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三）
于 沛
三、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新纪元
1.唯物史观学习热潮中的中国史学
1954《历史研究》创刊时，郭沫若为创刊号撰写了《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发刊词。发刊词不仅明确指出了新中国历史研究的具体任务，而且旗帜鲜明地强调广大史学工作者要“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的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郭沫若还说：“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对全世界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因而世界人民特别是追求解放的人民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便感到莫大的憧憬，……我们须得满足内外人民的需要，把世界史上的白页写满，我们须得从历史研究这一角度来推进文化建设，促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广大史学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中，一些对马克思主义学说陌生的知名学者也积极投身其中。冯友兰回忆说：“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了，革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支持了革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人们深信，正是这场革命制止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军阀和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拯救出中国，重新获得了中国的独立和自由。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顾颉刚也曾坦言：“纵然我不能纯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至少可以跟着马克思主义者的足迹而前进。” 1949年，陈垣写“致胡适的公开信”， 5月1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他写道：“今年一月底，北平解放了。解放后的北平，来了新的军队，那是人民的军队，树立了新的政权，那是人民的政权，来了新的一切，一切都是属于人民的。我活了七十岁的年纪，现在才看到了真正人民的社会，在历史上，从不曾有过的新的社会。”
1955年《学习》杂志第四期发表了题为《必须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唯心主义思想》的重要社论。社论指出：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发展，工人阶级与反动阶级之间的斗争日趋尖锐和复杂。这一斗争是在经济、政治和思想领域同时进行的，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辩证唯物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1954年，史学界即已投入到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中，范文澜、周一良、任继愈、田余庆、齐思和、嵇文甫、郑天挺、孙秉莹、梁从诫等，以及北京大学等高校历史系师生纷纷撰文，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实用主义的史学方法论。这些批判涉及如何运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如何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如何认识历史前进的动力，以及如何认识历史矛盾运动的规律性等。批判唯心主义，是传播和学习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1956—1966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中，我们奠定了“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培养和积累了“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领域也得到长足发展，但同时也“遭到过严重挫折”。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这10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这主要是“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在包括史学的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错误的政治批判。如1957年批判雷海宗、向达、荣孟源、陈梦家等“右派分子”。将一般的不同认识问题，或不同的学术观点问题上升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用政治批判代替学术探讨，这不仅无助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而且带来了负面影响。
2．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和苏联史学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中国史学建设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学习苏联史学理论及其研究实践，这是和坚持唯物史观，清除资产阶级、封建主义史学的影响联系在一起的。学习苏联史学，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的基本国家政策决定的。1952年10月，中国科学院院长扩大会议，曾作出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加强学习和介绍苏联先进科学的决议》，要求加强研究苏联科学成果；翻译出版优秀的苏联科学著作；系统介绍苏联科学的最新成就，苏联史学自然包括在内。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史学界，特别是在年轻的世界历史学科普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热潮中，苏联历史学家的学术专著便成为理想的“教科书”，不仅适用于高等院校年轻的学子，而且也适用于广大教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通过苏联史学家具体的历史著作，进行唯物史观启蒙性和普及性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如简单化、概念化，以及教条主义、公式化等等，而且这些缺点和不足给中国史学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但是，这毕竟是中国世界历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中国世界史学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成绩是主流，这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建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1949年12月，苏联科学院为庆祝斯大林70寿辰，曾出版了一部纪念文集。文集内容之一是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莫斯科大学教授葛利科夫（今译格列科夫）撰写的《斯大林与历史科学》，中文单行本在195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主要是从历史理论方面，强调斯大林的著作对历史科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苏维埃历史学家们彻底地实现斯大林——伟大领袖和学者——底指示，乃是历史科学进一步繁荣底保证”。该书所阐释的重大理论问题，虽然多是在苏联历史的背景下展开的，但在很多方面又有历史矛盾运动中的普遍意义。
中文本的苏联史学家的著作，更多的还是对历史过程的实证性研究成果。例如，在世界古代史方面有：贾可诺夫著《巴比伦皇帝汉谟拉比法典与古巴比伦法解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4年；米舒林著《古代世界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代世界史大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司徒卢威著：《古代的东方》，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阿甫基耶夫著《古代东方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格拉德舍夫斯基著《原始社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格拉德舍夫斯基著《古代东方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塞尔格耶夫的《古代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科瓦略夫的《古代罗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卡里斯托夫、乌特钦科主编：《古代的罗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狄雅可夫、科瓦略夫主编《古代世界史（古代罗马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博克沙宁编：《世界古代史地图集》，上海地图出版社，1959年等。
在世界中世纪史方面有：柯斯铭斯基著《中世世界史》，开明书店，1951年；谢苗诺夫著《世界中世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54年；柯思明斯基著《中世世界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柯思明斯基著：《中世世界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谢缅诺夫著《中世纪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波梁斯基著《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梅伊曼著《封建生产方式的运动》，科学出版社，1956年；科斯敏斯基、斯卡斯金主编：《中世纪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
在世界近现代史方面有：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近代史教程》（5卷），人民出版社，1950—1955年；叶菲莫夫的《近代世界史》，人民出版社，1950年；迦耳金等著《现代世界史》，海燕书店刊行，1950年；叶菲莫夫的《近代世界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52年；叶菲莫夫著《近代世界史》（上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波尔什涅夫等著：《新编近代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祖波克等著《现代世界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科切托夫著《东南亚及远东各国近代现代史讲义》（3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
在世界通史方面，主要有尼基甫洛夫著《世界通史讲义》（3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10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1976年相继出版。此外，鲍爵姆金主编《世界外交史》（5卷），在1949—1951年，也由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后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鲍爵姆金、佐林、葛罗米柯等在六十年代主编的《世界外交史》增订第2版的中文本，计5卷10册。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苏联历史学家应邀来华讲学，并在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等高校，以及中央党校（当时称马列学校）开课，讲授世界通史、地区史或国别史，为培养历史系本科生、研究生做出贡献。1955到1957年，苏联世界上古史专家格拉德舍夫斯基等来华授课，在东北师大历史系举办了为期两年的全国性的“世界上古史研究班”，上海大夏大学副教授林志纯（日知）调往东北师范大学，作为研究班的中方指导教师，学员则来自高校从事世界上古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青年教师，如毛昭晰、刘家和、刘文鹏、周怡天、崔连仲等，后均成为新中国第一代世界上古史专家。
从中国世界史研究建设的长远目标出发，教育部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世界史，在1954年、1955年达到高潮。留学生大多从大学一年级新生中选出，经过国内短期俄语培训后，主要集中在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学习本科生课程。还有一些高年级同学被派遣到莫斯科大学学习副博士研究生课程。
3.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再批判
周谷城是我国史学界最先起来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学者之一。早在40年代，他就提出写世界史要分区并列，同时叙述，但又不排斥某一时期某一地区成为重点。他出版于1949年9月的3卷本《世界通史》打破了“欧洲中心论”，描绘了世界文化彼此交流和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他相继发表《史学上的全局观念》（1959）、《论西亚古史的重要性》（1960）、《论西亚古史研究的重要性》（1961）、《古代西亚的国际地位》（1961）、《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1961）、《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1961）、《论世界历史发展的形势》（1961）、《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的》（1981）、《世界是多元的整体》（1988）等论文，不断深化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周谷城强调指出：世界史不应以欧洲为中心，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只能是“欧洲史”，而不是完整意义的“世界史”。1961年，周谷城在论及“欧洲中心论的动摇与我们的希望”时指出：“今日各大学开设亚、非、拉丁美洲史，是具有斗争意义的。世界史书中如果也从正面叙述亚、非、拉丁美洲史，那便是新体系之一端。客观的历史正在改变之中；主观的历史亦必力求改变，以加速客观历史的大改变。否定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建立具有新观点、新体系的世界史的时候到了。”周谷城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并不是置事实于不顾，否定欧洲在世界近代历史中的作用。例如，在《世界通史》第3卷中，集中论述了欧洲文化的发展，世界范围的扩大。16—18世纪世界历史的迅速发展，重点在欧洲，不言而喻。“欧洲中心论”，和从事实出发，在一定历史时期中的 “欧洲的中心作用”，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20世纪80年代初，复旦大学历史系根据教育部的安排，准备编写《世界通史》，周谷城接受了历史系的邀请，同意参加这项工作，并表示：“我的写法未必很好，但与西方或欧美学者的写法完全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为历史观念的完全不同，周谷城写的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史，而非对欧美学者撰写的世界通史的重复或复制。周谷城的《世界通史》的体系，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964年，吴于廑在批判“欧洲中心论”把世界分成“文明的欧洲和落后的非欧洲”， 用欧洲的价值观念衡量世界时，开始提出“整体史观” 思想。他说：“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无疑必须体现世界的观点。所谓世界观点，是针对地区或种族的观点而言的。它应当排除地区或种族观点的偏见，全面而如实地考察世界各地区、各国家、民族的历史。”他认为以往见到世界史家的共同局限，“在于缺乏一个世界史家所必须具备的世界观点”。文章发表后不久，“文革”开始，中国历史科学遭受严重摧残，世界史研究受到破坏，吴于厪的研究被迫停顿。
“文革”后的1978年6月，吴于廑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高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上，再次重申了他的“整体史观”思想。他认为撰写新的、有特色的世界史，“必须树立以世界为一全局的观点”，“在世界史这门学科中，有不少重要的超出地区史、国别史范围的专门课题，有待我们研究。不研究这样的课题，我看就难以从全局来考察世界历史”。吴于厪提出的 “整体世界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世界历史认识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其理论渊源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坚持历史和逻辑结合，两种方法有机统一，得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的经典结论。
为深入阐述“整体史观”，吴于廑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就“整体史观”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一批重大学术成果相继问世。199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出版，吴于廑为其撰写的卷首长篇导言《世界历史》，可视为“整体史观”的系统表述。其理论要点是：
——世界历史的内容，是“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
——资本主义大工业和世界市场，消除了各民族、各国的孤立闭塞状态，日益在经济上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依赖于整个世界”。世界历史不是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或者按形态学派的说法各文明历史的堆积，而是其自身有规律发展的结果。
——“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方面和横向发展方面。“纵向发展”，指五种社会形态构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纵向序列，但它并非一个机械的程序。“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在历史上的多样性，和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并非互不相容的矛盾。” “横向发展”，“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前资本主义时期阶级社会农本经济，必然具有“闭塞性”，不打破普遍存在的闭塞状态，历史也就不能发展为世界历史。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是交往增多的决定性因素。
——两个多世纪以来，资本主义 “实现了人类历史空前未有的纵向和横向发展，……但在不断扩大和发展的同时，它面临着难以解救的矛盾”。这首先是资本主义内在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社会主义“扩大以至最后遍及整个世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向。黄河九曲，终将流归沧海”。
在不断深化对欧洲中心论批判中，吴于廑提出了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核心理论“整体史观”，对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4.新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早期成果
20世纪中叶，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中国世界史研究开始从译介到研究的转变，这种转变大抵在改革开放后完成。在20世纪下半叶，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不再是以介绍外国学者的观点为主，而开始独立的、系统从事世界历史研究。
1954年，雷海宗发表《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就正确认识和使用世界史的一些论断和概念，有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些“有的是事实认识的问题，有的是立场观点的问题。无论问题是大或小，都或多或少地足以妨碍我们对于历史的正确了解”。1962年，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由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上下）三部分四册组成，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世界史学者首次编写的世界通史类学术著作。这部著作所涉及的内容，始于原始社会，止于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主要内容包括经济发展、阶级斗争、政治制度、文化教育、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编者强调：“本书力图通过东方和西方各国的历史事件、人物和制度，阐明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和基本规律。在分期叙述世界史总进程的同时，也分别揭示某些国家本身历史发展的线索；并论述各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部《世界通史》反映或代表了当时中国世界历史研究所达到的水平，在当时曾有广泛的影响，不少高等院校在进行世界历史教学时，都选用了这部著作作为正式的教科书。
在国别史研究中，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有黄绍湘著《美国简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3年；黄绍湘著《美国早期发展史，1492～1823)，人民出版社，1957年。王荣堂1955年著《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补充文献，改写为《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胡代聪著《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年；曹绍廉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刘宗绪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商务印书馆，1965年；杨人鞭著《圣茹斯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此外，朱龙华著《意大利文艺复兴》，商务印书馆1964年出版。还有林举岱编著《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年；刘祚昌著《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史》，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蒋孟引著《第二次鸦片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等。
中国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近代以来和许多亚洲国家有着相同的经历和遭遇。和欧美国家的历史研究相比，亚洲史研究条件较差，主要是可借鉴的研究成果较少，而且严重缺乏历史文献资料，尽管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亚洲史研究仍然取得较大进展，主要成果有王辑五编《亚洲各国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季羡林著《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人民出版社，1958年；王启民、朱守仁等编写《亚洲各国近代史讲义》，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勤杰著《亚洲各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58年；周一良著《亚洲各国古代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何肇发著《亚洲各国现代史讲义》上下，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等。此外，非洲史研究和拉丁美洲史研究同样取得了较多的成果。
研究历史必须占有史料，史料不等于历史学，但是，它确是历史研究的前提，很难想象脱离史料去进行科学的历史研究。进行历史研究时，要“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世界史文献资料的选辑工作，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基本建设工程之一。1955年世界史资料丛刊编委会成立。该编委会编辑的《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计划出版34种，从1957年起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分册出版。第一批已出版的主要有《古代埃及与古代两河流域》（日知选译）、《中世纪初期的西欧》（齐思和、耿淡如、寿纪瑜选译）、《中世纪中期的西欧》（刘启戈、李雅书选译）、《中世纪晚期的西欧》（齐思和、林幼琪选译）；《罗马共和国时期》[上、下]（任炳湘选译）、《1600—1914年的日本》（张荫桐选译）、《1765—1917年的美国》（谢德风、孙秉莹等选译）、《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吴绪、杨人楩选译）、《1815—1870年的英国》（张芝联选译）、《1825—1905年的俄国》（张蓉初、张盛健等选译）、《1871—1898年的欧洲国际关系》（王铁崖、王绍坊选译）、《1898—1914年的欧洲国际关系》（王铁崖、王绳祖选译）、《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大陆诸国》（黎国彬等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