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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时代，史官的社会功能极为广泛，他们负责或者涉足的领域几乎无所不包：政治，祭祀，行政监察，天文历算，乃至征战沙场，史官都是有份的。而具体到司马迁个人的家世，根据他的自述：
五帝时代的颛顼帝命南正掌管天文星象，北正黎掌管地宜事务；周宣王时，重黎的后裔失去了主管天文地理的职守，而恢复为司马氏，司马氏先祖自周代起即任王室史官，掌管文史、星卜、祭祀等事宜。司马氏世代职掌周史，但是也应当注意：“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如果一定要说，军事和天文，历算，占星都是司马氏的家学传统。周惠王、襄王的时候，司马氏迁离周王畿内，到了晋国。晋国大夫范武子逃奔秦国，因而司马氏家族转入了少梁这个地方；其直系祖先，是战国中期秦国著名的武将司马错。
而具体到司马迁自己的经历，除了各种丰厚的家学之外，他在年轻的时候对各地的前代遗迹曾经有过亲身考察，比如他曾南游于潇湘沅醴，探访过楚文化巫风的遗迹；也曾经前往过淮泗流域，和孔门弟子一起参观圣人的遗迹，与他们一起练习乡射之礼，每到一地，他都会考察各地的古战场遗址和营地遗迹，以提升其创作内容的可信度。因此相比于后世那些远离前线的军事历史书写者，司马迁是有自己优势的。
“凡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华夷，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氏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
史记花了相当大的篇幅，描写李广在战役大败中的小胜，比如他是如何中石没簇，是如何从失败的出击战中夺马脱身的；以及他带领 少数随从离开大营，被敌方大部队包围之后，是如何镇定地射杀对方将领，指挥部将脱身，但是对李广每一战的具体斩首数量却语焉不详。
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广为圜陈外向，胡急击之，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复力战，而博望侯军亦至，匈奴军乃解去。
不过其他的重要战役，比如河南地，河西等战役的相关情况，司马迁仅仅提及了各路军队将领的名称，大致人数与斩首情况，但是对于卫青是如何取胜的，和其他诸将相比其部属和战术究竟有何区别，基本上不得而知，只能通过某些旁敲侧击的材料，推测出卫霍统领的士卒可能比其他宿将更精锐，卫青对敌情的研究更全面（突袭龙城-后来还有张骞协助），霍去病手下有匈奴将领和为数不少的胡兵等等。而具体到了对漠北之战的描写中，对于关键的技术性细节缺乏描写：
而适值大将军军出塞千馀里，见单于兵陈而待，于是大将军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会日且入，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彊，战而匈奴不利，薄莫，单于遂乘六驘，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
汉军的指挥链为什么没有断，而匈奴人是如何在大风中受到影响，最后两翼被汉军合围的，类似的细节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强调。
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出现类似区别的原因，首先可能是区别于左传时代的记载，司马迁没有第一手的军事经验，没有亲自体验过汉匈战争。不论《左传》的作者是谁，很明显左传的作者是有过相当多的战车作战经验的，所以他能记载战车手是如何将战死同伴的尸体在车厢中放好，如何用长戈扫击对面的敌人，如何用弓箭和敌人对射，以及祈祷不要在车战中骨折，破相，断腿，而且作者就是贵族社会的一员，他很清楚当时贵族们常见的娱乐方式，社交方式是什么，所以作为战争参与者的左传作者，能在相关的场合，大量收集到当时人对于战争的态度和经验。
所以对有的前代名将的描写，在选择记载内容上，还是体现先秦时代其重计谋胜过重技术和细节的倾向，有的内容明显具有小说家或者民间传说的色彩，比如对即墨之战的描写，除了战前故意诱导燕人挖掘死人坟墓，装神弄鬼之外，还有极富剧戏剧性的火牛阵：
“田单乃收城中得千余牛，为绛缯衣，画以五彩龙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苇於尾，烧其端。凿城数十穴，夜纵牛，壮士五千人随其後。牛尾热，怒而奔燕军，燕军夜大惊。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军视之皆龙文，所触尽死伤。五千人因衔枚击之，而城中鼓噪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燕军大骇，败走。齐人遂夷杀其将骑劫。燕军扰乱奔走，齐人追亡逐北，所过城邑皆畔燕而归田单。”
总而言之，在司马迁的时代，对于战争成果和理论的整理已经落入了专人手中，对于一些取得重要胜利的战役，他就直接以诏书或者记功薄一类的信息，替代战斗过程，所以司马迁对于一些技术性细节的记载语焉不详，比如卫青和其他人的区别其实很值得探讨，但是单纯看卫霍和李广等人的传记，能得出的有效信息还是比较有限。反倒是和他有较多交游，但是可能战术落后于所在时代的李家将领们的一些个人战术或者步兵阵型被保留了下来，并形成了精彩的《李将军列传》。
除了军事历史书写者开始远离真正的战场之外，司马迁对李广和项羽的文学化处理，背后有他自己的复杂心理：虽然司马迁服务于大一统的帝国机器，但是鉴于帝国机器对他的迫害，以及他个人的思想观念还有一部分依旧停留在之前的时代，所以对于败给帝国机器的各种失败者：无论是再次推行分封的项羽，还是和外戚名将相比实际战果逊色不少的李广，抑或是田横/鲁仲连等顽强对抗帝国机器的义士，司马迁对于笔下的各路失败反抗者倾注了相当多的情感色彩。
这种态度，还影响了后世的战争书写：用小胜来掩饰大败，用一些极具戏剧性的细节来遮掩要维护者的大缺点或者整体失误，乃至于对民间传闻偏听偏信。这些做法都相当具有迷惑性，但却会在日和的各种官修史书以及民间文学的文本种反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