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许多属于实证性研究的范畴。而实证性研究，尤须重视文献资料的准备工作，已如上言。准备文献资料，我重视两点：一是搜罗尽可能做到完备，二是使用前尽可能先鉴别其真伪，以去伪存真。搜罗完备和去伪存真，乃是文献准备的十分重要的两个过程；实际上，去伪存真本身就是一种艰难的研究，它虽不一定能反映在文章之中，却是文章结论正确的重要保证。
萧相恺先生2009年夏在白鹿洞书院
我还有一种理念：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决不说无依凭的大话、过头话。可以说我的所有研究，就是我这两种理念的实践，其间有成功的经验，亦有失败的教训。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本着这种理念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绝大多数应该是正确无误的。举两个个例子：一是我曾经写过一篇《中国小说史若干问题的考辨之二》的文章，发表在《明清小说研究》杂志上，后收入拙著《中国古代小说考论编》中。其中第二则论《幻影》（别名《三刻拍案惊奇》）的作者非陆云龙，其序所署年代为崇祯辛未，《幻影》原书当有四十回，从《幻影》到《三刻拍案惊奇》，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从《幻影》到《别本二刻拍案惊奇》的刊刻，则已经到了“鼎革”后的清初等结论，虽个别推测小误，大多却被后来发现的《型世言》所证实。二是我的另有一篇《中国小说史若干问题的考辨之一》的文章，亦发在《明清小说研究》杂志上，其中第二则旨在纠正戴不凡先生《小说见闻录》、胡士莹先生《话本小说概论》有关石成金论述的错误，这篇文章后亦收入拙著《中国古代小说考论编》中。这篇纠错文章中的观点，从证误的角度讲，是正确的，但因为选择材料不谨慎，自己亦犯了大错，选入《考论编》时，我在该篇后面加了个按语，以说明这不慎造成的后果：
我的学术履迹始于《水浒传》研究，从《水浒新议》（与欧阳健合作）出版，到《水浒传鉴赏辞典》面世，断断续续，发表过有关《水浒传》的论文十五篇（有些是与人合作的），出过《漫说水浒传》一本。其中有考据的，有论说的。考则注意“据”指向的唯一性，不可逆转性，因为只有这样的“据”才是真正的“据”。论则注意观点新颖，持之有故。虽论难不避，然与人商榷，常提醒自己：一切从学术出发，不意气用事。
比如我和欧阳健合著的《水浒新议》，对《水浒传》反映北宋农民起义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由《水浒传》的成书历史、《水浒传》中英雄的出身、《水浒传》描写的环境等等方面，进行论证，指出《水浒传》是市民文学，是为市井细民写心之作。记得有一次在南京图书馆颐和路古籍部看书，遇见淮阴师专的宋代文学专家于北山先生。休息时他就说过：现在的论文，每以“新”为标榜，其实有些并不新，你们的《水浒新议》倒确实新。正是因为“新”， 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颇强的反响，不管这反响是正面的还是反面。对《水浒传》浓烈的市民文学特色的认知，可以说贯穿于我的所有论评《水浒传》的文章之中，时至今日，仍然不变。我与苗怀明合写的与石昌渝先生商榷《水浒传》成书不在嘉靖以后的两篇文章（《文学遗产》，分见2007年第5期、2008年第6期），自信考据过程中所使用的据，还能算是真正的“据”，不管读者认同哪一方，对我们双方论难的文风，相信还是会持赞许态度的。写关于《水浒传》的文章如此，写其它文章时我亦尽量做到这一点。比如，前面提到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考辨之二》第三则，是一篇与林辰先生（实亦包括与齐如山先生）商榷《章台柳》成书问题的文章，我亦只是摆事实，说道理，绝无任何的不敬之词（齐如山是前辈学者，早已仙逝，如今林辰先生亦已作古，本想在古代小说研究网上发一组纪念文章，终未成事，甚是悲痛。顺志哀悼之情）。我很反感在学术辨难文章中“某某某何许人也”之类蔑视对方的言辞，更反对形同骂街的文风。
回顾自己的研究历程，除了注意挖掘新文献，进行实证性研究，研究《水浒传》，所更重的实际还是中国小说史的研究。有关小说史研究的文章，除上面提到的三篇《中国小说史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考辨》之外，还写过《文化的﹒传说的﹒民间的：中国文言小说的本质特征——兼论文言小说观念的历史演进》、《中国通俗小说的本质特征》、《关于通俗小说起源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证》、《中国小说的近代化——兼论古、近代小说史的分界》、《由错位到重合——宋前小说及其观念的历史变迁》、《宋元小说理论的新贡献》、《重读名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等。看得出,这是为写小说史做准备的一组文章。这一组文章反映了我对小说史分期,文言及通俗小说的起源、本质特征的看法。实际上，《通俗小说总目提要》、《通俗小说鉴赏辞典》的编纂，也是为作小说史打基础的工程。我还编过一部《中国文言小说家评传》，还是刘冬先生为所里制订的规划中写小说史前应完成的一个项目。
《中国文言小说家评传》，萧相恺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中国文言小说家评传》对中国小说史上的160余位文言小说作家的生平思想作了勾勒、评论。《书品》等报刊杂志作了介绍。《书品》（2005年第3辑）《文言小说研究的一项基础工程——评〈中国文言小说家评传〉》称，“主编萧相恺先生是国内著名的小说史家，功力深厚，成就斐然，在学术界有着良好的口碑与人缘，各位撰作者也多是小说研究的专业人士。全书从蕴酿到成书，前后经过十多年时间，俗话说慢工出细活，所有这些，保证了全书的学术水准和高品位。总的来看，这是一部能构成良性学术积累的学术著作，为文言小说研究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其中有不少作家是首次进行专门研究，该书的开拓意义和价值由此可以得到体现。”虽其中对我个人的评价是过誉了，但对这部书的评论，窃以为还是可供参考的。
而我现正做着的项目——《中国古代小说序跋全集》也是为小说史、小说理论史的编纂打基础的一项工程。为完成这一项目，我又在全国各地访书，发现了大批此前的文言小说目录书，包括《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小说卷》未曾著录的文言小说。我总觉得，一个研究者，应该不断地读书以丰富提高自己，切不可怠惰。在多次演讲中，我都向听众发出读书读书的呼吁，甚至曾以“读书读书”作为演讲的题目，以此劝勉年轻学人，亦以此告诫自己。我颇愚钝，但通过《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古代小说序跋全集》的编纂，我读过的小说的数量，在小说研究界大约要算是名列前茅的。这个项目已列入国家“十二﹒五”出版规划，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目前已完成四百多万字。杀青出版以后，当能对小说史和小说理论史研究者有所裨益。
在小说史的编纂方面，我亦曾作过一部《宋元小说史》，一部《世情小说史》。
《宋元小说史》，萧相恺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我的《宋元小说史》大约可算我国第一部宋元这个时期的断代小说史，它分上下两编，上编论述市人小说，下编论述文言小说。无论是市人小说编还是文言小说编都勾勒了宋辽金元这个历史时代小说发展的基本轮廓，确立了我认为的宋辽金元这个历史时期的小说在整个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还对这一时期小说发展的规律、特点作了理论上的阐述，对其原因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窃以为，还有些新的见解。比如，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通俗小说源于“说话”伎艺，而“说话”则起源于唐代的“变文”，“变文”的源头则在印度，所以，它是一种舶来品。而我的认为，“说话”和“变文”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类，它们有不同的来源，也有完全不同的流向，和尚的俗讲是变文的源头，而说话的源头在中国本土的杂戏之中。“变文”是后来的诸宫调、弹词的源头，而“说话”则直接诞生了中国的通俗小说。又比如，关于“话本”的定义和“说话”家数的问题，我也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我同意日本学人增田涉话本不是指说话人的底本的观点，并提出以“市人小说”来取代学术界一直使用的文本“话本”概念，不管大家是否认同，窃认为，还是较为妥当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一篇，标题是“明之拟宋市人小说”，似亦承认那批小说（传统学人、甚至包括鲁迅自己在内所谓的“话本”）叫“市人小说”（感谢刘相雨先生的提醒），我还指出“说话”“四家”说不过是吴自牧等的一己看法，根据宋人关于“说话”分类的记载和今存文本的实际，宋人“说话”实只有三家。对于宋代文言小说的总体评价，该书也提出了与自鲁迅以来，学界多贬抑宋代文言小说的传统观点的不同看法，认为，就总体而言，相较于唐，宋人的传奇确呈现出一种衰落的倾向，但题材的平民化，文人对“说话”艺人艺术的借鉴和新的创作尝试，却又使这衰落显现出一种发展来；而传统的志人、志怪小说则不仅没有衰落，比起唐来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世情小说史》（署名向楷）则对中国世情小说发展的源流作了颇为全面的梳理。我把世情小说发展的历史分为七个阶段：孕育期（唐以前）、萌生期（唐、五代）、发皇壮大期（宋至明中期）、第一个高潮期（明中叶至清前期）、第二个高潮期（清中叶）、衰微期（清后期）、重新崛起起期（清末）。这阶段的划分不仅便于结构文字，自以为这样划分，还是较为妥当的，史的线索亦比较清楚。对世情小说历史发展的原因、内部演进的规律也作了揭示。对于一些重要小说在世情小说历史坐标系中的定位亦比较准确。而对于世情小说史上出现的名著，我亦有自己的阐释。我认为，《水浒传》虽系英雄传奇小说，但其中著名的宋江杀惜、武松杀嫂和石秀智杀裴如海故事，在世情小说的发展史上，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水浒传》便不会有标志世情小说第一个高潮出现的《金瓶梅》。我还认为，《金瓶梅》的思想意蕴实不过描写一些人的欲望，写这种欲望的不断膨胀，最终毁家亡身，反映的乃是个简单而又深邃的人生哲理：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金瓶梅》的作者“处在一个新旧交替、新旧并存、新旧搏斗的变动时代，他既看到旧的腐败了，因此深深地失望、痛苦；对于新的到来，他又莫名的惧怕，更厌恶新的到来之时旧的借机鱼目混珠而加剧了道德混乱。他就是在这种心态中写成了《金瓶梅》。”他“实在没有看到新生产关系的光明前景，也不是要高扬人性解放的精神，相反地，他是感到前程的暗淡……正是借此来告诉人们那人欲泛滥前景的可怕。”我还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归入“讽喻”类中的《儒林外史》也纳入世情小说的范畴，指出，《儒林外史》通过描写儒林“这一阶层的人来反映当时的世情世相”。我的结论是：“《儒林外史》主要抨击的是士林中人人格的卑下以及由士林生活反映出来的世风日下。作者探求的是士人的新的人生之路，一种建构自己独立人格的方略。这就是《儒林外史》的主题。”《红楼梦》的出现，标志中国的世情小说进入了顶峰期，过去，一些学者每每将《红楼梦》描述成一盏无所依凭、孤悬于半空的明灯，而我将挽结《金瓶梅》、《红楼梦》这两座高峰的艳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和其他的世情小说清晰地描绘了出来，显示了小说发展的真实面目。我认为《红楼梦》描写了“一个真实家族中所发生的真实的一切”，并无讳饰。并拿《红楼梦》与《金瓶梅》比较，指出：“一座贾府，善善恶恶，各色人纷呈并现，最终‘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颇有点玉石俱焚的意味，这就决不是（《金瓶梅》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能涵括的。曹雪芹也未必认识到封建社会的必然崩溃不是靠几个人的行善，或者说不是靠一些善良人所能挽救得了的。他实也不过‘是贾府的屈原’，《红楼梦》就是篇‘无韵的《离骚》’。他的写贾府也‘并非要打倒贾府’，不过是对贾府感到深深的失望，感到‘补天’‘无才’。但我们又不能不说，它的认识比《金瓶梅》的作者更为深刻，同是对那个丑恶现实充满失望，而他的失望也更见深沉，他的《红楼梦》也更具艺术感染力。”我以为，我对这几部名著的的描述，对挽结于其间的史线的描述，都较清楚而且确实。
最后要说的是《明清小说研究》的编辑工作。
自刊物创办起，我就一直兼任《明清小说研究》的编辑工作（刊物的编辑，都是兼职），从不定期开始，直到我退休。我知道，这个刊物是刘冬先生和所里许多同志心血所寄，无论如何，得尽心尽力办好。
《明清小说研究》第一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接任刊物的主编，我一直尽可能按照刘冬先生提出的办刊原则方针行事。我自己亦有我自己的办刊方略。我认为一个刊物的质量高低，取决于稿件的好坏。择稿的标准十分关键。我给编辑部同仁提出：所用稿件一定要符合两个标准，要么观点新颖，能言人所未言，又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要么资料丰富，可供学人借鉴。我曾多次讲过，宁发有新见解而稍有偏颇的文章，亦不发看似正确，却平庸无物的论文。当然，这是相比较而言。我亦多次在同仁面前讲过，不以自己的观点为刊物择稿的标准，记得，我就编发过不少与自己观点不同的文章。潘建国先生的一篇关于《欢喜冤家》的文章，就是一篇与我商榷的论文，那时，他还是上海师范大学的学生。我还认为，一个刊物，不能只被动接受学者的投稿，要主动出击，引领学术的方向。当时学界，许多学人只研究名著，一些“名家”甚至终生只沉浸于一部名著的研究之中，名著的研究固难再深入，对小说史、小说理论史的编纂尤为无益有害。学界一些有见识的学者，对此也有隐忧。比如陈大康先生就曾在《明清小说研究》上发文，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显示当时学术研究格局的不合理；郭英德先生甚至发出“悬置名著”的呼声。于是《明清小说研究》呼吁学人，在研究名著的同时，分出精力，研究所谓“二三流小说”，刊物则优先发表这类论文。其实，这与刊物倡导的“新”完全一致，因为它们是前此少人研究或无人研究过的小说，无牙慧或少牙慧可拾，尤其是对新发现小说的研究，更是填补空白之作。我自己亦身体力行，前面提到的《未见著录小说两种叙录》（《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3期）等便是我身体力行的证据。我还竭力提倡“跨界研究”，亦即从诗赋词曲、戏剧宝卷、民间传说等等相邻文学体式文本切入，对小说进行研究。或将某种文学体式的文本与小说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我认为，这样做方能开阔眼界，将研究引向深入。我的《百家公案与戏曲》一文，就是我自己在这方面的尝试。
因为采取了这些措施，刊物的质量不断提高，成为全国的核心期刊之一。
刘冬先生为刊物制定的办刊原则中有一条“文不论家门”。我认为这是个关乎学术平等的大问题。我做主编，要求同仁看稿时不看作者的简介，衡文不以家门为准的，只看文章的质量。一些如今已成为学界研究中坚的专家学者，在他们还是学生，还是无名小辈的时候，就曾在《明清小说研究》上发表过他们的文章。我之所以在这篇文章中提这个问题，是想为一些尚无知名度的年轻学人争一块与知名度已高的学者公平竞争的地盘。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我已年过古稀。所幸身体尚健，似还能做一点事情，当作驽马而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