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佳教授首先从我们日常生活中一日三餐的主食切入，指出海洋史的兴起与作物史和全球史的流行形成一种互补关系。时至今日，番薯、土豆、辣椒和玉米等“新世界”作物在中国的接受程度已经很深，这些作物的引入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食物结构，也影响了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在学术史维度上，学界对美洲和外部世界交流的探讨可以追溯到1973年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的经典作品《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之生物和文化的后果》。该书从生物、植物和病菌等角度描述了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克罗斯比的结论是，美洲农作物的传入，促进了欧洲人口的大幅增长。而欧洲的殖民者则将多种传染病菌带到了美洲，使得没有免疫能力的印第安人大量死亡。这向我们展示了全球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互动对历史进程产生着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
王晴佳教授继而从西方历史观念变化的角度出发，详细阐述了海洋史的兴起及其意义。海洋史的研究突破了近代兰克史学的民族国家和帝国争霸的视角。兰克史学的创始人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被誉为“近代科学史学之父”，受到过良好的古典学术和文字学（语义学-philology）训练。他不满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马基雅维利等人的历史诠释，提出历史书写可以也需要做到“如实直书”。兰克还推广了“讨论班”（seminar）的教学形式，以批评、核定史料的方式来培养学生从事历史研究，写作了《罗曼和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14）》等多部国别史著作。
许多人都把兰克看成是民族国家史的创始人，但王晴佳教授指出，兰克的学术志趣并不局限于国别史，他考虑的不单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及其互动，国家间的竞争如何影响世界历史的近代走向等课题。后人之所以对兰克产生固化印象，是因为兰克的两位弟子——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和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专注从政治外交史的角度写作国别史领域。兰克提倡运用档案史料，西贝尔和特赖奇克两人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依托档案材料展开的，需要依靠政府所建立的档案馆，因此是纯粹的政治史。西贝尔的主要著作有《威廉一世和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这是一部以威廉一世的生平和成就为中心的政治史研究作品。特赖奇克的多卷本《19世纪德国史》和两卷本《政治学》也是从政治角度来描述民族国家的兴起，特别是德意志民族的建国过程。两人先后担任《历史杂志》的主编，推广了兰克学派的研究模式，同时也把这样一个模式狭窄化。自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兰克学派曾一度在国际史学界独领风骚。
1900年，比利时学者亨利·贝尔（Henri Berr）主编了《历史综合杂志》，试图突破原来兰克学派所提倡的国别史、政治史的历史书写形式，其做法为后来的年鉴学派所采纳和发展。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于1929年创办了《社会经济史年鉴》杂志，被视作年鉴学派的起始。《年鉴》杂志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史学界出现的“社会科学化”的走向，他们反对政治史、人物史、事件史，希望用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社会科学方法，对历史的演化提供一个比较综合的、相对宏观的解释。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代表了该学派的高峰，可以称得上是海洋史的先驱。
王晴佳教授指出，在海洋史作为一个新兴史学流派兴起之前，许多人更多注意的是布罗代尔所提出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概念，即考察历史可以有的三种时间维度——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是“长时段”的，是历史演变（抑或不变）的最终动力。在这之下是社会、经济的变动趋势，最次才是政治事件。但对布罗代尔对海洋的研究，学界普遍缺乏重视。其实，从布罗代尔本人的表述来看，他对自己发现和选择以地中海为对象写作史书，是十分欣喜的。布罗代尔写道：“我怎么能够不瞥见地中海呢？我怎么能够逐一研究大批醒目的档案资料，而对地中海千姿百态和生动活跃的生活视而不见呢？在这么多关于基本经济活动的记录面前，我怎么能够不改弦更张，转向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呢？”在《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布罗代尔考察了地中海如何形塑了周边世界在一个长时段的过程当中历史的演变，突出了海洋在历史中的地位，从海洋角度来观察历史的变和不变。布罗代尔力图以跨学科的手段破旧立新，“创建一种崭新的史学”。在写作《地中海》一书之后，他又出版了三卷本《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从全球的角度探讨资本主义的兴起。布罗代尔在该书的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中，将视角转向了世界各地文明的生活结构，包括粮食的种植、食物的加工和食用的方式，即就餐礼仪。显然，布罗代尔这位20世纪的史学大师认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像精英人物的决策一样，对历史的演进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王晴佳教授观察到，正如年轻的布罗代尔力图破旧立新，写出与前辈大有不同的史学著作一般，当代的海洋史的研究也希求有所突破，一方面发扬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研究，另一方面又为超越“整体史”而作出努力。接着，王晴佳教授以哈佛大学海洋史思想史教授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的研究为例，具体说明了这一点。阿米蒂奇在2014年与他人合作的《历史学宣言》中指出，当今的时代和史学都经受着“短期主义”的困扰。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人们很难把握和解释变动不居的生活世界，特别是在面对未来时，由于缺少对重大问题的长时段考察和反思，人们丧失了应有的洞察力和决断力。《历史学宣言》里提及，当前人类所面临的最为紧迫也事关其未来生存与福祉的三大问题分别是气候变迁、国际治理和社会不平等。由气候变化所造成的环境、生态、污染等恶果，似乎正在将人类推向自取灭亡的绝境；不同国家、文明、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仍然是这个世界战乱频仍的根源；广泛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无论是东西、南北之间，甚或一国之内，正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和谐共存。2017年，阿米蒂奇又同艾莉森·巴士福特（Alison Bashford）等人主编了《海洋史》，当代海洋史对布罗代尔研究模式的扬弃，在此书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该书内容涉及了地球上几乎所有的海洋——印度洋、太平洋、大西洋、南中国海、地中海、红海、日本海/朝鲜东海、波罗的海、黑海、北冰洋和南冰洋。像其他许多海洋史著作一样，它采取了“长时段”的方式，走出了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的三段论历史分期，而它所概括的规模，则超越了布罗代尔所注重的一个海洋。同时，此书不但追溯各大洋的历史和历史学，关注其循环性与特殊性，而且在研究路径上注意人类史和非人类史之间的联系，注重世界大洋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和比较。
《历史学宣言》
海洋史的兴起挑战了近代兰克史学的模式，而使海洋史成为世界史的关键人物是夏威夷大学的杰瑞·本特利（Jerry H. Bentley）教授。直到2012年过世，本特利一直是《世界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的主编，他对世界史、全球史的理念和方法做了许多有价值的思考，而海洋史的视角是其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1999年，本特利就在论文《作为历史分析框架的海洋和海洋盆地》中提出海洋应该作为一个研究角度，意在用“海区”（maritime regions）的概念取代民族国家的视角。他开门见山地指出，近代史学的主要特征是从民族国家的视角写作历史，以大陆为基地来考察历史。但人类社会的接触和交流其实存在着地方、区域、洲际（continental）、球际（hemispheric）、海区和全球这些不同的层次。在二战之后，不少学者开始探索新的角度，比如帝国的扩张、生物和植物的交换、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跨文化的交流、跨国之间的贸易等，让人们看到了国别史的局限。
王晴佳教授指出，海洋史的研究与民族国家史的研究和写作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就是所有的海洋都包含了几个区域和多种文化。研究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写作国别史，通常强调同质性、单一性，即一个民族的诞生、发展和进步，而海洋史研究则必然会考虑各个区域。紧接着，王晴佳教授以大西洋史的研究为例，总结了海洋史研究的特点。
学者们对大西洋史的研究经历了四个阶段，19世纪末开始展开了奴隶贸易的研究，这是第一个时期。20世纪上半叶是第二个时期，第三个时期是二战之后，最后是20世纪末至今。在发展的过程中，大西洋史研究受到过诸多挑战，一是如何整合政治、经济、种族、国家和国际等各个方面的因素，二是如何突破原来的时空维度，以及如何自主但又不自外。在研究视角上，大西洋史研究也有三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是“环”大西洋史，即从大西洋周边地区的角度出发，探讨这些地区之间的历史联系和互动。第二种是“跨”大西洋史，即从跨越整个大西洋的角度出发，探讨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文化交流和移民等历史现象。第三种是“小”大西洋史，即从较小的时空范围出发，探讨大西洋沿岸地区的特定历史事件和文化传承。
王晴佳教授表示，人口学、地理学、海洋学、作物学、气候学等跨学科方法的引入挑战了西方中心论，但又尚未彻底解决问题。西方中心论在历史学中最重要的表现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考察历史，而全球史的开展，就是为了突破这一传统模式。海洋史作为全球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肯定是为了突破西方中心论。但大西洋仍然是当今海洋史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和热点，说明对西方学者来说，他们依然受制于自身的学术训练，因而还是很自然地会关注与自身关系更密切的大西洋。因此，虽然西方学者在观念上想要有所突破，但显然还存在着不足和局限。
The British Atlantic World, 1500-1800
对当代史学的全球转向这一课题，王晴佳教授认为存在着两大平行发展的趋势——越做越小、越做越大。在1960年以来形容历史学的各种词汇中，有一个词格外突出，就是碎片化（Fragmentation）。如丹尼尔·沃尔夫（Daniel Woolf）所说，近代的史家，特别是一些受到社会科学影响的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研究的是整体史，其处理的多是大规模、宏观的题材。两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学生示威、民权运动、反战抗议和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人们意识到这一主宰了近代西方的思维模式实际上存在相当多的弊端，从而开始质疑西方的现代性及其普遍意义。因此在70年代，出现了一批划时代的史学著作，如福柯的《词与物》《疯癫与文明》《性史》，海登·怀特的《元史学》，萨义德的《东方学》。福柯等人的理论对理解当代史学具有重要意义，提醒我们注意历史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历史学家的意识形态各不相同，自我认同亦愈发细碎，分化为政治、军事、家庭、性别、妇女、经济、社会、环境、思想或文化等。但与此同时，整合主义者试图为整个地球重建过去。过去美国大学上的欧洲通史就叫“西方文明史”，而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起，世界史开始流行，大学里出现了全球史入门的课程，来取代以前考察历史的维度。最近二十年兴起的“全球史”，又赋予了这些早期的努力更新的意义。不言而喻，海洋史研究就是当代史学越做越大的表现之一。
最后，王晴佳教授就作物史如何成长为一个新兴的“海洋史”“全球史”领域进行了提炼，并将自己已经完成、即将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关于番薯的研究置于此研究脉络中。王晴佳教授认为，在现代世界的形成中，存在着五个“C”——棉花（cotton）、木薯（cassava）、玉米（corn）、巧克力（chocolate）、咖啡（coffee）、三个“P”——土豆（potato）、辣椒（pepper）、人口（population）以及三个“S”——香料（spices）、白银（sliver）、蔗糖（sugar）。近些年来，中西方以作物为主题的物质文化史著作层出不穷。其中代表作如贝克特的《棉花帝国》、西敏司的《甜与权力》、季羡林先生晚年的名著《蔗糖史》、仲伟民的《茶叶与鸦片》、拉帕波特的《茶叶与帝国》……这些书以茶叶、棉花和糖等物质为切入点，沿着其传播的路径，透视世界经济、社会与文化交流发展的历程，向人们阐释了这些日用之物背后承载的历史与文化意义。作为全球史的分支，作物史在海洋史兴起的前提下在相当程度上扩充了全球史的视域，彰显了全球史的物质文化转向，与近年来全球史的流行形成一种互补关系。从关注的内容来看，学者从研究政治、军事和经济转向每个区域的原住民文化及其交流和互动，这体现了海洋史研究的态度，而以太平洋史研究最为突出。王晴佳教授指出，学界现在研究的海洋史，基本还局限于海洋区域、海区的人类活动，对海洋本身重视不够。注重海洋本身的环境史、自然史或许是未来的走向，历史学者需要加强同自然科学家的合作。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的李怀印教授对王晴佳教授的讲座进行了评议。他对王晴佳教授的讲座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这次讲座对于我们研究全球史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自己对历史研究的想法。李怀印教授认为，不少中国史研究者持有“中原中心视角”，习惯就中国论中国，无法跳出固有思维来看历史的发展，导致研究缺乏比较视野。作为史学研究者，我们应当具备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思维方式，不仅要关注中国本身的历史和文化，还要将中国置于全球的背景下进行比较和研究。
对谈结束后，王晴佳教授还与在座的师生进行了互动交流，回答了大家的问题，并分享了自己在学术研究中的心得体会。王晴佳教授再次强调了跨学科方法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当代史学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一地区或国家，而是以全球为背景，关注全球范围内历史事件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当代史学研究需要具备跨学科、跨文化、跨国别的视野和方法，与其他学科进行交流和合作，以便更好地理解历史进程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学的范畴和边界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我们必须敞开胸怀，秉持一种不断与其他学科融汇与互动的姿态，让历史学继续更新和绽放其持久的魅力。
本次讲座，王晴佳教授以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的史料，为南京大学师生介绍了中外学界在全球史维度下，关于海洋世界互动的史学史演进叙事，他与李怀印教授的对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和理解全球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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