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开放社会来说，熟知其过去是极为重要的。操控历史是20世纪的封闭社会——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的一个共同特征。操纵过去是最古老的知识控制形式：如果你掌控着对过去发生之事的解释（或纯粹是欺骗）权，那么现在和将来便任凭你摆布了。所以，确保国民对历史的了解，纯属民主的审慎。”当同行蒂莫西·斯奈德问朱特如何看待历史知识和对当代政治的意识之间的关系时，朱特如是说。
01
忽视过去并不是我们最大的危险
斯奈德：我想问问你，历史知识和一种对当代政治的意识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认识历史的一个理由是，你可以避免某些错误。
朱特：事实上，我认为忽视过去并不是我们最大的危险 ；当前特有的错误是对它的无知引用。拥有政治学博士学位，且担任过斯坦福大学教务长的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曾援引美国对战后德国的占领来为伊拉克战争辩护。究竟对历史多么无知，才会做出这样一个类比？假定我们要想为当前的公共行为辩护，就必须要利用过去，那么真正认识历史的理由便是无法回答的。国民越是见多识广，就越不可能被欺骗说要为了当前的错误而滥用过去。
在这里，我担心的是“进步”史学的教诲。在我们小时候——当然，是我小时候和我设想的你小时候——历史便是一堆信息。你是以一种连续而有条理的方式——通常按照一个年代顺序——来学的。这一训练的目的是给孩子们提供一幅他们所继承的世界——在时间上回溯性——的精神地图。谁要是坚持认为这一方法是不加批判的也没有错。但用过去只是一系列需要纠正的谎言和偏见——譬如是一些有利于白人和男性的偏见，是关于资本主义或殖民主义的谎言，等等——这样一种直觉，来取代堆砌史料的历史，则是一种更严重的错误。
你不能这么来教孩子们美国史：人们普遍认为内战跟奴隶解放有关，但哈哈！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它实际上完全是跟别的东西有关。坐在前排的那些可怜的小家伙们都面面相觑，问道：“等等，她在说什么？什么是内战？它什么时候发生的？谁打赢了？”
这些意在——我们可以大度些——帮孩子和学生们形成他们自身判断的所谓批判方法，其实是弄巧成拙。它们种下的是混乱而非洞见，而混乱乃是知识之敌。在任何人——无论是孩童还是研究生——能够沉浸于过往之前，他们都必须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件的前后经过和产生的后果。相反，我们却培养了两代彻底丧失共同参照系的公民。结果，他们对自身社会的治理做不了什么贡献。历史学家的任务——如果你愿意这样来思考的话——在于提供知识和叙事的维度，没有这一维度，我们无法成为一个完整的公民。如果存在一种历史学家的公民责任的话，那么这就是了。
朱特：它们是同父异母的姐妹——因此，她们相互憎恨，但同时又有着足够多的共同点，使她们无法分离。而且，她们的争吵局限于一份她们既无法放弃又无法分割的遗产。
记忆更年轻，也更有魅力，她更容易引诱别人和被人引诱——因此她交游更广。历史则是姐姐：有点儿消瘦、朴素和严肃，她喜欢回避而不是参与无聊的闲谈。因此，她是一位政治上的壁花（wallflower）[1]，一本留在架子上的书。
如今，有许多人——出于一片好心——模糊和混淆了这对姐妹。比如，我想到一些犹太学者，他们援引犹太人长期以来对记忆的重视：记住（zakhor）。他们强调，一群无国籍者的过去始终有被他人出于自身的目的而加以记录的危险，因此记住过去是犹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这话不错，我自己也颇有些同感。
但在这一点上，记住过去的责任和过去本身被搞混了：犹太人的过去和那些适用于集体记忆的东西混为一谈了。因此，尽管有几代犹太历史学家的杰出工作，但关于犹太人过去的选择性记忆（苦难、流放和受害）还是和对共同体的回忆性叙事融为了一体，并成为历史本身。你可能会惊讶于在我认识的受过教育的犹太人中，居然有那么多人相信他们的“国家故事”，这表现为，就算告诉他们关于美国、英国或法国的类似的神话，他们也始终不以为然。
这些神话如今作为对以色列国的公开辩护而被列进了官方记载当中。这并不是什么独一无二的犹太式缺点：像亚美尼亚这样的小国，或像希腊、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等那样的现代巴尔干国家，都是在类似的神话叙事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这里所牵涉到的敏感之处在于，这使得还原真实的历史变得几乎没有可能。
但我深信历史与记忆之不同，也深信让记忆来取代历史是危险的。历史不可避免地体现为一种记载，它无止境地对新旧证据进行重写和重新检测，而记忆则适用于公共的、非学术性的目的：一个主题公园，一座纪念馆，一座博物馆，一幢建筑物，一套电视节目，某个事件，某个纪念日和一面旗帜。这种对过去的记忆性呈现必定是片面的、粗线条的和有选择性的；编排这些记忆的人迟早得告诉人们片面的事实，甚至是彻底的谎言——有时是出于善意，有时则不然。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它们都不能替代历史。
因此，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里的展览并不是对历史的记载或为历史服务。它是被有选择地挪用的记忆，被应用于一个值得称道的公共目的。在抽象层面上我们可能会予以认可，但至于结果，我们就不要自欺欺人了。如果没有历史，记忆便容易遭到滥用。但如果历史是第一位的，那么记忆就有了一个它可以发挥作用并得到评判的模板和向导。那些对20世纪史有过研究的人可以参观一下大屠杀纪念馆，他们可以思考呈现给他们的都是什么，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对之加以评判，并带给其一种批判性的智慧。在这一点上，该纪念馆服务于一个有用的目的，它将它所记载的记忆跟观众头脑中的历史并置在了一起。但那些仅仅知道正被展示的东西的观众便（且大多数时候如此）处于不利地位：由于切断了跟过去的联系，他们被填鸭式地塞进了一个他们没有能力做出评判的说法。
斯奈德：我想知道，是否历史学家的职责便在于拒斥那种彻底的行动自由的要求，这种自由事实上伤人伤己，并为政治上的不自由铺平了道路。有一些东西——即障碍——是我们都需要知道的。就像房间里的家具。
朱特：我不敢苟同。你我并不是给房间布置家具的人——我们只是给它贴标签的人。我们的职责是告诉别人：这是一张木结构的大沙发，而不是一张塑料桌子。如果你认为这是一张塑料桌子，那么你不仅犯了一个分类错误，也不仅每回碰到它时都会伤到自己，而且你是在以错误的方式使用它。你会在这个房间里生活得很狼狈，而你没有必要在这个房间里生活得如此狼狈。
换句话说，我深信，历史学家在这里并不是要重述过去。我们给过去重贴标签，不是因为我们对如何看待“家具”这个门类有了新的想法；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对正在探讨的家具属于哪一类别有了一种更深的理解。一件被标为“大橡木桌子”的家具可能并不总是这样来标记。必定有那么一些时候，它对人们来说意味着另外的东西：比如橡木在过去可能是它如此毋庸置疑的那一部分，因为每一样东西都是橡木做的，没有人会专门提到。但现在，橡木更常被人谈到，因为这是一种不寻常的材料。所以我们正讨论的是一张大橡木桌子，我们的职责便是标明重点。
斯奈德：我想你是对的，这是给家具贴标签。或者，它也许更像是通过留线索来开辟道路。你知道的，有点儿像在欧洲的公园里，这些路都是有指示牌的。有人已经过去了，他们在每第50棵树上标了个红色的叉或一个绿色的圈。如果你是顺着标有绿圈的那条路走，那你就跟着这些树，以此类推。无论你是否喜欢，这些树都一直在那里，但这些路却是被创造出来的：那里可能还有其他的路，也可能无路可走。但如果没有某条路，你就无法看见森林。一定要有人在那里标明去路。
朱特：我喜欢这个比喻，只要我们将其理解为是由我们来标明去路的话，但我们无法强迫人们接受它。
斯奈德：有无数条路可以通过这片森林，有实际的，也有潜在的，有标好的，也有没标好的。过往塞满了东西。但如果你不找条路穿过它，而只是盯着地面寻找驻足之处，那你就没法欣赏这些树。
朱特：我可以卖弄一点儿说，我们应当这样来考虑：首先是教人们认识树木。要是人们不知道树是什么，他们就不应当踏进森林，即便有了已经标好的路。接着你教他们，许多树一起组成了一片森林。然后你教他们，看待森林的一种方式——但还有其他方式——是把它视为一个能包含许多条路的地方。
接下来，在你承认还有其他路——尽管在你看来那些路不太令人满意——的同时，指明你（历史学家）觉得哪一条路是穿越这片森林的最佳路径。只有在那时，你才有可能自由地将这些路径给“理论化”：它们是不是为人类的创造物，它们是否扭曲了森林的“自然”面目，等等。我的担忧是，我们越来越多的年轻同行已对单纯的对树木的描绘感到厌倦了，他们从教导路的成因中得到了最大满足。
对所有想了解当代历史学家想跟人们说些什么的人来说，本书都是必读。它也是全球学术界文明对话的模板。这本书展现了，历史学家能够探入他们自己的设想，检视 他们所认定的事，看到他们自己的人生被他们所生活的世纪一次又一次塑形的方式。这是对一个非凡的人和他所力图争取的生活颇为相称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