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古代史官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上不同于两汉。下区别于隋唐。特殊的政治分裂状态导致统治者无暇顾及所有文化事业。
但极为重视史书的修撰。始置专职的史官。同时还诏令有文才的文官兼任史职。如《史通》所言：
“但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涌失路。灵均当轴。每西省虚职。东观伫才。凡所拜受。必推文士。”
其史官不仅仅只是史官。同时大多数还是当时著名的文士。由此史官制度也就与文人、文学有了直接的关系。
巫、史的分离及本文的研究对象先秦是中国文化由原始文化向理性文化过渡的阶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
即产生于这一理性化的过程之中。史官的历史发展大致经历了早期的巫史合一到巫史分工合作。
的承担者和文学的创造者。他们能通神鬼。掌管祭祀。驱祸祈福。还能预测国运、预卜战争。《国语？楚语下》引用观射父之言曰：“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攜贰者。
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
殷商时期。巫不仅掌管祭祀、占卜、医药。而且还创作咒语、歌谣、诗歌、二、选題意义魏晋南北朝是文、史大发展的时期。
不仅史学取得繁盛的成果。发展为独立的门类。文学亦得到巨大的发展。进入自觉的时代。
两汉时期。
社会安定。国家统一。经济、文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适应大一统的政治。
司马迁的《史记》就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了。“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己”《史记》即是承继《春秋》精神发展而来。西汉灭亡。东汉兴起。
为颂扬汉德。班彪、班固、班昭等人合力完成《汉书》的编撰。“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夂把儒家经典奉为至尊。
《史记》和《汉书》。无论是在体例上还是在写作手法上。都具有开创意义。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这一时期还有不少史家和史学成果。如陆贾《楚汉春秋》、荀悦《汉纪》、官修《东观汉记》等。
但是。两汉时期并没有设置专职的修史官。司马迁继父任为太史令。“掌天官。不治民”气其主要职责是“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
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可见。
司马迁虽是在太史令的职位上编撰《史记》。但并非本职：班固任兰台令史。并在职上撰写《汉书》。
但兰台令史的专职主要是“掌奏及印工文书”＇“掌书劾奏”％“校书定字。比夫太史、太祝。
职在文书”＇编史亦非他的职责。其他诸如刘向、扬雄等人。皆以别职撰史。不是专职史官。史学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呈现出与两汉不同的面貌。不仅表现在史家的繁若星汉、史书的惊人数量、著述形式的层出不穷。
而且更为典型的是史学不再是经学的附庸。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门类。同时还经历了与文学合、离的过程。
而要求重新写过。于是乎每一个新时代必有好些根据其时代精神所修改的新史书。”１而儒家思想权威地位的丧失。
伴随着史学的繁荣发展和独立部类的逐渐形成。史官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表现出不同于以往史官制度的独有特色。同时。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朝代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其一。始置专职的修史官撰史。两汉时期。虽然诞生了两部史学巨作。但并没有设置专职修史的官员。
“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是始有其官。隶中书省。”＠这是中国历史上由朝廷设置专掌国史修纂之官的开始。
结束了两汉以来有其名而无其官的现象。著作郎官专掌史职。同时还掌管起居注。有专职和兼职两种。
专职著作官为著作郎、著作佐郎。兼职著作官“以别职知史务”。多是皇帝身边或朝中富有才学的官员。
其二。始置专门的修史机构。即著作局。掌管史事。西晋时期。置著作局。隶中书省。后改隶秘书。东晋沿袭。
则秘监职司其忧。其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亦有虽为秘书监。而仍领著作郎者史官的选任、职能、官秩有了具体的规定。
修史制度日趋完善。史官地位逐渐提高。其三。史官修史如同私撰。两晋时期虽设置了专门的修史机构和修史人员。
但著作制度松散．著作官多兼任。流动性大。修史活动断断续续。虽始于官家。终成于私家。如干宝《晋纪》、王隐《晋书》等
其四。北朝史官能文能武。魏晋南朝以及唐代的史官都以文史才学见称。而北朝著作官不仅富有学识。
而且还行兵打仗。多加将军号。如崔浩。不仅“少好文学。博览经史”Ｓ。任著作郎。撰录国史。
文体形式的多样化。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蓬勃发展。对文学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和探索。无不与文学的自觉联系在一起。
特殊的时代环境造就了特殊的文学面貌。小说的大量涌现、文学批评的繁荣、史传文学的发达、骈文和杂传的大兴等。
无不体现自身独特的个性。魏晋南北朝历时近四百年。基本处于分裂状态。战乱此起彼伏。一方面统治者无暇顾及文化事业。
文学摆脱政教的束缚。成为抒发情感的工具。追求艺术性；另一方面极为重视史书的编撰。建立史官制度。
为政权服务。大量文士入职史官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文学创作和史学工作具有相似性。以至于二者可以兼为。
但文学创作与史学工作又不能完全等同。二者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史官需客观的叙述事实。秉笔直书。
而文学家需要具有较强的想象力。作品富有抒情色彩；史官需有科学家般冷静的头脑。尽量不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情感。
而文学家则将狂热的情感倾注于作品中。富有强烈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史书在语言上“尚简”、“用晦”。
贵在严谨。而文学作品追求语言的华美。讲究排偶工整。大量文学家参与史书的撰写亦导致了一些弊病。
刘知幾在《史通》中对此作了较严厉的批判。与史官制度联系最为密切的非小说莫属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整体来看。
史官的文学创作是这一时期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史官与其他文官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史学素质。
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官还具有较强的文学才能。如刘节所说：“从三国起直到隋末。凡是文人。
很少与史学没有关系。所谓‘才堪著述。学综文史’的。都网罗在史家之列。”１这一时期的史官中有很多都是当时著名的诗人或小说家。
如潘岳、陆机、张华、张载、张亢、孙绰、郭璞、孙盛、干宝、沈约、任昉、裴子野、刘孝绰、徐陵等。他们是史书撰写的主体。
同时也是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员。作为文才与史才兼擅的史官。身处动荡不安、士族专势的政治风浪中。
对他们自身的史学活动和文学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领了一时的撰史大潮和文学风气。对文学的演进有重要的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史书的文学性是这时期文史交融的一大亮点。但考虑到有关研究成果己颇为丰富。故不将之作为论文重点。
研宄现状我国的史官制度起源很早。历史悠久。在中国古代史学、文学的发展历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刘勰到刘知幾、马端临、郑樵等。研究者代不乏人。发展至明清时期更为兴盛．名家辈出。如顾炎武、钱大昕、章学诚等。
对后世研究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２０世纪以来。陈寅恪、唐长孺、余嘉锡、周一良等先贤更是专注。
为胡保国、牛润珍、许兆昌等后代学者的研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史料。部分海外学者亦有所论及。
他们分别在《中国史学思想的发达》、中论述了中国古代史官的设置和职掌。但是。
有关史官制度与文学关系的研宄。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其成果微乎其微。
综合研究方面
导致了杂传的大量涌现。但王相飞在《南朝选官制度与文学》一文中认为“撰名臣传是到职后的工作。
而非作为入仕著作郎的必要条件和选官要求”对刘湘兰的说法持怀疑的态度；李德辉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汉魏六朝文馆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研宄”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又曰：“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
职务咸异。黄帝之时便有史官的说法虽不一定可信。但史官在中国出现很早却是事实。梁启超说：“泰西史官之建置沿革。吾未深考；中国则起源甚古。其在邃古。
如黄帝之史仓颉、沮诵等。虽不必深信。然最迟至殷时必已有史官。则吾侪从现存金文甲文诸遗迹中可以证明。”
据现存文献无法准确的推断出中国最早的史官制度成于何时。但至迟在殷商时期已经形成。通过分析早期史官制度的演变过程。
有助于我们了解魏晋南北朝史官制度对前朝的承袭以及自身的独有特色。魏晋是中国史官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
专职的史官著作官始置于曹魏。专门的修史机构著作局始置于西晋。但修史并不是著作官独负全责。
以他官兼职史官或参与修史活动的文官亦不少。他们共同为这一时期史书种类和数量的激增以及史学的蓬勃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