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爽、薛海波伉俪的联袂作品《丝路视域下拜占庭、中介民族与中国关系研究》将要付梓，作为张爽的博士导师，在表示祝贺的同时，理应说些什么。
张爽曾随我名下攻读拜占庭史方向的博士学位，海波师从著名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专家、吉林大学张鹤泉教授学习。这对他们结合东西方历史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融会贯通，深入解读、运用中国古代文献中涉及丝路方面的原始文献及研究成果，以阐释4—6世纪欧亚大陆连线中的丝路贸易特点，以及居于丝路沿线的中介民族在此贸易活动中的具体贡献和作用，显然有很大助力。本书就是张爽博士在其学位论文《公元前3—公元6世纪亚欧大陆丝绸贸易——以罗马—拜占庭、中国为中心》的基础上，经过十余年反复修改、扩充大量内容而成。其中不难看出两位作者的心血，及其在学术研讨道路上的付出。
以往西方学者多注意丝路贸易中的罗马—拜占庭世界，而中日学者更多地关注丝路东段、注重研究丝路路线、地理、物产、种族的研究模式。该书将拜占庭、中介民族与中国关系，放置在欧亚陆海交通的广阔场域中，按照地理位置由西到东的顺序，展开篇章设计和布局，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勾勒了汉代张骞通西域至欧亚丝路开通，至阿拉伯穆斯林势力兴起前的欧亚丝路贸易的实态和生动场景。
贯穿欧亚大陆、持续千年的丝路贸易如何形成、维系？是国内外学界一直关注研究的重点问题。作者从对欧亚丝路沿线国家组织形式、民族共同体、经济形态的认识入手，认为早期欧亚丝路贸易体系的形成，是欧亚大陆各主要国家和民族主导的经济区相互连接的结果。汉代中国经营边疆的军事政治活动，罗马对地中海经济圈的控制和不断征战扩张领土，是促成早期欧亚丝路贸易体系在公元前2世纪后期形成的重要因素。波斯、中亚、西域众多半农半牧国家、绿洲经济城邦、印度半岛的诸多邦国城市，发挥了物资转运和贸易体系维系的中介作用。这是作者试图从世界史角度，宏观构建丝路史研究新理论的有益实践。
该书对丝路欧洲段的研究是其亮点。作者从拜占庭社会经济结构出发，对丝绸、丝绸贸易与拜占庭帝国政治合为一体的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作者从丝路史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对中古欧洲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蛮族大迁徙和波斯战争。作者强调，在中古时代，欧亚丝路贸易一旦形成，各国各民族在丝路中的地位、作用、利益分配及获利方式就将相对固定化。拜占庭主导的地中海经济圈的财富，是吸引4—6世纪蛮族西迁的重要因素。蛮族与罗马—拜占庭战争和交往关系的本质，是欧亚丝路贸易体系西段中的物资分配和流动问题。在波斯战争中，拜占庭和波斯双方并不是要将对方彻底挤出丝路贸易，而是要在丝路贸易中居于主导地位，将重要的丝路贸易城市，置于自身控制之下。以上观点思路，的确令人耳目一新。
学界对欧亚丝路上游牧民族的研究，已经有深入广泛的研究成果，致使今天的学者凡涉足丝路问题研究，多少会畏首畏足，难于超越。然本书却能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在充分关注到4—6世纪驰骋在欧亚大陆上的嚈哒、柔然、突厥等中亚、漠北草原游牧民族共同体，在丝路贸易中段承担物资转运作用的同时，也看到他们在促使丝路两端的拜占庭、中国形成间接政治经济联系方面起到了相应的作用。作者认为，丝路沿线主要游牧民族是丝路贸易的支点，其争相竞起的过程，也是构建丝路贸易体系的过程；其为谋取丝路利益的军事政治活动，直接将欧亚丝路上的中国、波斯、拜占庭等大国联结在一起，这一阐释确实令人瞩目。作者对丝路沿线游牧民族中介地位的研究定位具有合理性，其所论如中古欧亚游牧民族帝国的世界性影响、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崩溃，对拓宽中古欧亚丝路史各主要国家和民族研究的新领域具有一定学术价值。
该书特别关注到丝路贸易之起点区域，特别是对同一历史时段，处于“乱世”的中古中国的各商业和政治中心都市在丝路贸易中的积极作用，进行了专题性考察，包括丝路要道上的枢纽城市高昌、丝路贸易网络中心城市姑臧、平城、洛阳、建康等城市在丝路贸易体系中的突出特点：如高昌的马匹饲养买卖与中亚市场和草原民族的联系、北方佛教中心的转移与物资流动、六朝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阶层等，都较有新意。作者实现了由广阔的丝路贸易体系到具体而微的丝路贸易个体、阶层的考察。如作者提出高昌官府、丝绸、小农、粟特等胡商，通过大规模的马匹买卖和饲养，不失时机地连接到欧亚丝路贸易的大网中。北魏洛阳工商货殖之民、官僚权贵以及西域商胡投入奉佛活动中的大量财富，与拜占庭、波斯、嚈哒及粟特胡商间的战争和经济往来有密切关系。在建康进行的丝路贸易将六朝小农家庭经济、世家大族大土地所有制、六朝国家财政以及欧亚丝路国家的大量物资资金相连结。上述论证有利于学界从世界史角度，发现和研究中古中国社会经济问题，中古中国在欧亚政治经济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及其与欧亚各主要国家和民族的经济连结。
丝路史是国内外学界研究关注的重要领域，资料和研究成果浩如烟海。应该肯定，张爽博士发挥自身硕士阶段学习秦汉史、博士阶段学习拜占庭史的学科知识系统的交叉优势，加之海波博士对魏晋南北朝史的专业优势而合写的这部丝路史著作，显然是在观点上有创新、在理论上有探索、在思路上有贡献的。
然而，笔者以为，该书在对拜占庭社会阶层、蛮族迁徙、两河流域的商贸、中亚游牧民族等一些问题的认识上，因缺乏对当代最新研究成果的深入了解，而留下了一些遗憾。另外，有两个问题认知，笔者以为有可商榷之处。如：作者认为在公元4—6世纪的时段内，东西方世界的丝路贸易已经达到“有组织、成体系的”程度，似乎有些言过其实。笔者更觉得，在丝路开辟和发展的过程中，偶然性、机遇性总是大于必然性。有些机制的形成，并非某些精英人士的刻意为之，而是在长期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其中，民间因素，包括粟特人、突厥人和欧亚其他草原民族的推动显然占主导因素。地中海经济区与中国黄河、长江流域在阿拉伯势力崛起之前，从来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官方联系，中国古籍中多次提到的“大秦来使”基本上是民间行为，这已经为许多学者的研究所证实。另外，作者强调了，东西方世界的皇帝、政治和军事精英人物在经营边疆、开拓疆土的不懈努力中缩短了东方世界与西方—地中海世界的空间距离、促进了丝路各主要国家主导经济区的相互连接，使丝路上的通行更加顺畅，这种认识是合乎历史事实且十分理性的。但笔者以为，仅此而言，还需要有所补充的是，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展，也归因于东西方世界各不同族群自中国汉代和希腊罗马时期以来，一直在刻意地、孜孜不倦地相向而行，积极探索对方之文明奥秘与物资生活特性的历史事实：如古典时期西方世界对“赛里斯”国的认定，对中国人在“树上摘取羊毛”的想象，以及查士丁尼时代两位景教修士远行中国大陆，探求中国丝织技术的奥秘等，许多学者在这些方面都做过有意义的研究。反之，中国史家、旅行家、商人、战俘对于“大秦国” “西域”世界不懈地、接力式地经年探索，也都促进了丝路贸易的发达，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字记载，如是，丝路的开拓和发展，归功于东西方文明世界的相向而行，有很强势的民间推动力量，而不仅仅是皇帝和政治精英们的决策及方略能够决定的。
然而，作者的功力、学力以及观察力还是令人钦佩、令人瞩目，本书的出版，必然会引导徜徉于丝路花海中的国人学子更深入地探讨丝路真谛，追求更开阔的研究视野，摸索值得关注、可以遵循参考的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