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摄影中的影像构建》，[美]安妮·莱顿·马索尼 、[美]马尼·欣德曼著，范筱苑、刘冰心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20年5月版，88.00元
《中国当代摄影四十年》，[美] 巫鸿著，浙江摄影出版社，2020年1月版，376页，398.00元
另一部关于中国当代摄影的历史回顾的著作可以让我们在中国语境中延伸上述思考。艺术史家和策展人巫鸿编著的 《中国当代摄影四十年》（浙江摄影出版社，2020年1月）是2017年三影堂同名展览的摄影图册，该展览是对中国当代摄影的一次整理与回顾，图册收录近两百位中国当代摄影艺术家近六百幅作品及艺术家个人简介，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当代摄影历史。策展人巫鸿撰写的“前言：中国当代摄影四十年”虽然篇幅不长，但是作者以艺术史家的目光梳理中国当代摄影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为我们从中国当代摄影的视野中思考历史与图像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份清晰、简要的学术文本。其中所谈到的历史事件、社会改革潮流、图像文本、公众记忆、团体机构现象等议题既是一种历史性描述，同时在对中国当代摄影的历史回顾中触及到一些连结当代史研究与当代摄影的重要节点。巫鸿首先谈到了“当代摄影”的概念定义，他认为“‘当代摄影’是一个国际通用但不具备共同定义的概念。有的西方美术馆以历史事件（如二战结束）作为‘当代’的时间底线以建立收藏和策划展览，有些研究者则以摄影技术和摄影观念的发展为基础思考这门艺术的当代性。所有这些成文和不成文的定义都基于特定地区的摄影实践、学术研究和展览机构的历史经验和现状。”（第1页）在这里并没有把当代学术语境中复杂的“当代性”概念作为界定和阐释“当代摄影”定义的语义基础，而是非常直接地为该展览的“当代摄影”概念找到合理性依据——“基于特定地区的摄影实践、学术研究和展览机构的历史经验和现状”。因此，展览以1976年中国摄影的标志性事件和民间摄影团体与民间展览的出现作为中国当代摄影的开端，而无需顾虑1976年“四五运动”中的摄影事件的核心是纪实照片和普通人摄影行为的自发性和业余性。“被称为‘四五运动摄影’的历史图像保存了人们对这个事件的记忆，在当代中国的一个关键历史时刻起到了重要作用。”（第2页）在这里展开的历史与图像研究仍然属于传统性质的，很难说已经接触到 “当代摄影的图像建构”的当代性问题。然后是从1976年至1979年的民间摄影社团和非官方摄影展览的崛起，前者的民间社团性质反映出“文革”刚结束的时候社会力量的自发复苏，后者表现出在摄影作品的生产与传播中的自主性与独立性，这些事件作为中国当代摄影的起点无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当代摄影在中国的诞生与全能政治对社会管控的变化和艺术从政治禁锢中获得最初步的解放紧密相关，当这些摄影者在组织化和唯政治性的摄影生产之外获得行动空间和能力的时候，他们镜头下的日常生活图景和突破政治禁锢的审美意图构成新的影像视觉经验，这一开端的设置实际上已经预设了当代摄影在历史叙事中的重要位置。在接下来的“摄影新潮（1980-1989年）”阶段中与历史图像学研究密切相关的是纪实摄影。“经过这个学习和吸收西方摄影风格的‘多样化时期’，纪实摄影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成为新潮运动的主流。与美国三十年代的纪实摄影运动类似，八十至九十年代的中国纪实摄影作品也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它们的内容、形式和手法服务于摄影家们为之献身的社会改革潮流。……大约同时，由于中国城市的爆破性发展，越来越多的纪实摄影家将镜头聚焦于剧烈变化中的都市景观。拆迁场地的废墟、市场经济和西方文化的涌入、变动中的城市人口和都市生活等等，都成为纪实摄影的常见题材。”（第3页）值得思考的是，与美国三十年代纪实摄影作品早已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图像史料相比，过去三十年的中国纪实摄影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的作用仍有待重视和挖掘。在这里或许可以插入一个重要议题：当代摄影在某些方面与大众史学（或公共史学）的内在关系。所谓大众史学的关键起因就现代生活与文化的发展使人类对过去历史的认知和思考普及化，与历史记忆的建构相关的许多过程、体验和传播现象再也不是历史学家能够垄断的事情。早在1931年美国历史学家贝克尔（Carl Lotus Becker ，1873-1945）就提出“人人都是历史家”（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的观念。当时贝克尔还只是更多从个人生活体验与社会共识的建立等朴素的经验层面上论述和强调了这个问题。随着历史知识越来越成为大众文化的消费对象，学院之外的非专业历史叙事的传播迅速发展，七十年代以后在美国出现“大众史学”（Public History）的史学分支概念和专门的杂志，关于大众史学的研究渐受学界重视。大众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就是随着视觉图像的传播与普及，使历史知识的可视化成为公共文化的典型现象，不仅是以历史读物的图文并茂吸引着大众，更重要的是在大众的历史知识与想象中，视觉图像往往比文献记载更为普及，成为大众的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在今天没有接受过任何历史学教育的普通大众中间，他们关于世界历史的知识建构和个人记忆往往不是来自文献阅读，而是来自大众文化中的视觉图像，这就是所谓读图时代中的历史教育。在画报、绘本、广告、影视、商标、礼品等等载体上出现的世界古迹、名胜及名人图像成为潜移默化的历史教科书。从历史图像学研究来看，这种现象是“历史的图像叙事”的重要研究论题，包含有图像学、历史学和教育学等多种因素。接着下来，从最宽泛的当代摄影视野来看，当代科技、媒介手段不但给与当代摄影家带来摄影观念、图像建构等方面的可能性与空间，同时也给大众带来图像生产与传播的可能性与空间。可以说，今天网络与手机时带来图像制作、传播的大众化彻底改变了图像生产与传播的垄断性，不仅在每时每刻都有无数的图像诞生，而且在无数的突发事件中往往都是由普通人拍摄的图像成为历史现场的第一见证。这是大众史学的突出现象，纪录突发新闻与历史记载融为一体，例如美国“911”事件现场民众拍摄的照片。因此，当代摄影语境中的图像建构其实不仅仅是专业的，同时也是属于大众的。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摄影与大众史学和历史图像学之间可以建立起真实的联系，历史图像学的开放性、现实关怀以及面向未来愿景的学科目标使它必须认真研究当代摄影中的大众图像生产与传播，也就是说历史图像学的大众面向、当代面向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是交织在一起的。巫鸿在“前言”中继续谈到在1990-2006年的实验摄影，摄影与前卫艺术的关系极为紧密，这是与西方当代摄影中的影像建构在观念上和实践上都紧密接轨的阶段。从2007年至今，在该展览中被称为“实验性摄影机构的发展”的阶段，突出性标志是当代摄影的大型展事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型摄影节以及大量的个展和群展中的实验摄影的迅猛发展，相关图像文本的出版、研究与批评的风气、商业与展示机构的运作等景观表明中国当代摄影“开始从实验摄影家及批评家的小圈子中走出来，参与到全社会的文化生活和艺术教育之中。与这个变化同步，新的摄影展示场地、商业渠道、研究中心和批评研究陆续出现，表明中国当代摄影进入了一个新的、机构化的阶段。”（第5页）这既是摄影史的叙事，实质上也是中国当代史叙事中的一个侧面，从而应该思考的是在当代史研究中不应缺失中国当代摄影的视觉经验，并且应该重视这些另类的视觉经验所带来的“图像证史”的新的或潜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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