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以上，本文旨在借助日方外交档案和有关人员的记述及中日两国报刊的报道等一手资料，探讨1959年至1970年间周恩来五次邀请松村谦三访华及其在中日交流过程的作用，以期澄清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若干历史前提问题。
一、周恩来邀请松村谦三访华的背景
第一，组建中央领导主管的对日工作机制。在这个机制内，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掌管对日方针的制定；国务院内设外事办公室，由副总理兼外长陈毅任主任，廖承志任副主任；外事办公室下设日本组，该组由廖承志直接领导。日本组负责传达、讨论、研究、学习、执行中央领导关于对日问题的重要指示、有关方针政策；遇有重大事项需要拟制对策时，由廖承志召集国务院各部门有关对日工作的人员开会，讨论议决的意见和报告都及时送交中央领导批阅，而紧急状况下日本组的对日政策意见和建议则由廖承志直接向周恩来报告【参见吴学文等：《廖承志与日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16—117页。】。
第二，与日方积极签订各领域的民间或半官方半民间层次的双边协定，以促进两国文化经济的交流。至1956年，中日之间已在铁路、渔业、侨民、议会、文化、科学、工会、贸易等领域签订了15个协议和协定【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71页。】，为尚无邦交的中日两国民间的交流活动铺设了道路。尤其是1952年至1956年间三次签署的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对当时正处在重要的恢复发展阶段的中日经济起到缓解燃眉之急的作用，如1957年中日贸易总量就比1954年增长了2.3倍以上【参见〔日〕荻原徹监修：《日本外交史》第30卷，第425页。】。
第三，本着对日友好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精神，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自1956年6月至8月分三批宣布给予1017名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犯下罪行的嫌犯免于起诉和立即释放的宽大处理，中方还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将这些释放者遣送回国【参见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278、285—287页。】。用这种“以德报怨”的方式推动两国民间关系的发展，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结束这一案件，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结束了，再开始中日间全面的友好合作”【《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69页。】。
第四，创造条件促进中日人士以各种方式进行互访和接触。自50年代中期开始，中日各界互访人数迅速增加。据统计，1954年来华和赴日人员共为39人，至1957年就增至1401人【参见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监修：《日本关系基本资料集：1949—1969年》，（日）霞山会，1970年，第1250页。】。在1955年，日本仅国会议员就有78人来中国各地考察【参见王伟彬：《中国和日本的外交政策——以20世纪50年代为中心所见的邦交正常化过程》，（日）书房，2004年，第109页。】。他们通过亲睹新中国蒸蒸日上的社会风貌，增强了对华友好意识，有的甚至从根本上扭转了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形成的对华观。而中方也于此期间屡次组织出访团体。其中，两次均以中国红十字会访日团副团长的身份，于1954年和1957年随团赴日的廖承志，就是在此次访问途中与松村谦三相识，并培育起相互信任的友情。【参见吴学文等：《廖承志与日本》，第173—182页。】
不过，尽管廖承志和1956年率中国科学院学术考察团访日的郭沫若等中方要人在与松村谦三会晤之际都曾言及欢迎其访华的话题【参见〔日〕川崎秀二：《早稻田的政治家们》，（日）恒文社，1975年，第171—172页。】，但因当时松村谦三还存有在日本中央政界继续作为的念想，故没有马上接受。根据日本保守政界的通例，由于从事对华交流具有相当高度的政治风险性，政治家一般只会在政治上失去上升空间时才会专注于这项活动。然至1959年的年中，两件事使松村谦三果断放弃在政治中枢博弈的志趣：一是上述中日关系因岸信介内阁一直持强硬立场而难以看到时局好转的契机；二是在1959年年初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松村谦三在与希望连任自民党总裁的岸信介竞选首相时遭遇大败。个人的政治斗争和与东亚邻国关系中的重挫叠合在一起，促使松村谦三最终决定：转移活动舞台，将余生奉献于发展对华交流事业。
关于这次周恩来和松村谦三会谈的意义，至少可以指出两点。第一，松村谦三通过访华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对华观。首先，松村谦三认为新中国成立才10年就建成拥有与美苏相匹敌的疆域、并已形成一定基础的现代产业、民族意识又极为旺盛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这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无视的【参见〔日〕木村时夫等编：《松村谦三·资料编》，(日）樱田会，1999年，第183—189页。】。其次，为了实现亚洲的繁荣和世界和平，同为亚洲国家的日、中虽然身处不同的阵营，但都有责任在促进发展和维护和平上负起重大责任【参见〔日〕木村时夫等编：《松村谦三·资料编》，第211—214页。】。再次，松村谦三认为中国方面目前有着各种积极的要素，如果日本把握好时机进行交涉，就可能很快打开两国关系的局面。只要双方相互尊重对方的政治体制，在此前提下推进两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就不会出现日本方面最为担心的如果不改变社会制度，中国方面就会拒绝与之交往和做生意的情况。【参见〔日〕松村谦三：《如何打开日中关系》，（日）《朝日杂志》第2卷第1期，1960年1月。】
至此，通过周恩来先后邀请松村谦三及高碕达之助访华，在中日间正式形成了以渐进和积累方式发展双边关系的原则以及以“廖高贸易”为主导的两国长期经济贸易体制，使之后10余年间的中日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的发展，获得了稳定和坚实的制度基础和运作轨道。
不过，与以往几次访华都能取得明显外交成果相比，在这次访华过程中，作为松村谦三与中方的会谈成果，仅可举出中方关于原则上同意延长“LT贸易”的表态，故可以说更像一场务虚或礼节性的外事访问。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说这次松村谦三的中国之行无甚意义。就意义的内涵而言，从根本上讲，在于这次访华成了松村谦三转换对华活动路线的契机。即原先一直主张以渐进和积累方式亦即政经分离原则发展对华关系的松村谦三，通过这次表面上收效有限的出访，深切感受到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如不转换对华方针，维护日中关系的健康发展将会成为空话。这个认识的深化，也使此后松村谦三的对华政策活动的性质发生了飞跃。
像这样并无前例地对两国经济和人员的交流设置严格政治条件的做法，使松村谦三等深为震动，并越发认识到原先的在政经分离原则下发展日中关系的路线已完全不适应形势，从而在思想上加深了必须迅速在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前提下发展对华关系的认识。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到，此时的松村谦三已在基于新的历史条件而重新建构发展两国关系方针等问题上与中方具有了共识。这方面的一个证明，就是松村谦三等回国后，团队不少成员即直接参加或发起了各种形式的对华复交运动。
七、结语
根据以上考察，笔者在这里即对本文起始所提示的命题作如下概括：
第一，因周恩来和松村谦三等共同营造的通过日方人士访华在两国政府及执政党之间实现政治意见沟通的管道，在很长时间内为尚无邦交的中日之间累积了政治上的相互信任，起到了缓解彼此间对立和紧张关系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日政治家共同促成的这种交流，有着非同寻常的甚至是突破性的国际政治意义。也正因如此，从这个沟通管道发挥功能后，中日虽仍长期无外交关系，但再也没有出现过1958年岸信介内阁时发生的双边交流关系因突发事件全部中断的事端。
第二，中日双方所构建的两国政治意见沟通管道，主要是在“LT贸易”和备忘录贸易的名义下，通过发展两国的综合贸易活动具体实现的。战后的中日贸易，从来就不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在冷战格局下，因中日政治关系长期处于复杂的境地，虽然经济关系经常突出于双边关系的表面，但是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则成为双边关系的常态，故贸易数额的增减不仅成为双方政治关系的晴雨表，也一直是制约双方政治关系开展的重要变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借助于备忘录贸易管道维护的双边贸易体制实为中日间弥足珍贵的国际公共物品和制度财富。
第三，松村谦三等的访华和交流活动有助于加深两国民众的相互认识和了解，尤其是为了赢得展开对华活动的支持基础，松村谦三,等7所从事的中国状况介绍和关于中日关系凑性的启蒙宣传，长期以来在激发日本民众对自民党政权施加改善两国关系的舆论压力的同时，也为日本社会形成健全的对华观起了思想指导的作用，其结果必然也为1972年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累积了重要的社会条件。
其一是周恩来和松村谦三两人作为身处战后云涌而至的民族独立运动和发展中的亚洲政治家，在处理中日关系问题时具有大局视野和时代责任感。周恩来在分析当时围绕中日两国的国际时局指出过：中日“过去说要‘共存共荣’，我想现在我们才走到一个真正能够实现‘共存共荣’的新阶段”【《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68页。】，但是“日本政府不承认我们，对我们采取不友好态度。我也知道困难的根本原因不完全在于日本政府，因为日本政府的头上还有个太上皇，就是美国”【《周恩来外交文选》，第92页。】。他还针对美国霸权主义的亚洲政策明确提出：“亚洲人民自己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来处理。”【《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0页。】松村谦三也经常以亚洲的和平发展为自己的战略指向和政策目标，批评自民党主流派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在这样的高度思考和论述中日友好关系的重要性，因其经常在各种场合发表类似见解，甚至还被苏联媒体批评为“排他的亚洲主义者”【〔日〕松村正直等编：《花好月圆——松村谦三遗文抄》，第334页。】。周恩来和松村谦三虽然信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但是两人在长达10余年交流过程中体现出的为追求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而不遗余力，甚至甘冒政治风险去推进中日交流和友好的意识基底，理应是他们一直共同具有亚洲各国人民独立自主去共同开创亚洲和世界美好未来的思想脉络。
其二是周恩来和松村谦三在交流活动中都成功体现了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高度融为一体的政治外交智慧。周恩来和松村谦三在涉及重大国家利益问题上都是少见的原则论者，但在事涉重要策略问题时则又不乏理性和大局视野。如在对日交涉初期，周恩来十分坚持“不谈政治，只谈经济，不存在这种可能”【《周恩来年谱（1898—1976)》，第833页。】的立场，而随着交流的深入，对松村谦三甚至日本政府在国内外政治中的尴尬境地有所了解后，遂在谈判和对话等场合将立场明确调整为赞成“用渐进、积累的方式”改善中日关系【《周恩来年谱（1898—1976)》，第977页。】。这个形似退让的政策调整，有效地确保了中日经济文化关系10余年的平稳发展。而松村谦三在初次访华前因对中国问题认识不足，甚至还与石桥湛三探讨过如何在“两个中国”的框架下谋求与中国大陆复交的对策【〔日〕松村正直等编：《花好月圆一松村谦三遗文抄》，第334页。】，但一旦当他在访华过程与中方各界人士交流接触后，便顿感原先的政策构想脱离实际，从而在此后的对华交流过程中始终尊重中国大陆的核心利益，坚持以“一个中国”的立场统摄所有对华交流活动。
(本文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上海 200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