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是指20世纪初开始萌动、50—60年代空前发展旨在反对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史学新潮流。到目前为止，历史学上年鉴学派，即新史学与兰克学派之间依旧争论不休。吕思勉先生在1941年撰文称梁启超“大刀阔斧，替史学界开辟新路径的精神，是不容抹煞的。”除了梁启超，就要首推中国新史学奠基人何炳松。在百度百科中搜索其主要成就是中国新史学派领袖。他率先将美国的鲁滨逊“新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向国人推介，同时结合国内传统的史学理论，对西方史学学科理论进行翻译阐释，更值得称道的是他将新史学的主张用以教学实践与教科书的编写，为中国新史学发展做出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清末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西方史学思潮的引入，历史学初成为一个学术分支，诸多海外求学归来的学子中，何炳松先生，奉命于危难之际成为暨南大学的校长，身兼史学研究者与教学研究职责。这时期也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独具时代特色，颇有开创意义的一批历史教科书，其中以何炳松的《世界简史》、吕思勉的《中国简史》、顾颉刚，王钟麒的《中国史读本》、陈衡哲的《西洋史》这四本特色鲜明的历史教科书最为典型，这是卓越的历史大师写给学生与大众的经典历史读物。何炳松的《世界简史》一九三三年出版，作者跳出“欧洲中心论”，放眼世界，依照“综合研究”的标准，将人类政治、经济、学术、教育、宗教等问题同时放在一起进行研究，从而展现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
在新出版的《世界历史常识》一书中，作者何炳松先生一九三三年五一节的序言中就写到自己编书在选择历史材料与中外史划分的问题，另外着重讲解了自己编写历史书的立场问题，“寻常的所谓的外国史或世界史，多半是以欧洲为中心扩大起来的西洋史......因此著者很想在本书中用一种新的立场，针对亚洲匈奴人、安息人、月氏人、突厥人、蒙古人等向来受人轻视的民族，根据他们在世界文化史上的东东和贡献的程度，给以相当的位置，而加以叙述。”
因此阅读这本书可以在通读后建立一个世界历史的大框架，上卷从世界人类文化起源到欧洲宗教革命和战争，下卷从世界列强形成殖民事业发展到近代一战之后世界格局九一八的枪声。整本书脉络清晰，世界各大陆各民族的由来崛起与兴衰，各种历史上的重大标志性事件，都提纲契领呈现出来。
这方面，作者忽略了非洲这部分历史，只在亚欧商业复兴与地理大发现中稍有提及，亚欧通商道路之一会达到非洲埃及北岸，另外就是14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开启的大航海时代中发现的非洲西部海岸与南部好望角，这方面应该是三十年代历史书的典型特征，当时的历史学家手中掌握的非洲历史材料较少，难以叙述整个非洲历史。直到1963年著名的阿拉伯史专家纳忠先生出版的《埃及近现代简史》成为建国后出版的第一部非洲国别史专著。
此书最值得称道的就是作者对东西方文明中心转移的历史过程的详细描述，世界文明的起源是由东方向西方发展，世界历史重大的转折点就是发生在西部亚洲这一部分，书中第五部分《亚欧北方蛮族的南下和东方文化的发皇》就指出来中古历史上重要的民族，隐伏在亚洲中部的蒙古人与突厥人，他们信奉穆斯林建设了强大的国家，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建立庞大的帝国，而其中匈奴人的迁徙，如何分裂一部分4世纪侵入罗马帝国，一部分成为波斯和印度的大患，这部分内容描述之详细，可见何炳松先生对蒙元史的研究之透彻。
2021年英国历史学家约翰·达尔文在其著作《帖木儿之后：1405年以来的全球史》一书中，打破了长久以来西方中心论，在他看来世界现代史的重心应该放在欧亚大陆，而这一观点，三十年代的何炳松先生早就在此书中阐述过了。
人类活动丰富多彩，包罗万象，把人类的所有活动浓缩在一本书里，是一件相当难的事情，而何炳松先生做到了。此书有别于其他历史读物，虽经时代变迁，仍具有历史前瞻性。书内容截止到1931年，但书中先生对亚洲政治局面，太平洋局势的未卜先知，又是一份学者透过历史看社会本质的良知发言。
（文中第二段史料来源，关于《外国史》与《世界简史》的问题，2007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在出版何炳松《世界简史》简介中如是说，《世界简史》为30年代出版的高中历史课本，此观点也来自何成刚、陈亚东2008年《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一文。而在江西师范大学研究生论文《何炳松史学研究》一文中，提及1933年出版初级中学教科书《外国史》（全一册），这与新出版的《世界历史常识》的出版说明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