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4年，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因发表《哲学通信》遭到巴黎高等法院的通缉，他只得避居于小城西雷，住在女友夏特莱夫人家里。夫人是一个奇女子，喜欢阅读各类科学书籍，但她很厌恶历史，觉得读历史书毫无用处，只是无聊时的消遣而已。夫人的批评意见很尖锐，她说：知道埃伊尔继承瑞典国王哈坎的王位、知道奥斯曼是埃托鲁尔的儿子，这些知识对于我这个现代法国女子有什么要紧的呢？
这种批评确实很到位，我们也不禁要反问自己——知道秦始皇的性格是否残暴、蜀后主的智力是否低下、明武宗的统治是否暴戾，这与我这个现代的市井小民有何干系呢？《资治通鉴》里的帝皇将相、王侯世家、功臣谋士早就变成了千年枯骨，了解他们的事迹与性格，对于我的银行存款又有何意义呢？嘲笑岳飞、翻案秦桧、吹捧魏忠贤、贬低史可法，这些行为又与我的利益有何相干？——历史学是否是无用之学？读历史书究竟有没有用处？
为了劝说夏特莱夫人重视历史，伏尔泰写作了《风俗论》
牛顿与惠更斯的争论，推动光学的发展；亚当斯密与重商主义的争论，有助于自由贸易与国民经济；培根与经院哲学的论战，也促进了思想的解放。这种因争论而带来的进步，在历史领域中却很少看得到。
历史学家们之间的笔墨官司更多是口舌之争：关于晋元帝的生父、明成祖的生母、孝庄后的下嫁、雍正帝的暴亡都曾引发不小的争论，但这些争论对历史学的发展似乎并没有多大意义。时至今日，它们依然悬而未决，而且恐怕在千百年后也是如此。历史的真相恐怕永无揭穿之日，可这种真相对于我们来说又有何用处呢？除了满足专家学者的好奇心、历史爱好者的八卦欲外，对于国家的治理、个人的学识又有何助益呢？当两个人为这种历史悬案争得面红耳赤、写文章进行口诛笔伐时，明智的旁观者心里会暗念道：看呐，这些书呆子们又要引经据典来讲废话了！
历史就像个大法院，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曾受到自己时代的判决，他们在活着的时候或者收获荣誉、或者受到惩处，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有人都会化为成枯骨。李林甫和秦桧生前倍享尊荣、得以寿终，逃过了应有的责罚，这是时代的过错，而且是不可弥补的过错。后人不思以史为鉴，澄明当代的政治，反而要在对死者的剖棺戮尸中寻求快感——怎么，你真以为迟来的正义还算正义吗？秦始皇隋炀帝未曾与你谋面，你也不曾眼见其人、耳闻其声，他们的治政得失已由陈胜李密的起义来回应了，翻不翻案，对已经覆灭的王朝又有何影响呢？历史上的每个人物都应由自己的时代来宣判，后人对着一堆枯骨翻案又有何意义！
历史领域被太多这种无谓的争论所充斥，导致人们的认知能力只停留在表象层次，没有深入去发掘内在的东西，所以历史看上去才那么的不实用。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史书一般无人问津，而历史小说却畅销无比——历史变成了纯粹的消遣读物。
伏尔泰告诉夏特莱夫人，学历史并非毫无用处，你之所以觉得它无用，那是因为你学习的方法不正确。史学家们在著史时，总是要追求翔实，他们把一切可信的材料全部收揽入其中，编成一本卷轶浩繁的史典，以供后人查阅。读者研究历史时，如果没有站在总联系的高度去看，而是跟着作者的步伐，意欲读尽这部由无数材料堆积而成的史籍，那么他就只会执着于历史的细枝末节，而没有看到整个大趋势。
史书就像字典一样，编者总是希望内容丰富而完备，读者则只查阅有价值的信息。如果一个人捧起一本字典，然后从A到Z，每个字按严格的顺序来阅读，那么这是一个多么死板的蠢材啊——他不知道应该舍弃那些生僻字，多了解常用的内容，到最后他即使认懂了许多文字，却读不懂由这些文字凑起来的文章。学历史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拿起《汉书》，从本纪到列传，一篇又一篇机械的读，到最后也就知道这些传主，而不了解整个西汉史。
有些人读历史只看到了人物的性格、事件的经过和个人的遭遇，却怎么也读不出生产的发展、朝代的兴衰、风俗的更替以及精神的变异——他们没有透过杂乱无章的事件去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因此，在他们看来，历史几乎是停滞的，在各个时代之间没有发展和进步，有的只是治乱兴废的重复。他们不知道现在是由过去发展而来的，所以历史在他们的面前也就显得陌生而无用。因此，伏尔泰说：
“史书中那些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细节，就像一支军队的行李辎重，是个累赘。人的脑子很小，如果雍塞着细枝末节就会使智力衰退。因此论事必须从大处着眼，细枝末节则应由写编年史的人汇集在辞典中，以备需要时查考。”
在我们看来，秦始皇的父亲是否是吕不韦、元顺帝是否是瀛国公的儿子，这都属于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它们丝毫没有影响秦国扫定天下和元朝灭亡的历史大势，执着于这些问题的争论是学不到东西的。
“法兰西思想之王”—伏尔泰
在伏尔泰眼中，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意味着人的精神从愚昧走向了理性、从宗教迷信走向了启蒙进步。他批评普芬道夫的历史书只是一堆材料堆积和故事奇闻，在里面我们读不到国家的兵力变化、人口增减、民族融合、法律变更、风俗移易以及国民财富的增长。这种史书只有人物和事件，却没有人类文明。
在野蛮无知而又专制的中世纪，历史书本应给人们提供一面镜子，让他们重新去发现古希腊与罗马的辉煌艺术、先进科技以及开明政治，发挥启蒙的作用。然而人们在史书里除了帝王的丰功伟绩、贵族的权谋倾轧和后宫的勾心斗角之外，什么也看不到。历史爱好者们崇拜帝王的功绩、学习贵族的权谋、模仿后宫的争斗，却没认清自己卑贱可怜的社会地位与不平等的现实，他们热衷于学习上层人物的陋习，自己却一天比一天愚昧、一年比一年败坏。
除了史料以外，历史书应发挥其思想启蒙的作用，让读者知道什么是愚昧，什么又是理性。要启蒙他们去追求进步与发展，用自己的理性来独立思考问题，而不是做古人的应声虫，拙劣的模仿先人的事迹，从历史中继承尔虞我诈的陋习。伏尔泰说：
“我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写《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律、艺术、风尚是我的主要研究对象。细微的史实只有在它引起重大事件时才纳入叙述中。”
史实收录在作为“词典”的史书中就行了，我们研究历史时不应该在拘泥于这些细枝末节，而是要发掘历史发展的轨迹，用以服务当下。在历史学领域中，应少一些清谈客，多一些启蒙者。
在《风俗论》中无不流露出作者对中国史学的赞赏，伏尔泰认为中国的史学家严谨认真，尊重现实，追求准确无误。他说：
“其他民族虚构寓意神话，而中国人则手中拿着毛笔和测天仪写他们的历史，其朴实无华，在亚洲其他地方尚无先例。”
在基督徒虚构大洪水、大火灾等故事时，司马迁的《史记》却将女蜗补天、后羿射日等寓意神话全部排除在外了，中国人没有自负的去虚构地球的变迁年代，而是如实记载下可靠的东西。在《史记》中甚至没有追溯到伏羲与神农，司马迁写道“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这说明他知道在黄帝之前还有神农氏，但他却以黄帝为开端，他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因为黄帝之前的谱系与年代都遗失无考了，所以才不去上溯到神农，这是太史公的严谨之处。对于这种务实的精神，伏尔泰是十分尊重的，他说：
“中国的史书没有上溯到人类需要有人欺骗他们、以便驾驭他们的那种野蛮时代。其他民族的史书从世界的起源开始......全都上溯到万物的起源、宇宙的形成。这种狂妄性，中国人一点也没有。他们的史书仅仅是有史时期的历史。”
中国人的科学算不上进步，但伦理学却发展得很成熟。在中国，很少出现政教合一的政权，中国的史书不宣扬愚昧，而是要收纳治国理政的经验、典章制度的传承、人文风俗的变迁以及古今人物的德行。伏尔泰盛赞《尚书》，认为里面没有任何神迹与预言，也不记载政治诈术。《尚书》里有作为历法的《尧典》，还有介绍地理的《禹贡》，都是抵制愚昧的篇章。
在古人看来，“史”是仅次于“道”的学问，吕祖谦将史学求实的精神作为自己的思想体系，顾炎武则从史书中提炼出天下郡国的全貌，分析了中国的舆地、山川、赋役、屯垦、水利、漕运、财计等问题，用来帮助治国理政。史学的求实精神为“内圣之道”，经世致用的功夫则为“外王之术”，这是执着于细枝末节的人无法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