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古典学研究在中国有了很大进步，取得不少成绩。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召开为其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如何理解西方古典学，怎样把握它与欧洲文明发展的关系，是一个颇值得思考的问题。
古典学包括古代基督教研究
古典学是研究希腊罗马历史或文明的学问，作为罗马帝国重要组成部分的基督教理应包括在内。基督教与异教共存于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学者就是希腊人或罗马人，接受的是古典教育，使用拉丁文或希腊文写作。他们在否定古典多神信仰的同时，又继承了古典的元素，将异教的罗马帝国改造为基督教的罗马帝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复兴古典文化，但往往带有强烈的宗教目的，古典研究是神学的组成部分，古典和基督教并非对立关系。他们既关注异教作家及著作，更关注圣经文本，关键突破是通过研究圣经文本实现的。
如果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把握西方古典学，审视西方古典研究的历程，就可以发现，它对欧洲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为其思想观念乃至社会变革提供了动力。
初期的基督徒尤其是有文化的基督徒，大都精通希腊语或拉丁语，熟知古代典籍、了解古典文化。他们虽然对异教多神信仰持否定态度，但对古典的遗产并非一概否定，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利用。奥古斯丁提出，希腊语与希伯来语对正确理解圣经至关重要。卡西奥多洛斯则认为世俗知识弥漫在圣经文学中，无论艺学还是科学都是有益且不可或缺的。在这里，古典作品被作为论证基督教正确合法的材料。基督教对古典的使用与改造还表现在利用古希腊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建设上。基督教神学的建立和发展正是以古希腊哲学为工具形成的，经过新的改造，基督教表面上否定了异教文化，实际上通过利用吸纳异教文化元素获得了新生。古希腊哲学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来。到11世纪，随着经院神学的兴起和发展，古希腊哲学走向“前台”，基督教对古典学也由批判转变为主动利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三段论成为神学论证的通用方法，质料、形式、目的等概念得到普遍应用。古典学成为助力基督教神学发展的核心工具，也使得西方思想文化进入新阶段。
到文艺复兴时期，古典研究又成为批判经院神学、质疑教会权威、推动思想革新的工具。经院哲学烦琐空疏，引经据典断章取义，导致思想僵化且严重脱离现实。在此背景下，以学习研究希腊语、拉丁语，从语言、文献、历史等角度对古代文本进行研究的新学术理念开始出现，成为思想突破的武器。洛伦佐·瓦拉提倡以古典拉丁语为规范，学习模仿，以此改进学术研究。他的《论拉丁文的优雅》是当时的权威教科书。瓦拉通过阅读希腊文的圣经版本，发现了通行本拉丁文《圣经》中存在的错误，并对教会的错误进行了批判。
几十年后，瓦拉的理念被北方文艺复兴的殿军伊拉斯谟进一步阐发。他对《论拉丁文的优雅》推崇备至，认为希腊文和拉丁文包含对人类至关重要的全部知识。他提出“到源头”的学术理论，也就是从古希腊罗马作家的原文入手，以此作为教学、学习和研究的正确方法。这种学术研究理念风行欧洲，成为16世纪学术研究领域最受欢迎的新学。在他倡议下，第一所研习希腊文、拉丁文和希伯来文的三语学院于1517年在鲁汶成立。伊拉斯谟发现了瓦拉的希腊文圣经批注手稿，收集了圣经新约的希腊文本，在1516年完成了《新约校注》，引发巨大的学术和社会反响。
宗教改革的思想突破也植根于古典研究。伊拉斯谟的新约研究成为马丁·路德质疑乃至否定教皇权威的重要证据。路德提出“唯有圣经”才是信仰权威，与“到源头”的理念异曲同工。宗教改革家普遍重视对希腊文、希伯来文、拉丁文的学习与研究，成为破除公教会权威的武器。路德、乌尔里希·茨温和加尔文都组成圣经研习小组，通过研读圣经原文，发现了被教会奉为权威的拉丁文圣经的错误，将人们从对教会的盲信中解放出来，推动了观念及社会变革。
可以说，近代科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扬弃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及知识体系中确立的。为了了解上帝创造的秘密，科学家也非常重视圣经研究，关注圣经抄本。越古老的抄本越权威，因此需要掌握希腊文、拉丁文，研读古典文献和早期基督教文献，以辨明真理。这在本质上也是从源头开始的研究理念。科学革命时代往往用新理论方法对圣经的论断和现象进行新阐释，试图将自然现象或规律与圣经说法或神学教条相协调。虽然其目的大多还是神学和宗教的，但切入点和介质往往是古典著作，实现了革命性突破。
工业革命之后，古典学在社会变革中的直接作用有所减弱，但古典教育仍长期是西方素质和人文教育的核心，肩负着文化传承的重任。以语文学为基础的《新约》圣经批判研究不但改变了人们对古代基督教的认识，而且推动了世俗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