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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史学家蒙思明（1908-1974）
导读：
考据是史学的初基工作，而考据之后，还有更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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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据在史学上的地位
蒙思明
一、历史究竟是什么
历史这一种广泛名词究竟包含些什么？从表面看来，尤其从研究历史的人看来，简直是一个不值得、不应该讨论的问题。然而意见的纷歧、错误的根源，却都集中在这一不值得、不应该讨论的问题上。我们试略一翻阅各家对于历史一词所下的定义，就不难看见这种混乱复杂人各一说的情形了。
一种学问的范围、方法与重心，是随时代的演进而日新月异的；所以对于一种学问一定要为他下一个定义，本来就是一件最愚笨的事。如果要泛引各家的定义，强为牵合，截长补短，并存折中，然后创为新说，那更是愚不可及。作者没有这种企图， 只是择举若干异说，以表明历史一词含义的模糊，范围的广泛，因进以阐明其内涵的各方面而已。
历史的定义虽是言人人殊，然类而观之，亦不外下列三派：
佛礼门 （E. A. Freeman）说：“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 （J. M. Vincent， Historical Research ） 约翰生 （H. Johnson）说：“就广义的说起来，历史是曾经遇到过的无论什么东西；历史就是过去的本身，不管过去是什么”。 （H. Johnson， Teaching of History ） 李守常说：“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亦可以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 （李著，《史学要论》）这是第一派的说法。
杜威 （J. Dewey）说：“历史系记载社会的群体之活动中所有重要事实”。 （J. Dewey，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 陈衡哲说：“历史是人类全体的传记。” （陈著，《西洋史》）萧一山说：“历史者宇宙现象之叙述录也”。 （萧著，《清代通史》）这是第二派的说法。
本汉 （E. Bernheim）说：“历史是一种科学，研究处于人群中人的发展”。 （E. Bernheim， Lehrbuch der Historiashen Methede ） 蓝浦勒希 （K. Lamprecht）说：“历史是一种社会心理的学问” （K. Lamprecht， What is History ） 。鲁滨孙 （J. H. Robinson）说：“历史是一种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广泛的学问”。 （J. H. Robinson， New History ） 这是第三派的说法。
严格说来，只有第一派的解释，才算得到了历史二字的真义，他们注目之点，都是历史的本身，虽然范围的广狭各有不同：或则扩大到宇宙万有，追溯到地球起源；或只限于人类活动的全部，以求了解其整体；或则更缩小而仅注意人类政治的活动。这范围究应以何者为适当，在本文内暂时存而不论。我们所注意的是： 这派历史定义的共通点，都是指的历史的本身，都了解我们研究历史所应当研究的对象。这不能不算是这派识见的高明之处。
第二派的解释，可以说全是错误的。虽然他们所指的范围也有广狭的不同：或包罗宇宙现象，或单述人类全体，或局限于所谓的“重要事实”；而他们的共通错误，都是认历史为“传记”、为“叙述”、为“记载”，而非所传记所叙述所记载的本身。 他们所下的定义，只能算是历史的文字记载的定义，而不是历史的定义。历史的文字记载，只是研究历史的若干材料中之一种，是研究历史时不可缺少的中介，而不是研究的对象。片断史实的记述之类不用讲了。就拿史著来说，如依章学诚的意见，分为记注、撰述两种：这“事具本末，文成规矩”的记注，只是若干史料的整理与编排，在后人看来，当然只有史料的价值；即就撰述来说，其中除大部分史实的记载外，还或隐或显的有作者一贯的理解与识见；但理解与识见，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前人的理解与识见，多无当于我们今日的要求，故其理解与识见部分，也只能作为我们研究该时代该作者的“史学”的资料而已。 他们既认历史的文字记载为历史，遂抛弃历史本身而以文字记载为研究的对象。于是名著的吟咏与讽诵，文字的比对与校勘，两书的详略与雅俗，甚至一二字句的增损与歧异，都可以著书立论，自命史学，驰骋笔墨，夸耀凡庸。其研究愈繁密，其距离历史研究的真对象愈遥远。以致许多名词和常用语句，都跟着错误。譬如大家常说的“史前史” （Prehistoric History）这一名词，他本身是多么的矛盾：既然在史前，就不应是史；既然是史，就不应称作史前；这全是因为误认了文字记载做史，遂把无文字记载时代称作史前了。又如考据的史家常说：“无史料斯无历史” （No Documents，No History）（Ch. V. Langioisand Ch. Seignobos，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 。这虽把历史范围扩大到所有史料，而不限于文字记载，然其根本错误，则依然如一。历史的演变，一气相承，川流不息，有无史料之保存，只影响得到我们历史的知识，初无关于历史的本身。难道某事件的史料消亡，就是某事件的并无其事？或某事件之对于我们当前的生活与思想就无影响了吗？所以这一误解，真不知送了若干有志史学的人走上歧途！
第三派的解释，是把历史解为研究历史的学问。无论他认这一学问为科学，为社会心理学，或为包罗各种社会科学的综合学问； 总之他们的着重点，是在“研究”、“学问”两词上面。所以他们不是在为历史下定义，而是在为史学下定义；不是注重在研究的对象上面，而是注重在研究的意向、方法与范畴上面。这一派我们也不能不算他是错误，不过他并不曾产生太坏的影响，我们只要明白他所谓的历史，并不是历史的本身而是史学就行了。
罗志田主编《名家治史：方法与示范》
巴蜀书社，2022年1月
虽然历史的正确定义，只有第一派人的定义——历史是过去事实的本身——才够得上；而第二和第三两派所谓的历史——文字记载和史学——却也为我们有志研究历史的人所不能或少的部分。一般人对历史一词所构成的模糊观念中，实际上就包含了这三部分；而我们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这三部分也都全要涉及到。我们研究的对象是过去事实的本身。但过去已成过去，我们假借何种中介以知道过去的本身，则惟有史料；而现存史料中文字记载就占据了主要部分。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才能从错误百出的史料当中寻出过去事实的真相；我们要用什么观点，才能把东鳞西爪的过去事实得出联系，与以理解；我们要用什么规模，才能把这些事实与理解正确明畅的形成著述，而公之于当年及后代；这又是史学的职责了。 倘使我们不事计较于定义之是否正确，仅借此分别指出历史这一广泛名词中，实际包含了历史本身、文字记载及史学三部，也是对于历史一词的了解大有补益的。
二、史学包含些什么
不了解上述三部分别的人，不能和他谈史学；即是了解上述三部分别的人，他们所认为的史学，也不一定就正确，而往往只看见史学的一面。有人以为鉴别真伪、厘定异同的工作，就算史学；有人以为必须树立理论，自成体系的，才算史学；又有人以为必须标明体例，制定式范的，乃是史学。 实则史学必须上列三部合作，始能相得益彰，任缺其一，都不能担负史学的任务。
所谓鉴别真伪、厘定异同的工作，就是考订的史学，也就是历史的科学，大部相当于欧美人所谓的史学方法，即我们所通称的考据学。他的内容，包括外形鉴定和内容鉴定两部：外形鉴定，大半是从一史料的本身上下工夫；内容鉴定，大半是从史料原作者的身上下工夫。仔细分析，则第一是 文字的鉴定：就是要考察一史料的文字，是否有因传抄、翻刻等关系，而有脱落、重衍、伪误、易位等现象，以致失去原作者最初的形式。 这是校勘学。第二是 意义的鉴定：就是要考察这一史料中所用文句的解释，是否因时代变迁、地域互异、作者之个人习尚及同音、同意、通用、假借等等关系，而使原著者写作时的真意，背乱不明。 这是语言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第三是 著作原始的鉴定：就是对于一个录有著作人名的史料，要考订其人名是否作者之所假托，或后人之所伪加；其内容是否后人有所增补或窜入。其未有著作人名的史料，则从所记的史实、态度、文句、作风以探求作者为何人或何数人；其不能得确定的著作人时，则探求著作之近似的年代。 这是史料辨伪学和探源学。第四是 忠实的鉴定：就是要考察作者是否因自身或其有关人物及团体之利害与荣辱，而有夸大或隐讳的所在；是否因利诱或威胁，而有增饰或回护的所在。 这是史事辨伪学。第五是 精确的鉴定：就是要考察作者是否有生理上的缺点，而不能察事态之真；是否有知识上的缺点，而不能见事态之实；是否因兴趣关系，而对一事态之某部，不屑留意；是否因记述之地，距离所记事件的发生地域过远，或记录之时，距离所记事件的发生时日过久，而有传闻增损，记忆错谬的现象。 这是知人断事之学。特此类工作都已完备，史料可信程度都已估定；然后利用此种史料，根据合理程序，以重建个别之史实。这一切都是考订的史学的工作。
所谓树立理论，自成体系的工作，就是理解的史学，也就是历史的哲学，或则称为史观。他是要从这千百万件曾经详密鉴定后的史料所重建的史实中，看出一个线索；或则构成一个历史发展的法则，或则指出人类社会演变的倾向。总之他是要自成一套理论、一种看法，使成千累万的个别事件之间发生联系，把历史看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孤立事件的累积。要如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史记》）即是所谓的独断之学。其体系随人而异，随时而异，不必能成为 千古定论；但确能代表当代、此人对过去的看法，对将来的盼望；与死的零星史事以生命，以精神，而自身则负有一种使命。譬如奥古斯丁（Augustine）著《上帝之城》（ City of God ） ，用基督教神学的原理，解释历史，阐发人类命数的定律；说一切都来自上帝。所以历史著述，在他眼里，只是“一部上天下地赏善罚恶的说明书”。（Augustine的历史定义）这是中古基督教义笼盖一切的时代的时代思潮，对历史的反映。他的使命，是要使普天下人，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新约·马可福音》）赫格尔（G. F. Hegel）著《历史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 ，说：“历史为精神的发展，或其理想的实现”；所以历史是精神自由的过程。历史演变；由东方而希腊、而罗马、而日尔曼。日尔曼民族才是最优秀，最能实现绝对真理的民族。他相信“世界历史，没有一个世界的统御人，是不行的”；（K. W. Von Humbo’ dt的话）日尔曼民族，正当担此重任。这是拿破仑战争后，劫余灰烬的日尔曼民族的民族思想，对历史的反映。他的使命，是要使日尔曼民族，坚定他统一、复兴、并统治世界的信念。马克思（K. Marx）创立唯物史观（ Materi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 ，说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是生产力的改进；而其外形，是阶级斗争。历史发展到了该时段的经济结构、政治组织、意识形态和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协调，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直到不能容忍的阶段，必然产生剧烈的，或和缓的，以该时代被剥削阶级为主力以反抗剥削阶级的斗争；这斗争照例是代表前进力量的被剥削阶级的胜利。这斗争的发生与结果，都是由物质环境所决定，而不由人意选择。所以“不是人类的意识，决定人类的生活，乃是社会的生活，决定人类的意识”。（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据此以分析历史，则古代奴隶社会的生产工具，是拙劣的奴隶手工；他的斗争，是奴隶对奴隶主的斗争。中古封建社会的生产工具是农耕与家庭工艺；他的斗争，是农奴对地主，雇工对店东的斗争。近世工商业社会的生产工具是机械与工厂；他的斗争，是无产者对资本家的斗争。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而这一斗争客观方面已注定了无产者必胜的把握。这是资本主义过度发展，而劳动商品化的现代的社会主义思潮对历史的反映。他的使命，是要鼓动“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Communist Manifesto），以建立一个有计划的生产，无阶级的社会的理想世界。我们的先哲孟轲，也创立过一个世运升降，周而复始的历史哲学。他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孟子》）每一周期，大约需时五百余年；所以他又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据此以观察往事，则“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孟子》）但是孔子仅被后人称为素王，未曾君临天下；他所应完成的救世济民的使命，必另有人起而代之；虽时间距离已超过定数，而救世圣人，必应时兴起。所以他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也，以其时考之则可也”。（《孟子》）遂归结到：“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论断。这是东周以来王纲解纽，贵族崩溃，争战相寻，淫说横流，政治社会都失却重心的时会，以救世济人为己任的士大夫阶级，对历史的反映。他的使命，是要树立一个士大夫责任主义，并坚定自己救世济人的决心与信仰。法家的钜子商鞅，也有他的一套历史哲学。他认为人口是与日俱增的。上古人口最少，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故当时治人之道为亲亲。中世人口大增，人民常涉争讼，必须贤者以判断是非；于是亲亲废而尚贤立。迄于近代，人口更增，必须明立法令以惩恶劝善，尤须立官司以行其法令；于是尚贤废而贵贵立。所以他说：“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尚贤而悦仁，下世贵贵而尊官”。（《商子》）这是他的三段递承的历史演进论。既生于今之世，则不能返古之道，而必以贵贵尊君为极则。贵贵尊君，则必须严刑峻法。所以他说：“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商子》）这是处在贵族崩溃，礼治废坏，诸侯力争，弱肉强食的春秋战国时代，而以制法度，求统一为目的的志士仁人们对于历史的反映。他的使命，是要鼓励当时上下一般的人们，来同心合力，建立一个法令严明、集权中央的统一王国。这都是依据史实创为理论；寓时代之思潮，于过去之陈迹。这是理解的史学的工作。
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
所谓标明体例，制定形式的工作，就是编纂的史学，就是史著的体例学，而在我国通称作史法。此项学问，我国发达最早。距今千二百余年前，即有史法专著出而问世；其包罗丰赡，规划细密，以较时人，亦不少让。那便是刘知几的《史通》。他讨论六家二体的源流利弊，纪传表志的去取得失，直书曲笔的运用，记事载言的与夺，雅俗的抉择，繁简的斟酌，皆有独到的见解；乃是一部不满当日馆局编修，发愤而作的书。清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也是一部半数论史法的著作。虽然他自认与刘知几不同，说：“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 （《章氏遗书》）但他又说：“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 （《章氏遗书》）所谓凡例，仍是史法问题。《文史通义》中如《史注》、《传记》、《文集》、《篇卷》诸篇，诸州县志序列，及与友人论修志诸书，亦皆畅谈史法。不过章氏更有他超过刘氏的卓识特见罢了。因为多数人注意此一方面，所以我国史体最称完备。 以时间论，则有通贯古今，综述一代，详列数世，专记一君等之别；如《史记》、《汉书》、《贞观政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之类。 以空间论，则有诸国、一国、各区域、各府县之分；如《十六国春秋》、《契丹国志》、《关东风俗传》、《洛阳伽蓝记》以及一切地方志之类。 以性质分，则典章、制度、学术、思想、宗教、艺术，皆有专史；如《唐六典》、《文献通考》、《明儒学案》、《汉学师承记》、《释氏稽古录》、《历代名画记》之类。 以体裁分，则有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之别；如《春秋》、《通鉴》、《晋书》、《唐书》、《宋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之类。其体例之繁复严明，远非欧美史界所能企及。这一工作，也是史学中之一要部；倘考订的结果，理解的体系，不能公之当世，传之后人，亦不能算为已尽史学的能事。且良史之才，间世一出，使必待其人然后著述，则史之失传者，又不知增加凡几。今体有定例，文有定式，去取编删，皆有定法；则中庸之人，亦能按照成规，整齐故事，使一代之史，不因无才而不传。这是中国史籍虽瑕瑜互见，而史不中断的一要因。这类专论各史体例，以定著作形式，并从事实地著作的学问，都是编纂的史学的工作。
是所谓史学，实包含上述三部——考订、理解与编纂——这三部虽各有使命，但决不能分离独立。未经考订的史料所建立的史实，不能因之以产生正确的理解；亦不能用以写定可信的史著。没有理解的统系，则茫茫史海，以何标准来选定考据的对象？或堆砌成书，以何精神来贯通著述的全部？没有编纂的体例，则考订所得的结果，徒增加零碎的事实；而理解创立的史观，也都是无据的空谈。所以没有历史科学而高谈历史哲学，则其哲学有类梦呓；没有哲学理论而自夸科学方法，则其工作必涉支离。没有哲学而妄自著述，则其著述必乏灵魂；不有著述而空谈哲学，则其理论何由实证？不经科学方法的考订而擅自著作，则其著作必充满谬误；不以撰述为目的而专尚考订，则其考订有何归宿？故史学虽分为三部，而是三部合一的总和。至于我们之从事历史研究，亦有应遵循的步骤；必须首先从事史料的鉴定，以重建真确的往事；继依据真确的往事，以树立系统的理解；终基于系统的理解，以写成有力的史著；然后研究的任务才算完成。
三、近世考据风尚压倒一切的原因
上面已说明了考订的史学——考据——只是史学的一部分；而近数十年来谈史学的人，除考据外，皆斥而不谈。好像考据才是史学的正宗，考据才是史学唯一的内容；这一风气，是由各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不能不约略加以分析。
这风气，一方面是承继了有清一代朴学的绪余。朴学的对象是治经；经学原是一个含盖极广的学问，中国的思想学术，士风敦薄，世运升降，都应当在当时的经学中去探求。通经致用，原是不可分离的。有为的经学者，绝不是从事几部经书以内名物典制的研讨而已。因自汉以降，定学术于一尊，故所有讲学的人，都不能不站在经学的旗帜下；而他所讲的内容与体系，则是各不相同，都不一定是古经的原义，而是反映着各时代的思潮与理想。只要略一翻阅各代的经解，就可以看出。从王莽、王安石一直到晚清的康有为诸人的变法维新，内容虽千差百异，不都是在复古尊经的名义下进行吗？但是在清代这一部族政权之下，经学是不容人这样讲了。一切学术，在当时都变成束缚人智的工具，哪能容你去谈通经致用？否则尊中国而攘四夷，不会变成致用的第一标的吗？加以文字之狱，网罗无所不至，直欲将有志有节的人们，尽数灭绝；所以乾嘉以来诸大师，对于致用一层，是噤口结舌，只字不敢提了。 此外晚明以来空疏不学的风尚，也是助成清代学风的一要因。盖明代流播最广的学派，是阳明学派。阳明学派的精神，远袭陆象山，近宗王守仁。他们治学的极则，是舍弃外物，反求诸身，使学问自内发，而不假外求。他们提倡的是尊德性而道问学，人皆可以为尧舜，明心见性，致良知，遂认经文注疏，皆为外物。所以说：“识得此理，六经皆我注脚”。 （陆象山语）这本是对隋唐以来拘守注疏的学风所激起的反动。但是他的末流，遂变成空疏无学，崇尚玄谈。顾炎武说：“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顾氏《日知录》）黄梨洲也说：他们“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 （全谢山《鲒埼亭集》）遂至当时十三经注疏除福建版外，没有第二部。这种治学态度，无怪被称为理学的禅宗。明朝的乱亡，怎不应由他们负一部之责！所以明末清初的士人，才力反此弊，矫不读书的空谈，为专读书的实谈。既痛恶玄谈，而专究六经；又迫于政治环境，而不敢谈致用。因此在异族统治下奴颜婢膝三百年，所从事的，只是名物、训诂、音韵、校勘、辨伪、辑逸等等无补于国，无益于家，无关于政事，无救于民生的工作。这就是所谓的汉学，所谓的朴学。这三百年的学术，在考据的路线上，自有他空前的成就，早经公认；然从思想方面着眼，真是中国思想界最堕落的时代啊！他们于治经之暇，又分余力以及史；如《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等书，只是校正文字，比对异同，全是以治经的方法来治史。而这种无识的风尚，终延绵继续以迄于今。
清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洞泾草堂本
这风气的另一方面，又是承继了西洋考据学的绪余。西洋考据学的产生，与独占史学的地盘，也是由两种外围环境造成的。自一七八九年，法国爆发革命，遭受了欧洲列强的联合干涉，而革命的法国终于胜利以后，法国民族思想的发展，有如春芽怒放。又因拿破仑的穷兵黩武，而此狂热，遂散播于全欧。于是欧洲民族主义的历史，崛然兴起；才有民族史料的搜集与编纂。如德国之《日尔曼史料集成》 （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 ，法国之《法兰西史料汇编》 （ Collection de Documents Inedits sur I’ Histoire de France ） ，英国之《中古时代大不列颠爱尔兰编年史及札记集成》 （ The Chronicles and Memorial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During the Middle Age ） 等，实其规模之较大者。史料结集既富，则鉴别真伪、厘定异同的工作，自然应运兴起。更加以民族主义的历史家，往往蔽于私见，对史实之记述，颠倒错乱，不能平允，徒夸己族之长，不顾史实之伪。有识之士，对此不满，遂极力倡导一专以求真为目标的学风。于是史学方法的辅助科学，如年代学、碑铭学、印章学、古文书学等等，都应时而生，且长足进展。自一八二四年，兰克 （L. von Ranke）刊行其所著之《新史家的考订工夫》 （ Zur Kritik Neuerer Geschichtschreiber ） 以后，史学的科学方法已奠立初基。至一八八九年而第一部专论史学方法的伟构出而问世，那便是德国本汉教授 （E. Bernheim）的《历史方法教科书》 （ Lehrbuch der Historisehen Method ） ；至今五十年来，尤被目为史学方法的圭臬。其刊行时日，恰正法国大革命后一百年耳。这是对民族主义史家，蔑视客观事实的必然反动，也是史学进展的必经过程。但过分偏重的结果，遂使这一初基工作，竟被误认为史学研究的最高鹄的了。 还有一个造成西洋历史考据学风特别发展的原因，就是源于近代若干固有及新兴的社会科学的突飞猛进。在过去，历史几包括全部的社会科学在内，如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宗教、艺术等等，哪样不包于历史之中？但近数十年来，这些学科都独立发展，自辟门户，而他们都要运用历史事实做根据。讲政治的，把历史中的政治部分抽走了；讲经济的，把历史中的经济部分抽走了；其他法律、社会、艺术、宗教等等，都来沿例；而历史的园地遂日益局促。譬如一位乡绅，子女满堂，热闹一时。待他们都长大成人，自立门户，每人都把父亲的祖业分一部去，这乡绅转而遭受冻馁。尤其是社会学的兴起，简直要取史学的地位而代之；有如那乡绅的老妻，也要和他闹起分产来；这乡绅真弄到手足无措了。要是我们翻开一部历史著作，将里面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宗教、艺术等等史实，全部抽去，这部史著除开人名、地名和年月外，还有什么呢？但讲年月，已有年代学来担任；人名地名，则一部完备的人名辞典、地名辞典，不更便于翻检吗？这样一来，史学一科，真要寿终正寝了。这些无用的史学家们，既无识量与魄力，来重新奠定史学的基业；为要保存此残喘，遂不得不被迫而退到堪察加去。然后奴颜婢膝的向这些儿女们说：你们不都要运用史实吗？我自愿担当这一繁重的工作，专来鉴别史料，考定史实，以备你们的采用。更大言不惭的向人宣布说：史学就是考据学，从鉴别史料到考定史实，就是史学家的全部任务，过此以往，都是其他社会科学家的职责。我们的工作，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等于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一样。“予任其劳，而使后人受其益；予居其难，而使后人乐其易；不亦善乎”？ （借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中语）所以我们的贡献，也是伟大的。这一丧失祖业的罪名，且不用谈了。这种毫无中心而零碎考据出来的个别事实，究有好多能受有识的社会科学家们的青眼而被其采纳，也就太成问题。这真是没出息的见解啊！
蓝浦勒希（K. Lamprecht，1856-1915）
德国历史学家
这种见地与态度，在中国，在西洋，都已为有识者所不满，而要求在考据之上更进一步。在中国则有常州学派的奋然兴起；在庄方耕、刘申受等人的倡导之下，讲的通经致用，讲的公羊家学；要由文字训诂，讲到微言大义，公然揭出经世的旗帜，其识见固远迈正统派的史学而上之。在西洋，则有识的史家，对于其他社会科学的进步。不惟不表示畏缩，而且极端欢迎。在蓝浦勒希 （K. Lamprecht）、鲁滨孙 （J. H. Robinson）诸人的倡导之下，建立综合史学；冶一切社会科学之成绩于一炉。其识见亦远非考据派史家所能望其项背。是前述偏狭的学风，已早为两方的新兴思潮所厌弃，其势力已不绝如缕。 不料中外学术交通的结果，这一批所谓的学者们，在中国不能承继公羊家的经学，而承继了考据派的经学；在西洋不能吸收综合派的史学，而吸收了考据派的史学；于是双流汇合，弱流竟变做了强流，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金字招牌之下，有如打了一剂强心针，使垂灭的爝火，又将绝而复燃，竟变成了学术界唯一的支配势力。学者们高谈整理国故，专崇技术工作，使人除考据外不敢谈史学。评文章的以考据文章为优，倡学风的以考据风气为贵；斥理解为空谈，尊考校为实学；雕虫小技，竞膺朴素之名；提要钩玄，反入空疏之目；黑白混淆，是非莫辨，竟使史学的正宗，反而变成了外道邪门。这一势力独霸的结果，使史学的研究，支离又支离，破碎又破碎；甚至异论齐发，怪诞不经，怎能怪他人骂今日之史家为书蛀、为无用、为死人研究死事、为学术进步的障碍。在这种风气笼盖之下，今日中国的史学界，真是可怜极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叫了若干年了。而以整理国故中最庞大的史部为职责的史事，则至今还不曾纳入正轨，踏上坦途；从哪里去再造文明呢？学术是时代的前趋，文化的先导；学术上都不曾找到出路，政治社会哪里去找出路呢？我们目以治史的职责的人们，能不惭愧吗？
四、考据不能独当史学重任的理由
考据风气畸形发展的结果，使其他社会科学者，及史学界新进人士，抬头只看见考据，而不见史学；遂以为考据就是史学，除考据外没有史学，这不仅是附庸蔚为大国，简直是婢作夫人，那是多么危险的事！在这里，我不是反对考据，认为他不应当存在；或不应为史家所重视，我是说一种学问自有他固有的地位，有他任务的极限，绝不能鸠居鹊巢，更不能越俎代庖。考据只是史学的初步工作，在他的上面，还有更高明的，更重要的部分。 考据要与他项学问、修养与技术配合而行，不能单独负荷史学的重任。否则必致产生折足覆餗的现象。近人不明了学术的目的与整体，以为学得一点考据的技术，就可以高谈史学；做了一些琐碎的工作，就可以号称著述。殊不知史乃是赓续活动的整体，琐事零迹，杂然并存，哪里去找史？学乃是个人识见的表现，支离破碎，重轻不辨，哪里配言学？下面当从三方面分析考据不能独当史学重任的理由，同时也就是说明考据时与考据者应具备的各项条件。
1、没有历史哲学的领导不能做考据
哲学并不是一个神妙莫测，超越人生的东西。历史哲学，更是如此；他只是一种思想，一套理论，一个看法，在历史研究上一个抉择去取的标准，在历史著述上一个贯彻始终的联系。简切的说，他是历史著作的灵魂。一部历史的著述，或一篇历史研究的论文，要没有一个贯通一致的哲学做中心，而只是千万零碎史实的堆砌；他就是一个失了灵魂的躯魄，一堆死的材料，是不配称为历史研究的成绩的。即令他真能对一个问题的史料，广搜博采，鸿纤靡遗；及写为著作，又能体例严明，组织完整；充其量也不过是一部小型的类书。倘使组织淆乱，搜罗脱漏，则类书之不如；真不能免顾炎武“买旧钱充铸，钱既粗恶，而又毁古人传世之宝”的责难了。（顾氏《日知录》）譬如近来若干有志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人，作了某朝某代奴隶、门生、部曲、宾客等类附庸阶级的考证，用功不算不勤，搜罗不算不博，对于他们的来源、数量、类别、地位等等，都能有详密的分析与考订，但大多数都是把绵延几十年或几百年间的这类附庸阶级，当成一个静态的史实来研究。他们说不出门生地位的升降，部曲内容的演变，宾客的社会意义，奴隶的经济基础等等重要的关键。他们看不出社会发展到该时段，此类附庸阶级必然产生，必然演变，必然没落的历史意义。这全是因为他们考据的后面，没有一个理论，没有一个总的看法，没有明白这一考证的对象，在考证者的历史哲学中应据的地位。这真是劳而无功，费而无当，难能而毫不可贵的工作了。持这种态度治史的人，你怎能和他谈提要钩元的旨趣，家学独断的鸿业呢？退一步说，人事变化，何止万千，时间愈久，则史实愈繁。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势不能一一都要考证，而必须有所选择；在千百万史实当中攫取一二以为研究的对象，则在去取之际，必当有一个标准；这标准就是各人自己的历史哲学。这是各个研究历史的人研究的出发点，他将来在史学界的成绩，早在此定下了高低。倘根本没有哲学，则千百万史中，随处都有问题，随处皆需考证；则考证者的工作势非流为支离破碎不止。所以如果历史科学算是方法，则历史哲学应是方法的方法。因为没有历史哲学，则历史科学将不得其用，即等于无用；对史学能有何贡献呢？但此种缺乏哲学而支离破碎的作风，在目前万分得势，随手翻开一篇近代刊物的目录，大半考的是某人的生母，某人的姓氏，某人的种族，某人的生卒年月，某字的古音古训，某书的古名今名，这一类“邻猫产子”的史实，（非谓此类问题皆不值一考，其因此类问题而影响历史大端者，自在应考之列。）与人类历史的进程，毫无关系；而皆不惜长篇大论，一考再考。至于某项制度的沿革，某派思想的兴替，某代风气的趋势，某期经济的实情，这类历史演进的大本大源，文化升降的大端大节，倒反置若罔闻。甚至旁征博引，夸炫硕学，写著成册，而所欲探究的这一小问题，亦不曾解决。例如阎若璩的一篇《孟子生卒年月考》，考来考去，考了一大堆，而年月依然无着。这号称一代大师，开创朴学风气的人，尚且如此，其末流则不言可知。这不是玩物丧志，流宕忘返，是什么？这不是与养画眉、种菊花，一样是消磨岁月的玩意儿吗？支离破碎，其罪尤小；这种风气的末流，就变成穿凿附会，怪诞不经。因为岱从代，岱同泰，泰同大，而误本五经中的狄字有作从犬从大的；遂证明代国为北狄。因为墨者黑也，墨子一定肤色黝黑；我国西南边外的印度人，也是肤色黝黑；遂证明墨子是印度人。有人作成吉斯汗的传，追溯这位大英雄的先世，详列谱系，直到黄帝尧舜。这是蒙古附会的传说中也不敢想象的。又有人考证黄帝的疆域，说黄帝都昆仑，昆仑就是巴比伦，赤水就是红海，黑水就是黑海，玄州就是黑海以北的地方。假使黄帝果有其人，他疆土的辽阔，也是他当时作梦所不会梦见的。又何怪烧饼背面的拓片，会考成匈奴单于的印章呢？考据至此，还谈什么学问！而谬种流传，竟能风靡一世。虽说考据中自有真才，不能一般而论，然风气所播，势必流而至此。我们虽不焚香祷祝，愿天再生秦始皇，重来一次焚书坑儒；但有志之士，应当鲜明旗帜，大刀阔斧的来一次扫荡廓清的功夫，使黑白分明，鸿沟划判。焉能长此以宝贵的岁月，作无益的消磨！
《蚀经》（ Kanon der Finsternisse ）
Theodor Ritter von Oppolzer
2、没有博大鸿阔的学识基础不配做考据
近代专门学术的独立发展，日以千里，其对于范围广大的史学，都有关系；所以研究历史的人，不单要懂史学，对于其他学术的结论，也应知道。譬如要考订《春秋》是否信史，单靠记载是不够的。《春秋》所记日蚀极详，而现代天文家，则对数千年来日蚀的时日与可见地点，详为推算，著成《蚀经》 （Th. R. V. Oppolzer， Kanon der Finsternisse ） ，以《蚀经》与《春秋》所记日蚀对比，发现《春秋》所记三十七条中，除七条因错简易位外，余皆吻合。则《春秋》之为信史，不证自明。又如美国独立前，新英格兰诸州的清教徒，非常有势力；他们戒烟禁酒，痛恶邪淫。然而偷运私货，作奸犯科的，正是这批清教徒的热心分子。这是多么矛盾的事。但从心理学家看来，这正是心理上的中和作用。因为在里子上做了坏事，所以不得不从面子上来要求补偿，以维持心理上的平衡。近日武人政客，恶贯满盈，而偏要念佛诵经，亦由于此。又如日本岛国，地狭人低，真够得上一个“小”字。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一切，都要加上一个“大”字，甚至公开称大日本。英国称大不列颠，原是一个地理名词；日本称大日本，则全属夸大；毫无依据。乃因为她太小了，所以必需称大。这种夸大狂，正是心理学上所谓的自卑心理的表现。又如生理学上讲气压的高低，与人的思想活动成正比；所以气压低到某种程度的时候，人们的思想可以顽强不变。因此在高山绝顶，最难讨论问题；即令你理直词辩，也难望你的对方虚心接受。我从前念《论语》“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几句话，最感觉首二句难懂；倘据生理学上的理论，则此二句，可以迎刃而解。盖滨水地低，气压较高，居民都聪明活泼而成知者。山陵地高，气压较低，居民都愚鲁忠厚而成仁者。待习性既成，自必乐居于养成此种习性之环境也。此类事例，不可枚举。倘究史者无此项知识，则将无法以理解此类事实，考订此类史料了。至于人类学、考古学、政治学、经济学、语言学、地理学等知识，则更不用赘言了。至于对历史本身的一般知识，则尤为重要。 杜威论人类思想的进程，首在指定问题，有问题然后才有假说，有假说然后才能实地求证。历史考据的进程，也是如此。必须先有问题，然后才能“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之语）博雅的人，随处都发现问题，随处都可开拓工作的园地；但是初学的人，往往感觉史如渊海，虽有志研究，而不知问题所在，不知下手何处；这就是博与陋的区别。一个对历史一般知识不充分的人，是不易找着有价值的问题的。一个对于明代的南洋与殖民情况毫无所知的人，怎会对李马奔是否真人发生疑问？一个对唐代政治文化，与前此精神，俨然异趣的情况，茫然不觉的人，怎会对李唐是否蕃姓从事讨论？一个对春秋时代的思想大系，文章体例，不甚清晰的人，怎会怀疑到《老子》的成书年代？一个对元初商贾势力，插入政治的事实，不甚觉察的人，怎会忆想到《蒙鞑备录》所载的田姓商人就是镇海？此类问题，初视似小，而所关实大。非对一代大势了解极深的人，决不会发现此类问题。假使连问题都找不着，还谈什么考证。就令偶尔找着问题，也往往细微偏狭，无关大体。近人专做小考据，亦正坐他们读书有限，不能从一代政治文化的鸿纲大节处着眼所致。待问题既寻获了，要考据更非广博不行；单靠抄抄类书、查查索引，堆集若干材料，分类加以编排，绝不配做考据。有藏在偏僻所在，意想不到的材料；有明记彼事，而可为此证的材料；这岂是临时收罗所能蒇事！对秦汉以来的四部书籍，不曾大部流览，对二千年来的学术思潮，不曾明了，怎敢定汉武以来中国的思想倾向是大同、平等与现实？对元代中外宗教的大势不曾研究，对当日交通状况、文字音读不曾了解，怎敢定也里可温就是基督教的一支？不熟习中国古代的地理情况，及秦汉学者对于水道的零星记载，哪里去找材料来指出时人认为瑰宝的《水经注》确有错误？不明了中国古代思想、工艺、地理知识、疆土开拓的发展阶段，哪里去找理由来证明数千年来尊为经典的《禹贡》确系晚出？ 此类考据之所得，可以使我们的历史知识顿然改观；它牵涉的广博，取材的困难，岂是孤陋寡闻的人所能胜任！孤陋寡闻之极，不单寻不着问题，找不着证据，甚至常识缺乏，闹成笑话。不是有人考证墨子为回教徒的吗？墨子死后八九百年，才有回教的产生。墨子怎会预先做了回教徒呢？又闻有人，因看见他人写作咸丰朝中英外交关系、光绪朝中日外交关系等类的文字，于是异想天开，决心要写一篇康熙朝的中德外交关系。殊知康熙的死，距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还差一百五十年，哪里去找外交关系呢？又有人研究中俄外交史，发现两方文件日期差了十几天，百思不得其解。竟不知一五八二年教皇格黎哥利 （Gregory）的新历，直到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后才改用，两历之间，原有十天到十三天的差率呢。《尚书·胤征》篇，记有夏仲康时日蚀事，西欧汉学家与天文学家，如G. Schlegel，F. Kuhnert，F. Eitel，Th. R. V. Oppolzer等各依历法以推定其时日，共有六种假定，相互争辩，没能是正。殊知《胤征》乃东晋晚出伪书，明经阎若璩惠栋诸人考订，已成定谳。仲康是否有其人，尚成问题，更何劳此剌剌论难！这种彰明昭著的错误，与自夸藏有宋版《元史》的书贾，及出售刻有“六朝梁造像”五字的铜佛的古董商，有何差异？胡适之先生《尝试集》里有两句诗说：“为学要如金字塔，又能广博又能高”。我今略改他数字，作为考据家的格言：“考据如建金字塔，要能广博才能高”。因为考据成就的高低，是由考据者学识的博陋所决定了的；亦犹金字塔顶点的高低，是由他基址的广狭所决定了的一样。
张东荪（1886-1973）
中国哲学家、政治活动家
3、对当前人生没有实用价值的事不必做考据
近世有一句最流行的话，是“为学问而学问”。实则这话乃是对狭小的功利主义派的治学态度，所生的反动，而其本身则是讲不通的。人间世哪里找得出没有实用价值的学问呢？哪里找得出不求适用而治学的人呢？我们研究政治学，为的要改良政治；研究经济学，为的要革新经济。古代的航海民族，因海中须确定方向，才产生天文学。埃及因尼罗河定期泛滥，破坏田亩疆界，才产生几何学。我们悉心研究物理、化学、生理、药物等自然科学，亦为的是要用由此等研究所得出来的公理与定律，来支配自然，防御侵害，改进工艺，培养体魄，以增加人群的享受与福利。甚至如逻辑这类纯理的规范学问，亦因运用的对象不同，而改变其定律，而产生不同的派系，最近读一篇张东荪先生的文章，论到四种逻辑的事。他说我们常用的逻辑，是源自希腊。他们所讲的正名、命题及矛盾、排中、等定律，目的都是在使自己发言有章，不致被他人驳倒。全是适应当时演说辩论的需要而产生的。至于社会主义派的逻辑就不同了。因为他们的对象是社会变革，而不是修词立说。譬如他们常说：“凡不革命的，都是反革命”；这用普通逻辑来讲，是不通的。因为革命与反革命之间，还可以有既不革命也不反革命的中立派存在。但在社会主义者来看，这话是绝对正确的。因为社会上只有维持现状与反抗现状的两派势力，凡是不反抗现状的，这态度就是维持现状了。这不是充分说明世间没有无实用价值的真理吗？然则历史研究的实用价值在哪里呢？是不是写文章，骂名流，以求收入稿费，窃取名誉，就是历史研究的实用价值呢？当然不是的。 他的实用价值，是要看他是否与人类当前生活发生联系。是否能与人一个前进的目标，造成一种共同的风尚，鼓荡成为时代的潮流，而对人类行为发生指导作用。 所以要写一个民族的历史，必要指出那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他历史转变的因素，他当前应循的途径，他必须负担的使命，献给他一幅快乐的将来、一片无限的希望，赋与他以伟大的生命、活力与灵魂。凡一切考据能与上述任务有关的，都是有实用价值的。譬如赫格尔 （G. F. Hegel）、费希特 （J. G. Fichte）们所讲的日尔曼史，巴拉次基 （F. Palacky）所写的捷克人史，都能负担此项使命。德意志的统一与富强，捷克人的复国与建设，大部归功这几位史家的提醒与鼓励。谁说历史研究是没有实用价值的？如果要为现在的中国人写一部中国史，其有无价值，就看他这书是否能由过去史实的追述中，给现在的人指出一线曙光；使之从失望中得着希望，从颓废中猛然奋发，从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得着慰安；使他读了这书，不仅欣然首肯，还要因了解树立信念，由信念变成力量，转力量发为行动，因而卧薪尝胆，不避艰苦，忍辱负重，奋力搏斗，以最后完成此救国家救民族的使命。能如此，才不愧一部实用的中国史，才是中国历史研究者所当共勉的一个目标。但这必须要真确的史实，健全的理解，才能致此；决不是妄诞浮夸，如虚构黄帝疆域的辽阔，妄列成吉斯汗的世系等类著作所能胜任的。赫格尔、费希特、巴拉次基诸人的作品，虽衡以近代的科学方法，尚不免有若干缺陷，而不能称为尽善尽美。然而其发生效力的处所，却正是他的真确部分，而不是他的伪误部分。 这是史实超越空论的所在，这是史著优于宣传的原因。这就是历史研究的实用价值。否则我辈何苦在故纸堆中，断简丛内，消耗精力呢？因为历史研究史有实用性质的，是要与当前人生发生联系的，所以时代变了，我们所要求的历史知识也就变了，我们所考据历史问题也就不同了。有前人视若瑰宝而后人弃若弊屣的，有后人珍比珠玉而前人抛掷若遗的；这都是由当前的需要而决定了所当研究的问题。两汉两宋因为并兼风行，贫富悬隔，所以大家所研究的问题，是井田制度的精神和他的规制。南朝南宋因为蛮夷猾夏，偏安江左，所以大家所注目的史事，是谁为正统，谁为僭伪。刘知几身当唐初，深知汉魏以来禅让的虚伪，所以《史通·疑古》篇，全疑的是禅代时期的史实。司马光执政北宋，目睹王安石变法的非宜，所以一部《资治通鉴》，全在倡导因循，反对改作。倘使生于今日，还要重提今文古文，重辨正统伪统，重考尧舜时代究为禅让抑为篡夺，重主国家大计不应变法而应因循；那真是无识极了，那真失掉研究历史的意义了。但翻开一本现代的出版物，无往而不见这类无关现实的考据文章。难道这不是由于他们不曾考虑到实用价值的原故吗？既然历史的考据，是要随时代不断的演进而不断的变换对象，则历史的著作，也要随时代不断的演进而不断的改写。意大利有位史家 （一时查不出他的姓名）说： 历史只是当代人对于过去的一个看法，其意义即在此。历史研究的对象和问题，所以日新月异，而永无止境，其原因亦即在此。
总之，我不反对考据；我是主张在考据之上，更进一步。考据是史学的初基工作，而考据之后，还有更多的工作。我也不轻视考据，我是感觉考据方法的任务有限。考据只是一种技术，这技术的上面还当要一个运用技术的灵魂。一种学术有他在整个学术界中的固定任务；考据在史学上的固定任务，是用他来考据历史上那类需要考据，值得考据的史实，而不是随便择对象来考据，或考据得了就完事的。在目前中国的史学进展中，我们需要考据，也需要考据学，更需要考据家。但我们需要有目的的考据，更精密的考据学，具特识的考据家。否则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鸿愿，永远是一个鸿愿而已。
本文为著名蒙元史学者蒙思明先生讲授史学方法时的绪言，原题《史学方法在史学上的地位》，系应钱穆先生之命在齐大国学研究所讲之演讲，后发表于《责善》。作者因觉史学方法与考据二词，涵义有广狭不同，因而改作今名。在作者所处之时代，考据风尚畸形发展，有识者深病之。作者认为历史学由考订、理解与编纂组成，三者彼此关联，不能独立。作者并不反对考据，但认为考据仅为史学的基础工作，历史研究不能止步于此。本文原载《责善半月刊》第二卷第十八期。特此转载，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