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陈苏镇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404页，45.00元北大历史系的中国古代史专业，一向以政治史和制度史见长，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也是如此。中心的创建者邓广铭、周一良、王永兴、田余庆、张广达等老一辈学者，都是这方面的领军人物。他们培养的中心第二代学人继承了这一学术传统，而其中部分学者还在此基础上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
“政治文化”有各种定义。S. 韦伯说，政治文化是“由得自经验的信念、表意符号和价值观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规定了政治行为所由发生的主观环境”。《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这个解释比较典型。而在史学界最流行的是G. A. 阿尔蒙德的定义。他说：“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这个定义更为详细，但翻译文字和中文表达习惯不同，理解起来还是比较费劲。高毅在《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一书中说，政治文化概念有三个特征：“（1）它专门指向一个民族的群体政治心态，或该民族在政治方面的群体主观取向；（2）它强调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运动对群体政治心态的影响；（3）它重视群体政治心态对于群体政治行为的制约作用。”这样解释就明白易懂了。
这个概念显然和政治与政治制度有关，因而引起中心几位学者不约而同的关注。但上述定义都是针对西方社会而言的。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当然也会有自己的特点。最早论及这一问题的是阎步克。他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一书中说：“本书所说的‘政治文化’，虽然也大致包含了阿尔蒙德定义的内容在内，但它更为宽泛，也经常用于指涉处于政治和文化的交界面上、兼有政治和文化性质的那些有关事项和问题”，特别是“政治文化”的精致化了的结晶物，诸如“礼治”“法治”等等。邓小南在《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一书中，也使用了“政治文化”概念。她说：“作为政治体系观念形态的政治文化，反映着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政治倾向和心理。”其中包含了对这一概念的深入思考。笔者参考学人的各种定义，在《〈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一书中这样表述：“简单说来，‘政治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中形成的群体政治心态。这种心态构成政治生活的软环境，对人们的政治行为有制约作用，与政治演进、制度变迁等现象存在互动关系。”还有其他各种表述，但大意相去不远。就这样，“政治文化”这个外来的概念，经过一番消化吸收，为我们观察、理解、阐释中国古代政治史和制度史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阎步克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459页，75.00元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邓小南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11月出版，564页，67.00元
《〈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陈苏镇著，中华书局，2020年1月出版，742页，98.00元在有古老传统的学科中采用新方法和新视角，是富于挑战性也极具吸引力的事。阎步克率先尝试。他于1996年出版《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明确指出：“我们的讨论将要涉及的，主要是一个政治文化问题。”邓小南于2006年出版《祖宗之法》，指出“有关‘祖宗之法’的说法”，在宋朝“形成一种‘套话’”，“使研究者得以清楚地感受到当时的政治文化气氛与政治生态环境”。笔者则在2001年出版《汉代政治与〈春秋〉学》，2011年增补内容再版，书名改为“《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直接将“政治文化”写进副标题。这三部著作都得到学界好评，产生了较大影响。《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曾获“长江读书奖”，出了三版，十二次印刷，总数近四万册。《祖宗之法》曾获“思勉原创奖”，出了两版，九次印刷，共三万五千册。《〈春秋〉与“汉道”》曾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出了三版，六次印刷，共约一万五千册。其后，中心同仁又陆续推出一系列政治文化研究的力作，如王小甫的《中国中古的族群凝聚》、刘浦江的《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罗新的《黑毡上的北魏皇帝》和《中古北族名号研究》以及陆扬的《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等。
《中国中古的族群凝聚》，王小甫著，中华书局，2012年8月出版，356页，56.00元
《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刘浦江著，中华书局，2017年9月出版，324页，79.00元
《黑毡上的北魏皇帝》，罗新著，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2月出版，172页，45.00元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陆扬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380页，59.00元在老师们的影响下，中心培养的博士研究生也有不少人选择了与政治文化有关的研究课题。其中几篇博士论文已正式出版，并得到好评。如陈侃理的《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2015年出版，已两次印刷，共四千册，曾获“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国学新秀奖”。方诚峰的《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2015年出版，印了两次，共五千册，曾获“普隐人文学术奖”。胡鸿的《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2017年出版，已五次印刷，超过一万册，曾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青年成果奖”。还有几位学生的博士论文，今后也会陆续出版。
《儒学、数术与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陈侃理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334页，48.00元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方诚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320页，45.00元
《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胡鸿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345页，59.00元苏小华曾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说：“在北大，一个经由政治制度史研究衍变而来的政治文化史研究阵营正在形成。”此言不虚。北大中古史中心确已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的重镇。
古代中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始终呈多元格局。如何在建立和巩固统一国家的进程中，对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进行整合与升华？如何运用各种思想、学说为政治和教化服务？如何建立和改进各种制度，以提高统治效率，强化对社会的治理？如此等等，都是中国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积极探索并努力实践的重要课题。由此形成的思想、理论、观念等，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干和底色，并对政治、法律、制度、风俗等诸多领域产生深远影响。因此，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和政治史、制度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学科不同，它没有自己的专有领域，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上述学科相互交叉重叠的部分。正是这一特点，使它能揭示一些从单纯政治史、制度史、思想史、文化史等角度看不到或看不清的历史现象。这项研究，起步不久，还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还有大量问题有待解决，因而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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