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他非常重视史料工作，对于年轻学者轻视史料的倾向多次予以尖锐批评：没有扎实的材料，靠主观臆测演绎所谓规律，只是“放空炮”[1]。
来新夏向范老请教研究近代史的入门途径，范老让他从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入手。他告诫年青学人：从档案中搜求资料如披沙拣金，确实不易，但这是研究工作“从根做起”的重要一步。
“有人认为做资料工作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也有人认为做资料工作，比做研究工作低一头。这样想法是不对的。”资料工作是“一种功德无量的工作”[2]。
范文澜极重视图书资料搜集，先后委派王可风、荣孟源、钱宏、丁名楠、蔡美彪等担任或兼任资料室正副主任；并要求研究人员除担任研究课题外，每周至少要抽出两天时间来协助处理图书资料工作。1952年1月，范文澜在近代史所建立资料委员会，由丁名楠任主任，荣孟源、钱宏等为委员。[3]并派人陆续接收整理原国民党政府在北平设置的政府机关、学术机构、大学，以及一些著名学者、旧官僚遗留的珍贵图书资料。[4]
范文澜在1949年即筹划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在近代史所设立资料编辑室专司其事，并亲至聂崇岐家邀请他主持此项工作。同时广泛联系学界，整合各方力量，为丛刊编辑出版煞费苦心，丛刊编纂得以高效推进。对史学会颇有牢骚的向达也认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从刊的编辑和出版，是新中国历史科学工作者团结的一个有力的证明，也是新中国历史科学方面的一个鲜明的指标”。[5]1956年9月在巴黎召开的第9次青年汉学家会议上，北京大学张芝联报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发展”，着重介绍中国保存近代史档案情形、近代史资料的编辑和出版、现代史资料的保存和搜集等方面情形，[6]所列种种大多以近代史所为中心进行。
对于近代史而言，调查访谈是获取史料的极重要的方式，金毓黻曾感慨道：“可知收集现代史料口询尤重于目稽”。 范文澜也十分重视调查访谈史料，在他主持下，1949年成立的新史学研究会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组织那些亲身经历过辛亥革命以来各个历史事件的先生们，给我们讲述亲身参加和亲眼看到的事实。从这些讲述里，可以得到许多不见于书本上的可贵史料”。[7]
初出茅庐的年青学者刘尧汉用彝族地区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写成论文《由奴隶制向封建过渡的一个实例》，[8]范文澜大为赞赏：“我认为这篇稿子的妙处，正在于所用材料‘几全是取自实地调查，几无史籍可稽’”；并将调查所得史料比做“眼前还活着的山野妙龄女郎”。[9]刘尧汉关于清代哀牢山区以彝族李文学为首的各族农民起义的调查材料，被范氏高度评价为对近代史研究的一大贡献。[10]他还曾感慨道：“我年纪大了！事情也多了！对实地调查已经有心无力。只好把别人做的视同自己做的了”。[11]
1954年近代史所创刊《近代史资料》，其征集史料办法中就将“亲历者的回忆录和访问与历史事件的调查记录”等作为重要的资源来源。创刊号第一篇资料即为《三元里平英团史实调查会记录》。[12]此后陆续刊登了不少近现代历史调查记录、调查报告。近代史所的年青学者王来棣研究中共建立时期的历史。在范文澜介绍安排下，1956年5月开始对李达、冯白驹、曾希圣、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等进行调查采访，至1957年5月共采访了30余人。[13]1958年近代史所与教育部联名召开讨论会，近代史所提出《关于收集整理现代史资料的计划草案》，包括报纸杂志的整理重印、文集的汇编、调查访问三大项。提出联合组成“编辑出版委员会”以领导、协调全国现代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并将迅速集中整理出版各地现代史资料调查成果作为当务之急。[14]1958年，近代史所制订了一个近现代史调查访谈计划，提出由近代史所负责邀集有关研究机构、各高校历史系、高级党校、军事学院等共同商讨具体调查办法，制定访问计划，确定分工。[15]1962年12月，近代史所复提出《关于调查和征集历史资料工作的初步意见》，建议在近代史研究所设立工作组，负责与各有关机构的联系协作以推进调查征集历史资料的工作。并立即着手：（1）组织政协委员中资本家提供经济史资料；（2）组织在押人犯提供秘密结社史资料；（3）通过民建和工商联征集工商企业账册等各种文物资料。[16]
……我国从鸦片战争到全国解放前一百多年的历史，是属于近代史范围。辛亥革命以前，有丰富的文字记载，有相当完整的故宫档案，做研究工作在一般问题上不会感到资料的缺乏。辛亥革命以后，情况就不同了，虽然在报章杂志上也有许多资料，但单靠这些，想完成这段历史的研究工作，还是缺乏能说明问题的必要资料。把这一时期的史料填补起来，确是当务之急，功德无量。
……本会撰写历史资料，因为撰写人条件特别优越，应该比孔夫子写《春秋》提高一步，就是以写知为主，辅之以所见所闻。所知是指行而知之的知，亲身参加某件事情，知道这件事情的真实内容，经过分析综合，掌握了事件的本质和发展过程，这样的知才是真知，写出来才叫做写所知。即使亲身参加的事件，往往是局部而非全部，这就需要用所见所闻来作辅助。所见是指见过的可靠材料，所闻是指听过的有关言论。这样的见闻，不同于浮光掠影，也不同于道听途说。与所知紧密联系着的所见所闻，对说明问题也是很有用的。
……写历史资料，首先要求准确性。把事情的发展过程确实掌握了，也就合乎逻辑了，写起来自然会准确，或接近于准确。如果支离烦琐，不得要领，就是因为没有确实掌握事件的发展过程。……怎样写，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要做到字字有根，句句落实，言不二价，童叟无欺，归根到底就是要达到真实的目的。[19]
范文澜所言切中肯綮，对于调查访谈、撰写回忆录深具启发意义。
李侃回忆：“主任委员范文澜因为工作很忙，又要亲自指导和重新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不能经常过问会务，他派出并指导近代史所的副研究员姜克夫同志参加《文史资料选辑》的编辑审稿工作”。[20]从近代史所图书馆保存的文史资料手稿来看，还可见范文澜的修改痕迹。
从1959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文史资料”工作取得的成果为：全国政协征集了近现代史资料1.6万篇，1.1亿字，编印《文史资料选辑》55种、《辛亥革命回忆录》6辑。各省市自治区政协则征集史料3.8万余篇，约计2.05亿字。[21]
[1] 范文澜：《反对放空炮》，《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
[2] 范文澜：《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4月版，第213页。
[3] 李瑚：《本所十年大事简记（1951—1960）》，未刊手稿。
[4] 李学通访谈整理：《周新民先生访谈录》，《回望一甲子》，第293—294页；《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的建立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科研处档案“所情况简介”，手写稿；北京图书馆馆史汇编编辑委员会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2（1949─1966）》下册，第911页。
[6] 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
[8] 刘尧汉此文题为《由奴隶制向封建过渡的一个实例》，后发表于《历史研究》1958年第3期。
[10] 张启祥：《一位“山野妙龄女郎”的出世》，《读书》1981年第9期。此次起义以彝族为主体并有汉、白、哈尼、傈僳、傣、苗等民族参加，历时23年，却不见于正史记载。刘尧汉在1945-1954年间对哀牢山区11县先后进行4次实地调查，才将之发掘出来。调查材料以《云南哀牢山区彝族反清斗争史料》（《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2期）、《云南哀牢山区彝族反清斗争调查记录》（《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3期）、《云南哀牢山彝族反清斗争调查记录补》（《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1期）为题发表后，引起近代史学界高度关注。《中国史稿》第4册曾多次引用这些资料。
[11] 蔡尚思：《论述范文澜》，《蔡尚思自选集》，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607页。
[12]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征集中国近代史资料办法》，《历史教学》1954年第8期。
[14] 孙思白：《<中国现代史>讲义编写工作和现代历史资料整理工作讨论会情况介绍》，《史学月刊》1959年第1期，第64、65页。
[15] 近代史所档案：《人物访问计划草案》（初稿，1958年）。
[16] 近代史所档案：《关于调查和征集历史资料工作的初步意见》（1962年12月）。
[17] 《顾颉刚日记》第8卷（下），第630页。
[18] 《顾颉刚日记》第8卷（下），第627页。
[19] 《范文澜同志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吴福章整理，《文史通讯》1986年第4期。
[20]李侃：《可敬可亲的长者——记文史资料工作的开拓者申伯纯、杨东莼、阎宝航、米暂沉》，《周恩来同志倡导文史资料工作40年纪念集》，第5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