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年（1904年），荡口镇私人新创果育小学，分初、高两级，各四年。钱挚、钱穆两人被送往就读经过入学考试，钱挚入高等一年级，钱穆入初等年级。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钱承沛因肺病逝世，去世前将教导两幼弟的责任托付给了钱挚与钱穆。
民国四年（1915年），钱穆转入无锡县第四高等小学任教。每周教课十八小时，同时兼任鸿模学校的课。尽管乡间教书工作很繁杂，但他仍坚持看书。他又效法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的方法，科学地安排时间，定于每日清晨必读难读之书，夜晚后开始读史书，中间上下午读一些闲杂书。
民国十七年（1928年）夏秋之际，钱穆的妻子及新生婴儿相继死去。当时其兄钱挚执教于无锡荣巷荣氏新创立的荣巷中学，闻讯后速回家帮他料理后事，但因劳伤过度，旧病突发，不幸也溘然长逝。次年，钱穆在苏州续弦，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北大期间，钱穆不仅教学，而且还从事学术研究，把教学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他先后出版了两部重要的代表作，即《先秦诸子系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钱穆在北大任教期间又兼任清华、燕大、师大等学校的课。当时北平的学术界人才济济，钱穆在北平任教八年，有幸结识了许多著名学者，并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7月初，暑假开始，钱穆告假返回苏州省视母亲。迁至成都的山东齐鲁大学刚刚成立的国学研究所所长顾颉刚来找钱穆，希望他能和自己一同前往该所工作。钱穆考虑到从北大历史系转来的学生全部毕业，因而答应。 [9] 但为其《国史大纲》稿付印及侍奉母亲，便通函顾颉刚请假一年。顾颉刚复函批假，而且薪水照发，且嘱托钱穆主编《齐鲁学报》。
民国三十年（1941年）6月5日，顾颉刚由成都飞抵重庆，出任文史杂志社副社长。从此之后，顾颉刚因兼职重庆，留在研究所的日子少，而离开研究所的日子多。但顾颉刚最后还是因为事务繁忙，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4月25日辞去国学研究所主任，其职务由钱穆接任。
1957年2月，在钱穆的努力下，新亚书院艺术专修科正式开办。
1959年秋，在钱穆奔走下，雅礼协会又增加协款，在新亚书院正式添设艺术系。
1977年冬，钱穆的胃痛加剧。
1978年春，钱穆患黄斑变性症，双目失明。他抱病赴港任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主讲人。 讲稿结集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一书。
1979年，钱穆赴港出席新亚书院三十周年纪念会。
同年11月，钱穆患有重病，两个月不能起床不能正常饮食。钱穆任教于清华大学的长女钱易，当时正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荷兰从事研究工作，便申请赴台。次月，钱易却因“人大代表”身份及早年加入“共青团”的事，被指涉嫌参与叛乱组织，台湾最高法院甚至为此发出了传票，着令钱易依期出庭应讯。钱穆本着“君子不立危墙”的古训，让钱易在接到传票之前，提前两天乘飞机离开了台北。
为了实现“真切爱护国家民族及能真切为国家民族服务之人才”的培养目标，钱穆所安排的课程从核心到边缘依次包括：基于文字、历史与地理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通学课程；“以共同必修为原则，而以选课分修副之” ；“自操场进至于田野，自田野益进至于山林”——中国文化的核心目标是“天人合一”，钱穆对它的理解是人从自然中来，最后还是要回到自然中去。就是先自然后人文，然后再回归自然。钱穆本人非常喜欢到山林中游走，体会自然带给他的乐趣，所以他非常提倡培养学生的人文与自然情怀。同时，身体力行，两次带领学生出游学习。
钱穆是史学大家，兼取传统史学和西方史学的优长。就纯史学而言，他的历史研究涵盖了史学理论、中国通史、中国部门史和中国历史考证等众多内容，有《国史大纲》《史学导言》《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作。就史学性质而言，钱穆的史学不能用常见的史学分类去界定，特别是不能用西方史学的分类标准去看待钱穆的史学，譬如《中国历史精神》《民族与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国史新论》《中国史学发微》等著作，既是中国历史的描述，又是中国文化的阐发。这反映了钱穆主张的民族、历史、文化合一论。因此，钱穆的史学看作是独树一帆的民族文化史学。
钱穆的新史学，注重区分“历史事实”与“历史智识”，特别看重历史智识。强调治史者要有“史心”。他说：“中国历古相传之史籍，亦仅为一种积存的历史材料，并非即我济今日所需之历史知识。所谓历史知识，贵能鉴古知今，使其与现代种种问题有其亲切相连之关系，从而指导吾人向前，以一种较明白之步骤。”他历来提倡“史心”，为召唤国魂的国史教育和新国史而撰写历史，认为国史教育与研究对中国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现代化有重大意义，“必能将我国家民族以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于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他认为“培养史心，来求取史识，这一种学问，乃谓之史学’”，治史必须要兼有史识与史心，史识是治史必须关照现实社会矛盾，要为民族前途和长远利益谋划，不应该仅仅是清理历史掌故，沉浸在旧事之中。史识是以人物忠奸作为历史研究与评论的出发点和归宿，从世运兴衰得失中求取知识。史心是必须对历史上的文化传统抱有宽容、健康的心态，应当揭露和批判文化中的糟粕、病态与阴暗，但不能独断地全盘自我否定，应当把握分寸，否则会伤害民族自信心，阻碍民族文化正常发展。
他的历史观是精神的生命史观。首先，历史发展的动力与终极决定因素不是经济与生产力，而是人的主观精神。“诸位学史学，必要养成一番广大的心胸，乃及一番远大的历史眼光，来看此历史之变化。更贵能识得历史大趋，一切世运兴衰，背后决定在人。决定人的，不在眼前的物质条件，乃在长久的精神条件。”可见他的史学是以精神发展史来解释历史。其次，任何民族及其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不同于自然的时间，历史时间和历史事件都是以精神的形式在持续、绵延，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是浑然凝成一体，构一个“大现在”，“一个有宽度之现在”。因此历史研究必须要有动态分析，不能停留于静止、孤立的观察。第三，整个历史之于个人，实是一个大生命的延续，是民族大生命的发展过程。“中国历史背后有一大图样，才成此大建筑……我们要了解历史，只是要了解自己这个一个民族，这一条绵延这四五千年的大生命。有此大生命，才有我们今天各自的小生命。只有中国人最懂得此一种所谓‘生命’之学，即，是‘做人’之学，因此能四五千年到今天，拥有七亿人口的一个竟生命，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如此。”可见钱穆的史学是基于民族与文化的精神生命史学。
再次，钱穆与众不同地研究了诸子学的统一问题。胡适等一些学者，认为诸子学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几十年有一段空白，似乎中间断绝了。钱穆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诸子学没有中断过，而是在秦始皇之前，诸子学就开始了学术思想的统一进程，并且引导了秦始皇的政治统一。诸子积极探索学术思想的统一，秦始皇恰是顺应了社会希望和平与统一的时代精神。
此外，钱穆对儒家、墨家、道家等先秦诸家，都一一作了非常深入的研究，而且经常是另辟蹊径，有巨大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