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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俄罗斯曾经历过对宗教和君主的背弃。“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帝国，曾建立以双头鹰和东正教为主要标记的国家象征符号、仪式和制度系统，和以“君权神授”为依据的“大一统”形式，但沙皇权力的过度扩张，违背了“中道”政治的要求。苏联在推翻君主制和去宗教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党——国式“大一统”体制，曾经展现出很高的效率，其失败在于“大一统”在形而上的不足。当代俄罗斯恢复了东正教的历史地位，对末代沙皇也重新做出评价，构建了以“主权民主”“长久国家”论为主要方面的“大一统”理论及相关制度安排，初步化解了俄罗斯在塑造国家认同、形成政治权威和生产政治效用中遇到的难题。在俄罗斯帝国、苏联和当代俄罗斯三个不同时期，俄罗斯都曾为建立政治秩序在道统建构上做过努力，也都各有得失。需要从20世纪以来俄罗斯政治道统的变迁中，重新思考宗教和君主在道统建构中的意义。
“十月革命”以来，俄罗斯在百余年间已经历两次重大政治变革：一次是1917年推翻帝制和走向无神论，另一次则是1991年苏联解体。推翻沙皇体制和去宗教化的成因何在，对后来苏联的政治秩序构建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当代俄罗斯又为何要恢复东正教的历史地位，并对末代沙皇做出新的评价？俄罗斯20世纪以来的经历表明，重新反思宗教和君主的政治意义十分必要。本文借助中国传统概念“道统”，对俄罗斯在三个不同时期的政治道统及其得失做出梳理和评价。简单地说，道统指向的是塑造国家认同、形成政治权威和生产政治效用所需要的价值、原则和方法，它又以一定的义理、符号、仪式和制度体现出来，使政治共同体可以在日常政治运行中不断习得。
俄罗斯帝国时期的道统：国徽、君主与东正教
在1917年之前，俄罗斯有着很长时间的君主制传统，虽然不同时期具体政体会有些不同。俄罗斯历史学家鲍·米罗诺夫从法制演进的角度指出，自17世纪以来俄国的政体演变可分为四个时期：17世纪的人民君主制、18世纪的贵族世袭专制、19世纪的合法君主制和泛等级合法君主制、1906—1917年的二元法制君主制。与此同时，俄罗斯还是一个宗教氛围深厚的国度，东正教在国家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俄罗斯的国教。1833年，国民教育大臣乌瓦洛夫提出“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三位一体理论，将宗教、君主和人民整合进同一个政治框架。君主制时代俄罗斯的政治道统，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以双头鹰和东正教为主要标志的国家象征符号和仪式系统。双头鹰原是拜占庭帝国的徽标，最早由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设计，象征罗马帝国东、西两部分领土的统一。在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后，最后一任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索菲娅在1472年远嫁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后者宣布自己是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并以“第三罗马”自居。伊凡三世逐渐统一了周围的其他斯拉夫公国，并于1480年打败阿赫马德汗，停止了对蒙古人的纳贡，结束了金帐汗国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统治，一个新的国家成形了。1497年，伊凡三世颁布了全俄罗斯法典，规定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国徽为俄罗斯国徽，并将它刻在俄罗斯的国玺上。但也有人认为，早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小亚细亚苏美尔人和赫梯人的文明中就已经出现了双头鹰图案，后来被伊斯兰世界广泛采用，在十字军东征后才传入欧洲，成为权力的象征符号。14世纪时，俄罗斯南部两个王国都曾采用它作为王权象征，伊凡三世有可能是从它们那里获得了灵感。自此以后直至1917年，双头鹰一直是俄罗斯的国家标志，但在不同时期，徽标的具体样式有过多次改动。1562年，伊凡四世（伊凡雷帝）在双头鹰的胸部添加了一块盾牌，头部王冠上也增加了十字架的标志；从17世纪开始，双头鹰左右两个鹰爪上分别加上了象征君主权力的权杖和象征国家统一的金球；1625年，首次出现了三个王冠的图案；彼得大帝时期，环绕右头鹰的胸颈部，增加了圣徒安德烈的标志；1726年，叶卡捷琳娜一世女皇规定双头鹰国徽的底色为黄色；1883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签署命令，将双头鹰头顶上的颜色由金色变成了银白色。双头鹰成为俄罗斯的国徽，并在不同时期有过多次改动，不仅表明它在精神内涵上承接了拜占庭帝国的历史，而且的确浓缩和反映了俄罗斯的国家历程，是俄罗斯不断扩张领土和转变为帝国的印记。比如1625年三个王冠的图案，就代表了刚刚征服获得的三个王国——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西伯利亚汗国；1667年，同波兰争夺乌克 兰的战争结束后，鹰爪中增加了宝球和权杖的图案；沙皇保罗一世在参加第一次反法战争并夺取法国的马耳他岛后，于1799年将马耳他十字的图案加入国徽；尼克拉一世时期，俄罗斯历史上的王国、公国，还有新征服领土的纹章，都绣进了国徽。
东正教同样密切融入了俄罗斯的国家经历。首先，东正教成为俄罗斯的主要宗教，本身就是政治选择的结果。在9—10世纪建国之际，古罗斯社会仍然奉行多神教信仰和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部落。为促进部落间的联合，基辅大公奥丽加（945—962年在位）曾在957年出访拜占庭帝国之际，在君士坦丁堡接受了东正教，成为第一位皈依该教的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大公（978—1015年在位）建立的共同斯拉夫的万神殿，无法解决封建时代罗斯社会的宗教信仰问题。为了维护已建立起来的统治秩序，为了使俄罗斯诸侯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在988年帮助拜占庭帝国平定小亚细亚的叛乱后，弗拉基米尔决定接受洗礼成为东正教教徒，并迎娶了拜占庭帝国皇帝的妹妹安娜公主，带回拜占庭神父、圣像和法器，下令古罗斯人一起改信东正教。无论是奥丽加还是弗拉基米尔，在他们选择东正教的时候，都是为了世俗统治需要。东正教的深入传播，促进了罗斯民族和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比如为了帮助莫斯科大公实现统一各公国的宏图霸业，1326年都主教彼得·弗奥格勒斯特把教宗所在地由弗拉基米尔搬到了莫斯科，将莫斯科城打造成神圣罗斯的东正教中心，教会的活动加强了罗斯各公国间的凝聚力，为最终形成强大、统一的莫斯科公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在俄罗斯历史的诸多重大时刻，如15世纪摆脱蒙古人的统治、18世纪与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的波尔塔瓦会 战、19世纪反击拿破仑的侵略、20世纪的苏联卫国战争，东正教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俄罗斯的文化传统、民族精神和国家建构，都深深地嵌入了东正教的印记。东正教在俄罗斯的传播和被广泛接受，还建基于一定的礼仪和形式。东正教堂象征着敬拜上帝的巨大烛火，教堂的圆顶奇妙地表现了上帝智慧的天空，俯瞰着人间大地，穹顶的最高处象征着人们的祈祷会像火焰般直达天堂。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ердяев）对此做出诠释：“上帝之国只能思考成为美的王国。世界的改变是美的现象。世界上的一切美，或者是对天堂的回忆，或者是对改变的世界的预言。对任何和谐状态的体验都是对美的体验。”东正教还注重以比例、明暗、线条、颜色、图案构成的圣像来显示上帝的神圣性，东正教教堂中色彩艳丽、华美张扬、无所不在的圣像画，会给来到教堂的人以庄严肃穆的美感，“在东正教的礼拜中，没有圣像、不点燃蜡烛、没有钟声、没有焚香是难以想象的”，东正教的教堂、圣像等外在仪式，所表达的是神圣世界的纯洁、崇高与完善。在双头鹰国徽、东正教教堂及与宗教相关的节日、仪式和教育制度中，蕴藏着以往俄罗斯的国家精神，规范了上至沙皇、贵族，下至一般民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其次是源出于东正教并被政治规范的义理和制度。东正教在俄罗斯以《新约全书》中的《哥林多前书》部分为宗，倡导人们彼此相爱，有爱的人才能接近上帝。“爱”的教义是凝聚俄罗斯为一个国家或政治共同体的情感纽带，也是俄罗斯社会赖以建立起秩序的道德源泉。在东正教教义的支撑下，俄罗斯帝国以沙皇为“大一统”主要体现、主权归拢于君主的政治结构，其正当性来自“上帝”的授权和“天意”。每次新沙皇登基，都要由东正教牧首将象征皇权的王冠戴在新沙皇的头上以示加冕，沙皇也需要接受“上帝”的监督，即君主受命于天，他的权限在“上帝”的授权范围内，他在世间行使权力的正当性还要以在秉承“上帝”授权的同时接受“上帝”赋予的使命和责任为前提。“君权神授”的君主主权具有神圣性和受神意制约的两面，这类似于中国传统皇朝的“天子”，既然奉天承命，那么，在国家遭遇灾难时，就需要下“罪己诏”，对“天”做出检讨。但是，不可违抗的“天意”，只是需要遵照宗教教义而为即可，不等于要以作为一种组织的教会意志为尊。俄罗斯历史上也曾发生过教权与皇权的冲突，后来在这两者的关系上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动：一是东正教的俄罗斯化。在俄罗斯的东正教是独立的，16世纪末，莫斯科东正教会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独立出来，正式建立牧首制，不再受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区的管辖，这与天主教在美国的情况类似。二是教权对政权的屈从。17世纪时，莫斯科与全俄东正教牧首尼康（iiaTprlap XHHKOH,1605—1681年）曾认为牧首是沙皇在尘世间权力的授予者和监督人，因此有权训诫沙皇，这遭到了皇权的反击，尼康被废黜，其后东正教会的牧首们必须在沙皇的意志下行事。在宗教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上，俄罗斯曾长期受到拜占庭帝国的“教会—国家共同体”观念和制度的影响，一方面国家的最高政治领袖享有“至尊权”，对教会拥有全部行政管理权以及部分宗教神权，教会以世俗权威为最高领袖，俗权高于教权。另一方面，教会与国家之间又是一种合作关系，君主权威与教权并存共荣。“教会—国家共同体”观念强化了“君权神授”理论，彰显了统治合法性，巩固了以“至尊权”为核心的教俗体制；同时也彰显了教权在社会文化心理和认知领域中的重要性，进而在潜意识中规范着世人的政治行为。这使得宗教与国家并不完全是一种依附关系，精神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在心理上具有一体性，世俗君主对独立的教权予以相当的尊重。比如在罗曼诺夫王朝米哈伊尔统治时期（1613—1645年），东正教牧首曾拥有国父地位，获得“大君主”称号，其意见和建议十分受重视，进而成为国家政策的制定人，一切高层法规都是以两个人的名义签署，重要报告需经两人共同审核，外交使节由两人共同接见。只是在18世纪经历彼得一世及其后世统治者的一系列教会改革后，俄罗斯的政教关系才逐渐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东正教与国家的关系才出现了东正教依附于行政的局面。
君主制度后来在俄罗斯遭遇厄运，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道”原则与方法在帝国政治道统中的缺失，致使在1917年之前，俄罗斯的政治已长期处于失度状态。主要表现就是君主在摆脱教会的束缚后，形成了权力没有边界、责任无法被追究的绝对意志，1892年颁布的《国家根本法》规定：“全俄罗斯皇帝是专制的、无限的君主。上帝嘱咐服从他的至上权威不仅是出于畏惧，而且是出于至诚。”这与传统中国社会儒家士大夫阶层的“绅权”在相当程度上对“君权”的节制不同。在政教关系上，传统中国社会与俄罗斯在某些方面有共通之处，比如，“圣徒”与“圣贤”分别是东正教与儒教传统中的重要概念，成圣与从祀对圣徒和从祀诸儒而言是对其信仰与功绩的承认，对平信徒与儒生而言则是希求企及的目标。无论是俄罗斯的东正教封圣制还是我国的孔庙从祀制，虽然分属两种异质的宗教，但在成圣的准则、受封的对象与类型、祭拜的形态、与统治者之关系等方面都有神似之处。但在传统中国语境中，“绅权”所代表的道统，与“君权”所代表的治统，虽然有相互依存的一面，但“绅权”和道统又有独立存在的一面。中国明末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如是说：“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统绝，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以人存道，而道可不亡。”又说：“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梁启超对此做出进一步的诠释：“统也者，在国非在君也。在众人非在一人也。舍国而求诸君，舍众人而求诸一人，必无统之可言，更无正之可言。”传统中国社会虽然皇帝“君临天下”、拥有至尊的行政权力，但多数时候儒家士大夫仍持有依据道统而对现实政治予以臧否的文化权威，士大夫阶层与皇帝是合作共治天下的关系，“绅权”与“君权”既相互扶持，又有着对“君权”的掣肘，即“君权”并非无限而是受到道统规范的，在此限制下的君主（皇帝）并不可以任性行事，其情形类似于俄罗斯彼得一世之前的“教会—国家共同体”时代东正教与国家的关系。
完全不受制约的主权者实际上已经是“上帝”本身，不再是“上帝”在世间的代理者，后者在理论上还是有着权力边界、受到上帝的“超凡主权”的约束、不可随意任事。恰如主权理论的早期提出者法国人让·博丹（Jean Bodin）所说，主权者在他所制定的法律规范的范围内，对臣民的权力是绝对的，但他在行使主权者的权力时，不可以违反他所制定的法律，这是他与上帝的约定；当他觉得法律有碍他的行动时，可以行使主权者的权力，重新制定法律，但法律不能违背“上帝”的旨意，否则是不正当的。拥有无限“至上权威”的君主因此在政治上是没有正当性的，在国家出现危机而不能化解时，君主在正当性上的欠缺就会更加显眼。这也是为什么在经历1905—1906年的维特改革、沙皇颁布立宪宣言和《根本法》后俄罗斯虽然事实上已成为君主立宪国家，但却仍然不能挽回君主制的颓势，原因也正在于此。俄罗斯精英阶层以往积累起来的对绝对君主制的严重反感，已使立宪君主制变得不可接受，而俄罗斯在“一战”中的失利更是给君主制的死亡添上了临门一脚。
苏联时期的道统：党与“大一统”
在苏联解体的最后时刻，苏联最后一任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看到，人们都在为苏联的瓦解而欢呼，几乎没有人惋惜。尤其是主体民族俄罗斯在苏联的最后时刻，并不是积极维护联邦的统一，而是带头“造反”，极力脱离桎梏。可以说，苏联是被苏联人自己抛弃的，这至少说明，在七十多年的历程中，苏联没有有效建构起良好的政治道统，或者说，它的道统建构是不成功的。
苏联时期的道统建设与俄罗斯帝国时期大为不同，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可以采用的权威资源；二是苏联建国所遇到的重要挑战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后者来论，首要的是国家认同问题，新生的苏联需要重新凝聚国家意识，塑造国家一体感；同时，还要建构政治权威、创造政治效用即真正能够为民众的安全和福利提供保障。近代以来，规模较大的国家，在维护国家认同、建构政治权威和创造政治效用的过程中，往往都会遭遇地方主义、族群隔阂、宗教纷争、军人政治和阶级冲突的影响，所以需要处理好五大关系，即中央与地方、政治与宗教、政治与军事、族群与族群以及政治与商业（或国家与资本）的关系，简称央地、政教、军政、族际和政商关系。这五大关系在苏联建国初期或多或少都曾存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异军突起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反映了资本与国家的紧张关系；苏联各组成部分，在语言、宗教、族群等方面千差万别，这给形成良性的央地、政教和族际关系都带来了挑战；初创时期的苏联还曾受到白卫军的军事威胁。从苏联74年的历史来看，央地、族际和政教关系又是最具挑战性的三对关系，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在苏联最后一任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看来，就是民族主义及在此基础上的地方主义，而它又与宗教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
苏联建国后的国家政策和制度设计，很多都与处理上述三对关系有关，并逐渐形成了与之相关的一些抽象论述。以央地关系为例，苏联是联邦制国家，是由原本统属关系较为松散，甚至根本就没有统属关系的不同部分联合组成的，在建国初期，为将这些不同部分糅合为一体，苏联开国者在思想和制度上做出了有别于俄罗斯帝国的安排。列宁曾指出沙皇实行的是大俄罗斯主义的民族殖民政策，使俄国成为一座民族大监狱，为此他提出“民族自决”理论，认为民族解放是阶级解放的必要步骤，被压迫的各民族都有根据自身意愿独立建国的权利。然而，在布尔什维克党（后更名为苏联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列宁在强调“民族自决”的同时，又提出民族解放是阶级解放的前一步，各解放的民族应该结合在一起组成联邦制国家，“通权达变的列宁，既放弃了在沙皇俄国的废墟上建立统一国家的原始设想，也改变了曾经站在意识形态的角度支持民族自决的立场，转而主张在国家结构形式上实行联邦体制”。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推动“民族识别”工作，对语言、文化和历史传统相近的族群进行识别命名，创造出了一批新的“民族”，并且根据各“民族”的人数和地理分布范围，设置了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自治专区四种自治形式，由此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在此基础上的联邦制，以此化解各民族自决独立建国的意愿，维持并扩大了原沙皇俄国的领土范围。
从制度特征来说，联邦制既有国家性或中央性，也有地方性。在中央性的倾向强于地方性时，联邦可以得到维持；在地方性的倾向强于中央性时，联邦就有瓦解的危险。
美国也是联邦制国家，它在19世纪60年代爆发内战，就是因为当时美国一些南方州的地方认同压倒了对联邦的认同。苏联为防止原俄罗斯帝国的政治版图碎片化，以保障自治权的方式拉拢和吸引了众多民族，赋予这些自治体以极大的自治权力，如1977年的苏联宪法规定，加盟共和国有同外国发生关系、同外国缔结条约及交换外交和领事代表、参加国际组织的活动的权力，这在通常情况下是主权国家才拥有的权力。更关键的是，苏联宪法规定加盟共和国有退出联邦的权力，1991年一些加盟共和国秘密商议拆解苏联时，所援引的法律依据正是苏联宪法。苏联的执政者们当然不希望看到国家发生分裂，列宁所设想的联邦制只是国家完全统一前的过渡形式，因此在兑现对各民族的自治权力时，也高度重视对苏联国家的中央性建设。在74年的历程中，中央与15个加盟共和国的关系，一直困扰着苏联执政群体。为促进中央性或国家性，在政治义理上，他们试图借助建国意识形态的平等、解放、自由人联合体等观念，强化“苏联人民”的共同归属感，以此作为“大一统”的形而上部分。他们还通过节日仪式的重新塑造，打造了一套新的国家象征符号系统。更重要的是，在“大一统”的形而下部分，作为苏联的执政力量，苏联共产党长期没有联邦化，而是自上到下形成了垂直领导体系，各自治体内的共产党下级组织并不是自治的，而是服从于苏联共产党中央的统一调配。苏联共产党作为“大一统”的权力中枢，还成功地将其组织结构辐射到了沙皇体制从未到达过的社会基层。
苏联的道统建构所采用的资源，不是传承以往政治经验和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林毓生语），而是与传统决裂的“转换性创造”（李泽厚语）。与一般情况下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磨合才具有稳定形态的传统社会的道统不同，借助新的资源所建构的道统，即便在短时间内有良好表现，只要没有经过较长时间的检验，其可靠性也仍然是可疑的，也就是说，新的道统对政治正当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叙述和制度性建构，是否能够被一个国家的民众长期接受是不确定的。如果没有被接受，这种新的道统，甚至不能称作“道统”。苏联的情况恰恰如此，在经过74年的运行后，苏联上至精英阶层、下至一般民众，共同放弃了对苏联时期政治道统的坚持，其正当性不足、合法性和有效性欠缺不言自明。具体来说，其不足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缺乏普遍接受的、稳定的国家象征符号和意义系统。在“大一统”的形而上部分，苏联共产党重视建构“苏联人民”的概念，然而，在“人民”被神圣化时，组成“人民”的人群却是具体的，有着族群、宗教、语言等方面的显而易见的差异，这意味着有不同的“人民”，有着不同的“人民”想象，也就有着不同的对政治共同体的利益诉求和情感归属。这与18世纪后期美国建国时宪法中所说的神圣化的“我们美国人民”（We American People），在各自语境中所起到的政治心理效应是有强弱之别的。当年组成“美国人民”的那些人，在种族、语言、宗教信仰上有很高的同质性，很容易产生利益与情感的高度关联。在政治权威形成方面，苏联开国领导人之一斯大林的一些错误做法，给苏联社会带来了对苏联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的怀疑，而在20世纪60年代对斯大林的批判，又进一步加深了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和损害苏联共产党的权威。与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开国元勋和关键时刻的领袖在美国历史中被圣化不同，苏联的开国领导者除个别人如列宁外，大多没有成为苏联民众心目中的超凡人物。相反，一些深刻影响了苏联历史进程的政治人物，还以充满污点的形象流传于后世，无法转化成为国家的政治象征符号。与此同时，还要看到，普世性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与国家的政治形式之间，是有难以调和的内在冲突的，这恰似卢梭当年对基督教的批评，认为它是人类的宗教，不能作为公民的宗教，“它远不能使公民全心全意依附于国家”。卢梭对人类的宗教和公民宗教的区分，提示了以公民宗教建构国家政治中的精神生活时可能遇到的文化约束，苏联的意识形态所担任的是公民宗教的职能，但它在性质上却是卢梭所说的人类的宗教，以它来充任公民宗教有着无法克服的弊端。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被其民众所抛弃，反映了卢梭当年之论的预见性。需要注意的是，抛弃苏联的并非仅仅是非主体族群，构成苏联主体板块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也是积极的“脱苏”行为者，如果没有这个主体民族的背叛，苏联的崩溃仍是难以想象的。它在“脱苏”过程中的主动态度，说明了一种缺乏主体族群和核心宗教支持的公民宗教是没有办法建立起有持久感召力的国家文化的。苏联的意识形态体系，由于没有做到与俄罗斯自身传统特别是东正教很好地对接，使得以苏联共产党为核心的“大一统”的形而下部分缺乏足够的正当性支持。
二是党——国体制下道统与治统的载体汇于一身的风险。苏联建国主要依赖的是魅力型领袖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而不是传统权威资源，但是，魅力型领袖只会是暂时现象和权宜之计，在魅力型领袖故去时，就只能依赖意识形态的号召力，而它又靠一定的组织载体来实现，这在苏联就是共产党的组织体系。由于共产党在苏联还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和政府行动的承担者，道统与治统在苏联实际上共存于一个载体，这与中国传统的道统与治体分属不同但有关联的制度载体有根本区别。在传统欧洲社会，政治制度落后的一个表现是多个实位主权者并立，这很容易引发主权者之间的竞争。同时，在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君主权力与宗教权力并存，宗教权力所体现的是政治道统，君主权力主要体现的是治统，但“君权神授”又使君主“受命于天”，也分享了对道统的承载，这也正是产生“国王的两个身体”和“鹰的两个头”叙事，以及晚近西方社会频繁发生政治与宗教争端的由来。欧洲传统社会君主权力与宗教权力的分置，有点类似于传统中国道统与治统的两分。传统中国道统的主要载体是士大夫阶层及相关制度设置，君主在“受命于天”的意义上也部分参与了道统的建构、维护和解释。古代中国时或看到的“君权”与“绅权”的相互配合，体现的是“君权”对“绅权”以及政治对教化（包括宗教和文教）的统驭，即“教”不可以外在于政治来干预政治，这与近代以来欧洲国家逐渐实现了政治与宗教的分立和宗教不得干预政治类似，而与传统欧洲社会宗教权力往往外在于国家并频繁干预政治有别。“君权”与“绅权”也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制约的一面，这既源于道统（“绅权”）对治统（“君权”）的监督，也源于在某些时候共同作为道统承载和解释者的竞争。近代以来欧洲国家对宗教与政 治之争及多个实位主权者并存的“政治现代化”处理，是将宗教从属于政治。同时，普遍推行实位主权者与虚位主权者并存的双主权者设置，即国家象征符号与日常政治实操者间的分离，也是传统中国社会经常看到的现象。近代英国国王的虚位化及“议会主权”下首相权力的扩张即是典型表现。苏联由于废除了君主制，不再有“虚君”的可能，因此苏联共产党只能将实位与虚位主权者汇于一身。这不是一种理想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如不被民众信任，就会转化为民众对治体的不信任，从而造成道统与治统在政治中的同时崩溃。苏联后期正是如此。以1987年11月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为我国和为全世界而作》一书为标志，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执政后，逐步推出了“新思维”，那就是民主化、公开性和人民自治。在“新思维”指导下，苏联国家权力重心首先 发生了从苏联共产党向苏维埃的转变，重新回到列宁时代所倡导的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原苏联宪法第六条所规定的苏联共产党在苏联政治中的领导与核心作用地位被取消。为彰显苏维埃的合法性，戈尔巴乔夫又推动新的国家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允许社会组织代表参加，而最高苏维埃由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产生。这样，苏联国内的“反对派”得以通过合法选举途径进入人民代表大会甚至苏维埃，而苏联共产党也由执政党变为议会党，苏联共产党的地位进一步弱化。在新的权力重心最高苏维埃仅作为议政、立法和监督机构而不能有效地做出决策、领导国家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推动苏联政治体制全面模仿西方，于1990年实行总统制，使国家的最高权力系统转移到总统系统，而各加盟共和国也效仿中央实行总统制，由各共和国民众选举产生自己的总统和苏维埃主席，他们不再对联盟中央而是对本共和国选民负责。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过程，也是苏联中央权威不断流失、内部统一性不断瓦解、政权稳定性一点点受到动摇、国家一步步走向分裂的过程。苏联建国以来，在全国推行统一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中央到地方统一以共产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全国建立统一的行政机构、司法、军队、警察体系，在资源、就业和财富分配等问题上实行全国性计划经济体系，这些举措使苏联每个共和国都成为苏联国家机器中彼此联结咬合在一起的齿轮。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相互依赖性在中央集权体制下达到很高的程度，这些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是整个苏联时期维系国家统一的关键所在。戈尔巴乔夫所推动的苏联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以“公开性”为口号，清算苏联政府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启动对苏联制度与政策的全面批判，完全削弱了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和执政能力，苏联原有的意识形态纽带、经济秩序、政治凝聚力，即无论在形而上还是在形而下的“大一统”都遭到了巨大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最后解体也就不再是意外之事。（未完待续）
图文编辑：崔颖
责任编辑：刘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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