国远古史的史料只有两种，一是考古学发掘的遗址、实物及其报告，二是存留在古代文献中的传说。其中存留在古代文献中的有关中国史前史的传说，最早的也出现于东周晚期的先秦时期（汉代的文献也是根据先秦文献而写的），这时，距夏代灭亡已有1200多年的时间了，离传说的黄帝时代就更远，所以，这些文献中的传说资料本身就是先秦时期的人重构出来的东西，可靠性极差。
最具可靠性的史料当然是考古学的发掘成果。近年来，考古学发展得十分迅速，新成果层出不穷，对这些成果的认识是推动对现行中国远古史知识体系进行变革的重要动力。
从构建史前史的方法来看，现代人主要是利用生物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成果和思维方式对远古的史料进行分析和猜测，进而形成关于远古史的知识叙述。近几十年，这些学科的发展突飞猛进，比如分子生物学对传统古生物学的挑战就迫使人们对一切史前发现重新做出解释。
简言之，史料和研究方法本身的变动，构成了重写中国远古史的内在动力。
从另一个角度看，人们从来都是为了满足现实的某种政治需要而重构远古史的。以中国远古史为例，现行叙述体系主要是基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现之上的。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建立的世俗政权摧毁教会的神权统治的重要武器，它否定了人类由来的神创论，也就否定了神在现实世界的权威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是为其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现实政治需要提供的“科学基础”，用恩格斯本人的话来说，就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这两项重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可是如今，基督教的神权统治早已被彻底摧毁，社会主义也经历过跌宕起伏的实践，由空想变成现实，这种现实又转而提出新的超越性的要求。简言之，人类世界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面临着的已不是危及到小群体利益的阶级问题和民族问题，而是面临着全球化所带来的可能危及到整个人类的根本性问题：地球环境恶化、核战争毁灭性的威胁、生物科学可能带来的人造生物的不确定影响等等。这一切，都要求人们通过重构人类最初产生的远古史进行反思，人类的过去与未来有什么关联？人类未来的命运是什么？一句话，现实政治格局的变化构成重写中国远古史的外在动力。
2 重构中国远古史的原则
首先，要坚持科学性第一的原则。
什么是科学性？
在我看来，至少要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一切从事实出发，即承认一切科学研究已经发现的事实，包括现代考古学、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一切学科已经发现的事实，不管这些事实与已成的结论是否一致，都要只承认事实。尊重事实，是任何科学研究的最基本的原则。
第二，承认任何科学结论的相对性。我们必须承认，科学研究本身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活动，在不同的探索阶段，所取得的认识成果是不一样的，所以，任何阶段的科学结论都不是永远正确的，诚如德国哲学家卡尔•波普所说，能被证伪的结论才是科学的结论。所以，应该时刻意识到，我们对古代历史的解释，只是依据现在各门科学发展的情况做出的一种主观知识描述，它本身不是绝对正确和永恒不变的结论。
第三，要指出未来的发展方向。什么是指出未来科学发展的方向？就是自己现在还回答不上来的问题。当我们知道哪个地方存在哪些问题、而以我们现在的认识水平还解释不了时，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写出来，列在那里，等待别的人去解释，这就意味着指出了下一步科学研究的方向。
按照科学性的原则，我们重构的中国远古史文本应呈现为三个组成部分：
（1）对现存中国远古史叙述的反思；
（2）对中国远古史的新解释；
（3）目前发现但尚无法解释的问题。
除了科学性外，我们要坚持的第二个原则是历史的现实性原则，我们研究远古史，归根结底是要为现实服务的，我们必须对这些现实目的有充分的自觉，不能回避或掩饰这些目的，相反，应充分地利用历史智慧来解决现实问题。前面我说过，进化论和唯物史观，为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今天重构中国远古史，也要回答当今时代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
那么，当现实需要与科学发生冲突时怎么办？毫无疑问，坚持科学性第一的原则，这是每一个历史学家天然应具备的立场。
3 人类及其历史的起源
关于人类的起源，主要有三种说法：
（1）神创说：即说人类是由某位神创造出来的。比如西方说是上帝造的人，中国有女娲造人的传说。在这些传说中，有两种类型，一是人完全是由上帝用非生命的物质造的，如女娲抟土造人；另一种类型是神用原有的生命创造出人这种新生命，如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个夏娃，西藏传说，说藏人是岩石魔女这个神和弥猴的后裔等等，神创说基本上来自各民族远古的传说。
（2）进化论：大约出现于十九世纪上半叶，由布丰、达尔文、赫胥黎等人提出，认为人类是由猿类演变过来的。这是目前被最广泛接受的说法，围绕这一学说，发展出系统的关于人类来源和进化的假说。
（3）外星说：这种说法是现代学者在对进化论提出质疑后，提出来的一种所谓的科学解释，认为地球上的生物和人类都是从别的星球上迁徙过来的，而且随着地球寿命的终结，人类还会继续迁往其它的星球。
（关于人类起源的各种学说，本期另有专文奉上，此处就不详细引述。）
我要强调的是，这三种说法都是没有得到证实的假说，作为假说，无论其借以论证的理由是什么，仅就其并非确凿的事实这一点，各种假说的价值都是一样的。
神创论来自古老的传说，当然无法被证实，因为谁也没有看过创造人的那个神，无论是上帝、女娲还是岩石魔女。但是，人类为什么会留下这种传说，是在科学理性不发达时的无根据的空想，还是来自远古人的某种记忆？证实这种说法成立的证据固然没有，但完全证伪它的证据同样也没有。按照科学的思维方法，也不能完全排除这些传说中有些与事实相关联的地方，比如岩石魔女和弥猴生人的传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进化论提供证据，因为它至少可以说明，人类是由另一种生物在某种不知道的神奇魔力作用下演变而来的。这些远古的传说绝大多数并没有转化为愚弄现实人们的宗教教义，都只是各个民族的传说故事，是其没有文字时代的历史知识形式，所以，不能完全排除它们的真实性以及科学价值。
外星说是否定进化论后，试图在现有的科学基础上解释人类起源的问题，主张这种学说的学者自然能找出很多理由，但是，一来这些理由都没有得到确切的证实，二来这种学说仍然没有说明人类起源的原因问题，用我们一位年轻的同事商昭的话讲，就是将地球上问题推到了外星上，就算地球上的人来自外星，那外星上的人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这种学说论其彻底性和逻辑解释力，尚不如神创说，神创说没有解释清神由何而来的，但起码解释了人是怎么来的问题。
相比之下，进化论的解释就完整得多，它不仅解释了人的起源问题，而且解释了生命的起源问题。按照这种学说的说法，生命起源于无机物，各种无机物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变成有机物，从有机物再变成低等生命，然后再逐渐进化出高等的生命，进而进化到人，人是生物界进化的最高形式。 ① 根据这一理论，结合考古学发掘，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共同构建出人类从产生到进化的路线图：人和现代人的共同祖先是埃及古猿，然后分两支演进，一支经过森林古猿逐步演化为现代猿，一支经过腊玛古猿、南方古猿到直立人。 ② 在南方古猿（距今约400—150万年）后，人类的进化阶段是能人和智人，最后才是和我们现在一样的现代人，在体质特征上，晚期智人基本上与现代人一样。应该加以强调的是，各国的古人类学家所用的概念以及设想出的人类进化图谱是不同的，比如“能人”这个概念，就是英国考古学家利基夫妇提出的，他们把在东非奥杜维峡谷发现的古类人猿化石，命名为能人，意思是“能制造工具的人”，在很多时候，“能人”与“直立人”是一个概念，指能直立行走的类人猿。所以，我们所能见到的所谓人类进化图谱总是存在着各种争议，不同的人类学家提出的人类进化图谱也是不同的，至今尚无一个有高度共识的方案。
进化论对古生物的认识主要是基于形态比较学，迄今为止的动物学分类法，也是基于细胞层次上的形态分类学。按这种分法，将形态上相近、且行为方式有某些共同特征的动物，按相似程度的不同依次归为界、门、纲、目、科、属、种。人类就属于灵长目人科的人属智人种。按古生物学的划分方法，人科中还有很多其它的成员，如南方古猿等等，人属也有很多成员，如能人、鲁道夫人等，但现在活着的生物中，人科动物只有人属智人种这一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分类法就是一种主观杜撰。为什么把这些动物归为灵长目？难道就是因为它们的智慧都高于动物界其它的物种吗？当然不是，那时还没有测量动物智慧水平的可靠工具（现在也没有）。为什么又把各种猿归为人科？也仅仅是根据体质结构特征，如胳膊、腿的长度与人最接近而已。
说到底，无论是生物学的分类方法还是进化论的人类进化图谱，本质上都是人们一种主观思想上的知识构建，并不意味着它们准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本质，由于这种主观性质，这些学说中间争议不断就不足为奇了。比如，一个重要的讨论是人猿何时揖别，即人与猿类何时分离（一支古猿进化为人，另一支进化为现代猿），就有很多不同观点。根据现有的化石分析，一些人类学家认为大约距今500—1600万年时出现的这次分离，这个时段之长令人咋舌，而且解释不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分离。此后的人类进化图谱因化石资料的丰富而编造得更加系统。由能人（直立人）到早期智人再到晚期智人，一个主要的标志就是脑容量的变化，能人的脑容量在600—900毫升（如爪哇人、中国的蓝田猿人、北京猿人等），早期智人脑容量为1000毫升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了1350毫升，已与现代人接近（如非洲的布罗肯山人，欧洲的尼安德特人，中国的丁村人、大荔人等），晚期智人的脑容量达到1300—1600毫升，基本与现代人相同（现代人的脑容量在1300—2200毫升之间）。而且，在行为特征上，从能人到晚期智人共同的特征是会制造粗糙的石器（即打砸出来的旧石器），会使用火，从能人到晚期智人，历时二、三百万年，这些被称为“人”的古猿类在行为上并没有大的进化，所以，有人类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何在这二、三百万年间人类在知识和技术上的进化，远不及现代人出现以来的这一万年？很显然，用自然选择的理论来解释这种问题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事实上，这种进化图谱的主观色彩特别浓重（当然，前提是存在着同样主观色彩浓重的生物分类学），人们确实挖掘出了不同时期、脑容量不同的动物化石，但这并不能证明这些化石之间存在着遗传和进化的连续关系。现代分子生物学已对这种依据解剖形态对比建立的古人类学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比如，欧洲的尼安德特人（距今20万—3万年）曾一度被认为是现代人类的直系祖先，因为他的脑容量已经达到1000毫升，甚至到1300毫升以上，会用火，会制造石器，而且还有埋葬同类的习俗。但1997年德国科学家提取了378个尼安德特人的线粒体基因，经与现代人基因对比，得出的结论是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在遗传上没有关系，这就等于断了现代人是由尼安德特人进化而来的路径。对此，仍坚持进化论的古人类学家解释说，可能存在多种进化路径，尼安德特人不是人类的祖先，人类可能另有其它祖先。
我较详细地摘引了这个案例是想说，古生物学无论在初始理念、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结论上，都存在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分子生物学的冲击下更加严重，以至于整个古生物学乃至生物学的知识体系，都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而我们这些指望着生物学家们给出一个人是由何而来的确定答案的历史学家，就得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那么分子生物学的方法就一定靠谱吗？也未见得。人类基因图谱工程结束后，科学家们发现人与黑猩猩间有98%的基因是相同的，这一条让坚持进化论的学者很受鼓舞，认为这是证明人与猩猩是近亲的证据。但同时分子生物学家也指出，将人类基因和老鼠基因相比，人类不过多了大约300个基因，人类17号染色体上的全部基因几乎都可以在小鼠11号染色体上找到，那么是否也可证明：老鼠是人类的远亲呢？所谓DNA，说白了就是比照碱基对的排列组合方式，是变数更多的复杂测量技术，里面存在的漏洞比测量头盖骨还要多，因此，也只是探索中的一种方法而已。
好了，让我们简单地总结一下进化论观点的性质及作用。
进化论能完全站得住脚的只有一点：就是人类与其它动物（包括一切低级的生物）有很多共通的地方，人类是生物的一种（而这一点与传说中的人是某种动物与神相交配后的产物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佛陀所说的众生平等，大致也可作如是观），其余的一切，均是经不起客观论证的主观猜测，尽管基于这种主观猜测繁衍出了枝繁叶茂的庞大的知识体系，如生物学、人类学等，但这些知识的基础由于缺乏客观实在性，相当不牢靠。迄今为止，一切生物学家们并没有找到生命是如何诞生的确凿证据，更没有找到一个物种是由另一个物种演变而来的确凿证据，比如某种基因突变的过程，所以，整个物种进化的图谱基本上等同于虚构。在科学性上，也就是说在一种理论解释是否对应一种客观事实上，进化论的价值和“神创论”、“外星说”的性质相差无几。
人类的进化：进化论认为人类进化的过程经过了腊玛古猿、南方古猿、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五个阶段（进化论指导下人类进化的过程，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主体是相同的），但事实是否果真如此，还有待商榷。图中由左至右为：原上猿 腊玛古猿 南方古猿 直立猿人 尼安德特人 克罗马农人。
在祛除了对“进化论”科学性的膜拜之后，我们能得出哪些确凿的结论呢？
1、人类的起源问题目前仍然是未解之谜，一切关于人类起源的解释都只是传说或猜测，远远达不到科学证实的水平，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确定可靠的科学结论。
2、在现存的物种中，人与大猩猩、黑猩猩是完全不同的物种，不存在什么近亲远亲的问题，在物种演变的历史中，的确出现过不同类型的古猿，甚至出现过在体质特征上与现代人很接近的某个物种，即被人类学家称之为智人的这个物种，但是，不能就此断定，存在着一个由猿到人的进化序列。
3、考古学和生物学能共同证明的一点是，在长达二、三百万年期间，确实出现了很多种体形象猿、甚至像人的物种，他们会制造简单的石器，会用火，不知为什么又灭绝了，但在物种的遗传上，这些古猿人或“古人”与现代人没有关系。
4、据此，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人类出现的时间大约只有一万年左右，即在体质特征上与现代人完全一致、经遗传基因检测也确与现代人一样的人，出现在距今约一万年左右，他们会制造细石器（即磨制石器），会用火，会制造陶器，会种植庄稼，会养殖牲畜，会建造房屋。这就是人类历史的起点。
我需要把这段话说得再明白一点。根据目前所知的考古学和生物学的知识，人类只是在距今一万年前出现的一个崭新的物种，此前曾出现的类人猿（不论叫能人、直立人、还是智人等）均不是人，是另一个物种，两者之间不存在物种上的连续性，因而，那些物种的历史只是另一个物种的历史，与人类无关，就像大猩猩的历史与人的历史无关一样。人类是在距今约一万年前出现的一个新物种，而且很可能与那些类人猿并存了一段时间，正如现在仍与黑猩猩并存一样。这里，可以顺带着回答另一个人类学中争论很久的问题：为什么在长达二、三百万年间古人类的进化在知识上和技术上，远没有近一万年的人所取得的进步大，答案很简单，他们就根本不是一个物种，自然不会呈现出相同的智力成果。
5、人类和其他物种一样，是在多个地方几乎突然同时出现的。这一条结论是回答古人类学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争论：人类起源的多元论和一元论之争。这个争论在中国有一个性质完全相同的变体：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源还是多源的。简单地说，持一元论的观点，认为人类最早起源于非洲的某种古猿，因而人类本身是一家，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应该平等和互爱，这其实是基于反种族主义立场提出的看法。持多元论者则认为各地区和各国家的人有自己独立的起源。但又因立场的不同，出现了严重的自相矛盾，很多有色人种国家的学者在对抗白人的种族歧视时，会坚持一元论，目的是说人类有共同的来源，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但在强调本国具有独特的文明时，又转而持多元论的观点。我以为，一元论本质上是个政治观点，没有什么科学依据，我们能观察到的起源时期的人类古文明，都是独立存在着的，那些关于远古人类长途洲际迁徙的推测是缺少事实根据的。这也部分地回答了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中国各地的古文明最初都是独立发生的，在此后的交往中（这种交往包括征服与战争、贸易等多种形式），逐渐形成了一个较大的文明体，简言之，中国文明的起源也是多源的。
有很多问题按照我们现在的思维能力，是永无答案的，比如，我就常想：人类怎么没有关于其来源的记忆？人类自一诞生，其体质特征就如现在一样，有记忆功能，有语言功能，有意识到自我存在的功能，他们应该能把自己起源的知识传承下来，可是为什么没有呢？难道人初诞生时没有记忆功能，在日后的发育中又长出了记忆的能力？从本质上讲，DNA就是生命信息的记忆形式，人们破解DNA密码，其实是在破解生命最初的记忆，所以，我们对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抱有热切的希望，希望沿着这条路径，能获得关于生命和人类起源的一些答案。
暂且搁置这类玄远无解的问题。人类自诞生，大约只有一万年光景，但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且严重地影响到了整个地球的生态，人类的这些变化从何而来，为什么会发生那些被我们称之为科学技术进步的变化？这是我们在下一节里试图探讨的问题。
4 人类文明的变化
人类的历史起源于一万年前，在这一万年中，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发生的真正重大的变革只有两次，一次是公元前3500年前后会制造铜器，在此之前，人类的技术只限于制造陶器、石器、骨器和木器等；第二次是公元1800年前后发生的科学革命与产业革命，从此之后，人类进入了工业化时代，掌握了很大的改造世界甚至能摧毁世界（如核武器）的技术，这场变革仍处于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它的目标似乎是趋向人能制造生命，能创造超越人类自身的新物种（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超人”，就是对这种方向的提示）。
我们实在不清楚引起这两次巨大变革的原因是什么，人类是如何发现炼铜冶铁这类古代技术的过程？由于史料缺乏，已无从讲清。虽然近代科学革命近在咫尺，史料众多，但我们仍无法解释其根本的原因。从表面观察来看，似乎是欧洲的一些思想家和科学家，在这一阶段，思想偶然地开了窍，不约而同地朝一个方向努力而产生的结果，后来的人，随波逐流地加入快速奔跑的人群，促进着科学发展的一次又一次革命。
按照我们现在的思维模式，禁不住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在公元前3500年前人类没有发现并会冶炼铜？为什么在公元1800年前人类没有发明蒸汽机（要知道，在此前，人类已经用火煮饭一万多年，饭甑上的陶盖也一直就在动）？当然，诚如哲学家康德所言，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人的主观思维（纯粹理性）天生就这么思考的。这个问题未必是个客观的问题。康德的想法是先想明白我们为什么会提这类问题，然后才能解答问题。我以为，这种面向纯粹理性的反思一时半会是见不到效果的，可能至死我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思考问题，所以还是按照既有的思维模式，提出自己肤浅的猜测：人类的这两次重大的智力变化可能与人的大脑组织的变化相关，只是由于我们对于大脑的认识还不够深入，没有历史地记录到其组织形态变化的过程，否则，实在解释不了这两次重大突变的原因。当然，按照过去对大脑的理解，如以容量大小来定智力高低已被科学实验证明是不能或立的。当代一些神经心理学家，如达马西奥认为大脑的拓扑结构的不同才是造成人与人智力差别的原因。姑且存此一说。假如他说得有些根据，那么，在这一万多年以来，人类大脑的拓扑结构是否也发生了变化呢？这一猜测或许有机会得到证实，比如可以重点研究这两次重大变革期前后人类大脑的拓扑结构是否发生变化，至少可以起到验证这种设想是否成立的效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另一种解释思路，即唯物史观，在他们看来，生产技术这种东西是种独立的客观存在，这种客观的物质存在推动了人的思想和行为变化。得承认，在微观层面上，这种学说的解释力十分强大，尤其对我们这种落后国家而言，太容易接受这种理论了。很简单，人家发明出了汽车，我们觉得好，就跟人家学习，是汽车这种客观的物质力量推动我们思维模式变化的。唯物史观解释了学习在人类知识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但确实没有回答在没有汽车的时候，人类是怎么凭空创造出了汽车的思想过程，也就是说，它解释了学习对人类智力发展的作用，鼓舞起了落后民族在科学上的自信心，但是它没有解释人类创造力的来源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在现代脑科学（也有的地方称为神经心理学）的基础上，对人类创造力的研究，是对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补充和完善。脑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大脑，大脑也是物质存在，与唯物史观之“物”是同一类物质，在学理上是相通的。
和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的巨大变化相比，人类的社会组织和行为方式以及精神状态，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和他们诞生时的状态一样：自私、残忍、血腥。
十九世纪末期，深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的恩格斯写出了他的名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远古史研究，以致于我们目前能见到的关于中国远古史的主流叙述，要么是重复恩格斯原来的说法，要么是以相同的思路，反驳他原来的说法。简单地说，恩格斯认为人类的思想方式和社会组织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渐变化的，在原始的蒙昧和野蛮时代，由于生产资料的极度匮乏，人类创造了原始的公有制，后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剩余产品的增多，出现了私有制，他乐观地认为，随着生产力的继续进步，人类一定会在更高的科技水平上，重建公有制。恩格斯的乐观主义不是无来由的，他是自十八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进程的一员，从孔多塞、达朗贝尔、达尔文、摩尔根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的进步抱有坚定的信心。
但是，观察持续两个多世纪的世界范围的革命与战争，再结合日益丰富的考古发掘资料，我们看到的是令人沮丧的事实，以恩格斯所着力论证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这三种核心的文明形式而言，人类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人类自其一产生就是通过两性交配繁殖下一代的，而且一开始就形成了直系血亲的乱伦禁忌，就是说父母与自己的子女不能交配，而同一血亲家庭中的兄妹也不能交配，摩尔根和恩格斯根据语言学和文学传说而想象的群婚制是不存在的，人类一开始就是一夫一妻制，而且，正如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婚姻形式所做的批判那样：是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这是人类的生物学上的属性，每种生物都有它们的繁殖方式，昆虫有昆虫的规则，哺乳动物有哺乳动物的规则，虽然每种生物繁殖行为中都有超出规则的例外（比如，蜘蛛交配后，雄性要被雌性吃掉，但也有个别雄蜘蛛拿来别的昆虫尸体“顶缸”的），如同人类现在仍存在少量乱伦现象一样。但总体上的规则是严格清晰的，这种规则是这个物种正常延续的必备条件，与环境提供的生存物质满足程度无关。
再说私有制，那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天性，而且这种天性与动物界完全相同。人们生来就会对某种东西，如食物、居所、领地等具有强烈占有欲望和归属概念，这与这些东西的多少是无关的。动物界也有领地的概念，也与食物的多少无关。经济学家们常说经济学是解决资源稀缺性的学问，事实上，在人类的私有观念催动下，人类所面临的资源永远是稀缺的，没有稀缺性，他们就会创造出稀缺性，比如西方资本家把牛奶倒入大海，比如中国的茅台酒厂把自己的产品打扮成无法扩大产能的稀缺的奢侈品，而人类也乐于配合这些倒牛奶和造名牌的自我欺骗，这种行为，恐怕也是来自人的先天的生物学的规定性，就象小猫咪喜欢追着毛线团玩儿一样，人类也喜欢这么自我欺骗。
但是，人类一出生就是群居的动物，没有团体合作，他们就不能生存下去，一个人是无法与一只老虎甚至一只野猪对抗的，只有一群人才能把这些猛兽制服，变成自己的食物。所以，人类自从一诞生就是集体配合劳动的，就有共同的财产，有特定的权力义务关系。从所有制的角度看，人类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公有制和私有制两种所有制，只不过有时这种制度的成份大点儿，有时那种成份大点儿。两种所有制都是始终存在的，没有价值上的优劣，不存在谁先进谁落后的问题，想以一种所有制完全代替另一种所有制的想法古代就有，现在仍有，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宣称公有制一定会取代私有制一样，现代很多经济学家不也正宣称要全面私有化吗？但是，从来也没出现过一种所有制长期单独存在的事实。当然，恩格斯的理论模型仍有着重要的意义，它至少指出物质生产力与两种所有制间比例变化的互动关系，是生活在历史进程中的人们理解和调整当前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据。
最后说一说国家。
还是先说恩格斯的观点，他认为国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人类最初出现的社会组织是以血缘为中心的自治的氏族和胞族，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生了私有制，产生了阶级，当阶级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后，产生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会产生出新的阶级，这些新阶级（如现代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最终会导致国家的消亡，重建人民自治的社会组织。
这种学说在提出的时候，就缺少坚实有力的证据。所谓氏族的概念是根据当时人类学的调查材料对古代社会做出的推测，并非实有其事。而此后经历过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也证明了革命后的国家机器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看来，人类永远无法摆脱国家这种政治形式。
事实上，当代很多中国学者已放弃了恩格斯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但是，仍然坚持人类的国家组织存在着一个从弱小到成熟壮大的发展过程。更多的学者接受了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从社会权力结构进化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的政治组织划分为游群、部落、酋邦、国家等四种类型，这可能是一个更为稚拙的进化假设，简单地说，是以规模的大小来作为政治组织进化与否的标志。
笔者以为，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国家这种组织形式就已经存在，国家是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公共组织形式，它的核心本质是人对人的统治关系，就是在一个小群体内形成的人对人的统治与被统治、命令与服从的权力关系。它最明显、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三个：第一，有一部分人自愿地结成一个政治上的群体；第二，在这个群体内自然地形成了某种类型统治与被统治的规则与秩序；第三，这个特定的人群有明确的领地范围，简单些说，就是人口、权力、疆域。这种政治组织结构是与人同时降生的，不是什么外在条件推动下的产物。其它动物，只要是群居的动物，都有类似的“政治组织形式”，比如猿类，甚至群居的狮子，基本上也有满足这三个特征的政治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并不因食物条件的变化而改变。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的政治组织一开始就是国家，不存在从氏族—胞族—部落联盟—国家（或游群—部落—酋邦—国家）的进化过程。
是的，国家的规模有大有小，自古皆然，就如现代也有百十个人的小国和有十几亿人的大国一样，古代也有大国和小国之分，你不能说由小国到大国就是种进化，由大国分为小国就是种退化。国大国小最根本的原因是有多少人愿意组成认同一个共同理念的国家群体，认同这一理念的人越多，组成的国家人就越多，人多可能占的地盘就多，就成为了大国；相反，认同这种理念的人数少，最终只能形成小国。也不能根据国家功能之繁简作为判断国家组织进化与否的根据，那些古代的人口大国要管理的事务十分繁杂，其功能远比一些现代小国的功能复杂，如古代的汉帝国其功能一定比现在的圣马力诺复杂得多。
受进化论思维模式的影响，很多历史学家倾向于将人类的国家描述为一种不断进步的过程。好像现代的国家是从古代国家发展过来的，一定比古代国家先进。而且，根据这种思维模式，现代国家，包括古代国家都已经是成熟的政治组织，要想弄清楚这种组织的秘密，必须上溯自其初始处，即向远古史去追索国家最初形成的原因与形态，我想这是自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一直到现今我们这些学者，最初研究远古国家的共同原因。
但事实上，这是一种舍近求远的行为，关于远古最初的国家形态，没有任何确凿的史料，迄今为止，一切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都是根据传说和现代一些落后民族的人类学调查，加上一些考古资料的分析，推测出来的结论，有很强的主观性。可就在我们的周围，几乎每隔几年，就会上演新国家诞生或旧国家解体的活剧，这些国家诞生的真实过程已经完全显示出这种组织的根本性质。可人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对发生在眼前的事实视而不见，而向幽玄不定的远古去求解国家的秘密呢？这可能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进化论思维模式的影响，人们认为，任何东西都有其诞生、成长到完善的过程，在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下，人们倾向于设想一个国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陋到完善的发展过程；二是由于远古史资源缺乏，人们可以杜撰出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国家起源”的过程，并在这种杜撰中，表达自己对理想状态的国家形式的向往，不存在的事情更便于做符合自己意图的虚构。
在并不久远的时间段内，如刚刚过去的20世纪和21世纪的头十一年，我们就目睹了不少新国家的诞生和旧国家的解体过程：1920年代苏联的成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90年代苏联的解体，一个大国变成十多个小国；1990年代东帝汶独立，产生了新的国家；21世纪伊拉克、阿富汗政权被西方国家推翻，进入持续的动荡；就在笔者写作此文时，利比亚政权更迭，叙利亚内乱加剧。每次新国家的诞生与旧国家的解体，都伴随着大规模的杀戮；而每个新国家的诞生，都没有如它的创建者们所许诺的那样，实现充分的自由民主、公平正义、永久和平。这种过程和考古学家们发掘出的数千年前那些砍掉无数人头颅的墓穴所揭示的过程没有区别，和数千年有文字记载的那些朝代更替、国家民族间的战争过程没有区别，国家就是这么一种东西！
为什么会如此，这可能是由于人类的智慧过于发达以及其小群体特性共同导致的。人类先天的就是以小群体的方式，而不是以类的方式存在的。人类的个体无鹰之翅膀、无虎之爪牙，要在自然界生存，只能结成群体，这种群体要和外界的猛兽作对，就必须团结合作，所以，人类的小群体内的团结力量远强于其它动物。但和其它动物不同的是，人类最大的敌人竟然不是别的动物，而是自己的同类。因为人类的智慧过于强大，其它动物远不能构成对人类的威胁，只有自己同类组成的另外的群体才能构成对自己的威胁，而且，由于智慧过于发达，人类对自己利益的定义范围也就远远超过一般动物为食物、领地、异性而斗争的范围，还要为争夺尊严、荣誉、信仰而斗争。为了这些利益，人类不仅不惜杀死同类、奴役同类，也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体生命。人类最大的快乐已不是生存与繁衍，而是对同类的征服和在同类面前的炫耀，而且，就其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而言，如果想获得在同类中比较优质的生活条件，也要靠占有同类的劳动成果。谁不想拥有国王一样的深宅大院？谁又不想像国王那样僮仆成群呢？换言之，谁又心甘情愿地为国王做仆人呢？怎么让不心甘情愿的人温顺地做奴仆？于是就出现了阶级、民族、国家这类小群体，出现了以财产、暴力、权力为武器的斗争手段。通过斗争，一些群体可形成对另一些群体的统治，即马克思所说的“压迫和剥削”。“压迫与剥削”（相对应的被压迫与被剥削）也是与人类相始终的行为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终生都努力在寻找摆脱这种行为的物质条件，可惜至今为止，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证明。
在微观层面上看，人类的小群体是分层的，大的为民族或国家，小些的为阶级、阶层、党派，再小些的如俱乐部、球队等。民族和国家在早期是同一个概念，都是结成一伙、向周围其他人类群体宣战、以获得统治权的政治群体。后来，随着征服区域的扩大，这个胜利的群体内部融入了被征服的群体，也就是以前的其它的国家，在新的大的国家内，形成新的共同的群体认同后，残留下的群体痕迹即为后来的民族。民族乃是旧的国家之遗存痕迹，在特定的条件下，他们的国家意识如果被重新激活的话，又会恢复成国家。二十世纪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过程，就是其国家内新融入的民族旧的国家理念又复活的过程。
阶级和阶层是国家内部的小群体，在一个国家内部，总有掌权的官僚阶层，总有钱多的富人阶层，也总有无权的平民和钱少的穷人阶层。如果没有这种差别，一切人活得都没有滋味，富人满足不了自己被伺候的舒适感和被羡慕的虚荣感，穷人满足不了追求上流社会地位的上进感和进取心（用人们虚伪而优雅的术语叫寻梦感），社会也就没有活力了。
一切小群体间都存在着斗争与倚存的关系：富人不想消灭穷人，只想永远压迫剥削穷人；穷人也不想消灭富人，只想自己当富人，好去压迫剥削别人。没有人想消灭贫富尊卑差别，即使在最强烈的乌托邦梦想驱动下的以平等为目的的大规模革命，在摧毁旧的贫富尊卑差别后，没多久又会建立起新的贫富尊卑差别。
由于斗争永远存在，所以，小群体也总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一般说来，如果国家这个最大的小群体处于扩张过程中，其内部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对缓和，因为大伙儿拧成一股绳，以征服、奴役别的国家为共同的目标，如传说中的黄帝部落，见于史册的商、周部落和汉唐帝国，以及我们现在就能观察到的美国，都是这样。美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远比其它国家严重，但由于称霸世界所获得的“霸权红利”足以安抚国内各民族和阶级的需要，所以尚能保持稳定，一旦美国失去其全球霸权地位，那么势必会出现内部纷争直至内战和解体。现在美国人将其繁荣与稳定归因于他们的民主制度，其实，任何一个正处于向外扩张期的强国内部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民主与自由，那是人类小群体团结起来揍别人必须的合作模式。从这个角度而言，毛泽东主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论述具有永恒的经典意义，他说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而谁是人民、谁是敌人，则是根据具体形势随机定义的问题，美国的民主也是这样：对美国人及其盟友的民主，对一切挡了他们霸权主义道路的人专政。
当一个大的帝国稳定下来，不想再扩张或者无力再扩张后，其内部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就会突出出来，很显然没有共同的“红利增量”可分了，只好在内部存量上重新分配，于是便会发生阶级斗争带来的朝代更替，中国古代的商、周、秦、汉、唐、明诸朝均如此，世界历史上的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罗马帝国也是如此。
纵观人类自诞生以来的全部历史，其分之合之的过程，就是这样。
难道就没有什么变化吗？没有什么不同吗？再具体点儿问：难道历史就没有进步吗？难道各国家间的制度没有差别吗？有，但是这种变化与差别只是对当下的人群有意义，对人类整体和完整的历史没有意义。
所谓当下的人群是指一切现实活着的人，每一代人只有区区几十年的寿命，他们无法感受到完整而宏大的人类整体历史，他们总会以为自己在创造前所未有的东西，他们有着新生命面对新世界的自负、惊奇与激情，所以，他们天生地认为自己的一切梦想都是新的。我说他们无法感受到人类整体的历史，不是说他们缺乏关于历史的知识，而是说他们就根本没有关于人类过去生活的实际的生命感受，从书本上读历史和以生命去感受历史完全是两码事，现实的苦难与欢乐给个体生命造成的刺激所激起的反应，是任何文字都无法代替的。由于人们无法感受整体历史，所以，在本质上，他们是不懂历史的，这种不懂导致了他们愚妄的自信，总认为自己会制造出不同于历史的新世界。说到底，关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只是当下人们头脑中一种虚幻的观念，这种观念因物质文明的明显变化而得到强化，使人们误以为它就是真实的。但事实上没有变化，如果非要说有所变化，只不过是旧的人群衰老死去，新的人群诞生而已，人类这个物种的天性没有多少变化。
至于国家之间制度的差别，对于不同国家（即不同的小群体）内的人来说，能意识到这种差别，而这种差别恰是形成人类分群的必须的条件，没有种种诸如理念、制度、语言等方面的差别，人类怎么分成不同的小群体呢？但这种差别，也只有作为小群体的区别标志时才有意义，是不同的小群体凝聚在一起的基础，对不同的小群体的聚散确实发生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对于人类整体的性质没有意义，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都不能代表人类整体的未来。
那么，人类的未来是什么？
不知道！和人类的起源问题一样，不知道。
目前一切关于人类未来的说法，和关于人类起源的说法一样，都是想象与猜测。
我们所能确切知道的，只是人类在约距今一万年前出现，在一万年左右的历史中，创造出了强大的物质文明。这种物质文明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满足了人类某些方面的欲望，如过得更舒适、行得更快捷；另一方面，严重地破坏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命自身，如环境污染、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以及生育质量的下降。从总体上看，人类已经具有了毁灭地球和生命本身的能力，即已经制造出的核武器和正在发展中的生命科学。再乐观的人也不敢寄希望于人类会把这些毁灭性的力量控制在他们的理性范围之内，道理很简单，如果理性顶用，他们就不会创造出这些破坏力量了。我们对未来的人类将会运用这种力量去干什么，是无从判断的。我们不知道这是人类这个物种灭亡的一种方式，还是向一个新的物种“进化”的方式（像进化论者所猜测的人的诞生过程一样）？我们能看到的现实就是这样！我们看不见的过去和未来不知道是什么样！
那么人类的价值观呢？人类的价值观就毫无意义吗？
当然有，但也只是对当下的人类群体、对某一个具体的人有意义。不知道人类的过去和未来并不妨碍人的生存，人也不是因为知道了自己过去和未来而诞生的。价值观、理想主义这类高尚的行为动机是现实的人群生活着的巨大动力，是过于发达的大脑自然产生的功能，也是种存在，与人类生命同一的存在。我们直面现实，揭示出人类精神文明的永恒特性，当然不是为了摧毁人类的价值观和理想主义。非要找一个现实的目的的话，也只能说是为了摧毁一切以人类整体名义杜撰出的关于完美未来的谎言。我们非常主观地希望，直面现实以后，会激发出人类理性的自觉，会超越一万年来小群体争斗的模式，会出现站在人类总体的立场上、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力量。
在这方面，我们怀有和德国哲学家康德同样的希望，他说：“人具有一种自己创造自己的特性，因为他有能力根据自己所采取的目的来使自己完善化，他因此可以作为天赋有理性的动物而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理性的动物”。 简言之，希望人类的理性能寻找到保存自己这个种类的办法，尽管这种希望并不乐观，但也只有如此希望，在人类世界中，这可能是唯一有价值的希望。
不过康德本人也已明确地意识到，这已不是科学而是信仰。在他看来，信仰是人类唯一能拯救自己的力量。也只能如此了，没有别的办法！
殷墟景区车马坑内展示的商代车马实物：殷墟考古发掘的商代车马坑，是华夏考古中发现最早的畜力车实物标本。这里展出了6座商代车马坑和道路遗迹，车马坑保存完整，每坑葬一车，其中五坑随车皆葬两马，四坑各葬一人。车上的整具尸骨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在远古史中，战争是最真实的印记，它是人类最宏伟壮观的群体活动。战争虽然带来了苦难，但它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传播，英雄与史诗、鲜血与荣誉、文明与进步都在这一次次血与火的碰撞中得到最真实的印证。
5 中国的远古文明
前面，我们说了很多，主要是探讨重构中国远古历史的方法，并力图在人类总体命运的高度上观察中国文明。当方法思考清楚后，面对丰富的考古发掘资料，解释的方向也就明晰了。在这里，我们没有条件系统地叙述中国远古史，所能做的，只是提出我们所设想的一种理想状态的中国远古史文本的一些核心观点。
人类历史的起点就是中国历史的起点。
在人类之前的历史是其它物种的历史，不能是人类的历史，更不能是一个国家的历史。
按照这个标准，在中国发掘的猿人、智人的化石和遗址，从元谋猿人到山顶洞人，都还算不上真正的人类，只是类人猿的历史。在人类出现之前，曾经存在过多个这样的物种，他们的体质形态有的接近猿人，有的接近人类，会制造粗糙的打制石器，会用火，这些物种甚至与人类可能同时并存过，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灭绝了，今天的人类并非这些物种在遗传过程中进化而来的，就如山顶洞人不是北京猿人进化而来的一样。中国人的历史，是从新石器时代的人开始的，距今也就一万年左右。
中国是独立起源的，那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出现了很多独立的人类聚落，这些人不是从外地迁徙来的，而是土生土长的。
长期以来，很多人一直将中国解释为“中央之国”，即地理位置上的中心这么一种概念，反映的是一种地理空间上的中心意识。
近读古文字学家、四川大学教授黄奇逸先生对“中国”概念的解释，忽有豁然开朗之感。黄教授指出“中国”不是空间地理中心的意思，而是“文明之邦”、“宗教强大之邦的意思”。按这种理解：中国，就是拥有先进文明的国家（黄教授的文章言简意赅、论证有力，本刊已全文转载，故此处对其见解不做细致介绍）。
这种理解正确地说明了“中国”的起源和性质，有广泛和深远的意义。它不仅说清楚了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也说清楚了中国文明的根本性质。
当人类刚一诞生时，在现今中国疆域内以及周边地区，出现了很多人类的小群体聚落，一般可以称之部落（事实上这些部落的性质与国家一样），这些部落间通过战争和融合，不断扩大成为大的国家，在战争中获胜的那个部落成为新的大的国家里的领导阶级。这个过程持续了数千年，中国历史传说中的黄帝与周边部落的战争只是无数战争集中起来的一个概括的说法，无数考古发掘也证明了部落间战争的残酷，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发现了殉人的存在（花厅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3000年），砍下人头做饮器的习惯在后岗文化二期（距今4000多年）也有出现，到了商王朝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考古学上的证据能明显地反映出国家规模由小向大发展的趋势。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年）、仰韶文化（距今约6000年）发掘的只是村寨规模遗地，到龙山文化（距今约4000年）时，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城市遗址，人类的聚居群落规模扩大了近百倍。哪些部落能成为战争中的胜利者呢？是创造和掌握了先进文明的部落！而为什么被征服部落会放弃战争中被屠杀的仇恨、在文化上与征服者融为一体、形成新的更大的国家呢？就是因为他们认同了这种新的先进的文明理念，在这个理念的基础上，与原来的征服者一起，融和成新的更大规模的政治实体。从黄帝到大禹的传说和从河姆渡文化遗址到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一同证明了这个过程的真实性。
事实上，中国作为国家的名称，是1911年民国成立时的事情，也只有在此之后，“中国”这个概念才与现代国家固定的疆域联系在一起，才具有空间地理的含义。在此之前，中国只是一个文化上的政治实体概念，在没有朝代世系的远古时代，就伴随着先民的诞生而出现，一直延续至今。各朝各代虽各有不同的国号，如秦、汉、唐、宋、元、明、清，但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也就是自己是创造和拥有先进文明的政治实体。疆域则是一个变动的概念，只要认同中国这个文明理念的人群，其所在的地方，即是中国的范围。
前文讲过，国家只不过是人类的一种分群方式。人们依据不同的理念，形成不同范围的人群，组成不同规模的国家。那为什么这一群人在这一块地方组成这个国家，而另一群人在另一个地方组成另一个国家呢？就是因为他们认同的理念有所不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称国家是“绝对理念”的外化。构成中国这个国家的绝对理念就是“先进的文明”，没有先进的文明，就没有中国。
那么，何谓先进的文明？
所谓先进的文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在比较中产生的。在一个可以互相进行军事政治接触的范围内，分布着一批大小不等的国家（部落）；在这些国家中，那个有能力创造出最新、最强大的物质力量，有能力征服周边国家（部落），有能力让新的被征服者与自己融为一体、和谐相处的国家，他们的精神状态就是先进文明。在近万年的历史过程中，先后有无数的这样的国家崛起，构成中国这一“绝对理念”不断外化的内在动力。传说中的黄帝、尧、舜、禹，其实就是这样一些先进文明的象征，后来的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等历朝历代，也是这样的过程。我们不能仅从物质文明一个维度来理解文明的先进性，而是更多地要以那个新兴群体（部落、民族或国家）是否有逢勃向上的精神创造力为判断标准。在商周时期，按当时的标准，周只是一个番邦小国，他们在物质文明上并不如商朝先进和强大，考古学发现表明，当商人以大号的青铜器列鼎而食时，周人只能用小号的青铜器战战兢兢地过自己的小日子。周最终能灭商，就是因为他们有更加强劲的奋斗精神和更旺盛的战斗意志，创造出更能团结人的新制度。同样的道理，蒙古人能灭宋，满人能灭明，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崭新的创造力和强大的征服力。传统文献中，均从物质发展水平的角度，将蒙古人、满人视为野蛮落后的番邦夷狄，将他们灭宋、灭明的行为解释为是野蛮民族对先进民族的征服，这种观念事实上背离了文明最本质的东西。文明的本质不是死守着先祖创立下的城郭宫室、亭台楼阁、金银财宝，而是那种意气风发、征战四方的扩张精神，从这个角度看，蒙古人、满人不是什么野蛮落后的民族，而是代表着先进文明的新兴民族，而宋人、明人都是颓废堕落的落后民族，正是蒙古人、满人这些新兴力量的不断进入，以他们蓬勃向上的生命力结合宋人、明人已有的物质成就，才一遍又一遍地刷新了中国的精神面貌，使之始终保持着自己最本质的精神理念——先进的文明。
遗憾的是我们现有的古代历史教科书并没有以文明的先进性这个核心理念来构建知识体系。比如在考古学中，我们还看不到对于各种相同时期聚落间文明水平的比较研究，还看不到对于创造了城邦文明的人群与尚生存于村落中的人群的对比及互动关系的研究，就是在文字已经出现，对于商灭夏、周灭商直到清灭明的过程，也都缺少以文明先进性为核心的研究，这是我们未来的历史教科书应给予充分重视的地方。
中国文明是个独立的文明，是地理条件造就了这种文明的独立性。“中国”这个概念的范围已经笼罩了以当时的交通水平所能达到的极限，西抵帕米尔高原，南到喜马拉雅山，东边越过日本列岛，东南远及东南亚诸岛，无不笼罩在这一文化理念之下，现代学者广泛认同的“大中华文化圈”，事实上就是古代中国这个政治实体的实际范围，这已经达到了当时技术能力的极限。在这个范围之内，中国文明自洽地生长着，形成与世界上其它地区，如欧洲、美洲、非洲等截然不同的特征。
由于中国文明的这种独立性，我们就应形成与之对应的现代历史解释。因此，我们就再也不能套用西欧和北美文明发展的历史解释模式。我们从来没有过他们那样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有的一切东西都是在“中国”这个文化范围内出现的自己独特性的东西。对于这一点，现代的中国历史学家做得非常不够，因为他们一旦脱离了源自西方的理论概念，就不会描述自己的远古史和上古史，甚至不会描述中国的近现代史，这是亟待努力改正的地方。
在未来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一定要具体说明中国古代文明的性质，一定要全面深入地说明，为什么商人比夏人、周人比商人、蒙古人比宋人、满人比明人在那个历史转折点上具有文明先进性，这种历史才是符合中国文明性质的历史。
我们现行的历史知识体系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缺乏世界意识。中国古代有其“天下”意识，但那时的天下，也不过是上文所说的当时人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对此范围之外的世界，如欧洲美洲等地，所知甚少，甚至没纳入自己“天下”的范围。近代以后不同了，西方新崛起的先进文明漂洋过海打过来了，迫使中国人刷新其“天下”概念的范围，重新站在整个地球的角度上看待文明。在这种视野之下，中国已经丧失了其文明先进性，而正是为了重新获得先进的文明，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发起一次次革命和现代化试验，一步步尝试重新掌握先进文明的可能性。
我们应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重编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比如，在介绍中国的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时，我就非常希望能看到对欧洲、美洲、非洲相同时期的聚落遗址的介绍；在介绍中国陶器、青铜器时，我也非常希望看到对相同时期外国陶器、青铜器的介绍；在介绍中国远古聚落葬俗时，我也非常想看到对其它国家远古聚落葬俗的介绍。可很遗憾，现在我们看不到这样的研究。都二十一世纪了，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该以一种世界史的眼光来对照中国远古文明，只有那样，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命运。
6 重构中国远古史的意义
我们先得强调，历史并不能决定未来，就像聪明的父母不一定能生出聪明的儿女一样。一切历史对未来有强大约束力的“规律”的说法都是不切实际的。人们拥有怎样的未来，完全取决于现在的工作态度，只有努力去争取才能有美好的未来，否则，再荣耀的祖先业绩也是白搭。
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研究历史？
确实有一少部分人，只是出于个人兴趣去研究历史，大多数人研究历史，尤其是任何一种成建制的研究历史的团队（如接受国家预算拨款的学校、研究所）只是为了增加在现实中动员群众的说服力而研究历史，这些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利用人类对以往经验的迷信心理，寻找历史存在过的光荣，以唤起现实人们的斗争勇气和信心。
历史学，作为一种描述事实的实证科学时，确实只遵守真实性这唯一的原则；其最大价值在于对人类总体命运的理解和认识，以唤起人类在“类”这一层次上的理性和自觉。
作为现实中的一种精神现象，历史学是为某种未来理想助推的工具，这时的历史学家只是撷取对于实现自己理想有用的那种历史资源，为此，常不惜断章取义，甚至歪曲事实。
没有办法，这也是由人类的小群体特性所决定的，没有一个人类的小群体（即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代表全人类的利益，人类这个类的属性和利益，是在小群体的冲突中实现的，因此，每个小群体都会主观地构建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历史学。
对于中国远古历史的重新反思，使我们意识到文明的先进性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灵魂，没有先进的文明，就没有中国，全部中国历史证明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这个道理逼着现代中国人，必须学会在现在的世界，创造出新的先进文明，否则，就真是国将不国了。
中国文明从来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这片地域上，一个又一个新生的群体，不断通过斗争，淘汰腐朽的力量，延续先进文明，这些新兴力量崛起并进入，是中国这一政治实体在其文明先进性这一本质上得以延续到今天的最根本的原因。因此，在未来，我们依然要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一切，我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这种核心理念会被摧毁，放眼世界任何一个地域或时代，先进的文明这一核心理念永远不会被摧毁，只要这个理念不被摧毁，对于中国的国家认同就不会被摧毁。
需要再强调一遍的是，历史学不是一种能自发做功的现实力量，它只是现实的人们为自己行为合理性寻找的理由和借口。历史学反映出的是人们对待现实的态度，换句话说，从人们对待历史的态度，能更准确地看出他们对待现实和未来的态度。历史中什么都有，有英雄、有软蛋；崇拜历史英雄的人们，意味着怀有创造英雄业绩的现实梦想；而从历史中那些软蛋的命运中寻找共鸣和慰藉的人，意味着在现实中就是个软蛋，想为自己的苟活寻找更多的借口。我们的历史学应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历史学，因为我们渴望拥有和祖先一样光荣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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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一版。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为总主编的十卷本的《中国通史》的第二卷，所述为中国远古时期的历史，本卷的主编为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执笔者除苏先生外，还有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张忠培先生。大家手笔，自然不同寻常，全书严谨细密，对当时已经发掘的中国各史前文明，有专业细致且晓畅易懂的叙述，虽然在主要的理论观念上受旧理论的影响较多，但总的来说客观地说明了情况，既便您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书中也留出了解释讨论的空间，是不可多得的好书。
2、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
本书是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完成后，由该项目主持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丛书中的第一本，讲述的是中国远古时期的历史，本书的长处是吸收了1990年以后考古学新发现的成果，有比白寿彝的《中国通史》第二卷更新的史料，不足之处是结构较为散乱，叙述问题不够深入，是十二位作者分别写成的，整体性不强，在理论上也没有根本性的突破。
3、李法军编著《生物人类学》，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
这是笔者所见国内体质古人类学的第一本专著，介绍了体质古人类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是了解古人类学必读的基础教材。书名为《生物人类学》，意即从生物学的角度研究人类，但从学科完整性的角度上看，本书缺少对现代人类学的介绍。
4、（德）罗曼•赫尔佐克著、赵蓉恒译《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
本书作者是联邦德国著名的政治学家，1994年曾被选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他是位教授，也是政治家，所写的书既有渊博的学识，也有政治家的透彻和睿智，没有一般学者的学究气，他对国家政治体制性质的理解不拘泥于具体的形式，而是直击人统治人这个实质。全书文风通俗流畅，译笔也十分精到，是本好书。当然，他对中国历史的知识过于浮泛且不无误解之处，这是中国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来的，由此推测，对古代欧洲之外的国家历史，他也有隔膜之处。不过，我们读他的书，主要是借鉴其对国家制度本质的深刻看法，至于史学的深度，就不能勉为其难了。
5、（英）德斯蒙德•莫里斯著、刘文荣译《人类动物园》，文汇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
本书为罕见的大师级作品，作者是英国著名的动物学家和人类行为学家，全书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完全以观察动物行为的客观立场来观察人类，超越了认识论和价值观的干扰，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客观的人类社会学和政治学著作。他的另一本影响更为广泛的作品《裸猿》，从个体行为的角度，解读了人类行为的心理特性。莫里斯博士的作品是畅销书，《裸猿》在全球的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是不可多得的科学性与可读性俱佳的作品，但奇怪的是，国内社会学和政治学界似乎对他的研究方法视而不见，仍喋喋不休地沉浸在卢梭式的主观臆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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