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20年代李俨（1892-1963）、钱宝琮（1892-1974）、竺可桢（1890-1974）、万国鼎（1897-1963）等先生以现代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古代科学遗产、开创中国科学史学科的研究范式以来，中国的科学史研究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在前辈们的努力下，中国科学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与科学史在国际上的繁荣兴盛和显学地位相比，中国的科学史研究仍然有很大不足。可喜的是，近年来在科学技术史青年学者的努力下，这一情况有所改观。
为此，我们邀请了10位在科技史领域颇有建树的青年学者谈一谈他们在新的一年中感兴趣和有志于研究的议题。通过这些议题可以看出，当下的科技史研究不仅正在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进行拓展，而且正在发生可能影响这一门学科未来前途的重大变化。事实上，跨学科和合作研究正在深刻改变这门学科的学理结构，在沟通文理的通识教育功能之外具有多元复杂面向的科技史研究已经显露端倪。
" ——朱一文
蒋澈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
博物学史学会（SHNH）中国代表
走向前现代自然知识史研究
现代世界的诞生，意味着“古”“今”之别进入了人们的头脑，这一区别至今仍是思想界不倦探讨的主题。如果我们把现代之前的历史用“前现代”来指称，那么这个称呼好像暗示了一个引起今人惊异的陌生世界。这个世界与当今世界的区别，不仅仅在于人们常谈的道德与政治观念，也同样在于自然知识的形式和地位——特别是对于自然物的看法。前现代的自然并未远离我们，它和我们若即若离：有些古老的自然知识退隐到角落或被现代科学重构，但它孕育的认知价值和审美理想仍然存在。打捞这类自然知识，为它们绘制思想地图，将是富有魅力的科学史研究主题。
黄凰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安徽省社科普及工作先进个人
科技考古助力中国古代科技研究
科技考古研究学者往往具有两个面向，一是利用理化检测方法助力解决考古学问题，二是透过对古代物质材料的研究探讨科技的发展脉络。虽然两者的落脚点不同，但都体现了科技考古作为交叉学科在两个领域研究中的重要意义。目前，中国科技考古研究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书写，尚存在诸多可以努力的地方。比如，植物考古与农史研究，冶金考古与金属史研究。中国考古与中国科技史共同走过了百年历程，如何利用科技考古方法将考古、文献、科技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并梳理好时空上的衔接，架设起中国考古学与中国科技史之间的桥梁，共同谱写好中华灿烂的文明史是青年科技史学者的时代责任。
李昕升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中国科技史学会农学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挖掘农学遗产，实现文化自信
无论历史、今天、未来，“大国小农”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农学是中国自古以来最重要、最基本、最实用的学问之一。农学不仅是一门生产的学问，更是一门生活的学问，是故民国时期不少高校开设“农学大意”的课程，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广义农学概念，与今之狭义农学概念有很大的不同。今天我们多关注能够助力乡村振兴的活态农业遗产，对“死的”农学遗产——如古农书的整理与研究注目不多。农书不仅具有技术属性，同样兼具教化、交往等多种属性，研究农书不仅关涉历史学、农学，更可以反映传统中国的方方面面。
黄兴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物理学史专业委员会、传统工艺研究会委员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机械史专业委员会委员
古代技术的社会和历史价值
以往我习惯于探索古代技术的科学内容及其起源，即思考是什么、为什么，朝着上游去回溯；今后要向着下游多探索，即思考“怎么样”的问题，打通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举个例子，周知古代冶铁竖炉能连续生产液态生铁，品质好，效率高。但它究竟怎么个好？刘云彩先生曾算出郑州古荥汉代1号炉日产生铁0.5~1吨。我们若能全面推算历代单位炉容的消耗木炭量、鼓风量、产铁量以及总产量，技术提升的步伐就直观可见；再与古代铁器的重量、时价，乃至国家收入、战争用铁量合起来算，钢铁技术对“国计民生”的支撑和对中华民族繁荣与延续的贡献就清晰和翔实。
汪小虎
华南师范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院教授
东亚文化圈的历法文化
古代中国是东亚地区的文明中心，中国科学、技术、文化等对东亚文化圈诸国多有辐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在东亚地区的广泛传播，是此领域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之学成就卓著，加之它长期以来在皇朝政治、社会文化中扮演着特殊角色，因此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备受周边国家统治者重视。周边国家的传统历法长期处于中国影响之下，在目前东亚文化圈近二十亿人中获得普遍认同的中国传统阴阳合历——农历，就是上述历史现象留存至今的重要遗产。
吕鹏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助理教授
中国数学史学会理事
西方星图中的星座连线是何时如何出现的？
去年我在上海借参与组织古典星图展览的机会接触到了一批西方古星图的珍贵实物，包括有《拜耳测天图》《弗拉姆斯蒂德星图》《德尔波特星图》等等。看了这些绘画精美的古星图后，我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早期的西方星图里的星座是没有恒星间的连线的！那么，现代的星座连线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再者，星座连线是中国古代画星宿的做法，这之间难道会有什么有趣的关联？从目前找的情况来看，1835年的《布里特星图》上已经既有图画又有连线，1776年版《弗拉姆斯蒂德星图》的最后一幅也已出现了连线，可是弗拉姆斯蒂德星图的连线和布里特的很不同，而后者和现代的一样，这期间的变化可能就是问题的关键。
潘澍原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国数学史学会理事
回归文本学术深化翻新古代数学史研究
文本学术（textual scholarship）考察文本的创作、呈现、传流、变迁和衍生，与科学史关联颇深，研治古代数学者尤以为要。近年古代数学史研究日趋多元，然而，无论是强调知识与境的社会史进路，还是号召“重写”的编史学反思，仍都根植于细致、深入的文本考察，而文本学术的不断推进为此提供了新颖的问题意识和充分的方法支撑。如今，我们不仅阅读术草、证明、注释、图示，也阅读记号、标点、字体、墨色，乃至大小、方向、阙空、换行等等。藉由文本性与物质性、权威性与流动性的审视，兼以语文学、认知论等方法，更为批判地、动态地阅读，庶可“读书得间”，真正读出文本的“意”与“义”，观照文本作为生命的活态与意趣，进而理解为文本灌注生命的行动者的实践和观念。
王晓斐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数学的历史和传统在创新中的作用
18世纪的数学家拉格朗日在其数学工作中进行了大量的数学史研究，使这一历史实践成为其数学研究的方法论。通过回溯和运用古代和当代的数学典籍，拉格朗日获取了突破数学问题的方法和思想。布尔巴基学派的重要成员韦伊在对17世纪的数学家费马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他博士论文的重要观点。除这些之外，很多案例展示出中外数学家对数学史的兴趣和考察。这些案例不仅带领我们发掘历史传统与知识创新之间的关联，同时对历史上数学实践多元性的关注将说明数学研究中的多种认知实践内涵（涉及历史的，语文学的，档案学的等）。
张志会
中国自然辩证法学会工程社会学专委会理事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信息与管理分会秘书长
推动科技史研究照进现实
疫情之下，我国科技进展依旧相当显著。在强调科技自立自强时也需注意，一切独特的“中国故事”均需放在全球背景下来充分理解。如何在全球背景下，抓住航天、水利科技史中的关键问题进行深挖，进而回应当今我国科技发展的问题与挑战，并尝试提供一些行之有效的建议与对策是值得关注的科技史研究进路。不同于一般科技政策研究，长时间大尺度的科技史专题研究，可更深入揭示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与动力机制，为疫情应对、中美科技博弈与科技发展的路径选择启发和借鉴。
朱一文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中国数学史学会常务理事
现代科学回归科学史
长久以来，与现代科学在现实中的强势地位相比，科学史研究极为弱势。尤其是一些学科史（如数学史、天文学史、物理学史等）往往作为某学科（如数学、天文学、物理学）下的二级学科或研究方向，形成了科学史从属于现代科学的印象，强化了两者地位的差别。其实，两者现实地位的差别违背了学理。就学理而言，作为科学发展的现代阶段，现代科学与古代科学、中世纪科学等无疑都是科学史的一部分。科学史研究也一再表明科学的发展无法离开其历史经验。因此，让现代科学回归科学史不仅是当代科学史学者无法回避的时代使命，更是进一步提升科学史研究的学术性、产出划时代科学史研究成果的必经之路。
虎年新春之际，“三思派”特别策划“青年学者对中国科技的思考”系列，邀请科学学、科技战略政策相关领域青年学者，畅谈新的一年中热切关注并将投入热情进行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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