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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常以中国汉代与西方罗马相拟，然二者立国形势实不同。中国汉代乃一组织的国家，罗马则为一征服的国家。汉王室虽起于丰沛，汉国都虽建于长安，然非江苏人或陕西人攫天下而宰制之，实系中国全国民众之共同结合，组织一中央政府，设首都于长安，而拥戴刘氏为天子。当时所谓“关东出相，关西出将”，明由全国各地人才，操使全国之政柄。不仅服官从政之机会公开于全国，他如教育、兵役、赋税各项权利义务，莫不举国平等，彼此一致。故知中国汉代之大一统，乃由一大平面向心凝结，此乃一种行使人才政治之“文化国家”。
罗马建国则绝不同。彼乃以罗马一城当中心，向外放射，征服各地。故罗马疆域，虽包有西班牙、希腊、北非、西亚。然决不能谓罗马帝国乃由西班牙人、希腊人乃至北非洲人、西部亚细亚人与罗马人共同组织之。实乃由罗马人征服各地而统治以军队，又朘吸此各地之财富，以为此庞大军队之供养。故知罗马版图乃由一中心向四围放射其强力而造成。此乃一种行使武力统制之“侵略国家”。
罗马与中国汉代，实世界人类建立大群国家之两型，亦即现世界中西两大文化性质互异一特征。
中国为一行使人才政治之文化国家，此自两汉以来，隋、唐、宋、明迄于今兹莫不然。西洋为一行使武力统制之侵略国家，亦不仅于罗马，近代如拿破仑、希脱勒，所力征经营者皆是。即彼所谓新兴民族国家，以自别于中世纪之帝国者，几莫不占有国外殖民地，而以武力统制，又朘吸其财富以供养其武力。又何莫非罗马之遗型？又何莫非以武力统制之侵略国家乎？
故中国民族之创建其国家，有一特性，即“对内曰团结，对外曰和平”。然中国民族之对外和平，亦非不能有扩展。中国民族最先立国，乃在黄河中流之两岸；寖假而展扩及于长江，又寖假而展扩及于辽河与珠江；又寖假而展扩及于黑龙江与澜沧江。中国民族之和平伸展，骎骎乎有自文化国家渐趋而达于“文化世界”之境之势，治国平天下，此固中国民族自古已有之理想抱负。
——《文化与教育》
大凡一个国家或民族，能维持一长时期的历史，到数百年或千年以上，并能有继续不断的发展与进步，即此可证此国家与民族，必有其一番潜在深厚的力量存在；必有其获得此项成绩之主要原因，为其历史发展与进步之所以然。我们最要者，当上察其政治，下究其社会，以寻求此潜力所在。关于政治方面，我已在上次讲过，此讲继论社会。中国社会坚韧性最大，持续力最强，故能延续迄今有四千年以上之悠久传统。而且又是推拓力最大、融化力最强。故即就目前世界论，中国社会依然最广大，能伸展到世界每一角落去。
——《中国历史研究法》
然则中国社会，自秦以下，其进步何在？曰：亦在于经济地域之逐次扩大，文化传播之逐次普及，与夫政治机会之逐次平等而已。其进程之迟速不论，而其朝此方向演进，则明白无可疑者。若谓其无清楚界线可指，此即我所谓国史于和平中得进展，实与我先民立国规模相副相称，亦即我民族文化特征所在也。
——《国史大纲》
在古代封建世袭，天子之子为天子，公之子为公，卿之子为卿，大夫之子为大府，做官人有一定的血统，自然不会发生有此问题。但到秦汉时期便不同了。封建世袭制度已推翻，谁该从政，谁不该从政呢？除却贵族世袭外，首先令人想到军人政治；谁握有兵权，谁就掌握政权，支配仕途。但汉代又并不然。其次令人想到富人政治；谁有财富，谁便易于入仕，易于握权，但汉代也不然。……贵族集团，同时便是官僚集团，仕途仍为贵族团体所垄断。这在西方，直到近代还见此制。中国则自汉武帝以后便变了。……汉代的选举制度，历史上称之谓“乡举里选”。当时各地方时时可以选举人才到中央。……这一制度，又由分区察举，演进到按照户口数比例分配，制为定额。那时是郡国满二十万户的得察举一孝廉，由是孝廉只成为一个参政资格的名称……又由郡国察举之后，中央再加上一番考试。这一制度，于是会合有教育、行政实习、选举与考试之四项手续而始达于完成。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