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分用与文体混用：近代早期西方历史写作中的文体演变
撰文/徐波
奥尔巴赫在《模仿论》一书中从文本入手，为现实主义文学辩护，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文体分用/混用理论。他认为，每种文体都意味着对特定对象的描绘与再现，内含有独特的真实观。不同的文学“文体”意味着某一历史时期内文学再现现实的特定方式，是“对于人类活动的不断变化着的诠释方式”的缩影。对他而言，文体不仅与特定文学体裁在语言风格上的审美要求相关，而且还意味着特定的表现对象。正因如此，奥尔巴赫选取了在审美风格上截然对立的两种文体原则，即“文体分用”( the separation of styles)和“文体混用”( the mingling of styles) ，并结合它们各自在“处理写实题材时严肃性、问题性或悲剧性的尺度和方式”上的差异，来论述二者所表现出的审美特征。
“文体分用”原则要求语言风格必须与表现对象相适宜，并且各个文体之间因表现对象的差异而有高低之分。“文体分用”原则基于一种严格的文体分类，奥尔巴赫将之概括为高、中、低三种文体。高等文体是以崇高庄严的悲剧表现君王和英雄的荣耀伟业；中等文体是以端庄幽默的社会喜剧表现正人君子的风雅趣事；而低等文体则是以怪诞粗俗的民间笑剧表现平民的日常生活。不同文体因其表现对象分属的阶层不同，造成了审美风格上的高下之别。奥尔巴赫将 17 世纪的法国新古典主义视为“文体分用”最典型的践行者。因此，“文体分用”原则代表着古典规范对文学再现世界时的一种界定。它是以理性预设的方式去界定现实，认为只能将代表理性的部分纳入文学再现的范围之内。这样一来，艺术上的美化就以真实性的丧失为其代价。
“文体混用”则既是在风格上将怪诞与崇高同等对待，也是就表现对象来说，崇高被用来再现普通民众及其日常生活场景。如果说“文体分用”是单声部式地再现预设的必然世界，“文体混用”则是多声部式地再现包含着偶然与必然并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变动着的世界。首先，“文体混用”意味着原先低等文体的审美风格获得了与高等文体同等的地位，二者被置于同一文本之中，共同再现现实世界。这源于法国浪漫主义兴起时所提出的美学原则，同时也是对“文体分用”的直接反拨。其次，“文体混用”还意味着从属于高等文体的崇高风格被用来描写平民及其日常生活。这种突破高下不同文体语言风格的做法在《圣经》中已有体现。
奥尔巴赫关于文体分用/混用的论述为我们透视近代早期西方历史学的演进，历史著作形式的变化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工具。根据他的观点，各种文体各有其功能，形式即是内容，不同文体表现不同的现实，文体分用、文体混用自有其道理。据此，我们既可以辨识出西方史学史传统中古典古代的文体分用，也能看到受圣经影响，从中世纪开始的对文体分用的一些突破和超越，以及近代早期以来西方史学的视野拓展，学科融合和文体混用的发展趋势。
1909年德国著名古典学家菲利克斯·雅各比在其《希腊历史学家残篇集成》出版之前曾发文，以其特有的清晰和博学阐述了他对希腊各种历史著作文体形式发展的看法。按照文体产生的时间顺序排列，雅各比将希腊的历史著作写分为五种体裁，即神话或宗谱、民族志、年纪、当代史和方志，不同的体裁有相应的语言风格要求。对雅各比来说，最重要的一种类型是当代史，他把当代史作家定义为“那些不受地方限制叙述他们自己时代的希腊历史或直到他们自己时代的历史的作家”。当代史的区别标志是：1）主要讲述作者自己的时代；2）希腊方面的观点；以及3）一种泛希腊的处理方法，即包括所有希腊城邦的事件。这种类型第一次出现在希罗多德的第VII-IX卷中，因为在希罗多德的书中，描述性元素（民族志的标志）被纳入了历史思想和对历史因果关系的探索中。在下一代历史家修昔底德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著作中这一体裁得以充分发展。雅各比通过将任何聚焦希腊本土以外异域他邦的作品视为“民族志”，以此来避免对他的观点的任何挑战，即他认为希罗多德是第一个历史学家。雅各比并不否认生于公元前520年前后的米利都人狄俄尼索斯（Dionysius of Miletus）写了四卷本的《波斯志》（Persica），比希罗多德的《历史》更早，但是，由于它聚焦波斯，所记载的内容也不局限于政治、军事和外交，所以这部作品不能被称为历史，而只能被称为民族志。
雅各比区分出的几种历史著作体裁，其实是现代研究者的分类，在古典古代或许并不存在那么严格的区分，不过并不能说古代没有文体意识。不同的著作形式，不同风格的语言文字适宜于不同的主题内容，这在古典古代是非常明确的。“公共事物”是古希腊、罗马历史家关心的唯一重要的事情。所谓公共事物即是希腊的军事征服、罗马的霸权和杰出的政治、军事领袖及其党派之间的斗争，穷人、商人甚至精神领域的杰出人物都一般不在历史家的视野之内。历史著作，尤其是当代史的主题是城邦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是政治家和将军的言行。正由于他们的历史著作的主题是政治军事的显要人物和高层外交，所以历史著作必须用庄重的语言，采用编年叙事的体裁，也就是说这时期历史著作呈现的现实是由城邦政治所界定的，写作和阅读历史著作属于城邦公民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古希腊、罗马历史家与中世纪历史家都把历史著作看作是文学作品，但是，这大体一致的看法并没有使他们在用词风格上趋同。中世纪基督教文学产生于崩溃了的古典世界，从古希腊、罗马所得甚少，中世纪历史家的语言典范是《圣经》，这就使他们在措辞上完全不同于古希腊、罗马。古希腊、罗马所谓“庄重”的文体深受雄辩术的影响，“历史家被允许用诗的语言，用不寻常的字眼儿。通过词语的怪异来引起惊奇，用晦涩的措辞来唤起欣喜”（奥尔巴赫）。而《圣经》尤其是拉丁文《圣经》措辞平易直率，反映了一般民众的语汇和语法。这是因为在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圣经》的过程中，翻译者受到当时流行民间的通俗拉丁语的影响。《圣经》使这种接近民众的、平易的语言风格具有了权威性，以致于在许多场合使用《圣经》语言能使文体显得高贵。因此，著名古典学家奥尔巴赫指出的：“《圣经》是被写成历史的，是供大多数基督徒阅读和听讲的。它塑造他们的历史观，他们的伦理的、审美的习俗。有意无意地基督教作家都受《圣经》的影响，根据它来形成自己的文风”。
在中世纪历史著作的主题较古典古代有所扩展，不仅世俗的政治、军事活动，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生活，教会的活动以及世俗生活的宗教意义，等等都成为中古历史著作的内容。尤其是一些圣徒传把中世纪的日常生活刻画得栩栩如生，使我们看到中世纪社会实况和风俗习惯最真实的图景，其中既有关于中世纪的疾病和医药、瘟疫和卫生的解释，也有当时商业贸易的一些情况。然而，即便如此，中世纪历史家把符合经典，符合教义作为历史真实的标准，也就是说这时期历史著作表现的现实是由宗教信仰所界定的，范围的扩大并没有突破其单一性质，所以，在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著作体裁是由复活节表发展而来，同时受到古典时代编年史影响那种形式和内容都非常独特的编年史。对于中古编年史家来说他所叙述的事件也是其史著的结构，事件的时间顺序预先决定了叙事的形式。在包罗万象的历史全景内，时间不具有叙述连续性的功能，而是被用来测量与神圣事物之间的远近。这样一来中世纪编年史就超越世俗道德垂鉴的功能，具有了神圣的宗教含义。这种具有浓厚宗教意味的编年史因其宗教性而神圣高贵，用这种文体写作甚至成为作为历史家的基本要求，尽管其语言受圣经的影响而措辞平易，不像古典史著那么“庄重”。
实际上，直至近代早期，西欧有关过去的著述，包括历史、博学研究、传记、方志等就一直存在一个高下等级关系的。历史肯定处在文体等级的顶端，接下来是传记，再往下方志、年纪、家族谱系等博学研究著作。从古希腊开始作家们对文体就有很强的自觉意识，普鲁塔克明确表示他写的不是历史而是传记。传记是关于“真人”的故事，而历史则是关于“真事”的记述。到文艺复兴时期，这种文体之间高下之分依然很严格。在瓦萨里写作《艺苑名人传》的过程中，他曾征求人文主义作家维琴齐奥·博尔吉尼的意见。博尔吉尼尖锐指出瓦萨里没有严格遵循传记写作的规则，“你著作的目的不是要写画家的生平传记，也不是要叙述他们的家世族谱，或他们的日常生活行为，你仅仅是要描述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家的艺术创作……传记是君王的特权，或者那些成就了王侯般伟业之人的特权。”因此，博尔吉尼认为，瓦萨里应该专注于叙述艺术家的艺术创作，艺术本身的成长，舍弃那些不必要的日常生活故事。这样就是在给艺术作传，写作的难度会降低，而且历史著作与传记著作在文体上的冲突也不会那么突出。英国学者利兰有写作英国历史的意图，为此收集了大量资料，不过至死没能完成夙愿，因而从来不以历史家自居，谦逊地称自己为古物学家。卡姆登尽管写作有《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编年史》那样的纯粹人文主义风格的历史著作，但他还是不认为自己是历史家，而且还强调自己的《不列颠志》不是历史著作，要人们留意这部著作关注的是地志学主题，承认古物学家的谦卑地位。这充分说明直到卡姆登的时代，博学研究与历史研究，古物学家和历史家是有区别的，古物学著述与历史著作由于其主题和文字风格的不同而有高下之分。
然而，正是在近代早期，随着社会的世俗化进程的加深，民族意识的日臻成熟，新经济和新政治因素出现，政治、军事和精神方面的高层精英不再垄断历史，历史著作的内容得到进一步拓展，不再局限于政治、军事、外交和宗教，而要求囊括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社会上下各阶层的沟通，历史研究、博学研究、地理学等各学科的融合，这些都有助于促成历史著作体裁的变化。因此，这时期历史著作所要呈现的现实不再是政治或宗教观念所界定的狭隘现实，而是人类广泛的社会生活现实，严格的文体分用不适应历史写作的实际。正如古典学者吉安·比亚吉奥·孔泰（Gian Biagio Conte）所说：“经验世界要被感知，就必须被转化为非其所是的某种东西，即转化为一种被赋予意义和形式的现实模型。体裁作为一种媒介，允许这种选定的现实模式进入文学语言；这给了它们被'表现’的可能性。”体裁毕竟是历史家写作历史时的“创作策略”，它可能为历史家描述现实世界提供了一个框架，但并没有为他规定具体该怎么做。根据实际情况来模仿、创新以及与前人的竞争是古代历史写作中最重要的元素。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家有通过探究民族起源、追溯古代历史，研究文物古迹、描述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来建构民族认同的强烈愿望，所以他们写作历史是既传统又创新，遵循已建立的卓越模式，同时做出一些略有不同的东西，一些自己的东西。模仿是一种对前辈的致敬，但它不是简单地盲目复制，而是将一种新的精神注入到传统的处理中。近代早期的历史家要书写民族历史，创作一种以前从未见过的历史作品，必然突破文体分用，而卡姆登的《不列颠志》堪称以文体混用的创新来表现新的历史现实的典范。
利兰的历史地志研究启发了后世学者，威廉·兰巴德的《肯特巡游记》是利兰之后出现的历史地志杰作。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 1551-1623年）更在前人的基础上，把历史地志研究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为民族历史写作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不列颠志》是在实地考察，认真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而且，初版后到1607年修订出版，整个修订过程也与实地考察研究分不开。
《不列颠志》是卡姆登多年研究的结果，他把这一研究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是探究最古老的不列颠居民；其二是追溯英国人的起源；其三是考释托勒密等古代作家的著作中提及的不列颠古城。根据他初版序言中的陈述，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写作动机和全书的总体计划。他打算把古代不列颠人的历史叙述、英国人起源的研究和古代城市的考证，这三方面的内容整合在一部著作中，这也是他将全书分成三部分的原因。卡姆登的初衷确实是要写一部英国历史地志研究著作，而在实施这一计划过程中，他创造了一种以各地区为单位写作整体民族历史的新模式。他以比昂多为榜样，借鉴意大利和德国的历史地志学研究方法，沿着利兰等英国前辈的道路，赋予不列颠历史以连贯性和整体性，以及更鲜明的民族特性。卡姆登试图锤炼出一种特殊的著作形式来囊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结合两种类型的研究，适应历史学的编年叙述和地志学的系统描述两种不同的文类。
因此，《大不列颠志》的第一部分是以编年叙述为主要特征，涵盖凯撒入侵不列颠到诺曼征服时期的历史事件，叙述古代不列颠人的历史，这是英国人的民族起源和巩固发展的时期。在这一部分，作者完成了他的头两个目的，即叙述古代不列颠人的历史和英国人的民族起源。该部分采用编年叙述的方式述及不列颠历史各个重要时期，包括古不列颠人时期、罗马殖民时期、盎格鲁-萨克逊时期和丹麦人统治时期，最后以诺曼征服开始英国民族巩固发展的新时期。他在这一部分表现出明显的解释历史的意图，以概述不列颠总体情况开始，接着分8小节分别叙述不列颠人的各组成部分，就是按编年顺序叙述在不列颠定居的各族群。最后讨论不列颠的地区划分、贵族等级和法律制度。他认为，诺曼人征服者威廉标志着外来入侵的结束，确定了不列颠各地区的划分，结束了一个纷乱的历史过程，使英国从此成为一个繁荣的基督教国家，而且，由诺曼人开启的制度和文化直接延续到都铎王朝时期。
《大不列颠志》第二和第三部分是历史地志描述，包括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和其他岛屿，描述的地点中有许多是古代地理书和游记中提及的城市和要塞。这样就达到了他写作该书的第三个目的。第二部分是对英格兰、威尔斯和苏格兰的实地踏勘记录，其描述以罗马殖民前不列颠凯尔特人的地区划分为单位。第三部分是关于爱尔兰及其临近岛屿的地志描述，同样以地区为单位来安排。在这两个部分，他介绍了各地区主要城市和城镇概况，考释和描述了古代地理著作中提及的城市。他花了很大功夫考释古代地名，利用词源知识来辨认古代城镇、村庄和要塞，并且努力将古今地名关联起来。他测量各地之间的距离，将测得的数据与古代地理著作上的记载做比较，根据实物遗迹来考证文献记载。他借助托勒密的地理著作和《安东尼旅行指南》（Antonini Itinerarium）等古代文献，辨认出了许多古代遗址，试图寻找古不列颠人的聚居地。他用这种的方法来追溯各地的历史，介绍它们的概况。他总是从一个地名的词源分析入手，然后沿着旅行线路来编排各地历史概况，同时关注沿途各地值得注意的建筑和值得记载的事件，以及与之相关的古代和当代人物，每个郡的考察都以讲述当地贵族世家来结束。
像卡姆登这样沿着旅行线路来编排著作在古代和近代早期都有先例可循，罗马作家普林尼的《自然史》、希腊旅行家鲍桑尼亚《希腊志》，以及他的同时代人比昂多和利兰的著作无不如此。《不列颠志》与这些著作不同的是，他将地方史纳入自己的著作，其目的不是为了汇编各地历史，而是要创造一种整体的，有层次的全新著作结构。他不是严格地按照编年顺序叙述政治、军事事件，而是按照地区单元来系统描述整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注重局部与整体的联系，既关注时间上的连续性，又重视空间上的统一性，从而把地方史融入一个整体的民族国家历史，这是卡姆登的超越前人的成功之处。卡姆登无意标新立异，但由于他接受大陆人文主义传统，并不囿于传统，把历史地志研究与历史编年叙述结合起来，使他在西方史学史上占有独特位置。卡姆登既是一位优秀的人文主义历史家，又是一位卓越的博学研究者，他的《不列颠志》说不上实现了历史研究和博学研究的真正融合，其明显具有折衷性质，有学者认为是地志描述与历史叙述两种文类种属间的混合（generic hybrid），实际上，这是文体混用的典型，也是两个学科融合的初步。
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开始，历史研究与博学研究就是两个截然区分开来的学科，这种情况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没多大改变。这两个学科无论是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目的，还是著作形式和文体要求都有明确区别。在文艺复兴时期，尽管结合历史叙事、地理描述、文献证明和实地考察的历史地志著作逐渐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文类，其涵盖非常广阔，内容上包括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值得记载的事物，但是，从事历史地志研究的学者都不以历史家自居，而是常常自称为“古物学家”，历史地志研究属于博学研究的范畴。古物学家的研究动机是博学好古，是对家国母邦的热爱，对其过去抱有浓厚兴趣。历史地志著作与历史著作不同，它往往不是围绕政治、军事、外交事件，严格按照编年顺序的连贯叙事，不以分析事件的前因后果，提供明确的道德教训和政治智慧为目的，关注的重点不在时间之流中的人事，而是特定空间范围内的自然和人类事物的方方面面。
然而，英国是经由意大利博学家博莱多尔·维吉尔来接受人文主义史学新风格的。维吉尔把博学研究成果应用于历史写作的方法对英国的历史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使英国的博学研究与历史研究不像欧洲大陆那样分明，“历史家”与“古物学家”这两个术语之间的界限也不是那么清晰。人文主义历史家和古物学家都认识到现在与过去之间的距离，以几乎同样的方法来对待过去，历史家试图把那些值得记忆的高贵而美好的行为传给后代子孙，而古物学家也以保存古代文献、文物古迹和贵族谱系为职责，二者都重视学术研究的实用价值和爱国目的。尽管如此，二者之间还是有差异，历史家遵循修昔底德和李维等古典榜样，写作文辞优雅的历史著作，重视事件的因果分析，而古物学家则对各种古物，包括古代文献、古代器物和古代遗迹等更感兴趣，搜集和描述古物古迹，关注传统的传承，其系统描述的著作也不太重视修辞。
利兰的《旅行日志》无疑是博学家的著作，目的在于观察、记录和保存，他的愿望是要为保存文物古迹和古代文献作贡献，是要通过描述古代遗迹嘉惠于后代子孙。因此，利兰记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意在“发现英国”而不是在叙述英国的历史，是地志描述而不是历史叙述。整部日志按照巡游各地的先后顺序来编排就是要呈现这一“发现”过程，不像卡姆登的著作有重要的历史或政治主题贯穿其中，有明显的解释意图。与利兰的著作形成鲜明对照，卡姆登的《不列颠志》有精心的结构，所以，“它是重建而不是发现，它是再造而不是搜集或描述，尽管强烈感到它在描述民族国家的面貌，但重要的是历史叙述，而不是描述。”卡姆登的著作有主题、有观点，而利兰的著作只是备忘的旅行日志，虽然他们都按照旅行线路来编排内容，但利兰是要呈现空间的巡游，卡姆登则是要重建历史的时间之旅。卡姆登的写作目的是重建不列颠古史，他主要依靠的是历史文献，实地踏勘是为了查找和考证文献，这就与利兰以描述山川地貌和文物古迹，搜集古物和文献为目的的访古之旅判然有别。
因此，卡姆登的地志学研究服务于他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叙述，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历史地志描述。他的著作具有强烈的理解历史的意识，在历史资料的选用、历史时期的划分，以及地名词源和家族谱系的研究等方面都表现出对证据的权威性和意义的卓越的识断能力，他要把自己理解历史，重建历史的过程呈现给读者。这种质疑精神和解释的意愿在利兰那一代学者身上几乎是看不见的，也不同于同时代的人文主义修辞派历史家。卡姆登的确是利兰的继承者，他曾细心钻研过利兰的著作，并在《不列颠志》中给予充分利用，但他使用利兰的著作一如他使用别的文献一样，都要经过细心的拣选和校对。他的《不列颠志》看似利兰遗愿的实现，实际上是完全原创性的著作。他深受大陆人文主义历史地志学的影响，对人文主义历史叙述也不是外行，同时，他继承了英国本土的地方史研究传统，把方志学的描述方法和利兰的档案文献研究与深刻的历史理解结合起来，调和古物学家和历史家，混合历史著作与博学著作两种文类，成功地写作出了一部跨古物研究、地方史研究、语文学研究、法学史研究等多学科的连贯系统的英国民族历史著作。
总之，从利兰访古旅行到卡姆登出版《不列颠志》，这四、五十年是英国史学发生急剧变革的时期。如果说利兰的《旅行日志》还表现出传统人文主义历史地志学研究的特征，那么卡姆登的《不列颠志》则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超越了传统。虽然卡姆登自己不以历史家自居，不认为自己的《不列颠志》是历史著作，但同时代的许多学者认为他是杰出的历史家，《不列颠志》是优秀的历史著作，以至于到17世纪30年代，“古物学家”与“历史家”在英国就被当作同义词使用了。正是沿着利兰开辟的道路，卡姆登应用人文主义历史地志研究方法，突破历史著作与地志著作的文类局限，于1586年出版了《不列颠志》，真正改变了英国人文主义新史学落后的局面。该书标志着“中古编年史为近代历史所取代，其创造性的研究，尤其对公共档案的研究，使它成为优秀历史著作的典范。”利兰写作民族历史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而卡姆登通过自己的民族历史写作极大地强化了英国人的民族身份认同。卡姆登的《不列颠志》通过描述英国历史的连续性来表现不列颠人的民族整体性，他旅行指南式的著作结构也是通过描述不列颠人居住的各个地区来呈现英国在领土疆界上的完整性。卡姆登与比昂多一样都是人文主义博学研究者，而不是注重修辞的人文主义历史家，他们都根据古代区域划分来写作他们的民族国家历史地志研究著作，从而表明存在于人文主义古史观念中的民族国家界定的潜能。他超越比昂多的是，他敢于在《不列颠志》中混用两种文类，把不列颠各地区纳入一个精心设计的整体框架，关注各地在社会、文化和语言等方面的差异和共同性，使英国民族历史写作摆脱了传统人文主义政治史的窠臼，开创了民族史写作的新体例。他的著作以荣耀祖国为基本写作动机和目的，极大地促进了英国民族意识的发展，民族身份认同的强化，以至于R·C·理查森认为，他对英国的再发现，从某种意义说，与探险家发现新大陆同样重要。丹尼斯·海更认为：“长远来看，卡姆登对英国统一的贡献比詹姆斯国王更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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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煜东：审美与真实———论奥尔巴赫的“多声部”概念，《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文中有对奥尔巴赫文体分用/混用理论的很好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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