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考古发掘发现文物古迹只是第一次考古第一次发掘达成第一次出土第一次发现，我们需要从旧考古观走向新考古观，对于已经发掘出土的文物古迹进行再考古再发掘和再出土再发现，通过第二次考古第二次发掘，挖掘阐释文物古迹背后的精神文化价值，从文物古迹深处发掘出土文化和文明，从而实现第二次出土第二次发现。文物保护不应当只是片面地为保护而保护，也不应当只是因为被迫保护而保护，我们需要从旧文保观走向新文保观，实现从消极保护、被动保护和受动保护模式向积极保护、主动保护和能动保护模式转轨变型，从文物本体保护思维向文化保护和文明保护思维升级换代，毕竟文物的背后是文化和文明，毕竟传承发展和传播利用才是最好的保护，才是保护的目的，毕竟文物保护归根究底是为了人民服务大众、立足当下指向未来的。如此看来，未经内容发掘和价值发掘的考古发掘、不含文化保护和文明保护的文物保护似乎只是“半拉子”工程，我们应当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做好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的下半篇文章，从第一代考古和文保、原世代考古和文保提升到第二代考古和文保、新世代考古和文保的层次，跨入大考古大文保、深考古深文保和新考古新文保的境界。
收藏在博物馆所里的遗存遗物、陈列在中华大地上的遗址遗迹是中华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中华民族和中华儿女大家庭、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大观园的实物见证。为了重点突出而又全面系统地开展中华文明展示传播工程，围绕展示传播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主题主线，对最具代表性示范性标志性的考古发现、文化遗产展览和文化遗产公园、文化地标和文明标识，我们组织实施“五个一百”工程，举办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中华文明百大常设展览和中华文明百大遗产公园、百大中华文化地标和百大中华文明标识等一系列中国文化遗产遴选推介活动，力图让博大而又精深、伟大而又光荣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更好地保护起来传承下去，更好地展示出来传播开去，进而推动依托中国文化遗产资源发掘发现、提取提炼中华文化精髓和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在梳理厘清中华文化根系和中华文明谱系的基础上熔铸建构中华文化价值根系和中华文明精神谱系，力图让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之水滋润当代中华儿女之心，让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之光照亮中华民族未来之路。五个一百——百大考古发现、百大常设展览、百大主题公园、百大文化地标和百大文明标识，每一个都是用实物写就的中华古史的一卷无字天书，合起来就是一部书写在整个中华大地上的中华古史大系。中国先民推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今我们可以一眼千年，一步万里。
中国古代儒学曾经主张历史退化论，把中华古朝时代——三皇时代和五帝时代分别对应于中华文明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把中华王朝时代——三王时代大体对应于中华文明的青铜时代，把中华皇朝时代大体对应于中华文明的黑铁时代。在清高宗乾隆四年（1739年）钦定二十四史中，西汉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初步构拟了黄帝家族万世一系的帝王世系和九州四海天下一统的中华史系。《史记》原称《太史公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和十表八书，共计一百三十篇。东汉班固等人《汉书》又称《前汉书》，开创断代史体例，把本纪省称为纪，把世家并入列传，省称为传，并且改书称志，包括十二纪、七十传和八表十志，共计一百篇。南朝宋代范晔等人《后汉书》包括十纪、八十传和八志，其中八志取自西晋司马彪《续汉书》。西晋陈寿《三国志》本以《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单独流传，北宋时期才合为一书，但是只有纪传，不含表志，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由于以曹魏为正统，所以只有《魏书》既有本纪又有列传，《蜀书》《吴书》只有列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唐代房玄龄等人《晋书》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志二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今存一百三十卷。南朝四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可以合称南书。南朝梁代沈约《宋书》包括本纪十卷、列传六十卷、志三十卷，合计一百卷。南朝梁代萧子显《南齐书》包括本纪八卷、列传四十卷、志十一卷，加上已经失传的自序，共计六十卷。唐代姚思廉《梁书》包括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合计五十六卷，《陈书》包括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合计三十六卷。北朝三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可以合称北书。北齐魏收等人《魏书》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共计一百二十四卷。唐代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等人《周书》皆为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共计五十卷。唐代魏征、长孙无忌等人《隋书》包括本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共计八十五卷。唐代李延寿合并删补记载南朝历史的《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编成《南史》，包括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共计八十卷；合并删补记载北朝历史的《魏书》《北齐书》《周书》以及记载隋朝历史的《隋书》编成《北史》，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共计一百卷。自从《南史》《北史》问世以后，其与南朝四书、北朝三书以及《隋书》合称二史八书。五代时期刘昫、赵莹等人《旧唐书》原名《唐书》，包括本纪二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志三十卷，共计二百卷。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新唐书》包括本纪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表十五卷，志五十卷，共计二百二十五卷。北宋薛居正等人《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又称《梁唐晋汉周书》，包括《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以及《杂传》和《志》，其中本纪六十一卷，列传七十七卷，志十二卷，共计一百五十卷。北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其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共计七十四卷。元代脱脱、阿鲁图等人《宋史》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共计四百九十六卷，是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史书；《辽史》包括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国语解一卷，共计一百一十六卷；《金史》包括本纪十九卷，列传七十三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共计一百三十五卷。明代宋濂等人《元史》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列传九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共计二百一十卷。清代张廷玉、万斯同等人《明史》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列传二百二十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共计三百三十二卷。二十四史大多以书命名，只有南朝通史《南史》和北朝以及隋朝通史《北史》、五代十国通史《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以及近古时期编修史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以史命名。1922年柯劭忞（1848—1933年）《新元史》刊行，包括本纪二十六卷，列传一百五十四卷，表七卷，志七十卷，共计二百五十七卷。1928年赵尔巽（1844—1927年）主编《清史稿》刊行，包括本纪二十五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共计五百三十六卷。纵观二十四史乃至二十五史、二十六史，或称为书，或称为史，可以通称史书，其中可以缺少表甚至表、志，但都包括本纪、列传特别是传，所以通称纪传体史书，实质上是以政治以及相关人物为主的纪人体史书。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代表著作《春秋》及其三传和《竹书纪年》《资治通鉴》《汉纪》《后汉纪》《国榷》等实质上皆为以政治以及相关人物为主的纪时体史书。中国古代纪事本末体史书属于以政治以及相关人物为主的纪事体史书。
文物是历史的物证，也是无声的史书。睹物思人，透物见人，深入挖掘阐释文物背后的故事和价值，可以以物说史、见物写史。中国古代国史常被批评为政治史甚至帝王将相家史，但是国史从来就不应当只是政治史特别是帝王将相的家史以及家族史，国志也不应当只是政治人物档案特别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以及族谱。中国考古学和文物学向来具有以物证史、以物补史以及以物正史、以物说史的传统。应当让文物考古与文献考据互相印证、互相补证，在继续促进文献考据史学进步的同时深度推动文物考古史学发展，以物为证，以物说史，实现从旧历史观向新历史观的转型升级，进而实现中国历史写作范式的革命性变革。一方面向远处延伸，向广处拓展，尽精微而致广大，树立大历史观、全历史观，从天中历史观、朝代历史观和政治历史观走向全域历史观、全程历史观和全息历史观，从帝王史、朝代史、政治史扩大到人类史和民族史、社会史和民俗史、文化史和文明史，记录全域全程全息历史事实，书写中华全域全程全息历史，建构中华大历史和全历史；另一方面向高处提升，向深处开掘，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树立元历史观、人类史观，从现象史观、具象史观走向内生史观、生成史观，从中国史观、天下史观走向世界史观、全球史观，鸟瞰历史全景全貌，探求深层历史逻辑、历史路径、历史结构和历史谱系。书写中华民族史，建构中华元历史，最根本的是从官本位走向民本位，从官本史观和英雄历史观走向民本史观和人民历史观，重写中华古史，重建中华古史体系。全息历史学不再局限于政治史，而是扩展到全面历史学和全类历史学，任何方面、任何门类的史实都有可能纳入历史的视野；不再局限于政要史，而是扩展到全族历史学和全民历史学，任何族群和个人都有可能纳入历史的视野。与此同时，局限于历史学取向的考古学和文物学毕竟是狭隘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社会学和民俗学、文化学和文明学取向的考古学和文物学早已蓬勃兴起，全息考古学和全息文物学不仅可以导向全息历史学，帮助人们重写人类史和民族史、社会史和民俗史、文化史和文明史，而且可以导向全息人类学和全息民族学、全息社会学和全息民俗学，进而导向全息文化学和全息文明学。考古学和文物学中国学派的成长不仅可以为建设历史学的中国学派提供坚强支持，而且可以为建设人类学和民族学、社会学和民俗学以及文化学和文明学的中国学派做出更大贡献。如果遴选推介百大非遗项目，那么更是人类学和民族学、社会学和民俗学以及文化学和文明学研究的鲜活案例。如果考古发掘和基因测序证实人类特别是现代智人源于非洲，走出非洲，那么正好可以让中华民族史更早地融入人类史和世界史，让我们更好地厘清和塑造中国的世界观和世界的中国观。
企业可以有企业形象识别系统，城市可以有城市形象识别系统，一个国家和民族应当有国家形象识别系统和民族形象识别系统，一种文化和文明应当有文化形象识别系统和文明形象识别系统。企业形象识别系统（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简写为CIS）一般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企业理念识别系统（Mind Identity System，简写为MIS），主要包括企业精神、企业价值、企业信条、企业宗旨、企业方针和企业社会责任等；第二是企业行为识别系统（Behavior Identity System，简写为BIS），主要包括企业组织规范、管理规范、行为规范、公益活动规范和公关活动规范等；第三是企业视觉识别系统（Visual Identity System，简写为VIS），主要包括企业标志、企业标语口号、企业旗帜招牌、企业标准字体和标准色彩、企业象征图案等，核心目的是通过企业行为识别和企业视觉识别等多种方式传达企业理念，树立企业形象。与此同理，对于城市形象识别系统（City Identity System，亦可简写为CIS，比如市旗市徽市歌市花等）而言，需要通过城市行为识别和城市视觉识别等多个维度传达城市理念，树立城市形象；对于国家形象识别系统（National Identity System，简写为NIS，比如国旗国徽国歌国花等）而言，需要通过国家行为识别和国家视觉识别等多个维度传达国家理念，树立国家形象；对于中华文化形象识别系统（Chinese culture Identity System，简写为CCIS）和中华文明形象识别系统（Chinese civilization Identity System，亦可简写为CCIS）而言，同样需要通过行为识别和视觉识别等多个维度传达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理念，树立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形象。考古学和文物学天生要求我们注重长期主义和大块主义，做历史与时间的朋友、天下和万物的伙伴。我们可以分步实施，分进合击，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宝贵文化遗产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取最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价值符号和精神标识，提炼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文化特质、中华文明特征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驭繁以简，驭粗以精，汇为一炉，融为一体，进而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建构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铸就中华民族和中华儿女精神谱系。
作者｜柳士发
编辑｜杨逸尘
审核｜王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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