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理论视野
程光炜
内容提要 近年来，随着当代文学研究工作的深入，如果仅仅满足于对一般材料的爬梳和勘误，或只专注于琐细史料的考辨，对持续加强文学史研究的剖析力度和深度，显然是不利的。事实证明，对材料加以适当的理论透视，能够克服这一局限。因此，引进经典历史哲学、中外史学理论的研究规律和方法，必然会愈来愈受到学界的重视。在此通过结合具体例证进行史学理论方法的探讨，意图完成史学理论视野的建构，并进而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予以辨析和阐释。
关键词 当代文学研究；史学理论视野；对话性
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研究者拥有史学眼光和方法，除注意吸收现代和古代文学的治学经验外，还应有理性知识。这种理性知识，亦即中外史学理论的丰富视野。而史学理论则需要与当代文学的具体研究相贯通。恩格斯历史哲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通过对18世纪工业技术革命的深入考察，对精纺机提高劳动效率的实证分析，解剖了技术革新对普通工人生存环境造成挤压的社会现实。与此同时，他并不排斥技术革命带来社会进步的未来前景。这就既看到机器驱逐人力、带来贫困的历史事实，又进行了辩证性的透彻分析。
笔者在《当代文学研究：问题和材料》等文章中，曾指出中外史学理论的差异和融汇之处，认为中国史学理论倾向于清朝乾嘉学派的“朴学”，注重材料的归纳和综合；西方史学理论则强调理论思辨和体系性，但后者某些论述与朴学方法有交叉之处。笔者认为，史学理论是隐于对当代文学研究之中的，它会在讨论问题时出现，但对实践阶段的当代文学研究来说，它的潜入也许已无法避免。
一 触碰材料的分寸感
在一个研究者长时期的工作中，脑海里经常充斥着不成熟的问题，这是常态性现象。比如一个作家的形象有时会被固定，也会被改写。这是因为其在此一历史时期的评价与彼一历史时期评价的比较中被建构，在各自好坏的比较中，形成了历史的评价。这种比较，便产生了在时间变化中的文学史。正如严耕望所说，研究一个时代里的现象，需要对另一个时代“有极深刻的认识”，因为“注意的时限愈长，愈能得到史事的来龙去脉”。在前些年的文学研究中，为人们所熟知的老作家形象进入了教科书，成为人们研究他们的必备性前提。笔者在翻检文献过程中，附带看到了一些评论赵树理的材料。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当时条件所无法避免的，但这些材料对评论者形象的影响，也难以被消除，这都需要进行辩证性思考。人们看到、触碰并消化材料的过程，是将事件和人物前后期的活动联系起来的过程，由此呈现出评价“运动”的身影。人们看到，频繁评价导致时间的断裂，却又在断裂中建立了彼此的联系，疑惑反而促成了时间的连接。
更多时候，人们是没有目的性地触摸材料。但是，在材料彼此的对照中能拿捏出某种分寸感。比如说，阅读多年前的一份杂志，有些年代、人物、事件，只是孤立地存在，如果再读几遍，似乎又看到了它们之间的脆弱联系。这种脆弱联系并不是经常出现的，它是历经反复揣摸所形成的经验，当然读材料的耐心也会在陡然间崩溃。这个时刻，源自史学理论的提醒很有必要，“有的材料有隐蔽性，匆忙中不易察觉到”。再比如，人们对其热衷研究的题目，很少有阅读遗漏的可能。但在其不热衷研究的题目之外，也有过去未留意的话题。比如，卞之琳在《文艺报》创刊初期发表的文章中，他回忆在念书时被误导的痛苦，同时在两种文化消长的比较中进入新生活的喜悦。新材料混在一堆报纸里，尤其是混杂在面貌相似的材料中，研究者的眼睛会较多地看到它们的共同点，而注意不到其中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只有通过重温其早期作品才能隐约地察觉到。跟来自其他地域作者的作品相比较，这些文章显然书生气十足，但也是非常真诚的。这种新同学进入新环境的不安的心情，也容易使人恍然联想到他们这一代所走过的道路。另一个不妨举出的例子是，李季登载在《文艺报》1卷第6期的《我是怎样学习民歌的》这篇文章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作者对当年作品带着泥土气味的追忆，那种童真般的感情，令人想到他对陕北民歌原初状态的体验，正在与其后来写作的作品拉开越来越大的距离。研究者只有具备渊源深厚的史学理论，才能有分寸地辨别相类似材料的差异性，这方面已有不少可以借鉴的经验。
观察不同材料或相类似材料的差异性，必然会催生更为精准的分寸感需求。一个常见的例子，是在研究结论基础上再读新见材料，就会与从材料到材料有明显不同。朱渊清说，清代学者大多是“本着亲历实验的态度，用着归纳的方法，取得无数的材料，翻来覆去，仔细考索，求异求同”。比较材料时的感受，是本着“亲历实验的态度”，“翻来覆去”地读材料。在这里，“亲历”跟笔者所说的“触碰材料的分寸感”有大同小异之处，它不但要求研究者手指在接触纸质文献时有触摸感和分寸感，而且还需有沉浸在历史中的奇异想象。比如所读材料中的研究对象，在这段时间里命运出现波折，生活有一点变故，故事似乎离奇，却又在规律之中。这就牵连到对“历史真实”认识的问题。有的文学史教材对思潮、作品的感受和叙述，是不够准确的。研究者如果材料触摸得不充分，没有反复和仔细地想问题，就容易出现脱离“史料生成的环境”的倾向。因此，有人提出研究“原始档案”，重在恢复史料生成的原有环境，考察分析史料提供者的身份、性格和环境。受此观点影响的研究者也深信，“史料”的英语本意是“源”，所以应以过去“遗迹”的观念来取代“史料”的观念。历史研究的对象“‘史’不是文本上的‘史’，而是过去真实的历史”。
二 有条件的选择
研究者在吸收消化材料的时候，是无条件接受还是有条件的选择，当代文学研究界有自己的看法，史学家白寿彝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但与此同时，有人指出，“20世纪是一个布满变革和断裂的时期，文学作品如果不和这一情势关联，其思想价值就很可疑”的观点，也应被考虑在其中。后者的观点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尽管极为丰富而芜杂，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材料不与相应的史学观相结合，那么思想学术价值也会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损害。
研究者在分析材料的时候，提出了“文本批判”“对文献出处的批判性研究”“对原始资料的批判性分类”等颇新颖的观点。这种分类，即指有条件地加以选择。当人们面对着一份文献的时候，应该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份文献来自哪里？它的作者是谁？它是什么时候被制作的？如果对制作人、制作地和制作日期完全不知情，那“它就是毫无用途的”。所以，在研究一个时期的现象的时候，首先要将原始资料分门别类，编辑相关的目录工具书。对于关键性材料则不能轻易地放过，“必须把一整套笔记本从头读到尾”，对一些“新细节”，还应该“重复”阅读。这种有条件地选择，势必能进入到研究利用材料的深水区。
当代文学研究者在有条件地选择材料时，文献整理与反思两项工作应兼而有之。对于研究者来说，系统性的文献材料搜集和整理当然必不可少，没有这一个“面”，怎么会生成出若干有价值的“点”？经验告诉我们，人们在研究某个感兴趣的问题时，需要事先把相关材料翻一遍，这种颇费心力的工作，像是大海捞针，又像是对一片山野作徒劳无功的考察。这种看似不值得的普遍撒网，往往有十分意外的收获：比如在一堆面目相似的文献材料中，敏锐地注意到某个材料的独异之处；这些毫无个人见解、属于人云亦云的材料，令感官细腻的研究者从中发现了一个相对沉寂的环境，发现了某种特殊症候，从而勾起他进一步地踏勘、寻找和思索的兴趣。具体来说，某一阶段何以如此沉寂，而某一阶段又何以思维活跃，存在于其中的信息，一定有比较的价值，当然也要深入反思。阐释因文献这个对象而来，文献也因为阐释的激发、点燃而发酵和复原成一场丰富多彩的历史活动。
近年来，在作家子女圈子里，滋生着为父母撰写“传记”的风气，蒋祖林的《丁玲传》、刘可风的《柳青传》和老鬼的《母亲杨沫》，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三部传记，笔者细致读过一两遍，可说受益甚多。作者是传主直系亲属，掌握着丰富的作家史料，有长期生活在一起的经历，了解较珍贵的轶事，这是他们得天独厚的写作条件。不过个别观点，也需要进一步讨论。《丁玲传》写道，1936年传主从南京转道西安时遇见潘汉年，潘认为其去法国巴黎为抗战声援募捐，对国家更为有利，联系胡也频牺牲后她毅然决然的抉择，这段史实比较符合丁玲性格。柳青长期驻扎皇甫村写《创业史》，面临着在“牺牲家人”与“文学创作”之间如何选择的问题，结果他理性地选择了后者。抗战爆发后，杨沫冒着炮火携幼女从上海辗转去冀中寻找丈夫，并投身抗战。从作家日记、作品等材料看，这与她的一贯思想行为是完全一致的。公平地说，这些材料的稀有价值，高于专业作者爬梳的材料，带着生命体温以及亲人感情世界的深切触碰。传记对传主与历史事实关系的避重就轻，研究者也要对此保持某种程度上的警惕，要予以历史地和辩证地看待；刘可风在传记附录中对柳青20世纪70年代后期“觉醒”材料的发掘整理，就带有后设意图；老鬼在《母亲杨沫》中因其家庭矛盾而采用的讥讽语气，有违史家秉持的客观平正原则。这就要对上述成果作“有条件的选择”，不盲信，采精去芜。如何审定史料，考验着研究者的智慧，因此柴德赓说：“史料有真有伪，有先有后，有同出一源，转相抄录，有不同来源而事实相反。”在更多时候，传记研究往往对作家“选集”“全集”依赖度较高，连严肃研究者也无法避免。这里有孤证较多、旁证不足的问题，也可能是由于史观所限。另需要指出的两种现象是：“全集”、作家亲属和研究会在某种程度上已是共同体，前者会不自觉地排斥另外一些被发掘、发现的材料；由于没有掌握“全部材料”，研究者很容易误信偏见，以至于“转相抄录”。
有条件地选择，是对文献的充分吸收利用，而由此开展对新问题的深度研究。数十万字的文献史料，淘洗出的珍贵问题或许并不多，但它们也许给我们留出了可供进一步踏勘的路径。在某一处史料中，研究者会猛然看到这数十万字文献史料的亮光，使隐没的问题线索再次出现。反思性的选择，既是对既有成果的尊重，又不盲信已有的结论，要求对所使用的史料，都应该仔细筛选、甄别，在详细甄别的基础上进行推理分析。这是因为，“通过详尽的推理分析，人们能从文献核查中获得事实知识。这种推理分析是历史方法论的主要内容。这种分析是以批判为主的”。另外，有条件的选择，借助积累、补充和丰富材料的过程，使史料展现它们“全部的事实”。哪怕它们的叙述存在着歧义，甚至于相互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能给研究预留出自主选择的空间。在当代文学研究者看来，促使史料从“作家全集”“亲属传记”和研究会共识中解放出来，强化史料运用中的反省功能，从而获得对原有结论的反思性思维，已经十分必要。这是因为，历史学家没有别的任务，只能“按事实的本来面目”去描述事实；与此同时，“判断有了倾向性之后，人们的叙述便不自觉地朝这个方向偏斜和扭曲”。从这个角度看，“重文献”还是“重阐释”之间没有严格的边界，虽然在历史学界，史观高于史料仍然是一个无法拆除的藩篱。
有条件的选择，是对材料阅读者提出的更严苛的从业要求。有人说，发现材料是一种技术，为之批评的是科学，而能进一步对其作解释，那才是“别具哲学思想者”。不过该学者也指出，如想“别具哲学思想”，离不开耗费心力地在大堆材料中爬梳和摸索，它还需要注意研究材料之间的“关联”：“当一个事实与另一个事实如此相联，以致心灵如果不理解前一个事实的性质就不能理解后一个事实的性质。”因为有条件的选择，不是无本之木，它不会孤悬于文献史料之外而变成没有对象的空论。
三 研究的对话性关系
当代文学研究与史学理论不是不相关的两个概念，应该包含着对话性关系。它们之间的对话性，只能在其分属的不同领域同时具有关联性的条件下产生。
在这方面曾有成熟的讨论。“任何历史研究从一开始就预设了研究方向。研究从思考开始。”因此，“问题的选择从一开始就像磁铁吸引铁屑一样筛检史料。”历史，是指“过去的历史发生过什么事实”，也可能指“历史的资料向我们表明了某种意义”。它们表面上互不相干，但史实并不是直接给定的，“而是读史者事后推论得出的”，它牵涉到“人们是怎样理解的”问题。其中不可能没有似有若无的联系，“人们之所以还能够对过去有所了解，是因为过往的人和事中，有相当一部分留下了能为我们所发现和解读的痕迹。”研究者将此现象称之为“史料、事实与解释”在“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考察”。
当代文学进入史学理论视野之中应有两个条件，一个是研究者都在“当代”浩瀚的时空当中；即使研究对象不是研究者所亲见，史学理论仍然能够激活前一历史时期留下的可“发现和解读的痕迹”，利用间接推理来推导历史的意义。阿英的《平津日记》记录了第一次文代会期间紧张的筹备、大会开幕和紧张讨论的情况，同时记述了会议间隙自己去隆福寺淘石印插图本《西湖拾遗》等旧文物的信息。在他身上，交错映现着“新旧文人”的踪影。如果不了解新文学展开轨迹的史料，不参照现代文学已有的史料，就很难解读出有关它的意义。这是因为，旧文艺曾在交替期处在一种很尴尬的地位，不过有意思的是，“历史的资料向我们表明了某种意义”。所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史料与史学理论产生出重新对话的欲望，而这种话语在有关柳青小说的讨论中曾经以独特的方式呈现。严家炎运用史学理论眼光，指出了梁三宝形象的政策性特征；而柳青的辩护，则是从他农村实践中的观察体验等感悟性的生活感受出发。他们的看法有较大差异，不过正是由于这种差异，才使其在文学史研究中生发出了关联性。对于年轻的研究者来说，这些半个多世纪前的史料是较难理解的，以至于可能会觉得它们无意义、无价值，这都与其不具备历史的眼光有关。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樊骏曾提醒道：世上任何事情的发生形成，哪怕是一些看上去奇怪异常以至于不可思议的事例，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他把这种敏感度称之为“历史感”：
所谓历史感，与前文提到的史料分不开；但在对于历史的把握和感受上，比之一般所说的掌握史料，又有更为宽泛的含义和更多更高的要求：即不仅要求最大限度地掌握关于所研究的具体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的材料；包括从它的整体到各个局部以至于细部的每一个环节的材料；还要求尽可能完整地掌握出现这一现象、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它的多方面的历史联系、以至于当时的整个社会条件、时代气氛；同时不能停留于大量史料的收集、堆砌、排列组合，还包含了经过进一步综合之后的融会贯通的整体感受和把握。
毫无疑问的是，樊骏的史学意识对于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来说，充分发挥了“中介性”作用。他提出的“历史感”，是一个恰当的比喻。也就是说，在历史感的两端，经过史学理论的摩擦所产生的热能，能够激活当代文学研究者对这些史料的敏感和热情；与此同时，这些史料本身的历史敏感度，也促使人们想到，对于当代文学研究来说，必要的史学理论储备是十分必要的。这是研究者需必备的知识，“阅读档案能让人立刻产生一种身临其境之感，任何印刷材料，无论多么陌生，都不能与之相媲美”。这也是双重性的专业意识要求，“激情促使人们去收集和阅读档案中的一切、沉迷于档案的浩瀚如海和无尽内容，理智则要求人们敏锐地对其提出问题，这样才能赋予其意义”。为此，这位学者将史料与史学理论的关系比喻为如同一个人站在“入门的大门口”，他像一个探险者，首先需要推开图书馆或档案馆“沉重的大门”，走过它们“非常壮观”的建筑、宽大的石阶和一个缓缓的坡道。在台阶之间的平台上有一尊无名半身雕像，下面刻着许多个“也没有提供更多信息”的名字，这时他被告知，“档案查阅时间再有十分钟就停止了”。然而，一种强烈而莫名的东西在吸引着他。即便是有史学理论训练的研究者，接近史料真相的过程也并不容易，当然他已意识到，作为探险者的自己之所以亟需发现和查证真相，是由于他们之间有一种无言自通的“对话性”的渴望。
难道我们研究当代文学所拥有的持久性渴望，不正是如此吗？首先，史学理论是开展这一工作的必备工具；其次，对于当代文学研究来说，人们愈来愈希望在理论中找到更精细的工具（方法）。它们彼此需要，相互依存，也相互激发。柯林武德说，对于哲学家来说，需要注意的事实既不是过去本身，也不是历史学家关于过去本身的思想，而是“这两者处于它们的相互关系之中”。他的意思是，历史研究者的眼光不能仅仅停留在研究对象（材料）上，说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还需要用思想穿透它、激活它，发现它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同时促使思想与对象（材料）之间产生相互的对话。但是，如果没有注意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这种“对话”是不可能被激发出来的。笔者看过一个老作家几十年前的几篇旧作，也读过一两遍爱伦堡的文学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前一个材料是当代作家的文献，后一个材料是前苏联作家的文献。前者让人联想到这位作家不同时期的思想生活，后者让人从苏联文学联想到中国当代文学的“苏联时期”，我的确切感受颇有点像那个站在“非常壮观”的档案馆门前的学者，尽管“档案查阅时间再有十分钟就停止了”，但内心不言而喻的“对话性”渴望却无法停止下来。坦诚地说，后一个材料对我心灵的冲击更加强烈。因为材料与研究者之间确实具有参照性功能。这不单是史学理论促使研究者与材料之间生发出某种对话性，而且对话性本身也重建了研究者与这材料在“相互关系”基础上的信任感。从这个角度看，柯林武德为当代文学研究者提供了“更精细的工具（方法）”。
当代文学研究与史学理论的对话性关系，还可以借助古诗研究来解释。比如孟郊的《游子吟》，既可以作为古往今来所有出门在外的游子的历史材料，也可以引申为文学史材料。诗歌具象和鲜活的艺术感受，比一般历史文献更容易打动读者。而史学理论同样强调，“那些完全献身于文献出处及原始资料研究的人对所从事的研究有着种种直觉”，如果没有直觉，研究者“在批判之学的世界中将没有任何位置”。
四 研究的可能与限度
当人们把当代文学研究与史学理论的对话性摆在本体性位置的时候，应该意识到它的阐释性既充满可能性，也存在着一种无形的限度。
当代文学的研究存在着两个前提和条件。一个条件是，当代文学已有76年的时间且仍在继续延展，这就提供了作充分讨论的可能。另一个条件是，当代文学的前三代研究者目前还健在，他们曾经在当代史中生活过，现在也离它不远。这个条件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是明显不足，因为后者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也窄化了他们的认识。所以有人指出：“阐释的有效性，是有边界的。可称为阐释的有效边界。”因为，“有效阐释的边界，由多个元素决定。作者赋予的意图，文本的确当意义，文本的历史语境，民族的阐释传统，当下的主题倾向，如此等等，决定了阐释是否有效及有效程度的边界。”前提条件包含的另一个因素是，当代文学史的材料大多还处在有待发掘和整理的阶段：由于“期刊目录”等工具书尚未出版，从目录学角度看，研究者其实很难看清楚一份杂志数十年发展的面貌，很难比较各杂志之间的异同；再比如除少数作家外，主要作家的传记、年谱尚未完成，在不知道他们“全部历史”的情况下，研究具体问题的可靠性就会打一些折扣；再比如，研究者对作家与其他作家、作家与其家族和社会关系，还没有完全掌握，在此情况下，如果进行深入研究，也会比较困难。材料不足形成的羁绊，限制着研究的视野，同时也强化了继续开展的限度。
但是，如果能够亲手去触摸期刊“原刊”，就会释放当代文学研究的种种可能性。如张棣研究所示，存在仅四年的杂志《文艺学习》，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期刊中，不算一份很有影响力的文学期刊。不过，它为“青年读者”服务的办刊宗旨，它对王蒙一篇小说所设的讨论专栏，依然令其在众多刊物中独树一帜。所以其特色是，对作品的“文学讨论”被扩大为广泛的“社会讨论”。而该杂志对作者范围的选择，也与大部分文学刊物不同，参与讨论的不只是文学界的人，也包括了来自社会上各种职业的文学爱好者。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身份态度，必然会使“讨论”的现场十分热闹，但也使讨论容易滑出文学的轨道。这种“芜杂”的成分和声音，确实是当代文学史上所少见的现象。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那时候的文学批评正在越出它的“文学属性”，但即使当时这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像魏金枝的《大纽结和小纽结——短篇小说漫谈之一》，还在谈着“纯技巧”的创作手法。也没有人会认为，王朝闻写于20世纪50年代初那些讨论“含蓄与含糊”“主题的深刻性”和“戏剧中细节”等话题的文章立论，在今天都已经不合时宜。最后要注意的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杂志上，散落着不少未入作家、学者“选集”和“全集”的佚文，比如茅盾在《文艺报》上的佚文大约有十几篇，丁玲的佚文有四五篇，王瑶的佚文有七八篇，严家炎的佚文也有两三篇。由于编纂者有意无意的遗漏或其他因素，人们在选集、全集里看到的往往只是传主一方面的形象，却无法看到其另一方面的形象，无法看到原生态的现场、原生态的人物思想活动。这种遗憾，只能在读杂志原刊时获得弥补。而对传主真实面貌作客观、全面的研究，也只能在重读原刊的基础上进行。
从史学理论中，人们不难看到善意的提醒。史学家们认为，应尽其所能地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料，少用后期改编过的史料。“因为史料每经改编一次，价值就减低一次。”而且所引用的史料最好是自己搜集的，虽偶尔也不免引他人已用的史料，但转引史料，出于谨慎考虑，必须检查原书。假若原书佚失，或者找不到，也须说明转引自何处。要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新唐书》文章写得好，但文章愈好，史料原形可能走失得愈多，所以就史料价值说，《新唐书》不如《旧唐书》。不过《新书》增补了一些“表”“志”“列传”，保存不少史料，这些处才是《新唐书》有价值的贡献”。当代文学研究的“可能”与“不可能”，实际就在勤力发掘以及鉴别比较的眼光之中。但不能排除纸质史料在保存中的损毁现象，对研究者所造成的物理条件限制。使用频率降低，价值难免会减弱。有人说，“史料考证是历史学家的核心技艺”，但历史资料并不总是完全符合历史学家的想象。而历史学家得出的“意义”具有比“资料”更大的空间，他要这些资料为其所用，不过这样，“也会在自己的专业中遭到更多的批判”。这说明，历史研究、文学史研究是有“尺度”的，怎么把握、拿捏尺度，并“有限度”且有效地处理史与论之间的关系，对研究者来说是一种相当严酷的心智上的考验。限度，是指史与论的关系。限度有时候是由研究者的思想水平所致，有时候会因为年龄尚轻、经验尚浅，而无法承担更有辨识力的学术活动。不过，也有人提出存在着以其它方式“突破”限度的可能。如翦伯赞指出，“司马迁的不朽，固在于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方法；同时，也在于他所写的《史记》不是一部人物传记的汇编，而是一种富有灵魂的著作”。换句话说，《史记》不是一部死板地记述的历史，而是一部生动地呈现的历史。
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可能，较多集中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阶段，八九十年代文学固然富有吸引力，有许多挑战性的课题，可空间相对较窄。究其原因，系此时段流动性史料较多，而稳定可信的史料较少的缘故。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已是史料的富矿，其史料蕴含量也许远超人们的估计。它的文学制度研究、报刊杂志研究、本事研究和跨文本传播研究，就是在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史料构成研究的坚实基础，拓展了研究新的可能性的疆域，扩大了史学理论的视野，使许多看似“不可能”的研究现象、事件本末，似乎都带来了“可能性”的冀望。不过，它也隐约出现了“汇编资料”和“灵魂资料”的分野，正像翦伯赞此前提出来的，文学史研究是不是也应有“富有灵魂的著作”的考量？感情深度和思想深度，是不是也应被考虑在其中？围绕这些都可以开展一些讨论。除此之外，还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须给予一定的注意：一个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史料的“真伪”问题。按照文学史常识，这些史料是“前人留下的断断续续的材料”等历史踪迹，但如何提出鉴别标准，根据什么理由来判定其中的哪些是“真”、哪些是“伪”，至少在目前研究中，仍然是一个有难度的课题；另一个是有关具体人物的评价，放在整个当代文学史中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仅限于这个年代的某一时期、某个事件，那么在研究界或有一定的分歧。学术问题存在分歧在所难免，需要担心的是它在限制着这些文学史问题向纵深度的拓展，或者会给一些年轻的研究者造成某种“错觉”，这就显得没有必要。举例来说，同一个现象，同一个人，人们可以列举出不同的史料、作出不同的结论。史料不会令学术研究呈现单一化倾向，相反地，它会提供更为丰富的蕴含。在一定程度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史料的丰富，使得该时期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它的进展也伴随着争议和分歧。
可能和限度是不容忽视的现实存在，并不是绝对障碍。先行性的探索，有时会超出人们曾经的预想，使不可能变成可能。从文学史的规律来看，当代文学史重要问题的讨论一定会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出现，例如历史评价趋于稳定，社会共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例如大规模的史料汇编、辑录整理已经大致完成，已有大批可靠的工具书可供研究者使用；再例如过去的生活已真正成为“过去”，人们不但可隔着时间距离更为理性地看待，而且视作历史研究对象的环境已较定形。在这种情况下，史料富矿下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品格、面貌和知识结构即会显现出来。因此，在此历史视野中，在此框架下，在此文学史阶段中，对当代文学研究可能性的大胆探索，对既往限度边界的积极突破，就将变成现实。中国当代文学是最为重要且需要我们以更为积极的姿态投身于其研究当中的历史时期。“伴随着历史分期，历史学家将时间的概念格式化，同时把过去这幅连续、整体的画面呈现出来，这个过去就是我们所称为的‘历史’。”研究对象被认作为“历史”，方能慢慢构成一门特殊的学问。贝尔纳·盖内借助于不同类型的作者与材料，他的著作预先设定了作为学问的历史。编年史家让·傅华萨和百科全书编写者文森特在查找工作中发现，有一部分历史被古人写到了卷轴之上，卷轴这样的载体在无形之中，让他们联想到了时间的连续性。我们翻阅当代文学许多种杂志，在阅读过程中所依据的某年某期这样的时间标号，令我们好似沉入了历史的洪流当中，但当我们把杂志阅读札记摆到书案上准备研究的时候，“时间的连续性”和“历史的完整性”，也就载入了我们的大脑、并慢慢开始变成一种学问。
五 文学研究是综合性工作
有人根据研究者的年龄和阅历，曾这样建议：“青年时代，应做小问题，但要小题大做；中年时代，要做大问题，并且要大题大做；老年时代，应做大问题，但不得已可大题小做。”这可以说是经验之谈。在文史领域中，有些人二三十岁已是诗人、小说家，而学者往往到40岁时也很难称得上是合格的文学史家。因为文学研究区别于文学创作之处在于，它需要艺术想象却又不完全依赖想象来开展工作。“综合性工作”，包含着如何利用史料、呈现历史，来构造新的历史图景，显示出对研究者如何整合浩繁复杂史料和体现历史素养的严格要求。这种现象有可能出现在专题研究中，但即使是专题研究，也要有通史研究那样的宏阔视野。
在笔者视线里，《史学原论》对此问题给予的篇幅、容量和分量大概是最多的，该书分为三卷，第一卷是“初阶研究”，第二卷是“分析工作”，而对在此基础上的“综合工作”，两位作者非常慷慨地使用了第三卷整整一卷的篇幅，该卷还分为第十一（历史建构的一般情况）、第十二（事实的分类）、第十三（建设性推理）、第十四（通式的建构）和第十五（解说）总共五章，可见其重视程度。他们认为，史料搜集整理得出的只是孤立的事实，“为了把那些事实组织成一门科学，有必要进行一系列的综合工作。”首先是思考史料，其次是理解事实，最后要知道事实是有限定的，所以要从批判性分析中提取最终的事实。因为，没有分析就不可能有事实。他们强调，即使这样还不够，还要借助于将事实分类来“挑选事实”。而分类需要在“物质情况”（人类学、人口统计学、人工环境等）、智识习性（语言、艺术、科学、哲学与道德等）、物质习俗、经济习俗、社会制度（家庭、教育及训导、社会阶级等），以及公共制度（政治制度、教会制度、国际制度等）这些方面来开展。最后，还需要进行“建设性推理”“通式的建构”，而当完成这一系列的工作之后，“解说”就成为体现一个研究者“综合工作”能力最严苛的考验。“最终，人们会发现：为了把部分综合工作科学地整合入综合性的历史建构作品中，有经验的研究者们都放弃了个人的研究而把他们的所有时间都奉献给了那些部分综合工作。如果上述工作最终澄清并确定了关于社会演化之本质与原因的结论，那么一种真正科学的‘历史哲学’将被创造出来，历史学家们也许会承认这种历史哲学是一门合法的、最高层次的历史科学。”
当代文学研究，既需要作具体的、针对部分现象的切实研究，也同样需要作总体的、面向全部现象的综合性研究，更需要时间的打磨和阅历的增厚，以及严厉、慈善和温和的历史眼光，写出关于“社会演化之本质与原因”的有重要贡献的论文和书籍。比如当代文学对现代文学的替代，以及以后的它对后者进一步“回收”的前因后果，及其对演化规律的“历史哲学”意义上的思考。比如“理想”对“常识”经验的克服、超越的过程，包括后来常识再次回归的内外因素等等较为全面的扫描和总结。还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提出作品写重大主题和冲突、刻画生活本质，而80年代文学，则强调文学主体性和个人性。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线性的时间顺序，其实即使在8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重大主题”和“生活本质”，仍然在不少重要作品中呈现。文学史既在向前发展，又会不断地总结此前的文学经验。而这种回溯与总结，不唯当代文学思潮所独有，它在现代文学思潮中也多次发生过。在后者身上，小我和大我这一对充满矛盾的认知常常是彼此交叉的，比如有人说，“茅盾虽动情地给予《呼兰河传》许多赞美，但也认为它局限于‘私生活的圈子’，‘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给掩隔起来了’，不能和广阔的斗争相联系”。这种丰富性，在一定程度上牵涉到社会的变迁、偶然因素或必然规律，以及各种复杂历史力量的博弈，这都需要有通史眼光，要从总体角度给予丰富、深刻和全面的解释。
有位鲁迅研究专家说，“中国革命这一问题始终在鲁迅的根源之处”，“而且这一‘革命’不是对他身外的组织、政治势力的距离、忠诚问题，而正是他自身的问题”。一言以蔽之，鲁迅原本就处在这一政治场域之中，他所有问题都与政治课题相联结，“革命”问题“作为一条经线贯穿鲁迅的全部”。这显然是一种高度抽象和概括性的分析。这种眼光也应被纳入对赵树理、柳青和孙犁的研究之中。但综合性工作，未必都偏向于思想史、历史哲学等方面，它还应包括对史料的系统性发掘和成规模的分析利用。没有史料作为基础材料支撑的当代文学的思想史、历史哲学研究，是不能持久的。因此傅斯年强调，“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史学便是史料学”。它应有成规模的“大”，也应有可信和切实的“小”，王国维“所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两篇（《观堂集林》卷九），实在是近年汉学中最大的贡献之一”。最具说服力的是，“王君拿直接的史料，用细密的综合，得了下列的几个大结果。一、证明《史记》袭《世本》说之不虚构；二、改正了《史记》中所有由于传写而生的小错误；三、于间接材料之矛盾中（《汉书》与《史记》），取决了是非。这是史学上再重要不过的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这样以讹传讹，仅是传闻、异闻的史料应该不少。
对综合性工作，不能一概而论，需要辩证地来看。比如小题大做，前提是小题目中必须包含着大问题，或是小问题中折射出大问题，或是它与某个重大问题有极大的关系。又比如做大题目，也要在小题目上落笔，不在细微处落笔的大题目将会被极大地架空、变成伪问题。在赵树理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中，经常出现“算账”的描写，一般没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很难发现，这其中牵涉的是农民的利益问题。在刘心武的《班主任》里，是讨论“读什么书”的问题，在1978年的时间点上，联想到前前后后，它蕴含着“春风”与光明的主题。再比如，本身就是大题目。做这种题目，切不可贸然上阵，须要对此前相关的文献作一个摸底。觉得不可企及的，可以先放一放，或者撂下不做。以为还可以试试的，无非是两个办法，一个是“接着做”，另一个是“重新做”。“接着做”需要新材料、新问题、新观点，需要在其薄弱处予以补充和丰富，在其陈旧处则需要更正换新。但这都要比此前的研究站得更高、看得更远。“重新做”是相对而言的，并不意味着将过去的研究推倒重来。当代文学史著作的撰写，在50年代就已开始，如华中师院文学系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部分学生和青年教师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部分纲要》，山东大学中文系教师、学生编写的《1949—1959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等。到了80年代，朱寨、张钟、郭志刚等人新作的文学史，在历史评价和作家认识上，与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史著作，就存在很大分歧。但如果放在通史的视野里看，这种“重新做”并不等于说此前的研究不具备历史价值，“接着做”也不等于是冷饭热炒。将两个不同时段整合到一起进行综合性地考察，考验着文学研究的历史洞穿能力，考验着研究者的耐心，它们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