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多年从事中国当代史和文化大革命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旋转的历史：社会运动论》、《折戟沉沙温都尔汗》、《从革命到改革：二十世纪回顾丛书·中国卷》、《时过境未迁：中国当代史采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涵养学术，讲求的是学有所本，渊源有自。历史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代学者都把历史作为涵养学术的必修功课。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对历史最为重视的民族，将历史视为“知得失、辨善恶、明是非”的镜鉴。中国史学传统源远流长。西方人对历史也有许多至理名言。培根曾说：“读史使人明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说得更彻底：“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这里所说的历史，不仅是遥远的古代史，先辈的近代史，也包括新近走过的当代史。马克思在1852年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讲述的就是法国刚刚发生的当代历史。
当代史研究对于一个社会的文化积累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对任何现实问题的研究，如果没有正确的当代史知识作基础，是很难立得住脚的。笔者前不久与一位小有建树的青年学者谈学，说起60年代初的三年大饥馑，这位朋友仍然认为其发生的原因之一是苏联逼债。过去历史谬误流传，误导青年至今，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现在，当代史研究已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中国当代学术体系的重建，是要以准确的历史知识为前提的。中国当代史可能是对历史知识误读最多的领域之一，对学术建设的影响也最大。任何现实问题的生发都是历史问题的延伸，如果对当代史缺乏确实可靠的知识，很多现实理论问题就无法进行证实和证伪，最后只能流于似是而非的空谈。已故的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国内著名经济学家苏星，晚年总结自己的学术经历，深感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空疏无当，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建构需要从历史研究着手，遂转向新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出版了资料集和专著。不管学界对该著的认可度如何，他所阐发的学术问题意识无疑是正确的。
学术是老老实实的科学，需要有扎实的学业基础、完备的知识结构、系统的学术训练、严谨的治学规范。中国的历史研究有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学者治学能够有所遵循。但对从事当代史研究的学者来说，如何涵养学术，做到知其源流，道得原委，比起更早时段的历史研究，问题可能要更多一些。史家所言的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在当代史领域的内涵是更为丰富和复杂的。
当代史是刚刚进入历史研究领域的鲜活的历史。因其鲜活，所以现实与历史、政治与学术、虚构与真相、传说与事实都混合在一起。尽管社会对当代史的关注度一直比较高，坊间相关出版物也是车载斗量，但稗史之作居多，其内容经常是一些来路不明的杂谈轶事、宫闱消息、政坛秘闻之类的东西，有质量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致使一些史实和史观的错误长期流传社会，混淆视听。
就当代史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而言，尽管客观上可以找到许多理由，如政治因素的禁忌，档案资料很难开放，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的流弊等等，但学人的主观努力不够应是主要原因。笔者仅就史料搜集、辨识、考证，学术综述、读书学习、个案研究等有关治学功夫的问题絮谈一二。
一、搜集史料。史料是学者治史的史源，为学的基础，历来为学界前贤所重视。孔子整理六经，自道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朱熹评价孔子学问是“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其功则倍于作矣”。清代大史学家章学诚把史学文献分为“记注”（史料纂辑）与“撰述”（史学著作）两类，“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把史料学作为史学的基础。
当代史的存史责任重大，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十分繁重，本应是学术工作的重点。但如今学界中人多以著述为能，对史料整理工作重视不够，缺乏积累资料的意识。有的单位，甚至认为整理史料不是学问，不作为评职称的依据。殊不知，史料搜集、整理、校勘工作是造福学界的功德之事。在互联网时代，要编纂出等身的著作来，是粗通文墨者都能干的事情。而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校勘工作，没有一定的学问功底是干不了也干不好的。从学术史上看，一部选注完备的资料书籍，要远比一般性的著作更有价值，学术生命力更长久。在一定意义上讲，史学就是史料学。
有前辈学者说：治学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在当代史研究中，比较缺乏系统整理的资料，对学者的史料功夫有更高的要求。可以说，能掌握多少史料，就能做多大学问。20世纪20年代的清宫大内档案的开放，曾使明清史的研究成为显学。90年代苏联档案的开放，为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史料之源，一些学者利用其进行研究，使许多被遮蔽的事实真相逐渐浮出水面。例如，关于中共党史上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问题，由于苏联大量解密档案的公布，大家已经清楚地看到，真正应对大革命失败负主要责任的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
复原历史真相犹如法官断案，不能只听一面之词，需要搜集双边的、多边的资料相互印证。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研究冷战史，从苏联到美国到世界各地，到处搜集史料，四处跑档案馆，搜集了大量的苏联档案，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并将其编辑成册，提供给学界同仁共同研究。这些年来，沈志华、李丹慧所发表的冷战史论文著述，以扎实的史料考证，公允的立论分析，在中外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然，沈教授有着一般人不具备的搜集资料的优势条件，但主要还是事在人为。许多中外学者在潘家园地摊上淘资料，也作出了很好的研究。对这类地摊资料的搜集，更得依靠研究者个人的眼力了。研究者和收藏者搜集资料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收藏者看重的是资料的原始性和升值空间，比较注重搜集名人的藏品。研究者旨在复原一段历史，注重的是资料搜集的系统性，对文本的原始价值并不太挑剔，所需资费较少，是比较平民化的研究方式。
除搜集文献资料外，当代史研究者还必须具备搜集口述史料的功夫，采访历史的当事人。口述史料不仅可以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构成复原历史的双重证据链，而且可以提供历史发生的当时情境。这恰恰是仅凭档案文献难以明晓的。中国当代社会变动极大，而传承历史信息的文化渠道又很不通畅，使现在的青年人对这段历史情境的隔世之感，不亚于或更甚于古史。如果不能体会前人的思想情感，对其行为逻辑缺乏“同情的理解”，历史研究是无从下笔的。
与其他学科相比，在当代史的学术研究中，要弄清楚一段史实，得出一个基本判断，需要处理文本资料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一篇万余字的史学论文，往往就要有上百个引注、几十个出处，说明原始依据。对于理论宣传类的文章而言，使用材料是为了逻辑论证推理的需要，一般是没有版本要求的。这里确实有一个“道业”不同，隔行如隔山的问题。
所以，对当代史学者而言，泡档案馆、搜集整理史料、做口述史的工作应该是最起码的做学术研究的要求。这些年来，一些文献资料和历史当事人的年谱、文稿、日记都相继编辑出版，为当代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源。有些重要历史当事人的材料公布后，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我们过去的历史认识。但总的说来，当代史档案的开放度还是很不够的，史源的问题仍是困扰学者的首要问题。
二、辨识史料。史学研究非常强调资料的可靠性和可信度，要求依据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做研究，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转用第二三手的资料。而在当代史研究中，史料中的文过饰非情况是非常突出的。出于各种难以说明的原因，后来修改过的公开发表的版本，与原来的最初版本往往不尽相同，有的差距还很大。没有一定的版本学知识，很容易把后来删改添加的东西前移，造成对历史的误读。过去对“反面人物”的批判材料，大多是按当时的政治需要编辑的，断章取义的东西很多，使用起来必须要证信。如过去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大右派葛佩琦“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的言论，流传甚广，一向被作为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有力证据。经“文化大革命”后查实，这根本不是葛佩琦本人说的话，完全是无中生有，是根据反右运动的政治需要制造出来的。即使正面的材料，出于同样的理由，也需要鉴别。特别是领导人公开发表的著作，都是经过有关部门文本处理的，在作为史料使用时必须要注意到与其原始版本的差异。
领导人的著作具有政治理论与历史文献的双重性质，早期的原始版本和定稿的公开版本是会有些出入的，有的是文字上的修订，有的是内容上的增减。例如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关于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在原来的讲话中是没有的，是在后来为开展反右派斗争而新加上去。不了解这一点，就搞不清楚毛泽东从整风到反右的思想变化。如果把它当做《正处》原初的思想，必然造成对历史的误读。
再比如说，新中国成立前的《毛泽东选集》版本，如东北书店版本、晋察冀版本、晋冀鲁豫版本，“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央首长讲话等，都具有原始性的资料价值。尽管可能会有些文字上的错讹，但在内容的原始性上，因为这是离历史现场最近的记录，反而更有其可靠性。对这种版本考订、史料辨识的文献研究是史家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夫。
经过后来修改过再发表的文章，不仅内容会有增减，行文也会由于语境发生了变化，虽然文字严整有余，但生动性和鲜活性往往反不如前。后来一些版本经过编辑修改，思想和文字的水平又不如前人，下手更加拘谨，取舍中的问题就更大了。例如，毛泽东的名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如果只看1949年后的《毛泽东选集》版本，很难知晓毛泽东以极大热情讴歌的“革命先锋”指的是何许人，很可能误以为是那些在乡间好打抱不平的农民领袖。实际上在老版本中说得很清楚，“革命先锋”指的就是“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穿绿褂子的，赌钱打牌的”，占据农会领导的是“赌钱打牌四业不居”者。从老版本中还可以看到，对当时打倒一切的“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毛泽东是抱有赞赏态度的。所以，能不能辨识史料的原初性，应是能否准确复原历史的一个基本条件。
国外学者对中共领袖文献的处理，非常注意其版本源流的完整性。日本学者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10册和《毛泽东集补编》10册，搜集了毛泽东文献中文原文，用编辑符号标示出文献不同版本的修改。美国学者施拉姆主持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全部著作的英译本，全据最早发表的版本，在注释中说明后来的版本作了哪些修改，各卷还都附了索引。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党史学家、中共文献学专家龚育之，非常推崇他们的做法，认为“很值得称道和借鉴”。当前在互联网上关于当代史有各种各样的史料，真真假假，很难辨识。有些是有出处的，有些则来历不明，甚至还有不少是胡编乱造的。如网上流传的林彪和叶群的日记、邓颖超的日记、姚文元的日记等等，就是此类故意编造的材料。这些材料，有的编造水平比较高，人物、时间、地点都对得起来，粗看起来还有点以假乱真的味道；有的编造得比较拙劣，一看便知是伪造的。近来，网上还有借中央某某单位之口说事儿的情况，完全是有意编造的，而且编得水平不高，对中央的工作流程并不了解。但这类东西却能够流传甚广，不少人还信以为真，笔者就遇到许多来求证真假的。究其原因，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发扬学术民主不够的现实问题。
网络是碎片化的知识海洋，对这些网上史料的使用，一定要慎之又慎。如果学者粗心不察，轻率使用，真假不辨，会造成谬误流传，贻笑大方。所以辨析史料真伪，固然要看学术功夫，更重要的是看做学问的态度，缺乏严肃的治学态度是做不好学问的。
三、史实考据。历史研究的基本工作，就是考证史料，辨析史实，尽可能准确完整地复原历史的真正面目。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考据功夫是入门功夫，也是毕生功夫。治史的学问严谨，在其考据的本事，能够旁征博引，见微知著，辨识史实，发掘细节，构成复原历史的证据链。清乾嘉学派的一些大学者，毕生之学就是考据了几个字的来由。虽然今人可以说这种学问不免琐碎，但他们一字不易的治学严谨态度却是今人望尘莫及的。
在当代史领域，存在大量的文史不分，虚实莫辨的情况，充斥着大量真真假假的“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因为情节惟妙惟肖，故事栩栩如生，有举手投足，有一颦一笑，有内心活动，有现场对白，颇能满足大众阅读的需要，在坊间流传很广。据业界称：纪实文学作品的创作原则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其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历史背景是真实的，细节是可以编造的。但是，历史事件的大与小是相对的，细节上可以望文生义，捕风捉影，向壁虚构，合理想象，整个历史叙述也就乱套了。这类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是历史题材文学化的再创作，并非历史真实，但对人们历史知识的影响很大，很有些《三国演义》压倒《三国志》的文学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纪实文学的做法对当代史学界也很有些负面影响。诚然，那些有活灵活现的人物和场景描写的历史作品，比之那些严肃的学术研究的历史著作，是更有阅读快感的。但是，生动的未必是真实的。越是将历史上的一些事情说得栩栩如生，越是不可相信，对历史人物的心理描写更是杜撰之笔，这本来是初学历史者就应知道的常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学人著书，为了制造可读性的卖点，刻意模仿纪实文学作品的笔法，在史料上随意截取，武断地“合理”延伸，妙笔生花，画蛇添足。这是典型的“以文乱史”。“以文乱史”的要害是“不诚无物”。作者为附会某种主观需要，会自觉不自觉地放大某些历史人物的微言片语，无端夸大薄物细故的分量，把枝杈当成树干，把推断当成事实，最后呈现出的是一个凹凸镜体的历史图像。这种做法，轻者说是“舍本而逐末”，重者说是刻意制造历史的泡沫。
当代史虽然其事不远，但由于各种原因，制造了大量的历史泡沫，“层累造史”的传说和神话并不亚于古史。古史多散佚，今史多造伪，考据的难度同样很大。如人们一向以为胡适说过“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话，并长期当做胡适是主观唯心主义实用主义哲学的根据。但据厦门大学的谢泳最近考证，胡适没有说过这话。他的原话是“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这是从哲学意义上讲的，与历史并无关系。所谓“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话，是在批判胡适思想的政治运动中强加上去的。后人不辨，信以为真。实际情况是，胡适对历史的态度非常认真，坚持从证据出发，反对讲过头话。他一再强调的治史原则就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只可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这正是史学家应有的严谨态度！
在复原历史的技法上，史家向有“无证不言，孤证不立”的一般性原则，在当代史研究中还有其鉴别史料的特殊性。需要结合当事人说话的语境进行考察，从相互矛盾处寻找出合理性的逻辑，辨识隐藏在背后的真相。
那么，这个来自圈内知情人“揭发”的反证材料能不能成立呢？实际上这是构不成历史的证据的。第一，这是一个孤证，缺乏其他关键的旁证。第二，当时刘少奇不管文艺工作，他个人也没有文艺上的才情和兴趣。电影事业是由周恩来具体负责的，他对电影艺术也是懂行的。第三，刘少奇在给毛泽东的辩诬信中，详细回忆了看电影的细节，周恩来、胡乔木在场，但都没有讲什么话。他还表示可以与揭发人对质。给毛泽东写信，是政治上非常严肃的事情，容不得半点不实的东西。第四，这位当事人的“揭发”，是在巨大政治压力下的无奈行为。在批斗情况下的“揭发”材料，会有许多被迫为之的虚假因素：或有推脱个人责任的自保动机，或有不能道出真相的难言之隐，或有墙倒众人推的跟风之举......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当事人讲真话。综合分析各项因素，可以确定，刘少奇是没有讲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话。但是在刘写信3天后发表的戚本禹的文章，还是硬把这话栽到了刘少奇的头上。
另外，当代史的史料鉴别还经常会出现当事人误记的情况。如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档案馆发现了一份陈云的《（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手稿。据陈云本人认定，是他在1935年二三月间写成的遵义会议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但经一些长期从事档案研究的专家考证，认定陈云的这份手稿不是传达提纲，而是他1935年10月在莫斯科为向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报告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情况写的汇报提纲的一部分。这些缕析条分的考证功夫，是对历史史料非常熟悉的学者才能做出来的。对学界而言，考据学是复原历史的实学，需要很高智力的活动。能把一两件史实考证清楚了，解决了一两个历史悬案，为历史拼图的复原工作添加了一两件证据，这是实实在在地提供文化积累价值的事情，比起那些空发议论的著作等身，不知要高明多少。
四、学术综述。治学者对自己所研究的问题要了然在胸，首先必须了解学界的研究状况，需要做学术史的回顾和整理。能够知道他人的研究成果，跟踪学术发展的趋势，清楚有哪些进展，又有哪些不足，才能形成比较准确的问题意识，使自己的研究能站在前人的肩上，具有学术创新的高度，避免重复性劳动。所以，学术综述工作理应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各个学科的研究者，毫无例外都要进行学术综述的工作。
中国当代史的研究，现在正处于从政治化到学术化的急剧转型期。从20世纪90年代起，已形成了官方学者和民间学者的学术分野。随着史源的不断扩大，新材料不断出现，越来越多的独立学者从不同领域加入当代史的研究行列，新的研究成果迭出，从根本上颠覆了过去传统认识的种种陈见旧说，知识更新速度很快。所以，当代史研究者必须时时关注学界研究的新成果、新动向，才能跟上学术的进展变化。学术综述工作“其事虽述”，但要能够梳理得恰当，评述得准确，没有良好的问题意识和学术修养则不能为之。出自名家高手的学术综述，其学术分量不亚于一部专著。
梁启超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成书，缘起就是一篇序言，是学界由述而作的一个典范。1920年，梁启超为好友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撰写序言，对比中国有清以来的学术文化流变，下笔长达5万多字，遂单独成篇，即《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在该书基础上，梁启超又在哲学和思想层面上进一步展开剖析，以“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第一次完整系统地梳理了清代学术变迁、各学派的流变及上百名学者的学术成就，最后成就了这部学术史的名著。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韩钢，几年前曾在一家民间机构介绍了中共历史研究中的若干难点和热点问题，就近年来的20个中共党史研究的问题作了一个学术综述。他对当前中共党史研究动态如数家珍，点评切中三昧，于不经意间显示了卓越的学术问题意识和深厚的学养。此讲被记录整理成文上网后，立刻成为当年网络最热的历史帖子。日本一位70多岁的老学者在网络上看到该文章后，认为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立即联系作者商谈出书事宜。这位老学者还亲自对文章作了详细的注释。这部由韩钢著、辻康吾编注的著作，已于2008年由日本著名的岩波书店正式出版。这段故事，既说明了作者“述而不作”的跨国界的学术分量，也演绎了中日学术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五、读书涵养。读书是涵养学术的不二法门，历史传统上学者的称谓就是读书人，历代学者对读书都有许多心得论述。出自名家学者的读书笔记、随笔、札记、书评等，都是学术分量极重的作品。这类读书、品书、评书之作，相对举重若轻的专著来说，是举轻若重的散著。但正是因为它的弹着点分布散落，天南海北，处处留意，牛溲马勃，事事关心，更可以见得作者治学过程中自然流淌出来的史识卓见、读书心得和思考问题的理路。作为一名学者，如果没有作过札记、书评方面的读书功夫，其学问根底完全是可以打个问号的。
读书随笔、札记、书评一类，虽属是学术的小品，却往往能洞见学问的大识。学者的学养功夫如何，大可以从中一窥究竟。在传世的学术经典著作中，不乏这类的佳作。如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积30多年读书心得的《日知录》，大学者王夫之谈古论今的《读通鉴论》，清代学者赵翼的读书札记《廿二史札记》等，都是此类的代表作。当代史的研究也是如此。龚育之晚年写的党史札记和随笔文章，深入浅出，有文有质，情理并茂，明白晓畅。笔者推之为龚先生一生治学的巅峰作品，与一些学界同仁交流，大家都深以为然。
当前，学界急功近利，心浮气躁，写书而不读书的，学术论文造假的，比比皆是。所谓学术成果中不少是粗制滥造，胡编乱凑，重复雷同，空洞无物，甚至公然抄袭剽窃。当代史领域更是一个稗官野史，假语村言泛滥成灾的地方，拼凑抄袭，以讹传讹的东西特别多，往往以假乱真，鱼目混珠。所以特别需要有质量的学术性书评，建立同行评议的学术标准。
严肃的学术书评体现了学术民主的公器意识，对建立和形成健康的学术环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慧眼视珠的推介，评议短长的解析，激浊扬清的批评，可以规范学者的学术行为，提高学界的研究水平，推动学术研究的繁荣发展。在国外学界，学术书评有相当重要地位。美国著名的《美国历史评论》《美国历史杂志》等权威史学刊物，每期都有2/3以上的篇幅登载评论和书评，研究论文占的版面反倒不多。这与国内同类刊物重视研究论文的做法很有些不同，但仔细考虑，确有其道理。通过客观评价现有的史学著作，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史学的发展状况，让史学界同仁瞻前顾后，扬长避短，共享资源，共同提高。据笔者接触过的一些旅美历史学者说：他们对学界研究成果的了解掌握，一般都是通过这些权威刊物的学术书评，对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再去进一步扩展阅读。
近些年来，中国学者对学术书评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在推动学术书评开展方面已形成了一定的共识。1996年，《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等几家史学权威刊物曾联合行动，征求有分量的学术书评，在学界产生了反响。有论者还预言：史学评论将成为21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但平心而论，迄今为止，严肃书评的学术地位还没有确立起来，“好书难识，佳评难寻”的局面还没有改变。坊间各种书评数量不少，但多是广告形式的，朋友的应酬，廉价的吹捧，缺乏立论公允的学术批评，严肃的学术书评乏善可陈。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具有专业水准的作者队伍。
写一篇好的书评，本身就是一种学术研究工作，需要作者有深厚的学养功夫。一是要有慧眼识珠的眼力；二是要有褒贬得当的水平。作者能够恰如其分地评价一本书的阅读价值，功夫在书外，没有一定的学术功底是很难准确评价的。
目前书评的类型，大致可分为三类文体：推介性书评，评介性书评，研究性书评。推介性书评是目前各类刊物中最常见的书评文体。它的写作格式比较简单，先是作者和该书的内容介绍，然后是溢美之词的堆砌。这是有软广告嫌疑的一种应酬书评，评家不需要真正读过该书，翻翻前言后记，就可以写出来。这类书评比之作者代笔的书评，更缺乏实际内容。
评介性书评是一种“六经注我”式的书评文体。即把书的内容吃透弄懂，梳理清楚各个知识点，揣摩作者的写作理路，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进行适当点评。这种书评有一定的学术分量，对评家的学养要求较高，需要认真读书和仔细体会，犹如与作者进行思想对话，否则是点评不到位的。坊间有些书评，讲好不知其对在那里，讲坏也不知其错在那里，这就是限于评家的水平，没有读懂该书了。
研究性书评是一种“我注六经”式的书评文体。即以作者的著述为客体，依据自己的学术功底和知识背景，融汇其他的相关知识和书籍资料，把书中阐发的问题引申开来，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力求找到新的启示，构建一套新的解释逻辑。这种书评对作者的学养知识和专业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写作难度最大。国外史学界有一种综合性书评的做法，即把几本不同作者的同类著作放到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各自的长短优劣，作出一个客观的学术评估报告，实际上就是这种类型的学术书评。学界中人写过推介性书评的很多，但写过评介性书评和研究性书评的，为数就比较有限了。恰恰这后两类，能够见得学者读书功夫的深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书评。
六、个案研究。编撰历史，学问甚大。历史涉及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诸方面的内容，繁简之用，取舍之间，足见史家功夫。当代史研究本应是在个案研究、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完整的历史叙述。但在当代史领域，受宏大叙事的教科书体系影响较深，使研究概念化色彩较重，容易失之于空洞无味。尽管可以把题目变动一下，如把党史（社会主义时期）变为国史、国史变为执政史等等，无非是新瓶装旧酒，实际内容并无变化。要从过去的研究体系中彻底解放出来，非得从具体个案的实证研究开始不可。
沈志华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对中苏关系的发展演变脉络作出了全新的梳理和解读，出版后立即引起政学各界的重视，好评如潮，被誉为资料翔实、客观公允的佳作。该书的写作是建立在十多年扎扎实实的个案研究基础上的，作者们利用了苏联和中国的双边史料，揭开了一个个的历史谜团，从而清晰地勾勒了中苏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脉络。从个案研究的积累开始，寻找复原历史的证据链条，最后形成完整的历史叙述，这是真正的史家功夫。
西谚有云：“魔鬼在细节中。”在对历史个案的实证研究中，可以发掘极为丰富的历史日常细节，体味到历史人物鲜活的思想、生活、情感，认识到历史事件发生的复杂性。研究者会从中获得真实的历史知识，不会贸然作出非此即彼的绝对化判断。作历史个案的实证研究，必须要从第一手原始材料出发，需要有丰富的背景知识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能够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知识都聚焦在一个点上，在微观上锱铢必较，宏观上剖毫析厘，于一团乱麻的社会现象中清理出一条历史的逻辑。从一滴水中看到汪洋，从个别提炼出一般，从局部窥见全部，从而复原出历史的全息景象。这绝非易事，治史的难度和功力也就在这里。可以说，没有作过个案的实证研究，缺乏对历史的深切体认，往往会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轻率结论牵着鼻子走。而经过了微观层面的历史研究，对宏观层面的历史脉络的把握也就能有分寸。
虽然现在坊间的当代史著述不可胜数，但多数是旧材料的重新组合和旧观点的再次复述。有的是虽然补充了一些新材料，但并没有得出新的结论，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传统理论解释的域界中。有些一年出了几本专著者，实际上只是在旧框架里面充填了一些材料而已，顶多是对资料的梳理，还谈不上研究。研究之所以未能突破旧的叙述框架，个案研究不够、史学的微观基础构建不起来，应是一个重要原因。
有学者说：大题目是举重若轻，看的是思想功力；小题目是举轻若重，看的是学问功夫。目前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相比缺乏思想而言， 更缺乏准确的历史知识。如果把一件事情搞清楚，填补一个历史知识的空白，是有长久价值的学术基础建设。笔者在做贵州1950年征粮与匪乱问题的研究时，曾在图书馆遇到一位已退休多年的经济学老教授。他为给祖上写传，也在看贵州历史的材料。攀谈中，老先生很有点感慨地说：“我们搞了一辈子理论研究，当年也写了不少东西。到头来看，落不下来多少有留存价值的。不像搞历史的，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学术工作。”这是过来人的治学经验之谈，讲的是学术积累价值。所以，学者必须有老老实实的学问态度，哪怕只搞清楚一两个问题，也有推进学术的尺寸之功。
现在，学术界对当代史的个案研究已经相当重视，并开始由政治史、经济史扩展到社会史、文化史和生活史。社会文化方面的个案研究，因为档案开放程度相对较高，资料搜集比较方便，大有方兴未艾之势。但是，在研究方法上相对不成熟，有价值的成果不多。有的研究只是满足于对个人经历的搜集整理，没有深入发掘其中的历史内涵，结果仅仅限于讲了一个故事，类似豆棚瓜架下的农家闲话，显然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个案研究的价值在于反映和表现历史生态的多样性和典型性，虽然进入门槛低，但要做好也是很不容易的，它要求研究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有见微知著的驾驭能力。并不是有任何材料都能作个案研究的，也不是每一个个案研究都能作出来的。如果个案研究没有与历史大背景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能够以小见大、以一见多，提供不出更多的历史信息，看不到流动的时代血脉，在历史长河中自我放逐，孤芳自赏，这就是出现所谓的“历史的碎片化”的问题了。
七、述史语言。历史叙述的著史写作，实际上就是处理客观性史料和主观性叙述的关系。史家的立场应该只对事实本身负责，秉笔直书，不偏不倚；述史语言要客观平实，简洁清雅，中正公允，避免使用预设价值立场的语言概念。在其他时段的历史研究中，要做到以超然的公正立场，评介人物、褒贬是非、持中而论，相对比较容易一些，而在当代史的治史中，要做到这些就要困难许多。除开政治原因和人际原因的各种利害因素外，从治史技术上讲，也有其特殊的复杂性，客观上存在一个语言转换的问题。
对当代史研究者来说，还需要从这套话语体系中跳出来，改用中性的学术语言进行思考和表达。其难度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许多名实不符的术语概念已经被严重泛化了。如“封建”一词就代表了各种落后、腐朽、反动的东西，囊括了制度、思想、习俗、文化、人物等各个方面，常见的有封建主义、封建专制、封建思想、封建迷信、封建婚姻、封建官僚、封建军阀等等。特别是在长期使用中，大家对“封建”已经形成了约定俗成的使用习惯。对于有这么广泛涵义的词，一时还难以找到可以替代的现成词语。对于此类语义朦胧的大字眼，可能都没有合适的对应词语，需要进一步分析和解构，以便用一组更为细化的词语表达它们的不同层面的意思。
二是这些政治术语概念都有着根深蒂固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构成了一套阶级斗争观念的价值体系，带有预设价值的特性。对于置身其中，仍还在使用这些政治术语的当代人来说，要跳出这座预设价值的语言框架，实属不易。如地主、资本家在过去阶级斗争年代都是被打倒的革命对象，剥削阶级的人格代表，是有着非常强烈负面价值的政治符号。当时很少有人会把它们与勤劳致富的农民、经营有方的企业家联系起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搞了多年的市场经济，社会上对这些话语概念的政治意义已经淡化了。在我们阅读历史档案材料时，对这些特定的阶级斗争话语必须注意，一不小心就会落入到既定的价值陷阱里面了。笔者曾指导一个研究生做“四类分子”问题的研究，他在论文初稿中曾引用当年的文件语言说，几十年来对“四类分子”的改造是有成绩的。这就是陷在材料里面去了，没有能够跳得出来。不仅年轻学子容易犯这类错误，即使有一定学力的成年人也同样在所难免。而且，对成年人来说，要跳出多年形成的已经固化的语言思维模式，可能会比青年人更有难度。
三是这些政治术语的概念内涵变动很大，需要在特定语境下考察其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流变关系，才能弄清楚所指的是什么。如对“左”和“右”的政治概念，过去所说的“左”是激进超前，“右”是保守落后，有着特定的预设内涵和标准的政治前提。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言：“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这里划分左、中、右的标准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线的。而现在所说的“左”是指顽固地抱着传统社会主义观念不放的人，“右”是指主张以人类现代文明普世价值为改革开放发展方向的人。这与传统的划分标准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其他学科或可以在一般政治意义上大而化之地使用“左”与“右”。但在历史研究和叙述上，必须要说明白“左”与“右”的言说者是谁？具体所指的人和事是什么？使用这些概念的特定语境是什么？这是不能简单笼统地从文献中引述过来的。实际上，如果对历史进行细致的考察，不难发现，在“主义”的“左”“右”之争的背后，隐藏着永恒的利益关系，这是比意识形态更具有刚性的力量。所以，在还没有形成法理型政治框架的历史时段中，政事和人事总是分不开的。要认识“主义”的力量究竟有多大，须从“圣人”史观走出来，把历史人物的作为放到人事和政事的恩怨纠葛中进行判断，以常情常理的心态，抱以同情的理解，用同一个价值标准衡量是非曲直，否则很难做到持平而论。
八、史观澄明。史观是如何认识历史的基本观念。上述叙事语言的中正平直问题，看起来是学术语言的解构和建构的问题，在深层次上则是历史研究的史观问题。不同的历史观，具有不同的观照历史的视角和审视方法，有着不同的历史参照系和不同的历史叙述语言结构。如全球史观是以人类历史整体为历史坐标系，考察人类从区域发展到全球化发展的历史；文明史观是以人类文明演进为历史坐标系，考察人类文明从低到高的历史演进；现代化史观是以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迁为历史坐标系，考察向民主化、工业化为核心的社会转型的历史。其他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史观、人道主义史观等等。缺乏史观的澄明，历史研究就会陷于材料的堆砌，甚至让相互矛盾的材料牵着鼻子走了，得不出有益的历史结论。
在当代史研究中，过去长期是阶级斗争史观的一统天下。阶级斗争史观在理论上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如毛泽东所言：“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这是阶级斗争的胜利者对阶级斗争史观的一个简约化的权威解释。
作为认识和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阶级斗争史观并非一无是处，但其解释力褊狭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学界对此诟病多多，不一而论。依笔者所见，在庞大的历史客体面前，任何史观可能都会有其认识的局限性，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摆脱历史功利主义的影响。
当代思想家顾准曾言：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在政治化的社会中，历史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政治的婢女。过去流行的让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做法，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演化成不惜曲解和编造历史以附会现实政治需要的“影射史学”，它是历史功利主义的极致表现。当代史研究受历史功利主义影响最大，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神鬼史观的滥觞。
与“为尊者讳”的传统史学陋习相比，神鬼史观是一种两极化的思维方式，把褒扬的正面人物神圣化，把贬损的反面人物妖魔化，更具有极端道德化的绝对色彩，是阶级斗争史观的极致表现。这种思维方式脱胎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在阶级斗争中，把自己作为正义和真理的化身，把对手作为邪恶和悖谬的象征，可以塑造出一种强大的道德力量，有助于进行革命动员。但作为客观性的历史研究，则需要把正反双方都放在同一架天平上衡量，这就有一个如何“去魅化”的问题。在当代史中，不仅阶级斗争异常激烈，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而且革命阵营内部的路线斗争也同样激烈和频繁。在阶级斗争的双刃剑下，神鬼史观被赋予了政治实践的基础，对人们的历史观念的影响非常深远。
现在不少学人已经意识到史观的问题，也有力求客观地反映历史的努力。但是，要真正实现史观的转换，是并不容易的事情。往往是形式上转换了，骨子里还是旧的。以笔者所见，在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再回顾那段已经远离了的阶级斗争年代的历史，只有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才能够对历史上的人和事抱有同情的理解。在史观的转换中，也是有着人道主义的立场问题。如在以现代化史观审视历史中，有的学者是见物不见人，有国家无社会，食洋不化地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图解中国当代史，甚至把上世纪的大饥荒都说成是国家工业化的必然代价。这就太过分了。
对于中国当代史的复杂性来说，要从长期过度泛化的阶级斗争史观的狭隘视界转换出来，这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就能做到的，还需要学界同仁的不懈努力，批判性的借鉴和与时俱进的创新同时并举，微观的实证研究与宏观的理论建构相互结合，积沙成塔，集腋成裘，共同打通当代史研究的学科路径。
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历史是一门科学。科学是人类探究真相和追求真理的活动。在追求客观真实的意义上，历史与其他科学是一样的。历史学作为一门探求真相的学问，并不是仅仅为了满足人们求知的好奇心，更是追求真理的前提条件。人们只有立足在真相的实在性基础上，才能够开展探求真理的活动。虽然，人类活动不像在实验室做实验，发生条件是不可控的，历史没有可重复性。但是，历史并非没有规律可循。只要是社会历史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同样的历史性问题将会不厌其烦地一再出现。比如，在专制政体下，最高权力的代际继承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的体制性死结，一朝天子一朝臣，始终跳不出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律。
20世纪初，梁启超首倡新史学，诟病中国“文以载道”的著史传统，往往是“文道两伤”。倡导国人做纯客观的研究，“为历史而治历史”，“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坚决反对把历史当做政治工具。他说：“我们若信仰一主义，用任何手段去宣传都可以，但最不可借史事做宣传工具。非惟无益，而又害之。”梁氏之言，历久弥新，在今天读来，仍有深刻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