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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山村人的家国史
编撰：黄华（之山）
前言
“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
中共总书的箴言掷地有声，犹如金石之坚，振聋发聩。他亦言：“明镜可以鉴形，古事可以知今。”在今日之世，我们回眸历史长河，并非为了沉溺于昔日的荣光中寻求片刻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昔日的功劳簿上，回避或逃避当下面临的种种挑战与困境。相反，我们回顾历史，旨在鉴往知今，以史育人，深入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把握其内在的规律与逻辑，从而为我们今后的前行之路增添信心与力量，激发我们不断开拓、勇往直前的勇气与决心。
本书的宗旨是“以史实文献讲好海山人的历史故事，提炼海山人的精神气概”，所以我在编撰《海山村人的家国史》的过程中，我始终秉持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原则，深入挖掘并整理相关的史实与史料。通过借助丰富的文献记载，我力求还原海山村的历史面貌，展现其独特的文化底蕴与发展轨迹。虽然《海山村人的家国史》本身并不需要过多的主观点评，但鉴于其深厚的亲情、乡情以及至深的感恩之情，我就忍不住在其中穿插了一些个人的感悟与体会。我真诚地希望，每一位读者都能在阅读的过程中，求同存异，共同感受海山村的历史魅力与人文精神。
在编纂《海山村人的家国史》的征途上，我深感荣幸能得到良师益友黄森先生的鼓励与支持，他的题字赋词更是为本书增添了压轴之笔；同时，我衷心感谢现任村委会主任、支部书记黄红及副主任黄小仲他们的积极参与，他们的参与让本书更加充实。此外，本书得以经过多次精心的排版修改和润色。还要衷心感谢黄森、黄华阅等兄弟，他们在校对工作中展现出了极高的责任心和专注度，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份精细且准确的文稿，使本书得以完成呈现给读者，让我们深感敬佩与感激。（下图是善书者黄森先生的题字）
目录
一、寻根溯源————————————7
二、家训——————————————10
三、有文孙（清）——————————11
四、防御海贼————————————14
五、血脉相连，200年寻亲记——— ——17
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9
七、黄广渊的农民运动生涯——————24
八、源自海山村的
斜阳岛农民自卫军革命根据地————38
九、黄埔军校与广州起义的海山元素——63
十、淞沪抗日，有我支援———————65
十一、赴闽调停“福建事变”——————70
十二、上中央议事，光宗耀祖—————77
十三、从“海山暴动”到“解放海山”———90
十四、论河沣公、广渊公革命之异———118
十五、海山村近代史人物———————126
十六、黄氏宗祠———————————135
十七、敬奉神庙———————————147
十八、文献史料———————————150
十九？附录黄河沣抗日反蒋文章两篇——158
二十、 黄河沣黄广渊革命活动大事记——163
注：本人所编《海山村人的家国史》一书，以详尽的历史资料与可靠的文献记录为依托，精心编纂而成。在编写过程中，本人坚决摒弃了道听途说与传闻小说的不实之词，力求呈现海山村真实的历史面貌。在撰写过程中，本人参考了诸多珍贵文献资料，主要包括：《广东档案馆》所藏珍贵档案、《民国广东省政府公报》官方记载、《海山村黄氏族谱》家族传承资料、《遂溪县志》地方志书、《广州民国日报》与《雷州民国日报》当时新闻时事报道、《中共广东湛江党史》党史研究资料、《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历史大事编年、《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篇》农民运动珍贵文献、《南天岁月 陈济棠主粤时期见闻实录》政治历史回忆录、《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下册大全套》党派历史资料汇编、《九一八国难纪念周年专刋》国难纪念特辑，以及《南路农民运动史料》等。
在引用这些文献资料时，本人尊重原著，保留了原著中的繁体字，并遵循了原文的表述方式。对于某些历史人物或地点的曾用名，也一并予以保留，以展现历史的真实性和丰富性。例如，在史料中提及的黄河灃，由于当时印刷技术等原因，出现了“澧”“澄”“沣”等不同的字形，本人在引用时均依原文进行了保留。
海山村，矗立于文化古镇乐民之西南，历经三百余载风雨沧桑，历史底蕴深厚。村庄毗邻乐民港，此港天然良港，景色宜人，东望古风犹存的乐民所城。距离今镇政府四公里之遥，现居人口三千余人，其中大多信奉道教、儒教，亦不乏少数家庭笃信天主教，信仰之多元，彰显村民之包容与开放。
俯瞰海山村住宅区，一幅保持着那份古朴与宁静的美丽乡村画卷尽收眼底。房屋错落有致，绿树成荫，美不胜收。
此照片摄于2023年见证海山村的沧桑与变迁
清朝康熙年间，海山村曾被称为雷州府遂溪县第八都海山村。后更名称雷州府遂溪县新安社海山村。民国时期，村庄隶属遂溪县第六区，遂溪县缩併乡区镇时，则划归第六区北宁乡，海山村的黄河明先生，曾担任北宁乡乡长一职。
解放后六十年代，海山村划归河头公社海山乡管辖。如今，村庄已更称为遂溪县乐民镇海山村委员会海山村经济合作社，成为当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海山村环境优美，资源丰富，三面环海，东望珠城，有腾龙戏珠之象，古有诗词“沙龙西挂海飞来，东向珠城抱水开。形势盘郁成半岛，秀灵葱翠毓奇才”赞美其人杰地灵风光旖旎，先祖以大气概命名村庄为“海山”，寓意胸怀以海为宽，站位以山为高。这与后来林则徐的诗文“海到尽头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彰显了我们海山村先祖们对于未来蓝图的远见卓识与格局宏大。
海山族黄氏裔孙塘角尾村黄森先生撰并书
一、寻根溯源
从族谱与碑文的字里行间，我们得以窥见海山村黄氏家族祖先的辉煌业绩与曲折历程。据记载，在国朝康熙盛世之时，我族先祖慧眼识地，选择定居于遂邑的海山村、黄处村，编入八都三户。高祖国鼎公勇担重任，率领族人投身盐业，共同为家族的繁荣而努力。
乾隆十二年正茂公、正泰公、名辉公合撰的黄氏《宗祠合祭记》
此外，族谱中还记载着景惠公的丰功伟绩。在大清时期，景惠公毅然决定从海邑迁至遂邑的新安社海山村，以安定家业，追求长久的昌盛与荣华。他的墓地静卧于海山村后的山坡之顶，成为了后人瞻仰的圣地。作为开基始祖，景惠公在这里扎根繁衍，使得黄氏家族在这片土地上枝繁叶茂，家族事业得以蓬勃发展。
景惠公之碑，其上镌刻的文字，犹如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闪耀着岁月的沧桑与历史的荣耀。此碑石质坚硬，似乎在向世人娓娓道来那段往昔的辉煌与荣光。
碑文所记，内容颇丰，每一字、每一句，都凝结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和深刻的历史内涵。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碑文中“皇清壽化顯高祖肇基黃諱景惠二公之佳城”这一句，“肇基”二字更是坚定地表达了景惠公为海山村创基立业的显赫地位。这两个字，如同历史的见证，铭刻着景惠公的不朽功勋。
整篇碑文，读来令人心潮澎湃，不禁对景惠公的英明与伟大肃然起敬。它不仅是一块记载历史的石碑，更是一部传承文化的瑰宝，值得我们倍加珍惜与传承。
另有一段佳话传颂着世烈公的功业。他由山斜之地迁入海山村，我们黄氏族人同根同源，共怀一颗赤诚之心。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开创祖业，使得黄氏家族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海山村人的历史与传奇，是黄氏家族世代的骄傲与荣耀。让我们铭记先人的功绩，继续传承和发扬这份家族荣光。
二、家训
海山村的家训素来严谨，族谱寄望族人后裔子孙恪守太始祖宋状元黄樸公所立之家训，以传承家族之道，维系家风之淳厚。
裔孙庠士北风公敬述的太始祖宋状元《黄樸公家训》
居家庭，首以孝友为纲，立家之本。坐学堂中，务以诗书为诵，汲取文化之精髓。守田园之际，须以耕耨为本，勤劳致富，回馈自然。处乡里之间，则以谦让为先，和睦邻里，共筑和谐之村。立身行事，须常怀恭敬之心，待人接物，应秉持谦逊之态。执德以待人，虑在骄矜之失，时刻警醒自身，勿忘家族之训。
这些家训不仅规范了村民们的行为准则，更深深烙印在海山村每个黄氏家族成员的心中，传承着家族的优良传统和道德风范，成为乡村文明的重要基石。
三、有文孙（清）
自始祖黄永贞公，于明时自闽之兴化莆田迁此卜居，其后裔贤才辈出，科甲连绵，为桑梓增辉。五世祖国鼎公，国学生出身，开海山村儒业之先声。自此文风渐盛，十一世祖大钟公，號龍樓邑塵生例授微仕郎從七品壬子科恩进士，其名传于雷州府，彰显将门风范。
在清朝时期，族谱与碑文均有详尽记载，海山村之先贤中，不乏读书功名显赫者。诸如：恩赐之登仕郎文焕、尊为国学士的光朝、光邦、以及同列为国学士的品楷。亦不乏功名增益之士，如增生徳中。此外，更有诸多庠士，如十一世之孙品成、品繡、德明、德盛、大紀、大觀、大鐘、大成、大學、大昭等。十一世之孙国学士子喬、子優、加會、子佐，以及备受赞誉的嘉錫、修职郎嘉安等公先贤，亦皆名垂青史。然，因历史之变迁，部分先贤墓碑或因故遗失而无法详考，亦或有读书之名人仅为口头相传而未曾载入族谱和碑文，故在此便不再赘述。
清朝期间参与修撰海山黄氏族谱之热心文人先辈名单节选
根据族谱的记载，在清朝年间，有一批热衷于修缮和编纂族谱的读书人，他们的名字被庄重地镌刻在其中，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忆。这些读书人用自己的才情和勤奋，为家族的文化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族谱中的记载昭示了清朝时期海山村村民对于读书的非凡热情与执着。在清嘉庆年间，即公元1800年左右，我们海山村的人口尚不足数百，然而，据族谱所载，当时已有数十位莘莘学子，他们矢志于求学，孜孜不倦。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海山村的先祖们对于文化的崇尚，以及他们追求“学而优则仕”、光宗耀祖的坚定信条。
海山村历来就有着浓厚的读书氛围，这种氛围不仅体现了村民们对知识的渴望与追求，更彰显了他们身上的文化基因与自信。正是这种自信和基因，使得海山村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保持着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历史小知识】
庠士：秀才进入县、儒学读书后称“生员”， 因学校又叫庠故又称“庠生”。
增生：生员又有分廪膳生员。增广生员。附 学生员。廪生，增生有名额限制，凡初入者皆是附学生员。
国学生：那么“生员”还可以走另途径，选送入太学，称“贡生”因是国家最高学府读书，又称“国子生”。“国学生”“国子监”期满出贡，也可充任县官或教职。
举人：凡生员经科试后，均可参加省城三年一次乡试，中式者称“举人”。
进士：举人“辰戍丑未”第二年可进京参加会试与殿试，中式了就进士。
四、防御海贼
清朝喻炳荣与朱德华所著的《遂溪县志》中详尽记述，嘉庆七年之秋，海盗肆虐，横行无忌，竟敢对海山村进行劫掠。面对此等恶行，乐民汛把总李春荣挺身而出，英勇御贼，最终壮烈牺牲，以身殉国。
清代喻炳荣朱德华著《遂溪县志》
在那个充满紧张与危险的关头，海山村的村民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他们非但没有丝毫退缩，反而坚决地站在了李春荣身边，倾尽全力地配合他对海贼展开的严密防御工作。他们团结一心，共同抵御外敌，展现了海山村黄氏宗族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精神风貌。我们的先祖们，为了保家卫国，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令人肃然起敬。这种精神流传万世，成为了激励后人不断前行的力量源泉，也为人们所称颂不已。
乐民汛千总李春荣公英勇无畏，率领海山村众民于海滨前线坚守，奋勇抵御海贼侵袭，并精心组织民众展开营救行动，力图将被劫掠至船上的财物与村民悉数夺回。然敌众我寡，救兵迟迟未至，李春荣公亲身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而惨遭海贼残忍支解，其英勇事迹令人扼腕痛惜。
朝廷得知此事后，深感李春荣公之忠勇可嘉，遂追封其为“守俻恩廕一代衛外”，以彰其功。李春荣公以生命捍卫咱们家乡安宁，其爱乡爱民、敢于与海贼斗争的英勇牺牲精神，当为海山村世代村民所铭记与敬仰，永载史册，传颂千古。
【历史小知识】
乐民汛把总：千总和把总带领的部队叫汛，就是现在的连排级左右的单位。乐民汛也称乐民千户所。
李春荣，谱名:孔彪，遂溪太平山尾村人，系鹿洲李 李德华公长房后裔。
五、血脉相连，200年寻亲记
《海山村黄氏族谱》中详细记载了两篇重要的附记，分别是《光朝公遗嘱》与《重修族谱 附记⑥》。为了便于海山村黄氏的后裔们能够更加深刻地铭记与传承，现将这两篇附记汇编一处，以供族人共同研读。那么，此举究竟有何深意呢？
因为这段历史，正是海山村黄氏一族历经六代世祖、横跨二百余载岁月的壮丽寻亲史诗。这不仅是一次撼动天地的历程，更是一次催人泪下、感动鬼神的传奇。这段伟大的寻亲历史，应当如同太始祖香公温床尽孝的佳话一般，被郑重地载入史册，流传千古。让后世子孙永远铭记这份血脉相连的兄弟情谊，传承这份深厚的家族情感。
嘉庆年间（公元1800年上下）十世祖国学士光朝公等自幼闻言房老人传日：“本支兄弟叔祖在清雍正与乾隆交接年间，率数人往徐（徐闻县），因故留徐二罗、竹山两村附近。”又闻“九世祖文廣、文彬两公曾幼年往徐，中年而归”。于是嘉庆八年海山村族老重修族谱期间，十一世祖朝兴公曾往徐寻找本支兄弟，让其认祖归宗，未果。
光朝公等念血脉情缘，心有不舍，留下遗嘱：“複想此二村在徐先人有往有傅必有所在故记將來歸與勿棄。”
光朝公遗嘱“將來歸與勿棄”一言九鼎，成为本支黄氏后裔一代又一代人坚持传承的使命。沧海桑田，星移斗转，旋鄉跋沙，历时188年后，族老再重修族谱期间，又再次往徐，终于找到在徐兄弟，并让他们认祖归宗。查访考证人十六世裔孫芝仲、芝和二公撰录：“儕輩謹遵其囑，遂派員查訪。於一九九一年之季夏月，幾經周折，終悉竹山比鄰四塘村，有黄姓兄弟之居。”又记：“四塘村兄弟，遂接派出有餘：開學、開豈、開昇等五人，至海山村歸宗朝祖。此幸甚矣”。
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清亡后，自1912年至1949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而前仆后继，最终让中华民族重回世界之巅。
我们海山村的村民，历来坚守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理念，他们毫不犹豫地投身到民国革命历史的长河中，且展现出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豪情壮志与坚定信念。
图片来源于网络，中国国民党“一大”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为了将广东地区统一起来，广州国民政府毅然决定发起了对长期盘踞在广东南路及海南岛的军阀邓本殷的军事讨伐行动。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上，遂溪县成为了战斗的焦点。为了增强领导力量，国民政府于1923年对国民党广东省省党部遂溪分部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委任黄荣担任部长一职，并组建了一个以黄荣、黄河沣、黄汝清、黄学增、方景为核心的五人领导团队。与此同时，黄汝南、黄广渊等国民党员也积极投身到分部的工作之中，他们在遂溪地区广泛发动群众，为统一广东的伟大事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这段充满家国情怀的革命历史，不仅凸显了海山村村民的爱国主义和英勇精神，更在民国历史的长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深刻内涵，成为了我们心中永恒的楷模和典范。
在1925至1927年的光辉岁月中，在广东省农民协会扶持下，特别是在黄河沣任遂溪县长间期（1925年12月-1926年4月）召集第一次遂溪县人民代表大会，决议：“裁撤各区保卫局将所有款项拔给各区农民协会支配”和严打恶匪的政策驱动下：
黄学增1926年4月写报告：《 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记载以上内容续任者伍横贯拒绝执行决议。反证黄河沣支持农会。
海山村黄广渊的杰出组织与引领下，海山村的农民运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时期，海山村成功建立了三雷地区最早的乡村中共党组织和乡级农民协会，特别是在农民自卫军的创建上取得了显著成果，这支队伍规模可观，训练有素，成为保卫乡村安宁的重要力量。
农会和农军积极投身于各种斗争之中，他们组织游行示威，展现出坚定的立场和强烈的斗志。同时，他们还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断提升自身的战斗能力。在夜晚，他们利用宝贵的时间学习《犁头》等宣传刊物，不仅提高了思想觉悟，还及时了解了全国各地农会农军的动态，从而更好地把握革命形势。
这些举措沉重地打击了遂溪县西南各区劣绅土匪和土地恶霸的嚣张气焰，激发了农民群众参加革命的热情。在中共党组织和农会的领导下，海山村的农民群众开始团结起来，共同为争取自身的权益和幸福而努力奋斗。也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农军进行“土地革命”的低潮艰难时期，一些农会和农军的核心成员因躲避国民党迫害而流亡外地，隐匿身份。其中，村里的黄宗赐和黄宗品（宗读公）便是两位典型的例子。他们逃离了故乡，隐姓埋名，在异地寻求生存，无法再返回村中。他们的家宅在动荡中被拆毁，甚至连宅地也被铲平，往昔的家园已荡然无存。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政府为了表彰他们的革命贡献，出资在村中为他们建造了新的居所作为补偿。黄宗赐和黄宗品（宗读公）两位老革命因此得以有了安身之所。如今，宗赐的屋子依然保存完好，见证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
七、黄广渊的农民运动生涯
1925年至1927年期间，广东农民运动，作为一场坚决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以及地主劣绅、贪官污吏压迫的壮丽斗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长河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自国民党“一大”胜利召开之后，直至1927年四月这段时期，广东农民运动始终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之下蓬勃开展，并获得了合法的政治地位。
农民协会会旗帜、会员证与农会学习刋物
由中国共产党人林伯渠担纲重任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精心组织下，广东各地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壮大，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态势。
广东农民运动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广州农民讲习所的开办，广东省农民协会的成立，以及农民自卫军的组建。在这三个关键环节中，黄广渊都积极投入，全程参与，并且表现卓越。他凭借出色的宣传能力，将农民运动的理念和精神深入人心；凭借精湛的组织能力，将各方力量凝聚在一起，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凭借高超的军事指挥能力，引导农民自卫军有效应对各种挑战。黄广渊的杰出表现，充分展现了他作为农民运动践行者的卓越才能和坚定信念。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毛泽东主持时又改称为“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农讲所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
1924生8月21日第一届农讲所学生毕业。第二届农讲所开学，罗绮园任主任，海康县人黄杰等参与学习。
1925年元旦之际，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如期开学，其所在地为广州东皋大道一号。阮啸仙先生担任主任一职，负责整个讲习所的日常运作和教学工作。同年四月，学员们圆满完成了学业，顺利毕业。在此之前，黄广渊同志在完成了省立专门工业学校的学业后，怀揣着满腔热血和投身革命的情怀，考入了广州农讲所第三期学习。在学习期间，他除了3月3日跟随林苏同志前往海丰县进行农民运动考察之外，还积极参与了农讲所组织的各项军事训练活动。他严格要求自己，刻苦钻研，不断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为未来的农民运动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响应国民革命南征打倒军阀邓本殷的伟大号召，在前期准备工作中，广东省农民协会委派了黄广渊担任重要任务。黄广渊在完成农讲所的学习后，不负众望，于1925年7月率先回到家乡遂溪，秘密地展开了农民和渔民运动，为革命事业注入了新的活
《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大事记记载黄广渊农讲所毕业回遂溪
至1926年1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正式成立，黄广渊不仅担任了办事处的重要职务，还肩负起中共遂溪县负责人的重任。他主要致力于领导并推进遂溪第六、七区（即乐民、江洪、河头和纪家一带）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经过近半年的不懈努力，第六、七区的农民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力量得到了迅速壮大。
根据1926年4月黄学增所写的《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报告中的统计数据显示，当时遂溪全县农会会员总数约为2800余人。而黄广渊所亲自组织并领导的第六区十多乡级农民协会会员人数便高达1500多人，这还未包括也是他所领导组织的第七区会员人数。由此可见，黄广渊领导和组织发展的农民会员人数占据了遂溪县全县农会会员总数的七成以上。因此，与其说是遂溪县的农民运动，实则更为准确地说，主要是看黄广渊领导的乐民纪家一带农民运动所展现的生机与活力。
《概况》里还有叙述：第六区在去年邓逆将倒时，黄广渊等已在该区活动，计至今已成立正式农会十七个（乡农会），即乐民城乡、田西乡、新市乡、海山乡、内塘乡、敦民乡、调神乡、芋园头乡，共有会员一千五百余人。该区区农会在本年正月二十一日开成立大会并示威巡行，是日到会代表者，有十余乡，代表每乡农会派代表员六人至十人，计共百余人，均是武装，至参加农民巡行者约八百余人。每人纸旗一杆（写各种标语）并各种农具，化装军阀、土豪、劣绅、资本家、各帝国主义、学生、革命军、农妇、帝国主义所征服之印度非洲各等人。巡行时从由各纠察督队，大呼各种口号，声振如雷，并狮子班、麒麟班参行；并派出演讲队，人如山集，至下午四时才散。是日劣绅土豪，闻声心栗，此为最近之状况也。
第七区﹣一区农会在本年二月六号开正式成立大会，乡农会共五个（恬神乡、上朗乡、西月塘乡、範仔坑乡、房膏乡），即系黄广渊等所组织也。 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的报告决议案（一九二六年五月）
会务总报告
在农民运动的第三阶段，黄广渊为了捍卫农民协会的权益，保障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以及有效防御外来势力的侵扰，根据政府的首次宣言精神，依据《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的详细规划，积极组织起了一支农民自卫军。
《广州民国日报》公告《国民党对全国工农之重要通电》
这支农民自卫军的指挥中枢设在了海山村，以便更好地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应对突发情况。大队长一职由黄广渊担任、副大队长陈光礼，他他以身作则，为自卫军树立了榜样。中队长的职位则由黄宗赐和黄安扬、薛文藻、余道生等人担任，他们各自带领团队，积极履行职责。
此外，自卫军的骨干力量还包括了海山村的村民黄宗田（建龙）和黄宗读等人。他们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既了解农民的需求和关切，也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是农民自卫军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通过组织农民自卫军，黄广渊等人不仅增强了农民的自我保护能力，也为发动“乐民起义”的武装力量提供了有力保障。
黄学增所著之概况中，详细载述了关于遂溪全县武装农民系统的统计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全面而深入的概览：
第一区﹣﹣共有枪枝三十余杆
第二区农会﹣﹣共有枪枝五十余杆
第四区农会﹣﹣共有枪枝四十余杆
第六区农会﹣﹣共有枪三百二十余枝，七九、六八凡七十余杆，驳壳四枝，村田、九响共六十余枝，土制之七九枪五十余杆，其余均是土制单响。
第七区农会﹣﹣共枪枝一百一十余杆，驳壳五枝，七九、六八三十余枝，村田、九响三十余枝，其余均土制单喉。
依据“全县武装农民系统之报告”所载的详细数据，我们可以清晰地洞察出：在黄广渊的卓越领导下，第六、七区的农民军所持有的武器总数达到了惊人的430余枝枪。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遂溪其余三个区域农民军持有的枪械数量总和仅为120余枝，这使得黄广渊领导下的两区农军在全县武装力量中所持枪械的占比高达78%，充分凸显了其强大的武装实力和领导能力。
综合考量上述各项因素，不难发现，在南路的农民运动历程中，无论是从遂溪县各区农会会员人数占比的详细统计数据中洞察，还是从各区农军自卫军所持有的武装装备数量占比的精确数据中剖析，亦或是依据《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报告决论·会务报告》中详细列出的南路农民协会数量与会员人数的统计数据来推断，都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黄广渊所精心组织与领导的遂溪第六、七区的农民运动，其实质几乎囊括了遂溪全县的农民运动之精髓，而遂溪的农民运动又几乎构成了南路农民运动的核心力量。换言之，所谓南路农民运动，其核心动力主要源于黄广渊所领导的遂溪六、七区的农民运动。
黄广渊的农民运动之路，始于他步入农讲所求知的岁月，历经随队深入海丰实地考察农民运动的洗礼，再至他回到家乡组织和参与领导南路农民协会的斗争，进而创建农民自卫军，并成功策动和发动“乐民起义”。直至最后，他在前线的激烈战斗中英勇牺牲，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可以说，黄广渊不仅是中国农民运动及广东农民运动中经历最为完整、最为深入的前线践行者之一，更是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的杰出先行者。他的光辉事迹如星辰般璀璨，将永载史册，激励后人不断前行。
《 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
附加报告
第六区﹣﹣田西乡农会会员，经第二次大会决议，组织"义农社"，定于三月四号开成立大会。当成立时该乡农会员亲来迫捉黄广渊去指导参加，各农友皆已齐集，宰生猪，焚香烛于孙总理遗像，拟饮血酒，向孙总理遗像宣誓。黄广渊因见此革命精神，阶级觉悟，乃令其秘密组织。开会时个个签名，不识字者令印指模，各向总理遗像致跪，恭读其遗嘱，继诵誓词，饮血酒，誓词略谓："继续总理遗嘱以奋斗牺牲，如当有事发生时，农会有命令，则不顾生命财产、父母妻子以身救国"云云。后由黄广渊演说各国革命及苏俄革命之失败和成功及阶级斗争等由，乃散。
………
自法占广州湾后，雷州各处，均起教堂，第七区圣三教堂，共计农民之入教者，五百余家，已入教者每恃帝国主义以作不入教者之压迫，黄广渊在六七区农民运动时，曾组织"反天主教宣传团"向各入教者宣其利害，现六七区退出教堂者几六拾家。神父（即教师）见此情形即返广州湾与第七区对面之"围洲岭"教堂（岛）住二千余家，完全入教。神父前数年间，曾在法国运来九响枪二千枝分散给各入教者，自革命军南行和第六七区反对教会之民声，现将所散之枪枝收回运返法国。
雷州匪首陈伯烈，经邓逆本殷编为统领，当革命军打化州时，陈伯烈早知邓逆之败，与部下十余人逃至第七区之荣盘乡陈敬斋家藏之。查荣盘乡素是匪乡，陈敬斋又是接匪的，陈敬斋现是团局长，陈伯烈所掠之巨款数拾万元，完全在他家里收藏，敬斋父子图财，因将伯烈毙命。该区人民见私通匪首，罪不容道，后经县长黄河灃到区严办，则陈某自愿交出驳壳一枝，曲尺二枝，毫银四百元。然该区人尚未满意，现河澧下台，此案仍未究决。
编者经过认真审阅报告内容后，附加点评：
①经过深入分析，“附加报告”极有可能出自黄广渊之手，后经由黄学增整理并在《中国农民》这一重要刊物上予以发表，可见其在当时的广泛影响力及重要意义。
②在遂溪县第七区的土地上，农民运动的星火正是在黄广渊的精心组织和大力开展下熊熊燃烧的。
③值得一提的是，县长黄河沣曾亲临七区荣盘，对匪首民团劣绅陈敬斋进行了严厉的惩处，这一举措无疑为当地的农民运动注入了强大的信心和动力。
④农民运动的宗旨始终明确而坚定：反抗帝国主义的无耻侵略，以及地方劣绅、贪官污吏的残酷压迫，为农民争取应有的权益和尊严。
⑤综上所述，充分证明了我们海山村的两位贤者在“农民运动”的政策上，在国共合作期间保持着相互支持、精诚合作的态度，而非外界及某些别有用心者所传言的“他们不和”。他们的合作与努力，为当地的农民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八、源自海山村的斜阳岛农民自卫军根据地
海山村—乐民城—江洪—斜阳岛
斜阳岛，俗称岭仔，隶属合浦县涠洲岛，北部湾内的一个孤岛，面积5.5平方公里，四围峭壁高耸，攻之难破，守之易固。
民国十六年之前，匪首海康县人氏符振岳已盘踞海岛多年，以岛为巢，他倚仗着对大陆沿海乡镇村庄的劫掠，掠夺财物，作为自己生存与扩张的基石，此等行径已持续十数载之久。
1927年至1932年，这座孤寂的海上小岛，曾是乐民农民自卫军起义战士们的坚实阵地。他们自海山村起，历经创建与壮大，直至在乐民城村掀起乐民起义的波澜。随后，于斜阳岛上整编，建立起农民自卫军的革命根据地，矢志不渝地追求着他们革命的理想。然而，历史的长河中，他们终究未能逃脱被暴力镇压的厄运，悲壮的失败在他们的信念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痕迹。
在1925年的春暮，海山村的杰出青年黄广渊在广州农民讲习所完成了他的学业。同年盛夏七月，他肩负着广东省农民协会的崇高使命，踏上了归乡遂溪的征途，决心在家乡点燃一场震撼四方的农民运动之火。
从1925年到1927年，这两年间，黄广渊创建的农民自卫军尤为引人注目。他以海山村为运筹帷幄的指挥中心，同时也是磨砺战士的训练基地，精心锻造了一支纪律严明、规模可观的遂溪县第六区农民自卫军大队。他亲自披挂上阵，担任大队长一职，陈光礼则出任副大队长之职。这支队伍下设四个中队，分别由薛文藻、黄宗赐、余道生、黄安扬这四位英勇善战的中队长领导。他们并肩作战，共同谱写了农民运动的壮丽史诗。农军战士人数达三百之众，枪支数量超过三百二十支，其声势之浩大，令人震惊。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共事变，而李济深则在广州进行了“四·一五”反共行动。这些事件导致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彻底破裂，双方随后转入武装斗争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黄广渊于同年5月14日策划并发动了反抗国民党在南路统治的第一枪的“海山爆动”。
编者标注的“遂溪县乐民农民自卫军革命根据地迁移路线图
然而，在深刻考量海山村村民生命与财产安全的重要性后，“海山爆动”的国共两党冲突双方最终选择了以和平对话的途径，使得这场纷争得以化解。经过深入的协商，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部及其大队撤离了海山村，安全而有序地转移至乐民城村的文明书院。
因在南路高雷地区，斗争的紧张局势令国民党广东省的国民政府高层同样感到刻不容缓，因此，他们迅速调整了广东全省的剿共机构“清党委员会”的人事布局。
为应对"乐民起义"的震撼，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的"省清党委员会"在林云陔的提议下，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策，强行撤换海山村先辈黄河沣在阳江清党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原本在起义爆发前的6月22日，黄河沣刚刚被当时的广东省国民党省党部赋予重任，被指定为"两阳区清党委员会"主席，但在6月25日“乐民起义”后两天，6月27日“两阳区清党委员会”派关启华取代黄河沣为负责人。
高雷区清党委员会的成立，无疑是开启了中国国民政府"镇压武装叛乱"策略与中国共产党在高雷地带掀起农民"武装革命"浪潮的直接对峙的序幕。这场对峙，预示着即将展开一场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抗争历程。在这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由于政党政治信仰的迥异，国家大势所致，海山村的黄河沣与黄广渊两位前辈，此刻各自怀揣着为国家为各自政党的复杂情感，开始了一场心照不宣、却又不可避免的正面交锋。
图 为广东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精心编纂并出版了《广东党史资料》，其中收录了阮应祺、杨杰生、许光远、张九皋等人细心整理的篇章，细致描绘了乐民起义从1927年蓄势待发到1932年悲壮落幕的完整历程。然而，遗憾的是，当时中共南路党组织及农军并未能留下关于起义的详细史料文件。在这篇文献的编纂过程中，他们主要依赖于革命老人的回忆录，但由于中共南路党组织和起义农军的核心领导层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多数细节难以得到准确的印证。因此，文中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文学化的色彩，部分陈述可能与史实存在细微出入。在文章的结尾部分，编者会就此进行深入的探讨，以期为读者提供更全面的思考视角。
上图为乐民起义后第十一期《广东政府周报》记载国民党“总司令部第八四三一号令”通缉中共南路党组织成员及农民自卫军领导：黄斌、薛经辉、黄广渊、陈光礼、陈炳森、黄杰等七人文件资料。
在详细审视图①、图②、图③所提供的文献史料后，我们可以确切地得出：农民自卫军在实力上远逊于前来镇压起义的国民党正规军，资源匮乏，后劲不足，虽然勇气可嘉，但最终难以逃脱被击散和追捕的宿命。
为了保全力量，农民自卫军采取了分散行动的策略。大队长黄广渊率一二中队成员薛文藻、黄宗赐等人坚守在遂溪县第六、七区一带，继续与国民党部队展开周旋。而副大队长陈光礼则带领薛经辉及三、四中队的余道生、黄安扬等人撤向江洪埠，随后转移至斜阳岛，海山村村民黄安庭、黄安谦等数名农军战士也随队转移。这一策略的实施，显示了农民自卫军在困境中的智慧与坚韧。
当农民自卫军退守斜阳岛，他们不仅选择在那里扎根，更是凭借着坚毅和智慧，辛勤地耕耘岛上的每一寸土地，种下玉米等农作物，力保粮食自给自足。他们借此契机休养生息，继续巩固和发展农军的力量。正是基于对军事实力的倚仗，以及深知团结是生存和壮大的必由之路，在1928年5月，他们毅然决然地收编了岛上匪首符振岳的势力。经过深思熟虑的改编与整合，斜阳岛农民自卫军正式宣告成立，陈光礼荣任总指挥，薛经辉担任副总指挥之职。其下辖两个精锐营，一营由符振岳和陈中华分任正副营长，而二营则由薛经辉和余道生共同执掌正副营长的要职。这支队伍为自卫军革命根据地的构筑和稳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石。至1932年底，农军队伍蓬勃发展，人数已逾数百之众，并配备枪枝武装三百余支，彰显了其日益强大的实力。
民国廿三年绘制斜阳岛地图
在斜阳岛的宁静中，农民自卫军得以片刻的休养生息，与此同时，广东省内国民党的政局却如同波涛汹涌的海浪，不断翻滚。1927年，李济深执掌省政大权，但岁月流转，仅一年后，即1928年7月，陈铭枢便接过来统治大权。而到了1929年，陈济棠的崛起更是标志着政治舞台上的一次重要更迭。这每一次的政权交替，都伴随着国民党南路“剿共”与“防共”组织的相应调整，从初期的“高雷区清党委会”，到随后设立的“南区指导委员会”，再到1929年更为稳固的南区绥靖委员会公署，每一次变动都彰显了国民党内部权力的博弈与重组。
“南区绥靖委员会公署"作为专门负责"剿共"事务的组织机构正式成立，军人陈章甫担任领导者，其余委员则分别由军队中的军（师长）等高级将领兼任，凸显了该组织强大的军事背景
与此同时，原"高雷区清党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已经回到省城，担任了其它党政的职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海山村的先辈黄河沣先生，在1929年选择了回到广州特别市党部任职，从而告别了在南路"剿共"工作的前线。
随着“南区绥靖委员会公署”的正式成立，其背后强大的军事背景为陈章甫的筹划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他精心布局，准备对“斜阳岛农民自卫军根据地”展开一场严密的“剿”“防”行动。为确保行动的顺利进行，陈章甫指挥了陈济棠麾下第一集团军中的张文韬所率领的第三独立团，并增调了一个由他亲自统辖的“宪兵连”。随后，陈济棠再度调派林廷华担任绥靖公署军务处长和代理参谋长，为陈章甫的“剿共”“防共”工作提供强力的协助。
《南天岁月》汇编了“南区绥靖公署”军务处长兼代理参谋长林廷华关于他参与斜阳岛农民自卫军“绥靖”工作的深刻回忆录。
“南区绥靖公署的军务处长兼代理参谋长林廷华，在他的回忆资料中，有一段深刻的叙述，详细揭示了南区绥靖公署“剿共”行动的动机与其预定的目标。这段叙述不仅让我们更加了解那段历史的来龙去脉。这段叙述是如下：南区绥署设在海康，是为了便于指挥进攻徐闻山土匪和进犯海南岛以及钦廉红军的军事行动。以后（记不起那一年）陈章甫不再兼琼崖绥靖委员时，南区绥署就迁到了高州的梅录。关于南区绥署的任务，记得在成立初期，陈章甫曾约我与李江面授过"机宜"，我记得他曾分析当时全国形势说："中国南、北、中三部都有共产党，江西的最大。在广东则潮汕、钦廉和琼崖都有，我们如不消灭他，他就会消灭我们。"他向我与李江交代"绥靖"的任务时是这样说的："绥靖委员公署第一是’剿共’，第二是’防共’，要’剿共’必先剿匪，不能让匪为共用，如匪共合流，我们就失败了。我们当前的工作就是先剿清徐闻山的土匪，然后进剿钦廉和琼崖的’赤匪’，做好这两件事，绥署才不算虚设，主要是靠你们两位了。"陈章甫的话，在我看来也就是陈济棠的决策。事实上，南区绥署的所谓"绥靖"，就正是照陈章甫的话去办的。
确实如此，自1929年起，陈章甫便精心策划，对斜阳岛农民自卫军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进攻与围剿，他们采用的战术手段多种多样，即“巡以观察敌情，防以固守阵地，困以消耗力量，剿以彻底清除”。到了1930年，斜阳岛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陈光礼在秘密返回港口的途中，不幸被巡查队伍捕获，这无疑是他们“巡防困剿”战术的又一次成功运用。
1932年六月廿二日《雷州民国日报》报道：江洪海巡队在岭仔（斜阳岛）附近捕获通济匪犯嫌疑渔船送遂溪府讯办。
《雷州民国日报》详尽报道了江洪海巡队在斜阳岛周边对一艘涉嫌与外界联系的渔船实施抓捕的行动，这无疑彰显了南区绥靖公署对斜阳岛农民自卫军根据地与外界交流的严格封锁和严密监视，凸显出其围困之严密程度。
在斜阳岛的隐秘行动中，派遣至港采购枪械的农军成员符维二、黄有棠不幸在途中被敌方察觉并捕获，这一事件无疑进一步削弱了斜阳岛根据地的军事能力，使其在面对敌方的围攻时更加艰难。这种军事力量的减弱，成为了后来失败的关键原因之一。而从另一角度观察，这也凸显了国民党南区绥靖公署在“防堵”政策上执行的坚决与积极。
在成功执行针对斜阳岛农军的“巡”“防”“困”系列技战术策略后，陈章甫所领导的南区绥靖公署于1932年11月着手策划了对岛上的“清剿”行动。风雨如磐，波涛汹涌的某一天，南区绥靖公署调集三艘军艇，与张文韬麾下的第三独立团王敬坚营携手，共同发起了对斜阳岛的猛攻。海军舰艇先行开火，炮声隆隆，持续围困数日，最终凭借军舰之力，成功将王营部队运送至岛上。岛上的守军，因人数悬殊，粮弹告罄，部分人员选择转移，而留守的一小部分则不幸被俘。最终，王敬贤营成功占领了斜阳岛。
从《破斜阳匪巢续訊》详尽记载并统计侧面说明了斜阳岛农民自卫军的英勇抵抗与最终命运。关于被俘与牺牲的人数，及其中部分英勇战士的姓名，没有一一列明。在缴获的武器中，枪支数量达百余支。当时担任总指挥的薛经辉与重要干部黄二（别名不详）、陈中华，包括海山村村民黄安扬、黄安谦等农民战士，连同其他战士共计百余人，均不幸落入敌手。在战斗的最后阶段，仍有一部分战士选择了跳海拒虏，整个过程充满了悲壮与惨烈。
根据南区绥靖公署军务处长兼代理参谋长的回忆与陈述，那些不幸被俘的人民武装以及北海一带被“招安”而来的土匪，最终都被押送至北海，悲壮地遭遇了集体枪决的残酷命运。而来自海山村的这支农民自卫军，从1925年在海山村创建起，历经了1927年的乐民起义，于斜阳岛逐渐壮大，直至1932年不幸被攻破惨败，他们英勇无畏地斗争了整整七年，他们的精神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长卷中，永垂不朽。
【章节后记】
在编纂与撰写本节篇章的过程中，我怀揣着沉甸甸的责任感，深怕自己的笔触无法完全捕捉历史的真实与细腻。我竭力避免对任何事物或人物进行过度的美化或贬低，坚守着还原海山村历史原貌的初心。因此，我在编撰过程中，态度尤为严谨，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每当面对某些关键表述时，我都会陷入深深的沉思，有时甚至会暂停数日，以更多的时间和心力去探寻和验证相关文献资料的真实性。我深知每一个词语、每一个句子都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深沉，因此我对遣词造句的每一个瞬间都充满了敬畏与深思。
例如，当我发现阳江市政府网站对黄河沣的任职有如是描述（“改组后的县党部民国16年（1927)6月22日，国民党省党部派黄河沣、黄玉明、谢彦华为两阳区清党委员会委员，指定黄河沣为负责人，27日又派关启华取代黄河沣为负责人。”），我本欲直接引用，但心中却生疑虑，毕竟这仅仅是阳江市党政网站的陈述，而非原始的历史文献。于是，我毅然停下笔来，深入各大图书馆，搜寻1927年5月至7月间的《广州民国日报》电子文档，经过细致研读，终于在三份报纸的三则报道中找到了证实这一陈述的原始文献史料。这一过程虽然艰辛，但当我找到那份珍贵的史料时，心中的喜悦与满足无以言表。
三份1927年6月《广州民国日报》报道剪贴下图供读者参考
图①1927年六月廿二“省清党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派出各区之清党委员。（两阳）黄河灃、黄玉明、谢彦华。
图②六月廿四日第五次会议：指定各区清党委员会主席，两阳区主席黄河灃。
图③六月廿七日第七次会议：林委员云陔提出拟调两阳清党委员会黄河灃为高雷区清党委员会委员。与阳江党政网站陈述相符。
在深入追寻并核验文献资料的可靠性之际，我精心研读了《雷州民国日报》与《广州民国日报》的珍贵档案，以及《广省政府周报》第十一期的详尽记录。此外，我还翻阅了广东省人民出版社精心编纂的《南天岁月》，以及该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广东党史资料》等权威文献史料，以期从中获取更为准确和全面的信息。
《广东党史资料》第二辑 1984年版
阮应祺、杨杰生、许光远、张九皋等人整文章《斜阳浴血》第257页节选陈述。
《斜阳浴血》这篇文章收入《广东党史资料》的汇编之作，其故事化的叙述手法虽引人入胜，但部分日期与数据的准确性却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存在显著出入。更令人遗憾的是，其中对某些历史人物的描绘似乎有意进行抹黑，无论事件的真实与否，这些人物都被刻意安排在其中，这无疑对党史的客观性造成了影响。书中第257页的那篇文章尤为引人注意，其中三段特别聚焦于原清党委员黄河灃的陈述。这些叙述不仅出现了人物与时间上的谬误，还对这位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形象的误解和扭曲，对其产生了严重的抹黑效果。
①反动头子黄河灃、陈章甫受到了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的遣责。
②一九三0八月廿四日，黄河灃、陈章甫联合江洪等地的反动民团强拉了几十艘民船，采取梯形强攻战术，又向斜阳岛进犯。
③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二日，反动头子黄河灃、陈章甫等又纠合地方反动民团，配备了几艘机船，大举进犯斜阳岛。
中国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的发展史节选
一九三一年元旦中国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监察委员合影
⭕️黄河沣 此照片出自中国国党广州特别市党部执行部宣传印刷的《元旦专刋》 黄河沣还在《元旦专刋》上发表文章《革命之元旦》
主席强调：“历史即是历史，事实即是事实，任何人都不能更改历史和事实。”从时间脉络、地点背景以及图片史实的细致比较中，我们不难辨别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历史事实。鉴于北海、湛江、遂溪等地的农民革命纪念馆普遍采纳《广东党史料》中《斜阳浴血》一文的描述作为陈列宣传内容，我们呼吁相关机构能进行更为严谨的历史考证，尊重历史事实，并及时更正宣传栏中任何与史实不符的内容，从而确保公众能够接收到真实、准确的历史信息。
九、黄埔军校与广州起义的海山元素
1925年金秋十月，正值青春年华的海山有志之士黄仲义，年仅十九岁，怀揣满腔热血，踏上了前往广州的征途。他成功考入了著名的黄埔军校第三期，由此开启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在校期间，黄仲义积极参与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英勇无畏，展现出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出色的军事才能。
1927年，广州风云变幻之际，黄仲义毅然决然地加入了由共产党领导人张太雷、叶剑英等精心组织的“广州起义”战斗。在这场波澜壮阔的起义中，他英勇奋斗，誓死捍卫革命的理想和信念。然而，命运却与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黄仲义不幸被捕，最终壮烈就义，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黄仲义的英勇事迹，是海山村先人们直接参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重大事件的缩影。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革命赞歌，成为了后人铭记和敬仰的英雄楷模。
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还有我海山族裔孙乐民城籍黄宗寿英雄前辈，同样值我们得敬仰。
十、淞沪抗日，有我支援
引用著名历史学家、军史专家陈重阳文章：今天在广州市第六中学内，矗立着一块碑，上书“十九路军淞沪抗日残废军人教养院纪念碑”。然而，旧碑虽置，而其中过往事迹却鲜为人知。
……
正如广东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黎显衡老先生所言，残教院纪念碑“是淞沪抗战的历史见证物，是爱国主义的重要教材和珍贵文物”，然而，文物的价值如何得到真正的彰显，这便需要我们后代对于那段逝去的历史怀有深深的了解。
在1932年9月，黄河沣积极投身于筹建“淞沪抗日残废军人教养院”支援抗日爱国行动，并亲自担任了筹备委员会委员一职。据《广州民国日报》的相关报道（上图），黄河沣先生亲自出席了首次筹备会议，展现了他对于抗战伤员的深切关怀与支持，以及他作为社会贤达的崇高责任与担当。
图为筹备委员合照黄河沣在列
在“九·一八”后，淞沪抗日斗争的浪潮中，黄河沣不仅担任了残教院筹备委员的重要职务，更以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不断提出一系列抗日反蒋的政治主张，并精心策划具体的长期抗日准备方案。他充分利用各种权威刊物和公众场合，积极发表文章与演讲，以此唤起广大民众对于国家危亡的深刻认识，激发他们共同抵御外侮、保卫家园的坚定意志。
黄河沣的这些文章和演讲，既体现了他坚定的抗日立场和深厚的爱国情怀，也展现了他卓越的文学才华和敏锐的社会洞察力。他的这些作品，对于激发民众抗日热情、凝聚民族力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图为残教院的筹备委员会委员名单，及残教院建成后的规模和广州第六中学校内的“十九路军淞沪抗日残疾军人教养院纪念碑”。
黄河沣在《九一八国难纪念中的当务之急》一文中，对张学良、汪精卫、蒋介石三人进行了严厉批判。他质问：难道张学良坐拥有辽吉黑三省的军队，却不以军委会分会长的身份主持华北军事，反而坐视东北义勇军孤军奋战，阻止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日，签订上海停战协定的汪精卫和蒋介石两位先生，就高居中央，总揽全国党政军大权吗？他们手中的中华民国，竟至如此每况愈下，还要一意孤行，何时才能真正弥合国难、悔过自新？国家民族的前途已令人不禁战栗！他又鲜明地提出：改造这“使国难日深的汪蒋主持下之不抵抗政府”，才是解救国难、湔雪国耻的根本办法。
在《我们怎样共赴国难》一文中，黄河沣为我们长期抗战提出了具体准备方案。他主张：首先必须促使政府改变对日外交的软化态度；其次是要充实实力，为正当的武装自卫做好准备；最后则是实行“生聚”教养，树立坚不可摧的国家基础
现在广州市第六中学内的纪念碑
【历史小知识】
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官兵成员主要来自于广东，是一支极具抗日热情的军队，总指挥蒋光鼐和军长蔡廷锴都是有血性的爱国军人。
十一、赴闽调停“福建事变”
海山村的年轻学子们踏入校园，沉浸在书海之中，当历史课的钟声响起，近代史的篇章便在他们的眼前徐徐展开。而在这一连串的历史事件中，他们总会遇到那个特殊的章节——“福建事变”。
过去，我们总是觉得这段历史与我们相隔甚远，仿佛只是书本上的一行行文字，没有太多的情感投入，只当作是一段平淡无奇的历史记载。然而，我们未曾料到，“福建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竟与我们海山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将我们海山村的黄河沣先生推向了历史的前台。那时，黄河沣先生身为广州特别市党部的重要委员，肩负着国家的重任与使命。他更是以西南政务会的调停使者身份，踏上了前往福建的征途，与陈铭枢等人共同商讨调停“福建事变”的事宜。他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避免蒋军对福建动用武力，从而维护国家的和平与稳定。黄河沣先生的身影，就这样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他的智慧与勇气，为我们海山村乃至整个国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如今，当我们再次回望那段历史，不禁为他的伟大举动而感到自豪与敬仰。
首先，蒋介石的中央军对在闽的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将领发出了通缉令，显然筹备对福建发动军事行动，气氛瞬间升温。
而红军方面的彭德怀曾计划与福建方面结成“抗日反蒋停内战”的战略联盟，但在共产国际的干涉下，博古和李德的指使，红军与十九路军的合作破裂，双方于10月26日签署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被无情撕碎。
桂系李宗仁与湖南何健则采取了观望态度，他们坚持原有的抗日剿共政策，未明确表态支持或反对福建事变。
西南政务会的重要人物胡汉民、广东的陈济棠等人则认为，民国国号、国旗是孙中山先生创立，代表广东人的信仰。他们认为改变这些是不应该的，并将福建事变的责任归咎于蒋介石的逼迫和共产党的煽动。胡汉民甚至以宗祠为喻，“国民党好似一座祠堂，守祠堂的人若不尽职，驱之可也，断不能放火将祠堂烧毁。”
在这样的背景下，1933年月初，西南政务会感到局势紧张，战乱似乎一触即发。为了避免蒋介石中央军对福建采取军事行动，他们频繁召集各界关于“福建事变”的谈话会，强烈主张批评蒋介石、汪精卫，并劝解陈铭枢、李济深。西南机关甚至提出了“为闽变电请蒋介石、汪精卫引咎自劾”的口号。
在这一时期，我们海山村的前贤黄河沣，秉持着抗日反蒋的信念，为了避免内部战争给百姓带来灾难，积极奔走呼号，参与各类谈话会议。最终，在12月2日，西南政务会作出了决定：“西南派员入闽作最后之规劝。”
《广州民国日报》广泛刊登了多篇关于西南政务召集各类谈话会的报道，并对“福建事变”表明了其鲜明的态度。我们海山村的先贤黄河沣怀着对国家和民族的热忱，纷纷踊跃参与这些活动，积极发声，为国家的稳定贡献自己的力量。（上图中间一篇报道有记载黄河沣出席活动会议状况）
于是“月初西南政务会派黄河澧赴闽，提三个条件：一、放弃联共起策，二、取消人民政府，三、恢复党治。闽方不同意，是日，派代表朱某偕黄回穗续商”（见下图国史文献记载）
海山村杰出的先辈黄河沣，首次以调停使者的身份带领队伍赴往闽地，积极且艰难地应对国家的重大危机。然而，因纷繁复杂的因素交织，调停未能取得预期成效，未能避免蒋介石领导的中央军对福建实施了严厉的镇压。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六卷第4539页记载黄河灃赴闽 。
在这一形势下，“福建事变”中的十九路军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既无法获得红军的支持，又难以确保与广东陈济棠的稳固联盟。最终他们在1934年1月遭受了蒋介石的挫败，这场浩劫导致了数以千计、万计的伤亡。
随着福建事变的落幕，红军期望打破第五次反围剿束缚的最佳时机也随之消逝。他们被迫踏上了万里长征之路。
【历史小知识】
西南政务会：
1931年至1936年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在广州成立的西南最高行政机构。全称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表面上看，全国党政军复归于统一，但实际上，两广地区仍维持半独立局面。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决议，撤销西南政务委员会。
广州特别市党部：
民国13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孙中山鉴于广州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在地，党员人数多，地位较重要，遂决定将广州市党部建成特别市党部，与省党部地位平等，直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监督。（黄河沣先生从1930年起至1936年，连续三届当选特别市党部委员出任监察委员）
十二、上中央议事，光宗耀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下册大全套》下册第102页与第344页等都记载资料。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定于民国24年11月12日～23日在南京召开。广州特别市党部选出谭惠泉、陆幼刚、 霍广河、程岳恩、周棠、徐乙垣、黄河沣、何启澧、林颂福等为当选人，胡文灿、伍智梅、刘重明、曹乃祯、李仲仁、骆鸣銮、程鸿轩、陈文赫、冯子和等为候补人，报中央组织部审定。 最后审定出席代表为：陆幼刚、霍广河、周棠、程岳恩、黄河沣、徐乙垣、林颂福和伍智梅共9人。
关于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隆重召开的这一重大事件，当时，唐绍仪、萧佛成二人因身体抱恙需静养调理，特地致电林森、于右任等诸位同仁，表达了他们对于真诚团结的殷切期望。在电文中，他们略述道：“国家危难之际，我们唯有以真诚之心相见，凝聚团结之力，共同奔赴国家之急难，方能抵御外侮、拯救危亡。”此言一出，立即在党内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和反响。
11月13日《广州民国日报》报道：黄麟书、黄河沣等西南地区的代表抵达南京后，国民党中央再次发电催促陈济棠、李宗仁两位重要人物前来参加会议，以共商国是。
全国代表大会盛大召开，近千人代表齐聚一堂，西南地区的代表阵容尤为强大，汇聚了来自六大部门共计70余名优秀代表。他们分别是：
1、原中央委员的杰出代表，包括林云陔、邹鲁等。
2、第一集团军特别党部选派的吴逸志等代表。
3、第四集团军特别党部则派出了韦云淞等代表。
4、广东省省党部派出了黄麟书等代表。
5、广州特别市党部派出黄河沣、霍广河等代表。
6、广西省省党部同样派出了黄钧达等代表
李宗仁与萧佛成针对西南政务会中委代表出席大会的政治主张，为其定下了基调：“救亡图存”应成为我们对外的基本国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之中；同时，在国内我们需保持精诚团结的态势，以共克时艰。此次大会中，包括西南黄河沣等在内的各方代表纷纷出席，均围绕着这一核心政治主张展开提案的审查与讨论。在国难当头之际，他们深知救亡图存的重要性，因此积极主动地投身于各种宣传活动与实际行动中，以实际行动彰显出中华民族的坚强与不屈。 （下图为黄森先生题字）
五月十五日，上午九时，五全大会在中央党部大会会场隆重召开了第一次预备会议。亲临现场的军政核心人物及各方代表，其中包括中委蒋中正、叶楚仓、邹鲁、居正、张学良、阎锡山、陈立夫、果夫、孙科、林云陔、孔祥熙等军政要员，以及蔡元培、冯玉祥等杰出人士。
令人兴奋的是，黄河沣先生，这位来自我们海山村的先贤，亦能跻身此次核心预备会议之中，这足以彰显他当时的政治地位之崇高，影响之广泛。
《广州民日报》讯：国民党五中全会第一次大会经审议决定了委员会人选安排。此次大会共有142位代表莅临，其中包括军政要员蒋介石、蔡元培、张学良、何应钦、于佑任、居正、林森等。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海山村杰出的先贤黄河沣，作为西南政务会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
提案审委会于十六日下午三点准时举行会议，共计五组分别开展提案的审查工作。其中，党务组与总章审议委会携手合作，共同审查了涉及总章的各项提案。
此次会议，汇聚了众多中央军政界的重量级人物，包括蒋中正、张继、林森、何应钦、程潜以及张学良等，他们的出席充分彰显了本次会议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同时，还有少数代表如潘公展、黄河沣等也参与了此次盛会，共计142位代表齐聚一堂，共同为提案的审查工作贡献智慧与力量。
十三、从“海山爆动”到“解放海山”
“海山爆动”
《南路农民运动史料》附录民国档案六件之中有：《遂溪县长电报该县进剿乐民共产党情形请察核由》，第435号，民国十六年(1927年)五月二十一(快邮代电):
“共逆黄学增、黄广渊、黄斌、陈光礼等，近潜回距县城200里之乐民地方.……纠党200余人，持械劫掳乐民区署长潘林雄及署员警兵七人，勒缴警团枪支，占据乡市，歃血盟誓，遍树赤旗。”
《海康、遂溪县长联电呈共产党黄学增等在县属捣乱现已进剿由》，第22号，民国十六年(1927年)五月二十二日到(中国电报局)。
都应铭记在心，自乐民区署长潘林雄等人被农军扣押至海山村那一刻起，国民党便调集两县精锐部队千余人，对海山村发起猛烈的围剿。由此，战斗的焦点已然锁定在这片古老的村落之中。除却周边聚集的约三百名农军战士外，村内尚有一千多名老少妇孺，以及承载着海山村人世代相传的基业。
无论双方力量对比如何悬殊，亦或势均力敌，一旦战火燃起，海山村便是主战场，而战火所及之处，必将给黄氏族亲带来深重的灾难。更何况农军力量薄弱、粮弹匮乏，而国民党部队则刚刚南征胜利，士气正盛，装备精良。
两军对峙，千钧一发之际，海山村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浩劫。然而苍天庇佑，黄氏列祖列宗之德泽广被，朝中有人庇佑。原遂溪县长黄河沣在国民党省党部担任要职，与军方高层李济深、陈铭枢等有着深厚的交情。因此，遂海两县部队在顾及这一层关系的情况下，选择围而不剿。农军总指挥黄广渊亦严令部下保持克制，避免冲动出击，从而为双方争取了宝贵的谈判时机。
于是，贤哲之士纷纷行动起来，通过电报邀请乌石盐署署长黄兆昌以同姓宗亲的身份出面调停。在黄广渊等农军领导层与国民党军队谈判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双方均以保全海山村村民生命财产为首要任务。经过艰苦的谈判，最终达成和平协议：一、国民党部队撤退回各自驻地；二、农民自卫军释放潘林雄等人，农军撤离海山村。至此，农军撤离海山村后，乐民起义总指挥部才搬迁至乐民城文明书院。
海山爆动的和平解决，使得海山村村民免遭劫难。双方均以民为本、以情为重，实乃大幸之事。每每回溯这段历史，总是让人心生后怕、感伤不已，同时又满怀感恩之情。与“解放海山”那场战斗相比，这段历史更是发人深省：除了英勇无畏的精神之外，我们还应该深刻反思如何才做到智勇双全，保存力量，造益未来。 就像咱海山村先贤河沣先生所说：“赴國難不是犧牲而是奮鬥，不是送死而是救亡”。（这句话出自他《我們怎樣共赴國難》一文结论部分。）
在雷州半岛的全面抗日战争
在编撰“解放海山”的篇章之际，我们必须深入回望与描绘雷州半岛那段从1943年2月被日本军队残忍践踏，直至1945年9月日本向雷州半岛的中国军队无条件缴械投降的波澜壮阔的全面抗日战争岁月。彼时，中国国民党军队在雷州半岛的战场上与日伪军展开了殊死搏斗，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则在雷州半岛上积极发动群众，构筑起强大的群众基础，与民众同舟共济，共同抵御外敌的侵略。海山村更是义无反顾地响应了抗战的号召，村民们纷纷挺身而出，直接参与到这场伟大的抵抗外侮的民族战争中来，他们的英勇壮举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长河中。然而，遗憾的是，在抗战的后期，1945年间，高雷地区国共两党势力之间的斗争，却给海山村那一代村民带来了沉重的抉择与悲壮的命运。
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座谈会上说过：“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荣光！”在编纂史书的过程中，我始终坚守对历史事实的忠诚，旨在更加精准地展现那段波澜壮阔的抗日历史，以及它如何深刻地影响了海山村。我倾尽心力，研读各类权威历史文献资料，深挖历史脉络，以期还原那段历史的真实面貌。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
《中华民国忠烈将士姓名录》有记载雷州半岛抗日牺牲将士
3.《抗日战争正面战场》,11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114页，16页，119页，135页，137-138页，144页，149页
4.《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军事档案选辑》382页重庆出版集团
5.《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陆军通览》,2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6.《华南边境の战线》，第223-224页，西桜印刷株式会社，1983年。第243-245页
7.《昭和二十年の支那派遣軍＜2>二月まで》,43页，朝云新闻社，1973年。同上，444页
8、《抗日战史·南战场追击》，第76-81页，1982年版
9、《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军事档案选辑》第394页
10.《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陆军通览》第93,229,258,266,286页
经过细致的考证与综合整理，我们荟萃了中日等国出版的书籍，它们详尽地记录了抗日战争期间雷州半岛战场上的硝烟与战火。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如同历史的长卷，为我们勾画出了那个时代的真实场景，让我们得以深入感受雷州半岛军民在保卫家国之际，所表现出的那份坚定不移的民族抗战意志和炽热的爱国情感。尽管在抗战的尾声，部分抗日武装受国民党中央及当时政府的反共政策影响，对雷州半岛蓬勃发展的共产党武装力量进行了围剿，这些反共势力在解放战争中也受到了共产党武装的相应惩处。然而，对于这些英勇奋战的军民在抵抗外侮的这段辉煌历史，我们仍然要给予最高的敬意和充分的认可。
1943年2月，日军如狂风骤雨般侵占了海康与遂溪，国民党军队在抵抗中节节败退，原两县的县长及政府众员，亦如惊弓之鸟，仓皇逃离，令民众深感失望与无助。与此同时，汉奸组织不甘寂寞，纷纷建立伪军，以汉奸统治据点为依托，企图在各地煽风点火。如此，雷州半岛的百姓，不得不忍受着水深火热、高压压抑的恶劣环境，生活陷入了无尽的困境之中。
1943年12月 《大东亚战争海军作战写真记录 II 》朝日新闻社
报道日军在广州湾（湛江）上港登陆的照片。事后3月16日至4月7日，第四战区司令官张发奎前往南路巡视，其后的报告中提到高雷地区：
一、情报上，“各县区以下组织欠确实，区乡间横方向亦未经取得经常之联络”。
二、地方武力上，“一般极少训练，仅能担任城镇之治安维持”。
三、政治上，“一、粤南封建潜势力根深蒂固，往往足以阻碍政府法令之推行，二、民气消沉，三、党务及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除茂名外，一般甚少表现。四、保甲除阳春县外各基层组织散漫，五、粮食：自雷湾为敌伪控制，据民食不饱约百分之四十以上，至堪忧虑”。
3月27日省主席李汉魂将军到达廉江，对保四团的表现大为不满，决心整理，召集各大队长到廉江训斥了一番。
第四战区司令官与省主席亲赴南路进行了全面的视察，他们深入了解了前线的情况，并针对报告内容的核心要点，迅速做出了一系列补救措施。随后，他们在雷州半岛重新部署了抗日的国民党所属武装军事力量，旨在确保该地区能够更有效地抵御日军的侵略。
省主席李汉魂不仅派遣了邓龙光麾下的155师正规部队进驻雷州半岛，以坚定的决心投身抗日斗争，还在1943年3月重新任命了遂溪本地人黄兆昌为遂溪县县长。黄兆昌不仅肩负起了县长之职，更兼任了广东南路特务大队的大队长，他积极组建队伍，领导广大民众投身于这场神圣的抗日之战，共同抵御外敌的侵略。
抗日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的支持下，雷州独立挺进支队在1943年6月确立了番号，戴朝恩作为少将支队长，负责在遂溪海康一带的对日军伪军游击作战。同时，蒋介石6月21日提出给予戴陆海空甲种一等奖章。雷州独立挺进支队不仅勇敢地抵抗了日本军队的进犯，同时更是毫不畏惧地面对那些为日军效劳的汉奸，这些汉奸其中包括“高雷警备司令符永茂”、“广东南路军副总司令吕春荣”，以及同样投敌的“广东南路军副总司令王英儒”。（在历史典籍和详尽的电报档案中，早已深刻记录了雷州挺进队对日军伪军的英勇战斗历程，此处便不再赘述其详细经过。）汉奸符永茂部队主要分布海康县及遂溪县西南区。给乐民江洪河头群众生命财产带来严重的威胁。
经过审慎考虑张发奎将军的报告内容，雷州半岛的“国民党抗日政府”及“雷州独立挺进支队”识别到了几处关键的薄弱环节：“县区以下的组织架构尚显不足，区域与乡村间的横向联系也未能形成常态机制。”此外，“除了阳春县外，保甲制度下的各基层组织普遍显得松散无章。”至于粮食问题，由于雷湾地区被敌伪势力控制，导致民众粮食匮乏，约有四成以上的人口处于饥饿之中，这无疑加剧了我们的忧虑。
针对这些严峻的情况，他们决定成立各县区的抗日“联防处”，以统领各乡村的“联防大队”，旨在加强组织间的沟通与协作，强化整体抗战力量，共同抵抗外敌的侵略。
在国恨家仇交织的沉痛岁月，雷州半岛的民众和军队纷纷挺身而出，以抵抗外侮为己任。而在这样的宏大历史画卷中，我海山村人亦不甘落后，他们除了为抗日捐钱捐物之外，还决决紧握枪杆，英勇地站了出来。在与海山村有着深厚渊源的“雷州独立挺进队”队长戴朝恩，（戴朝恩为海山村村民女婿，联防大队长黄业兴姐夫）与时任遂溪县县长黄兆昌（黄兆昌，作为海山村黄氏的同宗兄弟，在1927年挺身而出，积极调停“海山爆动”，最终促成了和平解决，使海山村得以避免战火的摧残。）的坚定的支持下，海山抗日联防大队应运而生，村民们众志成城，积极投身于抗日伪洪流之中，为保卫家园、捍卫民族尊严而英勇奋斗。
尽管在抗战后期1945年，海山村联防大队在追随戴朝恩、黄兆昌等雷州国民党军政人物的引领下，坚定地贯彻了国民党中央的“防共”与“反共”政策，对当地的共产党组织据点进行了报复性围剿，（这段历史事件我将分段落独立进行整理说明来龙去脉）这一系列的行动和背后的政策导向确实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剖析与批评。然而，在审视这一历史片段时，我们亦不能忽视他们曾怀揣的抗日反伪的坚定信念与实际行动，这些应当同样被我们铭记并给予一定的肯定。
抗日胜利后遂溪县参议会本会参议员一览表介绍海山村黄河禮（礼）的简介：黄河禮，三十八岁，中山大学毕业，曾任遂溪区联防处主任、教育会理事，说明海山村黄河禮领导的抗日联防处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及遂溪教育事业中作出应有的贡献。同时说明海山村联防大队首先是为抗日战争应运而生的事实。特别要提到的是：遂溪海康沦陷后，两地的数百间学校遂停办，戴朝恩的雷州独立挺进支队司令部在1943年的7月于化县成立，邀请陈琦去当秘书，陈便向戴提出创办联合中学的建议，在戴朝恩等人的支持下，陈琦带领黄河禮等遂溪县教育会同仁的共同努力下，遂溪县立联合中学在11月廉江陀村开课，戴作为校董，解决了南路失学学子的教育问题。后来又筹建了杨柑中学等多间中小学校。
戴朝恩为遂溪县立联合中学题字
与此同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合法背景下，在雷州半岛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投身于抗日事业，党组织亦蓬勃发展。尽管在1944年8月遂溪老马起义，遂溪县共产党正式成立自己的武装力量——“遂溪人民抗日联防大队”之前，雷州半岛的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尚未拥有成规模的武装力量，但其在党员数量及党组织建设上均取得了显著的扩张，为后续的各种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黄雨田在海山村拉出20多名青年和带出20多支较好的枪支，组成一个中队，黄雨田任中队长，（黄雨田，在海山村内从小长大的海山族裔塘角尾村人，解放后任遂溪县军事科科长）黄芝成任副中队长，加入我抗日联防大队。海山中队随抗日联防大队转移到吾良村时，编入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大队，南下海康、徐闻。这个海山中队南下海、徐后，逐步解体，黄雨田因工作需要留下，队员黄芝锦在战斗中牺牲，黄芝凤病故，黄芝成、黄安柳等动摇逃跑，回村后被黄业兴杀死，陈二等人集体叛逃，投靠海山黄业兴联防队，最后能坚持在部队的只有黄四1人，后随老一团西征去。”
在中共遂溪县委党史研究室与中共雷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共同编纂的《中国共产党遂溪县西南区革命斗争史》中，详细记载并陈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历史事件：“黄雨田在海山村召集了20余名热血青年，并携带着20多支精良的枪支，迅速组建了一支抗日中队。”这一记载不仅再次证明了海山村村民在民族危亡之际所展现出的同仇敌忾、英勇无畏的精神，更展现了他们不管你是什么政党，什么力量，只要你一心想抗日，海山村村民就拿起武器，团结一心，共同抵御外侮的坚定决心和强大力量。
可惜的是海山村村民再次被历史的洪流开了玩笑，他们那支曾经充满憧憬与希望的武装力量-海山村抗日中队，在踏上征途后却渐渐遭遇当时在地组织的瓦解，逐渐被分散到各自为战的中小队伍中去。昔日的团结与默契，那份深入骨髓的兄弟情谊，在现实的残酷冲击下逐渐消散。最终，他们不得不无奈地集体选择退出大队伍，留下了一地的沉重与无尽的遗憾。
1945年8月，侵华日军在中国军民的全面进攻和国际同盟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迅速土崩瓦解。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1日，驻雷州半岛日军代表渡部市藏中佐在赤坎签署投降书，伪军符永茂部向国民党雷州独立挺进支队投降。至此，高雷地区各县全部光复。
参加在雷州半岛日军投降签字典礼中方人员：邓龙光、刘其宽、陶祥麒、梁文拼、甘威城、戴朝恩、李月恒、淩仲冕、周国光等人。
两支抗日武装队伍的怨恨冲突记录
——记录“中共遂溪西南区武装队伍”与“海山村抗日联防大队”之间的冲突战历程
在这一篇章中，编者恪守客观公正的原则，不掺杂个人主观情感与政治色彩，而是对中国共产党遂溪县委党史研究室所取得的研究表述，表达了应有的尊重。接下来，我们将直接呈现遂溪党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国共产党遂溪地方史》（第一卷）的精选篇章，这部由中共党史出版社于2004年12月隆重推出的历史研究编著，其与有关海山村的段落原文在此得以展现。同时，我们还引入了中共遂溪县委党史研究室与中共雷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共同编撰的《中国共产党遂溪县西南区革命斗争史》（1922年夏—1949年11月），这部著作凝聚了1993年至1995年间原编者的辛勤努力和回忆的历史。我们期待通过这两部中共遂溪当地的历史著作中的几个段落记载，为读者呈现这段关于“两支抗日武装队伍怨恨冲突历史的真实脉络，让后来者能从中汲取深刻的启示，明辨历史的曲直是非，为未来指明方向。
2004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遂溪党史研究室精心编撰的《中国共产党遂溪地方史》（第一卷）
《中国共产党遂溪地方史》（第一卷）第190页-191页记载原原本本的陈述如下：
……
休整后，部队向南转移到平衡村。此时，中共雷州特派员陈恩前来指导工作。随后，部队一面派人往西南地区与该地区区负责人金耀烈、周斌联系，准备进军乐民一带；一面加紧筹集粮食弹药，做好进军西南区的准备。不久，部队顺利地进入了西南区。然而，要在西南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必须解决好海山村的统战问题。海山村是国民党官僚黄河沣的老家，全村有3000多人。该村地下党员黄妃来向黄其江、支仁山等人汇报情况，说黄河沣不在家，其胞弟黄河澧和以经商为业的黄汝清两人是村中的头头，要打开海山村的局面，必须做好这两个人的工作。鉴于这种情况，部队到达海山村一带后，随即对黄汝清、黄河澧开展统战工作，同时召开全村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消除群众的各种疑虑，并把村中的贫雇农40多人组织了起来。10月1日，部队开抵乐民、吾良村。这时，陈恩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决定了几项工作：一是发动当地群众带枪参军，进一步扩大队伍；二是惩办一些反动恶霸地主；三是整编部队；四是部署部队今后的行动计划。这里原是伪军占领区，群众对敌伪极为愤恨，群众基础较好，民枪也较多，尤其是吾良、海山等村。在部队的积极宣传发动下，青年群众纷纷携械前来参军，队伍迅速扩大到300多人。此时，陈恩代表南路特委对起义部队进行整编，宣布成立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大队，由支仁山任大队长，唐多慧任政委，参谋林杰，副参谋廖培南，军需陈开濂。下辖三个中队和一个政工队，第一中队长李鸿基，指导员李晓农；第二中队长王建涵，指导员庄梅寿；第三中队长李绍香，指导员肖汉辉；政工队长陈兆荣，全大队200多人。正当乐民、河头一带群众涌跃参加抗日部队，抗日斗争形势迅速发展的时候，起义部队在开展统战工作方面执行了过"左"的政策，对当地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当时，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大队根据雷州地区党组织负责人的指示，把海山村的黄汝清抓了起来，要海山村用钱和枪枝来换人。海山村按要求交出了几千元和几枝枪之后，黄汝清却没有得到释放，而是被秘密杀了。此事当即引起海山全村群众的不满，黄河澧随即乘机组织反动武装，与共产党和革命武装对抗。正在此时，南路特委书记周楠发来紧急指示，命令支仁山、唐多慧率主力第一大队往徐闻建立革命根据地，整编后余下的40多人由黄其江、唐才猷率领继续在西南地区一带活动。
……
二、1993年-1995年中共遂溪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雷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合编的《中国共产党遂溪县西南区革命斗争史》（1922·—1949·11）第42页记载陈述：
……
6、建立抗日联防区
(1）祥川、吾良抗日联防区
1944年10月，成立祥川、吾良抗日联防区。范围包括：祥川、吾良、白银塘、林家营、坑尾、新市等一带村庄，有1000多人口。联防区主任陈镇南，副主任陈嗣敏、蔡裕盘。
田西抗日联防区
(3）联防武装与敌战斗 ………
1944年11月，吾良联防队开去河头仔圩，打死国民党税收员1人，又在沙塘伏击黄业兴反动联防队。当日河头仔圩日，约上午9时许，海山国民党反动联防队窜来夺税，遭我部伏击，打死敌1人，其余敌人逃走了。
注：需要实事求是的说明一下，第二次国民合作全面抗日的当时黄河礼担任主任的遂溪区联防处是抗日反伪的政府机关，而海山联防队是政府与抗日部队授权和支持的武装队伍，执行收税和维持社会治安来支援抗日反伪的政策。
三、中共遂溪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雷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合编的《中国共产党遂溪县西南区革命斗争史》第44页记载陈述如下：
7、革命抗日村庄遭敌围剿
…………
1944年底，海山村反动头子黄业兴去乞求其姐夫国民党挺进队司令戴朝恩讨枪，在乐民地区组织了国民党反动联防大队，黄业兴为大队长，黄芝盛为副大队长，黄河礼任反共联防区主任。反共联防队成立后，便强迫海山村周围村庄如盐仓、敦文、英楼、余村、调神等村群众买枪组织联防反共。反共联防队到处围剿、烧杀、掠劫、勒索我革命村庄。1945年3月，祥川、吾良抗日联防区，惨遭黄业兴反动联防队和国民党遂溪县大队的围剿。吾良村祠堂及群众数间房屋被烧毁，祥川村群众的耕牛被抢走30多头，财物被洗劫。我联防区主任陈镇南及群众陈均绍、陈均松、陈妃健、陈芝葵等5人遭杀害。此后群众无家可归，流离失所，惨不忍言。祥川联防区副主任蔡裕盘（新市人）也遭反动联防队杀害。家在乐民圩附近的金耀烈（芋园头村）、杨美经（下村仔）、陈庆瑞（西沟村）等同志家庭也惨遭黄业兴反动联防队围剿，他们的家庭成员逃离家乡，东藏西躲、终日不宁。
四、中共遂溪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雷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合编的《中国共产党遂溪县西南区革命斗争史》第44页记载陈述如下：
………
8、盐仓战斗，击毙反动联防大队长黄业兴
上述四段篇章均原本引用了中共遂溪县党史研究室的研究表述，详细揭示了两支抗日武装大队之间冲突的起承转合，这一历史的真实面貌在资料中得以详尽展露，遗憾的是同为抗日与灭伪的武装队伍，而因政治主张不同，却成为对抗斗争的力量，双方在战火中的伤亡也成为了那段峥嵘岁月中无法抹去的悲壮注脚。
《中国共产党遂溪县西南区革命斗争史》第78-79页解放海山的过程
“解放海山”
在解放战争的烈火硝烟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连续发起并成功实施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这一系列辉煌胜利基本上歼灭了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到了1949年4月，解放军更是英勇地横渡了波涛汹涌的长江，一举解放了南京，这一壮举几乎标志着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彻底终结。
8月海山村联防大队长黄芝盛感到国民党的统治未日已临，先令其家属乘船前往合浦北海，然后带其亲信外移。遂溪县西南区中共党组织获悉后，即派出10余名武装人员乘船追击，终于截获其妻、子两人做人质，令联防队解除武装。黄芝盛于是派黄可、黄凯等为代表与西南区政府谈判。中共西南区政府即限其全部交出武器弹药。于第二天我区委领导黄色伍带领区中队到松树仔村接收黄芝盛联防大队缴交的武器，计：长短枪50多支，轻机2挺，子弹一批。点交武器后，然后释放了人质。西南区最后一个国民党联防队据点就此被清除了，宣布全区解放。
在解放初期遂溪西南区又执行了过“左”政策，当中个别干部公报私仇，把“红色革命根据地”海山村定性为“反动村庄”，（改革开放后再正名为“红色革命根据地”），数十名已交出武器的海山村青年还遭通缉和捕杀，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往海外。这些家离子散的青年，在异国他乡饱受艰辛与思乡之苦。在越南留下合照作为见证。照片中，他们面容凝重，眼中透露出对家乡的深深眷恋和对未来的迷茫与期盼。尽管如此，他们坚守着海山村那份独特的气质，不曾有丝毫的动摇和丧失。
这张照片不仅见证了那个时代海山村青年的命运变迁，更深刻地反映了历史大潮中个体选择的无奈与悲凉。它提醒我们，在时代的洪流中，每个人都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明辨是非，顺应历史潮流，共同书写新时代的辉煌篇章。
安品、安金、安交、安葵、安增、芝盛共六人
十四、论河沣公、广渊公革命之异同
长期以来，我们海山村的兄弟们，每当提及村庄的革命史时，偶尔会遭遇一些人的讥讽，他们轻蔑地说：“你们村不过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巢穴，海山村的农军充其量只是与地主的内斗。”此言一出，我们海山村的子弟心中总是涌起一种莫名的委屈，仿佛被戴上了不该有的罪名，想要反驳却又苦于缺乏有力的证据，内心倍感憋屈。面对这种无端的讥讽，我们更应该旗帜鲜明地为他们补上这堂深刻的海山村“革命历史课”。
深入分析其中缘由，不难发现这背后其实是一些所谓的“文人墨客”在作祟。他们为了追求名誉，打着研究农民革命运动历史的旗号，却对史料文献的记载置若罔闻。他们既未深入探究当时的时代背景特征，也未尊重当年发表在《中国农民》第4、5期上的南路各县概况调查报告，尤其是其中关于海山村人民革命的部分。相反，他们往往道听途说，添油加醋地歪曲革命历史纪实，将其演绎成充满传闻色彩的小说，并四处传播。更有些别有用心之人，明明掌握着丰富的文献史料，却在写作时故意避开海山村的史实部分，甚至在言论上挑拨离间，制造矛盾。
为了防止有人将海山村的革命历史狭隘地解读为私人家庭或村庄的斗争史、反动史，从而破坏我们村庄内部的团结与和谐，我特此借助丰富的历史文献史料和历史人物事迹来论证并反驳这些谬论。我们海山村的革命历史是光辉灿烂、英勇伟大的，它不仅是一段尘封的真实的历史辉章，更是我们村庄人民团结奋斗、勇往直前的精神象征。我们应当倍加珍视这段历史，将其传承下去，让它在新的时代里继续焕发出激励人心的力量。
为了捍卫正义，缅怀先贤，警示末来，我仅需借助黄学增的报告作为佐证，便能对这些谬论予以有力驳斥，让那些别有用心之人无地自容。
从黄学增与黄广渊等人1924年的《请愿书》载称：“为请愿事窃查雷州伪善后处长陈学谈……既于本年二月四日捕党员黄汝南梁竹生，在雷垣惨刑处死。复相继通缉党员黄荣、黄学曾、黄河澧、方景、黄汝清等……”可以看出，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南征北阀，打倒军阀统一广东阶段，我们海山村人河沣公、汝清公、汝南公与广渊公都以遂溪党部国民党员身份一道为了国民革命的胜利，精诚合作，团结应战。
黄学增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写的《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内容有：“遂溪县的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由时任县长黄河沣隆重召开”。又强调叙述第一次大会作出决策：“决定裁撤各区保卫局，并将相关款项全部拨付给各区农民协会进行统一调配。”这两项在文本中得以明确叙述。
在当时的遂溪县，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其中尤以黄广渊所领导的第六、七区农民协会最为壮大，特别是海山乡农会，更是声势浩大，影响力深远。此次决议中的款项拨发，充分彰显了在农民运动这一重要领域，河沣公与广渊公所展现出的紧密配合与相互支持。他们深知，农民运动作为共国合作的核心政策之一，其经费支持自然应由政府承担。
综上所述，海山村的先贤们河沣公、广渊公、汝清公、汝南公等，均在积极执行第一次共国合作的国家政策，无论党派共同积极响应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国民革命口号。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推动国家进步与民族解放事业贡献着力量。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关系破裂之后，中国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与国民党残酷镇压之间的较量愈演愈烈。而当时的海山村，其人民的革命斗争亦是中国整体革命形势的一个微观写照，深受国家大形势的影响和左右。
国共两党在高雷地区几乎同时派出并成立斗争指挥机构：“高雷区清党委员会”和“中共南路特委”，国共的战斗一触即发。
而共产党方面，党的八七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接着，中共广东省委成立，派彭中英返回南路组建中共南路特委，同时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举行秋收起义和广东省委的有关部署。其后，中共南路各县市党组织根据上级的指示和广东省委制定的《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等，准备进一步举行革命武装起义，“实现土地革命”。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
在土地革命时期，高雷地区涌现出了两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一方是以沈崧、黄河沣等人为核心的“高雷区清党委员会”，另一方则是以彭中英、黄学增、黄广渊等人为代表的“中共南路特委”。这两大势力之间的斗争，并非源于黑帮团伙的恩怨纷争，也非私人军阀之间的角力，更不是家庭间的私人恩怨所致，而是源于国内大势的推动，是不同党派、不同主义在特定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的必然体现。
他们的斗争，并非简单的利益争夺或权力游戏，而是基于各自坚定的革命信仰和理念。这些信仰和理念，随着时代背景的变迁而不断演变，使得双方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从合作到分裂、再到斗争的复杂过程。
对于这段历史，后人应当给予充分的尊重和理解。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些历史人物都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产物，他们的行为和选择，都受到了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他们归为黑白分明的两极，而应该用更加客观、全面的视角去审视和评价他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就像毛泽东主席对待在广东发动“四·一五”清党政变的李济深一样。
虽然李济深屠杀了包括邓培和萧楚女在内的两千多革命志士，可以说，李济深的手上是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罪行累累。
但他在抗日时期，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李济深任主席，他们高举反蒋抗日的大旗，以联合各党派一致抗日，争取民族独立为宗旨。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还是极力邀请李济深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九一八”事变，日本入侵东北，黄河沣1929年调任回省会任职，参加了中国第三阶段革命斗争：抗日反蒋。直至中国全面抗日最艰难阶段的1941年，他病逝。黄河沣抗日反蒋的文献史料有支援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编印的《九一八国难纪念周年专刋》发表了《九一八国难纪念中的当务之急》，别小看这篇文章喔，因为这是西南执行部发行的抗日反蒋的《专刋》，随时会放在蒋介石书桌上的，在军统横行的年代，随时有生命危险的。还在《广东月刋》发表《我们怎样共赴国难》等。 我特意把这两篇抗日反蒋的文章安排在《简史》“附录”里，敬请兄弟们细心品读，用心体会咱们海山村先贤的抗日反蒋的爱国主义情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出于巩固统治和发动群众抗日的目的，国民政府于1938年在中央成立了最高咨询机关﹣﹣国民参政会，同时要求在1939年各省市设立临时参议会。广东省临时参议会成立于1939年5月，解散于1946年4月。我们海山村先贤河沣公毅然出任第一届广东省临时参议员，以文官的身份为祖国的全面抗日筹备物资，提供建议，发动群众配合以李汉魂将军为首的广东省政府，在广东遭战乱、广州沦陷，被浩劫的极为艰难环境条件下，坐镇粤北，后转粤东，统管全省，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坚持高度的民族气节，工作兢兢业业，政绩卓著，颇为粤人所称赞。
我们海山村的村民，以数十名英勇的本村革命志士的鲜血铸就了半个世纪来中国革命史上的辉煌篇章，其中融入了诸多海山特有的元素：“南征北战，勇打军阀”，“国民革命”，“黄埔军校”，“广州起义”，“农讲所”，“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渔协会”，“乐民起义”，“抗日反蒋”，全面抗日以及高举“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我们海山村，无愧为一块真实而充满荣光的红色革命圣地，是展示爱国主义精神的典范村庄。
十五、海山村近代史人物篇
黄广渊，海山村人
中国共产党员。1924年广州省立专门工业学校毕业，1925年1-4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三期学生，雷属青年组织社成员，共产主义青年团雷支部领导成员，省农协南路办事处成员，中共南路特别委员会特委成员，中共遂溪县主要负责人，县委书记，遂溪县第六、七区农民协会组织运动的负责人。遂溪县农民自卫军的创建者，总指挥。
黄广渊在校身份及落款印章，农讲所学员佩章。
他策划和直接指挥“海山爆动”“乐民起义”可惜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在黄广渊的影响下，他母亲黄凌氏、二弟黄仲义，三弟黄广荣为了共产主义信仰相继不惜自己的生命英勇就义，“满门英烈”，巍然雄峰，让人敬佩。
黄广渊革命光荣纪念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亲自落款、承载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庄重印章的这份光荣纪念证，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黄广渊同志的崇高地位，更凸显了他作为中国农民运动坚定不移的践行者、农民自卫军英勇无畏的创建者，以及农军前线英勇果敢的总指挥的非凡成就。这份至高无上的荣誉，是对黄广渊同志一生奋斗和牺牲的深深致敬。同时，这份光荣纪念证也代表了海山村的荣耀与骄傲。黄广渊同志的光辉事迹和崇高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海山村的村民们，继续前行在追求幸福、建设美好家园的道路上。
2、黄汝南，海山村人
身为中国国民党的忠诚党员，他在广州国民政府南征前夕，于1924年二月间不幸在遂溪进行党务活动时遭到逮捕。在遭受雷垣残酷的刑讯之下，他展现出了英勇无畏的精神，最终英勇就义。他不仅是近代史上乐民镇为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而壮烈牺牲的第一人，更是值得我们深深敬仰和铭记的英雄，其英勇事迹当之无愧地载入了史册。
3、黄河沣 海山村人
1930年在广州工作的照片
中国国民党党员，中国国民党元老派官幕僚代表，右派反共人物，也是坚决抗日反蒋的爱国主义者黄河沣于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中山大学前身）毕业，1924年省党部工作，省党部遂溪分部执行委员。
1925年12月31被陈铭枢师长推荐，政务委员甘乃光任命：南征胜利广东统一后的第一任遂溪县县长。
1927年李济深发动“四·一五”反共事变，乐民起义后黄河沣被调派回高雷地区出任“高雷地区清党委员会”委员参与缉拿中共南路特委主要领导成员，使中国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在高雷地区惨遭失败，党组织活动被迫进入最低潮期。
1930-1936年连续三届当选为广州特别市党部执监委、常务委员。期间黄河沣积极参与陈济棠“颇有建树”的新经济建设《广东三年施政计划》被委兼任“广州市电力管理处董事会董事”为当时广州电力系统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1932年被聘任广东省省府参议。
1933年12月初西南政务会派黄河沣赴闽调停“福建事变”。
1934年广州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当任候选中执监委员。
1935年底，黄河沣当选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出席全代会，并与陈立夫等被选为党务组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并被推荐为中央委员候选人。
《南天岁月》对黄河灃定性：元老派。
1939年被选为广东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负责发动群众全面应付抗日战争，保家卫国。
1941年在职病故。
4、黄汝清等，海山人
汝清，身为中国国民党员，曾任遂溪党部执行委员一职。当国共合作破裂后，他果断将重心转投于商界。黄汝清联合了一批村里的精英分子，其中包括留学日本的杰出学生黄河礼、被誉为村上“小孔明”的黄居仁，以及享有“六公”美誉的黄乃洲等人，他们共同致力于创办实业并推动商贸活动的蓬勃发展。
这群有志之士在东关海边精心筹划，建设了数间花生榨油厂（俗称油河），并积极引进桐油驳运与贸易业务。名为商贸，实为国家运输抗日战略物资（下本书详谈）。桐油作为一种优质的干性植物油，其生产过程经过精细的机械压榨和提炼，而在民国时期，桐油更是备受全球瞩目的战略物资，销量庞大且价值连城。
雷州半岛作为华南沿海战略要冲，是抗战时期中国获取国际物资的重要通道。日军自1938年攻占广州、海南后，将雷州半岛列为封锁重点，意图通过空袭、海上劫掠及登陆行动切断中国对外补给线，并掠夺资源以支撑其“以战养战”策略。
在他们的引领下，村民们积极投身于创办实业和经营贸易的行列，逐渐积累了丰厚的财富。海山村因此变得富甲一方，许多参与桐油与油河工作的村民家庭都建起了砖墙瓦顶、石地板的新房。如今，汝清和居仁的故居仍保存得相当完整，它们默默地诉说着当年那段繁荣昌盛的岁月。
十六、黄氏宗祠
宗祠，习惯上多被称为家庙、祠堂，是供奉祖先神主（即俗称的牌位）、宗族祭祀祖先的场所，一向被视为宗族的象征。
海山村“黄氏宗祠”大门视角照
黄氏宗祠，始建不详，重建于民国廿五年。该建筑矗立于海山村的北关与东关交汇处，坐西向东，以其独特的木石砖混合结构呈现。整个建筑的占地面积相当宽敞，达到了400平方米。
工艺精湛的霍耳山墙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符号，在明代以前，它的建造权被严格限定，仅有那些功成名就的显赫之士，方有资格筑造这独特的霍耳山墙。霍耳山墙，犹如一顶尊贵的官帽，不仅展现着建筑的巧夺天工，更承载了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彰显着主人的荣耀与尊贵。
霍耳山官帽墙
北门，作为祠堂的庄严肃穆之门，高耸而宏伟，其上方悬挂着一块金碧辉煌的金匾，熠熠生辉，彰显着黄氏宗祠的尊贵与荣耀。匾额之上，镌刻着“黄氏宗祠”四个大字，字体笔力遒劲有力，犹如苍龙腾空，气势磅礴，令人叹为观止。匾额的落款之处，乃是民国时期的杰出领袖胡汉民先生亲笔所题，更显其历史底蕴与文化内涵之深厚。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题字
内部设置有一间宏伟的大堂，其左右两侧的房间则巧妙地设计成两层木板阁楼，巧妙的空间利用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赋予了空间更多的层次感。大厅堂气势磅礴，宽敞明亮，令人心生敬畏。中堂正门之上，一块精美的横屏引人注目，其上题有“慎终追远”四个大字，笔力遒劲，寓意深远。然而，横屏之上却并未留下落款之人，仿佛一位智者默默守护着这份深厚的文化底蕴，让人不禁对背后的故事充满好奇与遐想。
中堂大门上额横屏“慎终追远”的照片
“慎终追远”这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寓意着对后代的殷切期望，希望他们能够始终秉持儒家传统美德中的“孝道”，即“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虔诚地祭祀远代的祖先”。其中，“慎终”代表着对逝去亲人的尊重与敬爱，要求我们按照丧礼的规矩，慎重而严谨地办理父母的丧事，以表达我们对他们生命终结的深深哀思与敬仰；“追远”则体现了对祖先的缅怀与纪念，每逢春秋之际，我们要通过祭祀的方式，表达对祖先的敬仰与感激，追忆他们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
“慎终”与“追远”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孝道社会化仪式的两大基本原则。它们不仅是对个人品德的锤炼与提升，更是对社会风尚的引领与塑造。在当今社会，我们更应该铭记这一传统美德，将“慎终追远”的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实际行动践行孝道，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祠堂的建筑，不仅承袭了中式建筑的深厚底蕴，更巧妙地融入了两广地区独特的气候特征，从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建筑特色。
在中堂顶的横樑两端，各有一只精美的锦鲤浮雕。这些锦鲤浮雕栩栩如生，仿佛正在以它们的鱼尾支撑起横樑的两端，营造出一种富有生动气息的视觉效果。此等设计不仅为建筑增添了几分灵动与趣味，更寄托着深厚的寓意：鲤跃龙门，象征着族人通过不懈努力，终将成就一番事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在锦鲤浮雕之下，两幅精美的“凤凰牡丹”灰雕壁画栩栩如生，仿佛跃然于墙，引人驻足观赏。
两幅栩栩如生的“凤凰牡丹”灰雕壁画
凤凰牡丹图堪称绝美之作，凤凰作为人们心目中的吉祥之鸟，被誉为百鸟之王，其高贵与祥瑞的形象深植人心。而牡丹，则是富贵吉祥的象征，其绚丽的花姿，令人赞叹不已。凤凰与牡丹相结合，不仅代表着光明与幸福的向往更寓意着富贵常在、荣华永驻的美好祝愿。
在中堂的正墙上，悬挂着一副木雕楹联，其高度约六米，气势恢宏。楹联上所书之字，遒劲有力，内容则是：“有文孙为党国先河觉世牖民一代人才誉江夏；以大族作海山重镇崇垣杰构千秋祠宇壮雷阳。”落款处，清晰可见数位名家的题字：南海江孔殷撰，顺德罗桂芳书，并有钟仲芍、钟季直、李克念、王亮侪、梁泽森、张安之等人仝拜贺。这些落款人，皆是民国时期广东省府之中的显贵名流及富商巨贾。其中，南海江孔殷，乃清末进士出身，曾师从康有为，学识渊博。1895年，他更参与公车上书，以文才斐然而著称于世，与刘学询、蔡乃煌、钟荣光等人并称为清末广东文坛的“四大金刚”，声名远播。而顺德罗桂芳，人号“罗大炮”，亦是一代豪杰。孙中山大元帅曾亲自委任他为收取关余委员会委员，负责收回被英法列强霸占的海关权益，其英勇事迹，至今仍为人所传颂。至于拜贺人中的钟仲芍，更是商界翘楚，时任上海东方商业银行总经理。这幅楹联及其背后的诸位名家，无疑是中堂内的一道亮丽风景，彰显着民国时期海山村文化历史的辉煌。
左：蒋介石 右：胡汉民
胡汉民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中举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赴日本法政大学留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加入中国同盟会，任《民报》主编，从此成为孙中山主要助手之一。孙中山逝世后主持编写了《总理全集》。曾先后在南京临时政府、中华革命党、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府及南京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曾任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中国国民党主席。 著作有《不匮室诗钞》《胡汉民自传》《胡汉民自传续篇》等。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5月12日，因突发脑溢血病逝于广州，享年57岁。
黄氏宗祠中堂楹联撰写人：南海江孔殷
黄氏宗祠中堂楹联：顺德罗桂芳 书
整个祠堂弥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气势雄浑磅礴，给人一种肃穆庄严之感。昔日这里曾是族内子弟潜心读书的私塾，俗称“书房”，它承载着家族对教育的重视与期望。后来，它又曾作为“海山小学”的校舍，为村里的孩子们提供知识的源泉。
祠堂历经了近百年的风雨沧桑，见证了时代的变迁。然而，在破四旧的风潮中，祠堂内的文物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和流失，令人痛心疾首。到了20世纪90年代，它又被改作为村办公场所，使得原本的布局遭到了更为严重的损坏。
尽管如此，祠堂依然屹立不倒，成为了村里人心中的一份宝贵记忆。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成长与变迁，承载着村庄的历史与文化。如今，它依然是村民们心中的神圣之地，值得我们倍加珍惜与保护。
第十五世裔孙安渊公，亲笔记录下祠堂中堂昔日所悬挂的四副楹联之内容，其中由胡汉民先生所撰、黄河灃先生所书、江孔殷先生所撰罗桂芳先生所书，尚有一联则未留下落款人的名讳。
安渊公记录手笔
然遗憾之至，此中三幅楹联已然遭受破坏，甚或遗失，让人不胜唏嘘。文物，作为海山村历史之沉淀与传承之象征，其价值无比珍贵。我们衷心期盼海山村的后裔们，能够齐心协力，共同修复并保护好这些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的文物，让它们继续闪耀着历史的光辉，见证着海山村的繁荣与昌盛。
十七、敬奉神庙
海山村的村民，他们秉承着淳朴厚道的美德，对大自然怀揣着深深的敬畏之心。他们崇神、敬神，将信仰融入生活的点滴之中。在村内的神庙中，他们虔诚地敬奉着高山雷首公，那是他们心中的守护神，为他们带来庇佑。天后宫中，村民们同样怀着敬畏之心，敬奉着三圣娘娘：天后娘娘、青惠夫人和招宝夫人。这三位神灵在村民心中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相信，有了这三位娘娘的庇佑，生活定能更加顺遂。此外，村内还建有三座福德土地公庙，它们分别坐落在村子的不同角落，守护着这一方水土的安宁。村民们时常前来焚香祈福，祈求土地公能够保佑他们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在村子的入口处，还伫立着两尊威武的石狗公，它们是村子的守护神，忠诚地守护着村民们的安康与幸福。村民们相信，有了石狗公的守护，村子定能免受灾难的侵扰。
在这片充满信仰的土地上，村民们心怀美好的愿望，祈求国泰民安、丁财两旺、万事顺意。他们相信，只要心怀敬畏、虔诚祈福，这些美好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雷首公在湛江地区家喻户晓，一说起“二八公”，无不肃然起敬。因为湛江地区的雷首公是以正月二十八作为诞辰，所以民众亲切呼为“二八公”。雷首公即是道教中的欻火律令大神邓天君，为雷部三十六将（二十四天君）之首，故名雷首公，也叫雷首邓公，邓天君，尖嘴公。
海山村的村民们约定俗成，每年正月初九、初十这两天，会举行盛大的游神、拜神活动，以庆祝年例，场面极其庄重且隆重，热闹非凡。
关于海山村神庙的始建时间，目前尚无确切的史料记载。然而，这座神庙在20世纪90年代得以重建，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而在2020年，村干部领导村民们又对其进行了精心的修缮，使其更加庄严肃穆，承载了村民们的信仰与敬畏之情。
据清朝道光年间的《遂溪县志》卷4所载，遂溪县境内曾有三座雷祖庙，其中一座便位于第八都的海滨之地（即现今的乐民地区）。
清道光年《遂溪县志》第四卷
二在二十二都土札村。
三在县南一百三十里零甲村。
雷祖神庙显灵应：嘉庆六年海匪入港，乡人堵御，未能取胜，祷于神，忽起大风，船搁岸，擒获甚众。
十八、文献和史料
左碑之上，镌刻着黄氏祧祖应龙公妣之名讳，是我们海山村黄氏一族的祖婆之碑文，肃穆庄重。在碑文的圈内，清晰可见“钦赐登仕郎文焕”之字样，彰显着祖上的荣耀与尊贵。中间之碑则是海山村开基始祖景惠公的碑文，字迹清晰，庄严而神圣，“𦘦基”之字样仿佛在诉说着祖先开创基业的艰辛与辉煌。而在左碑文中，还可觅得“清恩授修职郎 安”之字样，这是对我们祖先辛勤付出和崇高地位的最好见证。
清朝《遂溪县志》记载海山村 县西南一百四十里黄姓世居
在光绪九年之时，十二世祖：家信、家仁、家安及家定公四位先祖，心怀壮志，携手共进，共同出资购得石角处陈元美、陈元贞二人手中乐民港石角前流之“海泊地”。这块地，作为他们齐心协力的结晶，是他们共同经营作业的起点，亦是我村开拓新境、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石。
岁月如梭，时光荏苒，陈家因经济之困厄，无力赎回此块土地。这块土地成为了我村世代相传的宝贵财富，不仅开拓了我村新的疆域，更奠定了海山村在这片土地上的深厚根基。随着时代的变迁，这块海泊地早已成为海山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见证了我村人的辛勤耕耘与不懈奋斗，也承载着我村人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与期待。
满门英烈
黄广渊同志一家，可谓满门英烈，其家族中先后有四位英勇之士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均被光荣追封为烈士。其中，黄广渊的二弟黄仲义，更是黄埔军校的杰出毕业生，他曾在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中英勇战斗，不幸被捕并壮烈就义。黄广渊一家的事迹，展现了他们坚定的革命信仰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深深敬仰。他们的英勇事迹将永载史册，永远留在人民的心目中。
遂溪农民自卫军战士、中队长黄安扬的革命烈士证明书。1933年在广西斜阳岛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遂溪农民自卫军战士黄建龙（宗田公）革命烈士证明书
保护文物
十七世裔孙黄小仲收藏和保护的文物单边楹联。楹联落款：
后裔河灃撰併書。
黄河沣文献史料
民国三十年（1941），中国抗战最困难的一年，德国和苏联已经停止了对华军售，英法自顾不暇，对中国避而远之。
就在这一年，黄河沣就像他在恭輓自己政治导师胡汉民的诗词里那样：“空前憂患日侵尋o縱敵甯知積禍深”，“日侵尋”已成事实。“三事遺言爲國計。”遗言也成河灃先生的遗言，他带着为国计的忧患病故了。
《新廣東月刊》 第四0四一期
恭輓胡展堂先生二首 後學黄河灃
絕筆詩猶在o殘棋刦已灰o不須求後世o萬口美交推。
歐公詩後世有不公至今無登舉后山詩若無天下躏美恶併成空
空前憂患日侵尋o縱敵甯知積禍深o三事遺言爲國計。
一瞑猶視見公心o武侯盡瘁身如在o杜老傷時句自吟o天與蒼生齊雨泣o豈徒吾黨獨雲襟。
清遊會憶共看山o五百峯巒待往還o俯仰之間成感慨o阻幽從此失追攀o早知蝶夢人同幻o不道鹃花溟與殷o他日寒梅村外起o西州重過涕泼潺o
黄河沣先生不幸辞世后，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及国民政府文官处等国家重要机构，针对黄河沣因病逝世而遗留的职位空缺，慎重地起草了三道公函，并呈报至行政院及国防最高委员会，以寻求相应的批示与安排。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多位要员的印章纷纷钤盖于公文之上，以示确认。这些印章不仅是官方对黄河沣先生生前贡献的郑重认可，更彰显出国民政府对其遗志的高度尊重与深切缅怀。如此盖棺定论，既是对黄河沣先生生平的最高赞誉，也是对其在海山裔族群中的卓越地位与不凡成就的永久铭记。
十九附录
黄河沣抗日反蒋文章两篇
九一八國難紀念中之當前急務
黃河灃
由去年的九一八以至今年的九一八這整個的週年中，全國上下似乎都忙於怎樣解救國難，結果是國難一些沒有解救，反更進一步的如水益深如火益熾起來：去年不過沈陽被占，今年則遼吉黑三省都失掉了。去年日本帝國主義者只向東北出兵，今年則淞沪要塞成了劫灰，榆關熱河都陷險境了，在此一週年中，敵人是着着進攻，我們是着着退敗。四萬萬衆的中華民族，在幹些什麼呢？我們不是在努力抗日工作麼？集食，巡行，宣傳，抵貨，籌欺，抗戰………都應有盡有麼？所得到的成績是這樣？擔心自問，也覺無地自容吧？
中國民衆，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也不是甘心亡國的奴隸。過去的歷史：只有征服異族，從沒有給異族征服。何以還一百年來竟陟落到如此地步：俯首帖耳的做十幾國奴隸，無以自拔；三番幾次的受侯夷侵凌壓迫，無法抵抗呢？道問題的答案很簡單：就是中國民衆不是直接做十幾國的奴隸，中國民衆，也不是直接受倭夷的侵凌壓迫，居闽還有一個承上轉下的機關。這機關在前清便是滿洲政府，入民國便是自袁世凱以次大小軍閥所組織或支撐的所謂「中央」。
三十七年前的今日，那時是在對日戰爭失取後，朝鮮獨立（?）台灣澎湖割讓，遼東半岛租借，丧辱情形和現在差不多。因为政權是在滿廷手裏，外人在中國取得的權利是由他經手出賣，不是直接取决中國民衆。同時滿廷對於這正式主人的中國民衆，用高壓手段迫使承認。所以本黨總理孫先生，知到要恢復中國領土的完整與主權的獨立，非首先把這出賣價土主權的經手人打倒不可，於是起來革掉滿廷的命。可是入民國後，政權又落在一般賣國軍間的手，對外逢迎，對內压迫，和请廷沒有兩樣，增加了許多不平等條約，最著要的就是出賣東北的二十一條件。總理於是又起來革掉這班賣國軍閥的命。及至現在，出賣國家的新式軍閥又起來了，所以日本帝國主義者便在一個不抵抗的情形之下安安穩穩的佔领了東北三省。
我們都知道：國難的來臨，並不始於去年的九一八，自鴉片戰爭以至現在，都是在國難期中，不過一步一步的加緊起來吧了，中國的政權一日在這般出賣國家領土主權的經紀手裏，國難是只有日盆增加，永無止境，除非是「貨物售罄」國已無存的時候。我們要雪國恥，便先要弭國難，裏弭國難，便先要「消滅製造國難的人」，這是顯明的道理。若不循此途徑，徒然集會，巡行，宣傳，抵貨，籌欺，抗戰………因攻不進敵人身上，敵人也不用回擊。自然有那幹賣國勾當的經紀出來掣肘破坏。今日我國的情形，正是這樣，所以全國民衆照以上的方式努力了一年，副恥還是年多一年，國難還是日甚一日！
我們並不是強入人罪，把丧辱的責任推給現在的中央政府，事實擺在眼前，奉送遼吉黑三省的東北長官張學良，不是仍擁兵自固，代北不軍委分會長主持華北軍事麼？ 日言長期抵抗而不派道一兵一卒出關，坐觀東北义軍孤懸苦鬥，制止十九路軍淞泸抗敵，签訂上海停戰協定的汪精衛蔣介石两先生，不是高踞中央總攬全國黨政軍大權麼？四萬萬民衆生命財產所寄托之中華民國，在他們手上弄成此何每况益下的局面，還要一意孤行下去，國難之清弭何時？固恥之谢零何日？想像國家民族的前途，那就不塞而悚了！
在此九一八國恥紀念中之當前急务是什麼呢？就是上面所說的「消灭製造國難的人」，也就是改造“使國難日深的汪蔣主持下之不抵抗政府”，這才是解救國難湔雪國恥的釜底抽薪正本清源辦法，這和當年總理为救中國之自由平等而革滿廷之命革袁氏之命革各大小軍間之命同一意義。如其這製造國難的汪蔣主持下之不抵抗政府不改造，而求湔雪國恥恢復领土主權，那就無異使满廷打倒帝嗣主義的列强，而使袁氏反抗迫簽二十一條件的日本了。那不比綠木求魚還難什百倍麼？
改造汪蔣主持下之不抵抗政府只为解救國難之當前急務，應如何着手呢？我們允要知道，這是人的問題不是政府本身問題，只要把主持的人除掉另由决心解救國難的人主持便得，中国民衆如不欲解救國難或欲解救國業而無由則已；否則，以此解救國難的犧性精种奮鬥行为，先移以驱除裂造國難之對外不抵抗者，重组健全之中央政府，使領導民衆共赴國難，那簡直是易如反掌的菲哩！
或許有人說：「以我现在國防之空虛，軍備之幼稚，經濟之困難，人材之缺乏，卻有抵抗的政府，也沒有抵抗的能力，則解救國難，還不是徒然？」這些正是那畏難苟安怯懦誤國的不抵抗者用以欺騙民衆的說法。中國雖然貧穷幼稚，也還不至到「不能一抗」的地步，血戰三十四日的淞滬抗日軍與奋鬥經年的東北義勇軍已經表現我國的抗政精神與能力，如果我國有了健全的中央政府，决心救亡的中央政府，在全國一致奮鬥之下，何求不得？再從國際现勢上觀察·因我國之奮起對日抗戰，而博得他國的同情與協助，雖非必然的事，也非必不然的事。即退一步專從國内之生聚教養而言，有了健全的中央，也總比目前不生不死國難益陷益深的局面優勝萬萬。總之，無論對內對外，先决問題，舍從改造目前汪蔣主持之不抵抗政府外，再沒有較善的途徑，願全國民衆，急起同之！
1932年《九一八國難週年紀念專刊》
我們怎樣共赴國難
黃河灃
《广州月刋》第九期
（一）緒言
「共赴國難」，只是一個空洞的口號；「怎樣共赴國難」，才是目前急待解决的大問題。現在全國民衆不是沒有共赴國難的决心，而是沒有共赴國難的途徑，有了决心而找途徑，本是極易的事，不過前此執政當局所持之對日外交政策，把共赴國難的前途堵塞了，使我們無所容足，在此危急存亡千鈞一變之際，我們應負起救國重任，不能任政府糊塗下去，所以我們現在先要使政府轉換了對日外交的軟化態度 o 其次是準備實力，對日为正當之武裝自衛，再其次是實行「生聚」教養，樹立永固的國家基礎。
對日外交政策之轉換 柔軟的外交政策根本失敗，可由過去的事實証明：當日寇侵入沈陽的第一夜，便是國難的開始，然而五閱月對外無抵抗的結果：被侵佔的領土擴展到遼吉黑热四省；被威脅的區域，蔓延到津，滬，寧，厦，粤，澳，六地，所受創傷與恥辱，远勝於甲午對日戰爭庚子聯軍入京二役之總和，全國民衆雖具有滿腔愛國熱忱，誓與暴日作最後一次的抵抗而挽救垂絕將亡的國運。可是執政當局力持敌來我退之自殺政策，抑制民衆的愛國運動，惟以乞憐態度呼籲國聯。有守土贵任者不守土，有抗敵能力者不抗敵，養成敵人進寸得尺的威脅與壓迫，滬案之來，實基於是。而怯外性成全無心肝的執政者，在「無條件接受敵方要求仍不免於襲擊」之後，尚不覺悟，還用全力一再制止與敵抵抗 o 幸我愛國健兒，不受亂命，一戰再戰之下，全國人心大振，國際好感驟增。雖成敗安危，尚待最後之一着。然「無抵抗主義與柔軟外交」之足以召亡取辱，由此可以証實了。
再從理上伸論·外交軟化則必須壓抑一切愛國運與抗日行为，制止一切正當的武力防衛。如滬案發生時禁止抗日運動與制止十九路軍抗敵一樣。在此種情形之下，必至任敵人長驅直入，與訂城下之盟，以言外交，寧非笑話！所以全國民衆，須監督政府實行强硬外交，擁護孫院長.陳外長之外交政策，然後救國步驟，始有所從適。
（三）準備實力武裝自衛
弱國無外交，固非通論，但我國國際環境如此其惡劣，執政者又持無抵抗主義，任敵人殺入腹地，卻有外交能手，亦無從獲勝站壇 o 「強硬外交」的大前提既决定，人民便須與政府合作，为種種實力的准備，以我國目前的兵力，與日本正式宣戰或許未能，但防禦與進攻不同，滬上一戰，已真証明有抵抗能力，據外報批評：如我方兵力相當，且有勝敵希望，倘張學良非不戰而過，東北三省，未必盡落日人掌握，現在兵臨城下，已沒有吾人從容商榷的餘地了，在政府方面，應立即：
（1）抽關內地勁旅·援助抗日各軍及增厚國防。
(2）對關外抗日之義勇軍，應設法使聯絡一致，以收指揮如意之效。
(3）整賴軍事交通，力求運輸與消息敏捷。
(4）徵集充分之戰鬥利器典粮飾。
在民衆方面：
(1）節衣結食接濟十九路軍及關外抗日軍。
(2）個人自動對日絕交：不買日產品，不供給日原料，不多一切的合作。
(3）锻練體魄，刻苦自勵，切實受軍事訓練，为抗敵準備。
(4）停止一切清極的娛樂·準備抗日實力。
(5）協助政府關於抗敵之各種設施。
(6）延長工作時間，增加生產率。
(7）組合强有力之抗日集團，为政府對外後盾，并指導民衆抗日工作。
(3）凡属國民黨黨員，應格外努力，为一般抗日前驱。
上述各點，在政府固應急起實行，在人民亦應從速做去。歐戰時各參戰國國民，無一不直接間接为國效命，今日我國的危殆，远勝於歐戰時的任何一國，亡國之祸，隨時可以實現，吾人應效法彼等然後國始有救，所可痛惜的，就是目前中央政府，尚沒有何種抗敵準備，任令各抗日軍各自为戰，毫不設法增援，黑軍前此退處海倫，就因为援軍不至，孤軍抗敬，势無持久不败之理。東北现在虽有義勇軍十萬，其戰鬥力也不難日就減少，國命所棸的滬抗日軍，我們應敦催政府從速實力援助，否則國事將愈不堪問了！好在西南方面，兩粤當局對國防已有充分準備，斷不肯丧失尺地寸土，留粤各中委對西南軍政黨務，亦有完善的計劃，西南國防與治安可保寧謚，足为中央抗敌後盾，昨又電請空軍北上抗敌，祗此堪为國民告慰，蓋政府之真好與否，吾人應有所鑒別，表示擁護或反對，然後共赴國難始有成功可期。
（四）實行生聚散養以固國基
我國積貧積弱之餘，一切都成缺乏與落伍。所以對日宣戰·當非其時，但不可沒有對外一戰的决心與準備。從歷史上觀察"土耳其無對希臘之一戰，不足以自存；日本無對中俄之二役，亦無以我今日之強盛，中篇所述，僅係为應付當前的國難立言，如其國民仍未有徹底的覺悟，做臥薪嘗胆的工作，即使侥幸避過此次國難，亦不免有第二次同樣的或更甚的國難發生以至亡國。積極的救國工作，不外「生聚」「教養」二項 o 生聚所以充實經濟的力量，教養所以充實軍事與文化的力量。在此國難期中，單靠政府恐遲緩不濟，須人民與政府通力合作或自動做去。勾踐亡吳，也要二十年準備，何況對强橫的大敵與虎視鷹瞵的國際。關於此點，分述如次：（甲）生聚方面﹣-( A ）屬於消極的：停止一切消費与過分享樂，衣食住三種需要，實行緊縮，非不得已不取材外人。现在國難当頭·國民仍多酣嬉宴樂，尤以青年學生之奢侈蔼佚焉甚，較日本大學生之俭樸刻苦，可覘國運隆替於無形了！其實國人非無愛國心，如政府及有地位者能切實指導以身作则，自可收翕然風從之效，觀此次抗日之激昂慷慨，可为國人有自覺心與民族思想之証明，( B ）屬於積極的（一）停止代日經紀出入口貨物，自行組織生產機關，查年來抗日運動較前持久有效，實由於我國資級方面多已脫離依附外人自行租合與外資對抗，惜只限於一方面，未兑掛一漏萬，此後應作更進一步，統筹兼顧之經營。（二）開發內地交通及農矿事業，現在生活程度日高，失業者日衆，及內亂頻仍，匪逼地，種種現象，皆由馆养者多生產者少之故·若實行開發交通實業使國力日富·對外作戰始有可能。（乙）教養方面﹣-( A ）軍事的教養：（一）將原有民團，切實訓練，使有作戰能力·平時則捍衛地方，有事時則驅以應戰，（二）全國學生，由高級小學至初級中學，一律受童軍訓練，高級中學至大學，一律受正式陸軍訓練。（三）凡國民黨員，由高級黨部組織黨員軍訓會分區或分劃訓練（ B ）文化的教養：文化为一切生活方式的推進機，我國號稱有五千年文化歷史，民族性的尚否存在，實成問題，張宗昌李完用之流，觸目皆是，東北的熙治張景惠皆不足说，即最高的軍政人物如張學良蔣中正：一則不戰而退讓敵深入；一則見危不援，只圖自安。等而下之的小國民，又何責焉！所以中國現在，固應急謀物質的改造，更應急謀精神的改造。關於文化教养的方案，萬緒千端，勢不能在此詳述，是在主持文化教育者之善為指導，茲特提出綱領，供國人操擇：（一）行为的改造，以就制自私自利增進公共利益為主。（二）思想的改造：以避免消極頹廢增進積極奮鬥為主。蓋自私自利與消極頹廢，念國人的通病，大之足以亡國，小之足以殺身，此而不除，國難將未有艾也。
五 結論
赴國難不是犧牲而是奮鬥，不是送死而是救亡；只有不赴國難才是束手待毙。所以我們要明瞭自己的長處，從此建立起來；又要明瞭自己的缺點，設法補救下去。同時又要明瞭敌人的情形，才可收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之效，蔣中正为掩飾其畏恶怯懦，說日本可在十日內亡我國，日本人也給中國的怯懦迷惑了，以為十日內可亡中國，其實總理說得不錯：「打人也不是容易的事，」日本國勢比我强，兵艦比我多，槍炮比我犀利，我們都承認，但日本勞師远征不利久戰；我們以逸待勞，防禦較易 o日本侵略別國勞民傷財；我國抵抗敵人，同仇敵惊，這是我强於彼，又日本此次經我抵貨打擊，對華輸出總量減少百之六十，失業者驟增。在作戰時期，支出多而收入少。經濟已陷於危險地位。所以急急於調兵遣艦，目的是想威脅我國與作城下之盟，把經濟原狀恢復。如果我們經不起恫嚇，任他長騙直進，那就正中其計了。出乎意外的是來滬日軍連戰皆敗，寸土尺地不可得，反损失了許多戰品，傷亡了許多戰士，這不能不算是日本三十年來第一次的倒霉，或許從此直倒霉下去，只要我們能抱共赴國難的决心，依着共赴國難的途徑，第一步集中全力以抗敵，第二步管行生聚教養的方法，那末，維持東亞和平的責任，終會移在我們肩上。
不過我國人有一最壞的毛病：當敵人殺到身上時，便血豚噴張異常興奮；如其侥倖稍佔勝利，便高歌酣舞忘記一切了，這是亡國的致命傷，非徹底改革不可。須知「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勿學戰勝時的夫差，應效戰敗後的勾践，這是向國人聲祝香禱的話。
二十、 黄河沣与黄广渊革命活动大事记
1923年国民党遂溪党部改组
·黄河沣任党部执行委员
·黄广渊党部国民党党员。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
·省立专门工业学校读书，在广州参与组织雷青社。
·黄河沣国民党省党部工作。
1925年
·1到4月黄广渊在广州农讲所学习。
·7月黄广渊被广东农民协会派回遂溪开展农民动动。
·下半年黄河沣被陈铭枢派回广州湾与陈学谈进行收编谈判，被陈学谈扣押，陈铭枢压力下释放，再谈判成功，陈学谈被国民政府收编成功。
·12月黄河沣任遂溪县县长。
1926年
·年初县长黄河沣主持召开第一届遂溪县人民代表大会。决议：“裁撤各区保卫局将所有款项拨给各区农民协会支配”。
·黄广渊在第六、七区的农民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组织会员数占遂溪全县总会员数的70%左右，领导的农军持有武装装备占全县农军持有装备数的78%量。
·年初县长黄河沣到第七区盘荣乡严办匪首兼民团团长陈敬斋，支援农民运动。
·3-4月黄河沣调回省，另有任用。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
·5月14日黄广渊策划和发动“海山爆动”，海山爆动和平谈判解决，农军总部撤离海山迁至乐民城。当时黄河沣在广州，省党部工作。
·6月22日黄河沣被委任阳江阳春“两阳区清党委员会”负责人
·6月25日黄广渊执行中共省委及广东农民协会指示，发动“乐民起义”武装斗争。
·6月27日黄河沣在阳江的“两阳区清党委员会”负责人被撤换为关启华。
·7月16日黄河沣被任命为“高雷区清党委员会”委员办公地点茂名法院
·8月“高雷区清党委员会”会议决议对黄杰、陈荣位、黄斌、黄广渊、陈光礼等南路组织成员作：“开除党籍，并责令各在地军警缉拿归案”决议。
·9月黄广渊在掩护战友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1929年
·黄河沣调回广州，担任广州特别市党部秘书，负责秘书组工作相当秘书长。
1930年
·黄河沣当选广特别市党部第四届执监委候䃼监察委员兼秘书，负责秘书组工作。
1932年
·黄河沣当选广特别市党部第五届执监委监察委员
·黄河沣被广东省省政府聘任为省府参议。
·黄河沣被委任广州市电力管理处董事会董事。
·年底，黄广渊创建的起义农军在斜阳岛（岭仔）被陈章甫部队与王敬贤营歼灭，海山村籍数位农军村民被杀害。乐民起义惨烈失败。
1933年
·年初，黄河沣赴闽调停“福建事变”。
1934年
·黄河沣广州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当任候选中执监委员
·黄河沣连任广州特别市党部第六届监察委员。
1935年
·黄河沣当选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
·11月12日黄河沣到南京出席五全大会，与蒋介石、蔡元培、张学良、于佑任等核心军政要共86人出席第一资预备会议，商议会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