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1950—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本科、研究生毕业，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学系文科资深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高级顾问。主要研究领域是东亚与中国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中国思想史》（两卷本，1998，2000）、《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2011）、《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2014）等。
什么是中国的文化？
文｜葛兆光
引子：从“古代”走向“现代”的中国
生活在现代中国的人，当然要了解现代中国的事情，不过，要了解现代中国，可能还是要知道传统的中国。西方人有一句名言，叫做“过去即一个外国”(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那么，为什么要了解过去或外国呢?其实所谓了解“过去”也好，了解“外国”也好，都是为了了解“现在的中国”。道理很简单，因为你不知道那个过去的中国，你就没法知道现代这个中国怎么个现代法，不知道外国有什么和我们不同的文化习惯、风俗特点，就不知道中国的文化习惯风俗哪些是“中国”的。这就像你不拿个镜子不知道自己什么样，不看另一个人就无法知道自己是高是矮是胖是瘦一样。这就是歌德说的“只知其一，便一无所知”(He who knows one, knows none)。特别是，现在的中国，毕竟是从传统的中国延续过来的。
如果可以回到百年以前来看中国，你就会看到，那个时候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大不一样。举几个例子，人们读的书不是休闲杂志、电脑书籍、报纸漫画，主要还是儒家的古典，以及由这些古典衍生出来的童蒙课本、考试范文，当然也有一些小说、散文和诗歌，但是那主要是士大夫的读物；人获得知识和消息的途径主要不是报纸、广播、电视，而是一些刻印的书本、道听途说的见闻以及乡亲父老的经验传授；人们的社会生活空间主要是在大家族、家乡中进行的，家乡仿佛是一个圆心或者轴心；人们对于地理远近的观念和今天大不相同，从北京到天津就是出了远门了。对于一般人来说，婚、丧、嫁、娶，加上一些年节，以及常常有的驱邪打鬼活动，似乎是最普通的仪式或节日，佛教和道教与人们的生活离得并不远。饮食方面，无论粗细，传统的米饭、面饼、杂粮、小菜加上饮茶，都是主要的东西，吃饭是大事，占了生活中的不少时间。
通常，我们自己不会太注意这些往日生活的记录，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们意识里会觉得，这很普通，普通得没有仔细记录的必要。倒是外国人到了中国，他们也看到了一个“过去”或者“外国”，他们看到的一些生活场景和他们西方的、近代的生活不一样，所以会很惊诧，会津津乐道，于是就画了好多画，拍了好多照片。现在，通过看很多当时外国人的文字记载和摄影作品，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到自己百年前的旧风景。
一、回首已是百年身：唤回历史记忆
当今天的中国人通过这些旧照片、回忆录来回头看自己这些旧时代的生活时，也觉得有些陌生了。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和那时的中国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很多人都说，20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的开端是19世纪末。
现在 ，一般 人都会同意当年张之洞的一个说法，自从19世纪近代西洋文明进入中国，使中国经历了一次“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似乎与传统有了“断裂”。 举一些身边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比如，我们现在的时间观念和过去大不一样了，因为政府的推动，我们不再用王朝与皇帝的纪年，而改用西洋的公历了，可按照传统的观念，“天不变，道亦不变”，历法改了，这就是“改正朔”一样的天翻地覆。 又比如风俗也不一样了，今天我们禁止吸食鸦片、妇女缠足，而且我们变革了旧日的称呼，法律规定了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和自由结婚离婚。 我们也渐渐把注意公共卫生和提倡清洁习惯当做文明来提倡，禁止有碍风化的印刷品和广告，而且革除了旧时的礼仪。 民国时期一个叫做包天笑的文人在他的《钏影楼回忆录》里曾经说到，以前北方人就是请安也有很多规矩，做大官的要会旋转式的请安，因为可能有很多下层会围着你，你得回礼，满族妇女则要会请双安，当然见了皇帝还要三叩九拜，“请安请得好，算是风芒、漂亮、边式”。 可是到了民国时代，1912年就规定新的《礼制》，男子共五条，在各种场合都是脱帽鞠躬，只是多少略有不同，这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礼节的更改，但也体现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变化了。
再说语言文字，今天的汉语已经羼入了太多的现代的或西方的新词汇，报纸、信件、说话中有好多“经济”、“自由”、“民主”这些看似相识却意义不同的旧词，也有“意识形态”、“电脑网络”、“某某主义”这些过去从未有过的新词，口语中也越来越多地有了“一般说来”、“因为所以”、“作为我来说”这样的语句，甚至还有“秀”(show)、“酷”(cool)、“WTO”这样的进口词，如果一个百年以前的人还能从坟墓中走出来，就像张艺谋拍的《古今大战秦俑情》中的那个人，他肯定听不懂我们说的话。
今天的中国已经大变，中国拥有了太多的现代城市、现代交通、现代通信。过去我们的生活世界是四合院、园林、农舍，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要乘牛车、马车，所以从岭南快运荔枝到长安，就得跑死马，成为奢侈的话题，苏轼被贬海南，就不像今天的旅游节目，连林冲发配沧州，一路上也好像远得可以，使董超、薛霸来得及做好些次手脚，而鲁智深得天天护送。至于信件，更比不上“伊妹儿”，所以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关于空间远近、时间快慢的观念，和今天大不同，今天的人才真的觉得“天涯若比邻”。同样，今天的中国生活已经变得越来越西方化了，麦当劳成了年轻人的favorite（最喜欢的），吃饭的观念越来越不同于过去了。就说住罢，现代人与人可能头对脚上下楼住得很近，比旧时代的人与人相邻而居还近，但公寓单元式的住房却使人与人实际隔得很远，过去那种大杂院、村落式的邻里关系已经在城市里消失了。至于大家族，那更是少见了，七妯娌八连襟、堂兄堂弟、姑嫂、舅甥的那种矛盾或融洽，都已经像田园诗时代的旧事情，离我们似乎很遥远了。大家族的亲戚关系已经被小家庭的契约关系所替代，所以旧时中国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也就是家族关系、家族礼仪和伦理观念，也已经成了过去的故事。
二、文化与文明：不得不分辨的两个概念
可是，为什么现代还要讲“过去的故事”呢?这一点我们最后再来细说，先说一下“文化”和“文明”的差别。
本来这两个词的差别不是很清楚的，不过，为了下面讨论的方便，我们采取欧洲人伊里亚斯(Norbert Elias, 1897—1990年)在《文明的进程》一书里的说法。
第一，我们把“文化”看成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而把“文明”看成是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东西，表现着人类的普遍的行为和成就。换句话说，就是“文化”使各个民族不一样，“文明”使各个民族越来越接近。
第二，我们把“文化”看成是一种不必特意传授，由于耳濡目染就会获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而把“文明”看成是一种需要学习才能获得的东西，因而它总是和“有教养”、“有知识”等词语相连。
第三，在某种意义上说，各个民族的“文化”往往是固守的、不变的，它表现出一种对外来文化的抗拒；而“文明”常常是始终在运动的、前进的，表现着殖民和扩张的倾向。也就是说，“文化”与传统有关，表现着过去对现在如影随形的影响，而“文明”与未来有关，表示着将来普遍的趋势和方向。
那么，在汉族中国古代的历史和传统中，足以表现出与其他类型的文化不同的究竟是什么呢?
三、家族与亲情：中国文化的若干侧面
很多人特别是生活在另一文化环境里的异国异族人，如果乍一进入到汉族中国的生活世界，或者在本国突然接触汉族中国移民群，很容易感觉到的是，对于中国人尤其是汉族人来说，血缘所形成的亲族关系和家庭家族中的亲情，是相当重要的和可以依赖的，所谓“血浓于水”这个词就可以形容这种关系，所谓“打虎还需亲兄弟，上阵仍靠父子兵”，也可以说明这种关系和感情的重要。
在前面第二回“从婚礼丧仪想象古代中国”里，我已经详细地说明这一点，即并不是说其他文化圈里的人不重视亲情，而是说在汉族中国，亲缘和亲情不仅表现了个人与家庭、家族的密切关系，而且从中衍生出了整个社会赖以建立的结构和基础。中国的父子夫妻兄弟姐妹等亲族，不仅在名分上要区别得清清楚楚，强调不同名分之间的不同等级，同时又强调不同名分和等级的人们之间，要各安其位，才能和谐相处。 而和谐相处的前提，就是“男女有别，上下有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就说，中国和西洋的基本社会单位不同，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各自立在那里，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 我在前面已经讲到，古代中国依靠“五服”和“九族”的观念和制度，建立严格而又整齐的家族秩序。 其中，最重要的是“父”、“母”或者“夫”、“妻”两姓之间的差别，一定要分清楚，这是“内”和“外”。 老话讲“胳膊肘子不能向外拐”，就是说，从道理上说，要偏向同姓的族人或家人，这是大原则。 老话又说，“女生外向”，就是说嫁出去的女性，她的立场会倾向于夫家，而夫家是另一姓，所以是向外，因此有“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说法，这个内外界限非常清楚。
但是，如何使内外沟通、两姓和睦？
第一，恰恰是在内外分清的基础上建立关系，通婚使两姓有了亲戚关系，比起没有亲戚关系的家族来说，这两姓之间就比较密切，但是两姓之内，又需要各偏男性姓氏，这样关系就理顺了。
第二，古代中国又强调在一个家庭或家族之内，要上下有序，也就是分清上下长幼以建立相互尊重和爱护的关系，父子之间有孝，兄弟之间有悌，兄弟姐妹之间、堂兄弟姐妹之间、表亲之间，甚至同姓一族的人之间，都要有大小上下的次序。大的要爱护小的，长的要照顾幼的，但是小的也要服从大的，幼的也要尊重长的。换句话说，就是按照远近亲疏的不同等级，把家庭、家族、宗族甚至不同姓氏的家族的秩序建立起来，甚至依据这种秩序扩大到整个社会，建立了国家的、社会的秩序。
所以，古代中国不仅有家族族长的权威可以笼罩整个家族，干预任何家庭内部的现象，也有“国家”这样把“国”和“家”连在一起的词汇，还有把地方官称为“父母官”的传统。
从家庭、家族到国家，这种秩序叫做“伦理”，“伦”的原意是“水文相次有伦理也”，用在人类身上，就表示社会各种关系有次序、类别、条理。伦理最重要的是分别亲疏远近，《礼记》里面讲有十伦，是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几乎把现实的和虚构的关系全囊括了，但主要是在区别父子、远近、亲疏。这是不可以改变的社会秩序，所以《礼记大传》里说“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就是说这是社会的基本秩序，社会无论怎么变，这是不可以变的，变了就不是“这一个”“古代中国”了。
四、历史与现实：合理的与不合理的
历史地说，在古代社会中这种秩序有它的合理性，它把社会秩序和国家权力建立的依据和基础，放在了人性中最自然的亲情上了，因为父子之情、手足之情而扩展到社会，成了君臣之义、朋友之谊，而内外有别、上下有序，也就成了建构社会等级制度的基础，使得社会不至于混乱。但是，从现代价值观念上看，这背后也隐藏了深刻的问题，就是说，当这种所谓的亲缘和亲情被放大化、绝对化了的时候，“孝”就绝对优先于一切，甚至使真理和原则也退置于次要地位，形成对长上的绝对服从，所谓“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就是极端的说法。当本来拥有优先价值的亲情被政治权力所占有，成为一种绝对的伦理律令时，于是，本末就倒置了。当这种血缘的天然关系被放大到社会国家的时候，本来应当由社会契约和社会共识确认的政治关系。却成了似乎不需要论证的自然等级关系，于是，君臣的“忠”不仅压倒了父子的“孝”，而且成了对个人专制的基础，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专制政治的极端。显然，当这种家庭、家族的秩序放大为国家政治秩序，并且拥有绝对正确性而不可违逆的时候，国家便不仅绝对优先于家庭，而且绝对优先于个人了这样，从亲情开始建构的社会秩序，反而走向了绝情的极端。
不管怎么说，家庭、家族或宗族为基础的亲缘关系，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相当清楚的传统，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产生了很多后果，比如：
（一）它使得中国人至今还是相当看重家庭、看重亲情、服从长上，这也许是汉文化的一个特色。
（二）它也是古代中国社会的相当重要的基础，由于这种社会似乎建立在天经地义的服从、爱护、彼此依赖的“亲族”关系上，所以在上面的统治者拥有父亲一样的权威拥有不言而喻的正义和真理、拥有天然的合法性，所以古代中国形成了“绝对的和普遍的皇权”（unconditional and universal kingship）
（三）这种皇权的统治又使得中国不像西方那样，可能存在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宗教权力，皇帝以及朝廷掌握了政权、话语权和神权，于是像佛教、道教以及后来的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只有渐渐屈服，并改变自己的宗教性质和社会位置，在皇权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范围内，行使辅助性的功能，而同时它又使得宗教信仰者也常常并没有特别清晰和坚定的宗教立场，形成所谓三教混融的实用性宗教观念。
在第十一回“古代中国的两个信仰世界”中，我已经比较详细地讲了这个问题。这就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特征，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代中国。
五、天人之际：中国（汉族）文化的若干侧面（续）
接下来我要和各位讨论的，是关于“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中国尤其是汉族人的理解中，天人关系似乎相当特殊。
古代中国人普遍相信，“天”不仅是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空间与时间，还是人多理解和判断一切的基本依据，“天”和“人”之间有一种神秘的互相依赖、互相模仿和互相感应的关系，所以，人一方面应当仿效“天”的构造，模拟“天”的运行，遵循“天”的规则，以获得思想与行为的合理性。近年来考古发现的一些早期文献中也说，不仅是治理国家要“尚（上）可合星辰日月，下可合阴阳四时”，就连修炼身心也要和“天地四时”对应配合，就是“治身欲与天地相求，犹藁龠也”，天地的一些规律如四季，也影响着人的生活，所以人要像天一样“春产，夏长，秋收，冬藏，此彭祖之道也”，就是说，人的生存原理，就是使自己“与燥湿寒暑相应”，治身就是使天人相应，与天地四时的变化相应，从中求得永恒。
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凡是仿效“天”的，就能够拥有“天”的神秘与权威于是，这种“天”的意义，在祭祀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支配力量，在占卜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对应关系，在实际生活中又显现为神秘的希望世界，支撑起人们信心，也为人们解决种种困厄。不仅是一般民众，就连掌握了世间权力的天子与贵族，也相信合理依据和权力基础来自于“天”，秦汉时代皇宫的建筑要仿效天的结构，汉代的墓室顶部要绘上天的星象，汉代皇家的祭祀要遍祭上夫的神祇，祭祀的场所更要仿造一个与天体一致的结构，在人们的心目中，“天”仍然具有无比崇高的地位，天是自然的天象，是终极的境界，是至上的神祇，还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前提和依据。
虽然荀子曾经呼吁中国人要“制天命”也就是征服“天”（自然），但是似乎这种想法在古代中一国起的作用并不大，古代中国主流的观念里，人和天一定要和睦相处，人要尊重和仿效“天”，因为这个“天”是“天经地义”的“天”，是“天理”的“天”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体现着“道”和“自然”的东西。那么怎么才是“奉天承运”或者是“顺天行事”、“替天行道”呢？就是要按照一些化约了的“数字式概念”来思考和处理问题。
六、数字式概念：阴阳五行八卦九宫十二月
什么是化约了的“数字式概念”？就是一些由“天”所显示的自然法则，在古代中国被用一二三这样的数字表达出来，而古代中国人就在这些简洁的思路中，把“天”与“人”联系起来。
其中，首先当然是“一”，这是一个可以被理解为“中心”、“绝对”、“神圣”或“唯一”的概念，在秦汉时代它既是唯一的本原、至上的神祇，又是天下一统、君主权威、理性法则、知识基础和一切的终极依据，还是天下笼罩和控制众多蛮夷戎狄的唯一中心，“一切都取法于天行或宇宙的结构”，但又不仅指宇宙的运行与结构，这是一种“秩序的观念”。在第一回中，我曾经讲到它对于古代中国天下观念的影响。其次是“二”，“二”当然即阴阳，但它既可以被比拟成日月、天地，也可以象征君世、上下，以及从阴阳中进一步引申出来的冷暖、湿燥、尊卑、贵贱，而且也暗示了一系列的调节技术。再次是“五”，在古代中国人那里，他们曾经把宇宙中最基本的“五”视为五种基本元素“金木水火土”，叫做五行，而且还为“五”并列出种种匹配的事物和现象，甚至对应人的五种品德“仁义礼智圣”，这说明人们普遍接受和相信“五行”可以归纳和整理宇宙间的一切，使宇宙整齐有序，而有条不紊是符合宇宙法则和人类理性的，相反，如果五行、五色、五声、五味、五方、五脏、五祀等发生紊乱，人们就要用技术将其调整过来，否则人就会生病，社会就会混乱，宇宙就会无序。比如朝代的变更，要依序吻合五德的排行，人们的服饰，要吻合五色的轮次，祭祀的对象，要凸显五方的地位。
这只是简单地说，如果细说，从一到十二都有种种象征：
一，生成天地阴阳万物的“道”，或者是天穹上唯一不动的“极”，或是众神之神的“太一”，这是绝对与唯一的存在本源。
二，天地（或阴阳、乾坤、黑白、寒暑）。
三，天地人，这叫三才，或直接代表人（天一地二人三）。
四，四时（春夏秋冬）、四方（东南西北）、四神（青龙、朱雀、白虎、玄武）等。
五，五音（宫商角徵羽）、五行（木火土金水）、五色（青赤白黑黄）等。
六，六合（左右前后上下）、六律（黄钟、太蔟等）等。
七，七曜（日月和五星）或七星（北斗）。
八，八卦（乾坤等）、八风（八方之风）。
九，九宫（八方加上中央）、九土（九州、九野）或九天。
十，十日（十天干）。
十一，六气五行（天六地五）。
十二，十二辰（十二地支）或十二月。
这种“数字式的概念”产生很早，经历了漫长的整合和论证过程，在秦汉时代终于以系统的形式固定下来，并渗透到各个领域，影响着古代到现代中国人想问题的思路，并且由此衍生出种种知识与技术。
七、东西大不同：这理性不是那理性
这也是一种“理性”的结果，不过，它当然和黄仁宇所说的“数字式管理”是两回事，也与西方思想有根本的差异。这里不能细说，只是略举一例。《怀海德对话录》里说道：中国发明了磁针，可是，孔子的态度是，“好了，这就足够了，事实就是一切”，他不愿意去追究背后的“理”，而是很快把注意力转向社会道德和伦理领域；可是西方人却不同，中国发明的指南针传到欧洲，人们就会提出种种无聊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它要指向北方，要去探究背后的“理”，而正好这种问题是实用主义者所漠视的，但在西方，它却使种种有益的成果纷纷出现。怀海德认为孔子和利威一样，“排斥无聊的想法，单纯的事实便该足够你使用了，别多浪费时间去追问藏在那些单纯事实之下之最后原因”。
看起来似乎是这样的。古代中国人并不是很善于推究现象之下的深层道理，也并不是非常习惯于用细致的纯粹的逻辑进行分析。西方的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证明上帝存在的时候，用层层推进的五层逻辑即圣托马斯五路来推论，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是很少有的。所以，有人总说汉族为主的中国人，思维特征一是经常“化约”，二是多用“譬喻”或“象征”、“暗示”、三是思路不是“逻辑，”或“推理”而常常是“体验”和“类推”。这也许没有错。不过，关键是要知道，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早就有这样一个关于“天”、“地”、“人”的基本预设，正是从这个基本的平台出发，依据这种今天看来相当特殊的思路，推想和假设一切现象事物的本质和关联，然后按照这种假设或推想，处理和应对面前的世界，形成自己的知识、技术和思想。这个基本的预设，是“天人”关系，而根据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这一基本预设出发，用来理解和判断世间一切现象事物的方法，就是“阴阳五行”。
比如，中国的中医药学就是按照阴阳五行的理论和思路来建立它的诊断和治疗的（《黄帝内经》的理论基础就是阴阳五行）。在中医中药中，很多病症和药物被“阴”和“阳”的学说归纳为若干种性质，这些性质仿佛天地间的寒热四季变化，用在“人”的身上，被表达为“寒热”、“湿燥”或者是较细致的“热、温、凉、寒”等词语，病症被这些术语分为不同的类型，而使用的药物又被比喻为“君、臣、佐、使”，仿佛社会领域的政治关系，按照互相制约与互相支持的关系搭配使用。可是，所谓“阴阳”、“热寒”，很多是凭藉经验和感觉的，所谓“去火”或“上火”的性质，所谓“阴气”、“阳气”也是无法用实验判断而只能由体验和感觉总结的。古代中国人对于药物、食品、天气、空间的阴阳判断，令很多西洋人难以理解，但是，直到现在，中国人还是凭着感觉区分阴阳，像什么萝卜清火，人参上火，橘子上火，广柑不上火，猪肉性温，羊肉性燥，冬天可以进补，夏天则要清凉等。这都是洋人觉得莫名其妙的。但难道这里没有一点“道理”吗？
同样，关于人的身体，五脏、五官、四肢和五行、五味、五色、五音等的相互关系，以及分属五行的各种现象和事物何以能够相生相克，如何在不同的环境和季节下得到配合，这种关系又如何可以衍伸到人的身体状况和对身体的治疗方法，更是不可以用西洋式的思路和逻辑来理解。像经络学说从西洋的解剖学上完全没有办法解释，可是古代的中国人凭藉自己的体验和揣摩，就是确信“气”和“血”一样，在身体中有它的流动运行路径，像湖北张家山出土的汉代的《引书》、《脉书》，双包山出土的汉代针灸木人，都说明古代人从另一思路，发现了一些真理，而现代对于经脉、针灸的实践，也证明古代中国人的思想有其特殊处。
当然，除中医中药外，我在前面已经讲到了，在古代中国，很多事情都与阴阳五行有关。比如建造陵墓，需要看阴阳，建造房屋，需要看风水，这都要配合阴阳五行；再比如祭祀天地祖先，祭祀的坛场或祠堂要按照阴阳五行的适当方位，设明堂、圜丘、天坛、灵台等，也要遵照阴阳五行以及九宫八卦的原理；所有的年月日也都配上了阴阳五行，于是每天的行动也要符合阴阳五行的宜避；而天上的星辰、地下的方位，更是被分配了阴阳五行，于是凡是在空间中的行为，也无法离开这种阴阳五行。也许大家还记得，我在关于道教的一回中，曾经在“外丹”和“内丹”两部分里详细地谈到了这种阴阳五行学说在道教思想、技术中的关键性意义。
八、汉字如魔方：中国（汉族）文化的若干侧面（再续）
最后我想举出来汉族中国文化的特点，是汉字及其对古代思想方式的影响。
我总觉得汉族人很多思考的方式、认知的方式，都和汉字有关，在全世界，现在只有汉字还保存着最初象形文字的基本格局，而古老的埃及象形文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等，都早已在历史中消失，硕果仅存的纳西族文字使用范围很小，可以存而不论。那么，这种以象形为基础，既表意又表音的文字，是否会影响古往今来的中国人呢？比如说对文字表达有一种异常的感觉、对纯粹符号运算有一种不适应，对形象思维如比喻、象征的特殊习惯，善于将抽象问题形象化的思考方式，这些和汉字是否都有关系？
古代中国的汉字很有意思，很多字是“象形”的，很直接，像日、月、木、水、火、手、口、刀等。但也有很多字需要更仔细的、更复杂的表述，于是就别出心裁加上一些，像刀口上加一点是“刃”而不是刀背，手放在树上是“采”，牛关在圈里是“牢”，可是这还算简单，鲁迅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宝”，繁体的“寶”字，是由一个屋顶、一串玉、一个缶、一个贝组成，而且缶还是杵和臼合成的，五个加在一起，这是“会意”。但是仅会意还不够用，因为有的形太接近，写字又不能画得太细致，所以又有用义类来区分，并加上声音来标志不同，于是有了“形声”，像江、河、松、柏等。
但是，基础还是“形”，汉字很多意思是可以从字的形状中猜测出来的，而且很多意义的字也是从有直接象形的字中孳生出来的，像“木”指树，而“日”在“木”中，太阳从东方升起，就是“东”（東）。“日”是太阳，如果它落在“草”中，那么就是“莫”（暮）。“手”象征力量，而手持木棒，就是掌握权力的“尹”或威严的“父”，可如果是下面加上“口”，表示动口不动手的，就是“君”。而“人”这个字的衍生就多了，很多与人有关的字如“大”、“天”、“欠”、“兄”、“既”、“企”、“见”、“卧”等，都可以看到它字形所表示的意义。这样，汉字就影响了人的思考和想像，也使中国读书人有了“猜”、“揣”，或者说“望文生义”的阅读和思考习惯。
现在还不能说明白汉字对中国文化以及对汉族人思维的影响。说到汉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多人都特别喜欢提起书法，但这种影响绝不仅仅在书法等方面。汉族中国人有一些和异族不同的文化现象，也许真的和汉字有关。举一些例子：
（一）中国人有“一目十行”的感觉式阅读，以及“望文生义”的诠释和理解方式（古人相信，一贯三为王、推十合一为士，其实就是从文字形状中倒推原始意义的，而古人相信甲像人头，乙像人颈，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则是想像汉字，至于“色”字如蛇，精气等字从“米”，那更是掺入了很多后人的道德观念后对汉字的臆测）。
（二）在中国思想世界中，总认为指代的文字符号与被指代的现象世界不可分割，这是说象形的字形和指代的事物之间，不像表音文字那样，只是一个“纯粹的符号”，它的形状和原始的涵义有关，原始的涵义又与现在的意义有联系，“能指”和“所指”彼此相关，也就是说，文字与它所指代的事和物之间有很深的关系。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古代中国人不习惯脱离具体事物在抽象的纯符号、纯逻辑中思维。古代中国人对于文字有特别的敬畏，关于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的故事，说明了人们想像中文字的魔力，而古代中国人敬惜字纸的习惯，和道教相信画符（文字）念咒（语音）能够灵验的心理，都说明了这种观念。
（三）可以提出来的，还有中国古典文学中近体诗和骈偶文、对联的发达，这些文学特征的形成，都依赖于它的语言基础——汉字。
（四）特别是因为这种主要依赖字形而不是依赖声音书写的文字，使得使用不同方言的各地汉族人，都有一种可以识别的文字，使他们不至于分裂成不同的区域和文化，维系着汉族的认同。
九、文化分类：究竟什么是“中国的”文化？
文化的问题相当复杂，上面只是举了一些我觉得重要的例子，并不是想以偏概全，对中国文化作一个完整的论述。
问题是，既然很复杂，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或者说是汉民族的文化或传统？这里有一点要特别请大家注意，当我们用“中国”或“汉族”这个词作定语，来修饰“文化”或“传统”的时候，我们就要描述一个可以概括它们同一性的特征，这是很困难的。我们知道，人类可以有种种不同的分法，但任何分法都不能深刻和准确地区分“文化”的归属问题。比如，你当然可以从人种分，有黑种人、白种人等，但是这并不能说明问题，汉族为主的中国人种可能是由蒙古和马来两个人种组成的，在历史上还曾经融入了相当多不同种族的血液和基因，流行歌曲中唱的“黑头发，黄皮肤”，看来是说中国人，但是又如何区分出也是“黑头发、黄皮肤”的日本人和韩国人？所以人种或基因并不是根本的区分方法。当然你也可以按照语言来分，讲汉语的就是汉族人，可是并不一定，汉语的使用者中，还有很多其他族裔的人，使用汉字的更是应当包括古代日本和朝鲜，汉字文化圈这一个概念，其实比汉族文化要大，何况在讲汉语的人中间，还有现在很多“少数民族”。
你还可以按照宗教来分，但是宗教更不能区分中国与外国、汉族与其他族群，因为汉族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宗教，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和其他一部分民族共享一个宗教，而另一些人又与其他族群分享一种宗教，甚至一个汉族人可以相信好几种宗教。或者你说，我们可以从地域分，“中国”这个词当然可以包括大部分人，也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人，但是，海外的很多华人，他们也认同中国汉族，他们的文化算不算中国文化?所以地域也不能算划分的基本依据。最后，你也许觉得还可以从阶层分，上等人和下等人，有知识的人和没有知识的人，精英和民众，富人和穷人，我承认，大传统与小传统确实差异很大，但是这种阶层却同属于我们说的“中国文化”。
所以无论“人种”、“语言”、“信仰”、“地域”和“阶层”，都不能和“文化”重叠。那么，文化是什么？既然我们前面说了“文化是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的东西，那么，在什么地方才最深刻地表现了中国或汉族的自我和特色？
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是：“文化是指一种由历史延续下来，被深深地植根于一个民族心中的，无论何时何地何种阶层都无须思索地信奉和认同，并且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始终表现出来的传统精神。”当然这太抽象了，但是目前我们没有更好的表达和论证的方法，只能说，中国文化建构了一个文化的中国，这个文化中国有一种传统，它使得中国人和其他人有着不一样的价值标准、生活习惯和精神气质。
顺便说一个有趣的笑话，在很多书里都有很多关于不同民族文化特征的比喻和故事，这些故事和比喻不一定准确，不过不妨听一听。其中一个故事说，面对大象，各民族人被要求写出一篇描述性的论文。于是，德国人写的是一厚册《大象在生物学分类中的位置及其哲学意味》；英国人写的是一本《论大象的绅士风度》；法国人写得最薄，是一小册《大象的爱情》，日本人写得最厚，三大册《大象研究资料汇编》；而中国人呢，写的是《象、相、像考》。这当然是玩笑，但是各个文化传统下的人，肯定有相当不同的地方，过去曾经把这种不同称为“民族性”或“国民性”，即英文的nationality，而国民性或民族性，是由于传统积累与熏染的缘故，而同时对这种气质精神不由得有认同感和亲切感，就成了一个民族形成和凝聚的原因，这种传统是每一个人的记忆中自然拥有的东西，也是他们回应变化的环境的时候的天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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