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管医学博物馆·老专家口述历史
“心血管医学博物馆·老专家口述历史”是心血管医学博物馆精心打造的特别栏目，该栏目诚邀百位心血管领域资深老专家进行历史口述采访，以完整稿件形式发表出版，让这些珍贵的历史见证和医学智慧得以广泛传播，为行业发展提供宝贵参考。
全文约12000字，阅读需要25分钟
本文基于《丽笙传》，结合既往资料与实地采访整理而成
编者按：采访刘力生教授，是一次穿越半个世纪医学史的对话，也是一场意外的“老乡”相遇。
当得知刘教授的母亲是如皋人，与我的家乡紧挨着，这位近期颐之年（97岁）的医学家眼中闪过一丝亲切的光芒。她笑着用一句地道的家乡话“什里搞子”(什么东西)和我打趣。那一刻，严谨的学者形象之外，我看到了一位记忆中始终保留着故乡温度的长者。
聊起名字，刘教授说，她原名“刘丽笙”，后来自己改为“刘力生”。而“力生”二字，似乎更契合她一生的奋斗轨迹——力挽狂澜的气魄，生生不息的韧性......
母亲的乡音、更改的名字等等这些生命中的印记，都成为了她生命底色的一部分，温润而坚韧。在本次采访中, 我们有幸听她讲述那段扎根基层的岁月，那些朴实而伟大的医学探索，以及一代医者如何用脚步丈量使命，用生命守护生命。
记者：刘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知道您的父亲也是一位医生，是跨越了民国与新中国的名医。他是怎样的人？他对您又有什么影响呢？
刘力生：我的父亲他出身贫寒，祖父只是一个普通劳动者，靠做小买卖、打零工和拉人力车维持生活。但祖父有远见，坚持让父亲读书学医。父亲没有辜负家人的期望，考上了北京协和医学院1，后来还被推荐到美国圣路易斯大学医学院进修两年。
图 1 刘力生的父亲刘继成
父亲回国后，医术日益精湛。后来举家迁往南京，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办了一加诊所。父亲医术好，对病人态度也好，很快在南京城出了名。但父亲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给穷人看病从不收钱。他多次对我们和诊所的人说：“我就是贫民出身，我知道他们的苦，他们除了出力气挣钱没有别的。如果身体病了就失去了生活来源，已经失去生活来源了，还哪儿来的钱看病呀！”
父亲对穷苦民众的亲切之情一生没变，记得有一次他带我上街，看到路边吃饭的工人，就对我说：“每当看到这些人，我的内心就会有一种亲切感，就会想起自己的父兄。”他是希望我永远不要忘本，不要放弃奋斗。
他虽为名医，人们习惯于将他归属于上流社会，在上流社会游刃有余，拥有众多的权贵朋友。但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他却从未依附于谁，他的智慧、才华武装起他的尊严，也捍卫着他的本分。我这一生走上医学道路，并且始终坚守医生的本分，都是因为父亲的言传身教。
刘力生：是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2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大举侵犯，我幸福的童年就在日本侵略者的轰炸中结束了。当时我只有九岁，父母为了家人的安全，不得不暂时关闭了南京的诊所，我们全家开始了抗战中的颠沛流离。
有件事我记了一辈子。我们逃难前，父母劝一位从北平来的护士佟姐姐一起走，彼此也有个照应。但她说她要留在南京，她是护士，要留在医院救护守城的战士。南京一别，竟成永诀。我们到重庆后接到朋友的信，说佟姐姐病故了。但家里人都猜想，是善良的朋友不愿让我们知道她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抗战胜利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她，但已经没有下落了。
佟姐姐是孤儿，在教会孤儿院长大，一生未婚，把生命都献给了护士事业。在最危险的时候，她选择留下来救护伤员。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寻找她的下落，想好好祭拜这个恪守誓言的姐姐。
后来我们一路西行，在运河上不时漂过尸体，那些在水中浸泡多日的尸体已经膨胀，样子非常吓人。父母紧紧拉着我们姐妹的手，不停地说“不怕，不怕”。但我看到父亲流泪了——他是医生，救人是天职，可此时他却救不了这些无辜的死者。
如皋、庐山、汉口……一路辗转我们来到重庆。
在重庆，我和妹妹在广益高小上学。重庆是著名的雾都，只要是晴天，日本鬼子的飞机就会来轰炸。为了躲避轰炸，到处都有人在挖防空洞。警报一响，轰炸声马上就会响起，街上随时都可能看到被炸伤的尸体。
那段时间，我姐姐在七星岗救护站抢救伤员，常常无法回家。母亲就带着我们在家里帮她搓棉签。每次姐姐回家，母亲都会尽可能给她改善伙食，但在那个年代，连榨菜和豆瓣酱都算是好东西了。
记者：您后来是在南开中学上的学吧？能谈谈那段求学经历吗？
刘力生：战火中，我们一家人却从未放弃对教育的重视，一直督促好好学习，1940年夏，我顺利地考上了重庆南开中学3。南开中学在重庆是一所一流中学，因校风校纪严格而出名。报考这所学校只看成绩不看人，只要你考得上学校就收你，不管出身贫富。
南开中学是寄宿制学校，分男生部、女生部。学校的教学严格有序，非遇轰炸不得停课。每月都有月考，每学期还有两次大考，每次考试后学校、班级都要排名。每天清晨起床号响后，学校的操场上、树林边和走廊、教室里到处都是背诵书的学生。
最难忘的是在防空洞里读书的日子，日本鬼子轰炸最疯狂的时候，我有相当长的时间是在防空洞里度过的。为了不浪费时间，我就在昏暗的洞里拿着手电筒看书，书页里都夹着土渣，那是轰炸时震下来落在书缝里的。
每晚熄灯等巡查老师离去后，我们宿舍同学们会悄悄溜到走廊里，背靠背坐着，借着昏暗的灯光继续看书。失去家园的民族仇恨，背井离乡的逃难经历，让我们这些本应在父母身边撒娇的少女过早地懂事了。
那时我就明白了，为了不做亡国奴，为了振兴民族，必须发奋读书。
记者：这些血泪书写的过去每个中国人不能忘，后来读大学呢？
刘力生：1946年，因为我父亲就特别希望我上协和医学院，而当时燕京大学医预系是最有可能考上协和医学院的院系，我就先选择了燕京大学医预系。除必修课外，选修课学校并不做规定，学生可选文学院或其他院系的课程，给了学生学习上的自由空间，我当时选修了经济学和心理学。
燕京大学是知名学府，云集了大师级的人物，如历史学家洪业、向达、翦伯赞，数学家江泽涵，物理学家周培源等。启发式教学、理论结合实际是燕京大学的一个特点。
大学期间我学习很用功，成绩优异，还获得了当年燕京大学的金钥匙奖。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城里已经很不安定。10月的一个星期天，我和几个同学议论解放军围城这么久是不是该攻打了，大家提议到城外去找解放军问问。于是，我们几个同学，有我和徐守春、孙瑞龙4还有其他几人，骑上自行车，从圆明园一直向北走。
我们一直骑到玉泉山，应该是到了解放军的营地了，因为墙面的宣传标语开始有了变化。我们看到解放军有的在列队出操，有的在编绳梯，每个战士身上都焕发着朝气和活力。我们和编绳梯的战士聊了起来，说我们是燕京大学的学生，盼着北平早点解放。战士笑着回答：“回学校等吧，快了，什么时候你们听到大炮响了，就是攻城了！”
当然，哈哈这是骗我们学生的，1948年，北平城和平解放！
后来，在新中国诞生前夕，我如愿考入了协和医学院，攻读医学博士学位。协和一切以教学为中心，采取八年制学制，前三年是医学预科。医学预科的学分修满后不能直接升入协和，还要进行严格的入学考试和系主任及理学院院长的推荐，淘汰率很高。即使录取入学，第一年和第二年因成绩不好而留级或退学的人也有。
所以我非常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像上解剖课时，从血管到神经再到肌肉、骨骼，一点一点地解剖，反复背诵，我们常常面对尸体研究到深夜。
图 2 刘力生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上解剖课
在暑假期间，我们也都会参加学校组织的医疗队前往全国各地参加医疗防疫工作。1952年暑假，根据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治好5”的指示，我随协和医疗队去了安徽省五河县。在那里，我第一次真正了解到农村的贫穷和落后，感到作为一个中国医生肩上的责任。也是在那一年，我提交了我的入党申请书。
图 3 刘力生在内蒙古察汗磞磞村防鼠疫
刘力生：1954年9月，我结束了在协和医学院的学习。二十年的寒窗苦，终于实现了自己对父母亲的承诺。我和老头子（徐守春）双双留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我在内科，徐守春在外科，都是住院医师。
图 4 刘力生在协和医院
徐守春看我对胸科医院的事情感兴趣，便和吴英恺教授沟通，希望我也能到胸科医院来工作，这样今后照顾家也方便，吴教授欣然同意，他当然也是很乐意我的加入。于是，1956年，协和医院内科朱贵卿7、罗慰慈8、赵宗友、罗秉坤和我调入胸科医院，建立了胸科医院最初的内科。
1958年，解放军胸科医院移交地方，迁至北京市阜成门外大街，归属中国医学科学院系统，正式定名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阜外医院。
记者：您从协和心内科过去后是直接参加了高血压方面的工作吗？
刘力生：其实一开始，我从协和转过来的时候，对心电图等技术更感兴趣，高血压研究在当时还处在一个“刚刚冒头”的阶段。尽管国际上出版过一些高血压流行病研究报告，可怎么判定血压到底高不高？应该用什么手段去治？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当时吴英恺教授让我来做高血压，我是犯怵的。
但是吴英恺教授的一句话打动了我，心电图这些都是技术性问题，想学当然可以。但更重要的，是去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
而高血压就是当时还没解决的问题！
后来在1959年，卫生部组织了我国第一次全国性的高血压普查。也是因为像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不少高层都因高血压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而去世，这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
对于这次普查，阜外医院几乎所有医护人员都参与其中。我们组成若干个组，负责不同地段，利用周末到海淀区的各大专院校为教职员工、学生免费测血压。当时每一个测量血压的站点，装备只有一张长条桌子和几把椅子，但师生们按专业依次列队，秩序井然。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全市完成了十六万人的高血压普查工作。
同时进行普查的还有上海、黑龙江等十三个省市，总共对几十万人次进行了普查。这次普查为开展我国高血压防治工作奠定了基础，也是我投身高血压研究领域的开始。
记者：您还参加了湖北下基层的医疗队，具体是哪里？
刘力生：1965年9月，医院领导通知我和护士长李引到湖北参加农村医疗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医疗队人员多数来自协和医院和医学科学院的几个研究所，我们的队长是贺彪同志。
我们到达了湖北麻城乘马区，是革命老区，但也是个非常贫困的地区。医疗队的定点单位都是当时环境最艰苦、高血压患病率最高的地方。
在乘马区，医疗队的医生们与当地老百姓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老乡们淳朴而善良，真诚待人。他们不问你的出身，是不是“走资派”、“修正主义苗子”，他们对医疗队队员们给予的帮助心存感激，他们用朴实的语言表达最真诚的谢意：“北京来的医生啊，麻城人民给你传名！”
记者：这个过程中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吗？
刘力生：太多了，我记得第一个冬天，流行性脑膜炎在乘马区爆发，这个病发病急、病情重，治疗不及时死亡率很高。有的父母早晨出工时孩子还在炕上玩，晚上回来孩子就已经没了。那种恐慌，你能想象吗？
乘马区位于山区，我们医疗队靠着一辆吉普车翻山越岭，运送药品和接送急症病人，把发病率和死亡率控制在了最低点。
还有一次深夜急救，我们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老乡请我们到十几里外会诊。我跟着他们赶了十几里夜路，来到一间磨房前。打开门，一匹骡子正拉着磨盘吱呀吱呀地转，病人躺在墙角的草堆上，疼得脸都变了形。
我跪在地上给他做检查，发现已经没有肠鸣音，腹壁紧张，压痛明显。我诊断是急性胃穿孔，必须立即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送县城医院肯定来不及了，我赶紧让老乡们把病人送到王福店手术点。天还没亮，老乡们就拆掉门板，抬着病人上路了。幸好手术及时，救回了一条命。
正是在湖北医疗队期间，我深刻地感到中国的农村是多么需要有秩序的医疗服务，作为临床医生，我更知道建立一套相对完整的医疗体系需要多少年的努力。
在那里，我也真正理解了什么叫为人民服务，那种纯真的医患关系，那种被需要的感觉，让我深刻认识到医生这个职业的神圣使命。
记者：“首钢模式”作为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高血压防治典型，请您谈谈这方面的工作。
图 5 “首钢模式”直接从工人饮食开始管理
刘力生：1969年，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我参加了由阜外医院、协和医院生化研究所、药物研究所、基础所以及首钢医院共同组建的"高血压协作组"，到首钢基层跟点。我们这个小组有七八个人，药研所的雷海鹏9教授、曾桂云教授都在其中。
按照规定，我们不能天天回家，两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我们住在石景山金顶街的家属宿舍里。当时要求是“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就真的去劳动——上二号高炉，帮助清理渣道。但工人师傅们担心我们的安全，因为以前出铁时烧伤过参观的人，所以不让我们靠前。他们只让我们在休息室待着。
我们说，这算什么同劳动呢？
后来我们就干起了自己的本行。当时医学界有个口号“让高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我们便在厂区开始做起了高血压防治的工作。
首钢有十个厂，每个厂都有保健医生，但他们不懂高血压的严重性。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姓张的劳动模范，舒张压都140了，还天天被表扬；还有个车间主任，舒张压120，照样上班。我们发现这种现象后，立即告知工人们高血压的危害。
我们医生们发现，不良的饮食习惯是诱发高血压的原因之一。第一，食堂的饭菜太咸，食盐过量。第二是不良习惯，喝酒抽烟。第三是睡眠不规律。
之后，在首钢我们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社区高血压防治站，一共调查了10450个工人，主要是男性，得出了他们的患病率。更重要的是，我们就把门诊设置在车间里，病人不必上医院，在我们这里就能看病拿药，不耽误工时，不影响工资。我们还组建了抢救小队，万一有工人突然发病，可以立马赶去抢救。对于重病患者，我们和阜外医院联系，转到那里治疗，就这样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防治链条。
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首钢经验”，对每一个高血压工人都进行了跟踪测压，工作都在工人们的工作间歇进行，而且怎么治，不是说把药发给病人就完了，你得看到他咽下去才行。
“高血压协作组”在首钢的工作一做就是29年，使首钢工人群体的脑卒中发病率整体下降了34.6%，死亡率下降了60%。
1982年，我在世界卫生组织“轻型高血压会议”上报告了首钢高血压管理5年和10年的结果，这一万多个工人可以算作一个队列研究，五年后复查发现，整个血压分布曲线都往左移了，说明大家的血压普遍降低了。当时他们是非常震惊的，Framingham心脏研究也不过才5000多人。
后来，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进行实地考察后，认为首钢的管理模式是“从生到死”，很有借鉴意义，为流行病研究和高血压管理提供了范例，大医院与基层医疗配合，对高血压的管理效果显著。
图 6 80年代陶寿淇带领美国专家参观考察首钢
图 9 世卫组织向全球介绍“首钢模式”
记者：这其中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吗？
刘力生：有一个是关于葛根汤的发现，在共同劳动中，工人师傅向我们反映了一个很普遍的情况：凡是血压高的时候，颈部和肩部都会感到发硬发紧。
而当时高血压药物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缓解作用，雷海鹏就说起张仲景《伤寒论》上的一句话：“项背强几几，葛根汤主之。”我当时就说：“咱们试试吧。”
于是，雷海鹏骑着自行车从首钢出发，到医科院的药研所拿葛根，再骑车回师范大学的家，在家里将葛根洗干净切成段，煮成汤装好，再骑自行车回到首钢分给工人们喝。让我们惊喜的是，葛根汤很见效！从那以后，每当有工人师傅说颈背痛，我们小分队就会买来葛根就地支灶，煮葛根汤给患高血压的师傅们喝。
这个发现也得到了医学科学院的重视，开始研制治疗高血压的中药。不久，“葛根片”投入研制，并很快进入临床实验。这是我国最早进入临床治疗高血压的中成药，也算是一个很大的尝试和成果。
首钢的工作还催生了另一个重要研究成果。我的研究生赖声汉10，他主要从事数学统计学的，分析了全国各地血压和尿钠的关系，这个研究是国际上没有的，因为中国各地钠盐摄入量差距很大，有的地方每天摄入20克，有的地方很低，这种差异把血压也拉开了。国外做不出这样的研究，因为他们的钠摄入量都差不多。
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团队的努力，有吴英恺教授的支持，还有基础所生理实验室主任陈孟勤、药研所的曾贵云以及首钢防治站的第一任站长王淑玉等等，“首钢模式”的经验推广，成为我国慢性病防治的范本，离不开每一位团队成员的默默奉献。
记者：您参加了1974年的日内瓦会议，这次会议对您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图 7 1971年刘力生（右3）与吴英恺院长（右1）接待美国心脏病专家Paul White（前排左五）和G.E. Dimond（前排右2）
刘力生：1974年4月，国际心血管病急救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应会议邀请，吴英恺和我代表中国心血管界出席会议。当时国内医学学术界对外交流很少，我的心里不免有些紧张。
在日内瓦，我们了解到世界卫生组织在世界范围内对区域脑卒中的发病率进行统计的要求。会议期间，有一位欧洲朋友热心地建议中国参加世界心血管学会，他说中国应该有更多的参与国际流行病项目的工作，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亚洲有代表性。
会议期间，我们还参观了一家州立医院，同时还观摩了一个心脏搭桥手术。那时国内还没有开展心脏搭桥手术，连冠状动脉造影都还没做。很明显，当时，我们已经落后于世界医学发展很多。
回国后，吴英恺在国内召开了一次传达性的会议，并做了关于脑卒中死亡对照统计的安排，内容是脑卒中、心肌梗死登记，实际就是做医学统计。这次日内瓦会议开启了我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对我国高血压防治工作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刘力生：也是因为日内瓦会议，吴英恺开始准备将全国的心血管学会再度恢复起来，开展大规模统计调查。心血管学会已经荒废十几年，地方分会有的已经不存在了，但要想开展高血压防治工作就必须恢复心血管学会。
吴英恺带着我首先去了几个城市调研，包括上海、南京、武汉等地。从几个城市巡回调研回来，吴英恺对外省市心血管学会的状况有了初步了解，这些分会的专家们渴望早日开展工作。
1978年，心血管学会恢复工作。大会在太原召开，聚集了全国著名的心血管专家。会议选举了心血管学会的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吴英恺为主任委员，我是副主任委员，其他每个省也各推举了一个副主任委员。
图 8 1978年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首届委员合影，刘力生（二排右一）
在这次会议上，吴英恺布置了以北京阜外医院牵头的全国高血压大普查工作。那次全国高血压普查的人数是四百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普查。这次普查工作为开展我国慢性病群防群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为后来我国开展群防群治实施政府支持、厂家参与、医院实施、社区配合的防治办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这次心血管学会的重建，是我国心血管事业发展的极为重要的里程碑。
记者：80年代作为首批赴美留学的医生，讲讲那些经历以及在留学归来后又做出了哪些工作？
刘力生：当时选派非常严格，要经过医院推荐、政审，还要通过卫生部统考英语和专业。北京各大医院几乎都只有一个名额，阜外医院推荐了我。
图 9 1980 年，刘力生在伯明翰阿拉巴马大学高血压研究所
我相信中国快速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必须学到更多东西，投入到我们自己的实验研究建设中。
回国时，我用节省下来的有限生活费全部买了实验用的小白鼠和专业资料。率先在阜外医院建立了高血压实验研究室，虽然在喂养实验小白鼠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波折，但我们最终还是把实验室建立起来了。
图 10 80年代刘力生指导研究生做实验
担任阜外医院内科主任后，我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让内科实现科学发展。当时内科有三十多位医生，大部分业务出色，但专业不同。我提出将内科分为冠心病、高血压、肺心病、心律失常四个研究组，让每个人都有明确的研究方向和开拓空间。这样既避免了研究上的冲突，又能形成各专业齐头并进的局面，与国际接轨。
这种科学规划很快得到了医生们的认可。陈在嘉11负责冠心病组，程显声12负责肺心病组，孙瑞龙负责心律失常组，我负责高血压组。
记者：您连续两届担任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并且推动分会成为国际心脏病协会（现世界心脏联盟）的会员单位，这里面有什么故事吗？
刘力生：我是1993年开始担任分会主委的，1994年10月的那一天，我收到了国际心脏病协会主席的来信。他在信中热情洋溢地表示，作为协会主席，他希望中国能够加入国际心脏病协会。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国际心脏病协会需要中国这个伙伴，中国也需要这个平台。
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我们确实渴望加入这个有着五十多年历史、拥有上百个国家会员的国际心血管界最有影响力的组织；另一方面，我知道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台湾问题。而且，我的前任吴英恺教授已经为此努力了十七年，始终没有得到落实。
中华医学会有明确规定：参加国际组织如有台湾参加，台湾必须使用“中国台北”的名称，否则我们不能参加。而当时台湾是以“中华民国”的名称加入的。
这是原则问题，差一个字都不行！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1997年在佛罗里达的那次理事会，我特意飞到美国，在会上介绍了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的情况，并再次重申我们的原则立场。会后，瑞士朋友想安排我们和台湾代表一起吃饭，希望能促进关系，但台湾同行说有急事要赶回去。就这样这个问题又拖了一年。
1998年，协会理事会通过了将“中华民国”更改为“台湾”的决议，但这仍然不符合我们的原则，并去信表达了观点。后来协会主席找到了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13先生，他是我们的国家的老朋友了，也非常希望中国能加入国际心脏病协会，特意给中国有关方面打来电话表示关心，这事儿才算是暂定下来。
1998年秋天，我和已经年近八旬的方圻14教授一起，连续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飞机到达里约热内卢，参加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心脏病协会的入会仪式。那一刻，我想到了吴英恺教授为加入已经申请了十七年，想到了所有为此奋斗的同仁们。
图 11 1998年刘力生与方圻前往里约热内卢参加WHF （心血管博物馆馆藏·捐赠人刘力生）
虽然我在1998年卸任了主任委员，但台湾名称的问题我一直关注着。2004年4月，当我得知在高润霖15教授的继续努力下，国际心脏病协会理事会终于将台湾的会员名称更改为“台湾心脏病协会”，作为地区心脏病协会会员身份，我特别激动。那一天我接到好几个告知这个消息的电话。
这是一场近三十年的奋斗接力赛，三代人的贡献，我们终于可以无愧地说：我们尽力了！事业需要传承，需要每一位接力者时刻珍惜地去奋斗。
记者：1989年您担任中国高血压联盟主席，2006年您担任世界高血压联盟主席，这也是我国学者在国际医学专业组织中担任的最高职务。中国高血压联盟成立30余年的时间里，您又做了哪些工作？
回顾联盟成立30余年的发展历程，是一场走进基层、链接国际的长期实践。总的来说，有以下几方面工作：
牵头参与一系列国内外高血压群防群治项目
开展大样本高血压人群调查及流行病研究
制定并宣传推广高血压防治指南
探索符合国情的高血压社区管理策略
面向基层医务人员举办全国性学习班
这期间，我们做了很多临床试验课题，比如《老老年高血压患者治疗试验》（HYVENT），发起单位是英国伦敦帝国大学，主要研究80岁以上高血压患者的降压治疗安全性与有效性，我们很快就结题了，下面基层医院的积极性非常高，随访率非常高，接近四分之一的样本都是我们中国患者。
PURE-China研究，由李卫教授牵头，提供了接近5万的中国人群数据，而且随访已经有15年了，随访平均率有80%多，这是我们中国基层力量强大的体现。还有Syst-China，CCS-1，PATs，FEVER，CHIEF 和CHINOM 等一系列中国独立或合作设计和完成的研究。
前年，我再任中国高血压联盟主席，我更多的是希望自己能够再尽一份力，为我国的高血压防治事业再做些实事。
图 12 2023年，刘力生教授再任中国高血压联盟主席
我始终强调往基层，往基层，深入基层，走到患者身边，才能扼住高血压的咽喉。
今年我们在河南郑州开了中国高血压联盟的年会，也是对我们在河南基层高血压防控工作的肯定，张新华教授负责在河南开展中国HEARTS高血压防治项目，H代表Healthy Lifetime健康生活，E代表Evidence Based循证医学，A代表Assessment可及性，R代表Risk Assessment危险分层，T代表Team Work团队工作，S代表Systematic Monitory系统性监测。参与项目的基层医疗机构高血压治疗率达88.9%，控制率达46.8%，治疗率已超过了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记者：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分享这些宝贵的经历。就如前AHA主席Suzanne Oparil 教授对您的评价“您是真正防控高血压的‘斗士’！”您对高血压研究和防治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
图 13 2012年，刘力生获得国际高血压学会颁发的罗伯特·蒂格斯特终身成就奖
刘力生：谢谢你们。我只是在做我应该做的工作。多年来，我能够同世界高血压联盟及各国专家合作，共同推动高血压防治事业的发展，这是我的荣幸。我希望未来会有更多年轻的医学工作者加入到这个领域，为人类健康继续努力。
图 14 2022年世界心脏联盟授予刘力生“全球心血管健康杰出贡献奖”，（由葛均波教授代领）
结语
刘力生教授90岁再任中国高血压联盟主席，仍在忙碌中做着繁杂琐碎的工作，她说自己“只是在做应该做的工作”，但正是无数个这样的“应该”，汇聚成了中国高血压防治事业的磅礴力量。如今，中国高血压防治事业薪火相传，一代又一代年轻的医学工作者正沿着前辈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而刘力生教授的名字，必将永远镌刻在中国医学史的丰碑上，激励着后来者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专家介绍
刘力生
中国高血压联盟主席
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学部委员，北京协和医学院一级教授。1954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先后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工作（任副院长、内科主任、教授的职务）；1980年赴美国参加伯明翰阿拉巴马大学从事心血管病博士后研究。曾任世界卫生组织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高血压联盟主席、中华心血管病学会主任委员、国际高血压学会理事、美国心脏病学会重点（AHA）高血压研究理事会国际研究员、世界卫生组织·发展中国家心血管病研究执行委员会共同主席；世界高血压联盟主席，卫生部心血管病防治研究中心副主任; 现任北京高血压联盟研究所所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教授。共发表论文300多篇，其中国际论文60余篇。共培养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40余名。她率先在国内开展大规模多中心前瞻性临床研究，组织编写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是国内外著名的心血管病内科专家，中国高血压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注释
北京协和医学院 创办于1917年，是中国最早设置八年制医学教育和护理本科教育的医学院校。
重庆南开中学 由张伯苓创办于1936年，因爱国和教学质量高而闻名，是抗战时期中国基础教育的典范，知名校友包括：邹家华、周光召、朱光亚、阎肃等。
孙瑞龙（1928-2008）是我国著名的心血管病学家、心电生理和起搏专家，1973年完成国内首例希氏束电图
一定要把淮河治好 1950年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毛泽东连续四次批示治淮工作，并推动形成“蓄泄兼筹”的治理方针。
吴英恺（1910—2003），中国科学院院士，医学家，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首任会长，中国胸心外科的开创人之一、心血管流行病学创始人，组建了三个医院和五个外科，在医疗、预防、科研、教学和国际医学学术交流等方面作出杰出贡献。
朱贵卿（1909-1983）我国著名的呼吸内科学家，中国呼吸病学的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现代呼吸病学的开拓者。
罗慰慈 我国著名的呼吸病学家和临床医学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学部委员，北京协和医院一级教授、主任医师，曾主编教科书《现代呼吸病学》。
雷海鹏 （1918 -2007）我国著名的药理学家，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研究员，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
赖声汉 美籍华人，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病理学终身教授，JAMA杂志编辑，在心血管病、传染病和公共卫生领域享有国际声誉。
陈在嘉 我国著名的心血管病学家，长期从事冠心病诊疗与研究，提出冠状动脉血栓是急性心肌梗死成因的观点，并推动溶栓治疗研究。
程显声 我国著名的肺血管病学家，组建了我国第一个肺血管病中心，1973年开展了我国首例核素肺灌注扫描诊断肺栓塞。
萨马兰奇 （1920 -2010）西班牙著名体育官员，国际奥委会第七任主席，被誉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改革者和奠基人之一。他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长达21年，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方圻（1920 -2018）我国著名的心血管病学家，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1956年开展心导管检查，是国内最早开展血液动力学工作的研究者。
高润霖 中国著名的心血管病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国内率先开展急性心肌梗死及并发心源性休克的急诊介入治疗，中国介入心脏病学的先驱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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