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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变迁
考古学文化是上世纪上半叶国际考古学界流行的学术概念，它最先由德国考古学家科西纳提出，20 世纪 20 年代被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完善和应用，并被誉为“史前考古学的新起点”。这一概念在引入中国后，一直是我国考古研究的主要对象。虽然目前考古学文化这一术语在国际上仍然不时被使用，但是自 20 世纪中叶开始，它在考古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考古学文化概念来自民族志的用法，即将相似考古材料的归组作为一种考古单位来对应族群。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没有一种考古学文化能够对应单一类型的社会。当物质文化的变化呈渐变或梯度变化时，考古学文化的定义和描述是高度武断和主观的。物质文化的异同有无数的原因，除了族群差异之外，它们有可能是时间、环境、资源、手工业局地传统、地位、性别、通婚和信仰的不同。随着考古学的发展，推断史前社会单位的新方法如聚落考古已经出现。族群和社会结构应该从个案的基础上分别从不同考古材料中来分析，而物质文化和器物类型只是信息的一种来源。因此，了解考古学文化概念的作用以及它的局限性，对于提高考古学研究的水平至关重要。
古斯塔夫·科西纳 Gustaf Kossinna（1858-1931），德国语言学家、考古学家，创立了 Settlement archaeology。一方面，科西纳关于日耳曼人起源的民族主义研究影响了纳粹各个方面的思想，另一方面，他的考古思想也深刻启发了包括戈登·柴尔德在内的许多二十世纪优秀的考古学家。图片 | Wikipedia
产生背景
考古学文化是文化历史考古学的主要概念，它是在对 19 世纪进化考古学文化直线发展的反思中形成的。这一概念和方法主要用来了解区域文化的差异和复杂性，以解决直线发展论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与进化考古学主要采用了地质学方法不同，科西纳和柴尔德在语言学上有很深的造诣，他们把物质文化等同于语言和方言，认为物质文化的相似性只有在人群享有共同的生活方式时才有可能。他们认为，那些创造了相同考古学文化的人应当讲相同的语言、具有相同的意识、并在社会和政治上彼此认同。
戈登·柴尔德 Vere Gordon Childe，1892－1957 图片 | Wikipedia
The Danube in Prehistory （《史前时期的多瑙河》），1929 年出版，是柴尔德早期的重要著作。本书考察了多瑙河沿岸的考古学遗存，认为它是欧洲文明来自东方的主要通道，新技术通过多瑙河向西传播。在这本书中，柴尔德第一次提出了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具体定义，彻底改变了英国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图片 | Wikipedia
The Danube in Prehistory 书影
考古学文化概念确立后，文化分析成为 20 世纪上半叶国际学界流行的研究方法。所到之处，遗址被组合到一起构成文化，学者们埋头于探讨这些文化之间的年代学和历史关系，关注个别文化的源流和发展，并侧重于文化序列和文化关系的研究。具体操作上主要注重于典型特征的罗列和比较，并从物质文化的特点对当时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做一些推断。在探讨文化发展的问题上，学者们习惯采用传播论的解释，很少探究文化内部的创造性机制。
我国考古学文化概念基本上承袭了上世纪初国际的通行惯例，然而这一概念自 1950 年代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所意识到的许多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功能观
以分类和罗列为特点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并不涉及对文化成因的探讨，它只从表面特征的异同来构建文化单位。针对这一缺点，一种被称为功能观的思维开始出现，而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正是柴尔德本人。他在建立考古学文化范式不久之后就意识到，不应将考古学文化仅仅看作是器物的组合，而应当将它们作为了解人类生存、劳动分工和经济形态的信息来源。他指出，在研究这些器物特征组合时一定要弄清它们怎么会相伴在一起的，是为了什么目的而生产和使用的。柴尔德还强调环境对文化的影响，认为同一群人迁徙到不同的环境里，他们的文化不可能不发生巨变。
后来在美国文化生态学的影响下，文化的功能观被进一步完善。考古学文化被看作是人类肌体适应的延伸，是在特定生态环境里维持生存和繁衍的手段，因此，物质文化被认为是文化的产物而非文化本身。
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特 Julian Steward（图右, 1902-1972）与某位印第安土著，摄于 1940 年代。斯图尔特对文化生态学和聚落考古作出了巨大贡献。受到功能主义影响，他认为生态环境是促进文化演变的重要原因，并将文化看作是一种适应系统。呼吁考古学家不应专注于器物的形制分析，而是要通过考古遗存研究生计形态、人口和聚落的变迁。倡导以多线的、生态的、经验性的方法研究文化和社会的演变。图片 | Wikipedia
同样的看法也为我国学者所重视，比如裴文中在 1950 年代就曾提出，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自然环境，当然有不同的文化。如果将这种适应的功能观来考虑考古学文化概念，就会产生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文化特征不是遗传的，它的特点和延续取决于环境条件。同一批人迁徙到不同环境里，他们的体质特征不会轻易发生改变，但是他们的适应方式和文化特征则不可能不变。而且，某遗址中的同一文化也会随着环境的缓慢变迁而发生改变。其次，物质文化本身也是易变的，这是因为人类的思想和习俗是易变的，我们可以从自身的穿戴和用品上感受到时尚的变迁。因此，如果不考虑环境和人类习俗对文化的双重影响，仅从典型器物的刻板比较来界定考古学文化显然是不够全面了。
一项人类学案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原史时期美国加州沿海环境优裕，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当地印第安人能以较大的群体定居在村落里，生产陶器。而生活在西南大平原贫瘠环境里的印第安人只能以狩猎采集为生，以很小的群体和流动性很大的方式生存，没有陶器。两地印第安人很可能有着渊源关系和一定的相互交往，但是由于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表现为差异极大的文化特点，甚至在考古学上可以被视为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
将生态位概念引入文化分析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洞见。考古学文化往往以地理学的边界来加以界定，以为文化是一种边界分明、与某人群相对应的实体。但是，民族学研究发现，在许多实际情况下，一片地理区域可以由不同文化的族群共栖，这些不同族群同时利用这篇区域中不同的生态位，相互之间有十分密切的来往。比如农业社群与游牧、渔猎社群的共栖和互惠，这种共栖在考古文化分析上表现为文化特征或器物的交融和过渡，缺乏明显的边界。这就需要我们从功能观的角度深入了解文化的适应和功能。
局限性
如果从社会的角度来审视考古学文化概念，表现出两个主要的缺陷。第一，考古学文化概念比较适合于研究小规模的、相似的、较为定居的史前社会，比如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文化，由于这些社群规模较小和相对独立，所以文化特征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稳定性。对于流动性很大的狩猎采集群，比如我国北方地区的细石器文化、极地的爱斯基摩人，以及北方青铜时代草原地区的文化，由于高度的流动性和不同群体之间存在频繁接触，使得广阔地理范围内分布的文化遗存看上去十分相似，难以确定和研究群体意义上的考古学文化。
第二，考古学文化概念不大适合研究内部分化明显的复杂社会。一方面，社会内部的分化会造成文化差异和多样性，比如玛雅帝国贵族和平民所表现的物质文化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复杂化，比如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不同社群在对外交往上日趋频繁，特别当贸易和交流成为不同社会之间政治和经济活动的重要特点时，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界限和差异从文化特征上观察时就会变得十分模糊。于是，考古学文化概念在被用来解决史前学家所关心的问题上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英国考古学家霍德的一个研究案例显示，社会群体所使用的不同器物有着不同的生产和分布机制。他在对肯尼亚巴林戈湖地区三个不同部落妇女耳环的研究中发现，尽管耳环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部落群体之间的界限，但是它和其他器物比如陶器的分布范围却不重合。其他研究也显示，陶器的分布在不同社会中有着不同的原因和机制，它并不一定和民族群体的范畴相合。比如，美国亚利桑那霍比印第安人的陶器形制随居住点地形的不同而异，并不与聚落、血缘群或宗族关系相对应。墨西哥塔拉斯坎陶器的形制分布则和陶工的交往有关，并不反映群体之间的界限。于是，考古学界不再认为事情有那么简单，可以根据标志性特征或相同器物组合把一批遗址归入到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之中，然后认定，每个“文化”代表了某一社会群体或文化共同体。
小结
文化单位是考古研究的一种概念和分析工具，其主要作用是能帮助我们从时空上将无序的考古材料梳理出一个头绪，但无法研究更深层次的问题，因此必然会随着学科的发展而变化。目前，考古学文化概念在国际上已经被文化系统和聚落考古学等新概念所取代或涵盖，这表明半个多世纪来的考古学发展已经从物质文化表面的分析转向更深层次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结构的探讨。虽然这一术语仍不时见于一些西方的研究报告中，但是它的学术价值和实用意义已经大为淡化。这是因为学术界意识到，用器物类型这种人为确定的单一标准难以衡量和研究由多元变量和复杂因素造成的文化与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