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个展,了解一个地域。如果将文化比喻成一条连接着历史和未来的生生不息的河流,那么贵州从有人迹可循的旧石器时期开始,如涓涓山泉汇入大江大河一样,在这条自远古而来的河流中踏浪而来。
走进贵州省博物馆基本陈列的“人文山水 时光峰峦——多彩贵州历史文化展”,从距今30万年的盘县大洞走来,经过古夜郎时期的赫章可乐、跨越两晋到明代的贵安大松山、到辛亥革命爆发的“大汉贵州军政府”,展览如椽大笔,用3500多件(套)文物书写发生在贵州这片土地的历史史诗。
在近6000平方米的展厅中,展线长约2公里。据贵州省博物馆馆长李飞介绍:“这是一场人文盛宴,毫无疑问,也是全国博物馆界2024年度的一个重磅展览。”
展陈以时间为主线,分为“洞天岁月 星光闪耀——史前时期”“青铜之光 华夏一脉——先秦时期”“郡国并治 多族共融——秦汉至魏晋南北朝”“兼容并包 因俗而治——隋唐至宋元”“国之战略 设省而治——明代贵州”“黔境定格 社会开新——清代贵州”六个部分,展示了贵州地域逐步融入华夏核心的历史进程。
自2月3日开展以来,该展收获了众多关注与好评,截至3月7日,观展人数超15万人次。今年春节期间,贵州省博物馆更是成为全省文博参观“顶流”,日均观展人数破万。李飞表示,此次展览,强调以史为鉴,进而彰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这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
播州杨氏土司明代金冠
史前时期:洞天岁月 星光闪耀
贵州,是史前文明汇集地,也是中国古人类的发祥地和古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展览的第一部分“洞天岁月 星光闪耀——史前时期”,分为“遗址众多 名列前茅”与“星罗棋布 异彩纷呈”两个单元。
据介绍,贵州已发现史前遗址近500处,数量之多,居全国前列。贵州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以洞穴遗址为主,遗迹、遗物记录了距今约30万年至1万年间,人类从早期智人向晚期智人的演进轨迹、工具制作由打制向磨制的发展历程、生业方式由狩猎采集向渔猎采集的转变过渡。
在“遗址众多 名列前茅”单元中,呈现了贵州境内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物与遗迹。桐梓岩灰洞遗址的牙,来自早期智人“桐梓人”,距今18万至11.8万年;普定穿洞遗址的女性头骨,来自晚期智人“普定穿洞人”,距今1万年左右;黔西观音洞遗址和兴义猫猫洞遗址的石制品,看似不起眼的石头,在考古学家眼中却是史前人类重要的工具;毕节海子街大洞遗址的石簇,距今约1.7万年,朴素的外表下却暗藏贵州古人类制造和使用弓箭的“秘密”,这是目前贵州发现的最古老的打制石镞,就算在国内同时代遗存中也十分罕见。
贵州古人类吃什么?有怎么样的生死观?从什么时候开始爱美的?答案可在“星罗棋布 异彩纷呈”单元找寻,该单元展现了贵州古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展出的文物见证了这一漫长的过渡期:安龙龙广观音洞遗址的角铲,用兽角制作而成,是磨制技术对骨角器加工的证据;平坝飞虎山遗址出土的彩陶片,是贵州高原仅见的彩陶残片;普定白岩脚洞遗址出土的骨笄,反映当时人类已经开始注重发型式样;贵安牛坡洞遗址中发现的墓葬,距今1.02万至0.87万年,为探讨华南地区屈肢葬的流变提供了重要线索;贵安招果洞遗址古人生活场景复原模型,有人在吃东西、制作石器,还有人在捕鱼狩猎,再现贵州古人类丰富的生活形态。
在新石器时期的贞丰孔明河遗址、习水黄金湾遗址、天柱盘塘遗址,从名字就可看出,贵州古人类已经摆脱对洞穴的控制,开始逐水而居。水流也促进了各流域人群间的文化交流。其中,天柱盘塘遗址出土的白陶,绘有凤鸟纹、弦纹等纹饰,与高庙文化陶器所饰凤鸟纹相似,是高庙文化沿清水江向西传播的见证。
贵安招果洞遗址古人生活场景复原模型
先秦时期:青铜之光 华夏一脉
展览第二部分“青铜之光 华夏一脉——先秦时期”分为“青铜初铸 稻作传播”和“大河上下 通道凸显”两个单元,呈现了先秦时期贵州地区的青铜文化特色。
在“青铜初铸 稻作传播”单元中,一系列青铜文物熠熠生辉,它们见证了贵州先民逐渐掌握青铜铸造技术,并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地域青铜文化。毕节青场瓦窑遗址出土的鱼镖石范,顶端巧妙地设计有斜面浇口,表明商周时期的贵州先民已初步掌握青铜铸造技术;威宁中水鸡公山遗址出土的有段铜锛,是贵州青铜时代初期的代表器物之一。
此外,通过仔细观察这些青铜器的器型,我们还能窥见贵州与四川盆地、云南高原、两湖平原等地区的文化交流痕迹。威宁中水鸡公山遗址出土的双大耳陶罐,腹部饰两周凹弦纹,与西北甘青地区氐羌文化关系密切;威宁中水红营盘(独立树)墓地出土的铜剑,是贵州目前发现较早的青铜兵器,其整体风格仿巴蜀柳叶形剑,反映了巴蜀文化与贵州地区青铜文化的交流;威宁中水银子坛墓地出土的蛇头形茎铜剑,在滇文化中出土最多,也被称为滇式剑,反映了云贵高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交流。
而在“大河上下 通道凸显”单元中,不仅有在北盘江、清水江、锦江、乌江、赤水河等流域均发现的先秦时期遗存佐证,也有楚将庄蹻循江入滇,或溯沅水伐夜郎而王滇的历史记载,证明了大江大河自古就是族群互动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在2017年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征集而来的不对称形铜钺中,还装饰着“羽人”竞渡的纹样,小舟上的四个人手持桨,作划船状,仿佛穿越历史的长河,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杨辉墓陶俑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郡国并治 多族共融
展览的第三部分“郡国并治 多族共融——秦汉至魏晋南北朝”,分为“古国夜郎 历史之谜”“秦汉经略 始设郡县”“魏晋风度 多族共融”三个单元。
在“古国夜郎 历史之谜” 单元中,尽管夜郎历史尚有诸多谜团待解,但展览的历史文献、图文展示、遗址文物掀开了这个神秘古国的面纱一角。赫章可乐出土的大型连枝铜灯、用于“套头葬”的巨大铜釜、布满岁月痕迹的虎钮铜錞于,无声地诉说着关于夜郎国的古老故事;1978年威宁中水西汉墓出土了一件“鲵鱼形铜带钩”,背面刻有铭文“日利八千万”,也就是说这位古人在皮带扣上写着“我每天赚八千万”,而在汉武帝时期,一枚五铢钱可以买一斤大米,对于这位每天赚八千万枚五铢钱的古人来说,“先赚一个亿”可以说真的只是一个“小目标”。
在“秦汉经略 始设郡县”单元中,一枚出土于兴仁交乐的“巴郡守丞”鎏金铜印熠熠生辉,是贵州目前发现的级别最高的汉代官印。而在众多珍贵展品中,最为夺目的无疑是那两驾分别出土于兴仁和兴义的东汉铜车马,它们作为“国宝级”文物首次在展览中相遇,一辆辎车与一辆轺车隔着玻璃静静对视,仿佛穿越时空的隧道,互诉2000年来的沧桑变迁与世事更迭。
在“魏晋风度 多族共融”单元中,贵州考古发现的铜印“谢买”、“郭顺之印”、“张光私印”、“樊千万”“赵千万”等姓氏私印,可能与汉晋时期的南中大姓紧密相连,承载着魏晋时期贵族的风华与荣耀。此外,石板墓、悬棺葬、崖墓、砖室墓、石室墓等多样化的考古遗存,展现了多民族共生共荣的生动场景。更令人瞩目的是,原产于海外的琥珀、玛瑙等珍贵饰品也在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中亮相,它们不仅是物质文化的交流见证,更是各族文化不断融合、相互借鉴的有力证明。
南宋杨粲墓一比一复原
隋唐至宋元:兼容并包 因俗而治
展览的第四部分“兼容并包 因俗而治——隋唐至宋元”,分为“多制并存 义在羁縻”“物尚中原 文教开新”“土司制度 巩固边疆”三个单元。
出土于红花岗忠庄桃溪寺杨氏墓地桃溪寺宋墓M1的王铺记银锭,刻有“王铺记”三字,应是当时金银铺铸造的商标,反映了南宋时期遵义播州地区的商贸活动已进入新阶段;出土于杨粲墓男室的遵义型铜鼓,因独特的造型被定为遵义型铜鼓,成为中国铜鼓八大类型的标准器之一;出土于杨粲墓的宋代梅瓶,根据其素雅的色彩可推断来自磁州窑系,是贵州对外交通繁荣的物证。
其中令人眼前一亮的,还属一比一还原的杨粲墓。墓中有6座壁龛,仿木构建筑,门窗户壁、梁柱斗拱均为当时的建筑格局。精美的石刻人物,栩栩如生,大多是为墓主人服务的仆人,展现了当年杨氏土司养尊处优的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贵安新区马场镇的贵安大松山墓群,时代从两晋南北朝经隋唐、宋元一直延至明代,墓地规模大,延续时间长,内涵丰富,堪称一部“黔中通史”。经过发掘,贵安大松山墓群共清理墓葬2000余座,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彝族土司夫人长袍
明代时期:国之战略 设省而治
展览的第五部分“国之战略 设省而治——明代贵州”,分为“调北征南 贵州建省”“大力开发 物阜民丰”“儒学传播 阳明悟道”“民族和谐 维护一统”四个单元。
明代对于贵州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时期,永乐十一年(1413年)设立贵州承宣布政使司,标志着贵州成为全国第十三个行省。建省后的贵州,经济、社会、文化等得到较大发展,更有“阳明心学”发端贵州,形成独树一帜的黔中王学。
关于明代时期的贵州,重点文物有黔府青花罐、“大明宝钞”壹贯钞版、夏原吉刻铭渠田砚、铜云板等,其中黔府青花罐底部印有款识“万历丁亥年(1587)造黔府应用”。据介绍,“黔府”为沐英一族在昆明的府邸,该青花罐是沐昌祚袭爵期间制成之物,对研究云贵两省历史具有重要意义。“金石番长官司印”铜印造于洪武五年(1372年),是明代贵州土司制度的物证。
在贵州众多土司中,奢华的当属杨氏土司,杨氏对播州延续了700余年的世袭统领。在播州第25世土司杨辉墓出土的文物中,七十件陶俑十分壮观,骑马佩剑的武士、牵马漫步的行人、敲锣打鼓者和马背上的号手以及负重前行的奴仆等群像,再现杨辉出门的豪华仪仗队。同样出土于杨辉墓的还有两顶“千足金”金凤冠、镶嵌宝石的金纽扣、金镶玉腕饰、有着八卦鱼藻纹样的银盆等金银器。
这样的奢华直至明万历年间戛然而止,在海龙囤遗址的模型前,绿影葱葱的海龙囤已掩盖住曾经金光闪闪的土司生活。据记载,播州之役前后历时114天,其中攻打海龙囤近50天,此役终结了杨氏对播州700余年的世袭统领,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冷兵器与火器的对决之一。作为西南土司制度鼎盛时期的重要遗存,海龙囤遗址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军事城堡遗址,是中国第48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贵州省目前唯一一处世界文化遗产。
清代时期:黔境定格 社会开新
展览的第六部分“黔境定格 社会开新——清代贵州”,分为“多措并举 加强统治”“经济发展 开炉鼓铸”“人文蔚起 科甲挺秀”“晚清风云 行不甘后”四个单元。
清朝早期,官方大力发展旱作农业,疏浚商道,开炉铸币,发展商业、手工业,持续扩张矿产开发规模,促成清代前期贵州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张 “清水江文书”是清水江流域山林经营和林木贸易的民间契约,反映了贵州林业发展及商业活动;一本《山蚕讲义》是清末遵义纺织手工业动态的重要资料;贵阳市中华北路北横巷窖藏出土的“吕盛茂”银锞、“虞合盛”银锞、“叙浦县”“熊新盛”银锭、“桃源县”“李源茂”银锭,纪年有“元年十二月”“拾三年”等,反映了清代贵州商贸的繁荣,是研究清代货币的重要实物资料;贵州官钱局壹两银票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由时任贵州巡抚庞鸿书特命官钱局发行,发行至1915年止,都没有贬值,这在晚清民国时期贵州发行纸币的历史上极为罕见,在全国范围内也不多见。
乾嘉年间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乃嘉庆年间陈浩所作,书中详细描绘了清中晚期贵州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娱乐和习俗等情况。此次展览展出的《黔苗图说》正是“百苗图”中出现较早、艺术水平较高的抄本。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咸丰、同治年间,不堪重负的贵州各族人民揭竿而起,形成声势浩大的起义。一枚“天字一号”钢锭,是贵州青溪铁厂正式建成的见证,开启了中国近代钢铁重工业的先河;一本《播雅》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是贵阳文通书局出版的第一部书;一纸《大汉贵州军政府令》写着“贵州宣布独立”,是贵州辛亥革命胜利后由临时军政府发布的第一号安民告示,标志着封建帝制在贵州的终结,开启了社会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