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11日，由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办的“时空视域下的中国古代史诸题新探”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及中央民族大学等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30余名知名学者，从时间与空间视域，就中国古代史中的诸种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在与会代表致辞中，南开大学李治安教授表示，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是中国史学向科学化大进军、大发展的时期。现今断代史研究中，尽管博士论文的规模和数量发展在世界上比较明显，但档次和质量仍需再上一个台阶。因此，在这几十年的建设基础上，必须适当地融通断代史，从多维度诠释中国古代史，并以前辈学者为楷模，力求做到实证和会通的完美统一。此次研讨会为建立断代史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对话机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也是一次不错的尝试。中国社会科学院楼劲研究员则认为，百年以来，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方法在日益普及和推广、运用中经过了内涵逐渐丰富、理解不断深入的过程。他借用陈寅恪先生的经典之言，阐明当今学者对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异族故书与吾国旧籍、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的认知障碍虽已消除，但仍需正视中国传统学术对自身所处时代和社会的思考，在真正的相互参证当中切实推进古今中国相通的诸多问题的认识。并就现实历史而言，中国发展、中国问题、中国道路和中国学术等各个方面，其推进过程已经到了反观自身而不是借助外力的阶段。又称赞本次会议不限角度、不限论题，尽可能使大家各成所长、各得其所，能自由地对中国古代史研究各个领域作出新探。南开大学胡宝华教授也作了简炼的致辞，他提到自己以制度史为研究兴趣，并时刻关注当今的中国现实。又将新完成的唐代谏官课题与近代历史事件勾连起来，以古鉴今，实现古今贯通的思考。同时，他也表达了在批评和交流中进步的会议愿望。三位学者均认为，这次研讨会以“时空视域”和“诸题新探”来研究中国古代史中各断代的问题，选择议题好，适逢其时。
会议为期两天，以时段分组研讨，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古代政治与制度考察
中国古代史中的政治变动与制度沿革，历来是学者们不断深入探究的重要问题。以陈寅恪先生为例，他对古代制度的渊源与演变的探究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借鉴和思路。在此次会议中，李治安教授探究了秦汉至明代编民耕战政策模式从确立与鼎盛到复兴以至“辉煌”的发展过程，分析其历史地位、作用及局限。并指出此种耕战模式重在对百姓及地主经济实施全面管控，目标是举国动员和富国强兵。而这种藏富于国与举国体制在当时社会中既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又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
楼劲研究员从唐代科举常科贡士格局的形成及投牒自举之况出发，推溯了投牒自举在察举制演进中孕育形成的脉络，认为南北朝渐趋流行的异地察举和求举觅举之风为投牒自举提供了基础，而北朝地方官学生徒课试举贡之制则推动了其形成并逐渐演变为一种制度，之后隋唐常科贡士的相关规定和武周以来投牒自举者多寄学应举的状态便由此而生。又表明，投牒自举的孕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与魏晋以来举贡基础拓展、科目内涵调整、考试制度完善等事态相互呼应，构成了察举制向科举制错综演进的连续场景。
张荣强教授从简纸更替的角度，探讨中国古代基层统治重心上移的问题。由于简册具有书写和运输保管上的缺陷，秦汉时期，帐簿文书所负载的管控民众、征发赋役的基层行政功能主要在国家权力末端的乡级机构中展开。而在纸张代替简册后，帐簿制作上移到县廷，为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提供了技术条件。但县廷无法直接面对分散的个体小农，伴随着唐后期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新兴乡绅阶层的政治参与开启了“皇权不下县”的局面。
胡宝华教授考察了唐代尚书都堂集议的具体运作，从法律制度、军事、财政经济、科举、宗教、决定君臣谥号、传统礼仪、抑止佛道活动等方面叙述了都堂集议的内容，并分析了尚书都堂与中央权力重构之间的关系。由此推出，在正常的政治生态环境下，君主政治的主要表现为集体协商而非君主专制，尤其在唐代，时代的主旋律应该是君臣共治与君臣道和。彭勇教授则从明朝中央针对“荆襄流民”的社会问题所做的化“边区”为“政区”的应对，分析了湖广行都司的制度运行与地方社会秩序的调适，辨析了卫所的辖区属性。
另有鲁西奇教授评述了东晋南朝乡里之间杂用汉晋制度，但侨郡县及蛮獠地区多为当地人控制。王安泰副教授考察了东晋至刘宋幽、平、并、冀、凉等侨州的置废及各自发展脉络，并延伸到刘宋废除东晋原有封国与天下秩序的构建。王义康研究员探讨了唐代羁縻州“因俗而治”的特性和与内地行政体制一体化的共同性。董劭伟教授以迁入官的独特视角，考察唐代吏部侍郎的选任。
二、 历史文本书写与解读
在历史研究中，王国维曾提倡“二重证据法”，即是将“地下之新材料”与传统文献记载相印证，以便考察古代历史文化。因此，我们必须对不断出土的新史料与既有的纸本材料进行细致对照，充分解读各类文本，并分析其来源及形成过程。首先，关于石刻资料，李鸿宾教授依托《河北宣化纪年唐墓发掘简报》中的6合墓志，针对性讨论了唐后期幽州雄武军军士死后的族葬、服役地区之现象。围绕墓志内容，文章就该军军士长期戍边服役与死后就地安葬相关联，比较具体地论述了外来军士“地著化”的趋势和过程。并以此为基础，讨论了雄武军所处的位置与其之后发展走向之间的内在联系。王永平教授以山西汾阳出土的唐代曹怡墓志铭为切入点，探究其粟特后裔与太原元从的身份，并发现曹怡家族以军功和武职入仕，又有攀附华胄的行为和崇尚文学与礼乐的汉化色彩，反映出入华粟特人“夷形华心”的特性。冯培红教授亦从墓志铭入手，探究隋代虞弘与不同时代的三位鱼弘的关系，判断他们均出自西域鱼国。
其次，在对民族文献的利用与研究方面，白玉冬教授释读了蒙古新发现柯尔格色音敖包鲁尼文碑，认为此碑是为纪念毗伽啜莫贺达干而设，此人大概为长安三年（703）使唐的莫贺达干。胡鸿副教授以鄂尔浑古突厥碑为文本载体，分析碑铭的物理形制及其与突厥传统之间的关系。吐送江·依明副教授从语文学角度释读了蒙古国出土的回鹘文《乌兰浩木碑》，并对碑文进行了转写、翻译等方面的考释。
最后，关于文书、族谱与方志，阿风研究员着重关注材料的编纂背景与史料系统，将明代徽州府休宁县《珰溪金氏族谱》中有关先祖科举、行事的公文书与族谱、方志相互对照，探究后两种文献记载的源流。关于古籍，黄金东副研究馆员探究了《皇清职贡图》刻本的三个版本及相互关系。
三、人物、家族和群体史探究
历史由人创造而成。因此，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不可缺乏对人类活动的关注和考察。小到单独的历史人物，大到某个家族以至群体，都应该成为史学研究者的瞩目所在。针对具体的人物研究，苗威教授通过观察文学塑造和历史建构中的檀君，发现其从稚嫩的神话元素到民族始祖的转身。在历史话语体系下解构檀君，并探究佛教对于檀君神话的培育与催生，挖掘檀君相关记事中的文化基因，从而客观审视东北区域历史记忆的共性与殊性。
蒋爱花副教授根据唐代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的不同文本记载，探析造成记述差异的成因。通过解读其人物生平，考证刘济的死因以及对待朝廷时割据和恭顺之间张弛有度的政治态度，进而从动态的角度重新理解唐中后期河朔藩镇与中央分庭抗礼之势。曹流博士通过考查辽与后晋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儿皇帝”的诞生、燕云十六州名称、辽晋交恶的原因等有关石敬瑭的诸问题，在此基础上重新梳理了对石敬瑭的评价变化之因，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在家族和群体史研究中，尚衍斌教授通过对高丽韩氏中韩康、韩谢奇、韩永、韩渥等人及其子、孙辈成员的事迹考证，发现韩氏家族成员的仕宦活动、家族文化和对蒙元文化的认同，借此透视高丽政争的复杂性及元朝和明初的中朝关系。冯贤亮教授认为，明清之际士人的生死往事，生活经历与社会体验、权力关系和文化网络等建构起当时最值得关注的日常生活形态。明清两代士人生活的差异，特别是对地方社会的变动和王朝统治的因应的言说，透露出时代变局中这部分群体的生活变革与精神世界转向。再有王元林教授剖析了宋代军中的“三圣神”崇拜及其与宋代军民忠烈信仰的联系。
四、古代边疆与民族问题探析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是边疆与民族问题研究的史学重镇，因而会议中关于这类问题的探讨多出于该校学者。赵令志教授重新检讨了明代女真的分类及野人女真的范围，认为野人女真不能等同于东海女真。达力扎布教授对雍正年间任乌兰察布盟盟长的归化城土默特都统丹津进行了详细考证。廖靖靖博士基于唐代太原的战略地位和周边民族环境，分析了唐朝与北方民族的互动关系。严赛博士探究了清代汉文献中傣族群支傣允（又称“戛于腊”）与缅甸土司的跨境纷争及清廷的处置方略。另有北京外国语大学石云涛教授论述了回鹘道上的交通以及唐与回鹘之间的通使、和亲与贸易。
除以上四个议题外，部分学者也就中国古代史中的其它问题发表了独到见解。游自勇教授探究了中古墓地功能及地产性质。张剑光教授探析了唐五代时期“江南”的地理方位和地区概念，论述了其社会风气的转变、经济水平及江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耿元骊教授考察了唐五代乡村百姓之间的契约关系，研究了中央官府权力如何深入乡村基层。
此次会议报告中，值得注意的是，沈卫荣教授从蒙古东征与欧洲中世纪思想史、蒙元史研究传统、蒙元史研究类型的转变、当代蒙古历史叙事之批评等方面，分析了全球史视阈下蒙元史研究、蒙元历史叙事的构建及其范式的转变问题，可谓视角新颖，见解独到。钟焓副教授则是对其所著《重释内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中表述不清的地方加以修正和补充，如“内亚”概念，伯希和、劳费尔的语言学及考证贡献，梅维恒关于内亚历史与文化的研究，白桂滋的历史语言学实践以及张承志对内亚史的探究等，并对与此书主题相关的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使其学术思路更加明确。
会议总结
期间，多位“与谈人”作了精彩的评议，学者间不乏精彩的交流。在会议总结中，楼劲研究员称赞此研讨会在长时段探索具体历史问题、研究大视域下诸多民族问题、深入探究制度和社会问题以及考察史地个案，尤其是拓展碑志、档案、家谱等新入视野的史料等方面取得相当的成果，实现了名副其实的“新探”。但就目前中古史研究而言，我们仍需注意以下四点：其一，加强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历史语言学等历史学基础性研究方法的综合利用；其二，亲历实地考察的重要性不断凸显，要重视现场并尝试发现新的线索，进而弥补史料相对缺乏的断代研究；其三，在史料数据化不断完善的环境下，数字化善本的开发和维护亟待重视；其四，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以先辈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重视从新的角度探究“五朵金花”等经典历史问题，以避免不断另起炉灶导致的原地踏步。李鸿宾教授则谈到，参会学者分享了许多对古代史问题的看法，展现其丰富的学术积累和思考，使我们得以窥视知识背后隐藏的智慧。在日常学习和研究中，阅读外文原著对于透彻了解作者的话语语境和问题解决意识很是必要。因此，只有进入并挖掘史料，总结材料中有价值的知识问题，才能在历练中培养学术研究的敏锐性和敏感性。
整体看来，这次会议体现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许多新特点，一是融通断代的视域，许多论题以断代为基础，做了跨时段的观察和思考；二是利用传统汉籍文献、诸种非汉文史料以及田野资料等，对古代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度考察；三是把民族史、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推向新高度，揭示了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面貌，为之后的古代史研究朝纵深发展提供了方向；四是在沟通国史研究与中外学术理路的基础上，史学的研究层次得以提升。因此，此次“时空视域下的中国古代史诸题新探”学术研讨会，也代表了目前国内外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高水准和未来发展的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