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探源【3】古希腊文明的东方源头【多图：名画《巴别塔》与宙斯祭坛】
中华文化探源【3】古希腊文明的东方源头【多图：名画《巴别塔》与宙斯祭坛】
古希腊文明的东方源头——中国才是世界文明真正的源头
古希腊文明的东方源头——古希腊文明的“东方起源说”
【本文包括许多高清名画欣赏：《巴别塔》，以及巨型希腊神庙--宙斯祭坛欣赏】
古希腊文明的东方源头——中国才是世界文明真正的源头
此文转载自：清风明夜1903的收藏，不代表本人观点，仅供参考
大约五千年前，野蛮时代的欧洲（西方）人开始入侵文明富饶的亚洲（Asia，东方，亦即四大文明古国），形成了现代的西亚人和南亚人。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渐渐的遗忘了过去，误以为现代西亚人和南亚人是古代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文明的创造者。其实，古代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文明的真正创造者，全部都是黄种人，因为东方是黄种人原始的分布区域。欲知详情，请看下文……
文明的起源
“最早出现文明之光的是烈日蒸晒、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养育的一片荒原。有一时期，人们曾认为文明的摇篮是尼罗河流域，但现在一致同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苏美尔，也就是《旧约全书》中的“希纳国”（Land of Shinar）”，《全球通史》这样写道，开始了对人类文明的起源及其性质的探究。但是，我们不禁想问：“希纳”这个被认为是最早的文明中心的国度，与“鸡纳”在语音上是否存在着某种关联？会不会是不同的语言对同一名词不同的译读，就像“鸡纳”这个梵文被英文读成了China（中国），又被“鸡纳”人自己读为“支那”一样？不管怎样，太多的线索，把“希纳国”与“鸡纳国”关联在了一起。比如，曾经在考古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有一个风靡一时的说法：中华文明西来说。“西来说”认为，中华文明是来源于巴比伦的，中国人的祖先可能是古巴比伦人，因为有许多的考古学证据证明，早期的中华文明与古巴比伦文明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虽然后来的研究证明，“西来说”是不成立的，因为文明传播的方向是恰恰相反的，但“西来说”坚实的考研学基础——早期中华文明与古巴比伦文明之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却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如今，中华文明由东向西的传播方向，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究竟是中华文明由东向西传播到了巴比伦，还是巴比伦文明由西向东传播到了中国呢？
一、神秘的伊甸园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 ——《圣经·创世记》《圣经·创世记》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人类起源的故事：上帝在位于东方的、有着四条河流经过的伊甸建立了一片乐土，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最初就居住在那里。有一天，亚当和夏娃在蛇的引诱下（古代中国文化中，蛇是女巫的代名词），偷吃了禁果，触犯了智慧树（能通天地的青铜神树？）的禁忌，因而被上帝从伊甸园里赶将出来，辗转流离，不断迁移……【一些描绘伊甸园的名画、手稿、雕塑：】
创世与伊甸园（the Creation and the Garden of Eden）。中世纪法国手稿插画，大英图书馆收藏，编号：Additional 18850 f. 14 Garden of Eden【上图描绘了从上帝创造世界、创造亚当与夏娃、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偷吃禁果而被逐出伊甸园、在人间辛勤劳作等场景】
梵蒂冈博物馆-《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Wenzel Peter，19世纪奥地利【共画了200多种世界各地的动物】
Lucas Cranach the Elder，The Garden of Eden【提醒：上图为超清超大图，在图片上点击一次后，再点击右键“在新标签页中打开图片”，通过这种方式可查看——原始尺寸的最大图】
The Garden of Eden with the Fall of Man，1616，Private collection，作者：老扬·勃鲁盖尔(1568 - 1625) 是艺术世家勃鲁盖尔家族一员，老彼得·勃鲁盖尔（农民勃鲁盖尔）的次子，小扬·勃鲁盖尔的父亲，俗称“丝绒勃鲁盖尔”，又因为擅长静物画被称为“花卉勃鲁盖尔”。
局部：
彼得·保罗·鲁本斯和老扬·勃鲁盖尔《The Garden of Eden with the Fall of Man》，约1615年
佛罗伦萨，圣乔瓦尼洗礼堂-马赛克穹顶画：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偷吃禁果而被逐出伊甸园。Medieval mosaics on the ceiling of the Baptistry of Florence Cathedral, showing scenes from the Garden of Eden
约翰马丁《亚当和夏娃招待天使拉斐尔》，1823年，（不知出自何典故，是发生于逐出天堂之前还是之后；不过查到在《失乐园》中有一段，大天使拉斐尔对亚当说：“撒旦是他现在的名字，他当年在天上的名号已失迭。”）
约翰马丁《亚当和夏娃被逐出天堂》，1823-1827年
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在人间辛勤劳作与繁衍。1725年铜版画《亚当和夏娃繁衍后代》树图，Antique Print-FAMILY TREE-ADAM-EVE-DELUGE-OFFSPRING-CAIN-SETH-ABEL-Calmet-1725
这个旧约里的记载，被许多实证主义学者认为，可以对应古代苏美尔人从伊甸园西迁到巴比伦的史实，因为他们认为《圣经》来源于犹太教，而犹太教则取材于苏美尔的神话传说——犹太人是早期入侵巴比伦并很大程度上被苏美尔同化了的闪米特人的一支，吸收了大量的苏美尔文化。比如，诺亚方舟的故事，就完完全全出自苏美尔史诗《吉尔伽美什》。即便是西方的权威学者、洋大爷斯塔夫理阿诺斯同志带有明显的种族偏见，在《全球通史》中，他也这样写道：“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点很可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为什么苏美尔人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而他们的语言却又与汉语相似呢？他们的原籍又在东方的哪个区域呢？也就是说，这个位于东方的、有着四条河流（四川）的、名字叫做伊甸园的地方，它究竟在哪里！
二、北纬三十度
在北纬三十度这条神奇的纬线上，分布着四大文明古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分别是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它们之间，有着许许多多的共同点和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人们却往往把前三者（埃及、巴比伦、印度）和后者（中国）看成是两个毫不相干的、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世界。“中国与中东之间相隔一片辽阔的、荒漠的地区，并有大山作屏障，因此，从古代最早时候起直至今天，中国文明一直与欧亚大陆的其他文明彼此相异”，《全球通史》的作者这样写道，因为他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这四大文明古国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果他能摈弃西方学者的那些种族偏见，他一定不难发现，这四大文明古国不管在文化上还是在地缘上，都是属于同一范畴的：它们都地处东方，都位于北纬三十度附近的地区，都使用象形文字（这一点与西方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尽管西方的拼音文字是来源于东方的），都有着发达的青铜文化和神秘的金属面具，甚至连历法都是相同的：一年分为12个月并采用闰月来调整时间的误差。
北纬三十度这条神奇的纬线上，分布着众多史前文明遗址
如果继续追溯下去，他还会发现一个更为惊人的秘密：古代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的土著居民，居然全部都是黄种人！埃及现存的雕塑和壁画详细的描绘了古埃及人的生理特征：他们既非白人也非黑人，而是黑眼睛黑头发的黄种人。这就是为什么古埃及所有的金字塔和陵墓都坐落在尼罗河西岸的原因所在：他们在默默的遥望着故乡——东方；古巴比伦人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而是来自东方、语言又与汉语相似的非白种人的一支，他们不是黄种人，难道还会是黑种人？古印度人就更见不提了：公元前十五世纪，印欧人雅利安部落入侵印度后，在吠陀文献中提到土著居民时，“说他们身材矮小、肤色暗黑，没有鼻子（《全球通史》）”。古印度人又怎会没有鼻子呢？雅利安人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相对于印欧人来说，黄种人鼻梁不高，没有鼻子只是一种形容而已。以上的事实足以说明，古代的埃及人、巴比伦人、印度人，全部都是黄种人。中国人自不必说，当然也是黄种人，所以古代四大文明的创造者，全部都是黄种人。为什么古代四大文明的创造者会无一例外的，全部都是黄种人？因为北纬三十度，原本就是黄种人的乐园！
三、现代西亚和南亚人的形成大约在五千年以前，来自西方、北方的无数支野蛮时代的白种游牧部落开始南下，入侵位于北纬三十度的古代文明中心。入侵的过程颇为漫长，持续了上千年。在一次次的、长达一千五百年的入侵浪潮中，除中国之外，各文明中心相继陷落了。
Marten van Valckenborch the Elder《巴别塔（通天塔）The Tower of Babel》【提醒：上图为超清超大图，在图片上点击一次后，再点击右键“在新标签页中打开图片”，通过这种方式可查看——原始尺寸的最大图】 初来乍到的入侵者，在军事上完成了征服，在文化上却开始了被征服的过程，因为文化上的巨大优势，使入侵者不得不心悦诚服地学习和使用先进的文化，包括语言和文字。“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圣经·创世记》对这一时期是这样描述的。随后，《圣经·创世记》又这样说道：“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这句话，意味着“他们”本来不是“一样的人民”，意味着入侵者在文化上被同化。“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接下来，《圣经·创世记》从神学的角度解释了之后发生在巴比伦的历史事件。【以下是一些描绘“巴别塔（通天塔）”的名画：】
《通天塔（巴别塔）》，勃鲁盖尔，1563年，114×155cm，维也纳美术史博物馆【提醒：上图为高清大图，在图片上点击可查看原大图】下面的解说文字转载自：赵时杰的博客《巴别塔--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名画之四》 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收藏的《巴别塔》是勃鲁盖尔创作的同题材三个版本中的最大一幅。佛兰德斯艺术史学家卡雷尔•范•曼德（Karel van Mander,1548-1606）在1604年出版的《画家传记》中（Schilder Boeck）提到这幅画里众多令人感兴趣的细节。 这幅画取材于旧约全书的《创世纪篇》（Book of Genesis），被认为是上帝惩罚傲慢人类的一个例子：在很久之前，人类说着同一种语言, 使用着相同文字。后来人类决定建造一个通天塔--巴别塔（the Tower of Babel），为所有人提供住处。“Babel”一词来源于希伯来语，英文是confusion, 意思是混乱。上帝通过让不同的人群讲不同的语言来惩罚人类的自傲自大。由于不同人群彼此之间不能理解对方的语言，因此通天塔工程无法完成。根据《圣约翰的启示》（Revelation of Saint John）记载，这个通天塔最终因人类的原罪而遭到毁灭。 在这幅画中，彼得•勃鲁盖尔展现了这个尚未完成的通天塔的混乱结构，诸如脚手架、踏轮驱动的起重机等建设工具以及看起来微小的人和动物都是从下向上延伸，画面显示出宽阔而遥远的地平线。塔的左后方是古城巴比伦，右前方是一条大河，这里有众多帆船满载着建筑材料到达现场。毫无疑问，勃鲁盖尔是模仿罗马斗兽场（Colosseum）的建筑构造来描绘通天塔的，他在1553年的意大利之行中看到过这个建筑。彼得•勃鲁盖尔还在画中加入了许多幽默细节，比如通天塔的一个圆拱下晾晒的衣服以及塔顶附近的云朵。
《通天塔（巴别塔）》细节1 有学者在研究这幅画后得出结论，彼得•勃鲁盖尔是依据一幅现已丢失的佛兰德斯著名画家扬•范•艾克（Jan van Eyck, 1390-1441）的同主题绘画作品来创作的，但是勃鲁盖尔的布局结构引来了众多模仿者，这是因为这幅画拥有更多的纪念意义。勃鲁盖尔除了使用圣经中的元素外，还借鉴了犹太历史学家弗拉維奧•約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37-100AD）在《犹太人的古代遗迹》（Antiquities of the Jews）中的叙述，证据是左侧前景上出现的犹太国王宁录（Nimrod）。 这幅画由安特卫普商人尼古拉斯•扬林克（Nicolaes Jongelinck,1517-1570）委约完成于1563年，此人是勃鲁盖尔的重要赞助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Rudolf II，1552-1612）后来收藏了这幅画，最终它被转移到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在师从画家、设计家和企业家彼得•范•阿尔斯特（Pieter Coecke van Aelst，1502-1550）的学徒期间， 彼得•勃鲁盖尔一定对老师的第二位妻子迈肯•费尔胡斯特（Mayken Verhulst，1518-1599）的作品非常熟悉。这位后来成为勃鲁盖尔岳母的费尔胡斯特以微型画家（minaturist）而著称，人们对她的蛋彩画和水彩画技巧也赞不绝口。因此费尔胡斯特向勃鲁盖尔传授了在服饰上的绘画技巧以及《佛兰德斯图鉴手抄本》（Flemish manuscript illumination）中的技法的传言绝非虚构。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早期传记作家并没有提及博鲁盖尔在学徒期间曾接受过微型画训练，实际上，勃鲁盖尔一直活跃于微型绘画创作中，并与诸如罗马微型画家朱利奥•克洛维奥（Giulio Clovio，1498-1578）等其他画家合作过。 勃鲁盖尔在《巴别塔》中展示的具体细节其实与《图鉴手抄本》存在着紧密联系，不仅关乎到各种对象的形状大小，而且还有图标的特征。旧约全书主题绘画早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就已经在《佛兰德斯图鉴手抄本》中得以展示，微型画家西蒙•贝宁（Simon Bening,1483-1561）也曾制作过手抄本。勃鲁盖尔很可能还使用了同时代人的制图法，比如佛兰德斯画家马库斯•杰拉德（Marcus Gerard，1520-1590）用版画制作的安特卫普地图于1562年出版，勃鲁盖尔的这幅《巴别塔》就完成于下一年。上图局部：
《通天塔（巴别塔）》细节2：塔身正前方有一处“塌方”，局面显然是不堪收拾的。
《通天塔（巴别塔）》细节3：塔身坐落在海边，右角临海滩处还有众多船只停靠。勃鲁盖尔在画面上使用了一些古老元素，比如通天塔模仿了罗马斗兽场的结构。这里的通天塔结构作为图标符号象征着人类的傲慢和自大。勃鲁盖尔也使用了众多同时代元素，比如古城内弯曲的街道、住房、修道院、教堂和医院的塔尖、堡垒、城防装备、桥梁、河道旁的水井，还有古城外的风车等等。在通天塔底部的码头上，勃鲁盖尔也采用了现实主义的描述，比如用帆船将石头和木头运到现场，船只描述的准确程度与勃鲁盖尔曾出版的一套版画作品基本相符。在画面狭小的区域内，画家使用了微型的城市风景画，并使之成为全景画中的组成部分，借此暗示画家所在时代的文明程度。
《通天塔（巴别塔）》细节4：塔身每一层上都画着密集细小的建筑工人与车辆形象。
《通天塔（巴别塔）》细节5勃鲁盖尔在画面布局和构思上肯定受到扬•范•艾克的那幅已遗失绘画的启发。此外，学者发现《巴别塔》的布局结构与扬•范•艾克创作的《圣人芭芭拉》（Saint Barbara）也有类似之处，后者在16世纪被根特的人文主义者收藏，勃鲁盖尔有可能看到过这幅作品。换句话说，扬•范•艾克的宗教绘画是勃鲁盖尔创作《巴别塔》的重要源泉，勃鲁盖尔使用扬•范•艾克的现实主义描述令人难忘，比如画中对以踏轮为驱动的起重机的描绘，引起现代人的极大兴趣。【以上所展示的片段就是下面这幅图：】
《通天塔（巴别塔）》，勃鲁盖尔，1563年，114×155cm，维也纳美术史博物馆勃鲁盖尔38岁时画的这幅《通天塔》( 一名“巴贝尔塔” )，是他移居布鲁塞尔的第一幅作品。这个版本尤其着重于施工过程。塔差不多占据了整个场景，几乎没有指向圣经记载。勃鲁盖尔的创作是非常细节化的。因此，这幅画有超过1000个人物。他以宏大的构图来描绘通天塔，以云雾拦断来体现通天塔之高，以风俗画手法描绘人与物、人与环境的关系。画家以细密画的技巧功力，描绘了众多有情节性的人物活动。表现了人类不可以自以为是地“改造世界”——违背“天意”的。
这是画家：勃鲁盖尔 Bruegel·Pieter 约1525～1569“巴别塔”寓言西方人妇孺皆知，勃鲁盖尔的作品取材旧约《创世纪》，传说挪亚后代迁居南亚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一块大平原，因为祖先被洪水冲怕了，担心再遭水灾，就齐心修建一座高塔使全体人员都住进去拥抱平安。塔越修越高远至天界，触怒了上帝。上帝决定施神术搅乱塔人的语言，使人们互相不能勾通而造不成塔，这是基督教结识不同民族语言的来源。它是一个寓意无限丰富的伟大寓言。 “神”与“人”的不平等的等级关系受到了威胁。上帝说到做到——人们的“言语”被“巴别”即“变乱”了。于是，“城”和“塔”，成了一个“烂尾工程”.于是，造“城”和“塔”的目的落空了,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此工程最终由于上帝的干预而半途而废、功亏一篑。
老勃鲁盖尔 《巴别塔》 60x75.4cm，c1563，布宁根博物馆收藏 勃鲁盖尔对《巴别塔》曾经画过三次，这是另一幅作品。下面的解说文字摘录自：PSONE国际艺术教育《以细节触摸上帝的画家：彼得·勃鲁盖尔！》如果对比勃鲁盖尔的两幅《巴别塔》就会发现，与维也纳艺术博物馆的作品不同，布宁根博物馆这幅作品（上图）表现出了一种巴别塔即将完成时的紧张气氛。建巴别塔的人们已经触怒了神明，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好像众神之怒随时会降临的危险。以上帝视角呈现，地平线很低，人类像豆子一样渺小，画面色调阴沉，塔的上方乌云密布。相比来说，维也纳的那一幅，画面前方的国王正在视察施工现场，而所有施工现场的景象其乐融融，干劲十足，完全是一派欢乐的景象，他清晰地展示了数千人在忙碌地劳作。
从画的左下角开始看起，近处的人正在敲打石头，从河里挖出泥土来烧成砖块，画面中部则是已经烧好的砖块在被从塔底运往顶部，这也使得塔的左侧一面因为运输砖块而被染红的一条外壁。如此逼真生动的细致描绘，在勃鲁盖尔的手中展现的淋漓尽致，将纪录片的真实度和摄影的清晰度，融汇在一幅画上，堪称神作。
烧红砖和白石灰造成的粉尘在塔上留下了两条红色和白色的痕迹。落下的灰尘使得工人们和起重设备蒙上了相同的颜色。不光宏观的雄伟由细节搭建呈现，并将细节反过来让仔细观察的人耳目一新，好像置身于塔内一般。
勃鲁盖尔将塔画在了典型的低地国家风景中。他甚至在其中一座哨塔上画了梯形墙。勃鲁盖尔 总是为专心的观画者在他的作品中添加一些细节。例如，塔的第三层，正在迎神。红色华盖下，一名修士手持圣体 显供台（领圣餐时用的贵金属架）前进。”感觉这就像现代影视和游戏里流行的“彩蛋”元素一样，不经意间，惊喜百出，是这幅画成为一种可以看很久也丝毫不会觉得厌烦，满满新鲜感的作品。
勃鲁盖尔在塔旁描绘了一座忙碌的港口，许多船只在交付建材。他长期居住于安特卫普，这座城市在十六世纪是西欧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在画面右侧可以看到工人正借助于一台有着巨轮的起重装置，货物从船上吊起。这个轮子起到滚筒的作用。工人们拉着绳索前行，使得轮子运动，然后起重装置也运动。十六世纪，安特卫普港也使用类似的起重装置。他将自己的生活融进作品里，平凡人的生活甚至也能在诸神的天空下变成挑战神力的“大业”，使平时常见的生活机器都盖上了一层宗教色彩。
在塔的高层，施工如火如荼，这座塔甚至已高耸入云。新砌的砖块仍然是鲜红色的。因为施工过程太长，低层的砖块已经变灰。在高层，可以看到一条一条的走廊，但不像是还有别的场地在建。这些走廊仅仅用于登上更高层。圣经记载的这座塔，外形可能源自巴比伦大“金字形神塔”：这种巨大的建筑，长宽高或达91 米。塔顶是一座神殿。楼梯和斜栏杆绕着建筑面上升，直达圣所。 十六世纪，这种建筑物已不复存在，但有些相关描述保存下来。勃鲁盖尔从另一种著名建筑物中找到了建筑学灵感。那就是古罗马斗兽场。罗马斗兽场应该给勃鲁盖尔留下了深刻印象。1550年之后不久，他进行了意大利和法国游学之旅。在永恒之城，勃鲁盖尔应该见过象牙雕的小版本巴别塔，不幸的是这件作品没有保存下来。关于巴别塔这幅杰作，更有意思的是动画大师大友克洋参照勃鲁盖尔的这幅作品绘制了一幅描绘塔内部结构的作品《巴别塔之内》。
《巴别塔之内》关于这件作品，大友克洋这样说：为了准备这幅作品，我到荷兰鹿特丹的布宁根博物馆仔细研究原画，也跟博物馆的研究员讨论了很久。另外我也到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看了勃鲁盖尔的另一幅创作于1563年的巴别塔，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国立美术馆看了勃鲁盖尔的其他作品。虽然传说这两幅《巴别塔》是勃鲁盖尔根据自己亲眼见过的古罗马竞技场为原型，但有很多想象成分在里面。他以一个架空的建筑物为中心，就能发挥想象力创造出这样一幅作品实在是令人佩服。我想他一定具备很多相关的建筑知识，才能把巴别塔的构造描绘出来。
这幅《巴别塔》中，塔下有河流经过，在维也纳的那一幅中也是一样，从画面的左侧可以看到河流流向画面外的方向。在勃鲁盖尔当时居住的尼德兰地区有在河流上修建建筑的习惯。这是个十分有趣的发现：把砖块、石头用船来装载，然后直接在建筑内部就可以卸货施工了。
巴别塔内部应该有住宅，原画中也有教堂之类的东西，也有晾衣服的地方，感觉是有人居住的。从砖块的颜色来看，建筑下方比较古老，中间的部分是新建的。巴别塔的建造持续了多少年我们不得而知，在长年建筑作业中，有人会住进去也是理所当然。同样，还要考虑到照明问题。由于建筑体制巨大，所以阳光无法照到建筑中央。如果把半圆屋顶的正中间打开，那么就会有光从上方进入建筑中了。而且我当时觉得，在这么宏大的建筑物中出现一个天井一样的东西一定很有趣！巴别塔讲的是人类的傲慢引发神明的愤怒的故事。勃鲁盖尔在创作这幅画的时候加入了他所在的时代的特点。他所处的时代正值宗教争端、战争频发，所以它借用圣经中的故事，实际上是对当时人的批判。为了画出如此繁多的细节，勃鲁盖尔好像整个人都钻进了画中。也正因如此，一个心灵画手，才能真的用细节碰触上帝，而不是板砖。以下是其他画家画的巴别塔：【提醒：这些有关巴别塔的图，皆为高清大图，在图片上点击可查看原大图】
下面这幅与上面这幅很像，但不是一幅图：
古斯塔夫·多雷《圣经故事》版画：《巴别塔》为什么耶和华神要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因为接踵而来的入侵者操着各自不同的语言，一片混乱。螗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入侵者占据了大户人家，开始享用文明成果这一丰盛美餐的时候，又被新的入侵者觊觎了：一股股野蛮时代的白种游牧部落相继侵入，战火纷飞；同时，各部落也不同程度的享用着文明的成果，建立起各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相继在巴比伦出现。巴别这一名称，准确的反应了那段历史的时代特征。就这样，在持续至今的战火中，族群关系相当复杂的西亚各族形成了。埃及和印度的情况也大抵如此，只是由于地理因素的影响，相对的稳定一些，没有那么多复杂的、纠葛不清的族群关系。在埃及，虽然阿拉伯人的最终胜利让种族结构发生了一次面目全非的刷新，但历史的痕迹是永远也无法抹除的。在印度，以雅利安人为主体的结构也历经过多次外族的侵略，但基本结构保存了下来，在原始土著文化的基础上，逐渐的形成了现代的印度人。因此，如果简单地以现代埃及人、巴比伦人和印度人的种群关系去判断这一区域古代文明的性质，就大错特错了：好比个不懂电脑的人，看到当前的页面就以为看到了所有的一切，而不知windows有着许多不同历史时期的窗口，因为生活在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的现代人，早就不是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的创造者了。----------------------------------------------------------------------------------------------
古希腊文明的东方源头——古希腊文明的“东方起源说”
今天仍有许多人持充足的理由相信：西方文明与世界其他地区诸文明迥然不同，是由古希腊——罗马文明经由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而到近代的工业文明独立发展演变而成的。甚至有人把工业革命后的欧洲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制度等常常被直接归结为古希腊——罗马文明“固有本质”的衍化。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古典学者约瑟夫·斯卡利杰就指出希腊人受益于非希腊人的成就。
伟大的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说：“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怀特海也说：“我们从两河流域的闪族人那里继承了道德和宗教，从埃及人那里继承了实践”（1937）。自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种认为“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就自成一个文明传统的观点开始从根本上遭到质疑。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西方”文明实际上“起源”于非西方——更确切说是古代“东方”诸文明。
希腊文学也表明它受了许多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故事和希腊神话中的丢卡利翁的传说相似，丢卡利翁造了一艘船，靠它渡过了洪水，而洪水却毁灭了其他人类。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的屠龙题材在希腊传说中也有类似的传说，如伊阿宋和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他们两个都杀了几个怪物。上帝为惩罚人类而施的瘟疫是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的题材。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阴府也惊人的相似，两者的阴府都是灰暗的地方，与现实的世界相分离，来世与现实只靠一条不祥的河连接着，死者由此河运送。同样地，希腊为死者所作的挽歌，似乎在苏美尔人的作品中也有相似的地方，这部作品最近已由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从泥版文书中翻译过来。作品中一位美索不达米亚诗人以夸张的语言哀叹他父亲和妻子的去世。甚至希腊史诗的形式，通过其他媒介影响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中也可找到它的原型。这时腓尼基的神也传入希腊，如在腓尼基神话里有一个神叫做“浦昂”（锤子神），后来被希腊人改称“皮格梅”，意思是“拳头大的神”。
在希腊哲学里，学者们直到最近才发现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型。《伊索寓言》中的几个故事在苏美尔中都有原型，公元前18世纪的两河流域《农人历书》版本中的劝导词和赫西俄德的《田工农时》奇异的相似。许多苏美尔的对话现在正被拼凑在一起以图翻译过来，这些或许可以证明一些作品如柏拉图《对话集》中存在一些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型。
因此，追本溯源，希腊文化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鉴于史实，英国学者奥斯文·穆瑞在1993年首次提出了“东方化时代”的概念，立即受到学者们的普遍接受，这个新的观点第一次从本质上肯定了东方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地中海世界，原先就存在过一种希腊因素和东方因素相汇合的文化。当然，这种汇合并不是简单的“合并”，双方的关系是互动的，并不是始终一方对另一方一边倒的强势影响，究竟是谁对谁的影响大，是由不同时期各种具体而复杂的因素决定的。---------------------------------------------------------------------------------------------
希腊文化的东方语境
摘要：一切文化，包括希腊文化在内，都需要跨文化的接触。伴随着对古老近东的挖掘和楔形文字的释读，东方文化对古希腊的影响日益浮出水面。所谓希腊奇迹的背景和语境，假如曾经存在的话，就是在那里发现的。所以追溯早期希腊文明的文化环境，我们将致力于从研究它的东方邻居开始。
荷马评论说，库克罗普斯人（the Cyclopes）[1]都是野蛮人，因为他们与世隔绝：“库克罗普斯人没有船只……（他们）不像其他地方的人们，可以通过航海到达许多城市，互相联络并建立友谊。”因此库克罗普斯人居住在一个自然的天国里，没有农业，没有葡萄栽培技术，更没有城市或者国家，那里的人们一个个就像没有法律约束的食人怪物一样。相比之下，文明，通过旅行和商业这些主要渠道，加深了外国人之间和遥远的边境伙伴之间的联系。相互间的交流赋予人们这样的机会，令大家“见识到许多城邦和居民，以及了解到他们的内心思想”，这正如荷马在《奥德赛》开篇时夸赞奥德修斯长时间冒险旅行的话语。一切文化，包括希腊文化在内，都需要跨文化的接触。
【一】十九世纪，出于对历史研究的新兴趣，古典学研究建立起来，这越发使得古希腊陷入孤立的状况。拿破仑一世的战争结束了民族主义的浪潮，特别是在德国。后来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文化已经成为国家的文化。正是在那个时候，印欧语言的发现和阐述，激活了比较语言学研究，带来了希腊语、罗马语、还有日耳曼部落语言，建立起横亘在这些语言之间和闪米特语之间、以及创造了《旧约圣经》的语言——希伯来语之间的界限。荷马，这位在18世纪被尊奉为“起源天才”的诗人，如今成了希腊起源的天才。
然而，古希腊学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认识到十九世纪一项对古典学研究轰动一时的进展——对古老近东的重新发现。象形文字文献和楔形文字文献的释读给我们的历史记载增加了大约两千年的内容；最初语言的释读打开了最早的高等文化（high culture）。与发现这些被遗忘的文学相同，声势浩大的发掘工作开始了，先是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1842－1855），接着是在希腊。挖掘的成果丰硕，令人震惊。由此带来了一些特殊的研究领域，比如近东研究、古埃及学研究、《旧约圣经》研究和古典希腊的研究，这些研究领域自然而然地趋向分化并且各自成为具有专门化资格的领域，像爱德华·迈耶（Eduard Meyer）那样多门学问集于一身的人，只是例外。
二十世纪新兴的发现带来了新的冲击。这些发现开始于1915年，中央安纳托利亚（Central Anatolia）地区的赫梯（Hittite）语言和文明随着赫梯的首都博阿兹昆—哈图沙（Boghazköy-Hattusa）的大量而丰富的文物发现，得以重见天日；在叙利亚，乌加里特（Ugarit）城[2]同乌加里特的文献一起被挖掘出土。大约在1930年，赫梯和乌加里特语言由闪族语言学家们释读了出来。上述两大发现把东方纳入研究领域，证明它们在小亚细亚和地中海沿岸曾经与古希腊发生过直接接触。由于赫梯已经被证实属于印欧语系家庭中的一个成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希腊与闪米特的分界线就显得没有意义了。很明显，一些与希腊神话相类似的东方神话对本领域研究产生了特殊的影响：1930年，瓦尔特·波齐格（Walter Porzig）撰写了《伊琉阳卡斯和提丰》（Illuyankas and Typhon）一文，比较了赫梯神话中龙的形象与希腊神话中的怪兽提丰的异同。随后，在1935年，福里尔（Forrer）出版了关于库马尔比（Kumarbi）的首部研究成果，说明这一神灵与赫西俄德（Hesiod）在《神谱》（Theogony）中所描绘的克罗诺斯（Kronos）形象明显地具有相似性。可是，在当时所有的古典语言学家当中，只有弗朗兹·多恩塞夫（Franz Dornseiff）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意识到古典世界的新范围（广延性），并打算放弃将早期黑铁时代出现的文明归属于“幽僻之地”（provincial seclusion）的信条。这一想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才找到更普遍的共鸣。1946年赫梯文献《天堂中的王国》（Kingdom in Heaven）出版发行，没人能够否认这一文本与赫西俄德的《神谱》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当然，前者更为古老。接下来，在1952年至1953年间，线形文字B（Linear B）的释读表明希腊脱胎于青铜时代的希腊和克里特。当古典学家们看到韦伯斯特（T·B·L·Webster）和丹尼斯·佩奇（Denys Page）的出版物时，在古典学家当中掀起一股对青铜时代研究相当大的探索热情。塞勒斯·戈登（Gyrus Gordon）自造出了一个新概念——“青铜时代的‘考伊奈’”（Bronze age Koine，意思是普遍文明中的共识）。奥尔福德·霍拜克（Alfred Heubeck）则坚持迈锡尼（Mycenae）和荷马之间的年代距离和两者间的差异，他提请学者对后青铜时代（post-Bronze Age）的发展和交流加以关注。近年来，跨文化的研究眼界方兴正艾，而关于希腊起源的传统观点却越来越显得陈旧和苍白。造成这一转变发生的背景可能是，欧洲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在不断发展的全球社会中面临一个关键时刻：由于美国从欧洲出身中挣脱出来并努力地为自己创造一个独立的未来，于是欧洲人成为日趋萎缩的少数派。具有攻击性的批评则将这些老欧洲的特权嘲笑为“死去的白人”（dead white men），在这些人中就有年代最久远的古希腊人。因此希腊人比其他种族具有更多“死去的人”。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的著作《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根源》（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n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在书中他指控传统的欧洲学术，认为德国学术是罪魁祸首，因为它们都忽视或模糊了南方和东方，尤其是古埃及青铜时代的文化成就。激烈的论战随之而来；马丁·伯纳尔和众多追随者在许多细节的论述上对有争议问题采取开放态度，由此出现的众说纷纭的论战就不值得了。研究者应当寻找进一步的证据和全新的视角，以求得出更为公允的判断。毫无疑问，我们对术语“东方的”（Eastern）或者“东方的”（Oriental）在传统意义上的使用，首先是预设了一个“西方的”（Western）的视域，似乎那些或多或少位处欧洲东面或东南面的国家和文明——小亚细亚，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埃及——曾经是一个统一体，没有宗教和文化上的复杂性和多样化。然而，笼统地说（其中包括远东），我们会同意起先最高等的文明是在那里发展起来，而后文明成就逐渐传播至周边地区的。所谓希腊奇迹的背景和语境，假如曾经存在的话，就是在那里发现的。所以追溯早期希腊文明的文化环境，我们将致力于从研究它的东方邻居开始。这并不表示我们能够通过因果的方式解释诸多的文化发展。对复杂的文化现象进行因果关系的解释总是会处于实验性的和片面性的情况下。越是多元的观点越能孕育出更为周全的描述。因此，文化交流的动力将是本文探讨的重点。的确，仅仅提到影响问题是不够的。人们不得不搜寻对于文化影响各式各样的回应，于是改造和变形发生了，其中包括一些可能由文化误解所导致的文化发展。我们应该参照积极的文化输入，比如像技术、技能和大量观念的传输，同时也要看到消极的输入，像侵略、压迫和剥削。主要的问题在于存在着的社会系统和经济命脉是如何受到这些因素影响的，其影响程度如何。它们是否被带入到更深远的发展当中，或者在发展进程中遭到禁绝和毁坏。虽然历史的事实无法预料，然而这些事实绝不可以在回顾之中遭到忽略。【二】希腊（的范围）尚未在地理学上得到明确地界定。早在青铜时代，希腊人便已经越过巴尔干半岛移居到了爱琴海的岛屿、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沿小亚细亚海岸，甚至达到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在那里展开了全方位的接触和交流。但是，由于西部地区被动地寻求原材料，特别是金属，以便为农业提供空间，而东部的高等文化已经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发展起来，于是夹在中间的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位处旁侧的安纳托利亚在东西部的相互影响和交流中逐渐领先起来。这些文明的显著特征是：一种高等的国家组织，包括文字的使用和社会权力，全部集中在国王和神庙之中。这些文明在公元前三千年代开始露头，伴随着兴衰浮沉和复杂多变的历史，在公元前二千年代（我们通常称之为中晚期青铜时代）达到繁盛，随后衰亡；这些文明在铁器时代的开始时期仍然保有文化上的支配地位。青铜时代的制度绵延至欧洲，形成最早的欧罗巴高等文化，也称为米诺斯文化（the Minoan），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前半期在克里特岛昌盛起来。一些城市以宫殿为中心，像克诺索斯（Knossos），法伊斯托斯（Phaistos），马里阿（Mallia）和卡尼阿（Kydonia或Chania），从事着政治管理和经济活动，使用同一种文字系统，即至今尚未破译的线形文字A（Linear A）。米诺斯文化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传播到希腊大陆，当时希腊有几座主要宫殿，迈锡尼宫、皮洛斯（Pylos）宫和忒拜（Thebes）王宫；这些王宫所使用的书写字母，也就是线形文字B，在1952年得到破译，那是迈锡尼的希腊文字。爱琴海周边大多数青铜时代的文明都在公元前1200年毁于一旦。当时一场离奇的灾祸突然降临，希腊、克里特、赫梯的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无一幸免，那些巨大的宫殿石头建筑，甚至那些金属制品，几乎消失了几个世纪；几种文字系统逐渐停止使用，渐渐地遭到了遗忘。没有受到这场灾祸波及的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相同的灾祸和持续的恶劣影响撼动着塞浦路斯。由于文字的失落，有关这场多重灾祸的详情和原因变得模糊不清；留给人们的只有臆测和假说——是由于侵略呢？还是由于经济衰败？或者源于社会动乱，瘟疫抑或干旱？一个新的世界在东地中海周围悄然兴起。其中包括巴勒斯坦的菲利士人（Philistines）；繁荣昌盛的海岸城市，比如腓尼基的泰尔（Tyre）和西顿（Sidon）；阿拉姆人（Aramaeans）的一些小王朝；统治北叙利亚到安纳托利亚的鲁维人（Luwians）；远至西北部的佛里几亚人（Phrygians）的主要王国。此外，还有一个强大的王国乌拉尔图（Urartu）[3]，它面向东方，如今位处亚美尼亚（Armenia）境内。那时，由三个支配性的因素引发了改变，取得了进步，也诱发了危机：一，为了找寻金属而与西地中海之间的海上贸易，起先由腓尼基人成功地经营，后来希腊人在海上贸易方面获得成功；二，亚述人（Assyrians）的军事力量日趋兴盛；三，一种简单易行的书写系统扩展开来，字母（the alphabet）[4]的发明让书写不再受控于皇室或神殿，而是可以适用于具有进取心的个人。这些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致使文明的中心开始向西移动，也就是从近东向地中海方向的移动。而距离最近的西方人便是古希腊人。所以希腊人随即受益——实现了他们的转变，迎来了他们的“奇迹”。让我们先谈谈亚述（Assyria）。按照美索不达米亚古老的传统，国王应该被称作万民之主，和世界四方之主。然而亚述的国王们用新的方式使用这些名号。他们组织优越的军事力量，开始征服和掠夺他们的邻国。亚述年复一年地通过有计划的军事行动针对毗邻的部落、王国或城市；他们强取豪夺，征收苛捐杂税，以便打造和维持强大的军队。公元前九世纪伊始，亚述开始向西扩张，逼近叙利亚。亚述巴尼拔（Assurnasirpal）[5]到达地中海。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七世纪，亚述的统治达到了鼎盛期：大约在公元前800年占领大马士革（Damascus）[6]，公元前722年占领了以色列，约公元前700年占领了塞浦路斯，那是阿卡德国王萨尔贡（Sargon）题有楔形文字碑铭的所在地；[20]大约公元前700年，在西里西亚（Clilicia）[7]的塔瑟斯（Tarsus）[8]附近，一场海上战役在伊奥尼亚人（Ionians）和亚述人之间打响；[21]西顿在公元前672年遭到毁灭；埃及在公元前671年至公元前655年受到亚述人的统治。耶路撒冷却通过外交形式得以保存。东安纳托利亚的乌拉尔图，也就是亚述的主要对手，大约于公元前700年遭到北部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9]的侵略而灭亡；佛里几亚也未能逃脱颠覆的命运。在那时，希腊人熟知的古革斯（Gyges）[10]当上了吕狄亚（Lydia）的国王。他在那个地区充分利用增长中的黄金生产。正是由于他的黄金，理所当然地留在希腊人记忆之中。其时，位于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一个接一个地臣服于古革斯的势力。他一心向往得到东方的认可，于是与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缔结同盟，这个亚述国王依次接受了他的属国。不管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当时实际表现为何种情况，反正一条从小亚细亚至美索不达米亚的尼尼微（Nineveh）[11]的直行通道从那时起便被开发出来，成为重要的交通要道。随后这条道路被命名为国王之路（the King’s Road）。在现代的历史编撰学中，侵略和征服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话题。人们依然不能淡忘由于人类的文化发展所经历的灾难性后果。鲁维人、阿拉姆人、腓尼基人以及以色列人，他们的数代人都确确实实地遭受到痛苦。然而古希腊人很幸运，他们接触到了先进文化，却并没有因先进文化的猛烈攻势而受到打压。作为西方人中最东面的一群，希腊人主要受到了正面的影响。物质财富来自于贸易而不是军事入侵。西顿和泰尔的腓尼基人成为最先在地中海地区发展长途贸易的人群，他们不仅从事奢侈物品的买卖，比如华丽的染料和香水，而且也进行金属贸易；他们的贸易活动延伸至希腊群岛，还有大陆上的一些城市。训练有素的能工巧匠也来到了这里，相当多的人可能是来自亚述蹂躏下的城市难民，他们带来了东方文明的诸多精良技艺，比如青铜加工、大型建筑技术、象牙雕刻以及用模子制作陶器产品等技术。结果希腊人自己成功地发展起了长途贸易，与腓尼基人并肩发展并相互竞争，从叙利亚经由克里特至西西里和伊特鲁里亚（Etruria），希腊人与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居民展开贸易。在较早时期，也就是公元前8世纪，克里特岛和罗得斯岛（Rhodes）已经成为了贸易的中途停靠站和中转中心。尤比亚岛（Euboea）在这一长途贸易中处于支配性的地位。后来由于向西连接，科林斯（Corinth）占据了支配地位，特别是当塞尔西拉（Cercyra）成为希腊的成员之后。位于东部的伊奥尼亚，受益于“国王之路”的沿途陆地贸易，紧随着具有优先权的古革斯之后。事实上吕狄亚王国一定在亚述和希腊之间作为连接的一环，保留了将近一个世纪。在公元前7世纪伊始，伊奥尼亚便发展了与埃及的联系，不仅如此，他们还往北在色雷斯（Thrace）建立了一座堡垒，他们沿着黑海穿行于殖民地之间。希腊的活动意味着与腓尼基的竞争和合作，然而腓尼基却在自家的领地上三番五次地遭到亚述人越来越严酷的侵犯而苦不堪言；这也导致腓尼基的中心由泰尔转移到了迦太基（Cathage）[12]。亚述的势力伴随着对埃及的征服（公元前671年－公元前655年）达到了鼎盛时期，亚述巴尼拔王朝（公元前668年—公元前631年）持续了一个阶段的和平和稳定，整个社会的福利得到整体提升。亚述巴尼拔是唯一一位学习写字和阅读的亚述国王；他在尼尼微建造了一座图书馆，这成为日后对亚述文化研究的一项有重大价值的发现。也正是在他统治时期，一种新的奢侈行为得以形成并传播，那就是从亚述经由叙利亚到伊奥尼亚，针对全体希腊人，让他们使用“克里纳伊”（Klinai）[13]——宴会上提供躺卧的长椅。关键的证据是一座尼尼微的浮雕，名为“亚述巴尼拔的花园宴会”；它成为一种插图类型被希腊人直接复制过去了。然而，在亚述巴尼拔死后不久，亚述的势力便由于巴比伦人和伊朗米底亚人的联合打击而覆灭了。尼尼微被攻占，最终于公元前612年遭到彻底地摧毁；二百年之后，色诺芬（Xenophon）途经这片断壁颓垣，听到一些奇异的传说，可惜没有一件是接近历史的，更别说这一处所的名称了。想必希腊人作为旁观者已经慢慢知道这些如同戏剧般的历史事件，好像它们就发生在自己身边。希腊诗人甫西里第斯（Phocylides）警告“愚蠢的尼诺斯（Ninos）”的诗句，可以作为存疑的真实事件进行考虑。但是“伊阿乌那尼亚国”（Country Iaunaia）即伊奥尼亚，甚至在亚述文献中显示的伊奥尼亚国家的一些人物，也生活在尼尼微陷落之前。希腊的商人似乎在公元前9世纪就已经在叙利亚定居了，而且极有可能，希腊的雇用者也曾加入到亚述人的军队当中。大约公元前738年，一封叙利亚的楔形文字信件中提到侵略者来自“伊阿乌那尼亚国”，也就是说，伊奥尼亚人早已掠夺到了叙利亚海岸。情况肯定是这样的，在那个时候希腊人得到了一些青铜马具的所有权，这些漂亮的物品原本属于大约公元前800年的大马士革的国王哈扎尔（Hazael）所有，正如阿拉姆语的碑铭告诉我们的那样。那么，这些物品是作为礼物由官位显赫的贵族阶级赐予的，还是仅仅属于雇佣军的战利品？希腊人将它们敬奉给了萨摩斯（Samos）的赫拉和埃雷特里亚（Eretria）的阿波罗。当时，伊奥尼亚人与亚述人展开了一场海上战役，，而在此之前亚述人侵占了塞浦路斯并向希腊的“国王们”下命令，让他们向“伟大的君主”进贡。在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Salamis），大量令人惊讶的发现出现在皇室的墓穴里，对挖掘者来说它们表明的是荷马时代的风格，而实际上它们来自于亚述国掌握统治权的时期。就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情况而言，自从灭亡的命运降临到鲁维、阿拉姆、腓尼基、埃及，连同伊朗和耶路撒冷这些国家之后，希腊的定居点却始终安然无恙。由国王尼布甲尼撒（Nebukadnezar，公元前604年－公元前562年）统治的巴比伦王国，在尼尼微衰亡之后开始了一段短暂的兴盛时期。巴比伦的霸权扩张虽然带来了耶路撒冷在公元前586年的毁灭，但是它对希腊的影响却极为有限。希腊诗人阿勒卡欧斯（Alcaeus）的兄弟安提门尼达斯（Antimenidas）当时就作为一名佣兵受雇于巴比伦。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遥远的重要城市的名字写进希腊文本之中。对于希腊而言，距离国门更近的也更为重要的是埃及，当时的埃及已由国王帕沙姆麦提图斯（Psammetichus）赢得了独立权，在东地中海扩张势力范围，与希腊缔结了睦邻友好关系。在此之前，希腊的佣兵已经在帕沙姆麦提图斯独立起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且谋求到了更高层领域的位置。一名来自普里耶涅（Priene）的希腊人派冬（Pedon），曾经获得帕沙姆麦提图斯的特别庇荫，并且因其“男子汉气概”接受颁发给他的“一只黄金手镯和一座城市”的奖励；为此，派冬特意让人竖立了一块具有典型埃及风格的石碑来庆祝自己的荣誉。虽说石碑上的碑铭是用古希腊文镌刻的，但是字里行间均随声附和着埃及人的生活习惯和价值标准。贸易交往带来了更为普遍的利益：在爱琴海小亚细亚中间和其周围的希腊城市得到允许，可以在埃及的瑙克拉提斯（Naukratis）建立永久性的居住地。希罗多德（Herodotus）列举了建立在那里的十一座城市，包括萨摩斯和希俄斯（Chios）；这些场所建立于阿玛西斯（Amasis）之前，考古挖掘可以证明这一点。在那个时候，塞浦路斯也开始采用一种埃及式的发展方向。大概当时最重要的进口物品也是后来带来无尽裨益、成为希腊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就是纸草（papyrus）。它是一种方便的书写原材料，适用于文献、信件和书卷。公元前七世纪或者在此时间之后，那些自书写开始起就一直使用的厚重且昂贵的皮革卷轴便明确地被纸草取代了。在宗主制的东方帝国的边远地带，特殊的机运再次重演，并以令人瞩目和预想不到的方式发生。这样的机运曾经让亚述王朝长足发展，也曾让希腊人的土地遍地开花，接下来更加强大的有组织的帝国阿开亚迈尼得（Achaemenid）帝国出现了。它在希腊世界里停住了扩张的步伐，恰好驻足在曾经被命名为亚洲和欧洲边境的分界线上。历史上的这一刻，波斯战争（公元前500年－公元前479年）如此富有盛名，以至于我们大多忘记了当时的情况，它是怎样地自相矛盾而又不可预知。我们甚至不知道假如从东方的视角来看，那会是什么性质的事件。波斯记录的原始资料已经遗失，虽然希伯来人的文献得以保存，但是希伯来人并不关心在甲旺人（the Jawan），也就是他们所称的希腊人身上发生了什么。希伯来人依然对居鲁士国王（Cyrus）抱有感激之情，因为这位国王允许希伯来人在巴勒斯坦的尤地亚（Judaea）重新建立一处神权政治的隶属国家。大致说来那些在安纳托利亚的，占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希腊人，受到波斯人的统治长达数世纪，丧失了他们文化的重要性；但是其余的希腊人竟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们持续保有自由，并由此发展出一种与东方相对的全新的自我意识。这一点在悲剧《波斯人》（Persians）中有所体现。这出悲剧由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创作，于公元前472年在雅典舞台上上演。剧中表现了以下这些关系：希腊人与野蛮人（barbaroi）的战斗，欧洲与亚洲的较量，自由与奴役的抗争，勇士与懦夫的对垒，众神的秩序与僭主（tyranny）的粗野之间的胜负。于是，这一切就被称为古典文明的开端。结果，雅典成为希腊的文化首都，而阿提卡方言（Attic dialect）则取得希腊文学中语言使用的领导性地位。三百年以后，当西方帝国罗马长驱直入、征服整个希腊的时候，希腊人已经长时间地占据了文明的鼎盛位置，并且令自己的文化在优雅的艺术和辉煌的文学中经年不朽，永远留存。【三】“无论希腊人从野蛮人那里接收到了什么，希腊人只会变得更加出色。”这段出自柏拉图《伊壁诺米篇》（Epinomis, 987d）的陈述早早地出现在对东方做出任何深层了解之前，这句话被太多地加以引用，而且引用的频率越来越高。其实我们在用一定的标准评价文明的好坏优劣时，也许已经变得更加犹豫不决了。但是正是模拟与仿效的关系表明了较高文化与较低文化之间相对的隐喻，同时客观地反映出文化的影响，它总是从一处源头流向另一处。当然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可能产生一些新的事物。虽然希腊人曾经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文化接收方，但是不能否认这一文化成果毕竟属于希腊。正因为它们是希腊的艺术和建筑，所以才成为古典和经典，也正因为是希腊的文学，才使其最终成为世界文学。让我们回顾一下大约公元前500年时的状况。那时埃特卢斯堪人（Etruscans）[14]使用希腊神话在他们的花瓶和金属制品上作画，并在上面铭刻上希腊文的名字；罗马人接受了希腊的神灵——狄俄斯库里兄弟（Dioscures）[15]，不过罗马人将其更名为卡斯托瑞斯（Castores），在弗鲁姆（Forum）地区建立了一座神庙进行崇拜。同时罗马人也全盘接受了阿波罗的崇拜仪式，并没有更改他的名字。就在这个时候，东方的波斯国王大流士（Darius）召集了希腊的雕塑师装饰波塞玻里斯（Persepolis），即他的新首都，这座城市是为了迎接新年庆典而建造。红色图案（Red-figure）的制陶术从阿提卡开始传播，不仅到达了地中海周围地区，而且远至中部日耳曼地区（central Germany）。具有希腊风格的艺术技巧和神话诗歌由此成为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典范，它甚至对东方产生影响。在某一点上，希腊早已成为具有统治性的世界文明，而且这种统治力中没有军事力量的干涉和政治势力的强压。【以下一组图转载自：陶增衍的博客《柏林老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欣赏（古希腊部分）》】都是古希腊文物：
而在这之前的二百年，情况却完全不同。那时，东方——安纳托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无疑是领先的，影响的趋向也是由东往西的。对希腊来说，这意味着进步。专业性的技术大多来自东方。比如，青铜冶炼技术和大规模巨型建筑技术，它们在迈锡尼文明衰败后逐渐在希腊变得过了时，正如早期文字遭到遗忘一样。希腊的手工业技术在那个时候方兴未艾，我们从最初的几何学陶器中就可以看出来。虽然这些几何形图案都是由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的东方化风格充实而来的。东方的模型给人的感觉具有诱惑力，不仅仅是优越而已。无论是腓尼基，叙利亚、乌拉尔图、亚述，还是埃及的模型，都是如此。在某一阶段，很难清楚地从希腊的青铜三脚鼎中辨认出某些乌拉尔图或是叙利亚的因素来，因为两者都被运进了希腊神殿，这些神殿在那时正在不断地聚敛财富。但是随后希腊的工匠们便明确地摆脱掉他们的东方师傅；乌拉尔图成为辛梅里安人侵略铁蹄下的牺牲品，灰飞烟灭了。
公元前7世纪末期，一种新型且特殊的影响波及到大型巨石的建筑上来，这股影响是从埃及传来的。这类大型巨石建筑的特征是站立着的年青男子形象，即考乌诺斯（Kouros）[16]类型：它是下埃及（Lower Egypt）依照教规制度所形成的产物。一个显著的不同处在于，希腊的考乌诺斯们都是让人感到刺激的裸体形象。裸体像开始成为希腊艺术联想中最具强力影响的形象之一。毫无疑问，这是由于希腊体育运动的发展带来的，运动时的常见形象反映在这类物品中。在这之前，一尊裸体女神雕塑由叙利亚运抵希腊，很快女神的形象便被鲜明地表现在碟子和图章上、陶器和金属制品上，表达出希腊人对此进行复制的热切心情。然而也仅仅在克里特才会制定一些措施将这一模型转换成为大型的神庙雕塑，就像在普林尼阿斯（Prinias）和高尔忒恩（Gortyn）那里的雕塑一样。裸体女性塑像再次从希腊艺术中消失了几个世纪，而裸体的男性像却以埃及人的姿势开始在雕像中占据支配地位。希腊文明已经做出了自己明确的选择。
【以下一组图转载自：陶增衍的博客《柏林老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欣赏（古希腊部分）》】都是古希腊文物：
更为重要的是希腊的神庙，在公元前7世纪末期以后，神庙朝着自己明确的形式发展。它拥有一个复杂的系谱。米诺斯人也好，迈锡尼人也好，都不会按照这个样子建造神庙，虽然他们也有不同风格的神殿；克里特的亚米诺斯（sub-Minoan）神殿也不会这么建，那些神殿里的雕像非同寻常，它们是用黏土做成的，也没有发现后继者。众神“伟大的家园”这一思想概念——苏美尔（Sumerian）的伊—伽尔（E-Gal）[17]——很清楚，这一概念是与东方古老而发达的文化相依相伴的。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座落着风格迥异的传统神庙。这种思想观念在公元前12世纪之前展示出了地中海风格，体现在令人印象深刻的青铜小雕像上，我们曾经一度相信这些小雕像全是进行礼拜仪式用的物件。在希腊和周围那些岛屿上，对神灵的崇拜长时期以来都缺乏礼拜用的场所——神庙；我们有毫无争议的证据可以证明这样的建筑群都是公元前9世纪以前的。后来，建筑者们开始在克里特、埃托利亚（Aetolia）、萨摩斯和以弗所（Ephesus）尝试进行不同风格建筑的试验。希腊文称之为纳奥斯（naos）或奈奥斯（neos），这些词，从字面上理解的意思似乎就是“住宅”（dwelling）的古老词汇。这些建筑的典型特征就是派力斯塔西斯建筑（Peristasis）[18]围着“家园”的一排圆柱子，它们的起源可能是木头制的建筑；不仅如此，埃及和叙利亚用作装饰的元素也被采用进来。陶制砖瓦的发明逐渐限定了山形墙建筑的坡度。公元前600年，希腊科林斯地峡伊丝萨米（Isthmian）的神庙最先采用了这一发明。采用陶制砖瓦的举措一跃成为所有神庙争相模仿的对象，希腊的主要城市随后都紧锣密鼓地大兴土木。很快，非希腊（non-Greek）的邻国也跟在希腊身后效仿，这些国家著名的有伊特鲁里亚和罗马。这些神殿的附属物，也就是水盆、油灯、供神时焚烧的香、许愿用的器具、门厅以及圣器收藏室，全部沿用了近东——地中海地区的习俗（koine）。
希腊式神庙--宙斯祭坛（建于公元前180年~170年）。德国柏林佩加蒙（Pergamon）博物馆，Pergamon Altar分馆的入口。【宙斯祭坛高12米，宽35米，进深34米。围绕祭坛座基是一圈120米长的浮雕，浮雕描绘巨人与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间的战斗的故事。这座宙斯祭坛气势的宏伟，艺术的精美，在世界也不多见。】以下图文转载自：陶增衍的博客：德国游记：令人震撼的佩加蒙博物馆 柏林博物馆岛上的5家博物馆，都很精彩。但是，如果你的时间不多，只能看一个，那你就选佩加蒙博物馆（也有人译为“帕加马”博物馆）。佩加蒙博物馆有几件堪称世界级的宝物：
柏林博物馆岛上的佩加蒙博物馆（帕加马博物馆）-宙斯祭坛全景图希腊式神庙--宙斯祭坛（建于公元前180年~170年） 德国考古学家1878年前后在土耳其靠近爱琴海的古城佩加蒙考古时发现。土耳其政府同意他们把挖掘出的残片运到柏林博物馆。柏林专门建造一座博物馆在室内予以复原。博物馆的名称就以发现这座神庙遗迹的城市“佩加蒙”命名。
宙斯祭坛1 原来佩加蒙卫城的模型（中间偏右一点的是佩加蒙祭坛）【提醒：上图与下图为高清大图，在图片上点击可查看原大图】
祭坛模型
宙斯祭坛高12米，宽35米，进深34米。围绕祭坛座基是一圈120米长的浮雕，浮雕描绘巨人与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间的战斗的故事。这座宙斯祭坛气势的宏伟，艺术的精美，在世界也不多见。
【提醒：上图与下图皆为高清大图，在图片上点击可查看原大图】
【提醒：上图为高清大图，在图片上点击可查看原大图】
宙斯祭坛上面列着一些雕塑。
这是将浮雕复原完整的图画示意图【可以查阅这位网友的博客：】
【四】在文学和精神领域，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埃及或伊朗对于希腊的影响是不太容易说清楚的。大部分影响差不多还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便骤然消失。鉴于这一点，具有明显特征的东西十分匮乏。最终，希腊的成就当仁不让地占据了独一无二的席位，甚至于我们只能勉为其难地称之为希腊的奇迹。其实，我们很难评估出究竟哪一股影响是支配性力量，社会和经济因素引发并提升了工匠们的技术、商人的事业以及语言和思想的希腊方式。勿庸置疑，希腊的成功离不开自由——事业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想象力的自由，乃至宗教的自由。希腊世界的多元化在当时一定发挥了它的作用，城邦经济蒸蒸日上，政治制度没有掺入任何霸权式的和令人窒息式的统辖势力，有奖竞争完全开放，即使这样的多元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欠缺一定的稳固性。假如在东方建立高度文化，王室权威和国家行政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成为必要的先决条件的话，那么高度文化获得进一步发展，就要依靠国家的暂时隐退，以及为小集团和个人提供毫无限制的开放性机会。证明这一点的例子就在希腊，尤其是希腊所从事的海上贸易，这项事业虽然伴随无数的危险，但是它还是大大地提高了生活的整体水平。那些具有高超技能的手工匠人们也是自由的人群，他们当初为了寻找工作和增长见识迁徙到了希腊。这些人甚至可以在他们选择居住的城市里获得居民身份并享有公民权。为了追求个性，匠人们在自己的作品里标上自己的真实姓名。通常，希腊人多半会排斥本国的国君或者激烈地消减国君们的势力。在一些小城市，群众队伍也参政议政，要求自治权。这种倾向矛头指向男性公民在法律上的平等。民主精神大行其道。当然也有文化因袭的惯例。一些聪明人出现在一所城市当中，作为政治同胞或是规模更为庞大的队伍的顾问。这样一来，在这些地方，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持续不断，比如观点上的冲突、论争、演讲和激烈的辩论。如同在政治中表现的那样，话语与话语之间针锋相对。讨论和争辩的实际运用，最终都会在反抗顽固不化的权威方面获得胜利。毫无疑问，腓尼基的有些城市例如泰尔或者迦太基也曾经有过与希腊类似的发展趋势和众多机会，因为那时这些城市已经发展了相类似的经济模式。他们也曾得益于处在强大帝国边缘的有利的地理位置，拥有自由，并承受相对较小的压迫强度。正如希腊人所看待的那样，迦太基被赋予了一种构造形式，波力泰亚（politeia）[19]。但是即便如此，这所城市采取和输入了希腊的艺术风格。在希腊化时期（the Hellenistic peroid），哲学家们从迦太基动身——在它于公元前146年毁灭之前——前往雅典，在希腊的哲学领域从事他们的职业。是什么铸就了世界文明的形态？是希腊。注释：[1] 希腊神话中一些只有一只眼的巨人，也称独眼巨怪。荷马把独眼巨怪描写成强壮有力的巨人，他们住在遥远西方的洞穴里，不知耕耘，不敬神灵。[2] 一座城市名，古称迦南。[3] 乌拉尔图，公元前9世纪中叶至公元前6世纪，小亚细亚东部的奴隶制国家，得名于亚述对它的称呼。[4] 读音来自希腊文字母α、β。[5] 亚述末代国王（公元前668年－公元前626年）。[6] 叙利亚首都。[7] 古国，在今小亚细亚。[8] 古城名，位于今天的土耳其南部，是圣保罗的故乡。[9] 荷马所描述的国民，他们是永远生活在黑暗陆地上的神秘人民，属游牧骑马民族，其文化于公元前1200年开始。[10] 古革斯是半传说性人物，原为吕狄亚国王坎道勒斯（Candaules）的宠臣，后来杀死坎道勒斯取而代之为王。[11] 古代亚述的首都，其废墟在今伊拉克境内。[12] 非洲北部的古国，在今突尼斯附近，公元前146年被罗马人所灭。[13] 希腊文κλίνω的名词形式，动词的意思是躺着就餐，这里指的是躺着就餐的卧具。[14] 意大利西部的古国。[15] 意思是宙斯的儿子。这一神话人物一开始是在阿该亚受到崇拜，后来遍及整个希腊，成为航海者的保护神和友爱的保护者。[16] 古希腊的青年雕像，特别指的是公元前五世纪以前所雕刻的人物。[17] E-gal，苏美尔语，意思是神庙。[18] 希腊文写做Περίστασις，是一个四面围上门廊或在一个古老的寺庙的大厅。This allowed priests to pass round the cella (along a pteron ) in cultic processions. In ecclesial architecture, it is also used of the area between the baluster of a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high altar (what is usually called the sanctuary or chancel[19] 希腊文的拉丁写法，意思是“国家、城邦”。----------------------------------------------------------------------------------------------
阮炜：古希腊的东方化革命
一、希腊文明并非原生大约在西元前8世纪至西元前2世纪，人类文明史上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事态：爱琴海区域的希腊人表现出爆发性的创造精神，在诸多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们不仅发展出高度理性化的“哲学”，而且在人类文明史上首先开出民主政治，同其他文明普遍盛行的君主制度相比，甚至希腊的寡头制度（集体领导）也显得十分民主。他们不仅发展出极有效的军事技术和战法，而且开出了悲剧、喜剧这些人类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学形式。他们不仅修建了大量庄重、典雅的汉白玉神庙，而且制作了大量造型优美、解剖学上极其准确的雕像，烧制了大量具有精美图案的陶瓶。直到今天，这些卓越的成就还在深深打动着我们。这里的问题是，希腊人何以能够取得这些成就？希腊经济的全面复苏无疑是一个必要条件，可是除此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同样重要、必不可少的因素在起作用？当然有，那就是两河流域和埃及更古老文明对希腊的长期影响。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认识到，他们的文化源头——古希腊——本身还有一些更深更远的源头，那就是西亚和埃及。这里还要说，在欧亚大陆，没有一个对当代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文明不是原生文明----在萌生期未受其他文明影响、完全自发形成的文明——或在原生文明基础上崛起的后发文明或次生文明。可是，在几乎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西方人却拒不承认这一事实：其文化源头希腊受到了西亚和埃及的深刻影响；无此影响，便没有今天的西方文明。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在启蒙思维尤其是那种前所未有的“进步”观影响下，欧洲思想界出现了一个新动向，那就是，欧洲人开始拒不承认自古以来他们的祖先一直承认的一仩事实：西方文化的源头希腊文化受到埃及和西亚文化的深刻影响；没有这种影响，希腊文化根本不可能成其为希腊文化。[1]这个事实本来是显白的、无需证明的，从希罗多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中世纪修道院里的僧侣们，从文艺复兴巨擘到启蒙运动早期的思想家，历史上西方人并没有否认它。可是至启蒙运动后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欧洲人开始拒不承认希腊文明对西亚和埃及文明的继承了（也正在此时，欧洲思想界出现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也与启蒙运动有关，即欧洲人对其先前艳羡不已的中国文明的认知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中国文明一下成了“进步”欧洲的反面，成了落后、愚昧、专制、残暴的代名词，而在此之前，他们眼里的中国形象一直是孔子思想熏陶下的一个世俗、开明、宽容、和平的国度，与愚昧、猵狭、不宽容，宗教战争连绵不断的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时的欧洲人数典忘祖，开始否认历史上希腊文化对东方文化的继承。如果说，先前欧洲人之热烈炒作一个开明、宽容的中国，主要是出于当时反对宗教愚昧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现实需要，那么拒绝承认西方文化从希腊时代起便对东方欠有根本性债务，则更多是因为文艺复兴以来的诸多“进步”——包括那时语文学（philology）界的重要发现：各欧洲语言与多数伊朗和印度的语言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即原始印欧语，或者说，这些语言都属于共同的“印欧语系”——所导致的欧洲中心论的头脑膨胀。从启蒙运动后期开始，这种思想上的数典忘祖持续了近两百年，在19世纪末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顶峰，并且出现过一种畸形、变态的表现形式，那就是纳粹宣传机器鼓吹的臭名昭著的“雅利安”人种优越论。如今，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虽然已成为过街老鼠，但西方中心论思维仍然在作祟，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表现在西方人对希腊文化起源的看法上。及至1960年代，还有西方学者认为，在西元前8至7世纪，希腊方方面面的创新大体上都是希腊人独自完成的，因为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极为特殊，“蜷藏在滔滔大海和小亚细亚崎岖山峦背后的偏远角落”；即便产生于埃及西亚的实用科学和数学、天文学知识确实传入西方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那也主要是因为采取了这些知识经犹太人改造之后的形式。[2]迄于今日，诸如《剑桥图示古代希腊史》一类关于古希腊的权威书籍，对埃及和两河流域对希腊的深远影响竟然只以寥寥数语打发，根本未能辟出专门章节来加以详细介绍和讨论，这也很能说明问题。但无论谁也无法否认这一事实：希腊文明并非是一个原生文明，而是一个建立在原生文明——主要是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之基础上的后发文明或次生文明，一个在其早期历史上经历过“东方化”甚至“东方化革命”的文明。如所周知，亚欧大陆总共产生了四个原生文明：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黄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这就是所谓古代世界“四大文明”。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诞生于大河流域，而不是过干旱、贫瘠、交通不便的山区。这是因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掌握的技术非常有限，故只有在大河流域挑战度适宜的条件下才能发展大规模农业，才能汲取大量农业剩余；而只有掌握了大量农业剩余，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原生文明才可能萌生和成长。同样重要的是，大河流域通常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不仅适宜农耕，而且地势平坦、水道密布，与重峦叠嶂的山区相比更有利于人员、物质和信息的流通及技术发明、思想理念的播散，当然也更有利于文明本身的诞生和繁荣。毋庸讳言，除了诞生于黄河流域的中国文明表现出了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外，其他三个原生文明早在西元纪元前（或至迟至西元7世纪）便衰落了，或者说都经历了严重的断裂或转型。可是，它们无不对后发的次生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不通过次生文明深刻影响了现代文明。如果换个角度来讨论同一个问题，则欧亚大陆上没有一个次生文明不是在原生文明的丰腴基质上成长起来的。希腊文明便是这样一个次生文明，一个典型的次生文明（一个一直以来被忽略的情形是，希伯来文明也非原生文明，而是一个像希腊那样在多个既有文明基础上崛起的次生文明；还应当注意，犹太人的家乡古巴勒斯坦是多种文化辐凑之地）。明白了这点，西元前8世纪希腊世界经济复苏之后出现了爆发性文化繁荣——艺术、宗教、文学、科学、哲学诸多方面的繁荣——这种现象便不难解释了。很显然，这种繁荣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建立在西亚和埃及两千多年文明演进的深厚根基之上的。二、早期希腊的边缘性纵观亚欧大陆的人类文明史，我们会发现没有一个有活力的文明——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在西亚地中海世界，还是东亚东南亚——能够不汲取某个原生文明的养分而发展繁荣、绵延至今。不妨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没有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原生性文化积累，如果没有腓尼基人发明的字母，没有埃及人、苏美尔人、巴比伦人、叙利亚人等古代民族对希腊人方方面面的影响，希腊文明能够有它那惊人的表现吗？它在哲学、科学、艺术、建筑、法律等方面能够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吗？它能够深刻影响西方基督教文化、西方世俗现代文化，以及全世界现代文化吗？伊斯兰、东正教、西方基督教等文明就更是次生的了，这是因为它们是在希腊、希伯来（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与希伯来文化互为一体的犹太教是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的亲体）这两个次生文明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文明。用通俗的话来说，在与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的关系上，希腊文明是一个子代文明（希伯来文明也是一个子代文明；不过这些子代文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亲体文明要素进行了创造性的选择和利用，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卓越的文化创新）。罗马、伊斯兰、东正教和基督教西方就更是孙代文明了。在此意义上，希腊同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的关系，与日本、朝鲜同中国的关系是相似的，与东南亚同印度、中国的关系是相似的，与9至10世纪时的东斯拉夫人（包括俄罗斯人）同拜占廷的关系是相似的，与7世纪前阿拉伯半岛同两河流域、黎凡特（约旦、巴勒斯坦一带）的关系也是相似的。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希腊与埃及、西亚的关系是一种边缘与中心的关系，一种发展中文明与发达文明的关系。以上的观点不难从世界体系论方面得到支持。世界体系论思想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认为，在16世纪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兴起之前，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三个“重要的中心”。有“中心”，必然有相应的周边地区。阿明的三个“中心”分别是：1）古代西亚，其周边地区为欧洲、小亚、非洲等地；2）古代中国，其周边地区为日本、东南亚等地；3）古代印度，其周边地区亦为东南亚。阿明认为，在西元前300年至西元1500年这一千八百来年中，欧洲、日本等周边地区的“周边性”或者边缘性是“惊人的”；拜占庭和意大利以外的欧洲是“野蛮的”欧洲，只是由于“古代氏族式体系（指古代西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笔者）被嫁接（通过罗马帝国的雄心和基督教的世界性传播----原作者）到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还建立在落后集体社会基础的社会主体上”，它才摆脱了绝对落后；而只是在此之后，欧洲才“缓慢地走向了氏族式体系，君主制的建立（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在基督徒“收复”之后；在英法两国，是在百年战争开始后——原作者）就是证明”。[3]阿明的论点大体上是成立的。但是如果能够将西元前4世纪末希腊罗马霸权兴起至西元4世纪上半叶罗马帝国衰落成为定局这六百多年时间排除在外，一幅更为准确的历史画面便会浮现出来——欧洲相对于西亚的边缘性不只是一千八百来年，而是西元前4世纪末之前约一千三百多年时间（假定希腊文明大约在西元前1600已具有一个雏形）和4世纪上半叶至1500年这一千一百来年时间。把两段时间加起来，足足有二千四百多年。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对直至西元前8世纪，希腊人还对新巴比伦王国的无比敬畏和顺从就不会感到奇怪了。西元前713年，塞普路斯有七个希腊国王来到巴比伦，向萨尔贡二世（Sargon II）朝贡。这一事件被纪录在铭文中。铭文中提到七个希腊国王的王国“位于西方日落处七天路程以远”，“为朕（萨尔贡二世）在迦勒底、赫梯的赫赫武功所震慑，深感恐惧，遂携其王国所产金器银器来巴比伦朝贡，亲吻朕足”[4]（来东方朝贡的希腊国王的地位似乎低于历史上来中国朝贡的周边国家----在东亚朝贡体系崩溃前，周边国家的国王或使者朝见中国皇帝，需行三跪九拜之礼，但无需行屈辱的“吻足”礼）。此外，萨尔贡二世的继位者埃萨尔哈顿（Esarhaddon，西元前681–670在位）在尼尼微一新郊区大兴土木，也向西方小王国——包括塞普路斯十个希腊王国——征集过建筑材料。[5]我们当然也不应对以下事实大惊小怪。直至西元前4世纪最后三十来年，大多数小亚希腊城邦（其中最有名者为米利都、以弗所）大多数时候一直臣服于亚述、吕底亚、波斯一类西亚强国，直至前332年亚历山大的军队摧毁波斯帝国，它们才获得独立。各方面证据表明，西元前8–7世纪，腓尼基人广泛活动于爱琴海地区（这从《伊利亚特》第二十三卷第744–745行、《奥德塞》第十五卷第415至476行可见一斑；希罗多德在其《历史》还中认为，腓尼基人来自“卡德莫斯时代”的底比斯，也来自特拉岛和塔索斯地区），但没有证据表明，同时期希腊人也活动于腓尼基城市。晚至前6世纪，才有少量希腊人渗入那里。我们同样不应对以下事实大惊小怪：古典时代重要的希腊著作----如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凡提及波斯国王，并不加“波斯”之类定语，而是直接用ho Basileus（The King，国王）来称呼他。不难看出，在色诺芬所在的那支希腊雇佣军“远征”至波斯（前401年）前，边缘的希腊人对东方仍是何等敬畏。这一时期希腊的边缘性更表现在希腊“哲学”诞生在小亚西岸，而非希腊本土。第一批希腊哲学家（即“米利都学派”，权称之为“本体论哲学家”）全都来自小亚西岸的爱奥尼亚城邦。泰勒斯（Thales，约625–547年）、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约570–500年)、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570–500年）、赫拉克里特（Heraclites，540–480年）、色诺芬尼(Xenophanes约570–470年)，无一不是小亚希腊人。此外，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创始人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约生于570年）也出生在爱琴海东部靠小亚的萨摩斯岛，思想成熟后才移居意大利南部；“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460–377年）同样出生在小亚西南角附近的科斯岛（Cos）。甚至希腊人的主要乐器七弦琴以及希腊贵族喜欢的躺椅（柏拉图在《会饮》中栩栩如生地描写了阿尔喀比亚德是如何诱惑同样躺在躺椅上的苏格拉底，而“美德”功夫甚深的苏格拉底却不为所动）也是从东方传到希腊的。如何解释这些现象？只能从当时整个希腊相对于东方的边缘性入手。除了以希腊本土此时尚未充分发展，不足以提供哲学产生的物质条件，而位于小亚及附近的希腊城邦却有这样的条件以外，东方思想本身在当时的先进性也是重要原因。在地理上同东方邻近，小亚西岸或东爱琴海的希腊城邦可谓近水楼台，可以方便地利用东方已有的文明成果。三、希腊艺术的东方化西亚、北非的原生文明对早期希腊产生了可谓“东方化”的革命性影响，但这种影响在艺术上显得更为看得见、摸得着（作为实物证据，古代传下来的艺术品相对而言比传说甚至文字记录更为过硬），所以一直以来有关讨论较多。当然，不同的学者对同一件古代艺术品会有不同的解释，甚至究竟是有更多腓尼基人和叙利亚人将其技艺和作品带到希腊世界，还是有更多希腊人来到腓尼基和叙利亚，把那里先进的技艺和作品带回落后的希腊，也有不同的意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时发生了西亚对希腊的可谓“东方化”的单向影响。然而，从西元前8世纪的情况来看，希腊最早从西亚进口的艺术品来自叙利亚，而不是腓尼基。在希腊的许多考古发掘点，一些西元前9世纪制作的叙利亚风格的青铜（以及粘土）雕塑被发现了。西方国家的艺术史学者一般认为，这种叙利亚风格的青铜雕塑尽管数量很少，但是对于西元前8至7世纪希腊风格的形成来说，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考古证据表明，从科林斯到伊塔卡，从萨莫斯到克里特北部的克诺索斯，这一时期爱琴海地区出现了不少模仿叙利亚风格的青铜或粘土雕像。德国艺术史学者霍曼–维德金（Homann-Wedeking）认为，在希腊各地的仿制品中，科林斯的作品最贴近原来的叙利亚风格。这种判断的根据是，用科林斯粘土制成的叙利亚风格的作品原件以及在科林斯发现的叙利亚风格的头像模具。[6]同这些叙利亚风格的作品及其仿制品相呼应的，是爱琴海地区发现的大量腓尼基金属雕像，其数量并不亚于叙利亚金属雕像，尽管它们对希腊艺术发展的影响不如后者。西元前7世纪，相当数量的金属工艺品从晚期赫梯城市塔巴尔（Tabal）输入希腊，刻有半人半鸟“塞壬”形象和蛇形装饰。这种金属制品很快便为希腊工匠所模仿。同样引人注意的是象牙雕塑。在这方面，希腊人不仅模仿西亚民族的风格和题材，连材料也从西亚进口（希腊人应是从腓尼基海岸和叙利亚等地进口象牙的，尽管腓尼基和叙利亚的象牙很可能从其他地方进口）。迈锡尼时代结束时，希腊人便制作象牙雕像了。这不可能是他们的发明，因为希腊根本不产象牙。从风格上看，大约制作于西元前9世纪的最早的希腊象牙雕像是对腓尼基作品的模仿，克里特岛上发现的作品尤其如此。雅典一座坟墓中发现的一系列裸体女性象牙作品（大约制作于西元前750年），可能是早期希腊最精美的象牙雕像了。它们由大而小由一根象牙雕刻而成，具有叙利亚形制，题材也是叙利亚的，其所表现的是阿斯塔蒂（Astarte）——古代闪族神话中专司生育和爱情的女神。[7]但流传下来的更多艺术品却是陶器。西元前8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是公认的“东方化时期”（实际上东方化的历程比这一百年漫长得多，悠久得多，之所以被视为“东方化时期”，是因为出土于这一时期的文物相对比较集中，也是因为希腊成为识字文明后，开始有相关文字记录）。这一时期的大量希腊陶瓶（叙利亚海岸地区的阿尔米那[Al Mina]城出土了不少前8至7世纪的陶器）明显模仿叙利亚风格的陶瓶。在这一希腊人单方面向东方人学习的过程中，先前希腊陶瓶上只有单纯几何图案这一格局受到了强烈冲击，希腊人的艺术感觉和眼光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们不再局限于用直来直去的几何线条勾勒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抽象图形，而转为用活灵活现的曲线再现生活中的真实事物。由此，希腊人的想象力大大丰富了起来。一些西方学者把这种情形叫做“东方化”，甚至“东方化革命”（“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参见Burkert全书；应注意的是，西方艺术史界使用该概念的人很多，Burkert决不是唯一使用这个概念的西方学者，尽管他的立场比其他学者更为明确），是不无道理的。在这一过程中，希腊陶瓶上出现了大量具有自然主义逼真效果的螺旋、玫瑰花、棕叶、荷花形象，也出现了不少马、狗、兔、鹿、鸡一类动物形象，甚至还有狮子、豹子形象。最后两种动物是一般希腊人根本机会看到的珍奇野兽，但是早在好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前，它们便是赫梯人和两河流域的人们在其艺术创作所乐于表现的动物了。[8]可是，更让希腊人着迷的，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动物，而是把不同动物风马牛不相及的特征集于一身的怪兽。五四以来，具有不言“怪、力、乱、神”传统的中国人（或者说，中国的读书人）对带翼的狮身女怪“斯芬克司”（sphinxes）、鹰头狮身的怪兽“格里芬”（griffins，）、鸟身女怪“塞壬”（sirens）、蛇发女怪（Gorgons）、吐火女怪(chimeras，狮头羊身蛇尾)、飞马（winged horses）、豹鸟（panther-birds）、鸡马（cock-horses）、人鱼或“特来登”（Triton，人身鱼尾的海神）一类的怪物已是见怪不怪，以为它们都是极聪明、极富想象力的希腊人发明出来的东西。殊不知，这些怪兽形象乃至怪兽理念本身都是舶来品，早在希腊人意识到它们之前，便以原型的形式存在于西亚和埃及的宗教、艺术中，是西亚、埃及观念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到希腊后，它们大大刺激了希腊人的思维。试想，没有这些舶来品，希腊人的观念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他们还会有那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吗？
【提醒：上图为GIF动图，点击可查看其动态】四、希腊宗教的东方渊源（上）希腊宗教与希腊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建筑、雕塑、戏剧——很难完全区分开来，与希腊神话就更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了。希腊文化的精华便包含在希腊宗教中，或者反过来说，希腊宗教无不反映希腊文化。谈希腊文化不可能不谈希腊宗教，反之亦然。尽管如此，因有不同的侧重点，我们仍然可以也应该把希腊宗教当作一个独立的对象来研究。一谈希腊宗教，我们首先可能想到那些雄伟的神庙。直到今天，雅典卫城的帕台农神庙遗址仍然让全世界人们赞叹。但我们必须注意，迈锡尼时期乃至整个西元前8世纪前的希腊人并没有神庙的概念，也就是说他们并不知道修建一座宏大乃至奢侈的石头房子，以之作为神祗们的住所。没有神庙概念，也就没有必要修建一个大型神坛供焚祭之用了。神庙和神坛是西元前8世纪后希腊人宗教生活的中心，离开了它们，根本无法想象希腊宗教会是什么样子，但它们都不是希腊土生土长的事物，而是东方化过程中来自西亚的舶来品。这与中国佛寺建筑及相应理念、制度传入朝鲜和日本的情形是相似的。今天，这些国家的佛寺在方方面面比中国本土佛寺还“正宗”，或者说它们将中国传入的原样的佛教保留得更好。
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背面的伊瑞克提翁神庙，原供奉古希腊众神。竖立在围墙外的名为卡里亚特德的6个女性雕像柱，每一个衣着、发型和面容都不一样许多宗教都有创世神话和相关神谱或神统纪，希腊宗教也是如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希腊宗教，我们不妨先看看基督教。基督教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是永恒、全知全能、至高无上的。他不仅创造了人类祖先亚当和夏娃，创造了植物、昆虫、鱼蝦、飞禽、走兽，在此之前还创造了天空和大地、黑暗与光明、日月和星辰，以及深渊、海洋、河流、山峦等等。很显然，这样的神无需由另外的神生出，其本身就是不假他物、绝对自足的，其本身就是万事万物的起点和终点。相比之下，希腊宗教神话中虽然有一个主神宙斯，他却并不是全知全能的，甚至有着人类常有的种种弱点，如嫉妒、小心眼、报复心强等等。他远不是独一无二的。在他之外存在其他诸神。他（她）们的神力虽然比不上及宙斯，但与他却有着亲族关系。关于宙斯的诞生，希腊人的创世神话里有一套很有趣的说法。起初，世界处在“混沌”或卡俄斯（Chaos）中。根据赫西俄德（Hesiod）在《神统纪》（Theogony）中的描写，卡俄斯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具有人形和人性的神祇，而只是张开巨口的空间。由卡俄斯，而有天神乌拉诺斯（Uranus）和地神盖亚（Gaia）。他们生下了十二个提坦巨神（The Titans），其中最年轻者为克罗诺斯（Kronos，时间之神）。他与妹妹瑞亚（Rhea，也被视为大母神）结合，生下了第三代神：海神波塞冬、冥神哈得斯、农神德米特尔、灶神赫斯提亚、雷电霹雳之神宙斯、赫拉（宙斯的妻子）等等。这里，希腊众神殿里的主要神祗差不多齐全了。如果说乌拉诺斯第一代神王，克罗诺斯是第二代神王，宙斯便是第三代神王。他们之间在权力交接上的争斗，是希腊创世神话中最富于刺激性的部分。不安分的克罗诺斯长大后同父亲乌拉诺斯交战，将乌拉诺斯击败，并且在母亲建议下，割其生殖器弃之。[9]但克罗诺斯自己也不愿意新一代的神祗出生。他由亲身经历预知，他们中的一个最终会推翻他。于是，他耍花招阻止这一时刻的到来，甚至与瑞亚频频性交，以为这样她就无法生出他们来；[10]这当然阻挡不住，于是他把新生儿女吞入肚中。宙斯出生时，瑞亚为了保护他，用襁褓包了一块石头给克罗诺斯，让他当作新生婴儿一口吞下。宙斯长大后在其他神祗帮助下，迫使克罗诺斯吞下石头，将吞到肚子里的儿女们吐出来。宙斯同这些兄弟姐妹联起手来，占据了奥林波斯山，同已经向他们开战的提坦巨神们对抗，最后靠雷、电和霹雳击败了克罗诺斯及其兄弟，成为第三代神王。[11]继位故事就此打住。宙斯的来历有了圆满的交待。对于被“不语怪力乱神”传统压制已久的五四以来的中国人来说，以上故事是闻所未闻、十分引人入胜的。可是，这个故事并不是希腊人的伟大发明，而是他们借鉴西亚故事的母题和叙事结构加以发挥而成的。因为故事的原型早已流传在阿卡德人、腓尼基人、赫梯人和胡利安人中了。[12]我们看看西亚的库马比神话故事（Kumarbi Myth）里发生了什么。这个故事里也有一个天神，名叫安努（Annu）。他同库马比发生了争斗，但后者得胜，咬掉他的生殖器，将之吞下；库马比因此怀孕，生了三个神子，其中两个由口中吐出；后来库马比吞下一块石头，由此而生出暴雨之神（Weather God）；库马比同儿子暴雨之神台述卜（Teshub）发生了战争，但被击败，台述卜因此成为主神；[13]自此，神祗间的争斗告一段落，或者说诸神世界的代际权力交接有了圆满的交待，至高神已决出，一个完整的神谱由此诞生了。要让两个故事在细节上完全对应是不可能的，但情节上的平行关系再明显不过了。在两个故事中，第一代神祇都是天神（乌拉诺斯/安努）；第一代神祗都与第二代神祗（克罗诺斯/库马比）发生了争斗，后者获胜；第二代神祗都阉割了第一代神祗，但并未因之成为最终胜利者，他们得到了权力，但又失去了权力；他们都吞下了消受不了的东西：克罗诺斯吞下的是自己的儿女，库马比吞下的是安努的生殖器，而且二者都吞下了石头；此外，二者都将吞下的儿女吐了出来。西亚和希腊故事还有另一个共同的重要结构，即都只有三代神祗，他们的代际斗争以第三代神祗的胜利而告终。这种种平行关系绝非偶然，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后发的希腊人的故事从西亚舶来，被加以发挥，成为原型故事的一个更精致的版本。五、希腊宗教的东方渊源（下）除了以上提到的与神统纪直接相关的神祗以外，希腊神谱中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神祗也源自西亚，或至少在西亚神话能找到相应或相似的神祗，例如月神、狩猎女神和丰收女神阿耳特弥斯（Artemis，宙斯之女，阿波罗的孪生姐妹），司阳光、智慧、预言、音乐、诗歌、医药和男性美的太阳神阿波罗（Appolo），以及司爱情和女性美的阿芙洛狄特（Aphrodite，根据荷马，她是宙斯和狄俄妮[Dione]之女，根据赫西俄德，她在天神乌拉诺斯被儿子克罗诺斯阉割后，从被割下的生殖器四周波涛汹涌的海水泡沫中诞生）。在这些神祗当中，阿芙洛狄特的东方渊源，希罗多德早在两千五百年以前便已意识到了。他认为，希腊人的阿芙洛狄特崇拜是由“叙利亚地方的腓尼基人”传入塞普路斯和居特拉（Cythera，伯罗奔尼撒半岛拉科尼亚南部海岸的一个小岛），再从这两个地方传到希腊其他地区的。[14]希罗多德还认为，杀死了无数怪物、倍受各地希腊人崇拜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Heracles或Hercules，宙斯之子，半人半神的英雄）也是从东方舶来的神祗。[15]根据当代学者研究，赫拉克勒斯的原型是苏美尔史诗《吉尔伽美什》（Gilgamesh）中的英雄吉尔伽美什。[16]还有一个情形很值得注意：在西元5世纪后的希腊世界，小亚细亚的自然和丰腴女神西布莉（Cybele）即所谓“大母神”广为人知，也流行相应崇拜；她总是带着一个名叫阿梯斯（Attis）的男伴；她（他）们很快被希腊人等同于德米特尔（在某些地方也有被等同于瑞亚的）和她的情人雅西翁（Jasion）。乍看起来，似乎希腊独立产生了一对与西亚相似的神祗及相应崇拜，因为德米特尔崇拜已有悠久历史。然而，类似的神祇和崇拜在此之前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便已存在于西亚和埃及了。在巴比伦和亚述，他们是伊什塔尔（Ishtar）和塔木兹（Tammuz），在腓尼基他们是阿斯塔蒂–阿芙洛狄特（Astarte-Aphrodite）和阿东尼斯（Adonis）；在埃及，他们是伊西斯（Isis）和奥西里斯（Osiris）。这些西亚、埃及的神祗和相应崇拜的历史都非常之长，大大早于西元前5世纪。根据当代学者的研究，这些神祗和相应崇拜是从叙利亚或小亚细亚输入塞普路斯，再从那里中转输入希腊本土的。[17]上面讨论涵盖了希腊宗教中几乎所有重要的神祗。他（她）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宙斯的亲族。在希腊宗教/神话系统中，主神宙斯有着不可否认的东方渊源；极重要的其他神祗——波塞冬、哈得斯、阿波罗、阿耳特弥斯、阿芙洛狄特、德米特尔、赫斯提亚、赫拉克勒斯等——不仅都是宙斯的兄弟和子女，而且都有东方渊源；[18]此外，斯芬克司、鹰狮飞兽、鸟身女怪“塞壬”、蛇发女怪、吐火女怪等等也有东方渊源。既然如此，可以得出这么一个判断：在后迈锡尼时代的希腊，基本宗教理念和神谱结构都是从东方口头或书面译述过来的。这意味着，根本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希腊神系。不存在独立的希腊神系，就意味着不存在一种土生土长的希腊宗教和神话（这并不是要否认希腊人自己的发明和创新）。由于目前尚未找到足够的考古证据，少数西方学者表现出拒绝承认希腊宗教源自东方的倾向。在一些研究著作和工具书里，凡是遇希腊神祗和崇拜与东方神祗和崇拜有相合之处，往往会有“渊源不详”一类的断言，作者一般会坚持某神祗或某种崇拜同时存在于希腊、小亚、腓尼基和叙利亚等地，甚至干脆否认希腊从东方的输入和借鉴。然而，希腊文明是一个后发文明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可否认的。既然如此，希腊宗教对西亚宗教的引进和模仿便不可否认。从总体上看，在希腊化时代前，西亚地中海世界文化因子的流动方向总是从东方到西方，而非相反。顺便说一句，大量证据表明，希腊和罗马宗教中的祭牲剖肝占卜术（Hepatoscopy）来自古老的两河流域宗教。不仅这种占卜术理念本身，甚至连占卜术的术语都是从东方舶来的。[19] 另外，希腊人中流行的主要巫术形式或黑色魔法（black magic）也源于两河流域；希腊化时代的希腊所人信奉的拥有强大魔力的冥府女神“埃莱什基加尔”（Ereshkigal）竟然与苏美尔、阿卡德的冥府女神“埃莱什基伽尔”同名。这决不是偶然的。[20]最后应注意，以上讨论因篇幅的限制，根本不可能穷尽东方对希腊宗教的所有影响。
希腊文物，柏林老博物馆馆藏。（与东方许多佛像，面容神情装束都十分相似）图示：上面的二个人像位于大柱的底部。这两幅图转载自：陶增衍的博客《柏林老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欣赏（古希腊部分）。》
四、希腊宗教的东方渊源（上）六、希腊文学中的东方元素在交通和传播手段不发达的古代，文学因子的流动通常不是通过现代意义上的“翻译”而是通过母题、叙事框架和人物原型的流通来实现的。这一点，从上文讨论的希腊与西亚极为相似的神统纪故事已可见一斑。这里，巧合的可能性很小。如果单单一个希腊神祗与单单一个西亚神祗有相似性，倒也罢了，但如果一个神系或神谱的基本内容和结构与另一个神系或神谱相同或相似，就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直到1960年代，两河流域的史诗如《吉尔伽美什》等在西方要么鲜为人知，要么根本不为人所知，故而西方人对西亚神话对希腊神话的影响虽不至于完全否认，但承认得十分勉强。1960年代以后，随着诸多西亚古代史诗的翻译出版，尤其是几近完整的《吉尔伽美什》（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成文史诗，其最终的源头在苏美尔，其首个成文版本也是苏美尔语本，但在西亚、希腊和印度的传播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并非苏美尔语，而是后起的语言如阿卡德语、阿拉米语，其他语言的版本与原始版本也有不少出入；尽管如此，原故事的母题、精神和叙事框架还是保留了下来）的翻译出版，西方“古典学”界的认知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毕竟，证据明明白白在那里，很难否认。如果不那么拘泥于“文学”之概念，而是把古代文学看作一种与宗教、神话密不可分的文化现象，如果把宗教、神话中的原型、意象和叙事结构等也视为文学要素，则上文讨论的赫西俄德创世神话和神谱中的“三巨头——乌拉诺斯、克罗诺斯、宙斯——与西亚创世神话和神谱的密切对应关系，其实也是一种文学上的借贷关系。与此相关的是希腊人用以解释死亡的冥府——人死后居住的世界——观念。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观念上，早期希腊人也是敞开怀抱，实行拿来主义。荷马史诗里的冥府是一个遍地淤泥、黑暗无边的维度；这里，凡人看不到任何希望。这与《吉尔伽美什》里的冥府景象有着惊人的相似。可以肯定的是，荷马的冥府是从西亚引进的观念。另外，在埃斯库洛斯的戏剧中，抚慰死者灵魂的仪式与两河流域的相应仪式也十分相似，都是奠洒种种可食或可饮的物质，在埃斯库洛斯的戏剧中是水、牛奶、蜂蜜、酒和油，在两河流域文学中则是水、啤酒、烤麦、牛奶、蜂蜜、奶脂、油。尤为奇特的是，埃斯库洛斯戏剧里人们以洁净水作为祭品祭献给死者，具体做法是将水管插入坟墓中将水注入。这在希腊是不同寻常的，但在两河流域文学作品中却不难见到。[21]荷马的《伊利亚特》里有一个情节很有名，经常被引用，经海神波塞冬之口说出，讲的是波塞冬与他的两个兄弟——天神宙斯和冥神哈德斯——通过抽签三分宇宙的事。波塞冬抽到的是海，自此那里成为他的永久居所；哈德斯抽到了泥泞、黑暗的冥府作为他的永久居所；而宙斯抽到的则是宽敞明亮、云彩飘逸的天。那么地被谁抽走？谁也没有抽走。地为三个神祗共有。他们还共有奥林波斯山。然而，这样的创世神话并不是希腊人的发明。1969年，阿卡德英雄史诗《阿特拉哈西斯》（Atrahasis，这部史诗的亲体当为更古老的《吉尔伽美什》，其故事情节与后者的重合度非常高）出版了，其中一则故事并不见于《吉尔伽美什》，却与《伊利亚特》极为相似。这里也有三个西亚主神通过抽签瓜分天下，天神安奴（Annu）抽到了天，水神恩基（Enki）抽到了海，而风神恩利尔（Enlil）则抽中了地。与三分天下的故事在《伊利亚特》中只出现了一次不同的是，同样的母题在《阿特拉哈西斯》中一再出现，而且不像《伊利亚特》里那样只有干巴巴的情节，而总是伴之以栩栩如生的细节。不仅如此，《阿特拉哈西斯》的故事在西亚还有另一个版本，讲到天神安奴和风神阿达德（Adad）抽中了天，月神辛（Sin）和冥神湼伽尔（Nergal）抽中了地；地为月神与冥神所共有，所以冥界包括在地之范围里；有趣的是，水神恩基的管辖范围不是苦咸的海水，而是陆地上的淡水，包括泉水在内，这恰恰也是希腊传统中波塞冬的势力范围。[22]如此看来，《伊利亚特》是将《阿特拉哈西斯》中诸神三分天下的故事母题整体性地移植到希腊语境中来了。如果不是出现了地为三神祗共享这一希腊变奏（其实，就连多神之共享一个势力范围在西亚也已有先例），那简直就是西亚故事原封不动的翻译——二者都将宇宙划分为天、水、冥三界；二者不仅都将三个世界分配给众神殿中地位最高的三个神祗，而且这三个神祗都是男性；二者都以抽签来决定各神祗的势力范围。波塞冬与恩基的密切对应更表明，一个希腊母题不仅可以译自一个西亚文本，而且可以译自不止一个源语文本。对《伊利亚特》有所了解者都知道，在里边的故事中，天上诸神总是喜欢干预人间纷争，甚至干预人类战争，人类的战场常常成为诸神的角力场。这在荷马史诗研究中通常被视为一个“晚到”的现象。可是在此之前一千多年，这在《阿特拉哈西斯》和《吉尔伽美什》中便是司空见惯的情形。这里，谁对谁产生了影响，是不言自明的。在《伊利亚特》中，为了保护特洛伊的英雄埃内阿斯（Aeneas），阿芙洛狄特被戴俄米狄（Diomedes）所伤，血流如注，痛苦万分，只是在其他神祗的帮助下，才勉强回到奥林波斯山。在那里，她母亲狄俄妮给了她些许安慰，但父亲宙斯却对她说：“我的孩子，征战沙场于你无关，你还是操持自个的事务，婚娶姻合的蜜甜，把这一切战争留给雅典娜和迅捷的阿瑞斯操办。”[23]这实际上是在责备她。《吉尔伽美什》中有一个相似情景。吉尔伽美什杀死洪巴巴（Humbaba）以后，正在清除身上的战场污垢，爱情女神伊什塔尔爱慕地凝视着俊美的他，说“把你的果子给予我吧！”吉尔伽美什鄙夷地拒绝了她的要求，列举了一长串被她爱上又毁灭的人的名字。伊什塔尔她勃然大怒，跑到父亲天神安努和母亲安图姆（Antum）那里去诉苦，结果倒是安奴责备她冒犯了那位乌鲁克国王，所以吉尔伽美什才这么无礼。这两个场景在结构、叙事和精神上的相似性显而易见：二者都有一个多情的爱神，两个爱神都被凡人所伤，都跑到天上父亲母亲那里诉苦，都被父亲温和地批评。如果说许多民族都有类似的故事，因此这两个场景的相似性是巧合的结果，但这无法解释为什么两个女神恰恰都是爱神，她的父母恰恰都是天神，而恰恰又是父亲责备女儿。至于谁影响了谁，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24]七、希腊哲学中的东方因子稍稍留意一下希腊哲学的起源，便不难发现这么一个现象，即早期希腊哲学家全都来自小亚海西岸的爱奥尼亚城邦----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米尼、赫拉克里特、色诺芬尼，无一不是来自爱奥尼亚希腊城邦。这就是所谓“米利都学派”。历史上公认的第一个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甚至连希腊人也不是，而是腓尼基人，或至少有腓尼基血统。他只是住在米利都外来人员，而人口的自由流动对于商业发达的小亚西部来说是司空见惯之事。[25]这里要问的问题是：为何早期哲学家不是雅典人、科林斯人、底比斯人？难道雅典、科林斯、底比斯这些希腊本土城邦不比小亚西海岸的希腊殖民地更繁荣、更强大、也更有名？考虑到希腊在古代世界的边缘性，这一事实只能这样解释：希腊哲学只能萌生在紧贴西亚之处，或者说只能萌生在同西亚有着密切物质和精神交流的希腊人城邦。上一节讨论了《伊利亚特》中诸神三分天下的西亚渊源。除此之外，与三分天下的故事密切相关的宙斯与妻子赫拉的故事可能也对希腊哲学的兴起产生了影响。为了“哄骗”宙斯与她同房，赫拉宣称要去“诸神之源”即大洋神俄刻阿诺斯（Oceanus，大洋神，天神乌拉诺斯与盖亚之子，在波赛冬之前专司海洋）和他的妻子“神母”梯锡斯（Tethys，乌拉诺斯与盖亚之女）那里；此时他们因neikos（争或斗争）分离已久，而她去他们那里正是为了充当调解人。这则故事看似简单，其影响却不可低估，因为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约西元前490–430年，比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们约晚出生一百来年）的本体论很可能从中汲取了灵感[26]（这里需注意，在这个故事中，不仅相同的意思讲了不止一次，而且“水势鸿淼的俄刻阿诺斯，养育众神的长河”之类的话也不止讲了一次）。在他的本体论中，一切物质都是由火、气、水、土这四种基本元素的结合或分离而构成的；决定四种元素结合或分离的，又是“爱”（philia）之引力和“争”（neikos）之斥力——“爱”使元素结合，“争”则使元素分离----既矛盾又协和的相互作用。这立刻使人想到俄刻阿诺斯和提锡斯永不停息的争吵，意味着存在着一种俄刻阿诺斯–提锡斯意义上的本体论或宇宙发生论。可是作为“诸神之源”，俄刻阿诺斯也并非没有东方渊源。
有证据表明，俄刻阿诺斯的原型很可能是巴比伦创世诗史《恩努马•埃利什》（Enuma Elish）开篇处淡水之神阿普苏（Apsu），或者说是阿普苏的希腊升级版。在原型故事中，阿普苏与妻子提亚马特（Tiamat）并非像俄刻阿斯和提锡斯那样吵个不停。仅就此而言，“爱”–“争”本体论应该是恩培多克勒的一种发挥。尽管如此，最终说来，穷究万物本原这种思维更早出现在东方。应当特别注意的是，俄刻阿诺斯也像阿普苏那样，是淡水之神，而正因为后者是淡水之神，他才被视为众神之父。[27]古巴比伦人在生命乃至万物起源问题上虽然没有发展出后来兴起的种种复杂理论，但他们从经验中观察到，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陆地生命都离不开淡水；正由于这一缘故，他们让淡水之神充当众神之父。由于巴比伦史诗比荷马史诗悠久得多，只可能是希腊的淡水之神源自西亚的淡水之神，而不是相反。比恩培多克勒约晚六十年出生的柏拉图似乎很熟悉荷马史诗。他及其追随者亚里士多德都认为，泰勒斯一类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自然哲学（即认为宇宙万物并非神创，而起源于自然的学说）便肇始于荷马笔下的俄刻阿诺斯。[28]现代研究表明，泰勒斯的水本体论极有可能不是他的原创，因为同样的思想早已存在于埃及人和腓尼基人的故事或传说中了，其中巴比伦人的《恩努马•埃利什》里的水本体论尤其完整。这部史诗一开章便说：太初有水；上无天，下无地，但有淡水海之神阿普苏；阿普苏是天地之元，一切皆出自他。与阿普苏同在的，还有妻子即咸水海之神提亚马特。她是诸神之母（who bore them all）。两位神祗汲汲于将各自的淡水和咸水混合起来。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另一个神祗埃阿（Ea）诱使阿普苏睡着，将其杀死。再后来，古巴比伦主神马杜克（Marduk，本为太阳神）在一场激烈战斗中使提亚马特丧命。之后，马杜克创造了现行宇宙。[29]故而最终说来，泰勒斯的水本体论并非源自荷马笔下的俄刻阿诺斯，而源自巴比伦史诗中的阿普苏。一个决非偶然的情形是，早期希腊哲学家全来自小亚的爱奥尼亚——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米尼、赫拉克里特、色诺芬尼无一不来自爱奥尼亚的希腊城邦。从出身上看，泰勒斯这位公认的第一个希腊哲学家甚至不是希腊人，而是腓尼基人，或至少有一半腓尼基血统。为何早期哲学家不是雅典人、科林斯人、底比斯人？考虑到古风时期甚至古典时期的希腊在古代世界的边缘性，这一事实只能这样解释：“哲学”只能萌生在紧贴西亚之处，或者说只能出现在与西亚有着密切物质和精神交流的希腊城邦。应注意，与这种或那种希腊本体论相比，穷究万物本原这种最早出现在东方的思维本身重要得多；在很大程度上，泰勒斯及其他早期希腊哲学家的本体论只是《恩努马•埃利什》中的原型本体论的延伸。这里也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与其他主要的希腊神祗相比，梯锡斯非常孤寂，甚至可以说一直呆在神界“冷宫”，根本未能享有重要的神祗都享有的那种制度性崇拜。因而很有可能的是，她是因为荷马诗史才在希腊神谱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此这般，她何以能享有万物之母这种极崇高的荣誉？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名字着手。在《恩努马•埃利什》史诗中，“万物之母”的名字通常被拼为Ti-amat。从词源上看，这个词在阿卡德语里是从tiamut或者tamtu变形而来的，而tiamut或tamtu通常恰恰具有“海洋”之词义；事实上，Tiamat这个名字也可以用tiamut或tamtu这两种更正确的方式来拼写。可是，在《恩努马•埃利什》中，Tiamat还可以拼写为taw(a)tu。如果采用这种拼法，则《伊利亚特》里的Tethys是tawtu几近精确的移植。这两个词的拼写差别如此之大，为什么还说是“精确的移植”？要回答这个问题，又得从语言入手。在古代希腊语中，t在很多情况下可自动转化为th。在“古典”时代，《恩努马•埃利什》的希腊文译本在希腊人当中流通，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尤德摩斯（Eudemos）就是通过译本而了解了这部西亚史诗的。在他所读译本中，Tiamat被拼写成了Tauthe，这跟tawtu已相当接近。在爱奥利亚方言中，长a变为e，甚至外来词也不例外，这不难从Kubaba变成Kybebe、Baal变成Belos、Mada变成Medes等例子获得证明。[30]【参见Burkert,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p.91；顺便说一句，这段以赫拉为主角的故事有一个高潮，即宙斯在伊达山顶上在雷雨中与她骑着雷雨之龙[storm dragon]做爱，金色的云笼罩着“云雨”中的神祗，金色的雨点也随神祗的“云雨”坠落凡间；可是，神祗骑着暴雨之龙做爱这一艺术母题或意象并不是希腊本土的产物，其最终渊源又应当到古代西亚去找。据Burkert，这种母题尤其常见于古代西亚印章（见p.94）】希腊神母Tethys显然是由西亚神母tawtu经Tauthe变来的。对西方本体论的起源非常重要的提锡斯不仅来自西亚，其名字本身也是舶来品。由于《伊利亚特》中赫拉这段话跟史诗的整个叙事柜架之间并无有机联系，再加与《恩努马•埃利什》开篇情景有明显的对应关系，有学者认为，它并不属于荷马史诗的口述传统，而是在口耳相传了许多代人的荷马故事形诸文字的过程中，被翻译成希腊文，再生硬地插进成文的史诗中的。[31]此外，西亚文化还在另一个极重要的方面影响了希腊哲学的发展，这就是柏拉图著名理型（Form或Idea，也译为“相、形式、理念”或者“理式”）说的形成和传播过程。没有疑问的是，这一理论对西方基督教神学乃至现代哲学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长期以来，西方人一直认为，这一把世界分为现象与本质两个维度的思维是柏拉图的发明；现代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甚至认为，柏拉图以来的整个西方思想史只不过是给他的理型说所做的“脚注”。可是有证据表明，理型说并不是柏拉图的发明，而起源于古代巴比伦人。早在西元前8世纪希腊文明勃兴之前一千多年，古代巴比伦人中便流行这么一种观念，即理想、完美的造物早已存在于天国，后来凡间的相应事物只不过是按照天国的原型创造出来的。后来，这一理念进入摩西时代犹太人的视野中；再后来，更明确见诸犹太人的《塔木德经》（Talmud）。如此看来，仅就理型说而言，柏拉图像孔子那样多少是“述而不作”的。他的功劳只是将早已存在的理型说加以深化、发展，使之广为播散。[32]八、希腊字母、“书”以及书写技术源自东方比之以上讨论的东方化革命的各个方面，腓尼基字母传入的意义更为重大。没有一种合理的文字理念和高效的书写体系，一种高级的文化创造（或再创造）是不可能的。在腓尼基字母传入之前，迈锡尼时期的希腊人使用所谓“B型线形文字”，这种文字虽然具有重要的考古学价值，但跟之后开始使用并对西方文字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希腊字母却没有关系，而且B型线形文字记录下来的信息也太少，根本无法同后者承载的巨大信息量相比。大约在前950年至750年，希腊人开始采用腓尼基字母来记录各地希腊语方言。腓尼基字母只有辅音，没有元音，希腊人使用了一段时间后，觉得以之记录希腊语不方便，于是对它进行了改造，加入了适合希腊语特点的元音字母。正是这种改造后的希腊字母构成了当今所有西文字母（包括大部分斯拉夫人使用的西里尔字母）的基础。希腊人固然在引进的基础上进行了重要革新，但其重要性不宜夸大。希腊人从腓尼基人那里学到的不仅是字母本身，而且是整套的书写技术。在当时，这是高技术。这种高技术不仅可以上溯到腓尼基人那里，甚至可以上溯到更古老的苏美尔文化。阅读书写技术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莫过于书写材料。我们知道，人类最古老的文字是苏美尔人发明的楔形文字。这种文字是用刀一类的工具刻在润湿的泥板上，再将泥板晒干或烘干而得到的。有证据表明，楔形文字不仅在古代叙利亚使用，而且也在塞普路斯和塔索斯（Tarsos）的希腊人当中使用。[33]除此之外，埃及人发明的纸草纸和西亚人发明的鞣革“纸”作为书写材料也为希腊人所舶来并广泛应用（只有大理石板和其他硬质石板作为书写材料似乎是希腊人的发明，但这恰恰是希腊世界盛产的东西），这两种纸一般都裹在木轴上。这就是所谓“书卷”或“卷”（scroll）。希腊、罗马乃至中世纪欧洲的“书卷”便源于斯，“书”这个概念本身便源于斯。
古代文明的记录载体。上图与下图是网友小X(宁波)拍自：V&A（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博物馆。这应该是记载着一件重大历史事件吧，战争？还是加冕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