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颠覆中国一千八百历史的史书——《竹书纪年》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所以会被史家痛骂几千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因为秦始皇灭了当时百家思想，也不是那几百个被杀的方士、儒生，而是他将整个先秦时代除秦国外的所有史书付之一炬，认为造成历史断代。以至于到今天，因为没有确切的文字记录，除了我们自己，全世界都不承认中国有过夏朝，有过三皇五帝（要不商代出土了那么多青铜器，估计连商代都没有）。
不过好在，中国人一直有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死了之后总喜欢埋点生前喜欢的东西在身边，到阴间也能享有，尤其是帝王。于是，在西晋一个叫不准（Pǐ Biāo）的盗墓贼的帮助下，一堆躲过秦始皇魔爪的竹简出土了。
得亏西晋政府大多由士人组成，这些个士人平时没事就喜欢看个书，读下历史。在听说一个战国时代的古墓出现了大批竹简。当时的士族官员立马组织人手，缉拿盗墓贼，保护竹简，五百元奖励和锦旗……额……。
总而言之，最后西晋官员从墓里面拉了几大车竹简回到衙门。在认真清洗打蜡后观看这些书简上的文字写得啥时发现书简上全是蝌蚪文（比小篆还古老的一种文字），根本认不了。于是，士族官员只好上报给西晋皇帝，让皇帝差人来破译书简上的文字。
好在，中国的文字一直是一脉相传，且士大夫没事时将研究古文字当作一种雅趣。所以，尽管春秋战国到西晋中间隔了近五百年，但在皇帝的意志下，这批书简上的文字还是被翻译了出来。然后，其内容轰动了整个中国史学界，从西晋一直轰动到现在。
《竹书纪年》就是那批竹简的名字，它以编年体形式记载了从黄帝到战国魏襄王（一说是魏安釐王）中间八十九位帝王，一千八百四十三年的历史。并且这些历史与司马迁的《史记》以及其他正史有非常多得不同。
比如，《史记》记载：尧年老之后，因无力处理政事，儿子丹朱又不成器，便将王位禅让给年轻有德的舜，舜再三推让后才继承王位。《史记》里面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知人善任尧，谦谦有礼舜。
而《竹书纪年》里面关于这段历史是这么写的：“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意思是说，尧年老昏庸，被舜给囚禁了起来。舜把尧囚禁在平阳，夺了他的王位。后来觉得不够，又把尧的儿子丹朱也囚禁了起来，让他们父子不能相见。
原本美好的禅让制瞬间被《竹书纪年》毁得干干净净。
又比如，关于商代相国伊尹。正史里是这么写的：商朝国君太甲因沉迷于酒色，不理朝政，相国伊尹多次规劝不听，最后被伊尹流放。过了三年后，太甲悔过自新，伊尹重新迎回太甲，归还大政。正史中，伊尹是一位为国为民的贤相，多次被古代下官拿来拍上官的马屁。
《竹书纪年》里面殷纪却说，伊尹自持位高权重，欺压幼主太甲，还将其流放，自己称王。结果太甲从流放之地潜逃回来，杀了伊尹，重登帝位。贤相伊尹因为这本书，瞬间变成了史上第一位权臣。昏君太甲也由此摇身一变，成了平灭乱臣贼子，中兴成汤政权的英雄人物。
《竹书纪年》中关于这类血腥的军事政变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阐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这里说说《竹书纪年》的下场和最后不得善终的原因。
《竹书纪年》自发现之日起，就一直震动着中国的史学界，不单因为其弥补了上古时代中国历史的缺失，还因为其所宣扬的价值观与传统儒家文化格格不入。
《竹书纪年》中的君主没有后世史学家（尤其是儒家学者）写得那么好，所谓的尧舜禹时代也是充满了残酷的宫廷政变和血腥的军事政变，这颠覆了自西汉起就一家独大的儒家思道德观。
儒家思想强调的是什么？礼！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学者一直拿上古三皇五帝时代的贤明政治作伐，强调君主要仁慈，大臣要忠诚、贤良。而《竹书纪年》透露的上古历史却是大臣弑君，君杀贤臣。围绕着帝位，谁赢了谁就是君主。于是，《竹书纪年》的下场可想而知。
不过，导致《竹书纪年》第一次丢失的并不是儒家学派，而是战争。
在西晋时期，儒家思想虽然在社会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还没有后面朝代那种一家独大的恐怖氛围。这时候的士族文化居于统治地位。西晋士族大夫没事的时候喜欢研究古代历史，对于《竹书纪年》这样的偏门历史，他们视若珍宝。从上至皇帝，下至官员都不遗余力地翻译《竹书纪年》的行为中就能看出来。但不幸的是，在“八王之乱”以及随后的“五胡乱华”中，《竹书纪年》原竹简以及两次翻译版本都丢失了（西晋政府翻译了两次竹简）。
到了宋代，《竹书纪年》曾复兴过。但由于当时儒家思想已经居于社会统治地位，对于这种“大臣弑君”的异端邪说，控制社会各方面资源的儒家学者自然是严厉打击。不但没有好好保护好不容易复活过来的《竹书纪年》，还严厉控制其印刷出版。直到满清，思想镇压下，一些学者无所事事，才重新考订，搜集流传世间的《竹书纪年》残本，汇成今日我们所见的《竹书纪年》。
最后，不管《竹书纪年》中记录的历史是真也好，是假也罢，它都是对历史的另一种见解，代表着一种思想和价值观，它本身并没有错。它的遭遇和结局也再次警示今天的我们，文化捕杀，思想控制只会给后人带来更多的疑惑和争论（不能再乱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