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许宏《最早的中国》出版。该书首次将二里头遗址与“最早的中国”这一提法联系了起来。此后，这一提法也常为不少中国学者所引用而流行起来 。然而，当我们梳理古代文献，发现将“最早的中国”与二里头遗址或者说洛阳地区进行联系，乍看似有依据，但却与《诗经》、《山海经》等可靠性较高的古代文献的记载存在明显冲突，故对此问题实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许宏研究员（图源：B站）
在《最早的中国》开篇“解题”部分，许宏先生用了三个小节来说明他的推理过程：
第一节，首先讨论“中国”概念的含义，指出“最接近'中国’一词本来意义的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那里是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之所在，已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辐射性的强势文化'磁场’”。接着，许宏先生认为，这个“中国”因“其地理位置居中，有地利之便，因此又称为'国中’、'土中’或'中原’”。随后，许先生进一步提出，“'中国’的出现与东亚大陆最早的王权国家（或王朝）的形成是同步的”[1]。
许宏先生在本节的论述包含了三个步骤：第一步，指出“中国”的本义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此说比较可信。在第二步，许先生提出“中国”概念又称为“土中”、“国中”、“中原”，这恐怕就有问题了。根据王尔敏教授对53种先秦文献的统计，“中国”共有五种含义，即（1）京师、（2）国境之内、（3）诸夏领域、（4）中等国家、（5）中央之国[2]。从王先生引用的文献看，其所说的“中央之国”实指中部地区国家之义。又根据王兴亚教授的研究，“中原”至少有三种含义：（1）原野之中，这一含义流行于先秦两汉时期。裘锡圭先生指出，这种含义的“中原”也往往代指战场[3]。（2）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地区，这一含义始见于三国时期。（3）明洪武九年置河南省。因河南省地处古代中原的腹心地区，故后人也用“中原”来称河南。
通过这些梳理可知，“中原”概念作为地理称谓出现在三国时期，其核心地区以河南为基本范围，其外延地区在不同文本中有所浮动。由于其作为地理名称使用时所指区域相当于今日中国的中部地区，这与上引王尔敏先生所说的“中国”含义的第五条义项内涵相同，故在这种情况下，“中原”确可称为“中国”；但需要注意的是，王尔敏先生列出的“中国”前四条义项均非“中原”概念所有。换言之，当“中国”这一概念作为其本义即“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这个意思使用时，是不能用“中原”这一概念来替换的。显然，许宏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一开始就犯了混淆概念的错误。
许先生认为，作为王都的“中国”就是地理位置居中，这显然误用了《荀子》等战国诸子的说法，而没有充分考虑历史实际。以周秦王都而论，其京师均偏在疆域西部的关中地区，何来“居中”之说？按照许先生“中国”又称“中原”的论述逻辑，可以这么讲：他并不需要更多证据，只须说明中原地区的哪一个考古文化是最早的王权国家，那这个考古文化即可称“最早的中国”。换言之，二里头遗址还没有出场，但这一定义即可将“最早的中国”与二里头遗址锁定在一起。但问题就在于，由于“中原”概念并不具有“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的含义，因此，许宏先生由“中国”概念的本义论述入手，把最早的“中国”与中原地区绑定在一起，甚至试图进一步将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具有王权特征的考古文化——二里头文化与“最早的中国”进行联系，自然就是无根之谈。
在“解题”部分的第二节《看看文献怎么说》，许宏先生列出了《尚书·梓材》和《诗经》的记载，指出《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的“中国”是“京师”之义，这是正确的。但他又说《梓材》中周公教导康叔如何治理殷商故地时所说的“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一句的“中国”“应指关中至河洛一带的中原地区”，这是很让人费解的。我们都知道，殷商故地在安阳殷墟；康叔封地在淇卫，此属殷商时期的王畿范围，那么，把这里的“中国”理解为“关中至安阳一带”恐怕更加合理；但许宏先生却说指“关中至河洛一带”，不知依据是什么？
在“解题”的第三节，许宏先生引用何尊铭文的记载，认为“这篇铭文把'中国’的最早地望确指为洛邑所在的洛阳盆地及以其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并在本节末尾带出二里头遗址的话题，称“二里头遗址就是洛阳盆地这一最早的'中国’区域内的最早的一座大型都邑”，以开启《最早的中国》一书的正题。将何尊铭文中的“中国”与洛阳地区进行联系，这确实是当今学术界的主流意见。在学术问题上，主流意见并不一定就是正确意见，特别是那些尚存巨大争议的观点更是如此。下面，我们就来谈谈何尊的问题。
何尊于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贾村镇，是最早记录了“中国”一词的西周青铜器。1966年，《文物》首次刊发此器，称“饕餮纹铜尊”。1975年，何尊被调往北京参加“全国新出土文物汇报展”，马承源先生在尊底发现了长达122字的铭文。因器主名“何”，该器遂被正式命名为“何尊”。次年，《文物》刊发何尊铭文，并同时发表了唐兰、马承源、张政烺三位学者的研究文章。为方便论述，我们先用通行字体将何尊铭文抄录在下面：
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称武王礼，祼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䢃民。’呜呼！尔有唯小子亡识，视于公氏，有劳于天，虔命敬享哉！叀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彝。唯王五祀。（《集成》6014）
何尊及其铭文
铭文的大部分内容都比较容易理解，其大致意思是：在成王五年四月丙戌这天，周成王在成周举行祭祀武王的典礼。随后，成王在京室对何等宗室小子发表讲话，讲话中提到何的父亲曾辅佐武王克商，希望何继续尽心辅佐王室。讲话结束后，成王赐了三十朋贝给何。学者对于这篇铭文的理解，主要分歧在如何理解篇首的“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八字和篇尾的“唯王五祀”四字，但对这两处的理解均与本文的讨论范围无关，故兹不论。
从铭文内容看，周武王口中的“中国”与成周为同一个地方，这是可以确定的。由于传统观点均把洛邑视为西周时期的“成周”，因此，在何尊铭文发现后，许多学者把何尊铭中的“中国”与洛阳联系起来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许宏先生受这个观点的影响，进一步将地处洛阳地区的二里头遗址与“中国”这个概念联系起来当然也不能说是异想天开。但问题在于，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忽视了关键的一点，《诗经·大雅》多次使用“中国”这个词，但历代学者均不认为《诗经》的“中国”与洛阳存在联系。下面，我们先引录出《大雅》的相关诗句：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民劳》）
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民劳》）
民亦劳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民劳》）
民亦劳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民劳》）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荡》）
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荡》）
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桑柔》）
以上三篇诗歌，时代上均属西周晚期。如《民劳》，《诗序》言：“召穆公刺厉王也。”《荡》，《诗序》言：“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桑柔》，《诗序》言：“芮伯刺厉王也。”西周晚期的王都在关中平原，历代学者对此均无异议。因此，如果我们认为何尊的“中国”与《诗经》的“中国”是同一个地方，那就必然推导出西周时期的“成周”也在关中平原，但这一推论与洛邑即西周之“成周”的传统观点存在巨大矛盾；反之，如果我们认为何尊的“中国”指洛邑，那么我们就将面临如何处理这一观点与《诗经》记录之间所存在的根本性冲突。遗憾的是，这一问题目前还没有引起相关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我们知道，西周都于关中平原，历代学者对此并无异议；而洛邑在西周时期是否曾为周都，自西汉以来就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比如，司马迁在《周本纪》中就提到了这一争议，并表明了他的主张：
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
《史记·周本纪》书影（南宋黄善夫刻本）
从西周金文材料看，“成周”拥有王都地位是比较确定的。比如，陈公柔先生（1919－2004）通过对西周金文材料的分析就指出，宗周与成周“几乎是同等重要的”。其中，成周在西周至共王、夷王时期为周王朝用兵于殷之东国、南淮夷、荆楚的指挥之所；共王、夷王以后至于宣王时期，铭文中的成周概念有所变化，但仍“可以看出，终西周之世，洛邑成周在军事、政治上都是极关重要的”[4]。
就此而言，如果洛邑即西周之“成周”，那么就应肯定洛邑在西周时期确实曾有王都地位；反之，就有必要检讨洛邑在西周时期是否可称“成周”。从考古材料看，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历代考古学家在洛阳地区寻找洛邑都城经历了七十余年，但至今仍没有发现天子级别的西周城址、建筑基址和祭祀遗存，这与面积达30多平方公里的宝鸡周原遗址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宋江宁先生明确呼吁对西周时期的洛邑研究需要放弃一些无法实现的目标。[5]
从传世文献看，最早明确地把西周时期的“成周”与洛邑联系起来的是《左传》，而《诗经》、《尚书》则均未见称洛邑为“成周”的现象。经徐中舒等学者考证，《左传》形成于战国中期[6] 。这样，我们就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称洛邑为西周时期的”成周”，很可能只是东周时期的人用了当时称洛邑的叫法——“成周”来称呼西周时期的洛邑，这正如有时我们会用“河南”来称三代时期的今属河南省范围区域一样，尽管三代时期并无“河南”这个行政区域。
总之，西周时期的“成周”究竟在哪里，这其实是有待学术界进一步讨论的。令人欣喜的是，已经有学者认识到这一问题，并提出了西周时期的成周在丰镐的观点。[7]当然，笔者对这一观点有不同看法。在何尊铭文中，含有“中国”一词的这段话是周武王在克商之后“廷告于天”时所说的。因此，要搞清楚西周时期的“成周”或者说“中国”在哪里，其关键在明确武王“廷告于天”的地点。根据《逸周书·世俘解》的记载，武王克商返周后曾在周庙祀于“天位”，即进行祭天。《世俘解》的这段记载，也见于班固《汉书·律历志》所引的《周书·武成》中，可见其来源甚古。
《逸周书·世俘解》书影（元至正十四年嘉兴 儒学刻本）
有趣的是，周原考古队于1977年在周原遗址的凤雏村甲组建筑基址西厢房的一个灰坑内（H11）发掘了含有“天位”一词的甲骨文，证明《周书·武成》和《逸周书·世俘解》的记载不虚。陈立柱等学者将这个“天位”与在凤雏三号建筑基址发现的一块巨型石柱联系了起来[8]。这样，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考古材料便形成了一个立体的组合，证明周武王克商之后的祭天大典发生在周原遗址。也就是说，何尊铭文所说的“中国”极可能是指周原遗址，这与《诗经》记载的“中国”地望是一致的。关于西周时期的“成周”即周原遗址的观点，笔者以前曾利用金文材料和传世文献讨论过，这里不再重复。
凤雏三号基址石柱发掘现场（图：北京大学官网)
笔者真正关注“中国”概念的形成问题是由夏史研究引起的。我们知道，以考古界为代表的中国当代学者多将二里头遗址视为夏代晚期都城。尽管许宏先生对“二里头夏都说”不置可否，但其“最早的中国”这一提法无疑激发了赞同“二里头夏都说”这一观点的学者热情。笔者曾用大量文章阐述“二里头夏都说”并不可信，真正的夏都很可能是三星堆遗址。下面，我们试从夏文化讨论的角度来讨论一下“最早的中国”地望问题。
在隋唐以前的古人观念中，被认为与夏代历史有直接联系的传世文献主要包括《山海经》、《禹本纪》和《禹贡》等，其中《禹本纪》已不存。顾颉刚先生曾深入讨论《禹贡》的文本形成及其产生年代，指出该文实为战国时代的作品。关于《山海经》的年代，当前学术界的主流意见认为其汉字文本形成于战国时代，笔者赞同这一看法。在形成汉字文本以前，《山海经》主要是以“图画”书的形式流传，这是研究《山海经》的学者多能认同的。从《山海经》的记载能与殷墟卜辞之“四方风”及三星堆神树等三千多年前的考古材料形成印证来看，《山海经》的最初形成与夏人有关的可能性无法排除。事实上，在隋唐以前，几乎也没有学者怀疑《山海经》与禹益有关。
宋刻本《山海经》
《楚辞·远游》王逸注引《山海经》：“都广在西南，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也。”[9]又今传本《山海经·海内经》：
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穀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上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皞爰过，黄帝所为。
郭璞注：“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显然，在古人观念中，被认为与夏人有关的《山海经》是以“都广之野”为“天地之中”的；或者说，夏人的“中国”即“都广之野”。《山海经》的这一记载，很早就被其他文献引用。如《吕氏春秋·有始览》：
极星与天俱游，而天极不移。……当枢之下无昼夜。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10]
又比如《淮南子·墬形训》：
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11]
《吕氏春秋·审分览》又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显然，这里所说的“天下之中”或者说“天地之中”所指之地乃建木神树所在的都广之野，并非一句空头话。许宏先生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吕氏春秋》的这一记录与《山海经》存在渊源，而用此句来比附二里头遗址中所谓的建筑基址中轴线[12]，显然这有失《吕氏春秋》本意。
三星堆青铜神树
从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看，如果我们说“中国”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的何尊铭文中；那么，由《山海经》和《吕氏春秋》的记载则可以说，古人观念中或者说是古代文献记载的最早“中国”在“都广之野”。杨慎、蒙文通等学者均指出，都广之野即今成都平原。而地处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所出土的青铜神树，在当代学者研究时亦普遍将之与《山海经》记载的神树联系了起来，这显然不是偶然的。
将夏文化与三星堆文化联系，可以与古代文献记载的“禹出西羌”形成印证，同时有利于解释四川与陕西、河南等地在考古文化上所存在的联系，并有利于从民族形成、语言形成上解释汉族与藏缅语族等群体之间拥有的历史联系，从而为中华民族史的形成研究奠定更为坚实的历史基础。当然，将夏文化与三星堆联系，还有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处理，比如年代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曾用大量文献证明，在战国时期以前的古人观念中，存在夏商并行的历史认识，这里不再重复。
许宏先生的《最早的中国》初版以后又多次再版，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正如本文所论，《最早的中国》从一开始在处理“中国”和“中原”这两个概念时就犯了错误。具体就“中原”这个概念的使用来看，其错误主要表现为以今附古。按许宏先生把“最早的中国”与中原地区的考古文化进行联系的思路，则意味着在二里头文化出现的时代，“中原”概念已经可以作为地理概念使用。可是，这有什么依据呢？许宏先生对此却没有做任何说明。
有考古学者认为，“中原”概念用来指黄河中下游一带的意义至少在春秋时期已形成[13]。此说同样存在问题。比如，该学者引用文献以证其说时曾提到《国语·吴语》的这条记载：
吴王夫差既退于黄池，乃使王孙苟告劳于周，曰：“昔者楚人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远我一二兄弟之国。吾先君阖庐不贳不忍，被甲带剑，挺铍搢铎，以与楚昭王毒逐于中原栢举。天舍其衷，楚师败绩，王去其国，遂至于郢。”[14]
栢举，《左传·定公四年》作“柏举”。王孙苟提到的吴王阖庐“与楚昭王毒逐于中原栢举”，指的是发生在公元前506年吴师入郢的柏举之战。喻宗汉在研究吴师入郢的路线后指出，柏举在汉水以东的汉川、云梦地区[15]，此说与王夫之《春秋稗疏》所论相同[16]。可见，《吴语》所称的“中原”位置在江汉平原，并非该学者所说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当然，有必要指出的是，本条材料中的“中原”同该学者引用的其他先秦文献中的“中原”概念的字面意义一样，其含义实为原野之中，并非地理性质的名词。关于这一点，上引王兴亚教授的文章业已辨明。
根据王兴亚先生研究，“中原”具有地理指称性质出现在三国时期后，这是有说服力的；换言之，将“中原”概念放到先秦史研究中去使用并不恰当。其实，通过考察邢义田[17]、辛德勇[18]、王子今[19]等学者对“山东”、“关东”等概念的研究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在先秦两汉时期的地理区位观念中，更常见的是一种东西分区观念，而不是“中原”加“四方”的观念。这一东西两区的分界线纵贯南北，从先秦到两汉时期虽有所波动，但大致在中国地形的第二、三级阶梯之间。具体地说，在战国时期，当时以崤山、函谷关为界，其东称“山东”或“关东”，其西称“关西”或“山西”或“关中”。从《尚书·周书》等文献看，战国时期的这种东西分界观念很可能承袭自西周。
从地理位置看，洛邑正好处于中国地形的第二、三级阶梯之间，因而《康诰》明确地称洛邑所在地为“东国洛”；同时又称殷商故土为“东土”，而称周人故地为“西土”，这与战国时期的东西分区观念基本一致。许宏先生文中提到“中国”概念可与“土中”进行替换，但这种理解恐怕也有问题。从传世文献看，把“土中”理解为“天下之中”始见于《史记》，但这种理解与《康诰》称洛邑为“东国洛”存在矛盾。我们知道，在《左传》和《国语》中，周人也称洛邑为“郏鄏”或“郏”，另邙山也称”郏山“，郏从夹得义，夹有左右相持之义。因此，《召诰》称“洛邑”为“土中”， 很可能表达的是洛邑地处“东土”和“西土”夹隙之间的意思。
之所以《尚书》同时使用“东国洛”和“土中”来称洛邑的位置，这可能与使用者的角度有关，即从关中周人故地的角度看，洛邑为“东国”；而从洛邑位置看，则可自称“土中”。但这个“土中”，其含义与作为“王国都城”义的“中国”显然有别。《洛诰》称筑洛邑为“作周匹”。杨筠如指出，“作周匹”即 “作周辅”之义[20]。裘锡圭先生引单伯钟、墙盘证明，西周金文确可用“匹”表示辅佐君王的意思[21]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提到，周初封建诸侯的目的是为周室建立屏障，这表明洛邑的营建与周初封建诸侯一样，均具有拱卫王室的功能。换句话说，《洛诰》本身即证明了西周时期的洛邑不是王都，当然也就谈不上与何尊的“中国”有关。
两周时期的这种分界观念，很可能在夏时期已经存在。我们知道，九州是与夏人具有密切联系的一个区位概念。《左传·昭公四年》载司马叔齐语：“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是不一姓。”[22]四岳，《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亦作“大岳”，古代文献中作为山名的大岳指位于今山西临汾境内的霍山。三涂山，在今河南嵩县，春秋时属陆浑戎地。阳城，在今登封告成。大室，指今嵩山主峰。荆山，在今湖北西部南漳西。中南，指今秦岭。又《国语·郑语》有九州在谢邑之西的记载，此谢邑在今南阳。不难看出，古人所谓的九州在由山西霍山、河南嵩山、河南南阳、湖北南漳等点形成的一条纵横南北的线以西，即主要包括今陕西和四川、重庆等地区，并包含了晋西南、豫西和鄂西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这条南北纵横线同样位于中国的第二、第三阶梯之间。
中国地形图
如上分析，在“中原”作为地理性质的概念使用之前，先秦乃至两汉时期的地理分区观念主要表现为东西分界观念，其分界线与今中国地形的第二、三级阶梯之间的自然地理界线大致重合。在《左传》和《国语》作者的观念中，夏代时期的九州即在这条分界线以西。在西周时期，这条区分东西的分界线略有西移，而洛邑恰处这条分界线区域，故邙山亦称“郏山”，洛邑亦称“郏鄏”或“土中”。进入春秋战国时期，这条分界线进一步西移至崤山、函谷关一带。总体来看，相对于广袤的中国领土而言，这条分界线西移的幅度并不算大。
综上可见，许宏先生将“最早的中国”这一提法与二里头遗址的历史地位进行锁定，在其论述中至少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对“中国” 概念的处理不够深入，将“中国”概念与“中原”概念进行联系时发生了概念不清的问题。即在使用“中国”概念时强调其本义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但在引出中原地区的考古文化时却是通过“中国”概念的“中部地区”之义来与“中原”概念进行嫁接。第二，对“中原”概念未做仔细分析，将三国时期才具有地理性质的“中原”概念应用于先秦研究中，犯了以今附古的错误。第三，误信成说，认为何尊的“中国”确指洛阳盆地，致其说与《诗经》的“中国”用法发生矛盾。其实，洛邑是否即西周时期的“成周”并非无疑。
[1]许宏：《最早的中国》，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2]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71页。
[3] 裘锡圭：《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
[4] 陈公柔：《西周金文中的新邑、成周与王城》，《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390—393页。
[5] 宋江宁：《文献、金文和考古资料在西周史研究中关系的讨论——以洛阳西周时期成周、洛邑、王城的研究为例》，《三代考古（五）》，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53页。
[6] 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徐中舒编注：《左传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55页。
[7] 臧振：《西周丰镐成周说》，原载宝鸡市周原博物馆编《周原》第一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152－159页。此据氏著《古史考论·西雍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5－57页。
[8]陈立柱：《周原刻辞“乍天立”与朕簋“王祀于天室”合说》，《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4期。
[9] 洪兴祖注：《楚辞补注》卷一六《九叹·远游》，中华书局，1983年，第310页。
[10] 许维遹撰：《吕氏春秋》卷一三《有始览》，中华书局，2009年，第281－283页。
[11]［汉］刘安撰；［汉］许慎，高诱注：《淮南鸿烈解》（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明万历八年茅一桂刻本）卷四《墬形训》，第4b页。
[12]许宏：《最早的中国》，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88页。
[13]段宏振：《中原的形成——以先秦考古学文化格局的演进为中心》，《考古学研究》2012年，第458页.
[14] 《国语》卷一九《吴语》，“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宋刻宋元递修本，第11b页。
[15] 喻宗汉：《吴师入郢之战有关问题探讨》，张正明主编：《楚史论丛初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112页。
[16] 王夫之：《春秋稗疏》卷下，《船山遗书》第40册，清同治四年金陵曾国荃刻本，第22a－22b页。
[17]邢义田：《试释汉代的关东、关西与山东、山西》，《食货月刊》1983年第3期。
[18]辛德勇：《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期。
[19]王子今：《秦汉区域地理学的“大关中”概念》，《秦汉史论丛》第9辑，第351-400页。
[20] 杨筠如：《尚书覈诂》，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13页。
[21]裘锡圭：《〈洛诰〉“其作周匹休”新解》，《文史》第12辑，1982年，第38页。又载《裘锡圭学术文集》第四卷《语言文字与古文献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97页。
[22]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第20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