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清单编制与非洲裔巴西人文化权利维护：历史、现实与启示
摘 要：巴西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清单编制政策重点关注了少数族裔和相对边缘化的群体，具有鲜明的民生导向。从历史上看，这主要是非洲裔巴西人通过民权运动为本族群的文化传统争取合法地位的结果。但在实施的过程中，由于某些历史和宗教的原因，该政策的民生导向常常遭到作为文化政策执行者的白人中产阶级的抵制。实际上，这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反映了巴西社会各阶层和族群的文化管理权的大小乃至其经济、社会与文化地位，实质上是关于文化管理权的博弈的结果。从长远来看，这一清单编制实践的改善及其保护措施的有效实施尚需各少数族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管理权得到进一步扩展，同时需要国家对非遗保护资金的拨付管理机制进行扁平化改革。
关 键 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编制；非洲裔巴西人；文化权利维护
作为有过被殖民历史和种植园黑奴制度的国家，巴西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清单编制政策特别强调了生活在城市中心保护区内的土著民族和非洲裔巴西人的文化事象，要求关注那些生活在多文化共存的城市区域的人群。在全球范围内文化同质化加剧的背景下，巴西非遗清单编制的目的不仅在于保持国内的文化多样性，而且希图通过保护机制的运行促进传统持有者的社会融入，改善其生活条件。对非洲裔和原住民群体文化传统的重视，促进这些群体的社会融入及各方面权益的维护既与左翼执政党的政治理念相关，也是几十年来非洲裔巴西人通过民权运动为本族群文化传统争取合法地位的结果。但在现实中，作为该文化政策执行者的白人中产阶级常常出于宗教和社会观念的原因抵制其实施。巴西非遗清单编制政策中这一推动权利平等、社会融合与民生改善的导向所面临的挑战依然源于特定社区的文化管理权问题。
由于巴西具有欧洲移民、南美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等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共存的历史与现实背景，非洲黑人是巴西社会和文化形成的重要来源之一，因而非洲裔巴西人权利维护这一因素在该国的非遗清单编制中有着相当的重要性，是研究巴西非遗清单编制乃至该国整个非遗保护的历史与现状时无法回避的问题。本文通过追溯与巴西非遗清单编制的政策与实践密切相关的非洲裔巴西人民权运动的历史，以论述该国非遗清单编制作为一项文化政策和文化行政实务，实质上是不同族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话语权的直接体现，也受到执政党政治理念和人类学者观点的影响。对于地方上的白人行政官员出于宗教信仰而反对对列入清单的非洲裔巴西人的非遗项目进行保护的问题，本文也将从推动不同族裔权利平等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进行讨论。
关于巴西非遗清单编制与非洲裔巴西人文化权利维护的关系，巴西学者安东尼奥·阿朗戴斯（Antonio Arantes）曾在《国家遗产中的非洲裔巴西人文化参照事象 — 文化政策问题》一文中进行过较为全面的梳理。阿朗戴斯指出，通过将历史上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如非洲裔巴西人）的文化传统宣布为遗产，这些群体能够获得相应的权力，并在此基础上伸张其对于土地的权利，伸张保护其圣地和保护其他遭到工业企业、房地产和非计划的经济势力及城市扩张威胁的神圣空间的权利。在巴西，由于受到显著增长的社会运动，特别是争取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运动的影响，文化遗产的概念在1980年代从建立在审美和历史价值基础上的传统的西方遗产观发展到了正面回应保护平民阶层（特别是非洲裔巴西人和原住民群体）的遗迹和遗留物的诉求的遗产观。这也是巴西在2000年正式开始创立《非物质文化财产名册》之前非洲裔巴西人文化权利维护运动给巴西遗产保护的理念与实践所增加的权利的维度。此外，斯戴法尼亚·卡博耐（Stefania Capone）和马里亚纳·拉莫斯·德·莫拉伊斯（Mariana Ramos de Morais）主编的论文集《泛非遗产 — 非洲裔巴西人文化与遗产动力》中的多篇论文则分别以非洲裔巴西人的若干民间传统，如民间宗教坎东布雷教（Camdomblé）、基隆布（Quilombo，又名逃奴堡）、加博埃伊拉（capoeira）民间歌舞和克里乌拉鼓舞（tambor de crioula）等为例，梳理了非洲裔巴西人是如何通过对自身文化传统的遗产化实践及其传统在国家和全社会层面的公认，以利用遗产化所带来的相应权力来争取和保障本族裔在整个巴西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项权利，同时也为增强自身的文化认同提供现实的途径。
一、非洲裔巴西人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与巴西文化遗产政策的演变
直到1888年，巴西的黑奴制度才被废除。在此之前，巴西的黑人民权运动者就一直以要求认可非洲裔巴西人的民俗这一诉求为武器，要求建立一个否定白人化理念的非洲裔族群的巴西。该斗争一直延续至今。事实上，巴西的文化政策很早就给予民俗以十分重要的地位。在1937年11月颁布的第25号法令中，巴西联邦政府就已经将属于民俗的原住民艺术和民间艺术纳入到保护范围中，体现了巴西在政策层面对活态遗产价值超前的认识。然而，该法令并未将白人以外的巴西人视为文化遗产的创造者。当时的国家遗产政策反映出国家推行同一化，同时抑制一切形式的民族多元化理念的政策导向。在1930年代的巴西，主流社会将黑人通过其信仰、舞蹈、饮食艺术和音乐展示为一种来自异域的人群。这一人群即使被社会所吸纳，但吸纳的方式依然建立在偏见和不平等的基础上。他们在文化上的边缘化也就造成其文化传统事象很晚才进入巴西国家遗产名录。实际上，在1938年列入名录的文化遗产项目中，只有一项与非洲裔巴西人的文化有关，即黑人魔术博物馆的收藏，并且这一收藏还是以贬损的形式对该族群宗教传统进行的呈现。此后，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1938～1984），该族群都没有任何其他文化传统事象进入巴西国家遗产名录。
在巴西，民俗有着显而易见的权利维度，常常被认为是某个被压制的少数族裔的一种通过历史和记忆为自己争取合法地位，并从中获得自信的手段。1940年代，非洲裔巴西人运动中第一次出现了自己的戏剧。该戏剧成为该族裔民俗的首次公开展示，促进了新的非洲裔巴西人戏剧的合法化和巴西社会对这一族群整体上的认可。此外，一些非洲裔的巴西艺术家常常号召非洲裔社区参与到整个巴西民俗的实践活动中来，而不局限于参加非洲裔巴西人独有的文艺活动，以促进该群体在巴西社会中的地位得到确认。这一族群在民权运动中为自身的文化传统谋求地位，以便为本群体的政治与文化地位争取合法性，同时要求纠正认为非洲裔巴西人的民俗是“妖术”甚至“犯罪行为”的旧的社会主流观念。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巴西保护本国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宣传巴西对西方文明在文化上的贡献，而不是通过弘扬本土的文化象征来构建多民族国家的认同。遗产在社会主流观念里是一种物质的、不动的，与特定历史建筑特别是17世纪欧洲巴洛克式建筑艺术风格相联系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视为“石头和石灰”制成的文物。在教科文组织的影响下，巴西的遗产政策从1960年代开始倾向于集中保护体现巴洛克式建筑风格的历史名城。当时的巴西军政府还将文化作为同化的工具，用暴力手段来反对一切对既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表达不同意见的人。
从1970年代末到80年代，巴西社会运动的数量显著增长，且集中在包括文化权利的民权争取方面。在这一背景下，巴西在80年代由军政府执政逐渐向代议制民主制转型。1985年，巴西重新建立了代议制民主体制。1986年8月，巴西黑人运动组织向宪法委员会提交了《全国黑人公约》，该文件包括一份黑人组织要求列入新的联邦国家宪法的诉求清单，其中就包括将种族主义视为犯罪、给予乡村和城市的非洲裔逃亡黑奴后裔群体以土地所有权，以及保障黑人宗教自由这三大诉求。这三大诉求最终也得到了巴西1988年宪法的肯定。除了黑人民权运动组织，巴西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人类学家也积极参与到有关国家公共文化政策的讨论中，并积极参与新宪法的制定。
从遗产观演变的角度看，巴西的1988年宪法有几点重要创新。第一，它提倡多元民族国家的概念，即国家的内部是多样的，真实的社会是异质的。第二，它承认文化遗产包括物质和非物质的遗产，从而为制定能够更好地反映社会多样性和社会分层的公共政策打下了基础。第三，它不仅强调了文化遗产杰出的、历史的和审美上的价值，还强调了其对于构成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多个群体具有认同、行为和记忆上的社会意义。总之，根据这部宪法，文化遗产不仅属于知识精英，也不仅限于杰出的艺术作品，而是在政治上属于全社会，即宪法定义的“组成巴西社会的多个群体”。原住民和非洲裔巴西人则是被特别提及的群体。这是宪法对少数人群体文化权利诉求的回应。
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的巴西，对于“被征服和被遗忘者”历史的表述开始得到传播。一些黑人运动团体开始参与新的文化政策的执行，例如建立新的文化艺术机构和保护文化遗产。非洲裔巴西人民族阵线（Front national afro-brésilien）还寻求将非洲语言列入不同阶段学校的教育计划，同时实施保护巴西黑人文化遗产的政策。从1984到1991年，多届政府都成立了非洲裔巴西人社会经济和权利发展理事会。这些理事会既是对该族裔文化遗产进行讨论和实践的公共空间，也是政治与文化利益交织的场所。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期间，巴西大部分的州都成立了大量旨在捍卫“非洲祖先文化”，宣传“没有种族主义的巴西”等理念的理事会和秘书处。文化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明显。目前，巴西联邦政府和知识界已经普遍认为巴西民族的“独特性”来自巴西的文化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又通过“民间文化”的不同形式表现出来。2013年11月，文化部长马尔塔·苏普利西（Marta Suplicy）在巴西第三届文化大会的发言中颂扬了巴西的文化多样性，同时提到非洲裔巴西人的贡献：“我们应当谈及痛苦……我们想展示黑奴贸易的历史……我们的民族认同中有着黑人的源头……我们的博物馆讲到了巴西文明形成的过程，其中主要涉及黑人的贡献。”而在1990年代末，政府官员还没有过像这样主动谈及非洲裔巴西人群体在巴西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作用。
总之，非洲裔巴西人文化实践的遗产化与黑人民权运动密切相关，黑人民权运动在有关这一群体的文化遗产政策的变化中起到了核心作用，有效地促进了巴西多民族和多元文化认同的形成与发展。除了黑人民权运动组织，巴西的人类学家作为遗产保护方面重要的行动者，也积极参与了政治和文化政策的制定。值得关注的是，非洲裔巴西人对自身文化传统权利和地位的争取不仅提高了本族群的文化与政治地位，还打破了在巴西社会统治已久的基本只关注精英阶层的建筑和艺术品的传统的西方遗产观，为巴西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框架下的非遗保护事业打下了基础。在为少数人族裔争取文化权利的社会运动的背景下，巴西的非遗清单编制带有鲜明的权利色彩，人们公开探讨哪些种类、哪些群体的文化实践应当被保护，应当以怎样的形式得到确认、列入清单并被保护。
二、巴西非遗清单编制的政策导向和存在的问题
正如本文开头所述，巴西的非遗清单编制政策有着明显的民生导向，旨在通过对少数族裔和社会边缘人群的文化传统进行确认并列入清单来促进这些群体的社会融合，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除此以外，巴西非遗清单编制中对上述群体文化传统和权益的重视还体现在对其语言的清单编制上。
巴西有两类与非遗有关的清单，即国家文化参照清单（Inventário Nacional de Referências Culturais）和国家语言多样性清单（Inventário Nacional da Diversidade Linguística）。前者创建于2000年，是巴西国家历史与艺术研究所（Instituto do Patrimônio Histórico e Artístico Nacional）确认非遗项目并为其建档的工具。后者则从2010年开始编制。根据巴西国家历史与艺术研究所网站的介绍，巴西现有250种以上的原住民、移民、克里奥尔人和非洲裔巴西人的语言以及手语（不包括葡萄牙语及其方言），而巴西民众却常常将自己的国家视为单一语言的国家，并不了解这一丰富的语言文化遗产。国家语言多样性清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由巴西联邦政府依法开始创建，用来对巴西现存的活态语言进行确认、建档和鉴定。正如前文所述，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巴西的黑人民权组织就开始提倡将非洲语言列入不同阶段学校的教育计划，因而该清单的编制既与巴西国家历史与艺术研究所提出的将保护巴西语言多样性与社会生活的多个维度，特别是教育政策关联起来的主张相一致，也是对国内各个因自身语言而形成认同感的社区将其语言认定为非遗的要求的回应，还是使这些语言中的大多数免于消亡的一项措施。此外，该清单的编制也符合了少数人族裔使用本民族语言获取公共服务的诉求。
然而在现实中，公民权益在巴西落实的情况并不理想。政府在很多政策上还没有关注非洲裔的年轻人。这些人常常在治安混乱的大城市郊区横尸街头。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精英的巴西官员一般属于白人中产阶级，他们常常用一种家长式的态度与非遗持有者打交道，很少认为非遗的持有者能够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能够利用好给予他们的资源来弘扬其文化表现形式。白人官员们依然习惯于仅仅关注文化表现形式在审美方面的价值，常常忽略了文化表现形式的流变性。他们还难以意识到非遗是由其持有者所创造并在其愿意的情况下进行改变的。在现实中，列入巴西非遗清单的文化事象的持有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平民阶层的黑人、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而这其中大部分的非遗持有者也对自己保护非遗的能力有所怀疑。这种不自信的心态其实是作为巴西奴隶制度后遗症的压迫和侍从主义文化的体现。这就给遗产的管理带来了很大问题。
尽管巴西非遗清单编制中社区参与的程度很高，社区参与的各个要点还被作为参照编入了教科文组织针对《公约》缔约国非遗清单编制状况的报告中，非遗持有者也与政府工作人员保持经常性的往来，从形式上看参与了对其非遗的保护，但编制非遗清单之后的其他保护措施在实施中依然面临很多问题。事实上，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大部分公职人员都对非遗的持有者，特别是非洲裔的持有者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和蔑视。这些公职人员经常设法延缓甚至阻挠对非遗的弘扬和对非遗持有者和传承者有利的新的法律的实施，特别是针对那些与非洲裔巴西人有关的宗教实践类的非遗项目。这一问题的形成有着明显的宗教背景。在巴西，来自基督教福音派教会的宗教排斥较为严重。如果市长是福音派，那么根据福音派教会的要求他就会禁止当地的非洲裔巴西人传承本群体的非遗。尽管巴西在联邦政府层面的立法和司法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在地区一级和市一级依然存在这一类问题,国家与非遗有关的文化政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地方行政官员。在被列入清单并应当得到各种保护时，巴西少数族裔的非遗依然由于宗教和政治等原因遭到不平等对待。
在巴西非遗清单编制的政策中，对以非洲裔为代表的少数人族群和社会边缘群体的重视有着鲜明的政治和权利的维度，是这些群体在历史上为了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捍卫包括土地所有权在内的经济权利而不断推动的为自身文化传统正名与弘扬运动的成果。以人类学家为代表的知识界也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略的作用。然而在现实中，在落实针对列入非遗清单的少数人族群特别是非洲裔巴西人的非遗的保护措施时，由于受到西方传统遗产观和由来已久的对国内少数族裔的偏见的影响，以白人中产阶级为主的巴西文化行政官员往往忽视少数人族群非遗持有者的诉求。同时由于受宗教因素影响，国家针对非洲裔巴西人群体宗教实践类非遗的保护措施在地方执行时遇到很大阻力。这就体现出促进权利平等、民生改善与社会融合的非遗清单编制理念在实施时往往受到复杂的宗教、政治、阶级和民族等因素的制约，非遗清单编制和对非遗的其他一系列保护措施的实施不仅需要政府各有关机构的参与，还特别需要提高社区，特别是少数族裔社区和群体在其中的地位，同时利用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支持。
事实上，巴西官方在进行非遗清单编制时对于土著居民和非洲裔巴西人群体文化事象的优先关注和其中的民生导向已经可以被视为一种补偿性政策，是对历史上遭受“白化”政策和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全方位歧视的非洲裔巴西人群体的补偿措施。非洲裔巴西人群体为自身文化传统“正名”的遗产保护运动的背后无疑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诉求，而这种对于巴西历史上的“种族民主”（démogracie raciale）及其严重后果的批判则并非没有现实的依据。根据联合国2016年的统计数据，巴西处于极度贫困状态下的人口的70.8%为非洲裔。2006年，非洲裔巴西人的平均收入约为白人的50%，而到了2014年则仅为后者的40%。2006年，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巴西白人占到白人人口总数的18%，而拥有此类学历的非洲裔巴西人仅占黑人人口总数的5%。据统计，2010年巴西城市贫民区人口的70%为非洲裔。公允地说，正是由于当下巴西存在族群间在经济收入、受教育水平、居住条件和就业状况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上的严重不平等，才使得非洲裔巴西人保护自身文化遗产的诉求和巴西联邦政府通过非遗清单编制改善社会民生，推进边缘群体的社会融入的目的相互契合。
尽管巴西联邦政府已经在教育和就业等领域开始实施有利于印第安人和非洲裔的配额制度，以补偿殖民时期的政策对上述族裔带来的损害，并且这一类的平权措施在进一步深入社会的各个领域，但配额制度在巴西国内还是引发了诸多争议。反对者认为这类政策将肤色制定为社会地位晋升的首要标准，将会在国内引发种族仇视问题。这种关于补偿制度的反对态度和上文所述的一些福音派白人行政官员对于非洲裔巴西人非遗传承的阻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巴西非遗清单编制所牵涉的利益关系和宗教观念等因素的复杂性。具有左翼色彩的国家民族政策与各既得利益阶层之间的矛盾已呈表面化状态。具体到非遗清单编制中非洲裔巴西人文化权利维护的问题，由于文化权利维护和政治经济权利争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非洲裔巴西人在教育、就业和经济收入等方面权益的保障实际上也会相应扩大这一群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权利，并最终通过阶层上升增强其在国家和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和管理权。这就体现出巴西联邦政府带有平权目的的对少数族裔的补偿政策的合理性。这一政策能够为从根本上增强少数族裔保护自身文化遗产的能力提供具体的实现路径。
在国家政策落实的层面上，巴西在市一级和地区一级并没有建立明确的非遗保护资金支持机制，因而保护措施的具体实施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行政官员的态度。从国际经验来看，扁平化的非遗保护资金管理形式值得参考借鉴。这种管理方式由联邦政府直接向持有非遗的社区和群体拨付保护资金，大大减弱了层级化的文化行政模式效率低、受人为因素干扰大等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由持有民族民间传统的社区或团体用民主的形式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也将是克服或减少传统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消除历史所造成的非洲裔巴西人的“侍从主义”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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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世界民族》2018年第1期
学术顾问：俞洪亮 王金铨
主 编：姜恒昆
审 校：周军
责 编：吴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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