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之道，重在执着，贵在交流；
山梁陡峭，一步一步，向上攀登。
从1954年7月，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7月毕业留校，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亚洲史教研室（后扩展为亚非拉史教研室）任教。1979年升为讲师，1983年晋升为副教授兼任硕士生导师，1992年晋升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被聘为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在北大工作期间，我先后担任过亚非拉史教研室主任、系党委副书记、系研究生工作组组长等职务。1995年获北京大学党委授予的首届“北京大学优秀党务和思想政治工作者——李大钊奖”。
从2002年开始，本人任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学术顾问、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学术顾问、华侨历史学会荣誉理事等职，曾任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东南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亚洲史东南亚史教学与研究。著有《东南亚历史文化与现代化》《源远流长，多元复合——东南亚历史发展纵横》，合著《世界通史·现代史卷》《东南亚近现代史》《多元、交汇、共生——东南亚文明之路》等，主编《当代越南经济革新与发展》《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等。参加编撰《世界华侨华人词典》《东南亚历史词典》《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世界战争史分册》《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历史卷》《世界外交大辞典》等辞书11部。撰写了学术论文近百篇，分别发表在《世界历史》《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洋问题研究》《当代亚太》《东南亚研究》《亚太研究论丛》《南洋问题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东南亚纵横》《东南亚研究》以及新加坡《南洋学报》《越南历史研究集刊》等刊物。并有越南文译著两部、译文多篇。
1963年9月至1966年1月，公派赴越南河内综合大学访学，进修越南历史。1980年后，曾多次赴越南河内国家大学、越南胡志明大学、缅甸仰光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本文化大学、韩国汉城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马来西亚大学、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等学府和研究机构访问或讲学。
一、家世与少年时代的启蒙教育
父亲受过私塾教育，能写会算，以儒学思想传家。我有兄弟姐妹六人，兄弟四人我排行老三，兄弟姐妹排行依次为：大哥秉钧，二哥振武，我叫治民，四弟国兴，大姐文瑞，小妹锡文。兄弟姐妹的名字都内涵儒学思想，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学毕业时我对自己的原名不满意，便自作主张，改名梁志明。
我六岁启蒙，入学乡村私塾。抗日战争爆发后，举家逃难至湘西蓝田镇（今涟源市）。我的小学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中度过的。1941年入湖南师范大学附设小学。后又随家西迁溆浦继续读小学。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回长沙就读于三一小学。1946年秋，小学毕业后被保送入雅礼中学（1953年改名解放中学，随后转为公立，改名为长沙市第五中学）。雅礼中学是一所由美国耶鲁大学校友组织的耶鲁学会(中国称“雅礼学会”）在中国创办的学校。它的办学渗透着欧美西方教育理念与模式。它有不少学生信仰基督教，周日要进教堂做礼拜，但它不是教会办的学校。雅礼中学是湖南省的著名中学，具有良好的校风和学风，教师是一流的。雅礼的语文老师讲鲁迅的《阿Q正传》和《孔乙己》；历史老师谈史学大师翦伯赞；班主任老师带同学们背诵“孟子见梁惠王”；校长主讲苏联学者凯洛夫的教育学理论；等等，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记。母校雅礼中学倡导的“公、勤、诚、朴”的校训和勇于“担当宇宙”的奋发精神，以及老师们的高尚敬业精神一直激励和鞭策着我。
在1948年长沙和平解放前夕，我参加党的地下外围组织“青年团”的活动，开始接触进步思潮。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志愿军出国参战，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我们向苏联学习，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小说，学习苏联英雄保尔·柯察金和丹娘的事迹，怀抱革命理想和积极追求进步成为年轻人的时尚。1950年，我在雅礼中学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先后担任班级团支部书记和学校团总支副书记。
50年代中期，国家转入有计划的和平建设轨道，亟须培育各方面建设人才。1954年8月，我参加高考，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录取，圆了上大学的梦想！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二、踏入史学门槛的大学时代
1954年秋，我从长沙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那年夏秋，洪水泛滥，武汉长江大桥尚未建成，火车从武汉过不了长江，只有绕道南昌、上海、南京，才能北上到达北京。火车运行要比平时多一倍以上的时间，我也经历了有生以来第一次长途旅行，开始了在红旗下成长的大学生活。
刚进北大时，大学生都享受免交学费的待遇。因国家提供助学金，生活虽很简朴，但可说是无忧无虑。第二学期要自己负担伙食费，我是靠父母哥嫂的支持，以及在部队服役的二哥每月汇寄10元钱才维持住基本的生活。第一学年我顺利地通过了各门课程的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成绩优秀，获得马寅初校长授予的“三好学生”奖状。
北大是我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新北大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成为一股无形的动力，策励和推动我不断前进。
北大优雅的校园环境与完备的教学设施，还有因藏书丰富而闻名于世的北大图书馆，深深地吸引了我。学识渊博的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更使我受益良多。在北大学习期间，我系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使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牢牢地融入我的思维，成为我的学术指导思想。在北大历史学系的课堂里，同学们至感荣幸的是能聆听到前辈著名学者的讲课和报告。我聆听了系主任翦伯赞先生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精辟论述。邓广铭、邵循正、齐思和、杨人楩、周一良和张政烺等老一辈史学家的精彩讲课和执教风格都在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使同学们从中获得了宝贵的治学经验。
周一良先生是我在大学生活中深为敬仰和亲近的一位老师，这是因为先生的治学是我心中的表率。回忆与先生多年的交往，有些事给我以深刻的印象，迄今难以忘怀。
梁志明教授与周一良先生
刚进北大历史学系本科学习不久，就有老同学告诉我，周一良先生原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得陈寅恪先生的真传，对魏晋南北朝史、佛教史等特别有研究，日本史也造诣极高，是哈佛博士，他转到亚洲史来是服从需要。还说周先生学贯中西，知识渊博，不仅英语好，懂梵文，日语也很棒，这使我打心里佩服。特别是听了周一良先生的“亚洲史”专题课以后，我和先生便结下了日益深厚的师生情缘。
基于上述缘由，加上20世纪50年代亚非民族独立运动高涨形势的激励等因素，在大学三年级时我终于选择了周先生主持的“亚洲史专门化”作为我的研究方向，这样便决定了我毕生从事的专业。可以说周先生是指引我进入亚洲史研究领域的启蒙导师。
在亚洲史专题课程中，我还重点选修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陈玉龙教授主讲的越南历史专题课。在继续学习俄语的同时，我开始学习“第二外语”越南语。陈玉龙教授是我国知名的越南史学家，他文史兼通，精通书法，享有盛名，曾任北京大学书画协会会长。我的第一篇越南史的习作是在陈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他是我的越南史的入门教师。
从大学本科毕业留校后，我一直在周一良先生任主任的亚洲史（后扩大为亚非史）教研室工作，担任亚非现代史课程的教学。那时经过院系调整，学校规模迅速发展。亚非现代史是新兴学科，师资缺乏，我作为年轻的助教很快就被推上基础课的讲台，给本科二年级讲授亚洲现代史课程。刚开课时，面对100多名学生的大课堂，我不知怎样开讲，也不知如何组织教学。但沉重的教学任务压在肩上，对我的成长倒是一股动力，迫使我夜以继日地认真备课。教研室领导对青年教师热情关怀，多方提携，在业务上和学术规范上要求十分严格，力戒无根据的议论和写作上的“硬伤”。周先生对我们送给他审阅的讲稿和文章总是及时而仔细地批改，对文稿中的字句，乃至标点上的错误也从不放过。1962年，我在当助教时送给他审阅的亚非现代史的文稿和越南史文章，先生都一页一页地阅改。
在周一良先生大力支持与指导下，我和教研室的马斌等老师还合作收集、编译亚非现代史的资料，于1960年由北大历史学系亚非教研室编印发行，出版了《亚非现代史参考资料》（第一、二分册）。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的集体教学研究项目。经过努力，我终于跨越了教学关，初步站稳了脚跟，此后再也不畏惧上讲台了。
周一良先生常谈治学之道。在谈史学研究时，先生不止一次地介绍过前辈历史学家的经验，他所讲的“五个W”加一个大W的形象生动的讲话，对我们这些刚刚踏入史学门的青年学子很有吸引力，当时一下子就深印到了脑子里。他说：“学历史要记住五个W，所谓五个W者，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地）；What（何事）；How（如何）。这五个W固然重要，但应当补充一个更大的W——Why（何故）。”也就是要问为什么？先生反复强调其中Why（何故）是最大的，最为重要，给予我们以深切的启迪，在往后的研究与教学中，都忘不了从多方面来探究导致历史发展的背景和根源，并从内外多种因素来研讨历史事件发生的“终极原因”，也就是树立学界所倡导的“问题意识”。有人说历史老师只会讲故事，没理论，甚至说历史不是科学，听周一良先生的讲话就知，其实说这种话的人是对历史学科的无知。
1963年到1966年初，我获得教育部核准的出国进修访学的机会，被派遣赴越南河内综合大学系统进修研究越南历史与文化。在河内综合大学访学期间，1964年发生“北部湾事件”，美国战机空袭越南北方，河内城市居民疏散，学校挖防空洞，这打破了我平静的书斋生活。1965年，因工作需要，我和中国留学生相继奉调担任翻译工作。许多同学被派往中国援越高炮部队阵地。我曾短期担任赴越访问的著名作家巴金和魏巍在河内的翻译，后又陪同中国电影戏剧代表团的作家们到越南中部访问，行程一直到达北纬17度线贤良江北岸附近。从贤良江（又叫“边海河”）可以看到对岸南越占领区。我在陪同《解放军画报》摄影记者采访越南人民军高炮阵地时，亲身经历了美军的空中袭击。当时面对危险，我没有退缩与畏惧。回想起来，我常以此自豪！
大学五年和在毕业后的五年，中间包括在越南两年多的研修与考察，整整十年的历练期，也是我在老师们的热情关怀和指导下，踏入了史学教学与研究的门槛的十年，这些为我以后的教学与研究奠定了基础。
20世纪60年代留学越南期间梁志明教授（右一）
与越南河内综合大学潘辉黎教授一家的合影
三、在北大历史学系任教的学术生涯
1966年初，我从越南回国后随即下放到京郊昌平的西山口村，参加工作队，兼任北大历史学系北太平庄半耕半读基地的村史编写小组的联络教员。同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我从“四清”工作队回到北大。此后的十年，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度过的。其间，我下过乡，在房山区山沟里扛过玉米棒子；在大兴区的北大“五七”干校担任过插秧班班长，种过一年稻子。到过长辛店二七机车厂，下过门头沟煤矿，带学生小分队参加过唐山大地震的抗震救灾，还曾到保定第三十八军军营里学军，穿上军装，当过一个月的兵——这些历练是新中国成立后众多知识青年都经历过的， 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迈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也迎来科学与文化教育大发展的春天。高考恢复，大学重新招生，我重新开始教学与研究。但由于没有及时恢复学衔评定制度，我和同辈老师们到1979年时仍是助教职衔，但科研工作已逐步展开。
北大历史学系复课后，按系里的安排，青年教师上岗一开始不可一头扎入一个国家或小区域的研究，而是先要经过基础课的训练。中国史专业教员先要担负中国史的古代史、近代史或现代史基础课教学。世界史专业分为世界古代史、欧美史和亚非拉史三个教研室，世界史的基础课就由三个教研室分别开设。亚非拉史教研室的青年教师须担负亚非拉近代或现代史的教学任务。因此，我从越南访学归来，虽以越南史为研究重点，在一段时间内也不可能全力投身越南历史的国别教学与研究，而必须首先完成亚非拉地区史的教学与研究，这就叫点面结合的培育规划。它可以使教研室的青年教师视野宽广些，训练多样些，以适应多方面的需要。因而，在“文化大革命”后我长期从事亚非拉地区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除担负基础课教学外，我还参加了大学文科教材《世界通史·现代史部分》的编写。20世纪70年代，北大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教师集体协作，共同编著《简明世界史》教科书， 我参加了亚洲现代史部分的编写。这部书于197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国内首次出版问世的世界史教科书，对恢复提高世界历史教学与研究水平起了积极作用。当时许多地方的院校采用它作为教材，或参照它的架构体例编写本地区的教材。1981年后，我又和北大从事世界现代史教学研究的几位教师合作编著《当代世界史(1945—1987)》，我负责亚非拉史部分的撰写。该书于198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尔后纳入《世界通史》丛书系列，先后修订再版三次，内容不断充实丰富，先后获得北大和国家教委颁发的优秀教材奖。1997年， 因《世界通史》课程改革与创新，我和担负北大历史学系《世界通史》基础课的四位教师获北京市教学二等奖。2017 年人民出版社再版《世界通史（现代卷）》（我负责土耳其、朝鲜、越南与东南亚等章节的撰写)和《世界通史（当代卷)》（我负责日本和亚非拉等章节的撰写）。《世界通史》现当代史教材的出版，是北大历史学系基础课老师们在学科体系建设和教材建设中的重要贡献，我有幸参加了这个集体科研协作工程，献出了微薄之力。
《世界通史》
随着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学衔、学位制度恢复，1978 年后，我由助教逐步升为讲师、副教授，并从80年代中期起，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1992年晋升为教授。90年代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开始指导博士研究生。先后共带过10多位硕士研究生和7位博士研究生。除大陆学生外，还有港台地区的学生，我对研究生的指导绝不含糊敷衍，尤其是他们在论文选题设计和写作时，我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通过工作、教学和引导他们参与学术界的活动，我与同学们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效法前辈老师们的样板，我与研究生们在一起切磋时，常以平等的态度和开放的方式相互交流。我还从年轻学生那里学会了用电脑发信息，更促进了我们之间的互动。
这二十年时间，我除了从事“世界现代史”亚非拉部分基础课的教学与研究任务外，开始担负“东南亚历史文化与现代化”的专题课教学和研究，并开设了“华侨华人史”专题课。在给研究生进行“东南亚近现代史”的教学过程中，我与北大研究东南亚史的几位教师合作编著了《近现代东南亚1511—1992》，该书于1994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是我国首部综合系统研究近现代时期东南亚地区历史发展的著作，既阐述了东南亚地区的总体发展，又剖析了地区内各国历史的具体发展。我负责全书绪论和中南半岛几个国家(越、柬、老、泰)以及二战时期的东南亚等章节的写作和半岛部分的统稿。本书的出版具有开拓性，作为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专题课参考书被兄弟院校采用，获北京大学优秀教材奖。
《近现代东南亚1511—1992》
越南历史是我长期关注和较有系统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我们研究生和博士生学位论文是越南史或相关题目。在考古和古代史方面，20世纪80年代我参加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 曾翻译了几部有关越南古代铜鼓的著述和多篇论文（其中1982年出版的译作《越南青铜时代的第一批遗迹》于2019年获得第三届“姚楠翻译奖”二等奖），撰写过关于古代铜鼓起源与发展的论文。对越南的封建土地制度、越南佛教儒教的源流和影响做过探讨。在近现代史方面，关于法属印度支那的殖民制度、越南民族主义运动、八月革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与发展，印度支那战争中越南现代化发展和近现代史上越南历史人物评述等问题均做过一些专题性研讨。例如，越南近代民族运动的著名领袖潘佩珠和潘周桢，代表近代民族运动的不同倾向，史学界的评价有不同观点，我在1993年撰写的《潘佩珠与潘周桢：比较研究》一文，对“二潘”的出身家世、所受的教育、活动的时代背景、政治思想与实践活动做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比较与评析。此文受到越南史学界的关注，越南学者在1994年越南出版的《历史研究集刊》第1—2期上连续翻译转载。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改革开放，经济持续增长之后，社会主义国家越南也进行经济调整与革新，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从一个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经济落后贫困的国家，一跃成为经济持续增长，市场活跃繁荣的地区，其经济奇迹的动因和发展前景，吸引了国际上的关注。厦门鹭江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将越南革新与开放问题列入“亚太经济丛书”，我和亚太所的徐绍丽及新华社的张训常等研究越南问题的几位作者受邀编撰一部当代越南经济革新和发展的专著。1996年，由我牵头的《当代越南经济革新与发展》一书在厦门鹭江出版社出版。该书依据大量的越文一手资料，参阅了国内外，尤其是越南学界的研究，系统地论述了越南自1945年独立建国以后，主要是80年代以来越南的经济发展与现状。全书既有综合性阐述，又有分部门的专题研究，力求全面系统地表述越南经济发展的全貌和经济革新的发展进程，并对各个领域的改革分别做了剖析；同时对越南革新开放的理论思维和发展观念，以及中越两国的改革做了考察与比较。
当时越南革新尚在继续进行，系统研究缺乏，许多问题评估不一，写作有不少困难。但1986年越共六大初步总结了历史经验，开启了越南经济革新与对外开放的新的历史进程。1991年越共七大全面总结了越南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同时吸取了国际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制定了《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纲领》，明确提出实行“国家管理的市场机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的理论思维和发展观念。我将其内容归纳起来，认为可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从国情实际出发，提出越南尚处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初级段的理论；
二是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不同，提出从官僚包给、封闭、集中的经济管理机制向多种经济并存的、开放的、国家宏观的市场经济机制转变的构思；
三是吸取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发展经验，提出以“民富国强”为发展目标，把人置于中心位置，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和进步统一起来；
四是根据苏联、东欧改革失败的教训，提出以经济革新为重点，逐步进行政治改革的方针，把经济增长与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
此后，我接受了编撰“殖民主义史”课题的任务，负责主编《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该书是国家社科基金“八五”重点项日和国家教委社科研究项目。全书采用地区综合论述与不同国家个案分析相结合的写作方式，我担负综合部分和印支地区的写作，我的研究生们分工负责一个国家或次地区的写作。该书是师生合作与教学相长的产物，也是我国史学界出版的第一部关于殖民主义向东南亚地区扩张和兴衰的历史论著，为我国东南亚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周一良先生写了序言，指出：“以往史学界多侧重于研究东南亚地区通史或国别史，对殖民主义的研究则主要是从反殖反帝和民族解放运动史的角度进行探索，关于近代殖民主义在东南亚的整体活动及其兴衰发展的研究相当薄弱。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研究比较深入，并已有若干专著问世，取得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但他们一般是从帝国扩张史、海外探险史或海上争霸史的视角进行阐述，有一些学者的论点偏于为殖民主义作辩护。日本的部分学者则多为军国主义的扩张唱赞歌。《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一书的特点是，不但将殖民主义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范畴，紧密结合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来阐述殖民主义在东南亚的活动与东南亚殖民化、边缘化的历史进程，而且试图运用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的理论，结合东南亚的历史实际，对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与影响做科学的、全面的剖析。”这本书系统地分阶段地探讨和阐述了殖民主义在东南亚地区发展的历史进程，论述了西方殖民主义入侵东南亚的动因、殖民统治政策及其影响，对不同国家的殖民统治方式以及殖民制度的特点做了比较研究，还探讨了殖民统治体系的瓦解和东南亚国家走向独立的进程，提出了作者的见解。殖民主义史研究是一个理论性和现实性很强的学术课题，《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我国历史学科建设和高等院校的教学有一定的贡献。出版发行后，2002—2003年台湾《历史月刊》连读选载了该书的部分章节。
四、“退而未休”时期的学术研究生涯
2001年初，我从教学和行政工作第一线岗位上退休， 2002年与北大相关院系研究东南亚的教师组建“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我担任研究中心主任，并兼任北大亚太研究院主办的《亚太研究论丛》的执行主编。同时我还有几位博士研究生未毕业，他们的论文写作还需抽时间指导，因而工作量仍相当重，实际上不能完全退下来，因而可以说是“退而未休”。
退出教学一线后，我的写作研究和中心的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每天都没有闲散下来。整理旧著，写作新著，完成新的课题，使我的学术研究似乎比以前更忙碌，出版的书和论文比以前也多了一些。
这一时期，我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东南亚历史与现代发展问题上，我的工作聚焦于北大东南亚学研究中心，我和中心的老师们以中心为平台，围绕东南亚问题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先后完成《面向新世纪的中国东南亚学研究：回顾与展望》(合著，2002年)、《东南亚历史文化与现代化》（学术论文集，独著，2003年)、《东亚的历史巨变与重新崛起——东亚现代化进程研究》（主编，2004年）、《东南亚近现代史》（上、下，合著，2005年)、《古代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研究》（合著，2006 年)、《东盟发展进程研究——东盟四十年回顾与展望》（合著，2008年)、《多元·交汇·共生——东南亚文明之路》（合著，2011年)、《东南亚古代史》（主编之一，2013年）。2008 年还参加了何芳川教授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写作。可以说，这是一个科研成果收获较多的年代，几乎年年都有著作问世。
《东亚的历史巨变与重新崛起——东亚现代化进程研究》是其中重要的研究项目。这是当代国际社科研究的前瞻性课题，原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开拓者罗荣渠教授生前申报的， 1996年作为重点项目正式纳入国家社科基金“九五”规划， 由罗荣渠教授和他的博士研究生们完成。罗荣渠教授逝世后，北大历史学系领导决定由我主持，并与董正华、宋成有两位教授共同负责。按照计划，课题组开始拟订和调整写作大纲，并召开“亚洲与中国的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年至2000年初课题组成员基本完成各自写作承担的章节。2004年列入“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丛书”，由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亚非国家挣脱殖民枷锁，建立民族主权国家，走上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的道路。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迅速发展，涌现了世界瞩目的“东亚奇迹”。1997年，东亚发展虽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和影响，但在亚太地区仍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突飞猛进，成为东亚乃至世界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国家。“东亚的历史巨变与重新崛起——东亚现代化进程研究”课题从东亚与世界整体发展的视角，以中、日、韩三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为基本线索，探讨19—20世纪以来东亚地区卷入世界发展浪潮的总趋势和各国变革的具体进程。课题的个案部分分别阐述了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地区)、日本、东盟国家等工业化发展道路，政治体制的特点和社会整合方式，总结其经济起飞的经验，审视其发展过程中的困难与问题。
课题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在分析和肯定东亚发展的“经济奇迹”的同时，重新审视和研讨了“东亚模式”问题，指出：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世界现代化的第三次浪潮中，东亚国家有效地利用时代的机遇，闯出了自己的成功之路，经济快速增长，形成欧洲北美之外的新兴工业化地带，这是世界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使东亚发展中国家在高速增长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暴露出来。面对东亚发展中国家首先发生的震荡，人们对“东亚模式”提出疑问，课题作者对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起因、影响和教训做了深入的剖析，从总结东亚发展的历史经验角度，重新审视了“东亚模式”问题，提出“东亚模式”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转型阶段所创造的一种新模式。这种模式像所有新事物一样，是动态的，只有在发展中才能逐步完善成熟起来。东亚发展既有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经验，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须不断地加以调整和革新。
东亚金融危机是一部难得的教材，透过危机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回顾和总结东亚国家的发展道路，课题研究提出应处理好几个关系。（1）处理好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的关系，改变重速度、忽视需要的倾向：改革片面追求高投入高增长的传统观念，转到以效益为中心的国民经济均衡协调发展上，转到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社会经济综合发展和增长与环境相协调发展的轨道上，切实地逐步地转变增长方式。（2）处理好内向与外向的关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同时把吸收外资与利用内资结合起来，坚持外向型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注意扩大内需，挖掘潜力。（3）处理好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之间的关系，把无形的手与有形的手结合起来，逐步缩小政府干预的范围，转变政府职能，防止官商勾结，政府庇护企业等不良现象，建立有效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4）处理好金融自由开放与加强金融监管制度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建立行之有效适应市场化经济发展的高效率的金融体系；另一方面尽快形成在开放条件下的金融风险管理制度。（5）处理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军人当权、家族统治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政权形式，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矛盾将日益突显。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须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6）处理好文化因素与经济、政治因素之间的关系，正确认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东亚传统文化对经济与政治生活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又包含有某些消极成分，应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扬弃消极陋俗，吸纳外来先进文化，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推进教育改革，培养更多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才。（7）处理好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以及各国自主发展之间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发展中国家是世界经济列车的组成部分，须与世界经济接轨。东亚国家应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的国际环境，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合作。经济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是两股平行发展又相依促进的潮流，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地区合作的同时，维护各国的经济自主权。
课题指出，发展中国家先后组成的区域性合作组织，是当代国际关系中一种新的现象，东亚国家的合作在探索一条适合本地区特色的区域性合作的道路。课题是一项集体研究工程，他们都是罗荣渠教授的学生，课题设计遵循了罗荣渠教授的思路，具体的写作是作者们根据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新形势和多年的研究独立完成的。《东亚的历史巨变与重新崛起——东亚现代化进程研究》于2004年出版，获得北京大学第十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还在2004年下半年《东南亚近现代史》（上、下册)将付梓时，北大东南亚学研究中心开始酝酿“古代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研究课题的设计方案，并组成了由我牵头的课题组， 制订计划，开始写作。2005年5月，北大东南亚学研究中心主办了“古代东南亚历史与文化”学术研究会，会议围绕“关于古代东南亚历史研究：理论·分期·方法”“外来文化与东南亚：传播与影响”“南亚古代史研究：事件与问题”等专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在这次学术会议所提交的论文基础上，2006年10月出版了《古代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研究》学术论文集。这本论文集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国东南亚学界关于古代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成果。
《东南亚古代史》是我退休后牵头主编完成的又一部重要著作。它是我退休后一部带有总结性的东南亚史著述。《东南亚古代史》获得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和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作者们经历六个春秋的共同努力，多次修改，数易其稿，终于完成70余万字的《东南亚古代史》全书的撰写。2013年3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东南亚古代史》是探索东南亚古代地区史的一次重要的新尝试，它在吸纳国内外东南亚史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突出中国东南亚古代史研究的独特视角，全面系统地阐述从远古至16世纪初叶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发展。《东南亚古代史》的特色和创新突出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全球的视野和区域史的框架。
究竟应采用哪种观点，从哪一视角来考察东南亚的历史与文化，这是东南亚史研究中首先遇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该书写作从全球的视野和区域史的框架出发，将东南亚视为一个相对独立和统一的整体，并从东南亚自身历史的视角出发，努力摒弃长期主导东南亚学的“欧洲中心论”“印度中心论”抑或“中国中心论”等偏见和旧识，强调东南亚文化的主体性与延续性；从东南亚的历史实际出发，探索东南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多样性的特点，通过梳理东南亚古代历史发展脉络，对东南亚诸王国兴衰的历史经验作了一定的归纳与总结，并对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给予了适当的评析。
与以往出版的国别史汇编不同，该书既有对地区历史发展的综合性整体论述，又有对各主要国家和重要事件的具体分析与专题研讨：既有古代东南亚国家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的历史论述，又有对古代东南亚国家各民族宗教文化的阐述。该书的绪论、各编的编首语和结语等均为综合性的论述，而各编都有对东南亚各国和各地的历史的具体考察和系统阐述。避免了以往按王朝和国别的撰写历史的方法的不足。
第二，发掘和利用多种史料。
作者们发挥了掌握多种语言文字，特别是东南亚国家语言的特长，在吸纳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同时，尽量发掘和利用了东南亚国家的史料与古籍文献。该书参考文献引用了多种东南亚国家语言的著作。以前中外学者对东南亚早期国家的了解，大多依靠中国的古籍记载和少数有限的西方文献与考古材料。而该书作者则尽可能利用了当地的文字材料与考古所得，并依靠当地和境外的文献进行互证与比对。
第三，论述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在东南亚分期、史前文化及其特色、稻作文化与古代社会结构、早期国家形成和演进、中央集权国家兴起与特征、宗教文化的多样性和本土化，以及中国、印度与古代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等方面均提出了颇有新意的论述。曾经有人认为古代东南亚地区文化滞后，东南亚文化是在外来先进文化的影响下才发展起来的，该书认为在外来宗教与文化输入之前，东南亚已有自己固有的独特的文化，而且在史前时代已与中国华南地区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指出了东南亚的社会结构以家庭为基础，村寨为社会的基层组织，而农村村社的长期保存和双系继承制的存在，是东南亚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并论述了妇女的重要地位：该书参考了学界关于东南亚早期王国性质的讨论，将东南亚早期王国定位为属于次生形态的早期国家，认为它们的形成受外来文明的重要影响，但又具有浓厚的本土化因素，并阐述了早期国家的形成、特征和演进，同时分别对东南亚大陆和海岛地区两种类型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兴起、特征与更迭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
第四，将历史与文化结合起来研究。
把历史与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是该书的一个重要特色。在论述古代东南亚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发展的同时， 对东南亚的古代文化，特别是宗教的发展做了较为充分的阐述。宗教对东南亚国家的社会生活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该书对东南亚国家创造的以宗教文化为特色的蒲甘寺塔、吴哥窟、婆罗浮屠和巴厘等著名的文化古迹均有描述和评介，认为东南亚宗教、文化发展具有的多样化和本土化的突出特征。同时，还以相当大的篇幅介绍和论述东南亚国家之间彼此的文化交流及其对该地区历史与文化发展的影响。
第五，在研究和平发展的关系时，并不回避战争。
该书认为，在中国与东南亚邻国的关系史的长河中，和平的交往，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是发展的主流。虽然在历史上曾有统治者发动过一些战争，但是比起那些战争来，两千多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友谊关系，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所遗留下来的痕迹要深刻得多，所发生的作用要广泛得多。东南亚国家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它们之间经常发生纠纷和战争。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一个国家与王朝的兴起与繁荣，往往伴随着对外扩张，而战争则是对外扩张的最重要的手段。掠夺人口和财富，扩张领土的欲望是爆发战争的重要根源，这是由社会的性质和国家政权的本质所决定的。该书认为在拥有广袤的森林、无垠的土地，但人口短缺的东南亚，发动战争的基本目的都在于控制人力资源。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东南亚国家之间虽频繁发生战争，但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在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各国之间的交流并未中止，而且日益密切，甚至战争有时也成为其相互交流的重要途径。
最后值得提出的是，该书也是一项集体研究工程的成果。我和李谋、杨保筠任主编，梁敏和教授等分工写作。主编负责全书的总体设计大纲拟订、绪论和综论部分的写作及全书的统稿；各个章节的写作主要是执笔人的辛勤劳动，也凝聚了其他成员的心血与奉献，有些章节是多位作者参与修订完成的。可以说，该书是多学科互动、取长补短的协作工程，体现了课题组成员集思广益、精诚合作的精神。
《东南亚古代史》出版后获得学界的高度肯定，2014年8 月，中国东南亚研究会会长庄国土在为《东南亚历史文化研究论集》所写的序言中说“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以梁志明教授为首的同仁，他们不久前问世的力作《东南亚古代史》的出版，不但展现中国东南亚研究学者们在古代史研究领域堪与国际水准竞争的最新水平，更重要的是昭示中国学术界，有一批人在坚持学术研究的本真：客观还原历史真相，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脉络。他们在探求历史科学中，也展现了学者应有的学术良知和人文精神。”这部著作经评审，于2012年入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文库”，2015年被教育部评为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三等奖。
由于在退休后继续潜心科研，勤勉治学，2019年12月，学校决定授予我“首届北京大学离退休教职工学术贡献奖特别贡献奖”。
回顾多年的学术研究历程，自进入北大历史学系担负教学科研以来，我基本上是结合教学任务，投身集体科研，共同完成一个课题，我的大部著述均是走集体协作的科研道路，合作完成的。特别是退出教学与行政第一线，担任东南亚学研究中心负责人之后，常以研究中心为平台，申报课题，以团结和凝注中心成员的力量，开展集体研究。因而从21世纪初以来，我的一部分科研成果——著作与教材，大都是由中心组织申报，呈现集体智慧结晶的显著特点。这正印证了一句哲言，一滴水只有放入大海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把自己和集体融合在一起才最有力量。
饮水思源，在这本文集即将付梓的时候，我衷心感谢三湘父老的恩德和中学、大学母校的培育，老师们的教海和同窗及亲友们的关怀与帮助。几十年我一直在北大历史学系从事教学科研，虽兼任过基层党务工作，但从没有脱离教学岗位，教学是我的一大乐趣。通过教学工作，我与同学们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我的科研成果大多是在教学过程中逐步积累而成的。我指导过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都已毕业，现已在各自岗位或学术领域内做出可喜的成绩，成为中坚骨干。我们在互联网上组群，保持密切联系。本文集的出版，他们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还要提及的是我的家人，特别是与我朝夕相处的老伴——何傑老师。我俩都出生在湘江之畔，又在北大历史学系同窗五载，即是同乡又是同学，六十多年来风雨同舟，苦乐与共，我的每本著述和每篇论文她是第一读者，都凝聚了她的心血。她虽已去世，但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最后，我要向世界知识出版社的车胜春和张怿丹同志和为本文集出版操劳的编撰者们，表达诚挚的感谢！
《梁志明执教治学60周年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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