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代史研究转型，就不能不谈及“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和“后现代范式”。按照流行的见解，四十年来的学术发展先是“现代化范式”逐步代替“革命史范式”，后有“后现代范式”起而挑战“现代化范式”。这样的划分简洁明了、整齐划一，然而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不可能如此齐整。1980年代学界争论的焦点在于“什么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动力”、“谁才是革命的阶级”，而“现代化范式”的说法是1990年代中后期保守主义史观兴起后的产物，后者无法涵盖前者。“后现代范式”虽在表面上否定了革命史叙事，但其源头却与中国的革命思想具有潜在联系。总之，近代史研究的转型不是后一种范式否定前一种范式的断崖式跳跃，而是前后相系、不断变化的过程。
* 本文述及的“近代史研究”下限至1919年五四运动，而不是现在通行的1949年。
谈论改革开放以来近代史研究的转型与成就，就很难回避围绕着“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和“后现代范式”的一系列争论。有学者就指出：
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初，近代史研究出现这两种“范式”：革命范式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为代表；现代化范式以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和郭廷以的《中国近代史》第一册为代表。只是随着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前者在大陆成为主导范式而后者在台湾成为主导范式，海峡两岸出现两种范式并存的情况。[1]
简言之，“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分别起源于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分别起源于共产党的群众史学和国民党的专家史学。言下之意，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成就不过是对国民党专家史学的复归。
上述观点整齐划一，令人一目了然，也代表了某种流行意见。但历史的发展并不总是如此整齐划一，此说的成立依赖于两个前提：第一，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别是现代化政党和革命型政党；第二，在范文澜、蒋廷黻等人那里就已经明确出现了“革命”与“现代化”的分立。它们符合历史事实吗？
进而言之，“现代化范式”和“革命史范式”的区分是什么时候才出现的？后人的划分能不能涵盖前人的观点？
199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了罗荣渠先生的名著《现代化新论》。该书不仅详细介绍了各种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更立场鲜明地批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式解读。罗先生说道，“单线式的历史发展公式与马克思的辩证的发展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他引用恩格斯晚年的“合力论”，提出“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代替以阶级斗争发展为线索的“一元单线史观”。如其所言，“在同一生产力水平和条件下，社会形态可以是多模式的，发展的道路也是多模式的。”[2]
罗荣渠的学说不啻于挑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裂痕，马克思主义未必只有阶级斗争一种图式，它完全可以成为第三世界现代化、工业化的指南。在罗荣渠、虞和平等学者的推动下，现代化研究完全突破了阶级斗争的社会科学框架，一时成为显学。这种倾向引发了许多西方左翼学者的不安，例如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就套用库恩（Thomas S. Kuhn）的术语指出，中国已经发生了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的“范式危机”。[3]一石激起千层浪，“范式革命”的说法才由此为中国近代史学人所悉知。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罗荣渠，在1997年出版的遗著《现代化新论续篇》中回应了德里克的说法。“现在还谈不上这个新范式已经取代了传统范式，只能说是出现了两种范式并存的局面，目前主导范式仍然是革命史范式。”[4]罗荣渠这样说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端，减少推进现代化研究的阻力，但他无意之中也肯定了两个范式分立的状况。后来许多学者共享了罗先生的前提，却未必保持了他的谨慎。
例如冯林先生在1998年主编出版了《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一书，雷颐在该书的序言中就大张旗鼓地宣称，“此时的‘时代精神’已由激烈的‘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追求，尽管为时嫌晚，这就为从‘现代化’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百年中国的‘新范式’的出现和影响的不断扩大提供了先决条件。”[5]这番檄文式的论述迅速激起了广泛争论。
2001年，由龚书铎等先生承担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九五”委托项目结项出版。书中毫不客气地回应了上述分立现代化研究与革命史研究的做法，“把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人为地对立起来，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范式，这于理不通，于史不符。”“在近代中国，革命与现代化不是对立，而是统一的，是现代化的前提，为现代化扫清障碍。”[6]又如当年4月，《近代史研究》杂志刊载了吴剑杰先生的文章《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系统批驳了《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中的许多观点。吴先生坦承他“不认为有用‘新范式’代替‘旧范式’的必要”，“‘旧范式’也不是所谓‘僵化模式’，许多在总体上坚持‘旧范式’的研究者也同样变换着视角，做着现代化问题或其他社会问题的研究。”[7]
这自然引发了罗氏弟子的反批评。他们一再强调，现代化范式之所以是不同于革命史范式的“新范式”，不在于它排斥了革命史研究，而在于它不局限于革命史研究。这正如罗荣渠本人所说：
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8]
由此看来，现代化范式不同于革命史范式的地方不在“革不革命”，而在“多线”还是“单线”。罗荣渠的弟子和同事们显然是说，现代化范式之所以优越，乃是因为它能够包容革命史范式中的合理内容。[9]
然而一种能够包容之前学说的研究还能叫作“新范式”吗？争论的焦点又转向了库恩的范式理论能不能用于评判历史学。
《近代史研究》杂志在2010年第2期发表了一组主题为“近代史视野：范式与分期”的笔谈文章。其中，郑师渠先生就仔细考究了库恩对于“范式”的定义。按照库恩的观点，“‘范式’就是指某一科学家集团围绕某一学科或专业所具有的共同信念。”[10]库恩反对历史目的论，认为科学史的演变绝不是后一个科学体系包容吸纳前一个科学体系的不断进步过程，而是一个范式替换另一个范式的取代过程。后来的范式并不见得比前面的范式更正确，它们之间的分歧根本是科学共同体内部两种不同信仰的斗争。用他自己的话说，“科学革命在这里是指科学发展中的非累积性事件，其中旧范式全部或部分地为一个与其完全不能并立的崭新范式所取代”。[11]（Scientific revolutions are here taken to be those non-cumulative developmental episodes in which an older paradigm is replaced in whole or in part by an incompatible new one.）郑师渠先生严格依据库恩的定义，旗帜鲜明地问道：“既然连库恩本人都认为，由于自然科学是‘以一种其他领域所不具备的方式进步’，所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否也能形成如同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范式’，还是一个未知数；那么，我们今天谈论近代史研究的所谓‘范式之争’，不应该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吗？”[12]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范式”只是一个借用过来的名词，不一定要完全依照库恩的定义。[13]夏明方教授在同组笔谈文章中就指出：“这几种范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往往被理解为相互对立、依次替代的过程，因而也就被视为非此即彼、互不相容的封闭性范式。实际上，不仅各范式内部存在着诸多意见分歧或派别之争，各自之间亦非泾渭分明，在一定程度上反有相互影响、交叉渗透之势，因而对每一个范式，都应予以‘同情性的理解’和历史化的过滤。”[14]
更改某个概念通行定义的做法在学术史上屡见不鲜，夏明方等人的说法当然是成立的。但问题在于，如果历史学研究不必遵循库恩对于“范式”的定义，那么新的“范式”定义是什么？史学界目前尚未对此形成共识。
综上所述，不管“现代化范式”和“革命史范式”的划分成不成立，这种提法本身都是在1990年代中期才出现，并用于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代史研究的转型。我们当然不能因为某种学说出自后人之手，就断然否定它解释前人的效力，只是后人的解释不应掩盖当时人的关怀所在。
2013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了李怀印教授《重构近代中国》（Reinventing Modern China）一书的中译本，并迅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与本文开篇的提法类似，该书把“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分歧上溯到了革命青年与专家学者之间的对立。
按照李怀印教授的逻辑，1949年以后，左派革命青年通过“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评《武训传》”等一系列政治运动，迅速形成了对专家史学的压倒性优势。自由主义专家则尽力保护自己的前提下，小心翼翼地抵抗或者偏离左派青年的叙事框架，最终在1980年代一举翻身。一边是左派革命青年高度政治化的历史叙事，另一边是自由主义学者基于学术自律的客观研究，民国时期以来的近代史研究就是二者此消彼长的运动过程。如他所说：
资深史学家在判断历史人物或现象时，捍卫历史主义，或者客观性，重视历史资料，与其说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要求”的信仰，还不如说是他们将捍卫自己的专业，将确立自己学术声誉的历史研究当作一门严肃的职业。（The senior scholars’ defense of historicism, or objectivity in judging historical figures and phenomena, and their emphasis on historical data were not so much a result of faithfulness to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Marxism as their defens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as a serious profession in which they had built their academic reputations.）[15]
尽管范文澜、胡绳等人的专业素养毋庸置疑，但他们的学说仍然体现了左派青年的民粹主义诉求。蒋廷黻、郭廷以等人则始终坚持了自由主义者的职业操守。1980年代以来的近代史研究就是对于后者的回归。李怀印教授接着举例说明：
淡化农民起义，并歌颂晚清时期以现代化改革和革命形式所从事的“救亡”的探索，李时岳实际上否定了1950年代以来形成的中国近代史学的革命叙事，在某种意义上回归到蒋廷黻以及民国时期其他的自由派史学家所倡导的现代化叙事。后者也不赞成民众暴动，认为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由精英主导的改革，是“救国救民”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虽然李并没有用“现代化”来描述晚清中国的总体趋势，但是他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使得他的解释架构实际上和蒋廷黻的现代化建构没什么两样。（By downplaying peasant rebellions and extolling the endeavors of “national salvation” in the form of modernizing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late Qing China, Li Shiyue actually repudiated the revolutionary narrative that had shaped the historiography on modern China since the 1950s and in a sense returned to the modernization narrative that Jiang Tingfu and other liberal historians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had advocated. The latter, too, disapproved of popular violence and praised the elite-led reforms as feasible solutions to “saving the nation and saving the people”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Although Li Shiyue did not use the term “modernization” to describe the general trend in late Qing China, his empha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made his interpretive framework resemble Jiang’s modernization construct.）[16]
考虑到1990年代经由罗荣渠、虞和平等人的推荐，美国经济学家华尔特·罗斯托（Walt W. Rostow）在中国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力。我们大体可以勾勒出这样一条“现代化范式”的谱系：蒋廷黻—罗斯托—李时岳。与之对立的是范文澜、胡绳的马克思主义谱系。一套“二元对立”的史学史叙述由此建立起来了。
李怀印强调民粹主义情绪与专业主义研究之间的冲突，无疑十分具有洞见。确如他看到的那样，改革开放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对近代史研究的转型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我们仍然有理由怀疑，能不能说青年激进派（the young radicals）与资深史学家（the senior scholars）之间的冲突构成了后来的“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马克思主义范式”和“自由主义范式”的分歧？
毕竟，蒋廷黻和李时岳本人并没有宣扬过“现代化范式”，且他们都一再强调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范文澜和胡绳也从来没有否认“追求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的根本目标。我们不必急于给上述学者划分阵营，而是追问他们各自的学术背景，也许会有新的发现。
对于上述李怀印的观点，赵庆云便批评道：
李怀印将“革命”叙事溯至中共方面的史家李鼎声、张闻天、范文澜，尚未及源头。而有必要进一步追溯至国、共两党对于近代历史的认知和叙述，并作“民族革命”叙事与“阶级革命”叙事的分殊。这二者同中有异，大体说来，相同之处在于：二者均否定清政府，肯定“革命”，对近代以来的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均着眼于其反清、“反帝”的性质，予以肯定。相异处在于：“民族革命”叙事以民族国家为价值主体来叙述评判近代史事；“阶级革命”叙事则以工、农等被剥削、被压迫阶级为价值主体来叙述评判史事。[17]
共产党固然是革命政党，国民党岂不也是革命政党？众所周知，1949年以后的革命史学体系由“一根红线”（反帝反封建的阶级斗争）、“两个过程”（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三次革命高潮”（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八大事件”（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构成。赵庆云不啻于指出，体系的总体架构虽然起自于中国共产党，但当中的许多内容并非向壁虚造，它们恰恰共享自国民党的民族革命叙事。进而言之，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革命史论述早在1906、1907年的《民报》中就已经发见端倪了。
李怀印曾提及，“范文澜在北京大学主修‘国学’，师从黄侃及其他学者，开始受到浙东学派的直接影响。黄侃是著名经学家章炳麟的门徒，也是一名反清革命者，以精通文史典籍、治学严谨而闻名。”（Fan came under the direct influence of the Zhedong school only after he became a major in National Learning (guoxue) at Peking University, where he was a student of Huang Kan (1886-1935) and other scholars. A disciple of the famous philologist Zhang Binglin (1868-1936) and an anti-Qing revolutionary, Huang Kan was known for his erudition in a wide range of ancient classics, history,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and for his rigorousness in research.）[18]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可惜他并没有展开讨论。
尽管范文澜在1949年以后多次强调民族矛盾只是阶级矛盾的反映和补充，但他早年受自章太炎、黄侃的学术烙印不可能随随便便抹去。不止范文澜如此，陈伯达等人也深受章氏弟子吴承仕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章太炎的学生在五四期间执掌北大文科，对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多有贡献。
须知正是章太炎在重订本《訄书》、《太炎文录初编》等著作中为太平天国辩护，痛斥曾国藩为刽子手，激烈地批判清政府的卖国政策。这些论述不仅为同盟会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武器，更成为了后来国民党革命史学的一部分。国共两党的史学叙事本来就有许多共同的源头。
出于爱国主义立场，范文澜特别重视区分“抵抗派”和“妥协派”，不惟林则徐，即令旗人大员裕谦、回族将领左宝贵等人也深受他好评。赵庆云非常敏锐地指出，“范氏坚持以‘抵抗派’、‘投降派’区分统治阶级，却可能导致相对弱化阶级观点。”[19]同为中共革命史学家的刘大年先生就曾发现，按照阶级斗争的框架，投降派与抵抗派并没有什么区别，“抵抗派或主战派并不曾站在人民立场上去反对外国侵略。”[20]这些事例反映出，爱国主义的立场和阶级斗争的立场可能存在许多矛盾。
事实上，综之十七年史学，甚至“文革”时期史学，民族叙事与阶级叙事之间的张力始终都没有消除，“反帝”与“反封建”未必可以完全贯通一气。诚如赵庆云所说，“胡绳与范文澜在‘阶级’与‘民族’的处理上存在着显著差异”。[21]范文澜赞扬抵抗派，批判妥协派，高度评价左宗棠收复新疆、曾纪泽伊犁谈判。与之形成鲜明的反差，胡绳曾经全盘否定属于统治阶级的左宗棠、曾纪泽，甚至一度把与英帝国主义来往密切的阿古柏伪政权视为革命政权。
倘说“民族逻辑”与“阶级逻辑”的分歧在毛泽东时代尚且较为隐晦，那么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它就迅速醒目起来。按照民族革命的逻辑，洋务运动虽然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进步，但仍然属于妥协派无疑；义和团运动虽然粗鄙盲目，但仍有反抗帝国主义的意义。按照阶级革命的逻辑，资产阶级在当时仍然属于进步的力量，洋务运动无疑是一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步运动；而义和团则属于地主阶级利用民粹主义情绪扼杀新生资本主义的工具。
德里克武断地认定，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化范式”就逐步压倒了“革命史范式”。殊不知尽管中共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但阶级斗争史学至少在1980年代仍然十分有效。
不应忘记，马克思曾把英国的殖民主义视为推动印度社会变革的进步力量：
由铁路系统产生的现代工业，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80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的基本障碍。（Modern industry, resulting from the railway system, will dissolve the hereditary divisions of labor, upon which rest the Indian castes, those decisive impediments to Indian progress and Indian power.）[22]
英国殖民者出于自私自利的目的在印度引进了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the unconscious tool of history in bringing about that revolution）。
另如马克思曾赞扬力主弛禁鸦片的许乃济是“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one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Chinese statesmen），林则徐等禁烟派反而属于“天朝的野蛮人”（the Celestial barbarian）。[23]更显著的是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中对太平天国的评价：
显然，太平军给人的印象就是中国人想象中的那个凶神恶煞下凡。而这种凶神恶煞只是在中国才可能有。它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Obviously, the Taiping represents the devil in persona, as the Chinese fantasy must represent him. But also, only in China was this sort of devil possible. It is the product of a fossil social life.）[24]
这些评价不仅与孙中山、章太炎的观点相反，也与范文澜的观点相反。而李时岳等人正是凭借它们，才颠倒了对洋务运动和农民起义的褒贬。
李时岳最有名的观点是他在胡绳“三次革命高潮”的说法之外，又提出了“四个阶梯”的论述。此即取消了义和团运动，加入了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太平天国之能入选，不在于它是农民起义，而在于它提出了《资政新篇》。如李时岳所说，“恰恰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们却将《资政新篇》的主要内容如兴办近代工业、矿业、铁路、航运、电讯等等付诸实施。”[25]
人们往往以此为据，认为李时岳在“革命史范式”之外别立“现代化范式”。然而李时岳与胡绳的分歧并不是“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孰优孰劣，而是近代中国的主要阶级矛盾是什么？谁才是真正的革命阶级？李时岳指出，“作为一场反侵略的民族战争，从宣战、组织抵抗到媾和，清政府始终处于支配的地位，义和团只是被使用的一种力量。”[26]义和团运动只是封建地主阶级手里的工具，并不是真正的农民革命，更代表不了历史进步的方向。由此看来，戚本禹在“文革”期间赞扬义和团的著名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受到民族逻辑的干扰，错把统治阶级当作革命阶级。
反观洋务运动虽然表面上由官方主导，但它深受统治阶级中坚力量“顽固派”、“清流派”的攻击，未必不包含被压迫阶级的因素。李时岳反问道：
肯定洋务运动的固然有蒋廷黻之流的反动派，而否定洋务运动的又何尝都是进步人士呢？最早否定洋务运动的是拉历史倒车的清朝顽固派，晚近否定洋务运动的是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以子之道，还治子身”，何如？[27]
英国殖民者尚且属于“历史不自觉的工具”，洋务派又何尝不是如此？正如李时岳所论，“无心插柳柳成荫，洋务派不自觉地促进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对立物——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也是不容抹煞的历史事实。”[28]
倘说胡绳还在小心翼翼地维护阶级革命叙事和民族革命叙事之间的平衡，那么李时岳就充分地凸显了二者的矛盾。用后者的话说，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是一个“向下沉沦”的过程，而半封建化却是一个“向上发展”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是可以分开来的。[29]
事实上，早有学者察觉到李时岳的马克思原教旨主义倾向可能威胁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叙事，故竭力捍卫“半殖民地社会”与“半封建社会”的同一性，强调如果没有坚决的反帝运动，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在中国生根发芽的。[30]时至1999年，在“现代化范式”之争已趋激烈之际，林华国先生仍撰文批判李时岳，强调“代表殖民主义势力的外国在华资本及其附庸中国买办资本、官僚资本始终居主导地位，代表民族利益的民族资本始终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代表‘半资本主义化’本质与发展趋向的并不是民族资本而是外国资本。”[31]
总之，我们在评判1980年代近代史研究时，不应无视当时争论焦点是“什么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一种强有力的现代化叙事。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前引李时岳“肯定洋务运动的固然有蒋廷黻之流的反动派”的寥寥数语就断定他对蒋氏的真实态度，但这倒提醒了我们，蒋廷黻与马克思主义未必辄如冰炭。
1919—1923年，蒋廷黻完成了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课程，并取得了博士学位。当时的哥大信奉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鲁滨孙（James H. Robinson）等人的“新史学”。蒋氏的博士导师卡尔顿·海斯（Carlton J. H. Hayes）正是鲁滨孙的高足。
如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所述，“兰普雷希特质疑了传统历史学家研究的两项基本原则：即，派给了国家以中心的角色和集中注意力于人物和事件。”（Lamprecht questioned two basic principles of conventional historical scholarship: the central role assigned to the state and the concentration on persons and events.）[32]鲁滨孙也指出，“我们此地应该研究的问题，就是我们对政治史的偏心引导着我们专去叙述那些无关紧要的朝代史和军事史中的琐碎事实。它们所占的宝贵地位，是不是应该拿来叙述那些向来被人轻视的重大问题？……但是直到现今政治史仍然保持着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一般人仍然把过去的政治事件，看作是历史的主要内容。”（The real question is, has not our bias for political history led us to include a great many trifling details of dynasties and military history which merely confound the reader and take up precious space that should be devoted to certain great issues hitherto neglected?……But political history still retains its supreme position, and past political events are still looked upon by the public as history par excellence.）[33]他们主张，科学的历史研究应该广泛吸收社会科学的长处，把研究重心从国家间的政治事件下移到国民的社会生活中去。
有学者据此认定陈旭麓先生“通史总是社会史”的说法得自蒋廷黻的真传，“显然是针对‘通史总是政治史’，‘通史总是事件史’，‘通史总是阶级斗争史’，‘通史总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说的。”[34]然而马克思划分阶级的依据不就是看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掌握了生产资料么？在马克思那里，一切政治史、文化史不都是社会经济史的外在反映么？
应当说，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史传统非但没有使蒋廷黻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反而造成了他们之间的一些相似之处。何止如此，法国年鉴学派就曾受到马克思与兰普雷希特的共同影响。当今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就是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忠实拥趸。
从蒋廷黻的既有研究来看，很难判定他是否完整地继承了上述“新史学”，但哥伦比亚的学术训练至少使他意识到，全民族政治改良的前提在于全社会经济的整体变革。这从蒋氏的经典疑问中就可见一斑：
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35]
这一连串问题构成了某种非常激进的历史观念，即把现代与传统对立起来。蒋廷黻诚然反对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但毫不妨碍他热忱地希望国民党的民族革命能够彻底地改造中国社会（“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这属于“现代化范式”还是“革命史范式”？
蒋氏在总结中国人之所以没能及时吸取鸦片战争的教训时，就提出了三条。一、“我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因而“守旧性太重”；二、“我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因而士大夫阶级拼命反对改革；三、“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36]不难发现，他的观点基本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思维，更迎合了19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
另方面，蒋廷黻又主张大力引进西方国家的技术和资金发展工业。他在《回忆录》里高度赞许了孙中山“国际开发中国”的政策，惋惜“国父思想太新”，“他不仅比中国人、甚至比许多世界上其他人也新了几十年”，因而得不到当时人的理解。[37]
需要指出，时至1990年代，罗斯托的著作《经济成长的阶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经由罗荣渠等人的介绍，而深受中国学者的重视。[38]罗斯托把该书的副标题起为“非共产党宣言”（“A Non-Communist Manifesto”），就明确宣称要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开辟另一条现代化道路。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现代化的前提是彻底变革社会生产方式。但罗斯托的方案断然排除了社会革命，而把现代化“起飞”（take-off）的条件归结为生产性投资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在他看来，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庞大，人均资源占有量严重不足。这导致了发展中国家人民低收入、低储蓄的状况。储蓄率过低会造成投资率严重不足，无法为工业生产提供有效的资金。按照罗斯托的计算，只有当生产性投资占到国民收入的10%以上，才有可能实现经济起飞。
怎么才能实现投资率的快速增长？前提当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由这个政府推行两种手段。第一，改变资金收入分配，“从那些用于较无生产性用途的人手里，转移到那些用于较有生产性用途的人手里。”（“income shifts from those who will spend less productively to those who will spend more productively”）简言之，通过强制力量实现财富集中。第二，健全和扩张经济职能部门，扩大自然资源的出口，“使收入的越来越大的部分流入富有生气的企业家的手里，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生产能力，和增加对工业原料、半制成品以及工业零配件的需求。”（“which would direct into the hands of vigorous entrepreneurs an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income flows under circumstance which would lead them to expand their own capacity and to increase their requirements for industrial raw materials, semi-manufactured products and manufactured components.”）。同时通过举借外债等方式吸纳外国资本，“当修建铁路或进行其他投资期很长的基础建设项目在起飞阶段或创造前提条件阶段后期起重要作用的时候，外国资本发挥着显著的作用。”（“Foreign capital was notably useful when the construction of railways or other large overhead capital items with a long period of gestat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ake-off or the late preconditions period.”）[39]
阶级斗争起于贫富差距，罗斯托却要求强力政府扩大贫富差距。他不仅完全排斥了社会革命，更把美国的经济援助视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在冷战环境下，这样的学说当然得到了白宫的青睐，罗氏因此荣膺肯尼迪政府的高级参谋。诚如吴英所见，“把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概括为‘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很难说是确切的，并容易引起错觉，似乎西方国家充满善良愿望去帮助后发国家，而后者似乎依靠西方国家就有了实现现代化的便捷道路。这种‘错觉’十分有害。”[40]
对比之下，蒋廷黻不仅主张彻底的社会变革，也主张举借外债、国际开发，这使得他成为了马克思与罗斯托的中介，也充当了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过渡人物。
1986年12月，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一书的中译本在大陆出版。此书继承了（Benjamin Schwartz）的观点，强调中国文化传统中存在着一种“唯智论”（intellectualistic）的倾向。[41]这使得中国人往往喜欢把一切政治的、社会的问题统统归结为文化和道德的堕落，认为只要彻底解决文化上的困境，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正如林氏所说：
儒家的思想模式（或称分析范畴）中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强调心的内在道德的功能，或者强调心的内在思想经验的功能。（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Confucian modes of thinking or categories of analysis is the stress placed on the function of the inward moral and/or intellectual experience of the mind.）[42]
孟子、荀子的学说都具备这种倾向，前者尤甚。它走过两千多年的历史，途径朱熹、王守仁等人的一再阐发，直接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伦理心智。尽管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名义上宣称“打孔家店”，但他们无限拔高“心的智能—道德功能”（the intellectual-moral function of the mind），希望通过拯救堕落的传统文化而一劳永逸地解决政治问题，这显然与孟子的思想殊无二致。五四时期“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本身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
这种传统的实质是“一元论或整体论的思维模式”（monistic or holistic mode of thinking）。它犯了“形式主义”或“抽象主义”谬误（the fallacy of formalism or abstractionism），表面上宣扬西方的民主、科学，实际上与西方自由主义精神背道而驰。“文化大革命”就是它的必然归宿。所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应该追求全盘反传统，而应追求传统的创造性转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
按照林毓生的逻辑，胡适、蒋廷黻等人无疑都属于“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者”，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姑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它都与当时高涨的新启蒙思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一贯主张复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精神，彻底拥抱蔚蓝色的海洋文明，告别土黄色的内陆文明。
如果说林毓生的观点在1980年代尚且和者盖寡，那么自1990年代起它就逐渐获得了强大的影响力。1994年9月，朱学勤在上海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一时引发热议。该书名义上讨论卢梭、罗伯斯庇尔和法国大革命，但实际上暗示了中国近百年来错误地引进了法国的激进主义学说，而忽视了英国的保守主义传统，这是中国长期以来政治动乱的重要思想根源。[43]次年5月，李泽厚、刘再复于香港出版了对谈录《告别革命》，进一步把话题引向了高潮。[44]李泽厚“告别革命”的目的显然还在于恢复被救亡和革命打断的启蒙主义追求，但许多学者却顺势提出了“告别激进主义”、“告别政治浪漫主义”，甚至“告别五四”等等主张。[45]
柏克（Edmund Burke）、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波普尔（Karl Popper）等人成为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的先知，至今仍有强大的影响力。李怀印把“现代化范式”的源头归结于自由主义专家的工作，事实上直到1990年代后期，中国知识界才围绕这些英国和奥地利思想家的作品，形成了系统的自由主义者群体。在他们的努力下，“保守”几乎成为了“自由”的同义词，而在10年前，二者还是反义词。
对于上述状况，姜义华先生总结道：
对于近代启蒙运动，特别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近些年来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一种评价认为，近代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全面地反传统，倡导全盘西化，后来是全盘苏化，导致中国文化的断裂，最终引发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文化大革命；另一种评价认为，以民主与科学为主要旗帜的近代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实际上中途夭折了，正因为它们为传统所压倒，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方才在中国大地上演了文化大革命那样一场历史的悲剧。[46]
这两种学说的分歧可能早有源头，但正如姜教授所言，它们形成激烈交锋却是“近些年来”的事情。1980年代的争论集中在义和团这类农民战争能不能推动资本主义这一新生力量的发展，算不算是真正的革命。1990年代的争论则变成了革命是不是一件好事，现代化的道路应该选择革命还是改良。毫无疑问，只有在后者的语境中才可能出现“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的分立，如果把其套用到前人头上，就大谬不然了。
毫不夸张地说，保守主义的现代化学说比蒋廷黻的著作更加激烈地改变了中国近代史叙事。蒋氏的观点尚且与革命史学具有很多共通之处，保守主义史学却不仅否定了共产党的革命史叙事，也否定了国民党的革命史叙事。在对待近代以来革命传统上，它的态度反而最为激进。
以对20世纪初清末新政的研究为例，无论是革命史学还是新启蒙史学都认定清政府缺乏变革的诚意，所谓的“新政”只不过是其维护自己统治的幌子。但保守主义史学家却从不怀疑清廷的真诚，他们认为清廷的失败恰恰在于太想一蹴而就地完成政治体制的根本转型。比如萧功秦教授就把这种现象称为“焦虑性激进主义”，患上焦虑症的中国官僚士绅总是幻想通过迅速移植西方政治体制，而一举克服民族危机，根本不顾及国情和现实条件。萧教授批判道：
这种宪政乐观主义，在清末中国士绅官僚精英中几乎成为一种无须验证就予以接受的政治神话（Political myth）。这种“立宪制度决定论”暗示着这样一种政治取向，那就是，只要人们感觉到危机感的临近，立宪加速的要求就会加剧，而立宪所需要的社会、文化与经济条件，本来是在长期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才可能形成的，而这一切则完全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47]
宪政改革的失败使得原本抱有“立宪制度决定论”的士绅官僚精英迅速走向分化。其中一派转而开始迷信权力，希望由袁世凯之类的强权者出面收拾残局；另一派则进一步趋于激进，把否定的对象从政治体制扩展到了全部中国文化。中国就在双方无休止地争斗中滑向了政治衰败。
巧合的是，保守主义对本质主义、整体主义的拒斥，似乎预示了当前近代史研究放弃宏大史观的思考，转而致力于具体问题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后现代史学的兴起十分引人注目。
赵庆云曾提醒人们，切不可因为政治原因而一概否定“武训调查”，“《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出炉，昭示着一种新的看待近代史资料的眼光和获取资料的途径，在当时就被认为具有史学方法上的指导意义。”[48]何止《武训历史调查记》，刘少奇在1964年“四清运动”中发动群众写家史、族史，揭露“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国民党”，也具有同样的功能。
这些史学研究不只扩充了史料的范围，更把目光从帝王将相下移到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今人也许觉得它们受到政治运动的主导而不足为训，但放眼1960—1970年代的西方左翼运动，上述研究恰恰为左派知识分子开辟公共史学，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发。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部张力也深刻地影响了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史观、复线史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表述，人类历史必将朝着一个预先设定的方向不断前进。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将起到中心作用，其他政治、文化的上层建筑不过是经济基础的外在表现。
然而我们对比毛泽东的《矛盾论》，就不难发现其大大革新了马克思的史学观念。“主要矛盾决定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次要方面”，“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特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这些论述其实具有否定历史目的论的倾向。例如西安事变标志着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战胜利又标志着中国人民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如果我们不能把握住主次矛盾的转化，不能占据矛盾的主要方面，反动阶级就要取胜，历史将会走向另外一个方向。
在这里没有预先设定的历史目的，经济基础也未必总是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历史是以一种多元决定的（overdetermined）方式呈现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例如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就非常敏感地把握住了这点。用他的话说，“‘一元论’是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意识形态概念”（ideological concept foreign to Marxism, 'monism'）。阿尔都塞接着宣称：
这是断言，复杂整体具有一种多环节主导结构的统一性。归根到底，正是这种特殊结构确立了矛盾与矛盾之间、各矛盾方面之间存在的支配关系；毛泽东指出，这种支配关系是矛盾的基本关系。（It is to claim that the complex whole has the unity of a structure articulated in dominance. In the last resort this specific structure is the basis for the relations of domination between contradictions and between their aspects that Mao described as essential.）[49]
须知阿氏正是福柯、布迪厄、德里达等人共同的老师，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后现代学说恰恰来自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改造。
正如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说，“当代最前卫的文化杂志《竟然如此》发现，毛泽东主义可以短时间替代斯大林主义。”（The most avant-garde cultural journal of the period, the French literary organ Tel Quel, discovered an ephemeral alternative to Stalinism in Maoism.）他补充道：
这枯燥的陈述还能延续下去。雅克·德里达现在声称，他始终把自己的解构主义理论理解为一种激进化的马克思主义。……米歇尔·福柯，阿尔都塞的学生，是离经叛道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他发现马克思主义在权力、疯狂、性欲问题不能令人信服，但在一段时期内，他继续徜徉于它一般的氛围之中。……在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明确表示怀疑的同时，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掠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提出了像“符号资本”这样的概念。（The litany can be extended. Jacques Derrida claims nowadays that he has always understood his own theory of deconstruction as a kind of radicalized Marxism.……Michel Foucault, a student of Louis Althusser, was a post-Marxist heretic who found Marxism unpersuasive on questions of power, madness and sexuality, but who continued to move for a while within its general ambience.……The sociologist Pierre Bourdieu plundered the resources of Marxist theory to produce such concepts as ‘symbolic capital’, while remaining distinctly skeptical of Marxism as a whole.）[50]
反讽的是，这些旨在批判资本主义权力生产的激进理论，到了中国以后反而成为了传统革命史叙事的有力挑战者。跨文化语境的转译和改造掩盖了后现代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潜在关联，使得它呈现为一种完全另类的学术形态。
综上分析，用“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和“后现代范式”简单概括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代史研究转型，固然整齐划一，清楚明白，但很难完全符合事实。近代史研究四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是一个前后相续的过程，各种研究思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并不存在那么多简单的二元对立。
德里克等人的判断根植于这样一个关键的误解：1978年的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迅速走向新自由主义。就像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说的那样，“中国经济改革的时间恰好与英国和美国发生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一致，很难不把这视作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巧合。”（The reforms just happened to coincide—and it is very hard to consider this as anything other than a conjunctural accident of world-historical significance—with the turn to neoliberal solutions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51]但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改革开放的许多工作早在1970年代初中美关系正常化伊始就已经展开了。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是要回到中共八大的道路上去。从毛泽东时代到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社会转型既不是断崖式的跳跃，也不是后者否定前者，它是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近代史研究的转型正是这个过程的反映。
我们与其削足适履，用三个范式之间的相互替代去裁削纷繁复杂的事实，倒不如遵循当事人自己的讲法，围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动力是什么”、“谁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内部变革与外部力量”、“救亡与启蒙”、“激进与保守”等一系列争论来审视四十年来近代史研究的转型。如果说当前近代史研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也远不是所谓的“范式危机”，毋宁是学界逐渐失去了对宏观研究的兴趣，而使讨论流于破碎化。
注释
[1] 周东华：《正确对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与吴剑杰、龚书铎等先生商榷》，《社会科学论坛》（Tribune of Social Sciences）2005年第5期，第103页。
[2]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8、72页。
[3] 德里克：《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年春季卷，总第10期（Chinese Social Sciences Quarterly, No. 10 Spring 1995(HK)），第135—141页。
[4]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9页。
[5] 雷颐：《总序：为了前瞻的回顾》，冯林：《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第2页（序言页）。
[6] 龚书铎等：《历史的回答——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原则问题争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7页。
[7] 吴剑杰：《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2001年第2期，第280页。
[8]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第100页。
[9] 参见董正华：《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到史学范式多样化——围绕“以一元多线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的讨论》，《史学月刊》（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2004年第5期，第5—20页；周东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对两种批评意见的反批评》，《学术界》（Academic Forum）2002年第5期，总第96期，第115—125页；《正确对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与吴剑杰、龚书铎等先生商榷》，《社会科学论坛》（Tribune of Social Sciences）2005年第5期，第83—108页。
[10] 刘放桐等编著：《新编西方现代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30页。
[11]〔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等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5页。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6, p. 92.
[12] 郑师渠：《近代史教材的编撰与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9页。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杨念群教授，如他所言，“从严格意义上讲，当下的近代史研究，不仅客观上并不存在所谓‘两个范式’的较量；而且事实上也不存在库恩所说的‘范式’。”氏著：《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5页。
[13] 例如马敏：《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14] 夏明方：《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方法的新陈代谢》，《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14页。
[15] 李怀印著，岁有生、王传奇译：《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72页。Huaiyin Li, 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 pp.166-167.
[16] 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第183页。Huaiyin Li, 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pp.176-177.
[17] 赵庆云：《近代中国主叙事的源起、流变与重构——评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第125页。
[18] 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第97页。Huaiyin Li, 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p.94.
[19] 赵庆云：《近代中国主叙事的源起、流变与重构》，《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第123页。
[20] 刘大年：《论中国近代史上的人民群众》，《历史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1964年第1期，第9页。
[21] 赵庆云：《“三次革命高潮”解析》，《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第89页。
[22]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71页。Karl Mark, “The Future Results of British Rule in India”,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12: 1853-1854, New York: 1979, p.221.
[23]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版，第66页。Karl Marx, “History of the Opium Trade”,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16: 1858-1860, New York: 1980, p.18.
[24] 马克思：《中国纪事》，《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116—117页。Karl Marx, “Chinese Affairs”,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19: 1861-1864, New York: 1984, p.218.
[25] 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第32页。
[26] 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130页。
[27] 李时岳：《马克思主义的再学习和历史的再认识》，《史学集刊》（Collected Papers of Historical Science）1982年第2期，第3页。
[28] 李时岳：《洋务派的历史任务及其他》，《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74页。
[29] 参见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122—132页；《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52—60页。
[30] 例如汪敬虞：《中国近代社会、近代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第51—61页；王植彬：《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之探究——与李时岳、杜经国等同志商榷》，《承德师专学报》1989年第4期，第46—50页。
[31] 林华国：《也谈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与半封建化之间的关系——李时岳“两种趋向”论质疑》，《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1999年第4期第36卷（总194期），第43页。
[32]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5—36页。Georg Iggers,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Middletow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31-32.
[33] ﹝美﹞鲁滨孙著，齐思和等译：《新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9页。James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2, pp.8-9.
[34] 沈渭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导读——兼论近代通史体系的推陈出新》，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8页（前言页）。
[35]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2页。
[36]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16页。
[37] 蒋廷黻著，谢钟琏译：《蒋廷黻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84页。
[38] 事实上，早在1962年，中国方面就作为“内部读物”翻译了该书，其时据罗斯托出版它不过两年。参见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
[39] ﹝美﹞罗斯托著，郭熙保、王松茂译：《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8、50页。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48-50.
[40] 吴英：《关于现代化的含义、规律和模式——对<现代化新论>几个理论观点的评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2001年第5期，第8页。
[41] 参见﹝美﹞林毓生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增订再版本）“史华慈序言”，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See Benjamin I. Schwartz, “Foreword”, in Lin Yü-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42]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第67页。Lin Yü-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p.41.
[43] 参见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序言”，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44] 参见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香港：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5年。
[45] 例如秋风：《告别五四，发现保守主义传统》，《随笔》2009年第4期。
[46] 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20页。
[47] 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中的激进与保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316页。
[48] 赵庆云：《近代中国主叙事的源起、流变与重构》，《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2期，第121页。
[49] ﹝法﹞阿尔都塞著，顾良译：《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54页。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Translated by Ben Brewster,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5, pp.201-202.
[50] ﹝英﹞伊格尔顿著，商正译：《理论之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4—35页。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4, pp.34-35
[51] ﹝美﹞大卫·哈维著，王钦译：《新自由主义简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137页。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