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是五一劳动节了，为了这个假期，这一周我们不得不连续劳动了六天。
今天与大家分享一篇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所写的关于工作的文章。托尼·朱特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于世，其著作《战后欧洲史》被誉为“短时间内无法超越的伟大著作”。在这篇文章中，朱特回忆了自己在成为历史学家之前做过的一些工作，后来走上学术道路的过程，也谈到工作的含义在历史中的嬗变对于时人的影响。
朱特在文中提及马克思的女婿保罗·拉法格写的《懒惰权》，拉法格在文中说：“如果工人阶级必须根除身上的使他们堕落的恶习，使出全部气力站立起来，这不是为了争取人权，因为那只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权利，不是为了争取劳动权，因为那只是贫困的权利；而是为了争取制定一项禁止人们每天劳动三小时以上的铁一般的法律。到那时候，古老的大地将会快乐得发颤，感到一个崭新的世界正在自己的身上诞生……”毫无疑问，到目前为止，古老的大地尚未快乐得发颤：劳动节最早是为纪念1886年美国芝加哥劳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被警察武装镇压的干草市场事件而设立的节日。而2021年的劳动者们能够在八小时后按时下班已经谢天谢地了，996被吹捧为“福报”的当下，拉法格所说的三小时工作制简直像是天方夜谭。
成为历史学家一直是我的梦想。12岁我便开始计算需要多久才能攒齐做历史学家所需要的文凭。历史学家如何谋生？彼时我家见过的唯一例子是A. J. P.泰勒（A. J. P. Taylor）——不过虽然我当时心想，他谋生应是靠着他优雅的电视讲座，却没有臆断说大部分历史学家可以这样来糊口。一个人如何将历史经营成“事业”？事业这个东西难道真能“经营”？难道能制订计划，从青春期就开始奋斗？难道奋斗了就会成事？成不了事又当如何？虽然学历史也可能会有未来，但在抵达未来之前，我首先得挣钱。
我的第一份工，是在伦敦的W. H.史密斯书店唱片部找到的：因为年仅14岁，人家只许我在星期六工作。这份工作最吸引我的，是17岁的阿普丽尔。她管理柜台，且容貌酷似在音乐评级秀节目中因为对一首流行歌做出了“我给五颗星！”的评价而在英国红极一时的贾妮丝。
当时我们仍处在前披头士时代（BBE），唱片架上尽是些模仿猫王的昙花一现之辈。美国本土歌手——基恩·文森特（Gene Vincent）、艾迪·柯克伦（Eddie Cochrane）——普遍比苍白无力的英国同行（比如亚当·费斯之流，而克里夫·理查德即使在当时都已经是个笑话）高明一些。爵士爱好者还很少，民谣几乎无人知晓——至少在我工作的帕特尼高街上是这样。当时已是1962年，音乐却仍停留在50年代。
Gene Vincent Crazy Times
四年后，因为考上剑桥大学，我提前离开了高中，决定以打工的方式抵扣花销，乘货轮去以色列。货轮预计要经过贯穿汉堡以北几英里处的荷尔斯泰因半岛的基尔运河。这不定期货船没有固定的船期和停泊港——当我抵达基尔的港口时，“先锋者” 号（取道波兰的格但斯克而来）尚无踪影：这是“意料中事”。我在当地一家旅店找了间房，每隔几小时去港口和那里的船闸查看。
基尔十分萧条。战争破坏虽已平复，结果却修出了一座——战后联邦德国普遍如此——毫无历史感可言的单调、无趣的城市。旅馆不欢迎我：翌日早饭后就把我赶走了，至黄昏之前都不准回去。我的钱被同屋的人偷走了；夜晚在栈桥上等待随潮汐而来的大船时，只能用肉肠三明治果腹——这还多亏了一个摊贩的好心。终于，“先锋者” 号在波罗的海的迷雾中缓缓现身了。有那么一会儿，我在风中耸着肩驼着背，把自己想象成马塞尔·卡尔内（Marcel Carné）电影里的人物迦本，兴许是《雾码头》（Le Quai des Brumes）里的。
《雾码头》剧照
船长满腹狐疑地与我打了招呼。我的确被列在了他的装船单上，但对自己该拿我这个18岁的行脚僧怎么办，船长似乎没有一点儿主意。“你会做什么？”他问我。“嗯，”我应道，“我会说法语、德语和一点儿希伯来语”——倒像正在翻译事务所里应聘一份短期职务。“我也会，这有什么难的？”他轻蔑地回答。我被领去自己的客舱，被交代说翌日早晨去轮机舱报道。接下来的四个星期，我每天在震耳欲聋的轮机舱当朝八晚四的班。海上交通工具的柴油机大体无须人工管理：所以每次只有一个工程师当班，监督各项仪表盘、杠杆——还有我。机身上会排出厚厚的一层油脂。我的责任就是把它们清理干净。
头几天，我在擦拭柴油锅炉和在北海强劲的暴风雪中冒雪呕吐之间两头忙。最后，我好歹适应了。我别无选择——无论如何我都无法胜任甲板上的工作。水手长（一个阴郁的体态如坦克一般敦实的矮个以色列人）倒是有一次在强风雪来袭前，让我到甲板上把几个大桶滚到遮蔽处。结果我推不动，又被遣回甲板下劳作了。在航行的最后一晚，船长将我叫去，没好气地对我承认了他的诧异：“我没想到你竟能坚持下来。”我也没想到，我默认道。
《摩登时代》剧照
在船上从事纯体力劳动，间或也有一定补偿。当小船在风暴与东大西洋的巨浪中颠簸时，我得以与大我几岁的三副一起在驾驶台上值夜勤，听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弄来的盗版流行音乐。在塞浦路斯，我被引荐给了“法马古斯塔最美的女士们”。是夜，船员们为了拿我（船上最年轻的一员）取乐，让我刮净胡须、穿起裙装，成为“‘先锋者’号上最美的女士”，起劲的程度简直令人疑惧。这便是我自己独一无二的“情感教育”。
归乡后我在苏塞克斯郡一个砖场工作时，对纯体力劳动的看法有了变化：它没有任何优越之处。又脏又累，且报酬少之又少；使人有理由且也忍不住要去逃避监督、偷工减料、勉强敷衍。于是我很快离开了砖场，改去驾驶：这份工作需要一定技术，虽然薪酬同样很低，但至少给了我自由和空间。1966年至1970年，我开着车，送过地毯、仓库用品以及家用物品。
回首在伦敦南部往来送杂货的日子，我突然意识到人们当时的需求是多么俭省。一个典型的家庭一周的需求量只有两小盒。其他日常需求都由主妇在附近的蔬果店、乳品店、肉铺和禽类站解决。大部分人不知超级市场为何物。扫货根本没意义：多数人家冰箱都很小，有些人家根本没冰箱。我开着绿色莫里斯牌小面包车，车身傲然印着食品商的家族姓氏，跑一次就能送两打客户。如今，通常去一次大卖场便能用整周所需把小莫里斯给装满。
20世纪60年代的最后两个夏天，我又抛弃了驾驶去当导游，陪美国大学生游西欧。报酬一般，却另有好处。那个年代，家境良好的美国女生是不会单独出国的；家长们要奖励女儿大学毕业，更愿让她加入一群志同道合的女伴，由一个可靠的保护人陪着在欧洲度假。
我加盟的公司号称只招牛津、剑桥的大学生：人们何以觉得我们尤其适合陪同多时可达40人的异性大学生群体度过长达9个星期的假期，这点令人百思不解。团里所有女孩不是刚毕业就是还在念大学，且没有一个曾踏出过美国本土半步。即便是欧洲最出名的几处（巴黎、伦敦、罗马），对她们来说也是完全陌生的。
© Martin Parr
我们下榻琉森湖畔的沃斯塔特霍夫景观酒店的一天，清晨五点，我被一个惊恐万状的客人叫醒了。“快来——有人硬要进莉兹贝斯的房间！”两层楼之下，夜巡门卫正气冲冲地擂着卧房门，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一个人的名字。我将他拉到一边，禀明身份，获准进入了房间。站在床上的莉兹贝斯穿着很有限的衣服。“他要杀了我们！”她压低嗓门说。我们？她指向一只衣橱，从衣橱里走出一个只穿着内裤的金发青年：酒店的副厨。“他要找的是我。”男孩怯生生地操着德语说。我把情况给招待他的美国人解释了一遍，她彻底懵了。“有些男人，”我澄清说，“喜欢男人。” 莉兹贝斯置自己半裸的状态于不顾，面露厌恶地瞪着我说：“我老家比洛克西就没有这样的男人。”
那是1968年7月。是月，我们又去了慕尼黑，我请我们的德国巴士司机带我们去达豪集中营旧址。霍斯特断然拒绝了：没什么好看的，他向我保证，不过是美国人的宣传罢了。当时，犹太人大屠杀和纳粹集中营还不是全世界道德谴责的众矢之的，而美国密西西比州也还没有同性恋。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位于剑桥大学中心地带的蓝猪宾馆负责供应早餐，从早晨五点半做到午餐班组上岗。厨房里没有异性员工，不然倒是个课外约会的好地方。就像“整改时期”被送去锅炉房的捷克知识分子一样（但我是心甘情愿的），我发现这个工作相当有利于认真阅读。在为旅行推销员和来访的家长烤吐司、煮咖啡、煎鸡蛋的间隙，我读了许多博士论文所需的背景资料。只要操作熟练，制作快餐不仅允许沉思，甚至能促进沉思。
相反，那些穷学者迫于生计不得不在课外做的死活计——高中历史辅导、课外讲座、试卷批阅（我都做过）——既费神，从中又得不到一点满足。你可以一边拉一车地毯满城郊跑，一边思考复杂的问题；然而争分夺秒地逐页批完试卷后，就没有多少干别的事的余地了。
从蓝猪出来后，我直接进入剑桥国王学院任职。而那职位也并不是非我莫属的：我在所有已应聘院校的选拔中都败下阵来，要不是国王学院相救，我的事业生涯也许会面目全非。这个意外的惊喜结果帮助我看到了职业走向的无定：所有已发生的事，都可以不那么发生。
托尼·朱特 ©Gina LeVay/Redux
我倒也不认为自己的余生会在蓝猪里烤吐司，或到处去送地毯，或在清洗柴油机中度过。陪年轻女士逛欧洲也不太像是我会去发展为职业的事，无论它多么诱惑人。但看起来我极可能会无限期地倚仗这些工作中的一件或几件来过活——这一可能的前景，令我对因机遇或运气因素而不得志的人，尤其能感同身受。
我们仍然被奴役于工业时代的观念下，认为一个人的价值应由他的工作来体现，然而这在当今的主流人群中已明显不再属实。倘若我们非要重弹19世纪的老调，不妨想想“懒的权利”：一篇马克思的女婿保罗·拉法格在1883年无意中写就的具有前瞻性的小散文，暗示了现代生活会提供更多通过闲事和爱好来体现个人价值的机会。职业本身则会如人所愿，扮演一个越来越次要的角色。
我最终做到了自己一直想做的工作，且用它赚来了钱。多数人则没有那么幸运。大部分工作也都很枯燥：既不能丰富一个人又不能巩固一个人。而且到头来（正像我们维多利亚时代的先人那样），我们又一次将失业看作丢脸的处境：一种类似性格缺陷般的丢脸处境。博学的高薪人士特别喜欢教导“福利皇后”们，说经济依赖是道德败坏，公众福利有其不妥之处，艰苦工作又是多么高尚的品德。什么时候他们也该去艰苦工作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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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 托尼·朱特 译者: 何静芝
出版: 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
◆列选《纽约时报书评》年度瞩目之书
◆一部映照世纪浪潮的知识分子回忆录
◆托尼·朱特最私人的回忆录，新增朱特之子关于父亲的纪念长文
本书是托尼·朱特罹患“渐冻人症”后口述的回忆录。在一个个无法动弹的寂静黑夜里，朱特以空间为线索搜索、整理了过往的记忆，筑成了一栋“记忆小屋”。他坦言，病中的写作基本上来自对记忆小屋的夜访。他有时关注小事，描写祖母的犹太料理、伦敦的绿线巴士、瑞士的小火车。有时放眼大千，论及西欧战后一代闹剧式的革命，时代的思想禁锢，以及自己对政治的观察与参与。这些文字在动人与锐利、私人性与公共性、具体发生的历史与身处其中的个体感受之间穿梭，追索的既是一个历史学家的人生历程，也是20世纪的复杂历史。
五月可期待新书▼
支配与抵抗艺术：潜隐剧本
作者: 詹姆斯·斯科特 译者：王佳鹏
出版：三辉图书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
作者: [美]乔纳森·克拉里 译者：许多、沈清
出版：三辉图书 | 南京大学出版社
编辑|艾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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